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1990年代末期朱鎔基領銜國企改革時曾經公開放言，中國改革正在步入一個地雷陣，而他將義無反顧、抬棺前行。且不論他的激進改革在身後留下多少非議，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時龐大頑固、積重難返的舊體制是多麼難以撼動。 而今，特別是年中「二十大三中全會」結束後以「改革」名義出台的一連串「砸鍋賣鐵」政策，正在將中共推入了一個遠比地雷陣更為恐怖的「灰犀牛陣」。其中，最新的一頭灰犀牛，就是9月13日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延遲國民（職工）退休年齡的決定。 「改革」闖關的歷史重複？ 雖然修改退休年齡的法律動議，一個有關所有勞動者的根本制度，醞釀了十幾年，但是在「三中全會的決定」通過後僅寥寥數月，北京的全國人大就如此舉重若輕地快速通過這個極富爭議性的法律修訂案，不能不令中國公眾為之嘩然和愕然。 他們嘩然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損失和對未來預期的進一步幻滅。在當下中國已經進入經濟大衰退、無論青年人還是中年人的失業率都高企不下，可見的企業破產浪潮已經到來，整個勞動群體對未來都陷入極不確定的預期之中，這本來是中國內需不足、消費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國央行前行長易綱近日在上海公開警告中國陷入嚴重通縮陷阱的根源。 這也是中國歐盟商會會長彥辭(Jens Eskelund)發表的憂慮所在。他在評價歐洲商會最近出台的一個報告時說，中國消費者極不願意消費，而他們又看不出中央政府有任何重振經濟的復興計劃。而新近出台政策卻又指向了相反方向，如野村證券研究所的報告所指，在明顯的大衰退背景下，中國政府不僅沒有伸出反危機的幫助之手，反而其財稅政策正在變成一隻「掠奪之手」。 而且，相比中國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各種「砸鍋賣鐵」的掠奪，無論緊縮財政還是瘋狂罰沒，或者紀委系統總動員，對上至退休部長級官員下至各級地方官員開展黨內官員巨額財產清查，等等，都沒有什麼能夠與勞動領域的根本性政策調整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衝擊相提並論。 公眾自然不能不愕然中央政府的官僚們為砸鍋賣鐵竟然如此愚勇顢頇、一意孤行，無異於與勞動階級進行一場梭哈式的政治賭博。 畢竟，對尚存改革記憶的老輩人來說，類似重大的體制改革如此輕易地快速通過，讓人想起的先例並非朱鎔基時代「抬棺闖地雷陣」的勇氣，而是看到了堪比1988年趙紫陽主政推動的「價格闖關」的危險。趙試圖以激進的市場導向改革結束「價格雙軌制」，但引發了高通脹，也引發了194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抗議運動和公眾同情，最後導致趙紫陽的落馬和整個共產陣營的崩潰。後者算是這場真正的自由主義改革的未期然卻在更大範圍擴散的歷史成果。 然而，2024年的延遲退休改革，在醞釀十幾年後，是社保基金面臨未來幾年即將出現支出危機的背景下不顧及基本立法程序，即三讀需要，在「三中全會」結束後匆匆二讀即生效通過，整個過程沒有按照《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做提前三十天的公示和徵求意見，基本屬於利用委員長特別權力強行通過的法律修訂。與同時間在廣州秘密二審宣判黃雪琴幾乎如出一轍，雖然後者只是一樁針對煽動顛覆的司法審判，卻違反了基本的審判公開的法治原則，而延遲退休法律的修改，也冒天下之大不韙，拒絕基本、形式上、最低限度的公開審議，以最快的方式走完了全過程的法律修訂。 所以，外界可以從中窺見，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為砸鍋賣鐵到了何種焦慮程度以致於不顧基本的形式程序和形式民主。他們或許參照了同期公示徵求意見然後招致全民反對的「上網身份認證」的前車，頗有某種異乎尋常的自信，以為在過去十幾年對公民社會的清剿、對黨內派系的清洗，足以保證全過程不受干擾地實現「砸鍋賣鐵」的最高意志。 僅此而論，足見中國統治精英，從領導集團到技術官僚，都深諳其中利害，卻完全站在勞工階級的對立面，機會主義地利用反顏色革命的鎮壓成果，強行闖關、通過這條如果在法國或者其他富有勞工運動的國家都將可能引發勞工階級極大反彈、乃至舉國抗議的法律。不能不說，這是貌似必贏卻極其冒險的政治賭博，不顧潛在的巨大政治風險，後者意味著一個持久不息的革命導火索。 