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四名廳官接連被查處 傳原市長程用文自殺
2026 年 6 月 24 日
日前，中国知名调查记者刘虎发表一篇揭露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委书记蒲发友的文章。2月1日，刘虎被警方带走。而文章的另一名撰稿人，身在河北邯郸的中国自媒体人巫英蛟，也在同一天被四川警方跨省带走。事件传出后，引发关注。 2月2日，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近日,我局接成都市公安局指定管辖，依法对刘某(男，50岁)、巫某某(男，34岁)等人，涉嫌诬告陷害罪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维权网中心的报导，1月29日，刘虎与巫英蛟，在微信公众号“法与情”发表文章《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其中内容直指蒲江县委书记蒲发友在任上的不良事迹。目前该文显示为被“作者删除”。 文章发表后，刘虎接到纪委监委人员发来的短信，要求他协助核实相关情况。 有消息称，文中所涉的县委书记，实名向警方报案，称该文涉嫌诬告陷害。 2月1日下午1点左右，刘虎准备进北京，从重庆万州打车去高铁站，在中途失联。同一天下午，与他长期合作的自媒体人巫英蛟，在河北邯郸被成都警方带走。 2日下午，成都警方口头通知刘虎家属，因刘虎涉嫌诬告陷害、非法经营被刑事拘留，现被羁押在成都市看守所。 中央社称，曾为刘虎辩护的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泽等人称，2月2日，关于刘虎被抓的消息，在各大微信群、朋友圈中刷屏。 刘虎事件在中国律师圈和媒体圈引发热议，多名中国知名律师及法律自媒体人纷纷发文声援，呼吁各界关注。 刘虎，1975年9月出生，重庆万州人，曾任《新快报》记者，实名报导或撰文报导过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海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家慧等案。 2013年，刘虎因一起“诽谤案”被捕，一度进入司法程序。因涉及原重庆副市长、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的负面报导。在这一年，刘虎又因举报官员被控诽谤，在家中被北京警方带走，后被以涉嫌“制造传播谣言”刑事拘留。 2014年8月，被羁押346天的刘虎获得取保候审。2015年9月，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予起诉。 2016年，刘虎转任独立记者，并经营自媒体平台，受到网民称赞。近年来，刘虎署名发布的揭黑报导，顶上全国调查报导总和的一半。 报导说，刘虎、巫英蛟此次被抓捕，是典型的因言治罪，将对该事件持续关注。 刘虎、巫英蛟二人被带走一事，在中国律师圈和媒体圈引发热议，多名中国知名律师及法律自媒体人发文声援，呼吁各界关注。 2月2日，时评人李宇琛发表文章，讲述前因后果，原文如下： 2026年2月1日凌晨，成都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人到了重庆。他们带走了刘虎。 刘虎的家属被通知，他涉嫌诬告陷害、非法经营，被刑事拘留。同一时间，他的徒弟巫英蛟也失联了。 师徒二人长期关注社会底层、关注法治建设，用张新年律师的话说，”就像森林中的啄木鸟，于良法善治的时代，功不可没”。 但也得罪了不少权贵。 故事要从一个跳楼的教授说起。 2021年1月18日清晨，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庹继光，从校内家属楼十楼坠下身亡。 庹继光是新闻学博士后，也是法学博士后。三个月前，他在微博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举报蒲发友滥用职权、暴力拆除公民合法房产》。 被举报人蒲发友，时任成都市成华区区长。 庹继光说，他在成华区青龙场、万年场的两套房子，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签订任何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被强拆。在那之前，相关部门对他断水、断电、骚扰围困。 三个月后，庹继光从十楼跳了下去。他的妻子说：他是新闻学博士后、法学博士后，新闻与法律都救不了他自己。 庹继光死后，蒲发友没有被追责。他换了个地方当官——调任蒲江县委书记。蒲江县属于成都市，一个人口26万的小县城。 据刘虎2026年的文章：2020年，一个叫王先生的商人，被蒲江县政府以”招商引资”的名义请来投资。双方签了协议，项目叫”蒲江曦康・蒲谷月子中心”。 协议写得很清楚：政府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办理立项、环评、消防、规划建设等手续。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5000万，一期投入7000万。 2021年2月，项目通过县政府规划委员会评审。4月，县政府签字同意按”备案制”程序推进。王先生请了甲级资质的设计院，施工了九个月，项目快完工了，然后蒲发友来了。 王先生回忆了与县纪委副书记蒋利春会面的场景。他说：”协议是上届领导签的，跟我们现任领导没有一点关系，现在这个投资协议就是一张废纸。”；”真搞不明白，你一个外地人怎么敢来这投资？”；”赶快把你的项目上交给政府。”；”强拆完之后，把你全部资产冻结，扣押归蒲江政府。”；”这是我和蒲书记的一致意见，你要是不服气，愿意告去哪告哪去。” 王先生提了三个建议：要么政府回购，要么补办手续，要么给补偿。对方一个都没回应。 2026年1月29日，刘虎写成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文章发在网上，网易、今日头条等平台转载。 2026年2月1日，作者被抓了。 刘虎不是第一次被抓。 2013年7月29日，他在微博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他写道：”罗昌平举报了刘铁男，王文志举报了宋林。今天，我来当第三个。” 一个月后，北京警方在他重庆的家中把他带走。罪名是诽谤、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他在看守所待了345天。 2015年9月，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作出决定：不起诉。 2014年，他被评为全球”百位信息英雄”之一。 有人评价他：”刘虎是需要立刻整肃噤声的危险人物。” 不起诉之后，刘虎没有再坐牢。 但他被关进了另一种监狱。他被列入了社会信用黑名单。 微博、微信账号被关闭。高峰期，他有200万粉丝。 他买不了火车票，买不了飞机票。他被困在重庆，哪儿也去不了。不用铁窗，也能把人关住。 2026年，刘虎又被带走了。这一次来的是成都经侦。蒲江县属于成都市。 教授跳楼了，记者被抓了。县委书记还在他的位子上。 所以，谁在害怕刘虎？ 不只是蒲发友。 还有庇护他的人，还有参与强拆的人，还有整个”招商-毁约-打压”的链条。 本质上，他们害怕的不是刘虎。 他们害怕的是，还有人敢说话。
