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治转型与民主化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大变革。尤其是对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政治转型的同时还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变化之巨、影响之深，必将导致主导政治转型的戈尔巴乔夫身处国内国际极端分裂的两极评价之中。这位前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8月30日去世之后，西方社会相继表示悼念之情非常一致：结束了苏联帝国，终结了冷战。但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引起的反应却是另外一极。作为经历过苏联崩溃后的世界剧变的一代中国知识人，我深知，作为一位终结旧苏联体制却未迎来新世界的戈尔巴乔夫，其肉身虽然还归道山，但有关他的两极化评价还会延续下去。这种评价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俄罗斯未来的命运，及这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二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欧未来的走向；三是全球政治格局与地缘政治的变化。 西方世界视为结束苏联帝国的世界英雄 对这位苏共前总书记的评价可谓汗牛充栋，本文长话短说，挑最有代表性的。 理查德•莱亚德（美国人）在《俄罗斯重振雄风 新俄罗斯经济政治指南》中简明概括：“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时，做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是，如果东欧想抛弃共产主义，苏联将不进行干涉；第二个决定是，在苏联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他同时开始了这两种改革。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决定了后来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政治改革注定要导致民主，在6年的时间内，苏联的政权便瓦解了。” 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冷战的结束完全归功于一个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 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称赞他在（苏联解体）和平进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称这个进程塑造了当时国际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文如下：for his leading role in the peace process which today characterizes important pa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要言之，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剧变、两德统一等事件上的作为完全符合西方的预期与利益，因此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世界英雄。这一评价迄今未变，在戈尔巴乔夫逝世之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及所有悼念辞都将以前的评价再次重复了一遍。 因俄乌战争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的德国的哀悼之情较他国更深。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对戈尔巴乔夫为德国统一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前总理默克尔在她的网站上称赞戈尔巴乔夫是“一位独特的世界政治家”，如果没有他的开放和改革的勇气，“民主德国的和平革命是不可能的。”现任总理朔尔茨赞扬他为使欧洲的民主和自由成为可能，做出了贡献。《图片报》情真意切地说，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离世应该是全国哀悼的原因，没有他就没有德国的统一。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历史领袖，德国首都的一个大型中央广场应命名为戈尔巴乔夫广场，通往广场的街道应该有科尔大道和布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街，这是德国统一的三位父亲。 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葬送者 但俄罗斯人的评价与西方相较犹如冰火两重天。戈尔巴乔夫病逝的消息传开之后，网上欢呼“乌拉！”的声音一片，还有“请向叶利钦问好，你们会在同一个锅里被煮”、“他从没悔改，他是人民的叛徒、国家的叛徒，我希望他能尽快地将他的西方朋友带走”、“建议将8月30日设为一个欢乐的假日”——对此我并不意外，早在今年6月，我在推特上曾看到一条消息，戈尔巴乔夫因病重入院，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表示，“在发生这一切后（指俄乌战争），这位前总书记非常担心，他死后会发生什么……对他，尤其是现在俄罗斯人正浴血纠正他所犯下的错的背景下，他病危的消息评论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欢呼。” 