苦力主義和勞動憲法 因為，雖然從表面上看，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到來，推遲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歐洲相關政策改革，作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一項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國的勞動環境下，一個未經廣泛討論和審議的重大勞動政策的變更，在缺乏配套勞動和福利改革的條件下，不僅可能迅速上升為「國家違約」的政治衝突，而且從勞動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一改革也是註定失敗，可能引發中國勞動體制和社會結構的崩塌，進而造成持久的國家失敗。 簡單地講，原先成型於1970年代初的職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於當時的國民平均壽命（即61歲），在幾十年後國民延壽至平均年齡78歲後，表面上似有調整必要。但是，在過去三十年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後期國企改革結束後，傳統意義的工人階級在整體上已經不復存在，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和階級意識全然消失，中國勞動領域只有沒有階級的龐大工人和受僱傭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引入的集體談判機制流於形式，並不存在一個正常國家裡的在工人階級與僱主階級之間的政治談判安排。任何勞動制度的改革都意味著是單向度的、強加的、違背工人和受僱傭者的階級利益。 其次，工人階級消失的無聲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92年開啟的市場經濟將19世紀以來的華工-苦力主義傳統喚醒了，並且以奮鬥-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階級的勞動權利觀。中國勞動者以推遲享受、為未來回報而特別能忍受現期超時勞作的苦力主義激勵，與國家暴力和資本暴力的雙重暴力驅動和諧並進。這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 對中國廣大苦力-勞動者來說，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開始美好生活、結束苦力勞動的解放象徵。只有在雙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國，才可能真正理解這一年齡線對勞動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義。當然，今天也有許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齡勞動者苦於60/55的限制，僱傭單位對他們的超齡僱傭顯然違法，也斷絕了他們的生機。這在園林行業、建築行業也成為僱主們近年來的困擾，他們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勞動法，放寬退休年限。 這一對少數高齡體力勞動者來說像是僱傭者和被僱傭者的延退共識，毋寧反映了中國勞動者缺乏足夠社會福利和勞動權利保障的悲慘現實。對更多的勞動者來說，三年的退休延期卻形同絕望生活上追加的一記重鎚。因為，在當下和未來的中國勞動市場上，充滿了年齡歧視。在缺乏工會代言和階級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數低學歷的勞動者如同騾馬一般被按齒序分類。其中，35歲意味著第一個失業門檻，簡直就是高學歷碼農的噩夢。而越來越多總量接近兩億的「自由職業者」（其中大部分實為外賣騎手、按摩師、護工、卡車司機等新僕役階級），一個更無勞動時間保障近年來因多發生高齡勞動猝死的勞動群體，新近被美團等公司限制招收45歲以上求職者，且被限制向高齡騎手派單。 也就是說，對總體上缺乏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且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成為勞務派遣工的中國勞動者來說，他們正在成為不穩定就業者，新流民階級。對他們來說，從40到60都意味著嚴重的職場歧視和越來越少的就業機會，和越來越短的健康勞動壽命。