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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20年12月被捕迄今,一直被囚于监狱,《苹果日报》被迫于三年前的6月24日关闭后,由于公司资金遭冻结,迄今仍有数百名员工未能全数取回薪金及遣散费。 综合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遭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串谋煽动罪,其国安官司大约被拖了三年才正式开审。案件审讯旷日持久,除了被告饱受窂狱之灾,《苹果》前员工的工资、有薪假期折现和遣散费,也因此呈胶著状态。 在《苹果》港闻版工作十多年、任职采访主任的A,今年4月首次收到由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发出的支票,但距离她应得的金额仍有一大段距离:“我相信很多同事都是心有不忿。这些钱明明是我们的工资,你要对付间公司,为什么要所有员工去陪葬呢?” A说,两名前《苹果》员工今年4月以债权人身分依法上诉,申请苹果日报有限公司清盘,将于7月3日聆讯。她估计法庭不会有所动作,“要《苹果》案完结后,后续的事才可以实行。现在是不会有任何进展。” 报导说,A趁《苹果》结业3周年回到壹传媒大楼凭吊:“以前份工好有意义,现在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但对我有没有意义都不重要,(苹果)对公众的意义,当它消失了之后,见到现在的情况,你便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 “现在的新闻会令你癫” 三年来,A定期去监狱探望旧同事,但法庭只在案件提堂时去过一次,“做个支持”。A说,“开审后没有再去了。自己情绪上不太能处理。” A目前没有正职的工作,问及会否想重新投入新闻行业,她斩钉截铁地说不,“因为明知没有空间去做。我很欣赏现在仍继续努力做的人,他们面对很多难处。但我自己没有这个心,没有热忱去克服这些困难。”“我现在不太想看新闻,坦白说。但如果你要做这行业,一定要看很多新闻。现在的新闻会令你癫。” A表示:“少了一份敢发声的报纸,对公众来说是一个损失。但就算有《苹果》,都可不可以像以前那样自由地报导。现在整个政治环境不同了。其他报纸都继续存在,但有些故题你根本就不可以报导。”“有些事它(政府)已经告诉你不能过,你究竟还有多大胆,去超越那条线呢?” 怕踩红线 读者不愿展示收藏的《苹果》 报导说,读者陈小姐珍藏了《苹果日报》三年前出版的最后一份报纸,但即使在家里,她也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不知道红线何在。 《基本法》23条在立法会审议时,香港立法会议员管浩鸣问:“《苹果日报》放在家是否‘管有煽动性刊物’?”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称,不是持有某一份报纸即属违法,强调须按情况判断是否有煽动意图。陈小姐对此感到困惑:“你怎样证实我的煽动意图?”而红线又经常飘移,“在街上派白纸什么问题?周间都有人派宣传单张。以前派《大纪元》、在街上派《九评共产党》都可以。但现在你派白纸,会被人查身分证。” 没有《苹果》的日子,她慨叹,“不知道在哪里看新闻”。没有敢于批评政府的媒体,民间社会失去议程设定的力量,“我想影响一定有的,但大家是否仍然关心?”
一份德国研究报告说,中国正在对在华外企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迫使这些企业在政治上与北京保持一致,并且扩大了被北京视为敏感问题的“红线”。 路透社看到的这份由总部在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和德国工业协会(BDI industry association)所做的研究报告,对100多家企业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对外企施压的门槛正在降低,已知的案例数量自2018年以来显著增加。 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墨卡托中国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麦克斯·曾格莱恩(Max Zenglein)说:“这是关于认识中国何时以及如何施加压力的模式。” 研究人员表示,除了国家主权问题外,有关新冠病毒来源、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制裁问题或者是对被中国认定为反华的政党的支持,现在都被视为“新的红线”。 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是其中的一个例子。2018年,戴姆勒因在广告中引用了被中国当局视为西藏分裂分子达赖喇嘛的话而多次道歉。 中国外交部表示,只有在看到完整报告后才能发表评论。 