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產品 美國擬對澳加征12.5%關稅
2026 年 6 月 4 日
「非暴力抗爭」的創立者是領導印度贏得民族獨立的聖雄甘地。「非暴力原則」基於這一理論：「用正義的手段，才能實現正義」。經過100多年許多國家民眾的努力，「非暴力抗爭」的原則已經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聯合國將10月2日定為「國際非暴力日」。 美國學者吉恩.夏普畢生投入非暴力抗爭研究，被譽為「全球茉莉花革命的理論推手」，「非暴力抗爭理論大師」，他整理了非暴力抗爭的198種方式，對許多國家民眾的啟發影響很大，從前蘇聯東歐國家轉型到「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都被視為非暴力抗爭創造性的實踐和典範。 同樣，非暴力抗爭正在成為中國民眾反對極權統治最基本最重要的抗爭方式，並且日益顯現出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比如彭立發先生在北京四通橋上的英勇無畏；比如南京傳媒大學的李康夢無言而堅定舉起第一張白紙，迅速蔓延至全中國各地，短短几天傳遍全世界…… 筆者以為，非暴力抗爭不僅是我們當下反對極權國家的最主要抗爭方式，而且對中國未來能不能和平實現中國政治轉型並取得民主的鞏固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非暴力原則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基本理念 首先，堅持非暴力抗爭不僅是反抗極權統治的現實選擇，而且是推進中國政治和平轉型的基本原則。 「非暴力抗爭」是普通民眾都可以加入的日常生活中可行的基本方式，它具有現實性、廣泛性；非暴力抗爭的具體形式有多種多樣，對民眾來說容易接受、容易運用、容易傳開，而對極權統治者來說具有突發性、不可預測性而難於事先防禦。因此，非暴力抗爭越來越深入人心深入民間。我們今天開展非暴力抗爭的目標是結束中共極權統治，爭得人權保障、爭得公民權利。在這個目標下，推進民間各種力量的團結聯合不僅必要而且也不那麼難。 但是，如果用今天、明天、後天，來比喻中國政治轉型的整個歷史過程的話，那麼，非暴力原則是我們在整個推進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則。 非暴力抗爭是我們今天的唯一選擇，這不僅是因為我們沒有槍，也不僅因為這是道德理念的要求，它還是我們為著走向明天——推動憲政民主過程的需要，同樣是我們的後天——在和平化解民主轉型中各種複雜問題的基礎上，最終實現民主鞏固的需要。 因為，專制極權的崩塌不等於憲政民主的自然實現。明天，我們還面臨著專制國家垮台後的清理廢墟垃圾，建設新的政治共同體的過程。這可能是比推翻極權統治更困難的一個過程。 當未來中國進入後中共時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人們就會有各種不同的想法，提出各自不同的要求，那時我們面對的矛盾分歧的複雜程度也許是空前的、超出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那時我們怎麼面對？怎麼化解，怎麼合作？或許和平理性地溝通協商合作，更有那時當下的現實緊迫性。 由此，站在明天的角度看今天，我們今天堅持的非暴力抗爭行動就既不是一個簡單的現實選擇，也不僅僅是抗爭的策略選擇；而是我們要始終一貫堅持的基本理念和行動原則。這就是說，為我們自己、為我們的兒女輩，孫子輩的根本利益而考慮，明天我們也必須堅持非暴力原則。 如果說今天我們堅持非暴力抗爭，是為了反對「極權專制暴政」的話，那麼，明天我們堅持非暴力原則，是為了反對「多數暴政」，為每個人的人權保障、為實現每個人的公民權利而努力。 如果我們在今天、明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堅持非暴力原則，始終堅持理性思考，學會以自由民主法治理念處理各種複雜的問題的話，那麼，我們就能為後天民主的鞏固打下良好而堅實的基礎，使未來中國的憲政民主進程不至於再像100年前那樣，被一系列的事變而打斷。 其次，中國的政治轉型是一個極為艱難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始終堅持非暴力原則，但我們也會始終面對暴力問題。我們該當如何？換句話說，暴力現象將在中國政治轉型過程的各個階段上都會出現，我們將如何面對與處置？ 今天我們談論堅持非暴力抗爭時，都知道印度的甘地、美國的馬丁路德金是非暴力抗爭的典範和英雄。然而，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典範成為榜樣，在某種角度上說，是因為他們反對的那個強勢力量，有人道文明的最後底線，並沒有殺害他們的生命。而反觀中共，被中共殺害的林昭、遇羅克、劉曉波等，1989年6.4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學生們，有哪一位是採取了暴力行動的，沒有！但是，他們都被極權統治當局奪去了生命。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面對著毫無人道文明底線、世界上最野蠻最殘暴的邪惡力量。