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港府建议立法监管众筹以保障国家安全。联合国专家对此表示忧心，日前公开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联署信，指该众筹法对国家安全和反恐的定义含糊，一旦落实，恐侵犯基本人权，损害公民社会空间，促请港府检讨有关建议。 港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简称财库局）去年12月针对加强规管众筹活动的建议展开的公众谘询，已于今年3月结束。港府建议设立“众筹事务办公室”，对任何形式的众筹活动作出监管，要求大于一定金额的众筹活动接受审计，捐款者须以“实名制”登记，未提出申请便发布举行众筹活动者，可能被视为“非法的众筹活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月31日报导，财库局在谘询期间收到 60份意见书，但拒绝公开意见书内容。据自行公开的意见书显示，多半认为港府过度规管众筹，认为部分建议过于严苛。 有关忧虑获得联合国五个不同人权范畴的特别报告员认同，包括：反恐中增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增进和保护表达和意见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人权卫士，以及隐私权，他们联名致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该联署信函7月27日发表于联合国网站，指出若以港府谘询文件的建议订定法例，将使《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保障的人权受到侵害，特别是保障私隐、表达自由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五项人权；另外，若当局不增设上诉和司法监督等机制，拟议中的众筹申请和登记程序将难以符合国际法中订明、立法须符合社会需要和一视同仁等门槛的要求，敦促中港政府若以反恐为由限制人权，须以最少的干扰措施来达致其合法目的。 新法使公民社会受限 可被用于针对异议声音 联署信指出，港府研议中的众筹法禁止一切危害国安与可作“政治用途”的众筹，会因定义含混而被滥用，使负责审批的众筹事务办公室有过大的酌情权，甚至会出现限制公民组织营运和自主。五位专家关注相关措施，特别是来自外国的支援，可能被用作针对提出批判或不同声音的人或组织，这些不当限制对人权和妇女组织的影响特别严重。 专家也指出，港府建议的预设限制措施缺乏适当的、具体的风险评定标准，例如针对不同筹款活动或捐款者订定风险评估，敦促当局须订定不同的风险评估机制。 联合国专家还指出，港府为众筹平台设立登记制度，要求提交的资料繁多，又要求平台须在港有代表，超出港府声称的目标，亦可能损害公民社会空间；此外，无论是否身处香港均受限制，也会有超出法律管辖区的问题。 专家认为，登记要求必须是简单的、且与组织的规模相适应，以确保公民组织能获得合适的财政资源。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第一本《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曾宣告“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门槛”。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多感受过些许自由气息的活动人士，用“一片肃杀”来形容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氛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掌权这十年间，究竟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做了些什么？ “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形是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项伟大成就。”不过10多年光景，这句写在2009年初、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2008）》中的“中国自豪”，仿佛已被束之高阁。中国的公民社会止于雏形，就像《蓝皮书》迄今没有发布第二版一样，令人唏嘘。 主编此书的这家机构，已经易名为“北京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从公民社会变成社会治理，尽管“二字之差”，但一个强调“公民”，另一个突出“治理”，官、民主次可见一斑。 延伸阅读：【习近平这十年】之一：悄然自杀的中国农村老人 对有“709案最后一人”称号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来说，“官说了才算”的社会不但没有“公民”存在，为法轮功学员等弱势“公民群体”代言的他，还成了“国家敌人”。 他告诉记者，公民社会被北京当局视为“眼中钉”，但它恰恰是个“稳定器”。 “如果公民社会发展不起来的话，整个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失衡，一些极端的社会案件会层出不穷地爆发。中国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各种组织的压迫，没有独立的民间组织相互支撑，个体承受的压力会是非常大的。” 王全璋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20年才出狱。 倡导型组织几乎绝迹 21世纪伊始，中国申奥成功，并加入了世贸组织，似乎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随后几年间，中国经济实现飞跃性发展，而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 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下，不少以政策为导向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想为一些问题建言献策，2007年成立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简称“传知行”）就是其中之一。 