“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非暴力抗争”的创立者是领导印度赢得民族独立的圣雄甘地。“非暴力原则”基于这一理论：“用正义的手段，才能实现正义”。经过100多年许多国家民众的努力，“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联合国将10月2日定为“国际非暴力日”。 美国学者吉恩.夏普毕生投入非暴力抗争研究，被誉为“全球茉莉花革命的理论推手”，“非暴力抗争理论大师”，他整理了非暴力抗争的198种方式，对许多国家民众的启发影响很大，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型到“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都被视为非暴力抗争创造性的实践和典范。 同样，非暴力抗争正在成为中国民众反对极权统治最基本最重要的抗争方式，并且日益显现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比如彭立发先生在北京四通桥上的英勇无畏；比如南京传媒大学的李康梦无言而坚定举起第一张白纸，迅速蔓延至全中国各地，短短几天传遍全世界…… 笔者以为，非暴力抗争不仅是我们当下反对极权国家的最主要抗争方式，而且对中国未来能不能和平实现中国政治转型并取得民主的巩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非暴力原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 首先，坚持非暴力抗争不仅是反抗极权统治的现实选择，而且是推进中国政治和平转型的基本原则。 “非暴力抗争”是普通民众都可以加入的日常生活中可行的基本方式，它具有现实性、广泛性；非暴力抗争的具体形式有多种多样，对民众来说容易接受、容易运用、容易传开，而对极权统治者来说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而难于事先防御。因此，非暴力抗争越来越深入人心深入民间。我们今天开展非暴力抗争的目标是结束中共极权统治，争得人权保障、争得公民权利。在这个目标下，推进民间各种力量的团结联合不仅必要而且也不那么难。 但是，如果用今天、明天、后天，来比喻中国政治转型的整个历史过程的话，那么，非暴力原则是我们在整个推进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非暴力抗争是我们今天的唯一选择，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枪，也不仅因为这是道德理念的要求，它还是我们为着走向明天——推动宪政民主过程的需要，同样是我们的后天——在和平化解民主转型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民主巩固的需要。 因为，专制极权的崩塌不等于宪政民主的自然实现。明天，我们还面临着专制国家垮台后的清理废墟垃圾，建设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这可能是比推翻极权统治更困难的一个过程。 当未来中国进入后中共时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提出各自不同的要求，那时我们面对的矛盾分歧的复杂程度也许是空前的、超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那时我们怎么面对？怎么化解，怎么合作？或许和平理性地沟通协商合作，更有那时当下的现实紧迫性。 由此，站在明天的角度看今天，我们今天坚持的非暴力抗争行动就既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选择，也不仅仅是抗争的策略选择；而是我们要始终一贯坚持的基本理念和行动原则。这就是说，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儿女辈，孙子辈的根本利益而考虑，明天我们也必须坚持非暴力原则。 如果说今天我们坚持非暴力抗争，是为了反对“极权专制暴政”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坚持非暴力原则，是为了反对“多数暴政”，为每个人的人权保障、为实现每个人的公民权利而努力。 如果我们在今天、明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始终坚持理性思考，学会以自由民主法治理念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能为后天民主的巩固打下良好而坚实的基础，使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不至于再像100年前那样，被一系列的事变而打断。 其次，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但我们也会始终面对暴力问题。我们该当如何？换句话说，暴力现象将在中国政治转型过程的各个阶段上都会出现，我们将如何面对与处置？ 今天我们谈论坚持非暴力抗争时，都知道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是非暴力抗争的典范和英雄。然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典范成为榜样，在某种角度上说，是因为他们反对的那个强势力量，有人道文明的最后底线，并没有杀害他们的生命。而反观中共，被中共杀害的林昭、遇罗克、刘晓波等，1989年6.4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们，有哪一位是采取了暴力行动的，没有！但是，他们都被极权统治当局夺去了生命。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着毫无人道文明底线、世界上最野蛮最残暴的邪恶力量。因此，当极权暴政的屠刀高高举起时，坚持非暴力原则并不等于取消民众反抗屠杀而展开的自卫行动权利。前些天贵州省苗族民众的行动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为贵州省苗族民众叫好。正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毫无底线的极权暴政，坚持非暴力抗争的处境会更加严酷更加艰难，所以坚持非暴力抗争需要更坚定的信念、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更长期的韧性的努力，要团结更多的人一起行动。 同时，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暴力现象，也将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许多人包括国际社会都担心，有朝一日中共突然垮台、突然出现权力真空，中国会不会乱？ 从国际社会角度说，中国一旦社会秩序崩溃、中国难民突然大量涌向亚洲邻国，涌向欧州美洲，那世界就不得安宁。 从国内看，中共几十年的作恶，在全社会埋下了深深的仇恨。当统治崩溃时，长期积压的仇恨一旦爆发，人们的复仇愿望很自然转化为本能的暴力杀戳行为，那时的中国民众将又被卷入血腥动荡之中。因为，中国没有法治文化传统、没有全民性的宗教力量引导、没有超越世俗政治的、具有全民信服力的结构性人物来有效引导人们的行为。