因此，當極權暴政的屠刀高高舉起時，堅持非暴力原則並不等於取消民眾反抗屠殺而展開的自衛行動權利。前些天貴州省苗族民眾的行動就是這樣的例子，我為貴州省苗族民眾叫好。正因為我們面對的是毫無底線的極權暴政，堅持非暴力抗爭的處境會更加嚴酷更加艱難，所以堅持非暴力抗爭需要更堅定的信念、更大的勇氣、更多的智慧、更長期的韌性的努力，要團結更多的人一起行動。 同時，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的暴力現象，也將是客觀存在的。不可否認，許多人包括國際社會都擔心，有朝一日中共突然垮台、突然出現權力真空，中國會不會亂？ 從國際社會角度說，中國一旦社會秩序崩潰、中國難民突然大量湧向亞洲鄰國，湧向歐州美洲，那世界就不得安寧。 從國內看，中共幾十年的作惡，在全社會埋下了深深的仇恨。當統治崩潰時，長期積壓的仇恨一旦爆發，人們的復仇願望很自然轉化為本能的暴力殺戳行為，那時的中國民眾將又被捲入血腥動蕩之中。因為，中國沒有法治文化傳統、沒有全民性的宗教力量引導、沒有超越世俗政治的、具有全民信服力的結構性人物來有效引導人們的行為。比如像西班牙轉型時的胡安卡洛斯國王、比如日本天皇式的人物等。由此，擔心中國會亂是很正常的。 但是，這絕不是維持極權政權繼續統治的理由！ 相反，這正需要我們堅持非暴力原則，反對暴力殺戳。即努力運用法治力量，一方面將禍害人民的極權統治集團犯罪者訴諸於法律，依法審判、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另一方面我們更需要儘可能地團結極權體制內外一切希望中國和平轉型的人們，加強聯合和協作，努力維持經濟社會運轉的正常秩序，儘可能地減少暴力行為，降低社會動蕩程度，努力減少中國政治轉型的社會代價。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切實支持，幫助中國人民有效地推進中國的政治轉型。 並且，當明天來到時，或許原來共同一致反抗極權統治的各種力量，面對多元化的訴求和利益關係時，會出現不同意見甚至矛盾衝突。我們更要理性地面對，任何時候都堅持民主協商，堅持非暴力原則，絕不試圖用暴力行動來解決問題。 第三，堅持非暴力原則需要我們提升自身素質。 和平推進中國政治轉型的艱巨性和複雜性，要求我們自身要具備相當的文明素養。推進政治轉型的過程也是我們自我教育、自我反省、自我提高的過程。 最根本的是防止用極權思維反極權。從大陸到海外的中國人，從小到大接受的幾乎都是極權國家的學校教育，極權意識形態的灌輸貫穿於從幼兒園到大學教育的全過程。不可否認，極權意識形態和極權思維已經給每個人打上深深的烙印。因此，堅持非暴力抗爭，追求自由民主憲政的人們，首先需要自我消毒，不斷吐出從小被灌輸被洗腦的「狼奶」。比如極端思維、唯我正確、強調思想統一，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成王敗寇、非黑即白、不擇手段、等等，等等。 比如，中共給人從小到大灌輸「仇恨」教育，用「仇恨」意識毒害人心，仇恨心理會使人極為冷酷無情，難以培養起善良仁慈的共情能力與同理心，甚至由仇恨意識滋生反人道反人性的惡魔心理。例如面對9.13的反人類恐怖主義罪行，中國不少人竟然歡呼叫好。一旦仇恨意識支配心靈，或者遇事便易怒暴戾，動輒口出惡言，污穢性罵成了口頭禪，或者對不同意見者惡語相向；或者不討論觀點而專攻擊人身。這些情況，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屢見不鮮。 再比如，極權統治者強化自秦以來的帝王大一統意識，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中毒甚深。這將在中國未來民主轉型過程中，難於理性平和地處理好不同族群、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地方民眾各有不同願望訴求的問題。只有自覺清除「大一統」思想，充分尊重保護每個人的權利——首先是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才能清醒地做到不把自己的願望強加給別人，不被極權統治利用來傷害不同族群的民眾，揭露他們以「維護國家統一」為名義，實施變相種族滅絕、殘酷迫害不同族群民眾的罪行和謊言。 最後，開闊我們的視野和心胸，吸收一切有益於推進中國政治轉型的思想營養和理論知識；真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學會妥協、學會接受、學會包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新冠疫情結束僅僅半年多，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就處於巨大的動蕩之中，幾乎自我實現了中國人過去幾年有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預言。不過，與國際社會對中國越加排斥的厭惡感相比，例如德國外長貝爾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講中質疑是否能與中國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中國的一些人似乎毫無覺察，對變局似乎樂觀許多。 