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一俄罗斯法院7月19日以间谍罪判处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Evan Gershkovich）16年有期徒刑。据悉，庭审以非公开方式进行。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起出于政治动机罗织罪名的“间谍案”。 据联合国新闻网报导，现年32岁的格什科维奇是美国公民，曾在多家媒体工作，2017年移居俄罗斯，成为《华尔街日报》驻俄罗斯记者。此前，他报道了有关征兵、制裁对经济和人民的影响、俄罗斯日益孤立以及政府试图压制反战活动等话题。去年3月29日，格什科维奇因间谍罪被捕。 但是他本人、他的雇主以及美国政府都强烈否认对他的指控。 华尔街日报在18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将俄罗斯关押和审判格什科维的做法称为“骇人暴行”。 “即使当俄罗斯导演这场可耻的虚假审判之时，我们持续尽我们一切努力争取俄罗斯当局立即释放这名记者，并且非常明确地表明：埃文只是在履行他作为一名记者的职责，而新闻报道绝不是犯罪。现在就让他回家。” “我们从一开始就清楚表明埃文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因此不应被拘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Vedant Patel）星期四向记者表示。“至今俄罗斯没有提供任何犯罪证据，而且也无法给出继续关押埃文的理由。埃文不应该被关押。” 据美国之音报导，格什科维奇是目前遭到俄罗斯羁押的两名美国记者之一。另一位记者阿尔苏•库尔马舍娃（Alsu Kurmasheva）已经被关押了九个月。 这位常驻布拉格的美国之音姊妹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被控违反法规没有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并传播被莫斯科视为有关俄罗斯部队的虚假信息。她从2023年10月被当局拘捕后就一直处于被监禁状态。 库尔马舍娃和她的雇主否认这些指控，而美国政府也呼吁立即将她释放。
香港记者协会新任主席郑嘉如上任不足三周便被其美国雇主《华尔街日报》辞退，引发争议。 香港外国记者会就事件发表声明，称对事件深表关注，又指新闻自由受《基本法》第27条保障，代表业界去争取包括新闻自由的记者权益，没有可争议之处。 今年5月初把地区总部从香港迁往新加坡的《华日》，17日以“架构重组”为由，即时辞退其记者郑嘉如，但她和不少评论员均不相信《华日》没有政治考虑。 郑嘉如指出，她参选记协主席时，作为国际新闻编辑的上司已让她退选，甚至希望她退出执委会，认为记协主席的角色会与其记者职务“无法共存”，因为香港新闻自由问题备受争议，雇员推动时会构成冲突。而在她上月22日当选主席之日起，公司已没有她的署名报道刊登，她曾向上司提出新闻故事题材，亦不获回应；至于她过往负责的中国汽车业和新能源新闻，亦没有派她前往采访。 她认为，《华日》并非因为受到外力施压而被动地解雇她，而是主动地作出解雇决定，对香港日益严峻的新闻自由状况造成负面影响。 在英国运作的《香港劳权监察》发起联署公开信，指出参与工会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除了受到香港法律保障，亦是国际人权及劳工公约规定的基本权利，不容任何雇主侵犯。他们要求撤回解雇郑嘉如的不合理决定，尽快向公众交待事件，并承诺不会让相同事件重演。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署理中国主任王松莲指，中国和香港政府打击香港新闻自由的行动不断升级，媒体不应帮助他们。郑嘉如被不公正解雇再次显示，香港曾经是全世界新闻自由度最好的地方，但香港的新闻自由急剧下降，以至于即使是为外国媒体工作的记者也无法在这座城市安全地开展工作而不感到恐惧。
《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Evan Gershkovich)在被关押了将近十六个月后，于6月2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闭门受审。如果被判有罪，格什科维奇可能面临长达 20 年的牢狱之灾 。格什科维奇也是苏联时代后第一位被俄罗斯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记者。 据法广报导，俄罗斯检察官指控格什科维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收集有关俄罗斯坦克生产厂的秘密信息。迄今为止，格什科维奇、美国政府和《华尔街日报》坚决否认了这些指控。