传知行“致力于调查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研究课题包括公民参与、转型经验、行业管制改革等等。这家机构的创办人郭玉闪曾帮助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出逃，还曾参与2008年“毒奶粉”事件、2009年的“邓玉娇刺官案”等维权活动，传知行也很快成为公民维权运动的重要组织之一。 传知行的前员工、旅美活动人士杨子立回忆说，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他们此前的一些活动空间很快就消失殆尽。 “习近平上台后，公民社会很快就受到了打压。传知行在被取缔前，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原来我们每周都会举办一场讲座，当局起初不允许我们请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谈论敏感的议题，后来干脆不允许办了。” 2013年7月，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取缔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原因是他们符合民办非企业的定义，却没有向当局注册。郭玉闪表示，这家研究所是“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的一部分，不属于民政管辖的范围，但无济于事。 随后几年间，帮助乡村学校兴建图书馆的“立人乡村图书馆”、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自由派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等民间机构相继被取缔。 曾在传知行和立人乡村图书馆衍生出的“立人大学”任职过的人权活动人士陈堃对本台表示，这些机构被取缔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有鲜明的立场，不像其他一些组织把有些话“藏着掖着”。他指出，传知行这样的组织在中国可能已经绝迹了。 “像我曾经工作过的传知行、立人大学这样的组织，它们全都被消灭掉了。这些组织的员工，要么跑到了国外，要么被关进了监狱，要么就没有办法再为这些事情发声了。” 与公民社会为敌 政府扶植特定“社会组织” 总部设在南非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参与联盟”（CIVICUS）亚太部研究员本尼迪克特（Josef Benedict）就通过书面形式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过去六年间，他们一直在监测中国的公民活动空间，中国年年都被列为等级最低的“封闭”（closed）国家。 本尼迪克特写道，“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公民社会急剧收缩，活动人士需要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当局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打压，让非政府组织基本丧失了自主权，几乎所有知名的政策倡导型非政府组织都在政府的压力下停运。”他还补充说，“中国有几十万个已登记的社会组织，但很多都是得到政府赞助的服务型组织。” 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约为90万个，较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时的2013年一季度的50万个几乎翻了一番。 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美国史丹森大学（Stetson University）政治学助理教授普兰坦（Elizabeth Plantan）就对记者说，在她关注的环保领域，中国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近年来反而变大了，这可能与当局意识到日益恶化的环境势必会危及政权稳定有关。 “对于环保领域的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来说，无论是在地方、区域还是全国范围内来讲，他们仍然能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做些事，特别是在环境公益诉讼、提升政府在环境污染和信息透明度、通过官方智库与国家行为者合作等方面。” 习治下“七不讲” 公民社会不要讲 但普兰坦强调，中国领导人对公民社会的反感是有迹可循的。她举例，2013年，中共中央曾印发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9号文件》，提出了“七不讲”，其中就包括“公民社会”，宣称公民社会就是要制造政权和群众之间的对立，最终形成“政治对抗力量”。 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表示，北京当局近些年对公民社会的围剿，大幅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 “目前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原子化’了，就是说在一个极权(totalitarian)政体下，人们都被打散了，他们只能依靠家人之间的互助，但人与人之间难以联结在一起做些事情。”王松莲告诉记者。 维权律师的寒冬 像王全璋这样的中国维权律师可能对这一点再熟悉不过了。2015年7月9日起，中国警方在全国各地约谈、传唤、拘留或逮捕了几百名维权律师、法律工作者和维权人士，因此被外界称作“709大抓捕”事件。 