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之城，在海港之夜重现
2026 年 6 月 4 日
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领衔国企改革时曾经公开放言，中国改革正在步入一个地雷阵，而他将义无反顾、抬棺前行。且不论他的激进改革在身后留下多少非议，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时庞大顽固、积重难返的旧体制是多么难以撼动。 而今，特别是年中“二十大三中全会”结束后以“改革”名义出台的一连串“砸锅卖铁”政策，正在将中共推入了一个远比地雷阵更为恐怖的“灰犀牛阵”。其中，最新的一头灰犀牛，就是9月13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延迟国民（职工）退休年龄的决定。 “改革”闯关的历史重复？ 虽然修改退休年龄的法律动议，一个有关所有劳动者的根本制度，酝酿了十几年，但是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通过后仅寥寥数月，北京的全国人大就如此举重若轻地快速通过这个极富争议性的法律修订案，不能不令中国公众为之哗然和愕然。 他们哗然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损失和对未来预期的进一步幻灭。在当下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大衰退、无论青年人还是中年人的失业率都高企不下，可见的企业破产浪潮已经到来，整个劳动群体对未来都陷入极不确定的预期之中，这本来是中国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央行前行长易纲近日在上海公开警告中国陷入严重通缩陷阱的根源。 这也是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彦辞(Jens Eskelund)发表的忧虑所在。他在评价欧洲商会最近出台的一个报告时说，中国消费者极不愿意消费，而他们又看不出中央政府有任何重振经济的复兴计划。而新近出台政策却又指向了相反方向，如野村证券研究所的报告所指，在明显的大衰退背景下，中国政府不仅没有伸出反危机的帮助之手，反而其财税政策正在变成一只“掠夺之手”。 而且，相比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各种“砸锅卖铁”的掠夺，无论紧缩财政还是疯狂罚没，或者纪委系统总动员，对上至退休部长级官员下至各级地方官员开展党内官员巨额财产清查，等等，都没有什么能够与劳动领域的根本性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冲击相提并论。 公众自然不能不愕然中央政府的官僚们为砸锅卖铁竟然如此愚勇颟顸、一意孤行，无异于与劳动阶级进行一场梭哈式的政治赌博。 毕竟，对尚存改革记忆的老辈人来说，类似重大的体制改革如此轻易地快速通过，让人想起的先例并非朱镕基时代“抬棺闯地雷阵”的勇气，而是看到了堪比1988年赵紫阳主政推动的“价格闯关”的危险。赵试图以激进的市场导向改革结束“价格双轨制”，但引发了高通胀，也引发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运动和公众同情，最后导致赵紫阳的落马和整个共产阵营的崩溃。后者算是这场真正的自由主义改革的未期然却在更大范围扩散的历史成果。 然而，2024年的延迟退休改革，在酝酿十几年后，是社保基金面临未来几年即将出现支出危机的背景下不顾及基本立法程序，即三读需要，在“三中全会”结束后匆匆二读即生效通过，整个过程没有按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做提前三十天的公示和征求意见，基本属于利用委员长特别权力强行通过的法律修订。与同时间在广州秘密二审宣判黄雪琴几乎如出一辙，虽然后者只是一桩针对煽动颠覆的司法审判，却违反了基本的审判公开的法治原则，而延迟退休法律的修改，也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基本、形式上、最低限度的公开审议，以最快的方式走完了全过程的法律修订。 所以，外界可以从中窥见，中国统治集团内部为砸锅卖铁到了何种焦虑程度以致于不顾基本的形式程序和形式民主。他们或许参照了同期公示征求意见然后招致全民反对的“上网身份认证”的前车，颇有某种异乎寻常的自信，以为在过去十几年对公民社会的清剿、对党内派系的清洗，足以保证全过程不受干扰地实现“砸锅卖铁”的最高意志。 仅此而论，足见中国统治精英，从领导集团到技术官僚，都深谙其中利害，却完全站在劳工阶级的对立面，机会主义地利用反颜色革命的镇压成果，强行闯关、通过这条如果在法国或者其他富有劳工运动的国家都将可能引发劳工阶级极大反弹、乃至举国抗议的法律。不能不说，这是貌似必赢却极其冒险的政治赌博，不顾潜在的巨大政治风险，后者意味着一个持久不息的革命导火索。 