他们表示，格什科维奇仅在当地从事俄国外交部认可的记者工作。 路透社报导，剃了头的格什科维奇受审当天在叶卡捷琳堡出庭前，短暂现身媒体记者面前。32岁的他双臂交叉，穿着开领衬衫。 闭门审理在俄国法院审理间谍罪或叛国罪时很常见，意味着不准媒体、家人亲属，甚至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庭内旁听。 俄罗斯当局表示在审判之后，他们可能准备与美国交换囚犯谈判。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莫斯科对于用格什科维奇等人和美方换囚抱持开放态度，双方的接触已经进行，但必须维持保密。 法广报导称，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埃文作为人质的价值，俄罗斯当局希望确保他们能得到一些回报。 美方指控俄国从事“人质外交”（hostage diplomacy），点名格什科维奇和另一名遭囚禁的美国公民惠兰（Paul Whelan）遭“不当拘禁”，并誓言要将他们带回美国。
香港记者协会（简称记协）6月22日举行周年会员大会，选出新一届主席及新任执委会会员。新一届执委会成员多任职外媒，即将卸任的记协主席陈朗升认为，这反映香港本地传媒行业的萎缩。 美国之音报导，港区国安法2020年6月30日实施后，记协是硕果仅存的香港工会组织之一，但多次遭当局点名批评。记协在换届选举前夕，有会员收到可疑讯息称，周年会员大会可能被执法机关监控、录音和作身分识别，呼吁与会议保持距离。 在可疑讯息的阴霾下，记协22日顺利举行周年会员大会，选出新一届主席及新一届执委会成员。根据记协公布的名单，新任主席为《华尔街日报》记者郑嘉如，副主席则为自由记者梁耀聪。 有2人在选举开票前退选 12位新当选的记协执委会成员未在会后召开记者会，而是由即将在7月1日卸任的现任主席陈朗升会见传媒。 陈朗升表示，任职BBC的Danny Vicent以及关注难民权益组织Justice Centre Hong Kong高级政策顾问张皓明，在执委会选举开票前提出退选，但因记协没有退选机制，因此2人将于当选后提出辞职，但他不便透露他们退选的原因，又因记协执委会由最少5人及不多于12人组成，因此两人辞职后不会安排补选。 陈朗升表示，今年出席周年会员大会的人数比去年多出一倍，看来没有受到可疑讯息的影响。他说，卸任主席后，他只是一名记协的普通会员，不会再评论记协的事宜。 保安局质疑有候选人涉收美国钱 陈朗升反驳 对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21日质疑，记协新一届执委会参选人有如“外国记者协会”，因为大部参选人都是外媒的记者，有部分是自由记者，有些甚至“不是记者”，以及质疑有候选人所属组织曾经“被揭露收美国的钱”。 陈朗升回应表示，新一届执委会成员以新闻工作者为主，全部都是合资格的记协成员，记协也不会歧视不同种族的会员，邓炳强的质疑可能出于不认识工会的运作架构。 而对于邓炳强质疑有执委会参选人所属机构“收美国人钱”，陈朗升表示，接受政府资助的新闻机构或组织不一定要支持当地政府的立场，它们仍然可以有独立的编采自主方针。 至于香港本地新闻工作者较少参加新一届记协执委会选举，陈朗升认为，这反映香港本地传媒业的萎缩。 新当选的记协副主席梁耀聪表示，对于记协换届选举前夕出现的可疑信息，他不会感到太大压力，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但他坦言时间点比较敏感。对于记协的前景，他希望可以在仅有的空间中继续存在，吸引更多新会员加入。
《华尔街日报》日前宣布将亚洲总部从香港迁往新加坡，凸显在北京与港府强推国安立法后，香港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环境持续恶化。有学者认为，香港大小政策都要由北京拍板，当地记者难以作出有新闻价值的报导。 美国之音报导，《华尔街日报》总编辑塔克（Emma Tucker）5月2日通知内部员工，《华尔街日报》“一如我们报导的许多公司一样”，会将亚洲运作重心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部分员工将因此被迫离开，而这些员工多数来自香港。未来将在新加坡新设编辑，报导中国股市、楼市、电动车、港股等商业新闻。 香港《明报》报导，虽然《华尔街日报》在内部通知中未直接提及香港政治环境或国家安全法律，但该报的多名新闻工作者均指不排除与香港近年事态有关。 《华尔街日报》曾多次发表社评批评北京箝制香港人权，对《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提出质疑。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及特区政府曾点名批评该报有关《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的负面评论。 