比如像西班牙转型时的胡安卡洛斯国王、比如日本天皇式的人物等。由此，担心中国会乱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绝不是维持极权政权继续统治的理由！ 相反，这正需要我们坚持非暴力原则，反对暴力杀戳。即努力运用法治力量，一方面将祸害人民的极权统治集团犯罪者诉诸于法律，依法审判、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尽可能地团结极权体制内外一切希望中国和平转型的人们，加强联合和协作，努力维持经济社会运转的正常秩序，尽可能地减少暴力行为，降低社会动荡程度，努力减少中国政治转型的社会代价。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切实支持，帮助中国人民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 并且，当明天来到时，或许原来共同一致反抗极权统治的各种力量，面对多元化的诉求和利益关系时，会出现不同意见甚至矛盾冲突。我们更要理性地面对，任何时候都坚持民主协商，坚持非暴力原则，绝不试图用暴力行动来解决问题。 第三，坚持非暴力原则需要我们提升自身素质。 和平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自身要具备相当的文明素养。推进政治转型的过程也是我们自我教育、自我反省、自我提高的过程。 最根本的是防止用极权思维反极权。从大陆到海外的中国人，从小到大接受的几乎都是极权国家的学校教育，极权意识形态的灌输贯穿于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不可否认，极权意识形态和极权思维已经给每个人打上深深的烙印。因此，坚持非暴力抗争，追求自由民主宪政的人们，首先需要自我消毒，不断吐出从小被灌输被洗脑的“狼奶”。比如极端思维、唯我正确、强调思想统一，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成王败寇、非黑即白、不择手段、等等，等等。 比如，中共给人从小到大灌输“仇恨”教育，用“仇恨”意识毒害人心，仇恨心理会使人极为冷酷无情，难以培养起善良仁慈的共情能力与同理心，甚至由仇恨意识滋生反人道反人性的恶魔心理。例如面对9.13的反人类恐怖主义罪行，中国不少人竟然欢呼叫好。一旦仇恨意识支配心灵，或者遇事便易怒暴戾，动辄口出恶言，污秽性骂成了口头禅，或者对不同意见者恶语相向；或者不讨论观点而专攻击人身。这些情况，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屡见不鲜。 再比如，极权统治者强化自秦以来的帝王大一统意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中毒甚深。这将在中国未来民主转型过程中，难于理性平和地处理好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地方民众各有不同愿望诉求的问题。只有自觉清除“大一统”思想，充分尊重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首先是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才能清醒地做到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别人，不被极权统治利用来伤害不同族群的民众，揭露他们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名义，实施变相种族灭绝、残酷迫害不同族群民众的罪行和谎言。 最后，开阔我们的视野和心胸，吸收一切有益于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思想营养和理论知识；真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学会妥协、学会接受、学会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新冠疫情结束仅仅半年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几乎自我实现了中国人过去几年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不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越加排斥的厌恶感相比，例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讲中质疑是否能与中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一些人似乎毫无觉察，对变局似乎乐观许多。 几年前，他们还在谈论中国的供应链霸权，以为可以凭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为中国生产的口罩和疫苗对世界人民来说无可替代。当从建立伊始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盟意义的金砖组织扩大到11个成员国后，他们又开始憧憬所谓“世界新秩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半年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可能重塑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秩序。 这些认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的。或许也因此，他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或者去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悄然转变。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可以用诸如中国经济的“僵尸化”、“四十年增长模式的终结”、或者“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来形容。这些从中国封闭体制传出来的声音，符合无数中国人民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日常感受，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大势已去。 中国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分裂才是危机所在 然而，相较经济层面的外部脱钩和大萧条迹象，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即内部脱钩的进程已经展开，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这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且其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 所谓内部脱钩，自然比外部脱钩隐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欧之间围绕脱钩问题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掩盖，也没有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和资本限制那样可明确划分的“小院高墙”，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政治信任的丧失。