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贤：将严厉打击“高风险”外国交易
2026 年 6 月 4 日
律师、律师助理等10余人为女企业家代理债务执行，被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今年1月，女企业家马艺珈伊、侯某某（原北京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某律师【北京某某（昆明）律师事务所】等人被以寻衅滋事罪批准逮捕，9名律师助理被取保候审。 上述人员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为发布微博、抖音和转发，以及邮寄针对水城区政府某领导的举报信。 目前，该案已移送六盘水市水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马艺珈伊曾为六盘水市承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央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幼儿园等10个政府项目，但被拖欠工程款。 相关材料显示，至少有4笔经诉讼确定的债务总额为6954.63万元。而企业统计认为，另有项目欠款15247.66万元，即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共欠企业约2.2亿元。而地方政府一份汇报文件则承认有9000余万元欠款。 2022年，马艺珈伊名下公司针对发包方拖欠工程款的诉讼进入执行阶段后，侯某某（原北京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某某（昆明）律师事务所唐某律师为马艺珈伊跟进执行。 去年9月起，侯某某、唐某向各级部门反映，并通过微博、抖音发布信息，批评水城区政府与水城区法院非法解冻，导致无法执行。侯某某去六盘水中级人民法院交涉时，曾被法警戴上手铐——他把上述视频发布在微博和抖音。 当年11月20日，唐某在律所楼下和马艺珈伊协商案情时，被水城区公安局抓走。亲友证实，此后水城区政府再次和马艺珈伊谈判，要求以1200万元平账，剩余所有欠债一笔勾销，被马艺珈伊拒绝。 同日，微博账号“侯某某本人号”发求救信，称自己是一名法律人，原北京某律所执业律师，曾从事律师工作十年。团队成员、马艺珈伊、唐某律师已陆续被抓，“我现在也被全国搜捕，定的是寻衅滋事。在这里，我想澄清的是，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 侯某某说，在代理执行过程中发现执行法院存在众多违法、甚至涉嫌犯罪的行为，便通过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发声，但执行法院“不仅不予以纠正，反而联合当地公安，使用刑事手段，抓捕债权人负责人、债权人代理人”。 七天后，马艺珈伊被刑事拘留。此后侯某某也被抓获。 《中国经营报》报道说，多方证实，马艺珈伊等人被抓前，区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被她和代理律师拒绝，随即案发。 今年1月，马艺珈伊、侯某某、唐某等人被批准逮捕，9名律师助理被取保候审。 刑事拘留和批准逮捕的罪名均为寻衅滋事罪，所涉事项即律师等人曾在微博、抖音发布相关债务、诉讼信息。律师还曾将举报水城区政府某官员的信，邮寄给了这名官员本人。举报内容则涉及欠债不还、非法解冻、大量资金去向等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侯某某曾从事刑事侦查等公安工作，成为律师后专注执行、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业务领域，为多家法律平台特邀讲师，并创办“侯小律法律大讲堂”，曾主编《执行、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办案手册》。 唐某亦专注于执行与不良资产处置法律事务等，其曾是原某省会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原德宏州某地检察官、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原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专家库成员。 2月26日，“法度law”联系到侯某某的辩护律师，其表示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大方向是作无罪辩护，但也要等阅卷后再具体决定。 同日，“法度law”就此寻衅滋事案致电六盘水市水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桃红，但电话未接通。 “法度law”亦致电六盘水市水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谭建，询问是否为该案承办检察官时，对方并未否认，但告知“法度law”，需先拿证件到政治部登记，通过以后才能了解相关情况。 随后“法度law”两次拨打六盘水市水城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电话，电话没人接听。 “政府欠债，应该还钱，你抓律师和企业家干什么？”关注到此事后，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王昊宸律师公开写文发问，“就想问问作出抓人决定的领导：你们这么搞，以后谁还敢帮政府做工程？有谁还敢借钱给政府？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的多大损害？有没有想过你们正在做的事情，等于打了多少国家政策的脸？再问问对马艺珈伊批捕的检察官，马树山案的前车之鉴犹在，你们却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于司法公正的信仰到哪儿去了？” 王昊宸律师在文章中说，期待马艺珈伊及其律师的案件能够看到最高检领导的亲自下场监督。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法度Law