中国一直否认有关新冠病毒是从武汉一个专业实验室泄漏的指称。新冠病毒2019年底首次在武汉被发现。 华盛顿将华为视为中国共产党全球监视机器的一个分支,但华为一再否认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尤其是一些外国消费品公司在中国受到抵制。在西方批评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做法后,西方的服装品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成为被抵制的目标。 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由于害怕成为目标,企业可能会避免回应外企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问题。或者他们可能认为,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目标保持一致是最安全的。”
近来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因与台湾发展关系遭到中国报复并引发欧盟与中国的紧张。虽然传出立陶宛总统要求修改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名称以化解与中国的争端,不过专家说,即便改名也无法满足北京,因为北京的目的是要对台湾的外交孤立做到“滴水不漏”,即使如此为中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严重损害也在所不惜。 路透社报道,立陶宛官员考虑要求台湾修改驻立陶宛代表处中文名称的翻译,不过立陶宛和台湾外交部都否认提出或接到这个要求。 美国之音在上星期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一场视频讨论中询问专家,此时将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改名是否能解决立陶宛与中国之间的争议。 立陶宛即使后退北京也不会满意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Bonny Lin)说,她不认为立陶宛采取的行动有可能让北京满意。 “因为从更广泛的趋势来看北京的对台政策,北京对台湾的立场越来越强硬,我对此的解读是,对北京来说,已经变得明显的是,他们必须扼杀任何支持台湾独立的努力,那包括任何扩大台湾国际空间的举措。” 她说,北京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台湾的所有邦交,正因为如此,它想采取更加强硬行动的趋势以及限制台湾活动空间的欲望,不会因立陶宛的作为而有任何妥协。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南乐(Lev Nachman)告诉美国之音,虽然中国对立陶宛采取强硬的惩罚措施,但其实中国并不担心像斯洛文尼亚一般的小国与台湾发展关系,因为这不会改变台海现状,而且小国与中国的经济连结不多,相互影响也比较有限,而欧洲大国如英国或德国由于考虑到它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不会像立陶宛一样在对台湾的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 不过研究主题专注于台湾及台海两岸关系的南乐说,北京仍然必须对立陶宛做出强硬反制,那是因为“这涉及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权力及合法性,他们要说服中国一般的公民他们是想要统一台湾的,同时也要表达,他们一定会对谁攻击中国的主权做出强烈反应。” 战狼外交疏离国际社会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执行主任郑哲轩(John Dotso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压力的确会一些作用,例如防止其他国家仿效立陶宛的做法与台北发展关系,不过这种做法后坐力也很强,它不仅引起台湾人民反感,不利统一的政治目标,对中国的国际声誉也造成重大伤害。 郑哲轩说,他估计中国将继续在国际上采取强硬外交作风,对台政策也是如此,尽管北京必须对立陶宛强硬以作为警示其他国家不可跟从的范例,例如斯洛文尼亚也有迹象想要与台湾发展关系,但许多国家或许在见到北京对立陶宛的严厉惩罚后可能不敢跟进。他认为,就算其他国家不愿跟随立陶宛的脚步,但北京的做法对中国的形象都是极大伤害。 “过去几年来很清楚的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和发言人的‘战狼’外交作风,这种非常自信和经常令人憎厌的‘战狼’外交使北京已经疏离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外国政府和民意。