《华尔街日报》以报导财经、投资新闻为主，但仍作出这样的决定，让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感到意外。 陈朗升直言，现在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确有一定的风险，这些机构十分著重员工的风险。可以预见有更多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会有相同的疑虑。新加坡的新闻自由空间较大，《华尔街日报》迁到当地后，不会有后顾之忧。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表示，以往国际媒体把总部设在香港是基于香港的新闻自由空间较大，但现在香港无论大小政策，都要由北京拍板。记者留在香港，难以作出具新闻价值的报导。 庄嘉颖指出，在《基本法》23条、国安法之下，香港失去了很多自主性，没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若要报导中国新闻“何不干脆到北京采访”。虽然新加坡当局对报导当地消息有所限制，但是对于有关国外的报导不会有那么多限制。 今年3月29日，在香港颁布《基本法》23条新的国安立法后不到一周，美国之音的姊妹机构自由亚洲电台即宣布将关闭在香港的实体办事处，主因即为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恶化、担忧员工安全。这项决定标志著该机构在香港近30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华尔街日报》公布将迁往新加坡翌日（5月3日），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RSF）公布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排第135位，评分较去年的44.86下跌1.8分。无国界记者表示，这与港区国安法下，记者持续受到打压有关。
《华尔街日报》昨（5）日刊出港府对该报的警告信。《华尔街日报》上周的一篇社论指，港人对12月19日立法会选举投空白票是港人表达异议的“最后方式”之一。港府官员随后去信警告这可能已触犯法律。 《华尔街日报》社论提杯葛立法会选举 《华尔街日报》11月29日一篇题为“港府叫人投票—否则”（Hong Kong Says Vote—or Else）的社论指，杯葛及投白票是港人表达政见的最后途径之一。这篇社论引来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12月1日去信抗议，警告《华尔街日报》煽动不投票、投废票是违法的，不论身在香港或境外，港府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 《华尔街日报》昨日在读者投稿栏目刊出曾国卫发给该报的信函，标题为“港府向《华尔街日报》发出威吓”（Hong Kong Issues a Threat to the WSJ）。 曾国卫：港府保留采取必要行动权利 曾国卫在信中批评《华尔街日报》的该篇社论含有事实上不准确及没有根据的假设，称原于2020年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是因疫情对公众构成健康风险，并非如该社论所指的是因为区议会选举的结果。 对于社论认为北京实施新的选举规则，要求所有候选人须得到中共的预先批准，曾国卫称这完全失实。他称，在新选制下，只要拥护基本法及宣誓效忠港府，来自各阶层、对政府施政持不同意见者均可参选，与世界各地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没有分别，要求《华尔街日报》查清事实。 而对于社论指出杯葛及投白票是港人表达政见的最后途径之一，曾国卫也表示震惊，称公开煽动他人不投票或投废票属刑事罪行，不论煽动行为是在香港或境外做出，港府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 涉事社论指，港府近期通缉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及前区议员丘文俊，指称两人涉嫌于社交平台煽惑他人立法会选举投白票及不投票，违反选举条例。社论续指，两人在北京镇压期间离港，若他们去错国家或遭拘捕。 “难怪共产党怕再出现尴尬局面” 社论又说，警方于选举日部署一万名警力戒备，港人若于当日示威抗议，将面临极大风险。社论又引述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调查显示只有52%受访者打算投票，总结说“难怪共产党怕再出现尴尬局面”。 《华尔街日报》发表这篇社论后，香港民研再发表的最新民调显示，打算投票的受访者下跌了5%，只剩47%。 香港新的选举制度要求只有通过预先审查的候选人才能参选。香港立法会共有90席次，其中20席经由直接选举产生，比例低于一半。 