不管一年中走过了怎样的路，有没有发表好的新闻，有没有取得骄人的业绩，作为一家媒体，在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总要使出全身力气，拿出一篇像样的“新年献词”。 这对于媒体来说，既是一篇“规定动作”，也是一篇“自选动作”，“新年献词”水平怎么样，很能代表一家媒体的形象和脸面。 不说别的媒体，单说曾标榜“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这家媒体曾经傲然屹立南方，横扫天下，一纸风行。 然而，这些都是历史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这些年，《南方周末》像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妪，整天絮絮叨叨，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失去了青年人的锐气。 就拿最能代表其形象的“新年献词”来说，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这两天，朋友给我发来了2025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文章链接，还没看内容，光看标题，就差点没把人绕晕，今年“新年献词”标题是《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 亲爱的网友们，从这个标题，你能看出来《南方周末》想说啥吗？这不光说把我这个还算资深一点的媒体从业者能绕晕，说个不好听的话： 这种标题，尼玛会不会说人话？ 再看内容： 当无人驾驶的汽车从你身边闪过，当大模型“写好”你的年终总结，当光影魔法“复活”你的亲人，当虚拟“爱人”向你提出分手…… 生成式AI快速迭代，人机对话上演“物我两忘”；诺贝尔奖连番垂青AI，机器人被注入“灵魂”；俄乌的战场上、加沙的瓦砾里，AI系统在搜寻血肉之躯；预测蛋白质和基因结构，AI模型又助力人类“长命百岁”。 技术狂飙的欣喜与奥本海默式焦虑接踵而至。AI“教母”呼吁，要像“登月计划”一样推动它发展。诺奖得主担忧：“比我们更智能的系统终将控制一切”；联合国通过监管人工智能的“里程碑”决议，欧盟批准首个AI监管法案；《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呼吁：“在人类决策与监管下，以人工智能技术防范人工智能风险”。而在全球AI中心、大洋彼岸的加州，首次提出防止大模型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的监管法案，却遭到了否决…… 是的，这就是南方周末所谓2025年的“新年献词”，很多同学、老师和朋友，看了直摇头，说不知道这家媒体的“新年献词”想说啥。 它似乎一味在炫耀语言的技巧，一味掩盖其内容的空洞。 它既忘记了媒体的初心，也忘记了媒体的使命。 它对当下经济的崎岖，民生的艰难，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奋斗与挣扎，血泪与努力，灼热的痛感，深深的无力感，希望与绝望，纷纷视而不见，仿佛这一切，已与它没有任何关系。 它的眼中，只有机器，有所谓的AI，有大数据，有算法，就是没有人，没有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 尼采认为，太阳的意义乃是为了照耀人，如果没有人，太阳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尼采眼中，只有人，才是一切的意义。 到了福柯，他说“人也死了”，“人终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的形象”，福柯把人，连同超人的地盘都铲除了。人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万物的灵长，人只不过是各种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尼采是前现代，福柯是后现代，而我们，还在迈向现代化的漫漫征途中。 这征途上，有人的呼喊，人的挣扎，人的奋斗，人的痛苦。 而这些，在《南方周末》2025年的“新年献词”中，统统不见了。 而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注，对于民生艰难的发声，曾经是《南方周末》与民众共鸣的“金钥匙”，也是它屡试不爽取得成功的“标配”，而今，《南方周末》舍本逐末，轻易将自己的“看家宝”丢弃，而故装作深沉，玩弄起了语言技巧。 你抛弃了民众，民众也将对你无视。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每一个这样的你都是英雄” 这些，曾经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金句”，而今读起来，更像夕阳下的挽歌。 “新年献词”，如果实在写不下去了，也可以不写，完全没必要，搞得这样苍白和空洞。 默哀，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送行。 全文转微信公众号融观天下
不管一年中走过了怎样的路，有没有发表好的新闻，有没有取得骄人的业绩，作为一家媒体，在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总要使出全身力气，拿出一篇像样的“新年献词”。 这对于媒体来说，既是一篇“规定动作”，也是一篇“自选动作”，“新年献词”水平怎么样，很能代表一家媒体的形象和脸面。 不说别的媒体，单说曾标榜“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这家媒体曾经傲然屹立南方，横扫天下，一纸风行。 然而，这些都是历史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这些年，《南方周末》像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妪，整天絮絮叨叨，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失去了青年人的锐气。 就拿最能代表其形象的“新年献词”来说，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这两天，朋友给我发来了2025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文章链接，还没看内容，光看标题，就差点没把人绕晕，今年“新年献词”标题是《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 亲爱的网友们，从这个标题，你能看出来《南方周末》想说啥吗？这不光说把我这个还算资深一点的媒体从业者能绕晕，说个不好听的话： 这种标题，尼玛会不会说人话？ 再看内容： 当无人驾驶的汽车从你身边闪过，当大模型“写好”你的年终总结，当光影魔法“复活”你的亲人，当虚拟“爱人”向你提出分手…… 生成式AI快速迭代，人机对话上演“物我两忘”；诺贝尔奖连番垂青AI，机器人被注入“灵魂”；俄乌的战场上、加沙的瓦砾里，AI系统在搜寻血肉之躯；预测蛋白质和基因结构，AI模型又助力人类“长命百岁”。 技术狂飙的欣喜与奥本海默式焦虑接踵而至。AI“教母”呼吁，要像“登月计划”一样推动它发展。诺奖得主担忧：“比我们更智能的系统终将控制一切”；联合国通过监管人工智能的“里程碑”决议，欧盟批准首个AI监管法案；《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呼吁：“在人类决策与监管下，以人工智能技术防范人工智能风险”。而在全球AI中心、大洋彼岸的加州，首次提出防止大模型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的监管法案，却遭到了否决…… 是的，这就是南方周末所谓2025年的“新年献词”，很多同学、老师和朋友，看了直摇头，说不知道这家媒体的“新年献词”想说啥。 它似乎一味在炫耀语言的技巧，一味掩盖其内容的空洞。 它既忘记了媒体的初心，也忘记了媒体的使命。 它对当下经济的崎岖，民生的艰难，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奋斗与挣扎，血泪与努力，灼热的痛感，深深的无力感，希望与绝望，纷纷视而不见，仿佛这一切，已与它没有任何关系。 它的眼中，只有机器，有所谓的AI，有大数据，有算法，就是没有人，没有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 尼采认为，太阳的意义乃是为了照耀人，如果没有人，太阳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尼采眼中，只有人，才是一切的意义。 