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也是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 当然，这个互信的丧失，不止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也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而是过去十数年以来不断积累、强化的，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的。这种自毁型倾向，不仅以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和“新历史决议”体现出来，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动态清零”期间充分暴露，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的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自毁倾向从何而来？ 换言之，三年“动态清零”对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传播，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最近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轻描淡写地以所谓新冠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形容清零政策的长远后果，不过是自欺欺人。当然，如果相比苏联体制的自毁型倾向，即内生于国企模式并充满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耗竭倾向，如果仅仅将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的僵化与苏联1970年代后的停滞相比较，只能说这些经济学者以及相关政策是多么颟顸守旧、犹豫无能。 只要将过去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放在两千年的政治传统脉络中，这种自毁机制的源头和历史就很容易自动浮现出来，那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政治内核，先后贯穿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相隔千年的变局之中。始作俑者，当然非王莽莫属。其中关键，就是号称大儒王莽的大伪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汉末年，以激进的复古主义话语和政策招致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失败。 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历史评价来看，习从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国儒家“模仿政治”的开始，甚至是今天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败”可谓前无古人，这一失败甚至带来了东亚体系的形成，例如高句丽的独立，也大大超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后的今日中国，以无论性质、还是规模或者颠覆性均可匹敌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着一场“千年变局”。 也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里，面临着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也就是内部脱钩。其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与王莽时期几无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过去十余年中国形成的新毛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王莽式的激进复古主义。只不过，在当下中国，这种复古，是以毛泽东的文革乌托邦为范本，试图统一所谓“前后三十年”，并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内含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两条基本路线的矛盾，类似王莽时代的“古今文之争”，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萧条背景下愈加趋向不可调和。 其次，却是根本的，类似王莽主政时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国过去十余年在“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指引下进行的激进国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带来的混乱，分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纳，也切断了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甚至青年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 这种控制一切、断绝协商的态度，不仅从2012年以来先后针对公民社会、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精英，也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覆盖了所有人民，更表现在对外协商的贫困，对日、韩、澳、美等国视同敌国断交一般，以至于在中美贸易战、台海关系等重大问题、或者如孟晚舟、福岛核电站排放等诸多偶发问题上，都几无例外地趋向高度对抗和关系脱钩。 然而，更深层的分裂还发生在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发生在强大列宁主义政党控制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如内藤湖南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但凡权力过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权与儒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必然大乱。