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濫之際 澳前首席科學家開創「真人認證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港府建議立法監管眾籌以保障國家安全。聯合國專家對此表示憂心，日前公開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聯署信，指該眾籌法對國家安全和反恐的定義含糊，一旦落實，恐侵犯基本人權，損害公民社會空間，促請港府檢討有關建議。 港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簡稱財庫局）去年12月針對加強規管眾籌活動的建議展開的公眾諮詢，已於今年3月結束。港府建議設立「眾籌事務辦公室」，對任何形式的眾籌活動作出監管，要求大於一定金額的眾籌活動接受審計，捐款者須以「實名制」登記，未提出申請便發布舉行眾籌活動者，可能被視為「非法的眾籌活動」。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7月31日報導，財庫局在諮詢期間收到 60份意見書，但拒絕公開意見書內容。據自行公開的意見書顯示，多半認為港府過度規管眾籌，認為部分建議過於嚴苛。 有關憂慮獲得聯合國五個不同人權範疇的特別報告員認同，包括：反恐中增進和保護人權及基本自由、增進和保護表達和意見自由、和平集會和結社自由、人權衛士，以及隱私權，他們聯名致函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該聯署信函7月27日發表於聯合國網站，指出若以港府諮詢文件的建議訂定法例，將使《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法保障的人權受到侵害，特別是保障私隱、表達自由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五項人權；另外，若當局不增設上訴和司法監督等機制，擬議中的眾籌申請和登記程序將難以符合國際法中訂明、立法須符合社會需要和一視同仁等門檻的要求，敦促中港政府若以反恐為由限制人權，須以最少的干擾措施來達致其合法目的。 新法使公民社會受限 可被用於針對異議聲音 聯署信指出，港府研議中的眾籌法禁止一切危害國安與可作「政治用途」的眾籌，會因定義含混而被濫用，使負責審批的眾籌事務辦公室有過大的酌情權，甚至會出現限制公民組織營運和自主。五位專家關注相關措施，特別是來自外國的支援，可能被用作針對提出批判或不同聲音的人或組織，這些不當限制對人權和婦女組織的影響特別嚴重。 專家也指出，港府建議的預設限制措施缺乏適當的、具體的風險評定標準，例如針對不同籌款活動或捐款者訂定風險評估，敦促當局須訂定不同的風險評估機制。 聯合國專家還指出，港府為眾籌平台設立登記制度，要求提交的資料繁多，又要求平台須在港有代表，超出港府聲稱的目標，亦可能損害公民社會空間；此外，無論是否身處香港均受限制，也會有超出法律管轄區的問題。 專家認為，登記要求必須是簡單的、且與組織的規模相適應，以確保公民組織能獲得合適的財政資源。
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中國第一本《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曾宣告「中國已經邁進公民社會門檻」。十多年後的今天，很多感受過些許自由氣息的活動人士，用「一片肅殺」來形容當前中國公民社會的氛圍。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掌權這十年間，究竟對中國的公民社會做了些什麼？ 「公民社會的逐漸成形是中國近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一項偉大成就。」不過10多年光景，這句寫在2009年初、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發布《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2008）》中的「中國自豪」，彷彿已被束之高閣。中國的公民社會止於雛形，就像《藍皮書》迄今沒有發布第二版一樣，令人唏噓。 主編此書的這家機構，已經易名為「北京大學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從公民社會變成社會治理，儘管「二字之差」，但一個強調「公民」，另一個突出「治理」，官、民主次可見一斑。 