到了福柯，他说“人也死了”，“人终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的形象”，福柯把人，连同超人的地盘都铲除了。人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万物的灵长，人只不过是各种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尼采是前现代，福柯是后现代，而我们，还在迈向现代化的漫漫征途中。 这征途上，有人的呼喊，人的挣扎，人的奋斗，人的痛苦。 而这些，在《南方周末》2025年的“新年献词”中，统统不见了。 而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注，对于民生艰难的发声，曾经是《南方周末》与民众共鸣的“金钥匙”，也是它屡试不爽取得成功的“标配”，而今，《南方周末》舍本逐末，轻易将自己的“看家宝”丢弃，而故装作深沉，玩弄起了语言技巧。 你抛弃了民众，民众也将对你无视。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每一个这样的你都是英雄” 这些，曾经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金句”，而今读起来，更像夕阳下的挽歌。 “新年献词”，如果实在写不下去了，也可以不写，完全没必要，搞得这样苍白和空洞。 默哀，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送行。 全文转微信公众号融观天下
2021年9月13日，一条名为《活动洗几百个锅、切五百斤土豆、掉进粪坑，卧底记者有多惨？》的视频在B站火了，获得368.2万次播放量，26.7万次点赞。 视频的UP主“丧心病狂的周公子”讲述了新京报调查记者韩福涛的从业经历： “他是我从业十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个既能吃苦，长得又像民工，又能忍受低工资，还热爱卧底暗访的人。他是天生的调查记者……” 2024年7月2日，一篇报道《罐车运输乱象调查：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发布，一开始是小涟漪式的影响，经过几天发酵成了惊天骇浪，这篇报道正出自韩福涛以及2个实习生。 有人说，他是真正能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5个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 为什么AI替代不了记者，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 1 今天全网的热搜，是新京报一篇调查报道，曝光了罐车化工油食用油混装。 谁也想不到，街边加油站的油罐车的另一个功能，居然是装我们炒菜的食用油。 运完煤油的车，车里还残留几千克到十几千克的煤油（一级致癌物）呢，但中间无需清洗！无缝衔接！ 更让人震惊的是，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已成为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而中间无人管，无人问，“卖油的厂家不怎么管，买油的公司不知情，让运输公司钻了空子。” 这样的行业乱象，如果不是新京报调查记者韩福涛的长期追踪调查，或许我们永远蒙在鼓里。 网络图片 这绝对是一篇值得点赞的调查报道，从报道中就可以看到新京报记者为此耗费了多少时间精力： 5月16日，一辆车牌号为冀E**65Z的罐车从宁东煤制油厂区出发……新京报记者假借咨询行情与司机攀谈……之后，新京报记者一直在附近观察这辆罐车的动向。 5月20日下午，这辆罐车重新发动，在傍晚时分行驶到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 第二天上午十点，这辆罐车顺利驶入了汇福粮油集团的生产厂区 5月24日，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处停车场内，一辆车牌号为冀E76W的罐车，也在等待运输食用油。……这辆罐车刚从宁夏运送煤制油到河北，前一天在石家庄将煤制油卸货后，_连夜从石家庄赶到天津。司机透露，自从卸完煤制油后，这辆罐车未洗罐。** 5月24日，一名等待进厂装油的罐车司机告诉记者，这家公司验罐也是走过场 6月7日，一辆等待进厂运输食用油的罐车，罐体外侧喷涂的介质信息被一张白纸遮盖住，司机重新张贴了一张写有“食用油”字样的纸条 …… 这篇调查报道是7月2日发在新京报上，意味着记者从开始调查事件到发表报道，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背后遇到过什么样的阻挠、与采访对象怎么斗智斗勇，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要感谢韩福涛，是他坚持不懈的跟踪、潜伏、调查，才揭开了食品安全运输如此丑陋、人神共愤的一幕。 此次调查“罐车运油”乱象的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是一位调查老兵。对他来说，暗访调查就是他过去10几年的人生，他曾应聘过十几种工作，拥有各种卧底打工的丰富经历，比如应聘星巴克的咖啡师，暗访星巴克的工作间；也扮演过赌徒，深入地下赌场调查。 他的代表作品有很多，比如《实拍常熟童工产业：被榨尽的青春》《苏南地下赌场调查》《安徽太和多家医院欺诈骗保调查》和《卧底网红餐厅胖哥俩肉蟹煲》等。 作为媒体人，我非常清楚，做“罐车运油”乱象这个选题需要莫大的勇气，可能全国90%的媒体在选题环节就将其毙掉了。 因为他触碰的不仅仅是食品安全这个公众敏感神经，还有涉事的公司并不是普通企业。全文实名曝光，不带一点马赛克。 就像自媒体友调侃的，“新京报这次把5位大佬得罪了”，包括： 中储粮和汇福粮油、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及其相关企业、 一些食用油生产企业、 一些罐车运输行业的人、 一些监管部门。 涉事的企业汇福粮油、中储粮下属天津分公司，都大有来头。 中储粮集团，央企，成立于2000年，是国内最大、国际影响举足轻重的农产品储备集团，肩负着守护大国粮仓的重任，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棉油的经营管理及执行国家调控任务。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则是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汇福粮油集团，同样是一家大公司，始建于1999年10月，是以大豆加工为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自2004年以来，连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企业500强”，“中国食品工业十强企业”。 相信很多人都吃过它们品牌的油，这完全是所有普通人都避不开的事。 2 有意思的是，这篇调查报道发出后，一些人怀疑这是“假记者”“假报道”，期待着事件会反转，甚至算着这篇报道不能“存活”多长时间。 不过，仍然有许多人力挺新京报的调查记者，网上出现了一大奇观——排队给新京报“打赏”，希望以此表达对坚持调查报道记者的敬意。 网络图片 一位博主说：“向跟踪调查的记者致敬。敢于说真话的人太少了，这个报道能发出来也属于珍惜资料了”。 到目前为止，涉事的汇福粮油集团和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均已做了回应。 中储粮集团称，从7月5日开始在全系统开展专项大排查，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运输单位和承运车辆依法终止运输合作。 全文没有一句道歉！没有召回！整整6天了，也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调查结果。 