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貨車連環撞引發火燒車 釀10死含2童
2026 年 7 月 14 日
2022年12月7日下午17時許，全國解封。 病毒就地消失，從此告別動態清零。 兩年了，恍然如夢。 早在前一天，我們還在為封樓與物業、社區抗爭。 2022年12月6日凌晨7時許，我所住樓棟一名鄰居被發現新冠陽性。 不就是感染個新冠嘛，現在看來好像沒什麼大不了。 可當時他們卻如臨大敵，物業、社區、街道、疾控緊急出動，大批人馬把小區圍得水泄不通，連只蒼蠅都飛不進來。 又是消殺，又是搭棚子，又是拉警戒線，終於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把整棟樓給封了。 沒有任何文件，沒有任何手續，僅僅只有物業在群里發了一段落款為區疾控的文字：要求大家足不出戶，不準串門，配合醫護人員上門做核酸。 出了門的，回不了家；沒出門的，出不了門。 上班的急著上班，上學的急著上學，買菜的急著買菜，看病的急著看病。 大家都著急上火，業主群里吵成了一鍋粥。 有人要求社區提供正式封禁文件。 有人援引《傳染病防治法》質疑社區違法。 有人說老人生病，需要出門看病。 有人說連續封控，自己會下崗失業。 有人說要上班養家，手停口停。 有人說病毒並不可怕，就像感冒一樣。 當然，也有贊同封控的。 有人說為了生命安全，少上兩天班也沒什麼。 有人說要相信政府，要配合好社區。 有人說質疑的人是在沒事找事。 兩派人互相攻擊，吵得不可開交，一個小時不到，群里就有了上千條消息。 就這樣一直吵吵到傍晚，社區一直沒人出來回應質疑，甚至到12月7日解封，都沒有看到正式封控文件。 當天19點左右，有鄰居發了物業用鐵棍封堵消防門的視頻和圖片。 群里頓時炸開了鍋。 有鄰居@社區網格員說，你們這樣把消防門封死，要是發生火災怎麼辦？ 我當時沒在家，看到消息後非常氣憤：門封死了，根本沒法逃，你們難道忘記不久前發生的烏魯木齊大火嗎？ 有人發出質疑，各地都開始放開了，連檢測核酸都不做了，這樣封控有什麼意義？ 有人說社區的做法違反了中央的九不準、20條。 有人說中央反覆強調要精準防控，不要層層加碼，不能動不動封整棟樓。 有人質疑檢測結果，畢竟核酸造假太多，西安、重慶、銀川多地都有出現。 有人提醒鄰居不要驚慌，並轉發了國家衛健委、人民日報的文章，文章表示：奧密克戎病毒只感染上呼吸道，不感染肺部，屬於自限性疾病，可以自愈。 當然，也有一些人陰陽怪氣，說質疑者是在煽動情緒。 有人說相信社區，大家靜候結果就好。 有人說物業、社區也很辛苦，要理解體諒，不要為難她們。 有鄰居看不下去了，反問道：一個個都說要體諒，難道封消防通道也要體諒？ 有人予以聲援：提出問題不就是希望解決問題嗎？都默不吭聲，問題就自動解決了？ 有人連連附和，並發了一段很有深度的話：有人說你敬候佳音的處理方式能夠解決問題，你可以躲在角落裡沉默，但不要詆毀和嘲笑比你勇敢的人，因為他們爭取到的光明也許會照耀到你。 一時間，群情激憤，好不熱鬧。 這時，有鄰居在群里喊了一句：為了生命安全，大家下樓去拆圍擋啦！ 很多鄰居響應，紛紛下樓。 有兩個健壯男士直接衝上去拆圍擋，眾多鄰居在旁邊加油助威，人群中發出一片叫好之聲。 物業和社區聽到消息，趕緊灰溜溜地派人一起把攔在消防門前的圍擋和鐵棍拆掉了。 消防通道通暢了，但樓棟的封控仍沒有解除，很多人一夜未眠，一直在群里抗爭。 第二天上午，很多鄰居撥打了12345投訴。 社區扛不住壓力，不得不於12月7日下午14：33發布通知：除了發現陽性病例的樓層居家5天，該樓層上下3層自行居家隔離3天，不再對整棟樓進行封控。 不久，好消息接踵而至。 下午17時37分，社區轉發疾控消息，宣布所有封控全部解除。 不光我們，從那天開始，全國所有地方全都解封。 彷彿一切從未發生。 當然，病毒並不會因為你解封就真的消失。 從那天開始，陽的人逐漸多了起來，同事紛紛中招，辦公室的工位越來越空，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 就在我以為已經躲過一劫時，我也中招了。 2022年12月12日，早上起來，我就感到有點不對勁，喉嚨發痛，頭髮沉。 但自我感覺問題不大，還是堅持去了公司。 但到了10點左右，頭重得像灌滿了鉛，喉嚨疼痛難忍，嘴裡發苦，渾身無力。 實在無法堅持，只好請假。 回到家，先是猛灌了一大杯水，然後倒頭就睡。期間特別口渴，反覆喝了很多次水，連出了幾身汗，衣服都濕透了。 就這樣昏天黑地，一直睡到晚上8點多，才感覺輕鬆一些，起來熬了一鍋粥。但嘴裡仍舊發苦，沒有一丁點食慾。為了能快速恢復，逼迫自己勉強喝了一碗。 喝完粥又倒頭就睡。 一直睡到13日中午，這時嘴裡沒那麼苦了，食慾也恢復了一些，喝了一點粥又吃了幾個橙子後繼續昏睡。 14號凌晨，收到領導發來的消息，領導問我有沒有抗原，老闆想測一下。 這個時候抗原到處缺貨，我也沒用抗原，但能斷定自己已經感染。 知道有個同事之前感染了，發朋友圈說自己用過抗原，於是微信問她是否還有剩餘。得到確認後，趕緊打車前往。 出門前，做足了防護措施，不光戴了N95口罩，還戴了防護鏡和手套。 因為怕司機不敢拉我，在車上強忍著沒劇烈咳嗽，就這樣一路憋著，好不容易趕到同事的小區。同事也是全副武裝出來迎接我，不但給了我幾瓶抗原，還給了一些口罩。 拿到後打車回公司，將抗原交給領導，順利完成任務。 這時的我已基本恢復，除了食慾不好，沒有嗅覺外，其他不適已全部消失。 可就在當天晚上，老婆發信息告訴我，她和女兒都感染了。 我放下電話，立馬買票，連夜趕回長沙，記得那晚刮著很大的風，我拖著箱子，差點都被風颳倒。 趕到家，發現老婆躺在床上直哼哼，聲音沙啞，小得像蚊子叫，說自己渾身疼，像被人毒打了一頓。 女兒倒沒那麼重，不過也有些發燒。 我給她們熬了粥，強迫她們喝下，然後又讓一人吃了個橙子，才招呼她們睡去。 接下來的時日，就在照顧老婆和女兒中度過。 女兒恢復得很快，第2天燒就退了。 老婆比較嚴重，在床上躺了1個禮拜才恢復。期間真是受盡了罪。 好在這一切終於結束了。 從此不用擔心封小區，不用時刻做核酸，不用被迫打疫苗，不再處處查健康碼，不再經常停課，不再動不動停工…… 但願這種鬧劇不再重演，但願……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神不隆通