幾年前，他們還在談論中國的供應鏈霸權，以為可以憑藉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為中國生產的口罩和疫苗對世界人民來說無可替代。當從建立伊始至今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聯盟意義的金磚組織擴大到11個成員國後，他們又開始憧憬所謂「世界新秩序」，以為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半年提出的三個全球倡議可能重塑俄烏戰爭之後的世界秩序。 這些認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當事人能夠意識到的。或許也因此，他們對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脫鉤遮遮掩掩，不願意承認或者去理解中國內部正在發生的悄然轉變。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急劇下滑，國際社會發現他們可能正在見證一個歷史時刻的到來，可以用諸如中國經濟的「殭屍化」、「四十年增長模式的終結」、或者「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換擋」等來形容。這些從中國封閉體制傳出來的聲音，符合無數中國人民過去半年多以來的日常感受，用中國人更熟悉的話來說，就是所謂大勢已去。 中國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分裂才是危機所在 然而，相較經濟層面的外部脫鉤和大蕭條跡象，中國內部深層結構正在發生的巨變，即內部脫鉤的進程已經展開，也就是在中國社會和深層政治層面發生的大分裂。這恐怕才是中共難以直面的真正危機，且其危機性質和程度遠超外部想像。 所謂內部脫鉤，自然比外部脫鉤隱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歐之間圍繞脫鉤問題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風險化的話語掩蓋，也沒有確定的半導體和其他敏感技術和資本限制那樣可明確劃分的「小院高牆」，卻都有一個共同點：政治信任的喪失。這是中國經濟系統崩潰的起點，也是經濟與政治分離的起點，還是政治系統崩塌的起點。 當然，這個互信的喪失，不止發生在一個群體或者一個階級身上，也不是發生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半年，而是過去十數年以來不斷積累、強化的，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系統的結構性的自我毀滅造成的。這種自毀型傾向，不僅以否定改革開放的政策路線和「新歷史決議」體現出來，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動態清零」期間充分暴露，徹底擊垮了幾乎所有人的對未來的信心和對體制的最後一點信任。 自毀傾向從何而來？ 換言之，三年「動態清零」對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傳播，對中國社會來說卻是毀滅性的。最近一些中國經濟學者輕描淡寫地以所謂新冠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來形容清零政策的長遠後果，不過是自欺欺人。當然，如果相比蘇聯體制的自毀型傾向，即內生於國企模式並充滿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自我耗竭傾向，如果僅僅將中國現在的經濟、政治的僵化與蘇聯1970年代後的停滯相比較，只能說這些經濟學者以及相關政策是多麼顢頇守舊、猶豫無能。 只要將過去十餘年中國政治的復辟放在兩千年的政治傳統脈絡中，這種自毀機制的源頭和歷史就很容易自動浮現出來，那就是中國兩千年以來未曾改變的儒家政治內核，先後貫穿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相隔千年的變局之中。始作俑者，當然非王莽莫屬。其中關鍵，就是號稱大儒王莽的大偽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漢末年，以激進的復古主義話語和政策招致內政和外交、經濟和政治的全面失敗。 以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的歷史評價來看，習從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國儒家「模仿政治」的開始，甚至是今天中國現代極權主義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敗」可謂前無古人，這一失敗甚至帶來了東亞體系的形成，例如高句麗的獨立，也大大超越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後的今日中國，以無論性質、還是規模或者顛覆性均可匹敵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著一場「千年變局」。 