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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7 月 15 日
對任何一個社會來說，政治轉型與民主化都是一場影響深遠的大變革。尤其是對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而言，政治轉型的同時還伴隨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其變化之巨、影響之深，必將導致主導政治轉型的戈爾巴喬夫身處國內國際極端分裂的兩極評價之中。這位前蘇聯最後一任總書記8月30日去世之後，西方社會相繼表示悼念之情非常一致：結束了蘇聯帝國，終結了冷戰。但在他的祖國俄羅斯，引起的反應卻是另外一極。作為經歷過蘇聯崩潰後的世界劇變的一代中國知識人，我深知，作為一位終結舊蘇聯體制卻未迎來新世界的戈爾巴喬夫，其肉身雖然還歸道山，但有關他的兩極化評價還會延續下去。這種評價取決於三個因素：一是俄羅斯未來的命運，及這個國家與世界的關係；二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歐未來的走向；三是全球政治格局與地緣政治的變化。 西方世界視為結束蘇聯帝國的世界英雄 對這位蘇共前總書記的評價可謂汗牛充棟，本文長話短說，挑最有代表性的。 理查德•萊亞德（美國人）在《俄羅斯重振雄風 新俄羅斯經濟政治指南》中簡明概括：「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總書記時，做出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決定：第一個決定是，如果東歐想拋棄共產主義，蘇聯將不進行干涉；第二個決定是，在蘇聯實行政治和經濟改革。他同時開始了這兩種改革。這是一個重要的決定，決定了後來發生的大部分事情。政治改革註定要導致民主，在6年的時間內，蘇聯的政權便瓦解了。」 美國前國務卿貝克：「冷戰的結束完全歸功於一個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如果沒有他，一切變化都不可能發生。」 戈爾巴喬夫在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稱讚他在（蘇聯解體）和平進程中發揮的領導作用，稱這個進程塑造了當時國際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原文如下：for his leading role in the peace process which today characterizes important pa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要言之，戈爾巴喬夫在東歐劇變、兩德統一等事件上的作為完全符合西方的預期與利益，因此西方世界普遍認為戈爾巴喬夫是世界英雄。這一評價迄今未變，在戈爾巴喬夫逝世之後，《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及所有悼念辭都將以前的評價再次重複了一遍。 因俄烏戰爭與俄羅斯處於敵對狀態的德國的哀悼之情較他國更深。據德國電視一台報道，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對戈爾巴喬夫為德國統一作出的貢獻表示敬意；前總理默克爾在她的網站上稱讚戈爾巴喬夫是「一位獨特的世界政治家」，如果沒有他的開放和改革的勇氣，「民主德國的和平革命是不可能的。」現任總理朔爾茨讚揚他為使歐洲的民主和自由成為可能，做出了貢獻。《圖片報》情真意切地說，對我們德國人來說，戈爾巴喬夫離世應該是全國哀悼的原因，沒有他就沒有德國的統一。為紀念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和歷史領袖，德國首都的一個大型中央廣場應命名為戈爾巴喬夫廣場，通往廣場的街道應該有科爾大道和布希（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街，這是德國統一的三位父親。 俄羅斯人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蘇聯的葬送者 但俄羅斯人的評價與西方相較猶如冰火兩重天。戈爾巴喬夫病逝的消息傳開之後，網上歡呼「烏拉！」