如果要说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有何变化，只能遗憾地说离苏联崩溃时日越远，评价越糟糕。1999年，俄罗斯有一家名为社会舆论基金会的组织，就20世纪的俄罗斯领导人谁对国家造成最坏的影响进行了民意调查。戈尔巴乔夫以3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叶利钦以30%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戈、叶两个苏联解体前后的主角，成为俄罗斯人心中两个“坏人”。2012年，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在近百年俄罗斯历任领导人中，戈巴卓夫的具体政策最不受欢迎，仅14%的受访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具体政策是对的，低于沙皇尼古拉二世（31%），斯大林（近28%），赫鲁晓夫（24%），叶利钦（17%）。高达61%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的政策更正确。2021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90岁生日时，俄罗斯网民对他的评价民调只有5%的人持正面态度，94%对他持负面评价，1%称“说不清“。 前苏联最后一位被授予元帅之衔的军人是德米特里·亚佐夫，他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及普京都有密切共事之谊，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许最能代表俄罗斯人的看法。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葬送者”，内政上，“他是一位经济改革的天才，是在当时苏联百姓‘排队买面包’的窘迫生活下的国家人才。……他是天才，但是并没有领导苏联的能力。他做出一个个仓促的决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逐步将苏联推向了深渊。”在美苏冷战上，“为了避免同美国的战争，戈尔巴乔夫所做的只是退让。为了展现出自己的诚意，作为核武器‘执剑人’的戈尔巴乔夫主动提出减少核武器的储备，并宣布要计划裁军。” 通过俄罗斯民众对戈尔巴乔夫的负面评价，可以了解到一个西方认为完全不正常的现实：俄罗斯人依然怀念苏联时期的美好生活，以及苏联给民众带来的自豪感；俄罗斯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使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造成了苏联崩溃之后的普遍贫困。 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纠结 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个奖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对他的肯定，而不是本国对他的赞扬。1991年8月那次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虽然失败了，但大大削弱了他的地位，迫使他于1991年12月25日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次日苏联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曾于1996年试图重返政坛，在总统大选中向时任总统叶利钦发起挑战，但最终的得票率不到1%。所有这些，对戈尔巴乔夫退休后的心理状态造成极大的影响。此后，他只能从访问西方与赞赏他的西方政要的交流中得到肯定与安慰，对俄罗斯人的不满，只能持续不断地辩解，这从他陆续发表的著作中有痕迹可寻： 在1995年出版的两卷本《生活与改革》(Life and Reforms)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写道：“我不会对自己发起这些改革推卸责任，因为我仍然深信，这些改革至关重要，最终将为我的祖国的福祉服务，并将有利于世界。”2012年，他人为他写的回忆录标题为《孤独相伴》，书名就表明了他在本国感受到的落寞。据德国电视二台报道，戈尔巴乔夫最后于2017年出版的《我依然乐观》（I remain an optimist） 是关于他对德国人和西方的失望。具体而言，他抱怨人们正在把俄罗斯绘制成新的敌人形象。 现实正如英国政治学者彼得·雷德韦（Peter Reddaway）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西方）看到了戈尔巴乔夫最好的一面。苏联人看到的是另一面，并且指责他有错。” 前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的一生，后人曾以一块黑白大理石墓碑寓意了他的人生。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一生，注定被定格于1990年代初结束苏联铁幕统治与终结冷战的高光时刻。他的逝世时间点正逢全球化1.0版结束、大重置（全球化2.0版）到来，俄乌战争尚不知将以何种形式结束之时。俄罗斯本土与西方对他的两极评价是如此的对立与爱憎分明，因此，戈尔巴乔夫注定将拥有评价截然不同的两块墓碑，由俄罗斯与西方分别书写。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8月31日，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逝世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榜，相关阅读量更直逼6亿次，引发网友激烈讨论。 