据人权机构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到2015年的18年间，有29名中国律师因代理人权案件被剥夺执业权；但在2016年到2021年的短短6年间，有至少42名律师因此被剥夺执业权。也就是说，习近平执政的第二个五年，加速打压中国人权律师。在数字上，他在第二个任期赶超了江泽民加上胡锦涛时代，再加上他本人第一个任期的总和。 王全璋表示，“709事件”彻底改变了维权律师群体的命运。 “‘709大抓捕’是当局对公民维权、对人权律师打压的又一个小高峰。自那以后，维权律师等公民社会群体的活动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和压缩。” 在人道中国、对华援助协会等人权组织上个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线上活动中，曾代理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案”的另一位维权律师王宇在一部短片中说，自2018年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后，她在转所过程中遇到当地司法局的重重刁难，最终她的律师执照在2020年被吊销。她还表示，她此后仍在以公民身份坚持代理案件，但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碍。 美国国务院去年授予王宇“国际妇女勇气奖”，但在颁奖典礼当天，她却与外界失联。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当时对本台透露，当局为了不让王宇出席网络颁奖仪式或接受采访，计划把她带到武汉“旅游”。王宇近日在推特上用“步履维艰”四个字，向记者形容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处境。 同为“709案”当事人的广州维权律师隋牧青在2018年也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他近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过去十年间，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被全面压缩。 “我觉得公民社会所处的环境显然变得非常恶劣了。不仅仅是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就连知识分子和体制内人士都受到了寒蝉效应的影响。” 端点星被“端”了 网络审查变本加厉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国各地暴发。《纽约时报》后来报道，早在2019年底，武汉的多家医院就接收了一批患上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但院方却听从地方官员的指示，隐瞒相关病例，导致全国的防疫工作出现延误。 经历了2003年非典疫情后，不少中国人对于传染性疾病有种莫名的恐惧。新一轮疫情来袭后，人们在官方消息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希望避开网络审查，接触到更为客观的信息。 在2018年建立的、用于备份在中国社媒平台上被删文章的端点星计划（Terminus）再次派上了用场。起初，这个在开源代码平台GitHub上搭建的网站收录了中国“米兔”运动（#MeToo）、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等事件的文章。自2020年1月中旬起，端点星备份了上百篇与疫情有关的文章，却在三个月后戛然而止。当局逮捕了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陈玫和蔡伟，并在去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们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上文提到的活动人士陈堃就是陈玫的哥哥。他说，“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借着疫情的名义，对社会的控制变本加厉，很多人反而还支持这种控制。” 疫情激发公民权利意识 疫情暴发至今，中国一直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仍在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严重拖累了在疫情前就开始放缓的经济增长。官方数据显示，经济总量多年来位居全国之首的上海，今年上半年的生产总值不及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5.7%。毫无疑问，这与上海“封城”长达两个多月有关。 自由亚洲电台当时报道，上海严苛的封控措施造成了大量次生灾害，包括生活物资严重匮乏、基础病患者无法及时就诊、儿童感染者与家长被强行分开等等。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座25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出现如此重大的人道灾难，让他们难以置信。 前仆后继的“冲塔者” 季孝龙再次被捕 上海“封城”之初就在社媒上发布《公民请命书》、呼吁政府暂停“清零”政策的浦东新区居民季孝龙就是其中之一。 几年前，他曾因发起在公共场所写下反共标语的“厕所革命”入狱三年半。几个月以来，他因持续发表与疫情有关的言论，多次被警方传唤，9月27日，季孝龙的家人在他被警方带走快一个月之际，才收到《逮捕通知书》。他这次被抓捕，距离上次出狱才7个多月。 被捕前的季孝龙告诉记者，不少上海人在“封城”期间意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伤害，并作出有针对性的抗争，这些人为当地公民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指出，在一个专制国家，公民社会必定处在风口浪尖。 “公民社会需要不断有人去‘冲塔’、不断有人挑战专政，让当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向民众妥协。只有这样，公民社会才有成长的空间。” 在建构公民社会的路上，季孝龙的身体力行换来的是官方打压，但8月初，得到当局大力支持的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交流大会，邀请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非政府组织、智库、企业等400多名代表与会。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当时说的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汇聚民间力量，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在一个连“公民社会”这几个字都不能讲的国家、在一个公民逐渐失去彼此联系的社会，季孝龙展现“民间力量”后遭受的待遇，还会有谁愿与中国共命运？
美国国会发表最新报告，阐述香港如何在过去2年“从开放社会变成恐惧城市”。与此同时，被形容为“恐惧城市”的香港，传出为促进经济，拟送50万张免费机票，吸引全球游客到港一游。 美国之音报导，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周二（4日）发布《香港的公民社会：从开放城市到恐惧城市》（Hong Kong’s Civil Society: From an Open City to a City of Fear），收录了42位今日或昔日在香港公民组织和立法会服务的成员的访谈摘要，描述了香港社会曾经拥有的自由制度如何在“国家安全法”的强力碾压下粉碎。 报告指出，香港公民社会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达到巅峰，展现民间团体高度组织化的发展。而后中共以“港区国安法”作为回应，开始镇压香港的反对派。 大学教授：恐惧笼罩整个香港 报告说，港区国安法2020年6月30日实施以来，警方已逮捕了1万多人，包括：公民社会领袖、社区组织者和各界专业人士，最常见的罪名为“恐怖主义”、“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勾结”外国势力。 这份66页的报告记录了香港当局采取哪些措施使异见人士噤声，因公开反对政治迫害而被拘留者面临的挑战，最有影响力的独立媒体和最大公民组织被迫关闭后公民社会的现状，以及港府的镇压行动对离开和留在香港的人产生的影响。 “香港已经从一个开放社会变成一个人们被恐惧笼罩著的社会”，报告引述一位在香港但不愿具名的大学教授说，“恐惧正笼罩著整个社会。” 美参议院推出决议案 谴责港府逮捕枢机主教陈日君 北京强行在港推出国安法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多次痛批北京当局破坏香港的自治和自由。 周一（3日），美国参议院两党的多位议员推出决议案，谴责香港当局逮捕罗马天主教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要求立即撤销对陈日君的所有指控，并重申美国支持香港民主、自治、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承诺。 该决议还敦促“中国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公民社会行为者的打压，立即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政治犯，并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指控”。 港媒：港府拟送50万张免费机票吸引旅客重返香港 香港防疫紧跟北京“动态清零”，造成人才、企业、国际活动以至国际金融中心全球三甲地位，被早已复常通关的新加坡抢走，狮城接连举办国际赛事、展览，包括早前F1格兰披治大赛（Singapore Grand Prix）。 香港11月举办国际金融峰会，被外界视为踏向复常的指标。惟不少专家顾问纷纷转向，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无效，建议尽快“0 + 0”及取消限聚令，赶上国际步伐。 亲中港媒《星岛日报》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引述未具名政府人士称，在全面取消剩馀防疫限制措施后，香港将送出50万张机票，吸引游客重返这个金融中心。 报导称，香港11月举行金融投资峰会，又有七人榄球赛，政商界估计，除非疫情严重逆转，特首李家超在10月19日首度发表的《施政报告》中公布香港复常的机会相当高。 港府内部评估，要达成最大效益，是趁香港全面向国际开放、即实施“0 + 0”后，利用机场管理局2020年向航空公司购买的50万张机票，吸引一些可来可不来的旅客。
投身社运19年、曾创200万人游行辉煌纪录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8月15日宣布解散，并即时生效。警方随即重申，仍积极跟进民阵违反《社团条例》的罪行。有学者指出，面对社会弥漫著白色恐怖，公民社会料将进一步被削弱，选择移民将是消极的抵抗方式之一。 民阵在解散声明中表示，在日前召开的周年大会上，出席成员团体一致决议自8月15日起解散；民阵约160万元的资产将由民阵资产托管团体捐给合适的团体。 民阵在声明中感谢过去19年来有香港市民并肩同行，一同经历反23条、反高铁、反大白象工程、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且创造50万人、100万人、200万人游行的纪录，让诉求响彻整个城市，让世界看到香港，让灯光照耀黑暗，让民主自由种在人心。 警方称刑责不会因解散组织而抹掉 警方在同一天重申，一个组织及成员犯下的罪行，有关刑责不会因解散组织或成员的辞职而被抹掉，警方会继续全力追究任何组织及人士有否违反港区国安法及其他香港法例。 警方称，民阵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未有向公司注册处注册为公司，也并非向警察牌照课注册的合法社团，因此该组织是不合法运作的组织。 