的聲音一片，還有「請向葉利欽問好，你們會在同一個鍋里被煮」、「他從沒悔改，他是人民的叛徒、國家的叛徒，我希望他能儘快地將他的西方朋友帶走」、「建議將8月30日設為一個歡樂的假日」——對此我並不意外，早在今年6月，我在推特上曾看到一條消息，戈爾巴喬夫因病重入院，戈爾巴喬夫基金會表示，「在發生這一切後（指俄烏戰爭），這位前總書記非常擔心，他死後會發生什麼……對他，尤其是現在俄羅斯人正浴血糾正他所犯下的錯的背景下，他病危的消息評論區幾乎是異口同聲的歡呼。」 如果要說俄羅斯人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有何變化，只能遺憾地說離蘇聯崩潰時日越遠，評價越糟糕。1999年，俄羅斯有一家名為社會輿論基金會的組織，就20世紀的俄羅斯領導人誰對國家造成最壞的影響進行了民意調查。戈爾巴喬夫以3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葉利欽以30%的得票率緊隨其後，戈、葉兩個蘇聯解體前後的主角，成為俄羅斯人心中兩個「壞人」。2012年，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在近百年俄羅斯歷任領導人中，戈巴卓夫的具體政策最不受歡迎，僅14%的受訪者認為戈爾巴喬夫的具體政策是對的，低於沙皇尼古拉二世（31%），斯大林（近28%），赫魯曉夫（24%），葉利欽（17%）。高達61%的俄羅斯人認為普京的政策更正確。2021年3月2日，戈爾巴喬夫90歲生日時，俄羅斯網民對他的評價民調只有5%的人持正面態度，94%對他持負面評價，1%稱「說不清「。 前蘇聯最後一位被授予元帥之銜的軍人是德米特里·亞佐夫，他與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及普京都有密切共事之誼，他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也許最能代表俄羅斯人的看法。他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蘇聯的葬送者」，內政上，「他是一位經濟改革的天才，是在當時蘇聯百姓『排隊買麵包』的窘迫生活下的國家人才。……他是天才，但是並沒有領導蘇聯的能力。他做出一個個倉促的決定，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逐步將蘇聯推向了深淵。」在美蘇冷戰上，「為了避免同美國的戰爭，戈爾巴喬夫所做的只是退讓。為了展現出自己的誠意，作為核武器『執劍人』的戈爾巴喬夫主動提出減少核武器的儲備，並宣布要計劃裁軍。」 通過俄羅斯民眾對戈爾巴喬夫的負面評價，可以了解到一個西方認為完全不正常的現實：俄羅斯人依然懷念蘇聯時期的美好生活，以及蘇聯給民眾帶來的自豪感；俄羅斯人認為，是戈爾巴喬夫使俄羅斯淪為二流國家，造成了蘇聯崩潰之後的普遍貧困。 戈爾巴喬夫本人的糾結 戈爾巴喬夫在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這個獎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對他的肯定，而不是本國對他的讚揚。1991年8月那次試圖推翻戈爾巴喬夫的政變雖然失敗了，但大大削弱了他的地位，迫使他於1991年12月25日辭去蘇聯總統的職務，次日蘇聯正式解體。戈爾巴喬夫曾於1996年試圖重返政壇，在總統大選中向時任總統葉利欽發起挑戰，但最終的得票率不到1%。所有這些，對戈爾巴喬夫退休後的心理狀態造成極大的影響。此後，他只能從訪問西方與讚賞他的西方政要的交流中得到肯定與安慰，對俄羅斯人的不滿，只能持續不斷地辯解，這從他陸續發表的著作中有痕迹可尋： 在1995年出版的兩卷本《生活與改革》(Life and Reforms)一書中，戈爾巴喬夫寫道：「我不會對自己發起這些改革推卸責任，因為我仍然深信，這些改革至關重要，最終將為我的祖國的福祉服務，並將有利於世界。」2012年，他人為他寫的回憶錄標題為《孤獨相伴》，書名就表明了他在本國感受到的落寞。據德國電視二台報道，戈爾巴喬夫最後於2017年出版的《我依然樂觀》（I remain an optimist） 是關於他對德國人和西方的失望。具體而言，他抱怨人們正在把俄羅斯繪製成新的敵人形象。 現實正如英國政治學者彼得·雷德韋（Peter Reddaway）曾經說過的那樣：「我們（西方）看到了戈爾巴喬夫最好的一面。蘇聯人看到的是另一面，並且指責他有錯。」 前蘇聯總書記赫魯曉夫的一生，後人曾以一塊黑白大理石墓碑寓意了他的人生。蘇聯最後一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一生，註定被定格於1990年代初結束蘇聯鐵幕統治與終結冷戰的高光時刻。