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后的大半年里，中国的官僚集团被卡在强调安全的“底线思维”与经济恶化现实的缝隙里，计无所出，近乎躺平。 结果，为稳住外资、民企、促进内需而颁布的“31条、20条、24条”，不敌一条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间谍法》和煽动民众恐慌的反对福岛核电站排放的宣传外交，包括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在内的几大社会集团似乎全体躺平，中国政治气氛陷入了仿佛西线无战事一般的虚假寂静。而在这一微妙僵局的背后，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内部脱钩正在悄悄发生。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法国‘费加罗报’发表对中国独立政治学者吴强专访。文章介绍作者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仍敢于讲话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之一”，这位50多岁的前清华大学教授曾因前往香港观察“占领中环”民主运动而被“无端开除”。他为‘费加罗报’分析了中共政权现状、以及北京当局对乌克兰以及对台湾的战略。下面是部分内容。 记者问吴强如何评价习近平时代的政治体制？吴强认为，一言以蔽之：“我即国家!”2013年登台的习近平终结了邓小平时代启动的改革开放。彼时民间社会还有喘息的空间，今天已不复存在。现在，党想要控制一切。习近平千方百计防止中国发生“颜色革命”，为此他改变了党的性质，以便掌控所有权力杠杆。一个党，一个领袖，这是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释放的信息，它确立了习近平的绝对权力。 然而在随后的几周里爆发了全国性的示威游行。对此，吴强认为，这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只持续了一个月，11月底，反对“清零政策”的示威者迫使政权让步，尽管它并不承认这一点。这一“白纸运动”因示威者手持白纸抗议审查制度而得名，测试了这个政权实施社会控制的极限，这就是习近平权力的悖论，他要求获得一致的支持，即使少了一个支持的声音，也会显得软弱。从那时起，虽然政权给了社会一点喘息的空间，但中国已进入后极权时代，习近平的统治没有对手。 关于中国还会不会爆发白纸运动的问题，吴强指出，党认为它已经粉碎了公民社会。但是“白纸运动”的核心是由散布在全国各大城市的约1亿人组成的新无产阶级，他们是抗议活动的温床。这些人可以随时再次动员起来。 如何看马克龙呼吁中国向俄罗斯施压？吴强认为，马克龙在自欺欺人，他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不同，而没有看到两国关系的深度，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共谋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只是处于一个持久联盟的开端，就像19世纪英国和美国之间出现的联盟，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北京和莫斯科都对西方深感不安。中国的战略家们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遇到的挫折感到震惊。这让他们想起了1991年苏联解体时产生的冲击。根据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Mackinder）1912年提出的理论，中俄两国正在形成背靠背的联盟，并通过强化与中亚的关系来创造一个欧亚空间。 记者问中国是如何看待乌克兰战争的，吴强表示，中国实质上支持俄罗斯，尽管它避免直接地大规模地向俄国提供军事援助。中国的调停建议是其帮助莫斯科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台湾则是北京瞄准的目标。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主权与民主的关系。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以历史的名义否认乌克兰的主权，这也正是中国所要做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开创了一个有用的先例，实现“统一”台湾无异于旨在用一个中国大同（Pax sinica）取代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美国大同（Pax americana）。 这位学者认为，因为经济放缓人口减少，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未来五年对中国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困难还将加剧，中国政府可能会打民族主义牌，而印度也将崛起，这意味着北京不得不同时关注西方和台湾两条战线。因此，最危险的时间应是2027年前后。从现在起到那时，中国将争取相对缓和的关系，包括与美国的关系，以防止被孤立并加强国内实力。 欧洲对北京有多重要？吴强认为，欧盟对中国潜在的关闭大门是北京最担心的重大问题，因为中国仍然需要获得新技术。欧盟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仍对中国开放的地区，而美国正在对中国关上大门。 在访谈最后，吴强谈到如今中国大学的政治学者除非传达当权者的意旨已经无法发言。但他并不害怕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家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己一直在做学术分析，有专业的动机。从理论上讲，这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而且客观上，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有必要。 他本人是否受到什么压力？吴强说，在20大和3月份的两会开幕之前，北京市公安局的政治警察曾警告过他。要求他不要对20大或两会发表评论，也不要与国际媒体交谈。