延伸閱讀：【習近平這十年】之一：悄然自殺的中國農村老人 對有「709案最後一人」稱號的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來說，「官說了才算」的社會不但沒有「公民」存在，為法輪功學員等弱勢「公民群體」代言的他，還成了「國家敵人」。 他告訴記者，公民社會被北京當局視為「眼中釘」，但它恰恰是個「穩定器」。 「如果公民社會發展不起來的話，整個社會將變得越來越失衡，一些極端的社會案件會層出不窮地爆發。中國人在歷史上長期受到各種組織的壓迫，沒有獨立的民間組織相互支撐，個體承受的壓力會是非常大的。」 王全璋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剝奪政治權利五年，2020年才出獄。 倡導型組織幾乎絕跡 21世紀伊始，中國申奧成功，並加入了世貿組織，似乎讓世人看到了中國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隨後幾年間，中國經濟實現飛躍性發展，而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也逐漸凸顯。 在一個相對寬鬆的監管環境下，不少以政策為導向的民間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想為一些問題建言獻策，2007年成立的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簡稱「傳知行」）就是其中之一。 傳知行「致力於調查社會轉型過程中有關自由與公正的問題與現象」，研究課題包括公民參與、轉型經驗、行業管制改革等等。這家機構的創辦人郭玉閃曾幫助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出逃，還曾參與2008年「毒奶粉」事件、2009年的「鄧玉嬌刺官案」等維權活動，傳知行也很快成為公民維權運動的重要組織之一。 傳知行的前員工、旅美活動人士楊子立回憶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他們此前的一些活動空間很快就消失殆盡。 「習近平上台後，公民社會很快就受到了打壓。傳知行在被取締前，這個組織的一些活動就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原來我們每周都會舉辦一場講座，當局起初不允許我們請一些比較敏感的人物、談論敏感的議題，後來乾脆不允許辦了。」 2013年7月，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取締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原因是他們符合民辦非企業的定義，卻沒有向當局註冊。郭玉閃表示，這家研究所是「傳知行社會經濟諮詢有限公司」的一部分，不屬於民政管轄的範圍，但無濟於事。 隨後幾年間，幫助鄉村學校興建圖書館的「立人鄉村圖書館」、反歧視公益機構「北京益仁平中心」、自由派獨立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等民間機構相繼被取締。 曾在傳知行和立人鄉村圖書館衍生出的「立人大學」任職過的人權活動人士陳堃對本台表示，這些機構被取締的一大原因就是他們有鮮明的立場，不像其他一些組織把有些話「藏著掖著」。他指出，傳知行這樣的組織在中國可能已經絕跡了。 「像我曾經工作過的傳知行、立人大學這樣的組織，它們全都被消滅掉了。這些組織的員工，要麼跑到了國外，要麼被關進了監獄，要麼就沒有辦法再為這些事情發聲了。」 與公民社會為敵 政府扶植特定「社會組織」 總部設在南非的國際非營利組織「全球公民社會參與聯盟」（CIVICUS）亞太部研究員本尼迪克特（Josef Benedict）就通過書面形式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過去六年間，他們一直在監測中國的公民活動空間，中國年年都被列為等級最低的「封閉」（closed）國家。 本尼迪克特寫道，「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公民社會急劇收縮，活動人士需要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下工作。當局近年來對公民社會的打壓，讓非政府組織基本喪失了自主權，幾乎所有知名的政策倡導型非政府組織都在政府的壓力下停運。」他還補充說，「中國有幾十萬個已登記的社會組織，但很多都是得到政府贊助的服務型組織。」 中國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季度，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約為90萬個，較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時的2013年一季度的50萬個幾乎翻了一番。 