（譬如當今中國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勞動壽命只有57歲。）如果再延期退休三年，儘管可能只是為現在已經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帳戶帶來更多一點兒在北京官僚們看起來微不足道的邊際損失，對無數困於勞動市場的邊緣化而無法被福利領域解救的失業者、靈活就業者等等整個新流民階級來說，卻可能意味著個人和家庭的災難，也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階級結構的瓦解之後發生社會結構的瓦解。 事實上，疫情結束的兩年來，中國各地激增的社會報復性殺人案件，從吉林針對美國遊客的屠殺，到蘇州平江路慘案等等，幾乎每天、每周都發生的類似慘案，行兇者的年齡越來越集中在50歲以上的中年男人群體。他們正在耗盡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再來看十幾年前中青報等媒體大聲呼籲的，退休年限是一個國家契約、不可輕易違約的評論，其中固然有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敏銳和迂腐，但若對照中國勞動市場現狀，恐怕不難發現，相比中國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無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後也是唯一神聖的勞動憲法。任何對這一勞動憲法的輕視和踐踏，都可能顛覆整個國家的階級-社會關係和政治基礎。 如此來看，可能無需再行計算1970年代十幾個勞動人口養活一個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個勞動者養活一個退休者的不可能供養模式，任何人都能從中國勞動者的苦力主義悲慘狀況發現這場延遲退休改革失敗的必然性，它將可能在未來觸發一場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決策者們一以貫之的逃避態度所決定的。他們或許深知，他們正在踏入一個灰犀牛陣，以敲鑼打鼓、砸鍋賣鐵的方式喚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們。但是，在這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度，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家尚且被隨意拿捏，誰又真正在乎那些從未進入視野的勞工大眾呢？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近日震撼海內外的最大新聞，是恆大喪鐘響。我對財經問題是外行，不過這幾天看新聞，知道茲事體大，事關黨國生死，斗膽噴下口水。 恆大欠債三千億美金，目前陷入財困的是恆大財富理財產品，財務缺口為四百億，這都是初步的數字而已。新聞中各地都有被恆大坑騙的市民在抗議討債，事情如何了結，不但恆大老闆許家印作困獸斗，習近平也寢食難安。 恆大有沒有救?要看習近平。世上沒有一個財團有本事救恆大，或許有，但有本事又有心的沒有，想救恆大而又有本事救的，只剩習近平。習近平救不救呢?這是習近平的難題，不是我們的難題，我們隔岸觀火可也。 習近平救不救恆大？我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救也難不救也難，救也危不救也危，總之一想到恆大，習近平又要罵娘。 恆大又是誰養到這麼大的，不就是習近平的中共嗎?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實行GDP刺激機制，地方官員以GDP衡量政績，成績好的陞官，成績不好的投閑置散，因此GDP崇拜成風。 地方官拼GDP，最立桿見影的就是房地產。起樓先要買地，賣地是地方政府第一筆收入，從前不上繳，是地方私家錢。地產商起樓是大工程，起完樓要開路、鋪設水電煤，裝修買家私，都是GDP。地產商有收益要交稅，蓋了新樓又要再買地，如此循環不息，GDP不斷累積，地方官笑逐顏開。 地產商都是在地方官的扶植下成長起來的，地產商無不是地方官貪腐的同夥，這麼大的甜頭，你想地方官「有序」開發地產，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此習近平批判的「資產無序擴張」，根本不是私企搞出來的，就是中共自己搞出來的。 中共國的地產畸型發展不自今日始，早就有專家提醒，全國約有七億間商品房，空置率21%，即是一億五千萬間，平均一間屋住三口人，未來要增加四億五千萬人口才能消費這些樓，現在出生率下降，什麼時候才賣得完？ 