网络图片 汇福粮油集团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已对此事进行调查，公司正在等官方通报。“这个油罐车不是我们单位的油罐车，涉及我们公司‘汇福’品牌的油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的。”该工作人员称。 难道是临时车？ 这样的回应，显然未能平息公众的恐慌情绪，而且靠企业自查能查出什么？ 今天，央视网终于看不下去了，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评论——《这样的草台班子是要消费者的命》，直接发出14亿人的灵魂一问：与投毒何异？ 在这篇评论中，极其罕见地对“中字头”企业的板子重重落下： _对于食用液体出入库的管理方，尤其是中字头这样的接收方，坚称“不验罐是因为没办法分辨”，则完全令人咋舌。_相信这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无德、无责任心导致助纣为虐。 网络图片 甚至，对监管部门也相当不客气： _要感谢曝光此事的媒体，让我们看到了食品运输行业存在的问题。但让人痛心的是，这么多年，没有行业内的人站出来，而是靠记者得到线索追查出来，_媒体干了监管的活。食品安全，要不得的是形式主义。哪有那么多草台班子，凡事只怕“认真”二字。 正因为真相揭露得不容易，我们更要珍惜。 后续的监管动作要跟上，才是对调查记者和调查报道最好的尊重。 3 事实上，在中国推动食品安全的路上，新闻媒体一直是关键的力量。 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冲在最前面的总有调查记者的身影。尤其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更是中国食品安全的标志性事件，可载入中国新闻史。 当年 9 月 11 日的《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表了《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报道顶着巨大压力，第一次明确点了三鹿的名字。当天晚上，三鹿集团宣布召回约700吨奶粉产品，但已有近30万儿童患病，6名婴孩因毒奶死亡。三鹿轰然倒下，负责销售三聚氰胺、制作带毒原奶的三名主犯被判处死刑。 网络图片 后来，曾有人问起简光洲，当时你怎么敢将“点名”三鹿？他说： “我看到家长们哭着把不到一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 我看到医生冒着被指责手术不当的风险为婴儿实施全身麻醉， 我看到5毫米的的管子从痛苦的婴儿的尿道里插进去， 护士们在婴儿的头多次地寻找能够扎针的血管……” 此后每一年的记者节，人们都会想起简光洲，致敬媒体的良知和勇气。“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年中国传媒的良心”。 回顾这些年的食品安全事件，有人总结说：“中国人是在食品安全中完成了化学扫盲”。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鸭蛋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牛奶中认识了“三聚氰胺” 此外，还有“皮革奶”、“瘦肉精”、“塑化剂”、“工业明胶”、“甜蜜素”、“神农丹”、“亚硝酸钠”……五花八门，令人震惊。就在这两年，央视还曝光了老坛酸菜包“脚踩土坑酸菜”、禹州红薯粉条造假等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的食品安全，也在一次次的舆论监督中逐渐提升。根据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中国在107个国家中的总得分排名，已经从最低45名左右，上升到2022年的25名。 不过，“质量与安全”这一项的得分，依然只能排在第46名，比起十年前，甚至还有所下降。 网络图片 食品安全，任重而道远。 4 不过，令人忧心的是，当食品安全问题还远远没能放心，我们可能已经面临调查记者凋零的现状了。 去年，有一部张颂文主演的电影《不止不休》上映，这是一部致敬调查记者的作品，却收获了极为惨淡的票房。凭借张颂文在《狂飙》后的超强号召力，其内地票房也仅仅是突破了： 5000万。 网络图片 电影的原型之一，是2003年报道《一亿人的反歧视主张》的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韩福东。这篇文章，改变了1亿乙肝患者在就业和上学等方面遭遇的歧视。然而，韩福东也早已离开了记者的岗位。 简光洲也在2012年离开了东方早报，走之前发了一条微博，“好吧，新闻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意犹未尽，心有不甘。 2018年，前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在微博上写到，“支持一个人去做调查记者的，不是钱，是被尊重感、荣誉感，是真相至上的信念，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可以感觉自己很酷”。 学者张志安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透露，调查记者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趋势，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研究中核定的全国调查记者数量，仅有175名，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 网络图片 不过，他们的平均从业年限，从8年上升到10年。 这可能就调查记者这个行业的缩影：人数越来越少，但老兵不死，他们依然顽强。 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正是这样一位留守的老兵。 在暗访“胖哥俩”后厨的时候，他一家家联系门店面试、应聘进入后厨，在切菜、配菜的岗位上干了四五天。 夏季的北京，室外超过30度，后厨间里十个灶台，没有独立空调。韩福涛穿一层自己的衣服，再套上员工服，最外面围上一条不透气的皮围裙，没一会儿就全身都是汗。“有时候实在热得不行了，会去冷菜间和杀蟹间凉快会儿。” 就这样，他扎扎实实地掌握了“胖哥俩”食材变质的证据。 网络图片 在视频下的评论中，有人说调查记者是最接近超级英雄的职业。韩福涛却表示自己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只是现在的调查记者太少了才显得稀缺。如果时间再往回十几年，在纸媒的黄金年代，有许多优秀的记者，他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干调查记者，脚踏实地，吃得了苦，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锻炼”。 今天，韩福涛笔下的调查报道，再次一鸣惊人，震动了食品安全的警钟。但他许下的这个愿望，不知道还有多大机会实现？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智谷趋势