苦力主义和劳动宪法 因为，虽然从表面上看，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推迟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欧洲相关政策改革，作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一项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国的劳动环境下，一个未经广泛讨论和审议的重大劳动政策的变更，在缺乏配套劳动和福利改革的条件下，不仅可能迅速上升为“国家违约”的政治冲突，而且从劳动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也是注定失败，可能引发中国劳动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崩塌，进而造成持久的国家失败。 简单地讲，原先成型于1970年代初的职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于当时的国民平均寿命（即61岁），在几十年后国民延寿至平均年龄78岁后，表面上似有调整必要。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结束后，传统意义的工人阶级在整体上已经不复存在，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和阶级意识全然消失，中国劳动领域只有没有阶级的庞大工人和受雇佣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引入的集体谈判机制流于形式，并不存在一个正常国家里的在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之间的政治谈判安排。任何劳动制度的改革都意味着是单向度的、强加的、违背工人和受雇佣者的阶级利益。 其次，工人阶级消失的无声无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92年开启的市场经济将19世纪以来的华工-苦力主义传统唤醒了，并且以奋斗-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权利观。中国劳动者以推迟享受、为未来回报而特别能忍受现期超时劳作的苦力主义激励，与国家暴力和资本暴力的双重暴力驱动和谐并进。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对中国广大苦力-劳动者来说，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开始美好生活、结束苦力劳动的解放象征。只有在双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国，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年龄线对劳动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义。当然，今天也有许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龄劳动者苦于60/55的限制，雇佣单位对他们的超龄雇佣显然违法，也断绝了他们的生机。这在园林行业、建筑行业也成为雇主们近年来的困扰，他们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劳动法，放宽退休年限。 这一对少数高龄体力劳动者来说像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延退共识，毋宁反映了中国劳动者缺乏足够社会福利和劳动权利保障的悲惨现实。对更多的劳动者来说，三年的退休延期却形同绝望生活上追加的一记重锤。因为，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劳动市场上，充满了年龄歧视。在缺乏工会代言和阶级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数低学历的劳动者如同骡马一般被按齿序分类。其中，35岁意味着第一个失业门槛，简直就是高学历码农的噩梦。而越来越多总量接近两亿的“自由职业者”（其中大部分实为外卖骑手、按摩师、护工、卡车司机等新仆役阶级），一个更无劳动时间保障近年来因多发生高龄劳动猝死的劳动群体，新近被美团等公司限制招收45岁以上求职者，且被限制向高龄骑手派单。 也就是说，对总体上缺乏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且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劳务派遣工的中国劳动者来说，他们正在成为不稳定就业者，新流民阶级。对他们来说，从40到60都意味着严重的职场歧视和越来越少的就业机会，和越来越短的健康劳动寿命。（譬如当今中国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劳动寿命只有57岁。）