不过我认为他们可能不在乎,因为那些做法的目的是主要是国内,它是为了要巩固在国内的地位、满足内部的民族主义受众并以此来得到可信度。如果这么做损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那也只好如此。” 美国伊利诺大学政治系特聘教授及系主任王德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对台湾的主要策略就是军事钳制、外交孤立和经济拉拢,自蔡英文上任后因民进党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便以军事钳制和外交孤立为主轴,但其做法越为强硬,台湾人民的反感就越大,这种现象过去也发生多次,包括1996年李登辉及2000年陈水扁的当选总统后都是如此。 对台强硬引反感 “这些都显示出,对台湾越强硬的结果造成的只是反效果,不只是在台湾而已,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也是如此。这两年北京对台湾的军事钳制,不断的演习和军舰围绕台湾,一方面是在威吓台湾,但结果是反而在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在支持台湾。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发表讲话,希望台海能保持和平。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强硬的做法造成许多反效果。不论是在台湾的国内造成反效果,在国际上也是造成反效果。” 对于媒体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希望“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能够修改以解决与中国之间的争端,但王德育说,北京对蔡政府的强硬立场不会和缓,无论台湾在立陶宛代表处使用任何名称都不会对这种立场产生影响,因为北京的目的就是要对台北的外交孤立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 王德育说,他从2005年起针对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态度所做的长期调查显示,台湾人民支持对中国采取避险政策,因此马英九政府提出的“一中各表”一直都维持过半数民众的支持,但中国对台湾的军事钳制和外交孤立使台湾民众认为北京对台湾的敌意增加,他在去年9月发布的2020年调查结果显示,对一中各表的支持度比前一年减少了大约百分之10,他猜测目前这个支持度大概只剩3成到4成。 北京要求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建交国必须遵循其一中原则,不得与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自蔡英文政府上台后更促成8个国家外交转向与台湾断交。对于美台关系近来不断升级一方面警告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以台制华”、“玩火”,一方面也指责民进党当局“倚美谋独”。
一架美军C-130(民用版)N3755P行政专机7月19日降落台湾桃园机场卸货,停留约一小时后离台。这是近一个月半月来的第三架美方军机降落台湾。美国在台协会(AIT)与台湾外交部对此都“没有评论”。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指出,美方不顾北京反弹,“红线踩了又踩,中国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运送AIT新任处长用品 美国C-130运输机来台 综合媒体报导,美国来台的第三架军机于7月19日中午12时14分现身桃园机场,是一架民用型C-130H-30运输机。该军机隶属CIA美国中情局合约商,为C-130H-30运输机的民用版本,专责运送美国政府物品。这次美国军机降落台湾发生于中方再度警告后的第五天。 这架运输机是AIT的包机,编号N3755P,上午9时58分由菲律宾马尼拉机场起飞,12时14分降落桃园机场,停留约1个小时。外交部和AIT都不愿说明这架运输机所载何物。但知情人士透露,机上送来的是AIT新任处长孙晓雅的私人物品,以及飞机回程时会将甫卸任的前处长郦英杰物品载离台湾。据了解,外交邮袋须向海关申报,但享有外交邮袋免验的外交礼遇。 基于安全,以往AIT运送物品或工人都采用专机,不假手他人,这点与15日由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C-146A行政专机“快闪”来台,如出一辙。 中方频警告 还实弹演习 此前美国军机已有两次降落台北松山机场的情况,并都引来中方警告。首先是,6月6日以C-17运输机载运三位跨党派参议员从南韩抵台,说明美国将捐赠疫苗给台湾。当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警告美国停止冒险挑衅。 