王和岩，财新传媒主笔，业界人称“三姐”，部分原因是岁月让她到了“大姐”的年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同行对她的业务、人品的认可和尊敬。在“调查记者”日渐稀缺以致可以成为招牌的今天，她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低调，从未以此自矜，但她的新闻作品，比如谷俊山系列报道、武长顺系列报道，每一篇都体现着记者的价值，独家、独到。 人生总会有顺流、逆流，是什么支撑着她20多年初心不改？ 新闻是青春的职业，她如何让自己的“开花期”持续了20多年？每一篇独家报道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坚持和付出？ 剖析自己的作品，她自认有哪些优点和不足？ 前媒体人刘万永对话财新传媒主笔王和岩，听一听一位调查记者的热爱、困惑和希望。 01 做调查记者契合我 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刘万永：你在甘肃当了10年公务员，后来怎么当了记者？ 王和岩：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甘肃陇南地委党校。那个年代，党校是很边缘的一个单位，大多都在荒郊野外。我报到的第一天，教务处用的布沙发，硬得像铁一样，据说还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 硬件条件差是其次，关键在于无所事事。我刚参加工作，对未来还是满怀信心的，迎头撞击的却是无比郁闷的生活。 1999年5月，我停薪留职到了深圳，在《人在旅途》杂志当记者，历经辗转，2001年5月到《中国商报》，2005年10月16日，又到了《财经》杂志。2009年参与创办财新。 刘万永：为什么要选择记者，而不是创业？ 王和岩：很多人去深圳淘金，但我对淘金没概念，我最爱干的工作就是做记者。 我对记者最早的认知是在高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来到大西北。我所在的中学，有很多来自大城市的教师。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时，学校要表彰这些老教师，要求给每个先进教师写篇小传，我写作文还可以，就被挑上写其中两位老师。 写小传就要了解人家，要采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像作文要绞尽脑汁去编，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采访的过程让我感觉很快乐，写起来也很顺利。 后来跟语文老师汇报，我还得意洋洋地说，我把问题都提前写在本上，再去问他们。老师说，你这样不对。但我这个人比较胆怯，也不好意思问为什么不对。 后来看电影《十字街头》，赵丹扮演在报馆工作的老赵，他去采访，想不起问题来回翻采访本，很笨拙的样子。可能老师觉得我像那个人一样很笨。 刘万永：你觉得你真正的记者生涯是从什么开始的？ 王和岩：《中国商报》吧。虽然在杂志时也采访过，但那时候主要是做编辑，写的稿子基本是随笔。到《中国商报》以后，才有了比较合格的新闻作品。 有一年，内蒙古金川酒业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说他们的金川啤酒延年益寿，还能治病。 我把材料拿回来研究，觉得很多说法没法自圆其说。 比如，他们说喝了啤酒的那一组小白鼠，寿命比其他没喝的长。可我觉得从小白鼠到人，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后来我又采访了一些医学专家。他们都很怀疑：有医生说，酒精对人体有害无益，这是公认的结论；还有专家说，如果是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试验，取得这样的成果，推到人身上可能还近一点，从小白鼠一下类比到人，缺乏足够的科学验证。 材料里附有一份实验报告，是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出具的。我打电话找到那家研究所，对方说报告只是对样本进行了分析，样本来源他们不管。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结论。后来，我写了一篇报道，表示质疑。后来对方找到我，承认报道没问题，但希望不要再报道了。 刘万永：你去当记者，特别是最初的那些年，会不会有各种不适应，有没有后悔过？ 王和岩：我进入记者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很厌倦公务员的工作，我很不喜欢那种生活方式。在机关，普通小职员唯一需要具备的品质就是小心翼翼、察言观色；而且做的都是大量事务性的工作，没有创造性，很乏味。 作记者，可以对社会发言，可以满足你内心最朴素的正义感。记者这个职业捍卫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有公共关怀，也有启蒙作用。每发表一篇稿子，无论干预现实还是记录历史，或者两者兼备，都让你感到它有价值和意义。这是公务员生活所无法企及的。 起初我基本做编辑，不是一开始就做高强度的突发报道和调查报道，也就没有太多出稿的压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这个行业充满了热情和新鲜感，觉得采访特别让我快乐。 在《中国贫困地区》杂志时，要去特别穷的农村采访，因为和自己的生活反差很大，会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信息，觉得特别兴奋。 后来，我在《中国商报》专门做调查报道，经常出差。一位副总编曾半开玩笑说，来报社的人，只要是看着像上访户的，就是来找我的。因为其他同事好像不太愿意做那种成天跟苦主打交道的题，我倒是挺喜欢做。 那个时候我频繁出差，乐此不疲。记得一个同事说，感觉你好像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里面了。其实我自己反而浑然不觉。 刘万永：怎么就一步步走到调查记者了？ 王和岩：我明确知道调查记者这个词是2004年。当时我也面临着一些职业困惑，我入行很晚，我的同事都是很年轻的记者，和我同龄的很多都要做编辑了。 那时候读了展江老师的书，了解到原来在西方国家，调查记者是新闻职业里面最受尊敬的，而且也不要求吃青春饭，西方很多调查记者白发苍苍依然还在一线做调查，很敬仰他们 我不是一个在写作上有天赋的人。做调查记者，要求一个记者要很踏实、很执着、很专注，可能对写作要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这个比较契合我对职业的热爱，就想去做调查报道。 02 要坦率地告诉采访对象：我需要你的帮助 刘万永：很多记者会焦虑，没选题时焦虑选题，有选题时焦虑怎么做。你焦虑吗？ 王和岩：我不是一个想的特别远的记者，比如说拿到一个选题我不大会先想怎么做，做多久才能完成。我好像不太去想太远的事情，只想眼前怎么找人。 面对一个选题，要是坐在家里想，可能永远都想不出来。还是要走出家门，到现场去；拿起电话，找知情人。比如我做的《程伟案中案》，就是一点一点跑出来的。 2006年4月下旬，《财经》杂志刊发了《程伟案中案》，这是我入职《财经》后发的第一篇封面。 天津海事法院做会计程伟，涉嫌贪污、挪用6000万元公款和执行款。2005年夏天，程伟出逃，引出1949年以来中国司法领域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案，并连环牵出检察机关反贪官员受贿大案。 这篇一万多字的调查报道，起源于一则特别模糊的传闻：《财经》的一名编辑听人说，“天津海事法院出大事了，他们那边有一个会计，把执行款挪用了6000万，跑了。” 这个题最后派给了我。编辑安慰我说，我们在天津没有任何资源，你去了解一下，不要有太大压力。 40多天里，我五下津门，就像拼图一样，一点一点搜集、确认信息，终于摸清了情况。 最初，我通过朋友了解到确有其事，但有关部门明确说不能做。 2006年2月22日，忐忑不安中，我第一次前往天津，辗转找到天津一名法院工作人员，对方一听我想了解海事法院的事，头摇得像拨浪鼓。几经寒暄，对方答应说几句话，好让我回单位交差。 了解了大体案情后，寻找涉案者成了我努力的方向。 经联系，天津海事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答应见我。说明来意后，他面露难色，一味东拉西扯，跟案情有关的话一句也不说。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仍一无所获，我只好起身告辞。这时，他小心翼翼递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两个人名：程伟、刘晓环。“这是涉案的会计和出纳，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个。” 