1985 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在任时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在1990年3月至1991年12月期间担任苏联总统，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1990年，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戈尔巴乔夫病逝的医院说，他身患严重疾病多年，这几年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时常进出医院。 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等政要对戈尔巴乔夫的逝世表达哀悼。 在中国，戈尔巴乔夫一直是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在1989年5月访问北京时，正值八九学潮运动爆发时期，更被参与运动的不少学生视为“民主改革的希望”。但他返回苏联后不到1个月，六四事件即告爆发。 1991年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中国官方舆论转而批判他主导了苏联解体，中共全党更曾将苏联解体列为长时间重要研究课题，以免自身重蹈覆辙。在官方口径长达30年的影响下，中国中青年一代对戈尔巴乔夫的观感，偏多数抱持批判态度，但肯定他的成就者也不在少数。 据中央社报导，观察中国网友的留言，除了感叹他离世外，相关的评论立场颇为分歧。有人仍然批评他出身苏共却支解了苏联，是“白眼狼”；还有人指他的亲西方摧毁了苏联，造成了今天美国的独大；但也有人说，苏联的解体，使中国少掉一个巨大的战略敌人；也有人嘲笑他晚景不保，沦落到帮西方企业拍广告。 另一些中国网友除对戈尔巴乔夫逝世表示哀悼与可惜，并肯定他推动改革及“新思维”的勇气，只是缺乏手段及运气；也有网友肯定他结束了苏联，进而推倒了东欧铁幕，改写了全球的历史；更有网友感叹，中共党内为什么就没有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如今反而把他塑造成反面教材。 相较于中国国内，海外华人、特别是立场倾向反共者，多数肯定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联共产帝国，在近代史值得一书。也有港媒发表评论直指，苏联解体根源并不在戈尔巴乔夫，而是斯大林时期以来长期累积的经济民生、意识形态、政治继承、腐败等问题的总爆发。
大约是在1963年左右，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笔者跟在哥哥姐姐身后混进电影院，兴奋但却懵懵懂懂地看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部外国电影—苏联故事片《以革命的名义》，电影中能看懂和记住的内容也不多，印象较深的只有苏联人民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在群众大会上激动非常地演讲，在办公室里与“契卡”（之后才知道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简称，“契卡”的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捷尔任斯基严肃认真地研究问题，还有许多抓捕或枪毙绞杀反革命分子、白匪军军官和地主富农的恐怖镜头；貌似还记住了一个被苏维埃敌人“暗杀”的革命领导人基洛夫的名字。 以后逐步知道了“契卡”是苏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的专事保卫苏维埃革命政权、负责打击镇压一切敌人、集公检法司军政职能和权力于一体的特殊专政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俄文缩写字母中文译音；“契卡”首任领导人为鼓吹“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捷尔任斯基。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长，“契卡”以后又在原基础上多次扩容升级并先后使用了下述机构名称： 1917年1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 1922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 1923年7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 1934年7月国家安全总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 1941年2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1年7月国家安全总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 1943年4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6年3月国家安全部 1947年10月至1951年11月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机构划归国家情报委员会管辖） 1953年3月国家内务部(1953年曾与国家安全部短期合并，统称内务部) 1954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KGB） 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 1954年改组升级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后，其机构的规模与权力均达到了巅峰状况。国家安全委员会实行主席团及全体委员会集体领导制，主席团由1个主席及10个副主席组成（其中第一副主席2人）；全体委员会由重要加盟共和国安全局长及联盟相关机构主要领导组成，全委会人数15到17人。 安全委员会下设“对外谍报局、国内反间谍局、军队管理局、边防军管理局、总务局、人事局、军事建设局、医疗保障局、捷尔任斯基高等学校、侦查技术局、16个行动总局（或行动局）、数量不明的大量驻海外工作站（组）等多个机构。克格勃系统工作人员的总数量在高峰时期曾达到50万人之巨，其中总部机关员工约1万人，间谍、反间谍及技术保障等部门约20万人，边防军30万人。