如果再延期退休三年，尽管可能只是为现在已经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帐户带来更多一点儿在北京官僚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边际损失，对无数困于劳动市场的边缘化而无法被福利领域解救的失业者、灵活就业者等等整个新流民阶级来说，却可能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灾难，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阶级结构的瓦解之后发生社会结构的瓦解。 事实上，疫情结束的两年来，中国各地激增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件，从吉林针对美国游客的屠杀，到苏州平江路惨案等等，几乎每天、每周都发生的类似惨案，行凶者的年龄越来越集中在50岁以上的中年男人群体。他们正在耗尽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再来看十几年前中青报等媒体大声呼吁的，退休年限是一个国家契约、不可轻易违约的评论，其中固然有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敏锐和迂腐，但若对照中国劳动市场现状，恐怕不难发现，相比中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无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后也是唯一神圣的劳动宪法。任何对这一劳动宪法的轻视和践踏，都可能颠覆整个国家的阶级-社会关系和政治基础。 如此来看，可能无需再行计算1970年代十几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个劳动者养活一个退休者的不可能供养模式，任何人都能从中国劳动者的苦力主义悲惨状况发现这场延迟退休改革失败的必然性，它将可能在未来触发一场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决策者们一以贯之的逃避态度所决定的。他们或许深知，他们正在踏入一个灰犀牛阵，以敲锣打鼓、砸锅卖铁的方式唤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们。但是，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度，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尚且被随意拿捏，谁又真正在乎那些从未进入视野的劳工大众呢？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近日震撼海内外的最大新闻，是恒大丧钟响。我对财经问题是外行，不过这几天看新闻，知道兹事体大，事关党国生死，斗胆喷下口水。 恒大欠债三千亿美金，目前陷入财困的是恒大财富理财产品，财务缺口为四百亿，这都是初步的数字而已。新闻中各地都有被恒大坑骗的市民在抗议讨债，事情如何了结，不但恒大老板许家印作困兽斗，习近平也寝食难安。 恒大有没有救?要看习近平。世上没有一个财团有本事救恒大，或许有，但有本事又有心的没有，想救恒大而又有本事救的，只剩习近平。习近平救不救呢?这是习近平的难题，不是我们的难题，我们隔岸观火可也。 习近平救不救恒大？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救也难不救也难，救也危不救也危，总之一想到恒大，习近平又要骂娘。 恒大又是谁养到这么大的，不就是习近平的中共吗?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实行GDP刺激机制，地方官员以GDP衡量政绩，成绩好的升官，成绩不好的投闲置散，因此GDP崇拜成风。 地方官拼GDP，最立杆见影的就是房地产。起楼先要买地，卖地是地方政府第一笔收入，从前不上缴，是地方私家钱。地产商起楼是大工程，起完楼要开路、铺设水电煤，装修买家私，都是GDP。地产商有收益要交税，盖了新楼又要再买地，如此循环不息，GDP不断累积，地方官笑逐颜开。 地产商都是在地方官的扶植下成长起来的，地产商无不是地方官贪腐的同伙，这么大的甜头，你想地方官“有序”开发地产，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习近平批判的“资产无序扩张”，根本不是私企搞出来的，就是中共自己搞出来的。 中共国的地产畸型发展不自今日始，早就有专家提醒，全国约有七亿间商品房，空置率21%，即是一亿五千万间，平均一间屋住三口人，未来要增加四亿五千万人口才能消费这些楼，现在出生率下降，什么时候才卖得完？ 明明需求在下降，地产商又拼命起屋，小学生都明白没有可持续性，但中共基于GDP崇拜，还是任地产商发癫。习近平说“房住不炒”，现实是供过于求，你不让人炒房，房子不就空在那里了吗?问题并没有解决。 地产商疯狂起楼，楼又卖不出去，债越欠越多，前景如何，阿茂用膝盖都想得明白。 恒大垮台影响深远，众所皆知，习近平能救当然要救，但救一间公司，要基于行业前景有可为，若全行前景不可为，你救得一时，救不了长久。简单说，政府自掏腰包撑住恒大，但要保证恒大能继续赚钱，否则恒大持续大亏，等于扔钱入大海，习近平会蠢到这种地步？ 放在早几年，中共豪气干云时，三千亿美金的缺口就一口气填了，但中共国未来一年自己的财政缺口是十万亿，最近急救阿富汗塔利班，只能掏二亿元咁大把，证明国库空虚。