采访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 刘万永：记得你采访时伪装了一个身份，但被采访对象识破了。 王和岩：是的。有一天，听采访对象说程伟好像在天津开发区某小区有栋别墅，被天津高院查封，我决定去那里碰碰运气。我装作买房人，程伟的别墅前转时，一名男子来开房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是替老板来看房，他问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我看着米色的墙随口胡诌：“做涂料的。” 这个人自称与程伟认识多年。聊天中，我获得了程伟出逃前后的一些情况。 过了两天再联系，他推说自己很忙，感觉比较抵触。我试着坚持：“我还是想再和你见面讨论下买房的事。如果下午没时间，晚上也行。”起先，他说没时间，我都不抱希望了。谁知他又说，五点钟给你打电话吧。 后来我们在酒店咖啡厅见面，寒暄后他突然说：“你是记者吧？” 我一下子心虚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他盯着我说，“感觉你不像买房子的，更像是记者。” 我决定豁出去了，说：“对不起，我是记者。我为此前所说的假话向你道歉。” 我解释，约他见面第一是为了工作，第二自己没有做坏事，第三不会伤害他。之所以没有说出真实身份，是怕他有顾虑不肯说。 一番说服后，我心一横，说：“我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但也尊重你的决定。”那时，真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 他笑了：“其实，你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我心中就有底了。我知道出这么大的事，不是程伟一个人的问题。”他又介绍了一些程伟涉案的情况，并称共有11人涉案。 后来，经过不断的找人、采访，终于落实了11名涉案者个人信息及所涉全部案情、事由。 刘万永：我们常说记者怎么去突破，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幸运因素的。 王和岩：对，是有幸运因素。但还是应该尽可能真诚对待别人，比如他问我是不是记者，我告诉他我是。如果你不告诉他是记者，对方会问，你不是记者问这个干嘛？ 实际上，你告诉对方真实身份以后，对方反而会对你放心。最坏的结局就是拒绝你。如果对方不愿意说，一方面要理解对方，另一方面还是要尽可能说服对方。 刘万永：我的朋友石扉客说，采访仰仗的是陌生人的慈悲（今天他终于承认这也不是他的原创）。也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是最难的，一个是把别人兜里的钱拿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让别人把不愿意说的话说出来。你是怎样让你的采访对象开口说呢？ 王和岩：首先你要去现场，和采访对象见面，不要试图在电话里说服对方。 我不是一个善于当面拒绝别人的人，推己及人，我觉得一个人去当面拒绝另外一个人，心理上多少有一些障碍，不像电话里说可以立马挂了。 我很少在电话里说服对方接受我的采访。因为如果对方不同意跟你见面，你就没有路可走了。但是我要是找到你，采访的成功率就提高了50%。 第一个是我要找到你，第二个就是告诉你我的诚意。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像破案一样，距离案发现场最近，你就最有可能获得关键信息。 另外，不要讳言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很多人明明需要帮助，但又不愿意讲。我会直截了当告诉采访对象，我在这边采访，很不顺利，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也不认识人，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像这种开诚布公地求助，我是没有心理负担的。有时，也需要让采访对象了解记者这个职业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与价值，因为朴素的正义感，人皆有之。 刘万永：做记者，除了你的这种突破，韧性、抗压性也很重要。财新关于谷俊山的报道，应该是你采访时间最长，定稿后等待时间最长的报道了吧？ 王和岩：一开始，你并不知道这个事情里面水有多深，料有多丰富。只是凭直觉和简单的判断，选题重大。随着采访的深入，神经会越来越兴奋。材料掌握得越多，就越明白这个题能做出来多少。 动身去濮阳的时候，我确实比较忐忑，我对部队系统很陌生，去的时候还是有畏难情绪的。编辑说，你先去他老家跑一趟。 我当时焦虑到什么程度，刚到河南濮阳，打车去酒店的路上就问司机：你们这好像出过一个将军？他说是不是叫谷俊山？我说对，他有个弟弟叫谷三，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他说，东白仓村。 我一下子就觉得不像一始那么茫然了。随着不断了解，材料多了，信心就慢慢足一些。 在东白仓村，我看见几个村民站着聊天，就过去问了，一听说我打听谷俊山的弟弟谷三，那几个人的神情一愣，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是北京来的记者，为什么强调是北京来的？我想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当地的，他们就有一种信任感。而且那么远跑来，可见对这个事情有多重视。 他们说你有证件吗？我拿出记者证给他们看。一个村民说，你跟我来，我就跟在他后面，在个小胡同里面拐了几个弯，然后拐到他家，另外两个农民后来也过来，给我讲了谷三的一些劣迹。 刘万永：那个稿子最后刊发也是等了很长时间，中间有没有这种很焦灼的心态？ 王和岩：也有，一开始舒立说这个稿子先放一下，我原来就想着是一两个月，没想到是一年。期间，我不断打听谷俊山案的调查情况。 我一开始做调查的时候，这个案子前景并不明朗，虽然他的职务被免了，但人还可以自由活动，会客见人都没什么问题。 当时，官方对他的调查实际上是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在漫长等待的几个月里官方对谷俊山的调查由最初的军队内部处理，逐渐变成有中央纪委参与，直至转向司法审理。 那时候，我不断找人打听，有一点消息就赶快给编辑部发邮件，让财新编辑部知道刊发这篇报道的风险在不断降低。 等的过程中也在完善内容。比如涉及钓鱼台5号院的部分内容，就是后来不断完善补充的。 03 做新闻需要一种执念 刘万永：做记者这么多年，你觉得你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王和岩：劣势是不善于随机应变。很多记者很机智，别人一质问，立马就能想出一套说辞，把对方糊弄过去。我基本上是实话实说，或者部分实话实说。 优势可能是我对职业的执念。我特别爱看两种题材的视频，一种是考古发掘，我觉得像做调查，过程充满发现，充满奇迹，充满让你惊奇的东西；还有一个是警匪片，我觉得特别好玩，特别刺激。 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庸常的人生就是很郁闷，但做记者会带来很多生活的快乐。庸常的人生需要新闻给予的快乐。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我想调查监狱黑幕，还有就是走私、贩卖军火这种隐秘故事。故事越隐秘，阴谋越幽深，对我越有吸引力。 刘万永：回想我自己的报道，平衡、克制方面可以说没啥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读性差。你有没有反思，自己的报道在文本上有没有问题？ 王和岩：当然有了。我经常做一些法制报道，涉及大量的法律术语，写得比较硬。那种法言法语，我会尽可能通俗化、简洁化，变成自己的语言。 