2022年12月7日下午17時許，全國解封。 病毒就地消失，從此告別動態清零。 兩年了，恍然如夢。 早在前一天，我們還在為封樓與物業、社區抗爭。 2022年12月6日凌晨7時許，我所住樓棟一名鄰居被發現新冠陽性。 不就是感染個新冠嘛，現在看來好像沒什麼大不了。 可當時他們卻如臨大敵，物業、社區、街道、疾控緊急出動，大批人馬把小區圍得水泄不通，連只蒼蠅都飛不進來。 又是消殺，又是搭棚子，又是拉警戒線，終於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把整棟樓給封了。 沒有任何文件，沒有任何手續，僅僅只有物業在群里發了一段落款為區疾控的文字：要求大家足不出戶，不準串門，配合醫護人員上門做核酸。 出了門的，回不了家；沒出門的，出不了門。 上班的急著上班，上學的急著上學，買菜的急著買菜，看病的急著看病。 大家都著急上火，業主群里吵成了一鍋粥。 有人要求社區提供正式封禁文件。 有人援引《傳染病防治法》質疑社區違法。 有人說老人生病，需要出門看病。 有人說連續封控，自己會下崗失業。 有人說要上班養家，手停口停。 有人說病毒並不可怕，就像感冒一樣。 當然，也有贊同封控的。 有人說為了生命安全，少上兩天班也沒什麼。 有人說要相信政府，要配合好社區。 有人說質疑的人是在沒事找事。 兩派人互相攻擊，吵得不可開交，一個小時不到，群里就有了上千條消息。 就這樣一直吵吵到傍晚，社區一直沒人出來回應質疑，甚至到12月7日解封，都沒有看到正式封控文件。 當天19點左右，有鄰居發了物業用鐵棍封堵消防門的視頻和圖片。 群里頓時炸開了鍋。 有鄰居@社區網格員說，你們這樣把消防門封死，要是發生火災怎麼辦？ 我當時沒在家，看到消息後非常氣憤：門封死了，根本沒法逃，你們難道忘記不久前發生的烏魯木齊大火嗎？ 有人發出質疑，各地都開始放開了，連檢測核酸都不做了，這樣封控有什麼意義？ 有人說社區的做法違反了中央的九不準、20條。 有人說中央反覆強調要精準防控，不要層層加碼，不能動不動封整棟樓。 有人質疑檢測結果，畢竟核酸造假太多，西安、重慶、銀川多地都有出現。 有人提醒鄰居不要驚慌，並轉發了國家衛健委、人民日報的文章，文章表示：奧密克戎病毒只感染上呼吸道，不感染肺部，屬於自限性疾病，可以自愈。 當然，也有一些人陰陽怪氣，說質疑者是在煽動情緒。 有人說相信社區，大家靜候結果就好。 有人說物業、社區也很辛苦，要理解體諒，不要為難她們。 有鄰居看不下去了，反問道：一個個都說要體諒，難道封消防通道也要體諒？ 有人予以聲援：提出問題不就是希望解決問題嗎？都默不吭聲，問題就自動解決了？ 有人連連附和，並發了一段很有深度的話：有人說你敬候佳音的處理方式能夠解決問題，你可以躲在角落裡沉默，但不要詆毀和嘲笑比你勇敢的人，因為他們爭取到的光明也許會照耀到你。 一時間，群情激憤，好不熱鬧。 這時，有鄰居在群里喊了一句：為了生命安全，大家下樓去拆圍擋啦！ 很多鄰居響應，紛紛下樓。 有兩個健壯男士直接衝上去拆圍擋，眾多鄰居在旁邊加油助威，人群中發出一片叫好之聲。 物業和社區聽到消息，趕緊灰溜溜地派人一起把攔在消防門前的圍擋和鐵棍拆掉了。 消防通道通暢了，但樓棟的封控仍沒有解除，很多人一夜未眠，一直在群里抗爭。 第二天上午，很多鄰居撥打了12345投訴。 社區扛不住壓力，不得不於12月7日下午14：33發布通知：除了發現陽性病例的樓層居家5天，該樓層上下3層自行居家隔離3天，不再對整棟樓進行封控。 不久，好消息接踵而至。 下午17時37分，社區轉發疾控消息，宣布所有封控全部解除。 不光我們，從那天開始，全國所有地方全都解封。 彷彿一切從未發生。 當然，病毒並不會因為你解封就真的消失。 從那天開始，陽的人逐漸多了起來，同事紛紛中招，辦公室的工位越來越空，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 就在我以為已經躲過一劫時，我也中招了。 2022年12月12日，早上起來，我就感到有點不對勁，喉嚨發痛，頭髮沉。 但自我感覺問題不大，還是堅持去了公司。 但到了10點左右，頭重得像灌滿了鉛，喉嚨疼痛難忍，嘴裡發苦，渾身無力。 實在無法堅持，只好請假。 回到家，先是猛灌了一大杯水，然後倒頭就睡。期間特別口渴，反覆喝了很多次水，連出了幾身汗，衣服都濕透了。 就這樣昏天黑地，一直睡到晚上8點多，才感覺輕鬆一些，起來熬了一鍋粥。但嘴裡仍舊發苦，沒有一丁點食慾。為了能快速恢復，逼迫自己勉強喝了一碗。 喝完粥又倒頭就睡。 一直睡到13日中午，這時嘴裡沒那麼苦了，食慾也恢復了一些，喝了一點粥又吃了幾個橙子後繼續昏睡。 14號凌晨，收到領導發來的消息，領導問我有沒有抗原，老闆想測一下。 這個時候抗原到處缺貨，我也沒用抗原，但能斷定自己已經感染。 知道有個同事之前感染了，發朋友圈說自己用過抗原，於是微信問她是否還有剩餘。得到確認後，趕緊打車前往。 出門前，做足了防護措施，不光戴了N95口罩，還戴了防護鏡和手套。 因為怕司機不敢拉我，在車上強忍著沒劇烈咳嗽，就這樣一路憋著，好不容易趕到同事的小區。同事也是全副武裝出來迎接我，不但給了我幾瓶抗原，還給了一些口罩。 拿到後打車回公司，將抗原交給領導，順利完成任務。 這時的我已基本恢復，除了食慾不好，沒有嗅覺外，其他不適已全部消失。 可就在當天晚上，老婆發信息告訴我，她和女兒都感染了。 我放下電話，立馬買票，連夜趕回長沙，記得那晚刮著很大的風，我拖著箱子，差點都被風颳倒。 趕到家，發現老婆躺在床上直哼哼，聲音沙啞，小得像蚊子叫，說自己渾身疼，像被人毒打了一頓。 女兒倒沒那麼重，不過也有些發燒。 我給她們熬了粥，強迫她們喝下，然後又讓一人吃了個橙子，才招呼她們睡去。 接下來的時日，就在照顧老婆和女兒中度過。 女兒恢復得很快，第2天燒就退了。 老婆比較嚴重，在床上躺了1個禮拜才恢復。期間真是受盡了罪。 好在這一切終於結束了。 從此不用擔心封小區，不用時刻做核酸，不用被迫打疫苗，不再處處查健康碼，不再經常停課，不再動不動停工…… 但願這種鬧劇不再重演，但願……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神不隆通
將近年底，上海灘的氣氛有些過分正常了：萬聖節的熱鬧剛過去，年輕人又認真地過著美國的感恩節。相比幾年前還到處封殺「洋節」的氣氛，這一點兒變化或許算是疫情後最有意思的社會心態反映。 就那麼突然之間，在經歷了疫情後一年充滿戲劇性的動蕩之後，人民意識到了生活的珍貴，或許是1970年代改開以來最後的平靜，猶如不久前李克強在滬猝逝的微瀾，中國大都會的人們在感恩一個鍍金時代和它的結束。 不過，對那些上海和北京市民來說，他們還在感恩一年前那些勇敢的年輕人。是他們走上街頭，用無聲的吶喊，結束了三年動態清零，重啟了社會。而且，經過了一年疫情後的時局紛亂，也許全世界都還欠他們一個感謝：可能正是憑藉這些勇敢年輕人的行動，不僅讓中國回復到了最低限度的正常軌道，而且可能暫時阻止了一場戰爭。 甚至，在長久的未來，只要這代「白紙」青年還在，那麼西太地區的和平繼續就有希望。這或許才是剛剛結束的舊金山峰會背後推動美中緩和的關鍵力量，也是台灣人民最終將為之感恩的。因為，北京政權未來任何可能面向美國、日本、台灣的軍事行動，哪怕未來極可能發生如同1930年代類似日本的大規模失業、經濟蕭條和軍國主義冒險，渴望自由、愛與和平的白紙青年一代才是讓中國統治者保持清醒、不敢盲動的唯一內部因素，也就是和平的力量，而非黨內可能的主和派。 1. 白紙革命 如果再回首，對很多人來說疫情三年的記憶幾乎就是模糊、錯亂的，但是對中國幾個大都市的人民來說，一年前發生的事情卻是歷歷在目，彷彿疫情並未結束，每隔一段時間都在重現。