现在叫中共拿四百亿出来救恒大财富，已经难过登天，更不必说拿三千亿美金即二万亿人民币救整个恒大集团，今时不同往日了。 中国经济螺旋型向下，失业率急速攀升，人民口袋空了，已买的楼都供不下去，谁还有余钱去买新楼？可以肯定，中国楼市的好景一去不返，中国地产商的好景一去不返，中国人的好景一去不返，中共的好景也一去不返。 习近平固然想救恒大，但有心无力，即使救了恒大财富，还有恒大集团更大的洞要填，救得了恒大，其他地产商若倒骨牌倒下（经济下行全行不景)，那习近平是救还是不救? 恒大早前写信给广东省政府，罗列一大堆恒大垮台的负面效应，以此恐吓政府，显示恒大已大到不能倒。但以习近平的性格，世上没什么“大到不能倒”的私企，整个教培行业，上下游就业人口四千万，他一口气就灭了，世上有比他更大气魄的领袖吗?四千万人的生计说灭就灭，恒大才四百万，小巫见大巫啦！ 恒大垮，后果可小可大，整个地产业垮，事情就大，地产垮金融则危，金融危事情更大。地产是灰犀牛，习近平是维尼熊，两个庞然大物厮杀，天地为之变色，好戏还在后头。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国经济永远超不过美国！”这话传到“厉害国”，会有许多人愤怒，也让许多人失落。但是，这很可能就是未来的现实。易富贤根据人口增长趋势做出的预测，在全国和局部都屡试不爽。 美国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之前，前白宫官员何瑞恩(Ryan Hass) 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主编发布《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对拜登政府的建议》一书所引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是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口宏观研究的人口学家易富贤的文章。 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资深科学家，作家。那篇文章是他2019年发表于英文版《南华早报》上的，标题为“比日本还糟：中国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将如何毁灭其经济梦想”。 易富贤认为，美中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是错误的中国人口数据导致的战略误判。对此，美国之音记者对易富贤进行了专访，请他就中国人口真相与经济实力之间的因果及其与美国的关系，分享独到见解，以下是专访内容。 记者：您提出，美国夸大了中国的威胁，为什么呢？ 易：我其实研究中美关系10多年了，这个关于中国“非威胁论”的观点，在我的《大国空巢》2007年在香港出第一版时就存在了。那时，中国经济长期以10%的速度增长，人们整体的思路是中国经济很快将超过美国。2011年时，主流甚至认为，20年之后的2032年，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两倍。当时国内很兴奋，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第一。 我以为，中国是日本式短跑，就像韩国和台湾一样，而美国是长跑。短跑速度暂时超过长跑的不奇怪，但短跑要一直保持高速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国人口结构急剧老化，劳动力在2013、14年就开始减少，而美国劳动力到2050年都不会减少。 美国的精英学者很少从中国的人口数据来进行分析，更不掌握真实的数据，因为有大量灌水现象。我在研究的20多年中，发现曾经的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地方教育部门、地方户籍部门和医院等，都夸大人口的数字。这样一来，对未来劳动力、消费力、生产力、创新力等关键经济成份的估算都夸大了，导致未来的经济成长和国力也被夸大。 记者：您说，“中国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您的底气从哪里来？ 易：记得2016年我到中国参加博鳌论坛，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说，中国经济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估计这话被解读为我在唱衰中国，于是我被封杀了。当时中国舆论场是一片“厉害了，我的国”的欢呼声，而我的声音对中国是很大的打击。 说到底气，我一直以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是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生产、消费和创新等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国崛起是靠人口。