港府已将鼓励人们抵制立法会选举，或煽动他人投无效票及损坏选票定为犯罪，但并未将个人取消选票或拒绝投票定为非法。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10月18日）发表专研中国经济的编辑和专栏作家塔普林（Nathaniel Taplin）的文章，声称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房地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支柱全都出现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如果中国政府近期内无法出台更强劲的宽松政策，那么支撑中国经济三大支柱的负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到明年年中有可能引起经济下行的风险。 塔普林指出，中国经济似乎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电荒、房地产债务危机、海运航道不顺、以及稍早出现的短暂但危害不低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引发的疫情反弹。他认为，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今年第3季度4.9%的GDP增长既低于预期，又跌破5%，也并不令人意外。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中国第3季度GDP较去年同期增长4.9%，远低于今年第1季度的18.3%和第2季度的7.9%。 塔普林认为，由于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反周期支持是如此微弱，因此今年第4季度的经济增长几乎可以肯定会低于第3季度。 至于明年的经济增长状况，塔普林认为目前很难确定。但他提出，这似乎取决于3大要素，即中国政府将以多快的速度放松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消费者是否最终打开荷包花钱以及出口商是否能够守住最近多占的市场份额。供电缺口仍然会拖后腿，但是煤矿促产和电价放宽将大大缓解电荒带来的冲击。 在房地产方面，塔普林认为有迹象显示政府或将采取更为宽容的立场。文章引述彭博社（Bloomberg）的报道说，中国一些大银行已经接获指令，要加快房屋抵押贷款的审批。但是9月份的信贷增长仍然很弱，而房地产投资、销售和开工遭遇的急速下滑仍未见有任何起色。文章认为，由于开发商的借贷渠道已经急剧收缩，要让房地产行业重振雄风的唯一关键似乎就是房屋销售。但是在出台重大措施处理恒大危机之前，要让忐忑不安的购屋者重回房地产市场也绝非易事。九月份房地产销售面积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了16%。 塔普林认为中国在消费者和出口贸易方面的状况要稍好一些。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强势，9月份的零售比去年同期上涨4.4%，高于8月份的2.5%。他指出，2022年最大的风险可能是，中国政府认为全力推动出口和力挺高科技产业，同时严厉打压房地产和诸如互联网平台技术的高附加值服务业的策略奏效而过于自信，结果在事态突然出现变化时措手不及。 文章列举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出口发生逆转。中国的出口商即使面对成本暴涨仍然非常拥有竞争力。不过他们也得益于很多亚洲工厂因疫情而关闭以及富裕国家消费者因为疫情而把消费在服务业上的资金转而花费在购买物品上。2020年中国工业就业人数的净增长自2012年以来首次超过服务业，而这一状况今年可能再次发生。 但是这一状况注定是难以持续的，因为随着富裕国家疫苗接种人口超越一定的门槛，导致服务业的反弹和民众对服务业消费的增加，以及海外制造商恢复生产，中方目前占有的一些优势可能很快就消失。 塔普林认为，理论上中国的消费者在增加消费方面仍有很大的空间。从人均角度看，中国居民在今年头9个月将他们34%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高于2017年至2019年之间的32%平均值。但是如果房地产行业仍然低迷，或者源于出口的就业减缓，消费者花钱也会非常小心。 塔普林认为，中国政府迄今为止避免了房地产行业低迷带来的重大冲击，但他认为目前还处于事发初期。如果更为重大的宽松政策不能很快出台，那么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房地产投资、消费和出口—到2022年年中都可能交叠下行，重创中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