明明需求在下降，地產商又拚命起屋，小學生都明白沒有可持續性，但中共基於GDP崇拜，還是任地產商發癲。習近平說「房住不炒」，現實是供過於求，你不讓人炒房，房子不就空在那裡了嗎?問題並沒有解決。 地產商瘋狂起樓，樓又賣不出去，債越欠越多，前景如何，阿茂用膝蓋都想得明白。 恆大垮台影響深遠，眾所皆知，習近平能救當然要救，但救一間公司，要基於行業前景有可為，若全行前景不可為，你救得一時，救不了長久。簡單說，政府自掏腰包撐住恆大，但要保證恆大能繼續賺錢，否則恆大持續大虧，等於扔錢入大海，習近平會蠢到這種地步？ 放在早幾年，中共豪氣干雲時，三千億美金的缺口就一口氣填了，但中共國未來一年自己的財政缺口是十萬億，最近急救阿富汗塔利班，只能掏二億元咁大把，證明國庫空虛。現在叫中共拿四百億出來救恆大財富，已經難過登天，更不必說拿三千億美金即二萬億人民幣救整個恆大集團，今時不同往日了。 中國經濟螺旋型向下，失業率急速攀升，人民口袋空了，已買的樓都供不下去，誰還有餘錢去買新樓？可以肯定，中國樓市的好景一去不返，中國地產商的好景一去不返，中國人的好景一去不返，中共的好景也一去不返。 習近平固然想救恆大，但有心無力，即使救了恆大財富，還有恆大集團更大的洞要填，救得了恆大，其他地產商若倒骨牌倒下（經濟下行全行不景)，那習近平是救還是不救? 恆大早前寫信給廣東省政府，羅列一大堆恆大垮台的負面效應，以此恐嚇政府，顯示恆大已大到不能倒。但以習近平的性格，世上沒什麼「大到不能倒」的私企，整個教培行業，上下游就業人口四千萬，他一口氣就滅了，世上有比他更大氣魄的領袖嗎?四千萬人的生計說滅就滅，恆大才四百萬，小巫見大巫啦！ 恆大垮，後果可小可大，整個地產業垮，事情就大，地產垮金融則危，金融危事情更大。地產是灰犀牛，習近平是維尼熊，兩個龐然大物廝殺，天地為之變色，好戲還在後頭。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中國經濟永遠超不過美國！」這話傳到「厲害國」，會有許多人憤怒，也讓許多人失落。但是，這很可能就是未來的現實。易富賢根據人口增長趨勢做出的預測，在全國和局部都屢試不爽。 美國總統拜登宣誓就職之前，前白宮官員何瑞恩(Ryan Hass) 在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主編髮布《美國對華政策的未來——對拜登政府的建議》一書所引用的重要參考文獻是長期致力於中國人口宏觀研究的人口學家易富賢的文章。 易富賢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資深科學家，作家。那篇文章是他2019年發表於英文版《南華早報》上的，標題為「比日本還糟：中國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機將如何毀滅其經濟夢想」。 易富賢認為，美中關係惡化的重要原因，是錯誤的中國人口數據導致的戰略誤判。對此，美國之音記者對易富賢進行了專訪，請他就中國人口真相與經濟實力之間的因果及其與美國的關係，分享獨到見解，以下是專訪內容。 記者：您提出，美國誇大了中國的威脅，為什麼呢？ 易：我其實研究中美關係10多年了，這個關於中國「非威脅論」的觀點，在我的《大國空巢》2007年在香港出第一版時就存在了。那時，中國經濟長期以10%的速度增長，人們整體的思路是中國經濟很快將超過美國。2011年時，主流甚至認為，20年之後的2032年，中國經濟將是美國的兩倍。當時國內很興奮，認為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世界第一。 我以為，中國是日本式短跑，就像韓國和台灣一樣，而美國是長跑。短跑速度暫時超過長跑的不奇怪，但短跑要一直保持高速是不可能的。何況中國人口結構急劇老化，勞動力在2013、14年就開始減少，而美國勞動力到2050年都不會減少。 美國的精英學者很少從中國的人口數據來進行分析，更不掌握真實的數據，因為有大量灌水現象。我在研究的20多年中，發現曾經的國家計生委、國家統計局、地方教育部門、地方戶籍部門和醫院等，都誇大人口的數字。這樣一來，對未來勞動力、消費力、生產力、創新力等關鍵經濟成份的估算都誇大了，導致未來的經濟成長和國力也被誇大。 記者：您說，「中國經濟永遠不會超過美國」，您的底氣從哪裡來？ 易：記得2016年我到中國參加博鰲論壇，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說，中國經濟永遠不可能超過美國，估計這話被解讀為我在唱衰中國，於是我被封殺了。當時中國輿論場是一片「厲害了，我的國」的歡呼聲，而我的聲音對中國是很大的打擊。 說到底氣，我一直以為，社會經濟的主體是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生產、消費和創新等一系列經濟活動。