例如，最近半個月北京大流行的支原體肺炎，重點襲擊在新冠病毒流行中僥倖避開的兒童，讓無數父母痛苦於兒童醫院的匱乏、也對新冠疫苗的副作用再次感到懷疑和憤怒。 中國人民的這種懷疑和憤怒，在「動態清零」的三年間逐漸積累，最終在一年前的此時此刻爆發出來。從去年11月初廣州海珠區康樂鷺江也是服裝廠密集區的「清理」開始，11月22日鄭州富士康工廠工人與警察的大規模衝突正式拉開了全民對「動態清零」的抗議序幕。隨後11月24日發生在烏魯木齊吉祥苑的火災則讓內地人民破防，有關維吾爾族的不能說的故事瞬間演變為巨大的悲痛和共情，第二天夜裡上海青年就走上街頭，在上海的烏魯木齊街點起了蠟燭、放上白花。當天白天，北京各中產社區居民開始衝破關卡、封鎖，與保安和基層政府人員發生衝突，人們喊著要自由的口號走上大街，呼吸自由的空氣，也帶動了武漢、重慶、廣州等多地居民的共振。 到11月26日白天，上海青年繼續聚集在烏魯木齊路，舉著空白的A4紙抗議。到晚間，北京的青年人開始聚集在昔日熱鬧商區也是使館區的新源里並轉向亮馬橋，同樣舉著白紙和手機，還有人大聲演講，斥責動態清零，要求中國領導人為此負責。 這一抗議也迅速出現在南京、北京的大學校園。這些抗議行動最初往往只有一個人，在初冬的冷風裡孤獨地站立著、舉著白紙，逐漸變成大規模的圍觀和抗議，迅速蔓延至全國近百所大專院校。一場由工人率先抗議、青年和學生先後和平示威的全國性抗議運動就這麼形成了，根本改變了中國政治，也改變了青年一代。因此，雖然這場抗議僅僅持續幾天，在鎮壓之下迅速結束，卻堪稱一場未遂的革命，所謂白紙革命。 2. 社會覺醒 從2011茉莉花革命以來，防止顏色革命、防範青年人的反抗成為中共政權的中心任務，中共也因此愈益個人集權化，在過去十年剿殺了幾乎所有公民社會和獨立青年團體，連「團派」最終也在「二十大」後被徹底清除。 而對這場革命的主角——大都市的青年來說，動態清零的三年可謂他們的「三年再教育」，感同身受地體驗了新疆「再教育營」的社會集中營模式。或許，這對其他年齡段的公民來說，只是生活不便的問題，但對青年卻意味著寶貴的青春的流失和生命的虛無，這種心理創傷才是永久和根本的，也將伴隨著一整代「疫情青年」或者「白紙青年」的終生。 或許因為清零模式對自由和生命價值的否定，根本上暴露了青年一代與政權的矛盾，尤其當他們意識到未來面對的是中共領導人可能終身執政的政治悲劇，他們付出的巨大代價永遠得不到補償、甚至無法像文革受害者那樣被平反，那麼，選擇決裂幾乎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在那些有勇氣走上街頭抗議的少數之外，更多沉默的青年人越來越多地正在選擇「無車無房無後代」的「三無青年」模式，選擇了集體躺平；還有更多普通青年人如新近案例鄭州青年夫婦亮亮和麗君，在遭遇融創地產拖房之後選擇了離開。 亮亮和麗君這一代青年，他們正在背叛、反抗、離開他們的領袖和夢想。這是一場社會大覺醒，其深刻和廣度或許不亞於黑死病之後歐洲出現的覺醒。 3. 財富清零 對更多的普通人來說，他們生活和嵌入的社會結構也在分裂。所有的改變都發生在一年前那幾天的大規模抗議之後。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人民的不滿和抗議，言猶在耳的政策迅速被放棄，中國各地政府陷入了口頭「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實際上什麼都不做的躺平狀態，人為製造了隨後一個月的大規模死亡悲劇。 這最後一波死亡規模，據估計可能高達500萬之多，不僅摧毀了廣大中產階級對政權治理能力的信心，在中國政治社會內部也造成了結構性分裂，也就是內部脫鉤的開始，以所謂走線潮、資本外流等形式表現。其中，尤以歷經改開三十年積累形成的中產階級為主體，在疫情後的一念間逐漸破產、陷入貧困和絕望。 三年的動態清零不僅展現了一個可怕的未來統治模式，所謂2035實現民族復興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而且，隨著恆大等地產公司的破產，過去三十年改開時代的中國模式特別是中國的財富模式被否定，中國社會和中產階級積累三十餘年的財富正在漸漸清零。 如果縱觀歷史，不難發現，如果過去十年中國政治的所有跡象都指向消滅財富、消滅中產階級的話，那麼就意味著一個統治體制的末路。即使在政治上他們可能無力反抗，但是，過去一年間，他們已經窺破了「帝政成功、君政廢墜」的混亂，才有當下中國政情雖然無人挑戰，但是清議四起、人心思變。他們固然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的保守主義宿命，卻不妨礙寄希望於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白紙一代」。 4. 青年力量 換言之，當改開時代的社會契約徹底瓦解、當中國社會結構從內部發生著脫鉤、當中共的「二十大」試圖建立一個永久的極權體制，中國青年就成為這個可能是全世界最虛偽體制的掘墓人，也反向被這個表面強大實則脆弱的體制賦予了無與倫比的力量。 一方面，白紙革命之所以成為革命，哪怕未遂，全賴中國統治術的極端虛偽、以及這種虛偽特性的極端脆弱，然後青年人不過如喊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一般，輕易地就能讓這個虛偽體制穿幫，讓過去十年強化的防範顏色革命的控制體制破功。 這種體制的虛偽在動態清零的閉關鎖國和疫後一年的政策反覆中已經反覆展現、教育了人民：從鼓吹自主研發大躍進到病毒實驗室泄漏、從自製疫苗的虛假副作用到從蓮花清瘟和整個中醫藥的反科學，從拒絕西方現代科技到假模假式的高質量開放、從把私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到濫捕企業家等等不一而足。在每天的鐵拳和荒誕之後，普通人如亮亮和麗君夫婦尚且從小粉紅變成被驅逐者，何況整個社會中產和青年一代？ 另一方面，當年輕人在一個月前萬聖節的狂歡中體驗到了自由，沒有什麼再能摧毀或者剝奪他們對自由的感受。當他們意識到國家將漸漸老去，而他們將是僅存的勞動者，就沒有什麼能夠阻止他們通過勞動（甚至不勞動）成為權力的主體。這就是一個老年社會、老人政體內部最強大的反結構、和反結構的力量，也是白紙革命之後儘管當局大肆追捕卻不敢聲張的關鍵。他們不擔心老一代的知識分子或者民主異議人士、訪民群體，他們只害怕這些nobody的普通青年。 在這個意義上，白紙革命不過是一代中國青年人終身革命的序幕，卻是中國統治者的終身噩夢。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白紙革命」像一場突然而至的颶風。 2022年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一幢高層公寓發生火災，至少10人喪生，9人受傷。