但美国无视吴谦的警告,15日又以C-146A行政专机运送AIT处长交接所用的物品来台。中国国防部当天又强调,任何外国军机降落在中方领土,都必须经中国政府许可;并警告美方“切勿玩火”,“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并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引狼入室”。 与此同时,中共军方于16日至21日在浙江外海进行实弹演习,被视为是向台湾和美国发出“不可一而再再二三”的双重警告。 林俊宪:美方让中共难堪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指出,美方不顾北京反弹,“红线踩了又踩,中国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林俊宪透过脸书表示,“有趣的是,中国官媒之前不断宣传‘美国军机降落台湾就是武统之日’,但就在此言论出现后,美国飞机来台的频率似乎高出了不少,而且种类非常多样化,有印著斗大‘美国空军’字样的运输机、也有隶属于美军但无涂装的行政专机,今天又来了美国政府合约商的民用运输机,仿佛故意在线的两端跳来跳去,让中国难堪。” 王定宇:外人无权过问美台双方的事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也在脸书贴文指出:“美国军机今天再次降落台湾!这代表…台湾、美国要以什么方式互动,是台、美双方自己的事,外人无权过问。至于中共的叫嚣,我们有注意到了就好。” 中国的战狼外交官、部分军方将领及官媒向来放风称,美军入台之际,就是武统台湾之时。然而,第一架美国军机6月降落台湾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却“温和”地劝告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与战狼们的平素表现大不相同。而网民们却不忘提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美军来台是底线,不是来了吗?”胡锡进则辩称,“大陆有著什么时候发脾气以及怎么发脾气的主导权,台当局的选择只有等待。” 只是,共军在浙江外海进行的实弹演习到7月21日,而美国军机早已飞回美国。
脱口秀表演,也就是单口喜剧表演,正在成为中国年轻人热爱的新娱乐方式。过去几年中,“笑果文化”制作的《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成为最火爆的网络综艺节目,捧红了李诞、池子等脱口秀明星,把现场喜剧推向新的高潮。喜剧演员和俱乐部一时如潮水般涌出,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巨头也纷纷邀请脱口秀明星参加公司庆祝活动为品牌造势,甚至连官方媒体新华社都在7月初借脱口秀的形式对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进行反驳。 但是,中国的言论管控变得越来越严格,综艺节目轻易就会触碰红线,最火爆的吐槽大会体育专场下集甚至因为官媒和足协的严厉批评被迫取消,喜剧舞台的未来充满重重困难和不确定性,专业人士甚至分析一两年内就会难以为继。 年轻人的新娱乐方式 临开场前我妈打量了我一下,说,闺女啊,你妆也不化,衣服穿得土里吧唧还骚里骚气的,不收拾一下就登台表演,你不觉得对不起观众吗?” “我说,妈,你知道吗,这叫开放麦,不要门票随便看的,他们就配看我这样的!” 全场哄堂大笑。 这是31岁的长春姑娘Alex Shi的在北京著名的爱尔兰酒吧Paddy O’Shea’s的单口喜剧表演,现在在中国被称为“脱口秀” — 过去几年最受都市年轻人追捧的娱乐方式。 中文的“脱口秀”,其实和这个词对应的英文原词“talk show”并不是一个意思。英文的talk show主要指现场访谈类节目,而中文现在的脱口秀对应的是西方世界的stand-up comedy,称之为单口相声更确切。只是在中国,脱口秀一词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和习惯。 Alex是北京为数不多的英文脱口秀的表演者之一。她在传媒行业自由职业多年,如今登台演出占据了她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她的表演大概两三周一次,场地不一定,有时候是北京高大上的凯悦酒店,有时候是连洗手间都没有的胡同酒吧。 “现在北京活跃上台的英文脱口秀演员就十个吧,最多了。很少,非常少”,Alex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吸引人挺难的,全靠热情。” “2014,15年那时候北京的英文脱口秀圈子特别大,演员非常多,社群做的挺好,受众挺广的。然后2018-2020年之间,加上疫情,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Alex所熟悉的北京英文脱口秀圈子,演员大部分是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虽然近年因为疫情等各种原因流失严重,但是基本能保持每场演出六七十人的观众量。