中國崛起是靠人口。79年改革開放，80年的人口中位年齡只有22歲，美國當時是30歲，中國經濟只要稍微順應規律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成就，事實也是如此。那時候是一個青年的中國對一個邁入中年的美國，兩國經濟差距不斷縮小是必然的。但是，中國的勞動力2014年左右開始下降，中位年齡2018年之前已經超過美國，現在是42歲，而美國是38歲。如果中國穩定住1.2的生育率(每位育齡婦女一生平均生育1.2個孩子)，到2035年，中國的中位年齡為49歲，而美國是42歲；2050年中國將達到56歲以上，美國是44歲。這裡可以看到，美中兩國各自的可持續性究竟誰佔優勢。 我認為，大概在2030-35年，中國人口數據的各方面都將遜色於美國，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在2035年左右開始低於美國。 記者：前幾天，英國一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說，2028年中國經濟體量會超過美國，獲得媒體和一些專家的贊同；此外，還有預測說，中國人均GDP今後將達到美國的50%，甚至是70%。您怎麼看？ 易：我認為不可能。要實現經濟總體量2028年超越美國，意味著未來幾年中國年經濟增長率要超過7%。事實上，中國最多在2021年由於疫情後復甦反彈，可能超過7%，其他沒有一年能夠超過這個數。 我在2000年代說過，2012年將是中國人口的拐點，也是經濟的拐點，就是經濟增長將開始減緩。當時沒有人相信。果然，2012年，中國經濟從2011年的9.6%開始回落，一直滑到2019年的6.1%。這方面，投資界只看一兩年的數據，我會看十多年的。 至於他們對人均GDP的預測，我也不贊同。中國目前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六分之一，沒有可能攀升到美國的一半甚至更高。日本1995年的人均GDP曾經是美國的1.5倍，現在2020年已經降到61%，今後很有可能低於美國的40%。韓國和台灣，以前與美國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但是2011年後，台灣人均GDP定格在美國的42%不動了；韓國2011年左右到美國的50%左右，也徘徊不前了。這些地方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會繼續降到低於美國的30%。歐盟2008年是美國的76%，現在是53%；德國是歐洲的翹楚，人均在2008年曾是美國的94%，但是，2020年降到71%；義大利2008年是美國的84%，2019年降到51%；還有葡萄牙、希臘都是同樣的問題。這僅僅是幾個例子。 記者：這些國家或實體都落入類似的模型中，就是從追趕美國到喪失馬力，再與美國拉開距離，為什麼有這樣的雷同現象呢？中國是否也會跌入這個模型？ 易：老齡化是最大問題。歐洲、日本等世界各國，都是因為這個問題與美國的差距才開始越來越大。這些國家曾經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由於落入老齡化陷阱，又重新回到中等收入陷阱。我一直打比方說，沒有醫生診斷病人死於年老，而是說死於各種病症，像心臟，癌症，肥胖等等；德國、日本被看出一個有癌症一個得了中風，其實根本原因還是老齡化。 中國生育率1991年已經低於美國，2000年比日本、德國、希臘、葡萄牙、義大利還低，今後中國的老齡化問題比這些國家還嚴重。所以，人均GDP不可能達到美國的50%。 老齡化對中國是一頭灰犀牛；而新冠疫情對美國是黑天鵝，一年即逝。灰犀牛是漫長的，不可能逃過的。現在美國遭遇黑天鵝，很多親中派大呼中國制度優越，但其實只是中國暫時獲得短跑優勢。人口老化，消費力下降，經濟下降，創新力下降，勞動力減少，製造業衰落，這是中國的大方向。 記者：您說的中國錯誤的人口數據是怎麼一回事？ 易：也就是灌水。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顯示，中國的生育率僅為1.2，出生人數為1408萬，已經到了需要鼓勵生育的時候。但是，計生委一個法規司長表示，這麼低是不可能的，於是加以虛報；計生委甚至公布說，一旦放鬆計劃生育，這個數字會升到2.1，將導致人口無限膨脹。在後來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的小普查之後，計生委繼續拔高生育率。 2016年開放全面二胎化之前，計生委預測二胎化之後，每年可出生4700萬嬰兒；2015年時稱，雖然達不到預測的這個數，但可以達到2200萬，但是，實際上2016出生率遠低於預期，僅為1.24，意味著出生嬰兒為1200萬。