他的逝世時間點正逢全球化1.0版結束、大重置（全球化2.0版）到來，俄烏戰爭尚不知將以何種形式結束之時。俄羅斯本土與西方對他的兩極評價是如此的對立與愛憎分明，因此，戈爾巴喬夫註定將擁有評價截然不同的兩塊墓碑，由俄羅斯與西方分別書寫。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8月31日，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逝世的消息登上微博熱搜榜，相關閱讀量更直逼6億次，引髮網友激烈討論。 1985 年上台的戈爾巴喬夫在任時向世界打開了大門，並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在1990年3月至1991年12月期間擔任蘇聯總統，是蘇聯歷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1990年，戈爾巴喬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戈爾巴喬夫病逝的醫院說，他身患嚴重疾病多年，這幾年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時常進出醫院。 俄羅斯總統普京、美國總統拜登、英國首相約翰遜、歐盟主席馮德萊恩等政要對戈爾巴喬夫的逝世表達哀悼。 在中國，戈爾巴喬夫一直是個具有爭議性的人物。他在1989年5月訪問北京時，正值八九學潮運動爆發時期，更被參與運動的不少學生視為「民主改革的希望」。但他返回蘇聯後不到1個月，六四事件即告爆發。 1991年底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下台，中國官方輿論轉而批判他主導了蘇聯解體，中共全黨更曾將蘇聯解體列為長時間重要研究課題，以免自身重蹈覆轍。在官方口徑長達30年的影響下，中國中青年一代對戈爾巴喬夫的觀感，偏多數抱持批判態度，但肯定他的成就者也不在少數。 據中央社報導，觀察中國網友的留言，除了感嘆他離世外，相關的評論立場頗為分歧。有人仍然批評他出身蘇共卻支解了蘇聯，是「白眼狼」；還有人指他的親西方摧毀了蘇聯，造成了今天美國的獨大；但也有人說，蘇聯的解體，使中國少掉一個巨大的戰略敵人；也有人嘲笑他晚景不保，淪落到幫西方企業拍廣告。 另一些中國網友除對戈爾巴喬夫逝世表示哀悼與可惜，並肯定他推動改革及「新思維」的勇氣，只是缺乏手段及運氣；也有網友肯定他結束了蘇聯，進而推倒了東歐鐵幕，改寫了全球的歷史；更有網友感嘆，中共黨內為什麼就沒有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人物，如今反而把他塑造成反面教材。 相較於中國國內，海外華人、特別是立場傾向反共者，多數肯定戈爾巴喬夫結束了蘇聯共產帝國，在近代史值得一書。也有港媒發表評論直指，蘇聯解體根源並不在戈爾巴喬夫，而是斯大林時期以來長期累積的經濟民生、意識形態、政治繼承、腐敗等問題的總爆發。
大約是在1963年左右，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的筆者跟在哥哥姐姐身後混進電影院，興奮但卻懵懵懂懂地看了自己有生以來的第一部外國電影—蘇聯故事片《以革命的名義》，電影中能看懂和記住的內容也不多，印象較深的只有蘇聯人民偉大領袖弗拉基米爾・列寧在群眾大會上激動非常地演講，在辦公室里與「契卡」（之後才知道是「全俄肅反委員會」的簡稱，「契卡」的全稱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領導人捷爾任斯基嚴肅認真地研究問題，還有許多抓捕或槍斃絞殺反革命分子、白匪軍軍官和地主富農的恐怖鏡頭；貌似還記住了一個被蘇維埃敵人「暗殺」的革命領導人基洛夫的名字。 以後逐步知道了「契卡」是蘇共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成立的專事保衛蘇維埃革命政權、負責打擊鎮壓一切敵人、集公檢法司軍政職能和權力於一體的特殊專政機構「全俄肅反委員會」的俄文縮寫字母中文譯音；「契卡」首任領導人為鼓吹「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捷爾任斯基。