也因此，我們很容易發現，中國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大半年裡，面臨著一天比一天嚴重的經濟下行和社會停滯，特別是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民營企業破產和外資撤離浪潮，以及反映大眾心態的集體躺平和消費-投資意願低迷的通縮現象，都指向一場醞釀中的政治總危機，也就是內部脫鉤。其中所包含的結構性矛盾與王莽時期幾無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過去十餘年中國形成的新毛主義意識形態，是一種王莽式的激進復古主義。只不過，在當下中國，這種復古，是以毛澤東的文革烏托邦為範本，試圖統一所謂「前後三十年」，並在鄧小平的法制建設與市場經濟基礎上轉型成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模式，內含改革開放和閉關鎖國兩條基本路線的矛盾，類似王莽時代的「古今文之爭」，在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蕭條背景下愈加趨向不可調和。 其次，卻是根本的，類似王莽主政時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國過去十餘年在「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口號指引下進行的激進國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帶來的混亂，分離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經濟與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納，也切斷了廣大中產階級、企業家階層、甚至青年人與統治集團的關係。 這種控制一切、斷絕協商的態度，不僅從2012年以來先後針對公民社會、知識分子、人權律師和企業家等新興社會精英，也在三年「動態清零」期間覆蓋了所有人民，更表現在對外協商的貧困，對日、韓、澳、美等國視同敵國斷交一般，以至於在中美貿易戰、台海關係等重大問題、或者如孟晚舟、福島核電站排放等諸多偶發問題上，都幾無例外地趨向高度對抗和關係脫鉤。 然而，更深層的分裂還發生在領導人和官僚集團之間，發生在強大列寧主義政黨控制下的官僚體制內部。如內藤湖南的總結，中國歷史上但凡權力過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權與儒家官僚集團之間的平衡和制約，必然大亂。事實上，在新冠疫情後的大半年裡，中國的官僚集團被卡在強調安全的「底線思維」與經濟惡化現實的縫隙里，計無所出，近乎躺平。 結果，為穩住外資、民企、促進內需而頒布的「31條、20條、24條」，不敵一條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間諜法》和煽動民眾恐慌的反對福島核電站排放的宣傳外交，包括企業家、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在內的幾大社會集團似乎全體躺平，中國政治氣氛陷入了彷彿西線無戰事一般的虛假寂靜。而在這一微妙僵局的背後，一場深刻的、結構性的、也是歷史性的內部脫鉤正在悄悄發生。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法國『費加羅報』發表對中國獨立政治學者吳強專訪。文章介紹作者是「習近平領導的中國仍敢於講話的極少數知識分子之一」，這位50多歲的前清華大學教授曾因前往香港觀察「佔領中環」民主運動而被「無端開除」。他為『費加羅報』分析了中共政權現狀、以及北京當局對烏克蘭以及對台灣的戰略。下面是部分內容。 記者問吳強如何評價習近平時代的政治體制？吳強認為，一言以蔽之：「我即國家!」2013年登台的習近平終結了鄧小平時代啟動的改革開放。彼時民間社會還有喘息的空間，今天已不復存在。現在，黨想要控制一切。習近平千方百計防止中國發生「顏色革命」，為此他改變了黨的性質，以便掌控所有權力槓桿。一個黨，一個領袖，這是10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釋放的信息，它確立了習近平的絕對權力。 然而在隨後的幾周里爆發了全國性的示威遊行。對此，吳強認為，這種形式的極權主義只持續了一個月，11月底，反對「清零政策」的示威者迫使政權讓步，儘管它並不承認這一點。這一「白紙運動」因示威者手持白紙抗議審查制度而得名，測試了這個政權實施社會控制的極限，這就是習近平權力的悖論，他要求獲得一致的支持，即使少了一個支持的聲音，也會顯得軟弱。從那時起，雖然政權給了社會一點喘息的空間，但中國已進入後極權時代，習近平的統治沒有對手。 關於中國還會不會爆發白紙運動的問題，吳強指出，黨認為它已經粉碎了公民社會。但是「白紙運動」的核心是由散布在全國各大城市的約1億人組成的新無產階級，他們是抗議活動的溫床。這些人可以隨時再次動員起來。 如何看馬克龍呼籲中國向俄羅斯施壓？吳強認為，馬克龍在自欺欺人，他認為中國與俄羅斯不同，而沒有看到兩國關係的深度，而這種關係是建立在意識形態共謀的基礎之上的。我們只是處於一個持久聯盟的開端，就像19世紀英國和美國之間出現的聯盟，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達到高潮。北京和莫斯科都對西方深感不安。中國的戰略家們對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遇到的挫折感到震驚。