研究中國公民社會的美國史丹森大學（Stetson University）政治學助理教授普蘭坦（Elizabeth Plantan）就對記者說，在她關注的環保領域，中國民間組織的活動空間近年來反而變大了，這可能與當局意識到日益惡化的環境勢必會危及政權穩定有關。 「對於環保領域的活動人士和非政府組織來說，無論是在地方、區域還是全國範圍內來講，他們仍然能在相對獨立的環境下做些事，特別是在環境公益訴訟、提升政府在環境污染和信息透明度、通過官方智庫與國家行為者合作等方面。」 習治下「七不講」 公民社會不要講 但普蘭坦強調，中國領導人對公民社會的反感是有跡可循的。她舉例，2013年，中共中央曾印發通報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9號文件》，提出了「七不講」，其中就包括「公民社會」，宣稱公民社會就是要製造政權和群眾之間的對立，最終形成「政治對抗力量」。 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松蓮表示，北京當局近些年對公民社會的圍剿，大幅削弱了社會的凝聚力。 「目前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原子化』了，就是說在一個極權(totalitarian)政體下，人們都被打散了，他們只能依靠家人之間的互助，但人與人之間難以聯結在一起做些事情。」王松蓮告訴記者。 維權律師的寒冬 像王全璋這樣的中國維權律師可能對這一點再熟悉不過了。2015年7月9日起，中國警方在全國各地約談、傳喚、拘留或逮捕了幾百名維權律師、法律工作者和維權人士，因此被外界稱作「709大抓捕」事件。 據人權機構的不完全統計，1998年到2015年的18年間，有29名中國律師因代理人權案件被剝奪執業權；但在2016年到2021年的短短6年間，有至少42名律師因此被剝奪執業權。也就是說，習近平執政的第二個五年，加速打壓中國人權律師。在數字上，他在第二個任期趕超了江澤民加上胡錦濤時代，再加上他本人第一個任期的總和。 王全璋表示，「709事件」徹底改變了維權律師群體的命運。 「『709大抓捕』是當局對公民維權、對人權律師打壓的又一個小高峰。自那以後，維權律師等公民社會群體的活動受到了進一步的限制和壓縮。」 在人道中國、對華援助協會等人權組織上個月舉辦的第六屆中國人權律師節線上活動中，曾代理北京維權律師「余文生案」的另一位維權律師王宇在一部短片中說，自2018年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被註銷後，她在轉所過程中遇到當地司法局的重重刁難，最終她的律師執照在2020年被吊銷。她還表示，她此後仍在以公民身份堅持代理案件，但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礙。 美國國務院去年授予王宇「國際婦女勇氣獎」，但在頒獎典禮當天，她卻與外界失聯。一位不願具名的知情人士當時對本台透露，當局為了不讓王宇出席網路頒獎儀式或接受採訪，計劃把她帶到武漢「旅遊」。王宇近日在推特上用「步履維艱」四個字，向記者形容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處境。 同為「709案」當事人的廣州維權律師隋牧青在2018年也被吊銷了律師執照。他近日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過去十年間，中國社會的自由空間被全面壓縮。 「我覺得公民社會所處的環境顯然變得非常惡劣了。不僅僅是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就連知識分子和體制內人士都受到了寒蟬效應的影響。」 端點星被「端」了 網路審查變本加厲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國各地暴發。《紐約時報》後來報道，早在2019年底，武漢的多家醫院就接收了一批患上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但院方卻聽從地方官員的指示，隱瞞相關病例，導致全國的防疫工作出現延誤。 經歷了2003年非典疫情後，不少中國人對於傳染性疾病有種莫名的恐懼。新一輪疫情來襲後，人們在官方消息極為匱乏的情況下，希望避開網路審查，接觸到更為客觀的信息。 在2018年建立的、用於備份在中國社媒平台上被刪文章的端點星計劃（Terminus）再次派上了用場。