此外，克格勃在全国各地还拥有至少150万名“线人”，在国外有25万谍报人员。克格勃年度计划预算约100亿美元，其经费开支不受政府任何部门的约束与监督。在人员数量、活动范围、权力和财力方面，绝对让世界另外三大情报机构的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及以色列摩萨德等望尘莫及。 克格勃麾下的16个行动总局（局）分别负责对外情报侦查、扶持训练指导国外反政府武装组织、反间谍侦查、武装力量内部反间谍侦查、异见知识分子及宗教人士管控、交通运输部门反间谍侦查、反意识形态破坏侦查、国防工业及重要科研机构反间谍侦查、户外监控侦查、克格勃系统密电码编制管理、重要人物保护警卫、国家安全机关档案资料管理、技术监听监视、国家重要设施（秘密指挥所、防核袭击隐蔽所及政府通讯枢纽等）的设计建造及管理、最新科学技术情报的收集分析及管理等巨量工作。 克格勃麾下最臭名昭著的第五局是安德罗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后，为了全面遏制和消除赫鲁晓夫执政十年期间所形成的严重“自由主义思潮与反苏情绪”，于1967年提议成立的。该局专司监督知识分子的不满言行。第五局下设15个处，知名者如宗教处、文艺界及知识分子问题处、国际关系处、学生和无组织青年处、侦察匿名反苏文件作者处、民族工作处和反犹太复国处。因为任务量大面广，该局的人员编制从1967年成立时的201人最后竟然扩充到了1989年的25000人；同年该局被戈尔巴乔夫撤销，部分业务划归克格勃第三总局。 第五局的工作重点是针对异议知识分子，克格勃内部称其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局”；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有人还轻蔑地称其为“思想五局”。通过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资料披露，第五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仅1972年一年就导致十万余青年知识分子在流放中被冻死。著名的异见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博士就是被该局抓捕并强制押离莫斯科送往偏远落后的高尔基市；包括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内的数十位异见知识分子被注销国籍驱逐出境也是该局所为。 七十多年来，克格勃都是前苏联负责对外情报、反间谍、国内安全、政治保卫、边境防卫及输出革命等工作的重要执行部门，是一个完全凌驾于党政军（包括外交部、国防部、总参谋部及财政部）各部门或机构之上的“超级机构”，它只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克格勃与同时期的“军-工联合体”（军方）这两个部门变成了前苏联政府长期花钱无止境的两大“钱耗子”。克格勃在不同时期的部分知名首领名单及简况如下： 捷尔任斯基（在前苏联被称之为“契卡之父”）、明仁斯基（因全力镇压国内反对派人士并完成驱逐托洛茨基及150名异见者出境之重任而得以接“契卡之父”的班成了“契卡”第二任首领，因心脏病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亚戈达（被斯大林处决）、叶若夫（被斯大林处决）、贝利亚（被斯大林继任者集体处决）、谢罗夫、谢列平、安德罗波夫（1982年至1984年曾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一把手兼苏联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费多尔丘克、克留奇科夫（参与了八・一九政变，后被捕）及巴卡金（任期仅3个月，1991年8月下旬到11月）。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经长期供职于克格勃，但只是一名驻东德情报站的小头目，普总统若干年前还毫不避讳地公开表示自己“以克格勃经历为荣”。 前苏联克格勃的能耐巨大无比，它可以采用任何手段搜集到它想要的一切重要情报，也可以派遣特工远赴海外在他国境内巧妙地制裁任何背叛者；它还有能力网罗招募世界上任何它认为有利用价值的名人以秘密身份为它效力，据西方媒体披露，连全球大名鼎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二战期间）、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及阿迪达斯公司老板霍斯特・达斯勒也都曾经与克格勃有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但上述信息的提供者都未能提供比较确凿的证据，因此也就只能作为茶余饭后之闲话了。 深入研究了世界最强大的秘密情报机构前苏联克格勃后，最让笔者郁闷难解的是，综合力量如此强大的克格勃在自己的祖国及苏共面临解体之关键时刻，却显得一反常态的低调，当愤怒的莫斯科市民于1991年8月24日，在卢比扬卡广场11号克格勃总部大楼前拉倒“契卡之父”捷尔任斯基雕塑时，克格勃工作人员竟然都表现得出奇的平静，没进行任何的干预或阻止。 克格勃大佬中唯一试图采取实际行动“救党救国”的好像只有克格勃倒数第二任主席克留奇科夫。克主席是戈尔巴乔夫总统为其改革“保驾护航”而提携上任的克格勃首脑，看上去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的他还随同戈总统访问过美国。克主席上任后开始由其个人全面控制了克格勃情报的上传渠道，屡屡把精心筛选、过滤甚至加上自己判断后的虚假情报“直送”戈总统；同时他还以“怀疑一切”的方式对锐意改革的戈总统、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夫人在内的大量政治人物进行严格的全天候监听。 克留奇科夫在与亚纳耶夫副总统、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帕夫洛夫及内务部长普戈等政变领导人密谋过程中，想象力丰富的他还提出了诸多的“行动计划”，特别离奇的内容如拟定了“计划逮捕的7千反苏人士名单”、“印制30万份逮捕证”及“定制20万副手铐”等。