這讓他們想起了1991年蘇聯解體時產生的衝擊。根據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Mackinder）1912年提出的理論，中俄兩國正在形成背靠背的聯盟，並通過強化與中亞的關係來創造一個歐亞空間。 記者問中國是如何看待烏克蘭戰爭的，吳強表示，中國實質上支持俄羅斯，儘管它避免直接地大規模地向俄國提供軍事援助。中國的調停建議是其幫助莫斯科的另外一種方式，而台灣則是北京瞄準的目標。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一種不同於西方的主權與民主的關係。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以歷史的名義否認烏克蘭的主權，這也正是中國所要做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開創了一個有用的先例，實現「統一」台灣無異於旨在用一個中國大同（Pax sinica）取代美國在二戰結束後建立的國際秩序—美國大同（Pax americana）。 這位學者認為，因為經濟放緩人口減少，留給中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未來五年對中國至關重要。除此之外，困難還將加劇，中國政府可能會打民族主義牌，而印度也將崛起，這意味著北京不得不同時關注西方和台灣兩條戰線。因此，最危險的時間應是2027年前後。從現在起到那時，中國將爭取相對緩和的關係，包括與美國的關係，以防止被孤立並加強國內實力。 歐洲對北京有多重要？吳強認為，歐盟對中國潛在的關閉大門是北京最擔心的重大問題，因為中國仍然需要獲得新技術。歐盟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仍對中國開放的地區，而美國正在對中國關上大門。 在訪談最後，吳強談到如今中國大學的政治學者除非傳達當權者的意旨已經無法發言。但他並不害怕作為一個獨立的分析家表達自己的觀點，他認為自己一直在做學術分析，有專業的動機。從理論上講，這並不違反任何法律，而且客觀上，這樣做的人越來越少，也越來越有必要。 他本人是否受到什麼壓力？吳強說，在20大和3月份的兩會開幕之前，北京市公安局的政治警察曾警告過他。要求他不要對20大或兩會發表評論，也不要與國際媒體交談。
一個人過百歲，很長壽了，儘管現在醫學發達，但離死亡也不遠。一個政黨過百歲，雖非罕見，但百歲後還在執政的，確實不多，除像美國這種兩黨制國家，兩個政黨輪流執政，即使在多黨制國家，政黨百歲後仍然不時上台執政的，並非常見。 中共在剛過去的七一，已經102歲了。由於不是逢五遇十，當局沒有舉行盛大慶祝活動。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它的黨員人數已達9800多萬，無疑是世界最大的政黨，即便把它算做一個國家，也排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前15個國家之列。我這麼說的意思是，管理這樣一個大黨，的確不容易，管理14億人口的大國，更加不容易，某種程度可以理解當局不得不採取某種非常規的手段和方式。 然而，這絕非表明中共目前的統治模式是合理的。如果把長壽看作一種成功，在中共百歲時，我曾撰文解剖它成功的「秘訣」；以專政為工具的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有意識的謊言、欺騙以及長期的意識形態洗腦和思想控制，對高科技和互聯網的嫻熟運用以及數字極權，外加好運。 中共黨內面臨嚴峻挑戰 中共號稱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但它卻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分支中最激進一派也即列寧創建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黨原則成立的，列寧的建黨原則本是一種嚴格的等級制，這樣看來，毛澤東在革命成功後在中國建立的極權統治，其實是事物發展的自然結果，沒什麼奇怪的。改革開放後，一方面接受毛極權惡果的教訓，另一方面為融入全球體系，雖然中共的等級制沒有本質改變，可這種等級制確實在相當程度和範圍內有所鬆動。無論黨內高層的政治生活，還是一般黨員的日常黨內活動，除了某些特殊時期，所體現出的等級制和思想的控制都不嚴格。自由的空氣和組織原則的相對寬鬆一度使這個黨表現出某種生機與活力。 然而，也正是此種自由和相對寬鬆，讓中共陷入了某種岌岌可危的情形。我說的岌岌可危指的是，在胡錦濤後期，黨的理論家對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鼓吹，黨員尤其黨的領導幹部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相當程度的認同，社會自由主義思潮的強大，以及民間力量的覺醒，導致黨內思想非常混亂，讓保守勢力憂心忡忡，恐懼異常，認為黨很可能在西方策動的顏色革命，在黨員的自由化中變質。腐敗是另一個威脅黨的「毒瘤」，腐敗不除，不但黨將不黨，國也不國。習近平就是在此種岌岌可危的情形下執掌黨魁大位的。 