79年改革开放，80年的人口中位年龄只有22岁，美国当时是30岁，中国经济只要稍微顺应规律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成就，事实也是如此。那时候是一个青年的中国对一个迈入中年的美国，两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是必然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2014年左右开始下降，中位年龄2018年之前已经超过美国，现在是42岁，而美国是38岁。如果中国稳定住1.2的生育率(每位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2个孩子)，到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为49岁，而美国是42岁；2050年中国将达到56岁以上，美国是44岁。这里可以看到，美中两国各自的可持续性究竟谁占优势。 我认为，大概在2030-35年，中国人口数据的各方面都将逊色于美国，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在2035年左右开始低于美国。 记者：前几天，英国一个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说，2028年中国经济体量会超过美国，获得媒体和一些专家的赞同；此外，还有预测说，中国人均GDP今后将达到美国的50%，甚至是70%。您怎么看？ 易：我认为不可能。要实现经济总体量2028年超越美国，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年经济增长率要超过7%。事实上，中国最多在2021年由于疫情后复苏反弹，可能超过7%，其他没有一年能够超过这个数。 我在2000年代说过，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的拐点，也是经济的拐点，就是经济增长将开始减缓。当时没有人相信。果然，2012年，中国经济从2011年的9.6%开始回落，一直滑到2019年的6.1%。这方面，投资界只看一两年的数据，我会看十多年的。 至于他们对人均GDP的预测，我也不赞同。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没有可能攀升到美国的一半甚至更高。日本1995年的人均GDP曾经是美国的1.5倍，现在2020年已经降到61%，今后很有可能低于美国的40%。韩国和台湾，以前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但是2011年后，台湾人均GDP定格在美国的42%不动了；韩国2011年左右到美国的50%左右，也徘徊不前了。这些地方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会继续降到低于美国的30%。欧盟2008年是美国的76%，现在是53%；德国是欧洲的翘楚，人均在2008年曾是美国的94%，但是，2020年降到71%；意大利2008年是美国的84%，2019年降到51%；还有葡萄牙、希腊都是同样的问题。这仅仅是几个例子。 记者：这些国家或实体都落入类似的模型中，就是从追赶美国到丧失马力，再与美国拉开距离，为什么有这样的雷同现象呢？中国是否也会跌入这个模型？ 易：老龄化是最大问题。欧洲、日本等世界各国，都是因为这个问题与美国的差距才开始越来越大。这些国家曾经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由于落入老龄化陷阱，又重新回到中等收入陷阱。我一直打比方说，没有医生诊断病人死于年老，而是说死于各种病症，像心脏，癌症，肥胖等等；德国、日本被看出一个有癌症一个得了中风，其实根本原因还是老龄化。 中国生育率1991年已经低于美国，2000年比日本、德国、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还低，今后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这些国家还严重。所以，人均GDP不可能达到美国的50%。 老龄化对中国是一头灰犀牛；而新冠疫情对美国是黑天鹅，一年即逝。灰犀牛是漫长的，不可能逃过的。现在美国遭遇黑天鹅，很多亲中派大呼中国制度优越，但其实只是中国暂时获得短跑优势。人口老化，消费力下降，经济下降，创新力下降，劳动力减少，制造业衰落，这是中国的大方向。 记者：您说的中国错误的人口数据是怎么一回事？ 易：也就是灌水。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2，出生人数为1408万，已经到了需要鼓励生育的时候。但是，计生委一个法规司长表示，这么低是不可能的，于是加以虚报；计生委甚至公布说，一旦放松计划生育，这个数字会升到2.1，将导致人口无限膨胀。在后来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的小普查之后，计生委继续拔高生育率。 2016年开放全面二胎化之前，计生委预测二胎化之后，每年可出生4700万婴儿；2015年时称，虽然达不到预测的这个数，但可以达到2200万，但是，实际上2016出生率远低于预期，仅为1.24，意味着出生婴儿为1200万。