起初，這個在開源代碼平台GitHub上搭建的網站收錄了中國「米兔」運動（#MeToo）、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等事件的文章。自2020年1月中旬起，端點星備份了上百篇與疫情有關的文章，卻在三個月後戛然而止。當局逮捕了端點星網站的志願者陳玫和蔡偉，並在去年以「尋釁滋事罪」判處他們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 上文提到的活動人士陳堃就是陳玫的哥哥。他說，「在我看來，中國政府借著疫情的名義，對社會的控制變本加厲，很多人反而還支持這種控制。」 疫情激發公民權利意識 疫情暴發至今，中國一直堅持的「動態清零」政策仍在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也嚴重拖累了在疫情前就開始放緩的經濟增長。官方數據顯示，經濟總量多年來位居全國之首的上海，今年上半年的生產總值不及2萬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下降5.7%。毫無疑問，這與上海「封城」長達兩個多月有關。 自由亞洲電台當時報道，上海嚴苛的封控措施造成了大量次生災害，包括生活物資嚴重匱乏、基礎病患者無法及時就診、兒童感染者與家長被強行分開等等。對於很多人來說，一座2500萬人的國際大都市出現如此重大的人道災難，讓他們難以置信。 前仆後繼的「沖塔者」 季孝龍再次被捕 上海「封城」之初就在社媒上發布《公民請命書》、呼籲政府暫停「清零」政策的浦東新區居民季孝龍就是其中之一。 幾年前，他曾因發起在公共場所寫下反共標語的「廁所革命」入獄三年半。幾個月以來，他因持續發表與疫情有關的言論，多次被警方傳喚，9月27日，季孝龍的家人在他被警方帶走快一個月之際，才收到《逮捕通知書》。他這次被抓捕，距離上次出獄才7個多月。 被捕前的季孝龍告訴記者，不少上海人在「封城」期間意識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傷害，並作出有針對性的抗爭，這些人為當地公民社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指出，在一個專制國家，公民社會必定處在風口浪尖。 「公民社會需要不斷有人去『沖塔』、不斷有人挑戰專政，讓當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向民眾妥協。只有這樣，公民社會才有成長的空間。」 在建構公民社會的路上，季孝龍的身體力行換來的是官方打壓，但8月初，得到當局大力支持的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主辦國際民間社會共同落實全球發展倡議交流大會，邀請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以及非政府組織、智庫、企業等400多名代表與會。中聯部部長劉建超當時說的是，中國願與國際社會一道，為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匯聚民間力量，推動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 在一個連「公民社會」這幾個字都不能講的國家、在一個公民逐漸失去彼此聯繫的社會，季孝龍展現「民間力量」後遭受的待遇，還會有誰願與中國共命運？
美國國會發表最新報告，闡述香港如何在過去2年「從開放社會變成恐懼城市」。與此同時，被形容為「恐懼城市」的香港，傳出為促進經濟，擬送50萬張免費機票，吸引全球遊客到港一游。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周二（4日）發布《香港的公民社會：從開放城市到恐懼城市》（Hong Kong’s Civil Society: From an Open City to a City of Fear），收錄了42位今日或昔日在香港公民組織和立法會服務的成員的訪談摘要，描述了香港社會曾經擁有的自由制度如何在「國家安全法」的強力碾壓下粉碎。 報告指出，香港公民社會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達到巔峰，展現民間團體高度組織化的發展。而後中共以「港區國安法」作為回應，開始鎮壓香港的反對派。 大學教授：恐懼籠罩整個香港 報告說，港區國安法2020年6月30日實施以來，警方已逮捕了1萬多人，包括：公民社會領袖、社區組織者和各界專業人士，最常見的罪名為「恐怖主義」、「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勾結」外國勢力。 