嚴峻的還有，由於自由主義的思想侵襲黨內高層，在中央的權力結構里，特別是最上層的權力寡頭中，出現了「九龍治水」格局，即九個常委各管一攤，在各自的分管領域，每個常委都有絕對的權力，並不聽從總書記的指令，後者的權力被大大弱化，不但無法約束其他常委，號令出不了中南海，甚至有實力的地方諸侯也不把中央放在眼裡，從而造成黨內政治生活的群龍無首，一盤散沙，各自為政，為黨內野心家的出現準備了適宜的土壤。胡執政後期，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在路線和政策上公然和中央唱反調，並得到如周永康這樣的中央要員支持。這對強調嚴密組織性和政治紀律的中共，簡直匪夷所思，絕非好事。 習近平大動作改造中共 習近平如像胡錦濤一樣，無所作為，擊鼓傳花，只想平安渡過十年，到點把接力棒交給下一任，不想如何為中共守江山，黨的確有可能在他手上壽終正寢，就像一些人鼓吹的，執政超不過70年大限。但另一面，中國在2010年經濟總量超日，坐上全球第二把交椅，習兩年後上台，胡留給他的是一個國力看似蒸蒸日上的國家。假如因為黨的問題，使他成為最後的總書記，用民間俗語說，只能怪他的命有點背。若不想黨亡在自己手上，就必須對它動大手術。習選擇了後者，外界無從知道這是由於他紅二代的身份天然有這種救黨的使命感，還是因為他自忖有這個義務和能力，可以把黨從思想和物質的雙重腐敗中救出，總之，他這樣做了。 習是從兩方面對中共體制進行改造的。一方面是在組織原則上強化中共原有的等級制，把它推上一個極端；另一方面是在思想上重回左翼意識形態，打造一個主義，即習思想。列寧的建黨組織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又服從誰？沒說，全看實際狀況。共產黨的中央組織一般指的是中央委員會，但中央委員會一般一年召開一次全會，所以在它閉會期間，由政治局代替中央委員會行使「發號施令」權力，所以實際的中央指的是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則實行集體領導。有些共產黨政治局再分出一個常委層級，有些沒有，如越共只有政治局，沒有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的原初意義，只是中央會議的召集人，他的權力比起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員來，並不大，即使大一些，也不會太多。在思想相對解放和開明的時期，總書記和其他政治局常委或委員的權力差別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中央實行的是集體領導，決策由全體政治局委員或常委做出。故中央的上面，沒有再服從誰的問題，但後果有可能造成總書記的地位弱勢，如胡錦濤一樣。 習通過集權，將總書記的權力強化乃至神化，把共產黨的等級制推到極致，變成中央服從他一人，全黨服從他一人。這個發展過程是，總書記——黨中央核心——兩個維護——兩個確立，定規立矩，將習的地位載入黨章，讓擁護他的領導成為每個黨員的義務，不服從和妄議就違背了黨章，從而讓他成為一個無冕皇帝。除了沒有三宮六院，沒有磕頭跪拜的儀式以及不可隨意殺害生命——畢竟現在是21世紀，他真實的權力和對權力意志的使用，和古代的皇帝沒有任何差別，甚至還有過之。 習治下的極權政體摧殘國家 習確立起了一個領袖的地位，還要打造一個主義，沒有主義或思想的支撐，領袖的地位是不牢靠的，黨的統治也不穩固，所以習要從思想上對中共進行根本改造，胡當政時期，在不挑戰中共統治的前提下，有著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現在統統被習扼殺，他全面管控輿論和思想，只允許一種聲音和主張的存在，即使有人想對黨和習歌功頌德，若不是按照當局心儀的方式，用當局喜歡的語言，也不允許。思想和言論的控制，從媒體到學校，從藝術到歷史，乃至人們的日常生活，到處瀰漫，不留死角。對於管制留下的思想空白，當局從過時的歷史垃圾場中檢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並將馬克思主義的陳詞濫調和傳統文化的糟粕同所謂新時代結合，建立起自認為代表歷史正確方向的「新意識形態」即習思想去填補，把它灌輸給大眾，尤其是黨員，成為黨的「聖經」，不可絲毫懷疑。對敢於挑戰當局的思想管制和習思想的人或者行為，則進行嚴厲打擊。 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再加上早就存在的一個政黨，三位一體的極權政體就這樣誕生了。客觀評估，習對中共的兩手改造還是起到了相當大的成效。如今的黨已成為習推行思想專制和極權統治的工具。然而，正如一個人過了百歲身體和意識、思維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僵化一樣，102歲的中共，在習的改造下，各項機能也在加速退化，越來越沒有生氣和活力。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在三年疫情期間，整個黨居然毫無辦法阻止習對國家和社會的摧殘，從而讓人看清這個百年大黨的垂垂老矣。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天公布的數字顯示，今年4月中國製造業出現意外的收縮。造成中國當今經濟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政府以強硬措施推行了三年的防疫政策給經濟造成的嚴重打擊。