許多目擊者直指嚴厲的封控防疫措施阻礙了消防隊及時救火。次日，這座全中國維穩最嚴厲的維吾爾自治區省會，爆發了全城抗議。 嚴厲的封控防疫措施有一個官方名稱：堅決清零不動搖! 這是習近平黨中央的防疫政策，儘管當時流行的奧米克戎變異病毒已被專家公認傳播迅猛，病毒很輕，許多國家先後採取開放防疫，中國卻變本加厲。 各地的官僚仍在嚴格地執行最高指示：堅決清零不動搖。西安封城、鄭州封城、上海封城，東北封省，經濟凋敝，人民受到廣泛地壓制。漸漸有人明白，清零不動搖已經不是醫學意義上的防疫舉措，而是習近平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所有人之上，誰不堅決執行，誰就可能被指不夠忠誠，不僅陞官無望，且有丟掉烏紗帽的風險。而去年更是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年，習近平為了絕對保證黨內沒有人對他廢除黨規開啟第三任異議，層層壓制，處處封鎖的動態清零形同於「異議清零」、「反對派清零」。 新疆烏魯木齊發生的這場火災慘案，終於挑動了中國人憤怒的神經，悲傷中悼念死難者的人們立即把憤怒的矛頭指向「清零」政策。從烏魯木齊到上海，從北京到南京，在全國數十座城市罕見地爆發了自1989年六四運動以來絕無僅有的全國性抗議風潮。 清零殘酷，中國的政治環境更殘酷，因言犯罪輕而易舉，以青年人為主的反抗者發明了白紙抗議，於無聲中，於死一般的沉寂中，在街角，在路口，在校園，舉起手中一張白紙抗議， 簡潔、明了，一切都在不言中。 上海民眾選擇在烏魯木齊中路悼念，11月26日深夜，消息靈通，理念趨同的人們巧妙地選擇了這個與新疆烏魯木齊同名的繁華大道。深夜，人越聚越多，從無聲變有聲，人們齊聲高喊口號，表達政治訴求。 那個晚上中國人在烏魯木齊中路喊出的口號讓世界震驚，因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幾乎沒有聽到過這樣眾口一聲要求中共及其最高領導人下台的口號：「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 白紙運動雖然迅速從場面上消失，但它留下了巨大的震撼力。在一些觀察家看來，首先，它公開揭露了三年「動態清零」的荒唐荒誕；其次，它挑戰了堅持這一政策的在二十大登上權力頂峰、獨斷專行的習近平；第三，上海深夜的激烈抗議凸顯了這座中國的經濟首都如何淪為動態清零的犧牲品：上海主政的李強百分之百遵從習近平的旨意，採取了比其他任何城市還要殘酷的清零措施，幾萬乃至十幾萬追趕人們強制其隔離的「大白」成了這座城市恥辱的記號……而這一切都未影響李強擔任政治局常委並在幾個月後擔任總理。 11月27日晚上，數百名北京青年人聚集在亮馬河畔點燭追思烏魯木齊死者，守夜的人越聚越多，超過千人，人們開始集體念誦幾周前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貼出橫幅標語：「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根據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從26日起至28日晚，共有至少22個中國城市爆發了至少43起抗議活動。 白紙運動發生十餘日後，中共於12月7日左右悄悄取消了清零，11月29日還發表評論要求「堅定不移貫徹『動態清零』總方針」的人民日報，突然得了健忘症。抗議者們沒有給當局一個「體面」的按照自己的日程表宣布「清零取得全面勝利」的機會，習近平從此再也沒有在任何一次會議上提到「清零」二字，好像清零已成為一個恥辱的記號。 清零在抗議聲中突然終結了，當局沒有為此做好任何準備，疫情雪崩式席捲，一時藥物奇缺，醫療資源遠不夠用，年老體衰者得不到及時治療，死人無數，殯儀館屍滿為患，火葬場外排著長隊……官方只承認八萬多人死亡，但包括西雅圖的福瑞德哈金森腫瘤研究中心及其他海外研究機構保守評估，僅在突然取消清零後的兩個月內就有將近兩百萬人超額死亡。 清零帶來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後遺症是深重的，「白紙革命」帶來的影響卻是深遠的。
李強接手中國總理半年了。然而，中國經濟非但沒有好轉，反在繼續惡化。這估計出乎他的預料。對他來講，如何在年終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績單，是一大考驗。 疫情三年對中國造成的傷害，不只在於社會面，人們行動的受限和對未來前景的覆滅；也在於或者更在於經濟面。經濟的蕭條會導致一系列嚴峻後果，乃至動搖中共統治。黨或許並不在乎人民對它的評價和所謂的人心向背，但是，經濟一旦出了嚴重問題，不但會直接減少人們的收入，而且會造成國庫的空虛，黨國這架龐大機器的運轉，單單它幾千萬甚至上億規模的幹部和行政管理隊伍，就需要龐大經費的支出，這還不論它那些宏大目標都需要錢作支撐。在經濟出現停滯的狀態下，要維持這樣一支幹部隊伍和目標的實現，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澤而漁，可如此一來，又擔心引發民變。正是在此意義上，黨把經濟的不斷增長，看作維繫其統治的合法性。 經濟未見開門紅，李強能力受質疑 不過，眼下一時半會還不至於讓黨國的國庫空虛，民眾走投無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暫時不會出現，畢竟有過去30多年高增長打下的底子，存量還在。然而，這並不表明習近平和李強就可以輕鬆片刻：一是因為經濟好轉的跡象尚未有明顯表現；二是對習李這師徒倆，他們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倘若年底不能實現年初定下的5%的增長目標，這屆政府的「開門紅」就沒有做好，大眾就有理由質疑，習二十大組建一個親信權力班子特別是挑選李強這個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詬病的爭議性人物做總理，理由何在，兩人如何向國人交代。 中國人講究「開門紅」，討頭彩，開局不好，會落下一個心理陰影，如果經濟未達預期目標，人們就會把李強看作是個無能的總理，把這屆政府看作是個無能的政府，以後的工作就更不好做。這對習近平特別是李強會構成很大壓力，因為習還可以把責任推給李強，但是李不能把責任推給他的副手。習之所以挑選李做總理，原本以為師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經濟搞上去，然而，半年過去，現在再回頭看，顯而易見，外界和黨國內部，包括李強自己，對清零廢除後中國經濟的韌性一度有些樂觀，低估了疫情對經濟的重創程度，認為三年疫情壓抑了人們的需求，疫情放開後，消費和投資會有一個報復性的反彈。 