比起英文脱口秀,中文脱口秀的世界规模和影响力在过去几年中毫无疑问经历了井喷式的爆发。 2020年下半年,当全世界其他国家都还在因疫情关闭娱乐场所的时候,中国已经因为疫情控制得相对成功而基本恢复正常。憋闷太久的年轻人纷纷涌向久别的剧场和电影院,重温家居生活之外久违的快乐。 脱口秀在中国迅猛发展 和欧美的“线下先火然后上电视”的喜剧明星成长之路正好相反,中国的中文脱口秀,是从各类网络喜剧综艺节目的大获成功开始,捧红了一批演员继而带动现场表演的火爆。从十几年前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开始,到后来王自健的“今晚80后脱口秀”,直到第一季播放量高达15亿的“吐槽大会”的横空出世,中国脱口秀在最近几年给观众带来一场革命性的盛宴。如今的年轻人,哪怕没有进过剧场没看过喜剧综艺,也多多少少听说过李诞,池子,呼兰,李雪琴这些名字。 2017年以来的脱口秀江湖几乎完全被“上海笑果文化”和“腾讯视频”这两家公司统领天下。笑果和腾讯合作的《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虽然主持人和演员高度重合,一个是设有主题的逗乐,一个是名人和喜剧演员互相嘲讽逗乐,都创下了令人乍舌的播放量,也史无前例的带动了线下实体演出产业链和脱口秀俱乐部和演艺公司的发展。 笑果文化负责线下业务的副总裁刘丽娟在2020年末接受上海《新闻晨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从2019年开始,国内脱口秀俱乐部开始明显增加,现在国内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出频率和演出场地、组织管理比较正规的脱口秀俱乐部,已有50多家,其中近20家在上海。虽然中国的总量还不如纽约一个城市的俱乐部数量多,但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 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巨头纷纷邀请脱口秀明星参加公司年会或者庆祝活动为品牌造势。7月初,甚至连官方媒体新华社都在其视频平台借脱口秀的形式对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进行反驳。 2013年就开始表演脱口秀的Tony Chou,去年在北京成立了“幽默小区”俱乐部。曾经担任央视英文频道主持人和线上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他现在一门心思投入了线下脱口秀的事业。 “我觉得中国的脱口秀有点像美国的八十年代,市场上第一次井喷,但是内容上还是差的很远”,Tony Chou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市场好,很多人涌入了这个市场,有人把这当个生意,能够挣些钱,有的人觉得这是个人设,通过这个人设换取别的东西。大家都很着急。但是我喜欢脱口秀还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表达。” 内容触碰红线在所难免 Alex的表演素材一般都和她妈妈有关 — 妈妈催婚,妈妈唠叨,妈妈管闲事。相对欧美脱口秀题材的百无禁忌,她觉得北京英文脱口秀演员选择的题材比较谨慎:“大家好像还比较有这个共识,就是不会去讲一些比较极端的笑话,或者是比较不入流的东西。” 作为受关注度相对低的英文脱口秀,虽然演出基本集中在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北京和上海,受到的审查和监督还算轻松。相比之下,在网络上每季播出量动辄上亿的中文脱口秀,无论节目内容还是演员的个人言行,触碰红线往往无法预料又在所难免。 2021年3月14日,吐槽大会邀请足坛名将范志毅上台吐槽中国男子篮球队的糟糕表现。范志毅卓越的喜剧才能加上辛辣刻薄的段子,一下子戳中中国观众对男篮和男足爱恨交加的心坎。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疯狂上涨,一度破亿。 但是吐槽大会最精彩的一期只隔了一天就迎来官媒新华社的严厉批评。3月15日,新华发文称节目“刺痛篮球爱好者的心”,批评节目制作者“把中国足球和中国篮球的‘互踩’当成了提高收视率的绝妙配方”。3月16日,中国足协火速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其中规定,球员或官员利用公共媒体挑起敌意,最多会禁赛18个月,并处罚款至少30万元。 5天后,吐槽大会节目组称因为“剪辑时间不足”取消了原本当日播出的体育专场下集。最火爆的一期表演令人意外的迎来了最严重的后果。 