8月19日凌晨，以亚纳耶夫副总统为首、帕夫洛夫总理及巴克拉诺夫副主席为辅、克留奇科夫主席、普戈部长及亚佐夫部长三人为“强力护卫神”、以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为“内应”的“救党救国派”终于行动了（克格勃大佬参与此次行动的除克主席外，也只有平时负责保护领导人的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他们调遣全副武装的军队开进莫斯科，包围或占据了各要害部门及街道，中断一切电视广播节目，宣布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改革已走入了死胡同，总统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职责，国家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关键时刻，苏联部分地区进入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反复播放临时权力机构“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苏联人民书》。 1990年就已退出苏共并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前身）总统的叶利钦在此前也已退党的雅科夫列夫等改革派政治家的积极支持下，随即组成了“反政变指挥部”并组织成千上万的工人与学生罢工罢课上街示威抗议政变集团，并包围了最高苏维埃大厦（白宫）。之后的事态发展就不那么复杂了，很快进驻莫斯科的军队就开始陆续撤离，精锐的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也压根没有动作，戈尔巴乔夫总统22日返回了莫斯科。到了第三天，由8个苏共“强硬派”人物组成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自行撤销，参与人员不是被捕就是自杀，亚纳耶夫代总统、帕夫洛夫总理、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及博尔金主任被捕；原本计划多多、信心满满的克留奇科夫主席自然也难逃法网；普戈部长与戈尔巴乔夫总统军事顾问谢尔盖元帅自尽。 1991年12月25日中午，戈尔巴乔夫总统通过美国CNN有线新闻与前苏联国家电视台并网向全世界直播，宣布“拥有2.86亿人口、220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15个加盟共和国、500余万军队、50余万克格勃、诸多世界级尖端武器装备及2.7万枚核弹头、GDP已成“世界老二”的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解体。 （全文转自老马杂谈）
三月四号和五号，中国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与人大第四次会议在京开幕，早在两周前，北京就已风声鹤唳如期开启草木皆兵模式，社交平台严控妄议，朋友圈众多时政写手被噤声被销号， 京城有名无名政治异见人士被约谈监控软禁，当局每天都在向世界提供着习近平所谓政治自信的反证。 在中共高压控严控妄议时政的背景下，社交平台这两天频繁出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苏联共产极权统治终结者戈尔巴乔夫，另一个是因批判血统论而于五十一年前被中国共产极权统治者枪决的遇罗克。 一篇题为《纪念遇罗克》的网文这样写道：“51年前的今天，在万人北京工人体育场，27岁的遇罗克被枪决，人潮人海中，欢呼的，叫骂的，附和的，好一场“盛世”狂欢！当年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的时候，人们向他们的身上扔去菜叶和咒骂，人头落地时，人们终于饱食了一餐人肉盛宴，发出齐齐的欢呼。 思想者不一定都有骨头，如海德格尔；有骨头的不一定有思想，两者兼有的，遇罗克是一位。在荒谬的年代里，他连续写了《出身论》、《谈纯》等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抨击血统论。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社会已经进入二战后的繁盛期，进入蓝调之音弥漫大街小巷的中产时代；这边厢，“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这样丧失理性和逻辑的蠢话竟然被奉为圭臬。只是说出常识，人人生而平等，便要成为殉道者，这是怎样的不堪？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镇静地回答：“值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着”——在茫茫九宇间，每个个体的生命都是沧海一粟，昙花一现；可如果他一生中的所言所行被后人称颂，他就会活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他的生命就得到了延续；他，虽死犹生。 三月三号，是布尔什维克的终结者戈尔巴乔夫的90岁生辰，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世界多国领导人向戈尔巴乔夫发出贺电，尽管中共官媒对苏联解体的定性是否定的，但社交平台依然出现不少对戈氏的正面评价帖文，网友“李拜天”发帖说：他以良知摧毁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帝国，他的功绩必将永载史册。也有网友不无针对性地贴出戈氏语录，比如他曾说：“国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如果共产党没有对手，执政无须竞争，权力不受制衡，言论没有自由，罪恶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惩罚，那么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权力就是凶器，部下就是家奴，国企就是抢夺民财的土匪，银行就是掌权者的自动取款机” 另有网友发帖说：“戈尔巴乔夫向邪恶开战的第一枪是停止了苏联各中小学的历史课，他告诉苏联国民：我们的历史，全都是谎言”。 