隨著業務量的不斷增長，「契卡」以後又在原基礎上多次擴容升級並先後使用了下述機構名稱： 1917年12月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 1922年2月國家政治保衛局（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 1923年7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格別烏） 1934年7月國家安全總局（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 1941年2月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1941年7月國家安全總局（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 1943年4月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1946年3月國家安全部 1947年10月至1951年11月國家安全部（對外情報機構劃歸國家情報委員會管轄） 1953年3月國家內務部(1953年曾與國家安全部短期合併，統稱內務部) 1954年3月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KGB） 1991年前蘇聯解體後更名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 1954年改組升級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後，其機構的規模與權力均達到了巔峰狀況。國家安全委員會實行主席團及全體委員會集體領導制，主席團由1個主席及10個副主席組成（其中第一副主席2人）；全體委員會由重要加盟共和國安全局長及聯盟相關機構主要領導組成，全委會人數15到17人。 安全委員會下設「對外諜報局、國內反間諜局、軍隊管理局、邊防軍管理局、總務局、人事局、軍事建設局、醫療保障局、捷爾任斯基高等學校、偵查技術局、16個行動總局（或行動局）、數量不明的大量駐海外工作站（組）等多個機構。克格勃系統工作人員的總數量在高峰時期曾達到50萬人之巨，其中總部機關員工約1萬人，間諜、反間諜及技術保障等部門約20萬人，邊防軍30萬人。此外，克格勃在全國各地還擁有至少150萬名「線人」，在國外有25萬諜報人員。克格勃年度計劃預算約100億美元，其經費開支不受政府任何部門的約束與監督。在人員數量、活動範圍、權力和財力方面，絕對讓世界另外三大情報機構的美國中情局、英國軍情六處及以色列摩薩德等望塵莫及。 克格勃麾下的16個行動總局（局）分別負責對外情報偵查、扶持訓練指導國外反政府武裝組織、反間諜偵查、武裝力量內部反間諜偵查、異見知識分子及宗教人士管控、交通運輸部門反間諜偵查、反意識形態破壞偵查、國防工業及重要科研機構反間諜偵查、戶外監控偵查、克格勃系統密電碼編製管理、重要人物保護警衛、國家安全機關檔案資料管理、技術監聽監視、國家重要設施（秘密指揮所、防核襲擊隱蔽所及政府通訊樞紐等）的設計建造及管理、最新科學技術情報的收集分析及管理等巨量工作。 克格勃麾下最臭名昭著的第五局是安德羅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後，為了全面遏制和消除赫魯曉夫執政十年期間所形成的嚴重「自由主義思潮與反蘇情緒」，於1967年提議成立的。該局專司監督知識分子的不滿言行。第五局下設15個處，知名者如宗教處、文藝界及知識分子問題處、國際關係處、學生和無組織青年處、偵察匿名反蘇文件作者處、民族工作處和反猶太復國處。因為任務量大面廣，該局的人員編製從1967年成立時的201人最後竟然擴充到了1989年的25000人；同年該局被戈爾巴喬夫撤銷，部分業務劃歸克格勃第三總局。 第五局的工作重點是針對異議知識分子，克格勃內部稱其為「知識分子和青年局」；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有人還輕蔑地稱其為「思想五局」。通過解密的前蘇聯檔案資料披露，第五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僅1972年一年就導致十萬餘青年知識分子在流放中被凍死。著名的異見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博士就是被該局抓捕並強制押離莫斯科送往偏遠落後的高爾基市；包括著名作家索爾仁尼琴在內的數十位異見知識分子被註銷國籍驅逐出境也是該局所為。 七十多年來，克格勃都是前蘇聯負責對外情報、反間諜、國內安全、政治保衛、邊境防衛及輸出革命等工作的重要執行部門，是一個完全凌駕於黨政軍（包括外交部、國防部、總參謀部及財政部）各部門或機構之上的「超級機構」，它只對蘇共中央政治局負責。克格勃與同時期的「軍-工聯合體」（軍方）這兩個部門變成了前蘇聯政府長期花錢無止境的兩大「錢耗子」。