國際媒體注意到現在中共正在忙於改寫歷史，稱那一災難性政策取得重大成就。 經濟景氣恢復進程4月見挫折 按照中共當局的宣傳性說法，在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的領導下，中國經濟自疫情管制措施取消以來蓬勃發展，欣欣向榮，形勢一片大好。然而，中共當局的宣傳也罩不住嚴酷的當今現實，其中包括連續三年強制推行的疫情清零政策導致中國經濟元氣大傷，就業形勢、尤其是年輕人、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失業普遍。 在這種大背景之下，4月30日星期天，路透社從北京發出報道說，「官方星期天發表的數據顯示，中國的製造業活動4月份出人意料地收縮。這一局面給中國政策決策者進一步增添了壓力。他們要設法提振舉步維艱的經濟，以便在全球需求不振和中國房地產市場行情持續疲軟之際獲取疫情之後的經濟增長。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表的數據顯示，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從3月份的51.9下降到49.2。低於50點意味著當月製造業活動收縮，高於50點則意味著擴張。」 同一天，《日本經濟新聞》從北京發出的報道說：「中國國家統計局4月30日發表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比前一個月下跌2.7點，跌至49.2點。這在4個月內是首次跌破製造業活動增長和收縮的50點分界線。下跌是由於新訂單減少。為封殺新型冠狀病毒而採取的『疫情清零政策』終結之後經濟復甦的節奏正在放緩。」 清零政策三年自我戕害 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境，其中包括國內需求不振，在很大程度上跟2020年從中國武漢大爆發並傳遍全中國、隨後傳遍全世界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有關。即使是中國當局以及中共控制下的媒體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然而，中國國內外的批評者普遍指出，中共當局力圖把三年疫情描述為飛來的橫禍，是一種自然災害，然而，從2020年開始的三年疫情跟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共當局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一樣主要是人禍而不是天災。 批評者們說，在疫情初期，也就是在最有可能將疫情撲滅於萌芽狀態從而避免給全中國和全世界帶來大災難的關鍵時期，中共當局動用國家力量，卓有成效地全力封鎖疫情消息，導致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不知不覺間感染了病毒，導致疫情大爆發，大擴散。 批評者和各方的觀察家普遍指出，在疫情大爆發之後，中共當局集中力量辦大事，實行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疫情清零政策，動輒對人口上百萬、上千萬的地區和城市進行封城，對全國十幾億人的行蹤進行緊密監控，很多得急病的人因為防疫只能在家裡等死，擅自治病救人的醫生會受到處罰，甚至被判刑。 媒體報道和網路消息顯示，疫情清零政策實施期間，一些被封鎖在家沒有食品的人出去買食品時曾經遭到政府僱傭的打手毆打；大量工廠停產，無數人失去工作收入，只能消耗積蓄，沒有積蓄的人只能聽天由命自求多福；中國政府拒絕像西方國家一樣給民眾發放紓困金，而且官方媒體表示，西方國家政府用納稅人的錢給納稅人紓困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推行了將近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到底使多少人有病不能去醫院而死於非命，有多少企業破產，目前仍是中國政府守口如瓶的國家秘密。 目前，雖然各國採取的各種應對疫情的政策成效如何仍有待於研究者的詳細比較研究和評估，但中國國內外許多觀察家指出，中國採取的疫情清零政策毫無爭議是全世界最嚴厲的，最僵硬的做法，不講基本人道的疫情清零政策給民眾、給經濟造成的損害也是最大的。 大災難就是大成就 去年11月，中國民眾對中國當局以動輒封城為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忍無可忍，中國許多城市眾多年輕人冒著極大的風險進行自發的抗議，中國在12月突然全面取消了該政策。 自稱對中國的防疫「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隨後在會晤來自歐洲聯盟的高級官員的時候也親自承認，中國年輕人對他掌控的中共當局的疫情清零政策不滿。但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沒有為此道歉，反而對它所認為的抗議領導者進行抓捕整肅。 在中國國內外的絕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中國防疫是大失敗、是不講科學、白白給中國人造成巨大的痛苦，給經濟造成巨大的傷害之際，國際媒體注意到，中共當局不但全面禁止媒體提及當局給民眾和中共經濟造成的巨大傷害，而且不遺餘力地改寫歷史。 