但是我跟编辑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编辑认为我们做的报道都是高对抗性的，当你对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法律语言进行改写，力图用公众能听懂的语言阐述，可能会面临比较高各种风险。编辑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我还是认为，原文照搬法律文件是比较偷懒的行为，我还是希望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之上，尽可能用简洁通晓的语言去表达。当然，准确是第一位的，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可读性要让位于真实性。 还有一个问题是喧宾夺主。我们做的很多选题比较重大，细节过多会冲淡主题。在主干清晰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细节，增强可读性，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每家媒体都有自己的受众，你不可能吸引所有读者，只能吸引目标读者。 作为一个记者，对文字的追求应该是无止境的，但还是要认清楚自己的局限所在。有时候你只能承认现实，就吸引这一部分读者。 刘万永：你说的对抗性，一是采访本身，二是报道发表后可能有人找你公关，甚至引起诉讼。你这么多年有没有打过官司？ 王和岩：我也打过官司，在《中国商报》的时候就有过一次。我当时写的安徽交通厅厅长贪腐的案子，当时安徽交通系统抓了好多人，一个地级市的交通局局长协助调查了，但是我写被纪委给带走了。 那个稿子大概是9000字，关于他的表述是11个字，因为这11个字，对方把我们告上法庭，我们败诉了。 做报道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和吸取教训的过程。 有的报道，对方确实来找过，但没有找出稿子的问题来，指不出硬伤。 但是商报的事情，还是让我明白，稿子除了多方核实，最终呈现跟采访之间，也要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掌握8分的证据，最多说6分的话。表达除了严谨，也要克制。 刘万永：通缉犯金毅当上河北唐山财政局副局长的报道，是你存活周期最短的一个报道，就十几分钟。有没有挫败感？ 王和岩：10分钟，10分钟就被删掉了，我自己都没看到。 我跟德国同行交流时也被问到这个事。他们说你会不会很沮丧？我就说，当时很生气，后来想想，有10分钟我已经很满足了，这就是中国记者要面临的环境，你没法改变。 刘万永：你比我入行晚一年，我辞职两年了，也就说你到目前为止比我多做了一年了，目测会继续超越我的记录。对还在做调查记者这行的，你有什么想说的？ 王和岩：前两天，有一个实习生结束实习后问我：在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对这个职业有没有过厌倦？是什么让你坚持到底？我跟她说，我也有过倦怠感，任何一个职业从事的久了，都会有倦怠感。但是跟其它的职业相比，我还是觉得做记者有意思。 她说：“我明白了，没有任何行业是理想乡。 是的，没有一个职业让你永远信心满满、激情澎湃。 刘万永：有没有无力感？ 王和岩：这肯定是伴随着这个职业终身的，因为很多事情报道后，会发现于事无补，而且你说的好多话，都是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说过的话，比如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但你还是要坚持。 刘万永：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王和岩：等我把房贷还完了吧，哈哈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友多闻
看到一个“夜班媒体人”救助贴，说是救助了几十个夜班编辑。我点开一看，真的有我以前工作单位的，一个美编，那时还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我2005到2016都在做夜班编辑。最初决定加入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上班到凌晨一两点，白天还有时间看书，真是理想的职业。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并不是每天凌晨2点都能下班，有时候要等到四五点，而且你等的东西，又都是绝对无聊的。有一天凌晨4点，我在报社下面等出租车，一辆汽车停下，下来两个人抢走了我的背包。 里面有下雨换下来的袜子，还有克尔凯郭尔的书。这本存在主义者哲学家，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的书会这样流通。 10年报纸生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编辑。中国的编辑有一种双重性，既是“新闻人”，又是“审查者”，当我发现后一种比重越来越重的时候，我就丧失了动力。没多久我就离开了，先是去报社的新媒体，然后是去做杂志，2019年成为绝对意义上的个体户和自由人。 这是“职业生涯”的结束，却也是“真正新闻人”的开始。疫情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成都郫都区杀三只猫的消息（它们的主人阳性了），和在深圳的朋友讨论为什么成都没有媒体报道这件事，我突然想到，我应该来写这个。 那一瞬间我全身僵硬，不得不做了一组深呼吸才从床上下来，打开电脑。我知道新的时刻开始了，如果我写这个，会意味着什么。我知道疫情中成都还会发生一些类似的事，不会有人写也不会有人评论，现在我把这作为自己的责任。 我第一次认识到，在从媒体辞职两年后，自己真正成为了“新闻人”。我不得不集编辑、记者、评论人角色为一身，战战兢兢，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有些话评估再三，还是不得不从文档中删除，这让我想起在报社受到的那些训练。 坦白说，真正成为一个新闻人，滋味并不太好受，压力非常大。我知道在以前的同事、朋友心中，自己也慢慢变得“危险”，让人讨厌。 但是也因为这些写作，我真正成为“一个成都人”。一个标志是，一些美食家朋友把我拉进了他们的群，“以后不管怎样，跟着我们你都会有好吃的了。”行走在成都的街头，我比以往更有安全感。 想起2005年刚到报社工作的时候，还有来自纽约时报编辑的培训。记得当时报社有领导还向纽约时报的同行展示不久前阿拉法特去世时，“本报”做的版面，纽时的同行发出赞叹——那时真切感受到“新闻”是一个行业，有全球通用的语言和范式。 前几天刚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专门去新闻学院参观了一下，和普利策的雕塑合了影。 后来才注意到，照片中我挡住了他的名言： Our republic and its press will rise or fall together. An able, disinterested, public-spirited press, with trained intelligence to know the right and courage to do it, can preserve that public virtue without which popular government is a sham and a mockery. A cynical, mercenary, demagogic press will produce in time a people as base as itself. The power to mol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will be in the hands of the journalism of future generations. 我们的共和国和它的新闻媒体将共同兴衰。一家有能力、公正、秉持公共利益的新闻媒体，具备训练有素的智慧去认知正确之事，并有勇气去实践，可以维护公共美德，没有这些美德，民主政府就是虚伪和嘲弄。