克格勃在不同時期的部分知名首領名單及簡況如下： 捷爾任斯基（在前蘇聯被稱之為「契卡之父」）、明仁斯基（因全力鎮壓國內反對派人士並完成驅逐托洛茨基及150名異見者出境之重任而得以接「契卡之父」的班成了「契卡」第二任首領，因心臟病累死在工作崗位上）、亞戈達（被斯大林處決）、葉若夫（被斯大林處決）、貝利亞（被斯大林繼任者集體處決）、謝羅夫、謝列平、安德羅波夫（1982年至1984年曾接替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一把手兼蘇聯蘇維埃最高主席團主席）、費多爾丘克、克留奇科夫（參與了八・一九政變，後被捕）及巴卡金（任期僅3個月，1991年8月下旬到11月）。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也曾經長期供職於克格勃，但只是一名駐東德情報站的小頭目，普總統若干年前還毫不避諱地公開表示自己「以克格勃經歷為榮」。 前蘇聯克格勃的能耐巨大無比，它可以採用任何手段搜集到它想要的一切重要情報，也可以派遣特工遠赴海外在他國境內巧妙地制裁任何背叛者；它還有能力網羅招募世界上任何它認為有利用價值的名人以秘密身份為它效力，據西方媒體披露，連全球大名鼎鼎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二戰期間）、國際奧委會前主席薩馬蘭奇及阿迪達斯公司老闆霍斯特・達斯勒也都曾經與克格勃有過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但上述信息的提供者都未能提供比較確鑿的證據，因此也就只能作為茶餘飯後之閑話了。 深入研究了世界最強大的秘密情報機構前蘇聯克格勃後，最讓筆者鬱悶難解的是，綜合力量如此強大的克格勃在自己的祖國及蘇共面臨解體之關鍵時刻，卻顯得一反常態的低調，當憤怒的莫斯科市民於1991年8月24日，在盧比揚卡廣場11號克格勃總部大樓前拉倒「契卡之父」捷爾任斯基雕塑時，克格勃工作人員竟然都表現得出奇的平靜，沒進行任何的干預或阻止。 克格勃大佬中唯一試圖採取實際行動「救黨救國」的好像只有克格勃倒數第二任主席克留奇科夫。克主席是戈爾巴喬夫總統為其改革「保駕護航」而提攜上任的克格勃首腦，看上去忠心耿耿、兢兢業業的他還隨同戈總統訪問過美國。克主席上任後開始由其個人全面控制了克格勃情報的上傳渠道，屢屢把精心篩選、過濾甚至加上自己判斷後的虛假情報「直送」戈總統；同時他還以「懷疑一切」的方式對銳意改革的戈總統、雅科夫列夫、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甚至包括戈爾巴喬夫夫人在內的大量政治人物進行嚴格的全天候監聽。 克留奇科夫在與亞納耶夫副總統、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國防部長亞佐夫、總理帕夫洛夫及內務部長普戈等政變領導人密謀過程中，想像力豐富的他還提出了諸多的「行動計劃」，特別離奇的內容如擬定了「計劃逮捕的7千反蘇人士名單」、「印製30萬份逮捕證」及「定製20萬副手銬」等。8月19日凌晨，以亞納耶夫副總統為首、帕夫洛夫總理及巴克拉諾夫副主席為輔、克留奇科夫主席、普戈部長及亞佐夫部長三人為「強力護衛神」、以總統辦公廳主任博爾金為「內應」的「救黨救國派」終於行動了（克格勃大佬參與此次行動的除克主席外，也只有平時負責保護領導人的第九局局長普列漢諾夫）。他們調遣全副武裝的軍隊開進莫斯科，包圍或佔據了各要害部門及街道，中斷一切電視廣播節目，宣布戈爾巴喬夫總統的改革已走入了死胡同，總統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職責，國家已處於極其危險的關鍵時刻，蘇聯部分地區進入6個月的緊急狀態，並反覆播放臨時權力機構「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告蘇聯人民書》。 1990年就已退出蘇共並擔任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前身）總統的葉利欽在此前也已退黨的雅科夫列夫等改革派政治家的積極支持下，隨即組成了「反政變指揮部」並組織成千上萬的工人與學生罷工罷課上街示威抗議政變集團，並包圍了最高蘇維埃大廈（白宮）。之後的事態發展就不那麼複雜了，很快進駐莫斯科的軍隊就開始陸續撤離，精銳的克格勃特種部隊阿爾法小組也壓根沒有動作，戈爾巴喬夫總統22日返回了莫斯科。到了第三天，由8個蘇共「強硬派」人物組成的「緊急狀態委員會」宣布自行撤銷，參與人員不是被捕就是自殺，亞納耶夫代總統、帕夫洛夫總理、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及博爾金主任被捕；原本計劃多多、信心滿滿的克留奇科夫主席自然也難逃法網；普戈部長與戈爾巴喬夫總統軍事顧問謝爾蓋元帥自盡。 1991年12月25日中午，戈爾巴喬夫總統通過美國CNN有線新聞與前蘇聯國家電視台併網向全世界直播，宣布「擁有2.86億人口、2200餘萬平方公里國土、15個加盟共和國、500餘萬軍隊、50餘萬克格勃、諸多世界級尖端武器裝備及2.7萬枚核彈頭、GDP已成「世界老二」的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解體。 （全文轉自老馬雜談）