当时，由于2017年要开19大，将决定国家计生委是否存在，计生委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公布出生率符合预期，说2018年将出生1846万。实际上，2018年，国家卫计委被撤销改制，真实的出生率浮出水面，政府发现，这一年仅仅出生1362万婴儿，大大少于此前预报的1800多万。 那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来自计生委，而中国人口协会会长是计生委主任，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口普查的副局长一般是中国人口协会的副会长，都受国家计生委领导，大家都根据需要定数据。 此外，地方教育局也把数字“扩大化”，因为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联合出资，中部地区中央出60%，西部地区中央出80%，多报学生可以获得更多中央经费。2000年出生的孩子2006年上小学了，这时候，原来统计的出生数字1408万，变成了1729万。到了2014年，这些孩子进入初三，经费已经发过，没有必要隐瞒那么多了，他们的人数回落到1426万。2015年15岁时，这个数字进一步缩水为1350万。 医疗系统也有水分。2008年之前农民生孩子自费，之后政府建立了部分保险制度，农民生子有保险和费用了，于是，医院和管理机构虚构数据，冒领经费。卫健委也不知道到底出生多少人，他们管不了那么多医院的出生人数，出生证根本无法控制。 2010年户籍改革，人们上户口没什么限制了，很多人买卖出生证，办双户口甚至多户口，人口数被虚构。公安局户籍数据造假比统计局还厉害，这是因为与户口相联系的利益大概有二十多种，包括购房优惠在内。郑州有个小小的派出所，一年之内虚报了一千多个户口。比方说，张三在郑州有个户口，再用李四的名字到广州买个户口，张三、李四都交社保，以后可以领到两份社保，根本查不出。 2000到2019年，国家统计局认为中国增加了1.3亿人，公安户籍则显示增加了1.7亿。我推算，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1000万左右，已经开始负增长了，但国家统计局说是1523万，增长了530万，户籍则显示增长了924万人。 记者：您的意思是，人口因素决定中国昨天的崛起，今天的转折和明天的走势，那么在这场博弈中，您对美国的人口状况有怎样的观察呢？ 易：美国生育率一百多年来一直高于英法等欧洲主要大国，几十年来在发达国家里也是最高的。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婴儿潮，但美国的高峰更高，这对美国后来几十年的发展极为关键。 美国60年代开始生育率一度下降，直到1976年仅剩1.74，比欧洲还低。如果按照那个趋势，美国现在已经衰退了。不过，此后美国开始鼓励生育，尤其里根上台后出台一系列政策，使得生育率回升到1989的2.0， 到2007年一直保持在2.1左右。相比之下，欧盟从76年的2.06滑落到1989年的1.65，再到2007的1.51。2005年，亚洲的日本也下降到1.26。在美欧日这个板块中，美国是最高的。 不过，美国占优势的人口，最近十来年在下滑，现在已经降到了1.65。估计，美国今后一段时间会维持在1.5，因此也会衰落，这是美国需要警惕和防范的。 你提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创造财富方面的作用，我认为，机器人的确可以从事生产，但是他们不消费呀；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减少消费就会减少需求、减少进一步创新的可能。而且，人工智能仅仅是实现从1到N的创新，只有人力资本才能进行从0到1的创新。 说到美中两国，我认为，美中之间存在诸多问题，但恶化的导火线–贸易逆差就是来源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的上一代劳动力充足，大量生产，而独生子女一代消费买单量萎缩，产品过剩需大量出口，致使美国进多出少，还赔掉了自己的制造业。 记者：如果回望过去，您如何评价曾经做出过的种种预测？ 易：美国方面，我曾经预测德州会崛起，中西部五大湖地区会衰落，现在正在成为现实。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报告每期都引用我的文章；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也引用我的文章。不过，不知道他们是否重视(笑)。 中国方面，我2000年后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东北会衰退；2005年前后发表很多文章，认定中国经济中心会从东、北往西、南转移，应该是七世纪唐朝以来的最大转移。我这么预测的主要根据是人口。中国生育率是南高北低，西高东低。东北最低，西南最高，意味着东北衰退，西南崛起。现在看来果然如此，该崛起的、该衰落的都出现了。 中国东北1980年GDP占全国13.7%，2020为5%。中国经济中心在2006年左右开始往西往南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