一个人过百岁，很长寿了，尽管现在医学发达，但离死亡也不远。一个政党过百岁，虽非罕见，但百岁后还在执政的，确实不多，除像美国这种两党制国家，两个政党轮流执政，即使在多党制国家，政党百岁后仍然不时上台执政的，并非常见。 中共在刚过去的七一，已经102岁了。由于不是逢五遇十，当局没有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它的党员人数已达9800多万，无疑是世界最大的政党，即便把它算做一个国家，也排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前15个国家之列。我这么说的意思是，管理这样一个大党，的确不容易，管理14亿人口的大国，更加不容易，某种程度可以理解当局不得不采取某种非常规的手段和方式。 然而，这绝非表明中共目前的统治模式是合理的。如果把长寿看作一种成功，在中共百岁时，我曾撰文解剖它成功的“秘诀”；以专政为工具的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意识的谎言、欺骗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洗脑和思想控制，对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娴熟运用以及数字极权，外加好运。 中共党内面临严峻挑战 中共号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它却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分支中最激进一派也即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原则成立的，列宁的建党原则本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这样看来，毛泽东在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建立的极权统治，其实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没什么奇怪的。改革开放后，一方面接受毛极权恶果的教训，另一方面为融入全球体系，虽然中共的等级制没有本质改变，可这种等级制确实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有所松动。无论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还是一般党员的日常党内活动，除了某些特殊时期，所体现出的等级制和思想的控制都不严格。自由的空气和组织原则的相对宽松一度使这个党表现出某种生机与活力。 然而，也正是此种自由和相对宽松，让中共陷入了某种岌岌可危的情形。我说的岌岌可危指的是，在胡锦涛后期，党的理论家对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鼓吹，党员尤其党的领导干部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相当程度的认同，社会自由主义思潮的强大，以及民间力量的觉醒，导致党内思想非常混乱，让保守势力忧心忡忡，恐惧异常，认为党很可能在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在党员的自由化中变质。腐败是另一个威胁党的“毒瘤”，腐败不除，不但党将不党，国也不国。习近平就是在此种岌岌可危的情形下执掌党魁大位的。 严峻的还有，由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侵袭党内高层，在中央的权力结构里，特别是最上层的权力寡头中，出现了“九龙治水”格局，即九个常委各管一摊，在各自的分管领域，每个常委都有绝对的权力，并不听从总书记的指令，后者的权力被大大弱化，不但无法约束其他常委，号令出不了中南海，甚至有实力的地方诸侯也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从而造成党内政治生活的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为党内野心家的出现准备了适宜的土壤。胡执政后期，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在路线和政策上公然和中央唱反调，并得到如周永康这样的中央要员支持。这对强调严密组织性和政治纪律的中共，简直匪夷所思，绝非好事。 习近平大动作改造中共 习近平如像胡锦涛一样，无所作为，击鼓传花，只想平安渡过十年，到点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任，不想如何为中共守江山，党的确有可能在他手上寿终正寝，就像一些人鼓吹的，执政超不过70年大限。但另一面，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超日，坐上全球第二把交椅，习两年后上台，胡留给他的是一个国力看似蒸蒸日上的国家。假如因为党的问题，使他成为最后的总书记，用民间俗语说，只能怪他的命有点背。若不想党亡在自己手上，就必须对它动大手术。习选择了后者，外界无从知道这是由于他红二代的身份天然有这种救党的使命感，还是因为他自忖有这个义务和能力，可以把党从思想和物质的双重腐败中救出，总之，他这样做了。 习是从两方面对中共体制进行改造的。一方面是在组织原则上强化中共原有的等级制，把它推上一个极端；另一方面是在思想上重回左翼意识形态，打造一个主义，即习思想。列宁的建党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又服从谁？没说，全看实际状况。共产党的中央组织一般指的是中央委员会，但中央委员会一般一年召开一次全会，所以在它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替中央委员会行使“发号施令”权力，所以实际的中央指的是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则实行集体领导。有些共产党政治局再分出一个常委层级，有些没有，如越共只有政治局，没有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原初意义，只是中央会议的召集人，他的权力比起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员来，并不大，即使大一些，也不会太多。在思想相对解放和开明的时期，总书记和其他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权力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中央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决策由全体政治局委员或常委做出。故中央的上面，没有再服从谁的问题，但后果有可能造成总书记的地位弱势，如胡锦涛一样。 习通过集权，将总书记的权力强化乃至神化，把共产党的等级制推到极致，变成中央服从他一人，全党服从他一人。这个发展过程是，总书记——党中央核心——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定规立矩，将习的地位载入党章，让拥护他的领导成为每个党员的义务，不服从和妄议就违背了党章，从而让他成为一个无冕皇帝。除了没有三宫六院，没有磕头跪拜的仪式以及不可随意杀害生命——毕竟现在是21世纪，他真实的权力和对权力意志的使用，和古代的皇帝没有任何差别，甚至还有过之。 习治下的极权政体摧残国家 习确立起了一个领袖的地位，还要打造一个主义，没有主义或思想的支撑，领袖的地位是不牢靠的，党的统治也不稳固，所以习要从思想上对中共进行根本改造，胡当政时期，在不挑战中共统治的前提下，有着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现在统统被习扼杀，他全面管控舆论和思想，只允许一种声音和主张的存在，即使有人想对党和习歌功颂德，若不是按照当局心仪的方式，用当局喜欢的语言，也不允许。