三月四號和五號，中國第十三屆全國政協與人大第四次會議在京開幕，早在兩周前，北京就已風聲鶴唳如期開啟草木皆兵模式，社交平台嚴控妄議，朋友圈眾多時政寫手被噤聲被銷號， 京城有名無名政治異見人士被約談監控軟禁，當局每天都在向世界提供著習近平所謂政治自信的反證。 在中共高壓控嚴控妄議時政的背景下，社交平台這兩天頻繁出現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蘇聯共產極權統治終結者戈爾巴喬夫，另一個是因批判血統論而於五十一年前被中國共產極權統治者槍決的遇羅克。 一篇題為《紀念遇羅克》的網文這樣寫道：「51年前的今天，在萬人北京工人體育場，27歲的遇羅克被槍決，人潮人海中，歡呼的，叫罵的，附和的，好一場「盛世」狂歡！當年戊戌六君子被砍頭的時候，人們向他們的身上扔去菜葉和咒罵，人頭落地時，人們終於飽食了一餐人肉盛宴，發出齊齊的歡呼。 思想者不一定都有骨頭，如海德格爾；有骨頭的不一定有思想，兩者兼有的，遇羅克是一位。在荒謬的年代裡，他連續寫了《出身論》、《談純》等一系列具有理論深度的文章，抨擊血統論。上世紀六十年代，歐美社會已經進入二戰後的繁盛期，進入藍調之音瀰漫大街小巷的中產時代；這邊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平常兒騎牆」這樣喪失理性和邏輯的蠢話竟然被奉為圭臬。只是說出常識，人人生而平等，便要成為殉道者，這是怎樣的不堪？難友中一位幹部子弟很佩服遇羅克的才學和膽識，他問：「你為一篇《出身論》去死，值得嗎？」遇羅克鎮靜地回答：「值得」。「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卻還活著」——在茫茫九宇間，每個個體的生命都是滄海一粟，曇花一現；可如果他一生中的所言所行被後人稱頌，他就會活在人們的記憶當中，他的生命就得到了延續；他，雖死猶生。 三月三號，是布爾什維克的終結者戈爾巴喬夫的90歲生辰，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內的世界多國領導人向戈爾巴喬夫發出賀電，儘管中共官媒對蘇聯解體的定性是否定的，但社交平台依然出現不少對戈氏的正面評價帖文，網友「李拜天」發帖說：他以良知摧毀了一個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帝國，他的功績必將永載史冊。也有網友不無針對性地貼出戈氏語錄，比如他曾說：「國家犯罪是一切犯罪的根源。如果共產黨沒有對手，執政無須競爭，權力不受制衡，言論沒有自由，罪惡不被暴露，罪行不受懲罰，那麼立法就是舞弊，行政就是打劫，司法就是作案，權力就是兇器，部下就是家奴，國企就是搶奪民財的土匪，銀行就是掌權者的自動取款機」 另有網友發帖說：「戈爾巴喬夫向邪惡開戰的第一槍是停止了蘇聯各中小學的歷史課，他告訴蘇聯國民：我們的歷史，全都是謊言」。 今天人們之所以向這位蘇聯共產極權帝國的終結者致敬，顯然是在針對另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共產極權帝國。 一篇題為《道路以目會成為奢望嗎？》的網文這樣寫道：道路以目的故事說的是周厲王暴虐貪財，國人困頓不滿，周王就使用特務手段，派人到大街小巷探聽人們的談話，有誰說了國王的壞話，就立刻抓起來殺死。周國人都不敢再說厲王的壞話了，心中有不滿，也只能是在碰到熟人的時候用目光交流來表示心中的不滿，所以叫做「道路以目」。當時周厲王很興奮地對大臣們說我現在終於可以讓人們閉嘴了！周國人確實是不再瞎說了，乾脆動起了手，直接拿起武器將周厲王趕出了王宮。 這周厲王大約是第一位用特務手段來治國的中國君主了，下場很悲慘。中國歷史上另一個著名的使用特務手段治國的君主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朱元璋不僅建立了系統化的廠衛制度來控制人們的言行，還發明了文字獄，開始試圖控制人的思想，不服的都砍掉腦袋。