頭兩月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這種趨勢，可緊接著，重陷蕭條，市場的信心依然低迷。這就說明，此輪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單純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實際是周期性危機、結構性危機和系統性危機的共振結果。 中國經濟蕭條，三種問題的結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某種危機的規律性，過去中國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經常出現周期性經濟危機，一定程度上是對的，市場經濟確實每隔一段時間會來一場或大或小的危機，以緩解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矛盾。但中國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沒有遇到像樣的危機，不是因為中國經濟特別健康，而是它不是一個正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政府對經濟的高度干預會拖延危機的發生，但不可能消滅危機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終於導致經濟出現周期性危機。 結構性指的是在所謂升級換擋過程中出現的危機。中國經濟要擺脫過去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級階段轉換，並克服在此過程中出現的實體經濟空虛化以及金融泡沫化，這個方向沒錯，錯就錯在習近平採取的經濟政策和手段過於粗暴，不講究經濟規律，簡單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達成目的，致使經濟內在的各種比例關係失調，並傷及市場特別是民營企業的信心。 系統性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指經濟的各個子系統出現了嚴重故障，尤其表現在房地產、金融和地方債務方面；二是經濟和社會及政治的聯動，經濟影響到社會和政治，後兩者也反饋到經濟，出現一個聯動反應，特別是習近平第二任期以來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資本的極權做法，嚴重挫傷了國民對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對國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個極端，再加上外部地緣政治環境的不友好，終導致系統性危機的出現。 可以說，中國經濟此輪危機，是這三者的共振，並在疫情三年達到頂點，然而，疫情解除後並沒有讓情況得以緩解，反而在社會回歸正常狀態後全面爆發出來。箇中原因就在於，疫情不是這輪危機的起源，它只起到一個催化劑的作用，即便沒有疫情，這種狀況也不可能持久，危機還是會出現。此亦黨國在上半年出台那麼多經濟扶持措施，進行信心喊話，卻收效不大的根源。因為危機的根源特別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對習近平和中共政權的信任危機，在這種信任危機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單純就經濟救經濟，哪怕力度很大，也難以起到應有效果。 激活民眾信心，李強該怎麼做 李強通過這半年的「當家」，應該體驗到了這點，但是他不能對習近平點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斷對外資對民企信心喊話，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條」和鼓勵外商投資的「24條」文件，幾乎將習近平過去的經濟政策悉數修正或放棄。然而，這或許是習能夠容忍的最大限度，再進一步就觸碰到政治紅線，因此，李強必須找到一種恰當的方式，在不引起習疑慮的情況下，說服他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放鬆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讓民間和社會產生良好聯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場信心。 習會不會這樣做，外界不知道。一個可以觀察的點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出台一個深化改革開放的文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曾經出台了一個這樣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一掃之前社會對習會走回頭路的擔憂，儘管習後來並沒有按照這個文件確立的改革路徑去做。今天的情形當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們對習幾乎完全喪失信心，可對李強來說，或許他會認為，今秋召開的三中全會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認真回應社會和市場的關切，人們對黨國的信心也許會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會的文件如能將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改為私有經濟和私有企業，重新定義民營經濟的私有性質，並載入憲法和法律，讓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這兩個詞成為歷史；同時明確宣布對歷年企業家的案件進行審查和甄別，該減刑的減刑，該平反的平反，該賠償的賠償，市場信心焉有不恢復之理？ 中國的經濟問題從來不只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必須經濟問題政治解決，否則，從當下的狀況來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國經濟。但對李強，這是一個比經濟困境更大的難題。