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从媒体到学校，从艺术到历史，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处弥漫，不留死角。对于管制留下的思想空白，当局从过时的历史垃圾场中检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和传统文化的糟粕同所谓新时代结合，建立起自认为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新意识形态”即习思想去填补，把它灌输给大众，尤其是党员，成为党的“圣经”，不可丝毫怀疑。对敢于挑战当局的思想管制和习思想的人或者行为，则进行严厉打击。 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再加上早就存在的一个政党，三位一体的极权政体就这样诞生了。客观评估，习对中共的两手改造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成效。如今的党已成为习推行思想专制和极权统治的工具。然而，正如一个人过了百岁身体和意识、思维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僵化一样，102岁的中共，在习的改造下，各项机能也在加速退化，越来越没有生气和活力。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三年疫情期间，整个党居然毫无办法阻止习对国家和社会的摧残，从而让人看清这个百年大党的垂垂老矣。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天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4月中国制造业出现意外的收缩。造成中国当今经济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强硬措施推行了三年的防疫政策给经济造成的严重打击。国际媒体注意到现在中共正在忙于改写历史，称那一灾难性政策取得重大成就。 经济景气恢复进程4月见挫折 按照中共当局的宣传性说法，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的领导下，中国经济自疫情管制措施取消以来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中共当局的宣传也罩不住严酷的当今现实，其中包括连续三年强制推行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元气大伤，就业形势、尤其是年轻人、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失业普遍。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4月30日星期天，路透社从北京发出报道说，“官方星期天发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活动4月份出人意料地收缩。这一局面给中国政策决策者进一步增添了压力。他们要设法提振举步维艰的经济，以便在全球需求不振和中国房地产市场行情持续疲软之际获取疫情之后的经济增长。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据显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3月份的51.9下降到49.2。低于50点意味着当月制造业活动收缩，高于50点则意味着扩张。” 同一天，《日本经济新闻》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发表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比前一个月下跌2.7点，跌至49.2点。这在4个月内是首次跌破制造业活动增长和收缩的50点分界线。下跌是由于新订单减少。为封杀新型冠状病毒而采取的‘疫情清零政策’终结之后经济复苏的节奏正在放缓。” 清零政策三年自我戕害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境，其中包括国内需求不振，在很大程度上跟2020年从中国武汉大爆发并传遍全中国、随后传遍全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关。即使是中国当局以及中共控制下的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然而，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普遍指出，中共当局力图把三年疫情描述为飞来的横祸，是一种自然灾害，然而，从2020年开始的三年疫情跟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共当局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一样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 批评者们说，在疫情初期，也就是在最有可能将疫情扑灭于萌芽状态从而避免给全中国和全世界带来大灾难的关键时期，中共当局动用国家力量，卓有成效地全力封锁疫情消息，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不知不觉间感染了病毒，导致疫情大爆发，大扩散。 批评者和各方的观察家普遍指出，在疫情大爆发之后，中共当局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疫情清零政策，动辄对人口上百万、上千万的地区和城市进行封城，对全国十几亿人的行踪进行紧密监控，很多得急病的人因为防疫只能在家里等死，擅自治病救人的医生会受到处罚，甚至被判刑。 媒体报道和网络消息显示，疫情清零政策实施期间，一些被封锁在家没有食品的人出去买食品时曾经遭到政府雇佣的打手殴打；大量工厂停产，无数人失去工作收入，只能消耗积蓄，没有积蓄的人只能听天由命自求多福；中国政府拒绝像西方国家一样给民众发放纾困金，而且官方媒体表示，西方国家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给纳税人纾困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推行了将近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到底使多少人有病不能去医院而死于非命，有多少企业破产，目前仍是中国政府守口如瓶的国家秘密。 目前，虽然各国采取的各种应对疫情的政策成效如何仍有待于研究者的详细比较研究和评估，但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指出，中国采取的疫情清零政策毫无争议是全世界最严厉的，最僵硬的做法，不讲基本人道的疫情清零政策给民众、给经济造成的损害也是最大的。 大灾难就是大成就 去年11月，中国民众对中国当局以动辄封城为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忍无可忍，中国许多城市众多年轻人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自发的抗议，中国在12月突然全面取消了该政策。 