蔡子强：公民社会进一步被削弱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表示，民阵发起了多次数十万人上街的游行，民阵解散后，香港在可见的将来要再有大规模政治动员或上街的机会，将会被大大削弱，相信政府乐见反对声音减少。 蔡子强预期，民间组织将会“解散一个少一个”，令公民社会进一步被削弱，如果市民无法妥善表达反对声音，可能会采用其他方式表达，例如移民。 刘兆佳：民间社会仍有发展空间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则表示，基本法保障港人集会结社自由，即使民阵解散，也不代表日后再无示威游行。他认为，只要不是挑战国家主权或危害国家安全的游行，而是针对香港内部的实务问题，相信仍可举办，也可能会有更多人愿意参与。 刘兆佳又认为，若香港日后保持集会结社自由，加上仍有民生问题，香港仍有空间让民间团体存在，但须守法及尊重宪制秩序，一些较少鼓吹政治斗争的组织，反而可能使民间社会发展空间更大，民间团体发展时亦可避免政治化或偏离本质。 社运领袖纷成阶下囚 今年4月，警方曾根据《社团条例》第15条，要求民阵提交6项资料，包括：没有申请社团注册的理由；网页及facebook专页是否由民阵管理；成立以来的收入来源及开支、银行户口号码等；以及过往举办的游行集会目的和地点等。时任召集人陈皓桓拒绝逐一回答。 在警方要求民阵提交资料前，新加坡《联合早报》曾于3月引述消息指，民阵正被调查，指民阵或因接受外国资助举办反送中运动违反港区国安法而被取缔。陈皓桓随即否认民阵有收取任何外国政府或机构资助。 民阵是泛民阵营的最大联合平台，在其遭取缔的消息传出后，陆续有成员和团体宣布退出，使其从最高峰时的60多个团体，到8月解散前仅馀8个。 曾任民阵召集人的陈皓桓、岑子杰、区诺轩和范国威，都因不同罪行被判囚或还柙。
香港民主派平台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4月26日向传媒透露，警方指其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要求民阵提供六项资料，包括：2006年9月至今举办的所有游行集合时间与地点，以及民阵成立以来的收入来源等。对此民阵成员之一支联会质疑，警方今次行动有政治目的，可能是为了取缔民阵所做的铺排。 民阵表示，召集人陈皓桓26日到警署报到期间，收到警方社团事务主任文件提及，民阵2006年申请注册为社团，但同年又申请取消；根据传媒及社交平台资讯，警方怀疑民阵仍以社团形式运作，涉嫌违反《社团条例》。 警方要求民阵提供六项资料 警方要求民阵在5月5日之前提供六项资料，包括：未再申请社团注册的原因、社交网站Facebook专页是否由民阵建立及管理，民阵从2006年9月至今所举办的游行集合时间与地点，以及民阵成立以来的收入来源、开支及用于接收任何资金或款项的银行户口帐号。 此外，针对去年民阵与支联会等其他团体联署，向联合国发出“国际人权日70周年、停止酷刑、尊重人权”声明，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敦促中国及港府改善人权状况等，履行联合国捍卫人权义务和责任，警方也要求民阵解释该声明之目的与内容。 针对警方要求提供的六项资料，陈皓桓27日向美国之音表示，民阵将寻求法律意见，再召开记者会回应。他认为，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希望市民先关心入境修订条例。 支联会质疑警方利用社团条例取缔民阵 民阵成员之一、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向美国之音表示，警方的行动可能有政治目的，可能是藉《社团条例》的一些规定来铺排取缔民阵，“它这样一来是滋扰，二来其实可能真的交不出（相关资料）的时候，它就大条道理说你交不出，你违反《社团条例》，或者你这个组织就是一个可以取缔的组织，我们很担心它是藉著这个作为一个开始，就想取缔民阵成为一个非法的组织。” 对于警方要求民阵解释发给联合国的联署声明，邹幸彤认为，向联合国反映人权状况没有任何违法，这是警方“在阻吓香港的民间团体合法合理地同一些联合国的人权机构，或者联合国的组织去做交流，这个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新加坡报章3月初引消息指民阵或被取缔 去年6月底北京强行推出港区国安法后，就有多个本土及自决派组织及时宣布解散，包括：香港众志、香港民族阵线、学生动源等。 八个多月后，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初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报导了民阵可能被取缔的消息，称民阵曾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资助，举办反送中活动，香港当局正进行调查，一旦证实属实，民阵将可能因违反港区国安法而遭港府取缔。 该报导又引述不具名消息表示，民阵一直没有向港府做社团注册，有可能触犯《社团条例》。一旦罪成，民阵负责人最高可被判监禁三个月。 民阵可能被取缔的消息一出，随即引发退出潮，包括：街坊工友会、公民党、新民主同盟、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民协以及民主党等政党及组织，相继宣布退出民阵。 表明不会退出民阵的社民连主席黄浩铭向美国之音表示，类似的联盟方式在香港相当常见，包括建制派的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等，都很喜欢搞什么联盟，质疑这些建制派联盟是否有根据《社团条例》做出申请。 黄浩铭表示，人权是普世价值，中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警方要求民阵针对向联合国发出的联盟声明做出解释，是警方想向民阵套料，也想看看民阵会如何反映。 民阵创立于2002年9月，是近20年来香港民主派的联合平台，多次发起七一大游行及百万人反送中游行集会。截止2019年6月，参与民阵的民间团体及政治团体多达48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