而就在一个月以前,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这两档最火爆喜剧综艺的灵魂人物李诞,由于在微博带货女性内衣时用了“躺赢职场”这种涉嫌歧视女性的措辞,被网友猛烈批评后虽然立刻道歉,还是被中央政法委的微信公号“长安剑”点名怒批,称此类广告为“内核是倨傲,本质是猥琐”,号召要靠法律和监管约束,“用牙齿扼住低俗营销的蝇营狗苟,使越界者有所忌惮”。 对此,旅居美国的文化研究与批判学者马兴国(化名)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官媒体,他们认为他们指导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以他们有权利和义务来管理这些明星的言行,当仁不让。所有的官媒,人民日报,还有环球时报,他们都很喜欢插嘴,对一切事务都要插嘴。这是权力无限放大的迹象。权力已经没有边界。曾经有人讲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现在是权力像野兽一样在漫山遍野的乱跑。” 中国脱口秀之路越走越窄 Tony Chou的幽默小区通常一周组织1-2次现场演出,场地在位于东三环的一家酒吧,离北京最时尚的三里屯街区不远。由于观众需求,幽默小区的演出主要以中文脱口秀为主。 在脱口秀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Tony认为,脱口秀不仅仅是一种表演,更是演员对社会议题的感悟:“西方的这个standup,他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蜕变,变成了一个既平实又非常深刻的一个艺术形式了。它其实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生和社会的严肃议题,他把这些讨论变成了喜剧。中国还处在‘有的东西稍微能碰一点,有的东西能在外沿上蹭一下’的状态。中国现在还停留在‘我给你表演一段’的阶段。” “现在的困局是,你要商业上做的更大,要拥有更多的观众,必须进剧场,必须上大的流量平台。这样的话,对于内容的审核会更加更加的严苛。” 虽然面临经营上的压力,Tony Chou觉得自由表达才是脱口秀的灵魂:“所以很多人,好的脱口秀演员,他其实会很不自在。哪怕是去了剧场,去了更多的观众面前, 他其实一点儿不自在。有点像一个自由艺术家被要求上了春晚。他被要求这样那样,要求符合主旋律。他不是以艺术的灵性和自己的创造力作为出发点或者追求方向,他就会很不自在。” 家住北京的白领陈希(化名),也是通过吐槽大会领略了喜剧的魅力。英语不错的她现在中英文脱口秀都看,只要有空有票,她是现场笑得最开心的那一个。陈希告诉美国之音:“我觉得中国脱口秀演员比欧美的厉害。欧美的讲段子百无禁忌,随便编排名星或者政客,素材特别广。而中国的脱口秀演员限制就太多了,又不能讲政治笑话,又不能讲黄段子,还要担心伤害那么多玻璃心。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有好段子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 全中国脱口秀舞台最叱咤风云的笑果文化,在完成几轮融资之后,估值已经达到30亿,业内纷纷看好其上市前景。笑果2019年线下演出的观众人数超过10万,比2017年增长近500%。思文,杨笠这样的资深脱口秀明星,不断有广告商请她们给奶粉,洗发水,电子产品各类行业的产品代言。 另外一家以北京为大本营的领军公司“单立人”,也以自己高频率的现场演出和培训新人的独特经营方式,获得优酷千万级投资。单立人旗下艺人,人气最高的小鹿和周奇墨,每次演出几百元的门票都会在放票瞬间被抢光,甚至滋生高达一两千元的黄牛票,依然大有市场。 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严厉的言论管控使得任何娱乐节目都如同带着镣铐跳舞,稍不留神可能就会惹祸上身。 参加过国内多个电视访谈节目的马兴国,回忆20多年前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时说:“云南丽江有个纳西古乐,2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人叫宣科,在纳西古乐表演的最后讲脱口秀。段子主要就吐槽江泽民,老江也没找他。那个年代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民间艺人,每天在固定的场所吐槽,大家笑一笑就过去了,没人对伟大领袖产生什么想法。这在20年前还有可能,现在绝无可能了。” 作为嘉宾,乐评人丁太升在今年4月吐槽大会最后一期说:“我们之所以要发声,就是不想让话语空间变得越来越窄。而是要让这个空间变得又大又圆。” 马兴国不认为脱口秀能有什么“又大又圆”的将来:“原来金星脱口秀,周立波脱口秀,都曾经红极一时,都以社会批评时事针砭作为他们的主要内容。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少,只剩下明星的互相吐槽,自嘲,社会意义和价值已经非常弱。娱乐的路越走越窄,迟早要死。我看到中国脱口秀到明后年会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