自称对中国的防疫“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在会晤来自欧洲联盟的高级官员的时候也亲自承认，中国年轻人对他掌控的中共当局的疫情清零政策不满。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没有为此道歉，反而对它所认为的抗议领导者进行抓捕整肃。 在中国国内外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国防疫是大失败、是不讲科学、白白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的痛苦，给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之际，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共当局不但全面禁止媒体提及当局给民众和中共经济造成的巨大伤害，而且不遗余力地改写历史。 4月30日，日本主要报纸《读卖新闻》从北京发出报道说：“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出现了赞美习近平政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策的记述。人们认为，习近平政权通过这样的‘成果’记述来强调其正当性。 “今年1月出版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栏目记述了（习政权）‘在与疫情战斗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综合实施感染预防与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果’等等。” 《读卖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当局连续三年推行的‘疫情清零政策’去年12月突然改变，导致感染爆发，引起社会混乱。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网民提出疑问，说‘教科书不能信’、‘现在还不断出现感染者’。”
今年中共百年党庆前夕，官方出版一本书，书名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据官媒报道，这本书摘自习近平2012年11月15日至2021年4月27日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等，涉及220余篇文章，其中部分内容是首次公开发表。换言之，部分内容来自中共的内部会议或习近平所做的内部讲话。 其中一段内容颇为引人瞩目，习近平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杂音噪音。有的说什么‘过去五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够充分了，今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出现这些奇谈怪论，有的是政治上糊涂，头脑不清醒；有的则是别有用心，自身不干净，企图蒙混过关。” 习近平竟然把“发展党内民主”，说成是杂音噪音、奇谈怪论。而“党内民主”一词，曾经是胡温时代经常提到的术语，惟需继续推进。习近平对此不仅讥讽，而且拒绝。习近平口中的“集中统一”，就是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代名词。这证明，习近平热衷集权、大权独揽，而明确反对党内民主。也就是说，他宁愿朝后退，而拒绝往前走，等于自曝他当权后倒行逆施、大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底蕴，即他顽固的极左和毛左思维。 平心而论，党内或者党内高层有人提出“过去五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够充分了，今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理性、务实而前瞻的声音，符合社会期待也符合时代要求。如果习近平能够采纳这样的建议，在他第一个任期充分集权后，进入第二个任期，推进党内民主、进而有序推进国家民主化，完全可以成就一番千秋伟业，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但习近平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口拒绝党内民主，反而强化对内镇压、对内威胁的极权统治，甚至悍然砸毁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不仅在国际上招来广泛的批评、谴责、制裁和围堵，而且在党内也招来普遍的反感、不满、抵触和敌意。内外受敌，自取其祸。 习近平指责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的人是“政治上糊涂，头脑不清醒”。其实，稍具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得出，习近平本人才是“政治上糊涂，头脑不清醒”，其思维和施政完全落后时代、脱离时代、背离时代。他自己的种种说法陈旧腐朽不堪，拾毛泽东过时的牙慧，对当代中国而言，正是不折不扣的杂音、噪音和奇谈怪论。 习近平甚至指控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的人是“别有用心，自身不干净，企图蒙混过关”。根据书中的记载，习近平讲这番话是2018年1月在中纪委全会上。当时，习近平伙同王沪宁和习家军正暗中谋划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随后在2月提出，到3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就强行通过。 这证明，别有用心和企图蒙混过关的，恰恰是习近平本人。他借口“从严治党”，高举选择性反腐的大刀，恐吓党内同僚，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术治人，逼使近三千人大代表举手通过修宪决议，从而为他的恋权不走、长期执政打开了政治缺口；以“集中统一”为名，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成功复辟了一人独裁。 至于习近平指控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的人“自身不干净”，习近平，还包括栗战书等习家军，可以自问：你们自身干净吗？你们如何解释，你们各自家族在香港和海外遍布的资产、财富以及移民的家属？你们为何悍然拒绝民间要求公布领导人和官员财产的呼声？ 习近平诈称“打铁还需自身硬”，视党内同僚如愚痴，仿佛哄骗三岁小孩。其实，通过习近平所讲的拒绝党内民主的这番话，就完全暴露习近平极端的自私自利：为了实现个人独裁、大权独揽、长期掌权，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甚至于，不惜牺牲党的利益，葬送改革空间，把这个百年大党置于空前险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