今天人们之所以向这位苏联共产极权帝国的终结者致敬，显然是在针对另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共产极权帝国。 一篇题为《道路以目会成为奢望吗？》的网文这样写道：道路以目的故事说的是周厉王暴虐贪财，国人困顿不满，周王就使用特务手段，派人到大街小巷探听人们的谈话，有谁说了国王的坏话，就立刻抓起来杀死。周国人都不敢再说厉王的坏话了，心中有不满，也只能是在碰到熟人的时候用目光交流来表示心中的不满，所以叫做“道路以目”。当时周厉王很兴奋地对大臣们说我现在终于可以让人们闭嘴了！周国人确实是不再瞎说了，干脆动起了手，直接拿起武器将周厉王赶出了王宫。 这周厉王大约是第一位用特务手段来治国的中国君主了，下场很悲惨。中国历史上另一个著名的使用特务手段治国的君主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不仅建立了系统化的厂卫制度来控制人们的言行，还发明了文字狱，开始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不服的都砍掉脑袋。接下是满人建立的清朝，先是暴力征服，不剃头发就杀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服就屠城；接着就是控制人们的思想，从明朝学来的文字狱玩得炉火纯青，一波接一波地杀读书人，直到绝大部分读书人噤若寒蝉，眼睛只敢盯着四书五经，哪还敢跑到大马路上去进行眼神交流？在清朝消失了一百多年以后，经历了民国一度的思想活跃期，中国居然又进入了一个钳制思想的高峰。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从一帮大学教授学生发展起来的，但从红军时代，也就是说当中共手中掌握了生杀大权的时候，他们就将知识分子视为仇敌，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不允许有独立思想，一切都要以领袖的意志为转移。 从1949年获得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开始，中共所作的一切可以用控制和掠夺来概括。为了达到掠夺的目的，中共的控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土改开始，经历大镇反、三反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社教，最后到达文革这个高峰，中共的控制手段也从肉体消灭升级到思想控制。文革结束后，中国经历了短暂的思想自由（相对文革而言），随着1989年6月中共的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中共又开始新一轮控制轮回。 首先用经济利益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必须说这与国际民主社会希望通过经济自由使得中共最终放弃专制制度的想法暗合，因此有了中国经济长达30年的起飞。中国民众在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的同时，也给中共创造了巨量财富，这些财富反过来成为中共控制中国民众的基础。 其表现就在：一方面中共化巨款购买西方高科技产品来帮助自己更好监控民众，并且斥巨资进行外宣工作，蛊惑欺骗民主社会；另一方面又用巨大的中国市场来诱惑西方大公司，让他们随着自己的指挥棒跳舞，不敢越雷池一步。互联网的出现带给了中共一丝慌乱，中国民众慢慢可以接触到一些真实的消息，也能表达一些真实的意愿，但很快，借助西方高科技公司和无良中国科技人员的帮助（首当其冲的是方滨兴）中共建立起网络防火墙，而且大言不惭地说起了网络主权。 在屏蔽了外界的信息，又通过一定的经济自由让绝大部分中国人觉得岁月静好的同时，中共借助新的科技手段加强了对中国民众的控制，对胆敢向中共统治发出微词的少部分人采取雷霆手段，杀一儆百，这就是最近在全国范围内警察对那些质疑新冠疫情和中印边境之争实情的人采取如此剧烈行动的背景。 如果我们观察近十年中共政权对待网络意见的态度，可以看到一个由慌乱害怕，到掩饰，再到强硬，最后到严厉打击的过程。最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件一旦曝光，地方政府都很害怕，基本上都是息事宁人，当事者的要求也能得到一些满足。从2015年徐纯合案件开始，中共不再掩饰，干脆将积极参与者抓起来，加上各种罪名判刑入狱。 对于那些不怎么有名的人，在2020年之前中共大致上会采用警告，最多是行政拘留让他们闭嘴，就像武汉医生李文亮遭遇到的那样。而从2020年开始，中共对言论的管控陡然升级，略有异议，立刻抓人，而且以刑事重罪相威胁。 最近（2021年2月）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对7名质疑中印冲突实情的中国网民进行了惩罚。最轻的是行政拘留7天。最为奇特是重庆警方发的通告，对一名19岁的年轻人不仅进行刑事拘留，而且因为这个年轻人身在国外，居然宣布对他进行网上追逃。这还没完，重庆警方接着威胁，如果他不回国自首，他的父母就会有麻烦。 全国警方如此步调一致地行动，中央媒体立刻报道，显然是有中央级别的人物进行协调，而且想用重刑来吓唬敢言之人。这一次轮到周厉王玩一回穿越，从2800年前穿越回现代，逼着中国人重新体会下道路以目的感觉。 遍布全国的摄像头已然将奥威尔的《1984》中想象的场景变成了现实。人脸识别，步态识别，手机实名，电子支付已经让你无处遁形，电子货币可以让不听话的人瞬间失去财富。今日头条都可以窃听夫妻间的私房话，你手机里的各种软件如学习强国，健康码基本将你的小心思出卖得一干二净。你也不要再指望做什么道路以目的游戏了，在新疆，就凭你的亲朋关系，穿着，平常阅读的书籍，看的视频电影，甚至是申请一个护照，就可以把人关进集中营，出不出得来就看人家的心情。迟迟早早新疆的那一套就会搬到全国，习大帝的千年帝国就有了扎实的基础。写到这里，我忽然有个感觉，也许习大帝真有个始皇帝的梦想，这中国的历史兜兜转转居然又要回到2千多年前去了。 （全文转自法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