接下是滿人建立的清朝，先是暴力征服，不剃頭髮就殺頭，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不服就屠城；接著就是控制人們的思想，從明朝學來的文字獄玩得爐火純青，一波接一波地殺讀書人，直到絕大部分讀書人噤若寒蟬，眼睛只敢盯著四書五經，哪還敢跑到大馬路上去進行眼神交流？在清朝消失了一百多年以後，經歷了民國一度的思想活躍期，中國居然又進入了一個鉗制思想的高峰。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從一幫大學教授學生髮展起來的，但從紅軍時代，也就是說當中共手中掌握了生殺大權的時候，他們就將知識分子視為仇敵，其目的沒有別的，就是不允許有獨立思想，一切都要以領袖的意志為轉移。 從1949年獲得中國大陸的統治權開始，中共所作的一切可以用控制和掠奪來概括。為了達到掠奪的目的，中共的控制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從土改開始，經歷大鎮反、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社教，最後到達文革這個高峰，中共的控制手段也從肉體消滅升級到思想控制。文革結束後，中國經歷了短暫的思想自由（相對文革而言），隨著1989年6月中共的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中共又開始新一輪控制輪迴。 首先用經濟利益來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必須說這與國際民主社會希望通過經濟自由使得中共最終放棄專制制度的想法暗合，因此有了中國經濟長達30年的起飛。中國民眾在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的同時，也給中共創造了巨量財富，這些財富反過來成為中共控制中國民眾的基礎。 其表現就在：一方面中共化巨款購買西方高科技產品來幫助自己更好監控民眾，並且斥巨資進行外宣工作，蠱惑欺騙民主社會；另一方面又用巨大的中國市場來誘惑西方大公司，讓他們隨著自己的指揮棒跳舞，不敢越雷池一步。互聯網的出現帶給了中共一絲慌亂，中國民眾慢慢可以接觸到一些真實的消息，也能表達一些真實的意願，但很快，藉助西方高科技公司和無良中國科技人員的幫助（首當其衝的是方濱興）中共建立起網路防火牆，而且大言不慚地說起了網路主權。 在屏蔽了外界的信息，又通過一定的經濟自由讓絕大部分中國人覺得歲月靜好的同時，中共藉助新的科技手段加強了對中國民眾的控制，對膽敢向中共統治發出微詞的少部分人採取雷霆手段，殺一儆百，這就是最近在全國範圍內警察對那些質疑新冠疫情和中印邊境之爭實情的人採取如此劇烈行動的背景。 如果我們觀察近十年中共政權對待網路意見的態度，可以看到一個由慌亂害怕，到掩飾，再到強硬，最後到嚴厲打擊的過程。最初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事件一旦曝光，地方政府都很害怕，基本上都是息事寧人，當事者的要求也能得到一些滿足。從2015年徐純合案件開始，中共不再掩飾，乾脆將積极參与者抓起來，加上各種罪名判刑入獄。 對於那些不怎麼有名的人，在2020年之前中共大致上會採用警告，最多是行政拘留讓他們閉嘴，就像武漢醫生李文亮遭遇到的那樣。而從2020年開始，中共對言論的管控陡然升級，略有異議，立刻抓人，而且以刑事重罪相威脅。 最近（2021年2月）中共在全國範圍內對7名質疑中印衝突實情的中國網民進行了懲罰。最輕的是行政拘留7天。最為奇特是重慶警方發的通告，對一名19歲的年輕人不僅進行刑事拘留，而且因為這個年輕人身在國外，居然宣布對他進行網上追逃。這還沒完，重慶警方接著威脅，如果他不回國自首，他的父母就會有麻煩。 全國警方如此步調一致地行動，中央媒體立刻報道，顯然是有中央級別的人物進行協調，而且想用重刑來嚇唬敢言之人。這一次輪到周厲王玩一回穿越，從2800年前穿越回現代，逼著中國人重新體會下道路以目的感覺。 遍布全國的攝像頭已然將奧威爾的《1984》中想像的場景變成了現實。人臉識別，步態識別，手機實名，電子支付已經讓你無處遁形，電子貨幣可以讓不聽話的人瞬間失去財富。今日頭條都可以竊聽夫妻間的私房話，你手機里的各種軟體如學習強國，健康碼基本將你的小心思出賣得一乾二淨。你也不要再指望做什麼道路以目的遊戲了，在新疆，就憑你的親朋關係，穿著，平常閱讀的書籍，看的視頻電影，甚至是申請一個護照，就可以把人關進集中營，出不出得來就看人家的心情。遲遲早早新疆的那一套就會搬到全國，習大帝的千年帝國就有了紮實的基礎。寫到這裡，我忽然有個感覺，也許習大帝真有個始皇帝的夢想，這中國的歷史兜兜轉轉居然又要回到2千多年前去了。 （全文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