然而，如果他不去說服習近平這樣做，不僅他本人將成為一個平庸的總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確定，中國社會會進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會北朝鮮化，經濟則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現失落的十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新冠疫情結束僅僅半年多，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就處於巨大的動蕩之中，幾乎自我實現了中國人過去幾年有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預言。不過，與國際社會對中國越加排斥的厭惡感相比，例如德國外長貝爾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講中質疑是否能與中國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中國的一些人似乎毫無覺察，對變局似乎樂觀許多。 幾年前，他們還在談論中國的供應鏈霸權，以為可以憑藉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為中國生產的口罩和疫苗對世界人民來說無可替代。當從建立伊始至今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聯盟意義的金磚組織擴大到11個成員國後，他們又開始憧憬所謂「世界新秩序」，以為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半年提出的三個全球倡議可能重塑俄烏戰爭之後的世界秩序。 這些認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當事人能夠意識到的。或許也因此，他們對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脫鉤遮遮掩掩，不願意承認或者去理解中國內部正在發生的悄然轉變。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急劇下滑，國際社會發現他們可能正在見證一個歷史時刻的到來，可以用諸如中國經濟的「殭屍化」、「四十年增長模式的終結」、或者「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換擋」等來形容。這些從中國封閉體制傳出來的聲音，符合無數中國人民過去半年多以來的日常感受，用中國人更熟悉的話來說，就是所謂大勢已去。 中國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分裂才是危機所在 然而，相較經濟層面的外部脫鉤和大蕭條跡象，中國內部深層結構正在發生的巨變，即內部脫鉤的進程已經展開，也就是在中國社會和深層政治層面發生的大分裂。這恐怕才是中共難以直面的真正危機，且其危機性質和程度遠超外部想像。 所謂內部脫鉤，自然比外部脫鉤隱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歐之間圍繞脫鉤問題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風險化的話語掩蓋，也沒有確定的半導體和其他敏感技術和資本限制那樣可明確劃分的「小院高牆」，卻都有一個共同點：政治信任的喪失。這是中國經濟系統崩潰的起點，也是經濟與政治分離的起點，還是政治系統崩塌的起點。 當然，這個互信的喪失，不止發生在一個群體或者一個階級身上，也不是發生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半年，而是過去十數年以來不斷積累、強化的，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系統的結構性的自我毀滅造成的。這種自毀型傾向，不僅以否定改革開放的政策路線和「新歷史決議」體現出來，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動態清零」期間充分暴露，徹底擊垮了幾乎所有人的對未來的信心和對體制的最後一點信任。 自毀傾向從何而來？ 換言之，三年「動態清零」對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傳播，對中國社會來說卻是毀滅性的。最近一些中國經濟學者輕描淡寫地以所謂新冠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來形容清零政策的長遠後果，不過是自欺欺人。當然，如果相比蘇聯體制的自毀型傾向，即內生於國企模式並充滿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自我耗竭傾向，如果僅僅將中國現在的經濟、政治的僵化與蘇聯1970年代後的停滯相比較，只能說這些經濟學者以及相關政策是多麼顢頇守舊、猶豫無能。 只要將過去十餘年中國政治的復辟放在兩千年的政治傳統脈絡中，這種自毀機制的源頭和歷史就很容易自動浮現出來，那就是中國兩千年以來未曾改變的儒家政治內核，先後貫穿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相隔千年的變局之中。始作俑者，當然非王莽莫屬。其中關鍵，就是號稱大儒王莽的大偽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漢末年，以激進的復古主義話語和政策招致內政和外交、經濟和政治的全面失敗。 以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的歷史評價來看，習從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國儒家「模仿政治」的開始，甚至是今天中國現代極權主義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敗」可謂前無古人，這一失敗甚至帶來了東亞體系的形成，例如高句麗的獨立，也大大超越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後的今日中國，以無論性質、還是規模或者顛覆性均可匹敵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著一場「千年變局」。 