當時，由於2017年要開19大，將決定國家計生委是否存在，計生委為了繼續存在下去，公布出生率符合預期，說2018年將出生1846萬。實際上，2018年，國家衛計委被撤銷改制，真實的出生率浮出水面，政府發現，這一年僅僅出生1362萬嬰兒，大大少於此前預報的1800多萬。 那時，國家統計局數據來自計生委，而中國人口協會會長是計生委主任，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口普查的副局長一般是中國人口協會的副會長，都受國家計生委領導，大家都根據需要定數據。 此外，地方教育局也把數字「擴大化」，因為教育經費由中央和地方聯合出資，中部地區中央出60%，西部地區中央出80%，多報學生可以獲得更多中央經費。2000年出生的孩子2006年上小學了，這時候，原來統計的出生數字1408萬，變成了1729萬。到了2014年，這些孩子進入初三，經費已經發過，沒有必要隱瞞那麼多了，他們的人數回落到1426萬。2015年15歲時，這個數字進一步縮水為1350萬。 醫療系統也有水分。2008年之前農民生孩子自費，之後政府建立了部分保險制度，農民生子有保險和費用了，於是，醫院和管理機構虛構數據，冒領經費。衛健委也不知道到底出生多少人，他們管不了那麼多醫院的出生人數，出生證根本無法控制。 2010年戶籍改革，人們上戶口沒什麼限制了，很多人買賣出生證，辦雙戶口甚至多戶口，人口數被虛構。公安局戶籍數據造假比統計局還厲害，這是因為與戶口相聯繫的利益大概有二十多種，包括購房優惠在內。鄭州有個小小的派出所，一年之內虛報了一千多個戶口。比方說，張三在鄭州有個戶口，再用李四的名字到廣州買個戶口，張三、李四都交社保，以後可以領到兩份社保，根本查不出。 2000到2019年，國家統計局認為中國增加了1.3億人，公安戶籍則顯示增加了1.7億。我推算，2018年中國出生人口1000萬左右，已經開始負增長了，但國家統計局說是1523萬，增長了530萬，戶籍則顯示增長了924萬人。 記者：您的意思是，人口因素決定中國昨天的崛起，今天的轉折和明天的走勢，那麼在這場博弈中，您對美國的人口狀況有怎樣的觀察呢？ 易：美國生育率一百多年來一直高於英法等歐洲主要大國，幾十年來在發達國家裡也是最高的。二戰之後，歐洲和美國都出現了嬰兒潮，但美國的高峰更高，這對美國後來幾十年的發展極為關鍵。 美國60年代開始生育率一度下降，直到1976年僅剩1.74，比歐洲還低。如果按照那個趨勢，美國現在已經衰退了。不過，此後美國開始鼓勵生育，尤其里根上台後出台一系列政策，使得生育率回升到1989的2.0， 到2007年一直保持在2.1左右。相比之下，歐盟從76年的2.06滑落到1989年的1.65，再到2007的1.51。2005年，亞洲的日本也下降到1.26。在美歐日這個板塊中，美國是最高的。 不過，美國佔優勢的人口，最近十來年在下滑，現在已經降到了1.65。估計，美國今後一段時間會維持在1.5，因此也會衰落，這是美國需要警惕和防範的。 你提到人工智慧、機器人在創造財富方面的作用，我認為，機器人的確可以從事生產，但是他們不消費呀；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力量。減少消費就會減少需求、減少進一步創新的可能。而且，人工智慧僅僅是實現從1到N的創新，只有人力資本才能進行從0到1的創新。 說到美中兩國，我認為，美中之間存在諸多問題，但惡化的導火線–貿易逆差就是來源於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獨生子女的上一代勞動力充足，大量生產，而獨生子女一代消費買單量萎縮，產品過剩需大量出口，致使美國進多出少，還賠掉了自己的製造業。 記者：如果回望過去，您如何評價曾經做出過的種種預測？ 易：美國方面，我曾經預測德州會崛起，中西部五大湖地區會衰落，現在正在成為現實。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報告每期都引用我的文章；美國國會「中國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也引用我的文章。不過，不知道他們是否重視(笑)。 中國方面，我2000年後寫過一篇文章，指出中國東北會衰退；2005年前後發表很多文章，認定中國經濟中心會從東、北往西、南轉移，應該是七世紀唐朝以來的最大轉移。我這麼預測的主要根據是人口。中國生育率是南高北低，西高東低。東北最低，西南最高，意味著東北衰退，西南崛起。現在看來果然如此，該崛起的、該衰落的都出現了。 中國東北1980年GDP佔全國13.7%，2020為5%。中國經濟中心在2006年左右開始往西往南轉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