4月30日，日本主要報紙《讀賣新聞》從北京發出報道說：「中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出現了讚美習近平政權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策的記述。人們認為，習近平政權通過這樣的『成果』記述來強調其正當性。 「今年1月出版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社會生活的變化』欄目記述了（習政權）『在與疫情戰鬥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守護人民生命安全』、『綜合實施感染預防與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果』等等。」 《讀賣新聞》的報道說：「中國當局連續三年推行的『疫情清零政策』去年12月突然改變，導致感染爆發，引起社會混亂。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有網民提出疑問，說『教科書不能信』、『現在還不斷出現感染者』。」
今年中共百年黨慶前夕，官方出版一本書，書名為《習近平關於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2021年版）》。據官媒報道，這本書摘自習近平2012年11月15日至2021年4月27日期間的報告、講話、文章、指示等，涉及220餘篇文章，其中部分內容是首次公開發表。換言之，部分內容來自中共的內部會議或習近平所做的內部講話。 其中一段內容頗為引人矚目，習近平說：「隨著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深入，黨內也出現了一些雜音噪音。有的說什麼『過去五年強調黨的集中統一夠充分了，今後要把重心放在發展黨內民主上。』出現這些奇談怪論，有的是政治上糊塗，頭腦不清醒；有的則是別有用心，自身不幹凈，企圖矇混過關。」 習近平竟然把「發展黨內民主」，說成是雜音噪音、奇談怪論。而「黨內民主」一詞，曾經是胡溫時代經常提到的術語，惟需繼續推進。習近平對此不僅譏諷，而且拒絕。習近平口中的「集中統一」，就是一黨專政和一人獨裁的代名詞。這證明，習近平熱衷集權、大權獨攬，而明確反對黨內民主。也就是說，他寧願朝後退，而拒絕往前走，等於自曝他當權後倒行逆施、大開歷史倒車的思想底蘊，即他頑固的極左和毛左思維。 平心而論，黨內或者黨內高層有人提出「過去五年強調黨的集中統一夠充分了，今後要把重心放在發展黨內民主上」，這完全是一種正常、理性、務實而前瞻的聲音，符合社會期待也符合時代要求。如果習近平能夠採納這樣的建議，在他第一個任期充分集權後，進入第二個任期，推進黨內民主、進而有序推進國家民主化，完全可以成就一番千秋偉業，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但習近平卻反其道而行之，一口拒絕黨內民主，反而強化對內鎮壓、對內威脅的極權統治，甚至悍然砸毀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不僅在國際上招來廣泛的批評、譴責、制裁和圍堵，而且在黨內也招來普遍的反感、不滿、抵觸和敵意。內外受敵，自取其禍。 習近平指責提出發展黨內民主的人是「政治上糊塗，頭腦不清醒」。其實，稍具政治常識的人都看得出，習近平本人才是「政治上糊塗，頭腦不清醒」，其思維和施政完全落後時代、脫離時代、背離時代。他自己的種種說法陳舊腐朽不堪，拾毛澤東過時的牙慧，對當代中國而言，正是不折不扣的雜音、噪音和奇談怪論。 習近平甚至指控提出發展黨內民主的人是「別有用心，自身不幹凈，企圖矇混過關」。根據書中的記載，習近平講這番話是2018年1月在中紀委全會上。當時，習近平夥同王滬寧和習家軍正暗中謀劃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隨後在2月提出，到3月召開的人大會議上，就強行通過。 這證明，別有用心和企圖矇混過關的，恰恰是習近平本人。他借口「從嚴治黨」，高舉選擇性反腐的大刀，恐嚇黨內同僚，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術治人，逼使近三千人大代表舉手通過修憲決議，從而為他的戀權不走、長期執政打開了政治缺口；以「集中統一」為名，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成功復辟了一人獨裁。 至於習近平指控提出發展黨內民主的人「自身不幹凈」，習近平，還包括栗戰書等習家軍，可以自問：你們自身乾淨嗎？你們如何解釋，你們各自家族在香港和海外遍布的資產、財富以及移民的家屬？你們為何悍然拒絕民間要求公布領導人和官員財產的呼聲？ 習近平詐稱「打鐵還需自身硬」，視黨內同僚如愚痴，彷彿哄騙三歲小孩。其實，通過習近平所講的拒絕黨內民主的這番話，就完全暴露習近平極端的自私自利：為了實現個人獨裁、大權獨攬、長期掌權，不惜犧牲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甚至於，不惜犧牲黨的利益，葬送改革空間，把這個百年大黨置於空前險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