也因此，我們很容易發現，中國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大半年裡，面臨著一天比一天嚴重的經濟下行和社會停滯，特別是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民營企業破產和外資撤離浪潮，以及反映大眾心態的集體躺平和消費-投資意願低迷的通縮現象，都指向一場醞釀中的政治總危機，也就是內部脫鉤。其中所包含的結構性矛盾與王莽時期幾無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過去十餘年中國形成的新毛主義意識形態，是一種王莽式的激進復古主義。只不過，在當下中國，這種復古，是以毛澤東的文革烏托邦為範本，試圖統一所謂「前後三十年」，並在鄧小平的法制建設與市場經濟基礎上轉型成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模式，內含改革開放和閉關鎖國兩條基本路線的矛盾，類似王莽時代的「古今文之爭」，在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蕭條背景下愈加趨向不可調和。 其次，卻是根本的，類似王莽主政時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國過去十餘年在「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口號指引下進行的激進國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帶來的混亂，分離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經濟與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納，也切斷了廣大中產階級、企業家階層、甚至青年人與統治集團的關係。 這種控制一切、斷絕協商的態度，不僅從2012年以來先後針對公民社會、知識分子、人權律師和企業家等新興社會精英，也在三年「動態清零」期間覆蓋了所有人民，更表現在對外協商的貧困，對日、韓、澳、美等國視同敵國斷交一般，以至於在中美貿易戰、台海關係等重大問題、或者如孟晚舟、福島核電站排放等諸多偶發問題上，都幾無例外地趨向高度對抗和關係脫鉤。 然而，更深層的分裂還發生在領導人和官僚集團之間，發生在強大列寧主義政黨控制下的官僚體制內部。如內藤湖南的總結，中國歷史上但凡權力過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權與儒家官僚集團之間的平衡和制約，必然大亂。事實上，在新冠疫情後的大半年裡，中國的官僚集團被卡在強調安全的「底線思維」與經濟惡化現實的縫隙里，計無所出，近乎躺平。 結果，為穩住外資、民企、促進內需而頒布的「31條、20條、24條」，不敵一條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間諜法》和煽動民眾恐慌的反對福島核電站排放的宣傳外交，包括企業家、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在內的幾大社會集團似乎全體躺平，中國政治氣氛陷入了彷彿西線無戰事一般的虛假寂靜。而在這一微妙僵局的背後，一場深刻的、結構性的、也是歷史性的內部脫鉤正在悄悄發生。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立秋之後，華北大水終於消退，災民們開始返家。不過，這不是終點，隨著卡努颱風的到來，風災和水災還在中國東北繼續，中國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面對滿目蒼夷，人們在問，誰應為這場災難負責？季節颱風還是氣候變化，水利機構還是應急部門，或者是「消失的他」？ 從7月底杜蘇芮颱風登陸到8月立秋洪水退去，華北水災持續了整整兩周，大半個河北都陷入汪洋。然而，在災害來臨後的一周時間裡，《人民日報》對這場災難也幾乎隻字不提；在受災最重的涿州，人民見不到黨政負責人出面指揮救災或者安撫人心；中國的領導高層則躲在北戴河度假，一副哪管身邊洪水滔天的超然姿態。 與32年前華東水災成天壤之別 這和32年前的華東水災形成天壤之別。1991年的初夏，一場洪水席捲華東18個省，時任總書記江澤民乘坐簡陋的衝鋒舟親自視察災情，港台人民爭相捐款捐物，國際NGO第一次進入封閉的中國社會。這一切都發生在1989後三年的「治理整頓」期間的凋敝氣氛中，中國領導人還算明白治水政治關係政權的根基，把一場洪水救災變成了冷戰後中國引入公民社會組織的起點，也讓中共看到了港台民心可用，在社會心理意義上對中國全面開放的推動意義甚至超過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 然而，與華東水災令人振奮的救災動員和不期然的政治巨變截然相反。在華北腹地的這場大水過後，沒有民眾自發捐款，沒有國際社會支援，也沒有廣大公民社會組織如2008年汶川地震後進入災區救援，僅存一些地方公益性專業救援隊到達災區後長時間不得而入、被要求出示所謂「救災邀請」和「救災批准」文件。少量在京的國際媒體也徹底放棄了災區採訪，他們或許沒有得到採訪許可，或許不願意重複去年採訪鄭州大水時遭受的無端排斥。 當然，在廣大災區，人們更難得看到大規模的政府救援。對災區內外的中國人民來說，看到更多的是「動態清零」的影子。彷彿在三年新冠疫情結束之後，「動態清零」的准戒嚴體制並未放棄，至少在各級黨政治理手段和他們對待民眾的態度方面絲毫沒有改變。這種不對人民生命財產負責的僵化體制或許正是華北洪災的真正根源，在未來還將繼續製造類似的人為災難。 救災過程再現疫情管理的僵化體制 也就是說，從這次華北水災的災難發生和救災過程來看，幾乎重複著新冠疫情和動態清零的模式，中國無論地方政府還是高層，相比三年的新冠疫情，毫無糾錯，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反思和改進，反而充分地再現體制僵化和治理失靈。似乎，「動態清零」已經成為中國政治和治理的核心密碼，每遇災難即自我強化並且放大災難的危害，再現「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災難發生機制，恍若新舊歷史悲劇——「三年饑荒」和「三年疫情」——的疊加。 因為，在華北，有一頭大象在那裡，就是雄安，那是華北平原的最低點，雄安三縣的白洋淀是傳統也是法定的蓄洪窪地，但是從它變成雄安新區的所謂「千年大計」的那一刻起，華北水災就註定要發生，已經城市化的華北平原就將變成分洪區、泄洪區。 這種對自然與人的關係的人為顛倒，根本改變了華北平原的地貌，也要比1958年「大躍進」人定勝天的狂熱更持久，就是人禍吧。而當氣候變化，太平洋的颱風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容易影響中高緯度地區，這頭大象便成了所謂大局、所謂「江山」的象徵，改變了雄安和河北其他城市的關係、也顛倒了中共意識形態裡面人民和江山的關係。