這份66頁的報告記錄了香港當局採取哪些措施使異見人士噤聲，因公開反對政治迫害而被拘留者面臨的挑戰，最有影響力的獨立媒體和最大公民組織被迫關閉後公民社會的現狀，以及港府的鎮壓行動對離開和留在香港的人產生的影響。 「香港已經從一個開放社會變成一個人們被恐懼籠罩著的社會」，報告引述一位在香港但不願具名的大學教授說，「恐懼正籠罩著整個社會。」 美參議院推出決議案 譴責港府逮捕樞機主教陳日君 北京強行在港推出國安法後，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多次痛批北京當局破壞香港的自治和自由。 周一（3日），美國參議院兩黨的多位議員推出決議案，譴責香港當局逮捕羅馬天主教榮休樞機主教陳日君，要求立即撤銷對陳日君的所有指控，並重申美國支持香港民主、自治、宗教自由和人權的承諾。 該決議還敦促「中國和香港當局停止針對香港公民社會行為者的打壓，立即釋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政治犯，並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 港媒：港府擬送50萬張免費機票吸引旅客重返香港 香港防疫緊跟北京「動態清零」，造成人才、企業、國際活動以至國際金融中心全球三甲地位，被早已復常通關的新加坡搶走，獅城接連舉辦國際賽事、展覽，包括早前F1格蘭披治大賽（Singapore Grand Prix）。 香港11月舉辦國際金融峰會，被外界視為踏向復常的指標。惟不少專家顧問紛紛轉向，批評港府的防疫政策無效，建議儘快「0 + 0」及取消限聚令，趕上國際步伐。 親中港媒《星島日報》近日的一篇專欄文章引述未具名政府人士稱，在全面取消剩餘防疫限制措施後，香港將送出50萬張機票，吸引遊客重返這個金融中心。 報導稱，香港11月舉行金融投資峰會，又有七人欖球賽，政商界估計，除非疫情嚴重逆轉，特首李家超在10月19日首度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公布香港復常的機會相當高。 港府內部評估，要達成最大效益，是趁香港全面向國際開放、即實施「0 + 0」後，利用機場管理局2020年向航空公司購買的50萬張機票，吸引一些可來可不來的旅客。
投身社運19年、曾創200萬人遊行輝煌紀錄的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8月15日宣布解散，並即時生效。警方隨即重申，仍積極跟進民陣違反《社團條例》的罪行。有學者指出，面對社會瀰漫著白色恐怖，公民社會料將進一步被削弱，選擇移民將是消極的抵抗方式之一。 民陣在解散聲明中表示，在日前召開的周年大會上，出席成員團體一致決議自8月15日起解散；民陣約160萬元的資產將由民陣資產託管團體捐給合適的團體。 民陣在聲明中感謝過去19年來有香港市民並肩同行，一同經歷反23條、反高鐵、反大白象工程、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且創造50萬人、100萬人、200萬人遊行的紀錄，讓訴求響徹整個城市，讓世界看到香港，讓燈光照耀黑暗，讓民主自由種在人心。 警方稱刑責不會因解散組織而抹掉 警方在同一天重申，一個組織及成員犯下的罪行，有關刑責不會因解散組織或成員的辭職而被抹掉，警方會繼續全力追究任何組織及人士有否違反港區國安法及其他香港法例。 警方稱，民陣自2002年成立以來，一直未有向公司註冊處註冊為公司，也並非向警察牌照課註冊的合法社團，因此該組織是不合法運作的組織。 蔡子強：公民社會進一步被削弱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表示，民陣發起了多次數十萬人上街的遊行，民陣解散後，香港在可見的將來要再有大規模政治動員或上街的機會，將會被大大削弱，相信政府樂見反對聲音減少。 蔡子強預期，民間組織將會「解散一個少一個」，令公民社會進一步被削弱，如果市民無法妥善表達反對聲音，可能會採用其他方式表達，例如移民。 劉兆佳：民間社會仍有發展空間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則表示，基本法保障港人集會結社自由，即使民陣解散，也不代表日後再無示威遊行。他認為，只要不是挑戰國家主權或危害國家安全的遊行，而是針對香港內部的實務問題，相信仍可舉辦，也可能會有更多人願意參與。 劉兆佳又認為，若香港日後保持集會結社自由，加上仍有民生問題，香港仍有空間讓民間團體存在，但須守法及尊重憲制秩序，一些較少鼓吹政治鬥爭的組織，反而可能使民間社會發展空間更大，民間團體發展時亦可避免政治化或偏離本質。 社運領袖紛成階下囚 今年4月，警方曾根據《社團條例》第15條，要求民陣提交6項資料，包括：沒有申請社團註冊的理由；網頁及facebook專頁是否由民陣管理；成立以來的收入來源及開支、銀行戶口號碼等；以及過往舉辦的遊行集會目的和地點等。時任召集人陳皓桓拒絕逐一回答。 在警方要求民陣提交資料前，新加坡《聯合早報》曾於3月引述消息指，民陣正被調查，指民陣或因接受外國資助舉辦反送中運動違反港區國安法而被取締。陳皓桓隨即否認民陣有收取任何外國政府或機構資助。 民陣是泛民陣營的最大聯合平台，在其遭取締的消息傳出後，陸續有成員和團體宣布退出，使其從最高峰時的60多個團體，到8月解散前僅餘8個。 曾任民陣召集人的陳皓桓、岑子傑、區諾軒和范國威，都因不同罪行被判囚或還柙。