近经常有朋友问，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前景？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 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我们应当认识到，狂飙猛进的、超常规的补课式发展，已经告一段落。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建立在新的基座的基础上。这个基座是什么？我想最主要的有三个东西：有效的法治，有限的权力，正常的社会。有了这个基座，经济不见得能够像原来那样突飞猛进，但可以使其发展建立在一个更健康更持久的基础上。能否形成这个基座，这决定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 这三个东西是什么？ 首先是法治。究竟什么是法治？去年以来，有关部门出台了很多重振经济的措施，包括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等，但收效甚微。为什么？不是文件少，政策力度不够。可能我们得意识到一个问题了，将经济运行建立在文件政策基础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的是法治，是真正的法治，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奠定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才能重建社会对于经济发展的信心。 这不是说政策不重要，什么时候政策都是重要的，而是说，法治是真正的基座，政策要在这个基座上起作用。 那究竟什么是法治？有人首先想的可能就是法律，于是人们经常呼吁要制订什么什么的法律。想得更深入一点的，也不外乎就是法律要健全，或者要有法必依。但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甚至关键都不是在这里。 法治和法律不能简单等同。首先，没有法律条文也可以有法治。许多国家有不成文法，有的国家甚至有不成文宪法，日常生活中也有各种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规定。其次，有法律也可以没有法治。如果法律是由权力任意指定、任意解释、任意执行的，就不是真正的法治。 那法治是什么？法治体现的是规矩至上主义，是法律替代权力实行的社会治理。 再说有限的权力。强调法治不是说权力不重要，强调规则不是说政府的可以弱化。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但要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权力要在规则之下，权力是规则的维护者和运用者。第二，权力及作用范围是有边界的。因此，权力的关键不在强弱，而在性质与特征。 我们这些年的问题在哪里呢？是权力的迅速扩张，是权力跨越边界的迅速扩张，是权力对经济事务的过多直接参与。这是造成今天很多问题的重要原因。那权力为什么会迅速扩张？是因为越来越笃信举国体制，这样就必然会越来越相信权力，越来越不信任市场，以为依靠权力的力量才可以更有利于一些最重要目标的实现，才可以克服市场的弊端。 其实，市场体制是什么？可以说，是一种基于自知之明的安排。也就是说，面对如此复杂的一个经济体系，承认我不可能会比市场做得更好。不但不能做得更好，有时造成的问题可能会更大。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为市场制订规则，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做。 与法治相比，权力最大的特点是任意性。在过去那种简单的经济体中，权力有时还能勉强应付，但对于现在这种及其复杂的经济体来说，权力的直接介入的结果往往是对经济运行扰乱。当然，权力也会纠错，但权力纠错的方式往往是烙大饼。烙大饼体现的是权力的任意性。所以前些天我强调说，现代社会治理依赖的是明确、透明、稳定的规则体系，而不是收放自如的权力技巧（见《孙立平：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法治决定未来》）。 第三点是正常的社会。这一点看似很虚，但实际上非常重要。正常的社会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要有很强的活力，要有起码的宽容度，要有鼓励创新和做事情的软环境。 早在2022年初，我就曾经说，现在与其说需要改革，不如说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要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这个看起来很稀松平常，很简单底线，但其实非常重要。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的原因，我将其称之为自由流动资源的释放和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是社会的灵活性。正是社会中的这种灵活性，为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积聚了力量。 但可以说，目前我们的社会太紧绷了。这几天，有人又在炒作对莫言的起诉。不要小看这样的事情，不要以为这就是一些自媒体在博眼球，这样的事情多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就变坏了。这种事情就犹如马路上的那些小石子，看起来不大，没有大的妨碍，但多了，车就跑不起来。 现在，我们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初期阶段，社会的活力直接决定我们的创新能力。最近世界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们有了一种明显的急迫感。我们能不能跟上这场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前几天我发表了《底层密码：在AI上的差距似乎在急剧拉大，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一文，讨论了科技创新的软环境。创新需要不仅仅是硬件。 再重复一遍在讨论足球时我引用了无数遍的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几十年前有人说过的。 文章来源：老孙荐读