三分天災合併七分人禍，就成為中國自然災害、甚至所有意外災害的放大機制，輕易地將災害轉為災難，而不是相反。 這也是剛剛結束的「動態清零」的災難機制：為了防範新冠病毒如看不見的洪水一般擴散，所有城市都變成了大大小小的雄安，畫地為牢、與鄰為壑，人民被分隔在城市、鄉村、方艙、住家、汽車、工廠、辦公室、甚至電話亭里，處在飢餓貧困、無醫無葯的無助境地長達三年。兩周的華北水災不過是重現了三年「動態清零」的「全過程」：從河北領導宣布為雄安築起「護城河」，不讓一滴洪水流入雄安，河北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熱的人為災難。 官員躺平，不顧民生疾苦 例如，從水災一開始，人們就看到驚人相似的一幕：面對突如其來、也是1963年以來最大的河北大雨，河北地方官員普遍躺平，在大水高漲中似乎都在等待來自最高領袖的指令。而不巧的是，如同新冠病毒爆發與2020年初的高層外訪和會議衝突，今年華北大水也遭遇中央的暑期休假，鐵桶一般的北戴河自然毫無反應，河北主政官員也只能繼續新冠疫情期間的「守土有責」，把河北大地當作北京和雄安的「護城河」，只會嚴防死守，哪裡在乎民生疾苦。 如此「護城河」政策，無視人的尊嚴、無視人的平等，甚至也無視過去三十年華北地區的城市化，今天的華北雖然不及江南富庶，卻也普遍小康，已非幾十年前一窮二白的農村，卻在一夕之間被任意淹沒，不能不說是對中國倡導之「中國式現代化」的自我否定。這種否定已經通過「動態清零」發生了，尤其在2022年上半年以三個月「封城」粉碎了上海人民所有的現代化幻覺，其悲劇性後果才剛剛開始顯現，也就是人民的「潤出」和經濟的通縮。 在「動態清零」體制被白紙革命暫時推翻後，年輕人轉向革命後的」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子」的「四不青年」模式，中國人民則以不投資、不消費的集體選擇抵抗官僚集團促進私企的「31條」和促進消費的「20條」。那麼，在華北水災過後，「動態清零」體制向何處去？是徹底永久化，迎接未來更多的天災人禍和「艱辛探索」，還是改弦易轍向人民讓步？便成為一個考驗中南海，也是所有中國人民的緊迫問題。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接見比爾蓋茨，北京盛大歡迎馬斯克，日前又出台31條給民企打氣，然後，7月24日政治局開會分析「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感覺要拿出一套挽救經濟的大計，結果似乎無計可施。倒是剝去官式說辭，顯出當局可以說難得的或者無奈的坦承：「中國經濟運行面臨新的困難挑戰」。法新社分析，會議語調反映出最高層的某種「憂慮」，應是問題十分的嚴重了。 以官媒形式報道的會議公報以熟悉的方式開局：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國民經濟「持續恢復、總體回升向好，」「社會大局保持穩定，為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打下了良好基礎。」 但如果把所謂「持續恢復」與剛剛公布的二季度經濟增長系列數據掛鉤，可以視為是一種「大病初癒」之後的疲弱無力，何時能真正恢復元氣？看不到地平線？「總體回升向好」，更多的是「鼓舞士氣」的安慰。 細究起來，其實很無奈，承認形勢嚴峻，「面臨新的困難挑戰」，「國內需求不足，一些經濟經營困難，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外部環境複雜嚴峻」。這是坦承，也是在推諉責任。中國經濟在取消清零後出現的短暫復甦在二季度迅速消退，經濟增長遠低於分析人士普遍的評估。消費不振，房產危機加重，出口逆轉，通膨幽靈顯現，主要的原因與中國持續三年的嚴酷的防疫政策，即習近平的「堅決清零不動搖」有重大關係，三年清零，破壞了經濟活力，嚴重打擊了民間企業發展，嚇走了國際企業和外國投資，更重要的是，信心嚴重受挫。 自從去年12月7日北京拋棄堅決清零不動搖之後，習近平從此不再提起「清零」，但當局還在以轉彎抹角的方式予以粉飾。中共政治局會議在強調風險、隱患、外部形勢嚴峻之後，強調「疫情防控平穩轉段後，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終結清零政策後，清零後果才逐漸顯現出來，所謂「平穩轉段」只是自我粉飾，「曲折式前進」，是一種無奈的承認現狀，但沒有承認根源，根源在於三年清零政策對經濟基礎造成的慘重破壞。 究竟如何具體地恢復和發展經濟呢？給人的感覺是無計可施。「凱投宏觀」的經濟學家普里查德對法新社表示：中共政治局會議「沒有宣布任何重大消息」，但語調反映了政府的「擔憂」，政府在四月份還在為「好於預期」的經濟復甦而沾沾自喜。但是，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從5月份的20.8%增至21.3%。就業問題很嚴重，政治局會議提了一句：「把穩就業提高到戰略高度通盤考慮」。 除了泛泛強調下半年要「著力擴大內需、提振信心、防範風險」，唯一具體的似乎是增加國際航班以及有關房地產的表述，關於後者，2019年每次政治局會議必提的「房住不炒」不提了，被認為是政策風向轉變的信號，提出「適時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盤活改造各類閑置房產」。被視為中國經濟支柱的房地產業泡沫已瀕臨爆破，引發經濟震蕩，政治局的幾句帶有「認錯」性質的表述有多大刺激效力，值得懷疑。 為了刺激經濟，北京當局近來推出多項政策並明確表示支持中國經濟活力的主要來源—私有企業。中國政府上周三公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31條，要提振民營企業的信心，鼓勵民間發展。紐約時報分析，中國政府在打壓民企、壓制創新、推崇國企三年後公布這份文件差不多相當於一種妥協，即承認之前的做法已慘敗告終。 總算認錯了，好事吧，有人稱讚，更多的民營企業家私下不買賬，他們對紐時表示：這都是「說給傻瓜聽的」。政府如真想挽回局面，至少要為自己的錯誤道歉，至少應釋放任志強和孫大午，退還民企的罰款。 有分析說，通觀31條，最關鍵的是第29條，「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黨中央對民營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工作全過程各方面」。「老大哥盯著私企不放，別天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