香港民主派平台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4月26日向傳媒透露，警方指其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要求民陣提供六項資料，包括：2006年9月至今舉辦的所有遊行集合時間與地點，以及民陣成立以來的收入來源等。對此民陣成員之一支聯會質疑，警方今次行動有政治目的，可能是為了取締民陣所做的鋪排。 民陣表示，召集人陳皓桓26日到警署報到期間，收到警方社團事務主任文件提及，民陣2006年申請註冊為社團，但同年又申請取消；根據傳媒及社交平台資訊，警方懷疑民陣仍以社團形式運作，涉嫌違反《社團條例》。 警方要求民陣提供六項資料 警方要求民陣在5月5日之前提供六項資料，包括：未再申請社團註冊的原因、社交網站Facebook專頁是否由民陣建立及管理，民陣從2006年9月至今所舉辦的遊行集合時間與地點，以及民陣成立以來的收入來源、開支及用於接收任何資金或款項的銀行戶口帳號。 此外，針對去年民陣與支聯會等其他團體聯署，向聯合國發出「國際人權日70周年、停止酷刑、尊重人權」聲明，要求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敦促中國及港府改善人權狀況等，履行聯合國捍衛人權義務和責任，警方也要求民陣解釋該聲明之目的與內容。 針對警方要求提供的六項資料，陳皓桓27日向美國之音表示，民陣將尋求法律意見，再召開記者會回應。他認為，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希望市民先關心入境修訂條例。 支聯會質疑警方利用社團條例取締民陣 民陣成員之一、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向美國之音表示，警方的行動可能有政治目的，可能是藉《社團條例》的一些規定來鋪排取締民陣，「它這樣一來是滋擾，二來其實可能真的交不出（相關資料）的時候，它就大條道理說你交不出，你違反《社團條例》，或者你這個組織就是一個可以取締的組織，我們很擔心它是藉著這個作為一個開始，就想取締民陣成為一個非法的組織。」 對於警方要求民陣解釋發給聯合國的聯署聲明，鄒幸彤認為，向聯合國反映人權狀況沒有任何違法，這是警方「在阻嚇香港的民間團體合法合理地同一些聯合國的人權機構，或者聯合國的組織去做交流，這個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新加坡報章3月初引消息指民陣或被取締 去年6月底北京強行推出港區國安法後，就有多個本土及自決派組織及時宣布解散，包括：香港眾志、香港民族陣線、學生動源等。 八個多月後，新加坡《聯合早報》3月初引述不具名的消息，報導了民陣可能被取締的消息，稱民陣曾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NED）資助，舉辦反送中活動，香港當局正進行調查，一旦證實屬實，民陣將可能因違反港區國安法而遭港府取締。 該報導又引述不具名消息表示，民陣一直沒有向港府做社團註冊，有可能觸犯《社團條例》。一旦罪成，民陣負責人最高可被判監禁三個月。 民陣可能被取締的消息一出，隨即引發退出潮，包括：街坊工友會、公民黨、新民主同盟、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民協以及民主黨等政黨及組織，相繼宣布退出民陣。 表明不會退出民陣的社民連主席黃浩銘向美國之音表示，類似的聯盟方式在香港相當常見，包括建制派的前特首董建華、梁振英等，都很喜歡搞什麼聯盟，質疑這些建制派聯盟是否有根據《社團條例》做出申請。 黃浩銘表示，人權是普世價值，中國是聯合國的成員國之一，也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警方要求民陣針對向聯合國發出的聯盟聲明做出解釋，是警方想向民陣套料，也想看看民陣會如何反映。 民陣創立於2002年9月，是近20年來香港民主派的聯合平台，多次發起七一大遊行及百萬人反送中遊行集會。截止2019年6月，參與民陣的民間團體及政治團體多達48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