日前，福州弑母案的嫌疑人吴谢宇、重庆姐弟坠亡案的嫌疑人张波、叶诚尘同日被执行死刑。这两件轰动一时的案子终于落幕，然而相关的争议仍远未平息。 提到这几个凶手，网上的舆论常常将之称作“恶魔”，造成如此人伦惨剧，可见其内心残忍无比，而之所以做下这样的大案，只是出于极端的个人私利——许多帖子都骂他们是“精致利己主义者”。 像这样的解释确实很吸引人，因为它为急于了解真相的公众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然而，这个思路其实是循环论证的：“坏人之所以干下坏事，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坏人。” 更不幸的是，这会阻碍人们对这些案件的社会成因进行深入反思，何必呢？既然这只是偏离社会规范的极端个案，那么对公众来说，需要做的只是提高个人防范意识，在人群中预先识别出这样的坏人，免得自己下次遇到倒霉，不然还能怎样？当然，这些害群之马一旦暴露，就要将他们坚决清除出去。 根据《社会性动物》一书的观点，这种“人格倾向论”其实是有问题的： 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人们倾向于通过赋予过错者某种性格特质来解释其令人厌恶的行为，比如“精神病”、“虐待狂”或“邪恶之人”。大多数人，会在无意之中自发地这样去做，通过这种方式对各类信息加以组织和分类，从而获得对事件的控制感。 这种有关人类行为的人格倾向论基于以下假设：做出疯狂举动的人一定拥有某种疯狂的人格，做出愚蠢事情的人一定是愚蠢的，只有邪恶的人才会做出邪恶的事情，做好事的人一定是善良的，诸如此类。 这样的思考方式颇能迎合人们的想法，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些做坏事的坏人和我们这些“好人”区分开来。当我们想到令人厌恶的行为时，这种想法给我们以安慰——因为，作为好人，我们绝不会那样去做。 书中更进一步指出：“人格倾向论会令我们自以为是，按照这种假设，我们在外部压力下是无懈可击的——而事实上外部压力往往会导致我们做出愚蠢、疯狂或残忍的举动。这种假设使得人们不再关注环境的改善，而是狭隘地去关注人格。” 不仅如此，值得补充的是，这种思维倾向很容易让人倒向“有罪推定”，理由很简单：“坏人”和“好人”不一样，如果被认定为坏人，那么怀疑坏事是他干的，又有什么不对？如果还有什么蛛丝马迹能印证这种怀疑，那这就是板上钉钉了。 网络图片 不管这些人怎么可恨，有一点是事实：他们在犯案之前，没有前科，像吴谢宇甚至看不出一点“心术不正”的迹象——别说我们了，连最了解他的母亲岂不都毫无察觉？在犯事之前，他们看着可也不像是“坏人”，那又有谁知道我们周围那些平日里很正常的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要说“残忍”，那也是个笼统的说法，在不同的事件中可能相去甚远。张波、叶诚尘的残忍，本质特征是“无情”：对张波的两个孩子，他们看起来毫无共情能力，仿佛他们需要新生活，旧家具就要统统扔掉。然而对吴谢宇来说，他对母亲则有着极深又极复杂矛盾的感情，恰在另一个极端，他的残忍，是意识不到母亲乃是和自己不同的另一个人。 不过有一点，是他们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在试图摆脱一段亲密关系时，都采取了最极端的手段。世人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下如此狠手，是因为我们普通人都受到了一系列制约：“虎毒不食子”的文化心理；弑母的重罪当然更为社会所不容；更不用说，“杀人偿命”的铁律和法律的惩罚手段。然而，所有这些，在他们这里都失效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制约在他们这里是怎么在心理上被突破的？ 这是单纯的“生性残忍”无法解释的，因为就算残酷无情的人，也未必愚蠢，如果明知事发后自己也会被处以死刑，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以吴谢宇来说，弑母之后固然花天酒地了一阵，但就算没被抓到，自己的人生也肯定是毁了，难道这么简单的现实他都预见不到吗？ 顺着这个逻辑想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关键点：这些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极端举动，是因为他们在处理矛盾冲突时，想不出别的办法，而把杀人看作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张波与前妻已经协议离婚，女儿归前妻，儿子归他，但叶诚尘仍一再说无法接受他有孩子，逼迫他“处理”掉。也就是说，哪怕孩子送人，她都不能接受，因为她要的是对方绝对属于自己，仿佛人生重启，之前的全部清空。这显然是蛮横的无理要求，问题是张波竟然无条件答应了。 吴谢宇弑母的动机虽然复杂隐蔽得多，但至少从事后来看，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想要摆脱母子的粘缠关系，至少有不止一条路可走，然而他却选择了最具毁灭性的弑母一途。 也就是说，这些人在面临问题时，反应模式都很僵化，不会理性权衡不同方案的利弊，甚至想不出替代方案，却选择了最高风险的零和博弈。换言之，在他们心目中，很多事都具有绝对属性：要么全有，要么全无（all or nothing）。他们不接受妥协、理性计算利弊，而孤注一掷赌一把。 像这种心态，可不只是他们才有，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普遍存在，甚至是许多人解决矛盾时的典型处理方式。我这么说，当然不是同情这些犯下罪行的人，他们理应为自己的行为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我想说的是：仅仅把他们视为异类和“坏人”，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法律的震慑和严厉打击当然是必要的，但我想，从社会层面来说，要降低这类事件，除了“堵”，还需要“疏”：让所有人明确自己行为可能遭受的后果，不抱侥幸心理之余，也得让他们知道，解决问题完全可以有代价更小、更理性的替代选择，没必要采取那种极端做法。 当然，要杜绝或许不可能，但我相信，社会条件的改善才是根本。想想看，所有前现代社会几乎都是暴力泛滥的，而我们之所以能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法治的逐步完善，使得现代人开始理性地意识到，用暴力去达成目标是得不偿失的，完全可以有其它和平手段可以选择。也只有这样，才有进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