愤世嫉俗、唯利是图、煽动民众的新闻媒体最终会培养出与其本身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将掌握在未来一代新闻媒体的手中。 即便是把它们翻译成中文，读起来也多么陌生啊（也让人心惊肉跳）。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有什么样的媒体，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民族——媒体人的责任就是这么大。“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将掌握在子女后代的新闻从业者手中。”这不是褒扬，不是期待，而是一种诘问。 必须批判普利策老师，不然我们的日子怎么过？ 我们经常反过来思考，并且为自己辩解，“大环境……所以我只能……”我们假装不知道，媒体人不但是环境的一部分，还参与了环境的塑造。估计今天有不少人又会开心庆祝“记者节”，特别写下这篇添堵的短文。 如果重新回到2005年，还会选择到报社当夜班编辑吗？如果我知道这一切，可能还会如此选择，尤其是辞职后的时光，即便是18岁最天真时的我也会认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关于《不止不休》，网上有条评论，认为这部电影原本没有准备上院线，所以一直搁了两年，直到张颂文《狂飙》后爆红，才借势推出。 导演王晶听我转述了这个说法后，微信上回复说，阴谋论的一大便利，就是让任何人都掌握了对某事件的解释权，即便他们对真相一无所知。他既然拍这部片子，肯定一开始就是冲着院线。 之所以延宕两年，是有一些无法抗拒的原因。“我难道几年前就找个算卦的，能算出来张老师今年会大红？” 《不止不休》是王晶第一次当导演，题材又偏文艺和理想主义。对他来说，坊间的一些猜测与其说是轻浮，不如说是残忍。 而这，本就是理想主义者——比如《不止不休》中白客和张颂文饰演的那群人的宿命。形格势禁，被道德绑架，被群众猜疑。蜗居在舆论的地下室里，像白客和女朋友一样，小心翼翼地伺候头顶的脏水。 因此评判这部电影，就不得不超越票房，从斑驳的光影里，辨析出更多的身形与人心。毕竟，这很可能是对纸媒黄金年代最后一次描摹。 最高仿的编辑部 在服装、道具和美术方面，《不止不休》中的纸媒编辑部，绝对称得上国产影视剧的极致。与其相比，前不久《狂飙》中对媒体和记者的描述，近乎儿戏。 《不止不休》召集了一大群媒体人——或许应该叫前媒体人参与创作，他们能提供的帮助，任何专业编剧和美工都无法企及。 最触动我的，是男一韩东（白客）与男二黄江（张颂文）在编辑部首次见面时，黄江的面目和装束跟我一位老朋友完全一样：胡子拉碴，大冬天的，套着一件春秋装的军绿风衬衫。 2015年夏天，这位朋友因为抑郁症去世。——去世前大概十天，他去外地采访，吃光了抗抑郁药物。 送走他4个月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篇名就叫《岂曰无衣》，讲的是，2010年夏天，他坐动车怕被空调冻着，我就送了他一件厚衬衫避寒，他非常喜欢这件衣服，以至于冬天也经常穿着充当外套。 影片中，黄江和韩东调查矿难时，特意爬伏到地上，蹭了一身灰。这很接地气。记者为了隐藏身份，借工服甚至顺走医生的白大褂穿，在矿难和其他事故现场都不鲜见。 导演告诉我，这个创意来自一位老记者的讲述：在他完成调查返回北京后，一个人走在长安街上，阳光照着他的旧衣裳，旧衣裳又一直散扬着从现场带回的尘土。 老记者感觉，“能有这一刻，做什么都值得”。 事实上，《不止不休》也是这群老记者的作品。电影院里，我看到字幕上闪过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多年前，这些名字都被打印在报刊的版权页和标题下方。时空重置，离散的人又重逢，只是变了角色。 他们之中还在做记者的，已十不存一。男主角韩东的原型，跟我在南方某报社曾同事五年。至今，他离开媒体也已经有七八年了。 为一亿人表达反歧视主张的记者，多年后还是要复归世俗，在十四亿人中谋一个安身立命的位置。 《不止不休》中，先后有一支笔和一份报纸在北京的大气层中漂浮。电影没有交代它们的归宿，但谁都知道，它们飘到最后，一定会被地心引力收编。 捉襟见肘的真相 与高仿的内景相比，《不止不休》的外景就有些捉襟见肘。影片在2019年底开拍，距离韩东与黄江邂逅，已有16年之久。北京大部分的街景，早已不是旧日面目。 《不止不休》用大量特写镜头，竭力贴近那个时代那群人。走出编辑部，就用更多的远景和虚焦，躲闪这个时代的人和景。在不合时宜中，难免无奈和拧巴。 我没有看过内部观摩版以院线版来看，《不止不休》最大的BUG，是对都市报权力架构，以及由该架构决定的编发流程，处理得过于简单，甚至随意。 最扎眼的，是黄江的角色。如果照影片所说，他是一个记者，要下一线采访。这样的职务，并没有权力参与报纸的后期编辑，更没有权力撤稿，还是头版头题——这在任何一家都市报，都必须副总编辑以上。 《不休不止》对此的处理，过于粗糙。不过平心而论，如果不回避报社的科层级管理，不绕开都市报的风控体系，不将黄江升级为整个报社的人格化载体，故事便无法推动。 而在此之前，黄江和韩东供职的京城时报，已经凌空蹈虚。与现实能匹配给它的权力和职责比，它更接近新闻教科书对“媒体”的定位。 在现实与剧情的夹缝之中，不难看出《不止不休》一直在努力留存一些东西。比如韩东被派出所拷在暖气管上留置的细节，就是一次小小的控诉。 我们不要忘了，那可是2003年冬天。这一年春天，湖北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打死在强制收容机构里。这一年夏天，国务院出台新规定，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所以问题来了，按理说，韩东和黄江在讨论此事时必然会提及的孙志刚事件，在电影中销声匿迹。 更让人沮丧的是，韩东的原型记者在报道反乙肝歧视之后，转到南方某报社。在入职体检时，应该还是要检查乙肝。 我确信，因为我在他之后入职。已经是2010年11月初，我的入职体检定点在广州天河区一家医院，当时还有乙肝三项的检测。因为这不符合国家规定，所以在抽血前，我还必须在一张承诺书上签名，表示是我自愿主动。 《不止不休》中韩东从实习生转记者入职，甚至连体检都没做。整部片子停留在一个光明的尾巴上，韩东永远年轻，永远热血澎湃，这如何不让人羡慕。 现实比想象更远 《不休不止》还有一些细节值得商榷，我一并点一下： 京城时报的报头，用的是宋体字，而报社门口的招牌上，报名用的是行楷，两者不一样，在现实中很少见； 对矿难的报道，标题起得过于随意。更符合业务标准的，应该是“山西某某市矿难死多少人被瞒报”，即便电影中《被掩埋的真相》的主标题可以用，那么副标题“兆家沟煤矿”前，至少也应该加上“山西”以点出省别； 彪哥家门口贴的封条，印的是“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少了一个“市”； 影片结尾，北京西站站前广场，出现了一块被虚化成马赛克的彩色大屏幕，那应该不是2003年的物件…… 除了这些无伤大雅之处，《不止不休》中矿难家属领封口费的桥段，其实更欠缺推敲。 一条矿工的人命20万元，在当年确实是那个价格，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矿难，在2008年左右，一条人命已经涨到了60万元到100万元。 像电影中那么轻松地突破封锁，进入家属群居的宾馆，在现实中太需要运气了。 首先，矿难发生后，处置方不仅仅包括矿老板，也必然有当地矿业管理部门、警方以及宣传部门，他们远不像片中的“贾科长”那样好糊弄。 这些地方势力联手，需要应付的也不仅是家属，更包括各路真假记者。这些“记者”中，真正和韩东一样挖掘真相的，估计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他都是冲着封口费而来。 在中部某省，就曾发生过几百名“记者”在矿难后排队领钱的盛况。一个“记者”能领多少钱，取决于其背后招牌的大小，以及掌握信息的多寡。 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中，韩东想见到家属，会容易吗？ 即使他突破门禁，接触到死者家属，家属在拿到钱后，也基本不会像电影中那么配合。这时候，他们已经和矿老板达成共识。 矿难有个惯例，在亲人被困井下后，家属首先想到的是救人。得知死讯后，就是谈钱。拿到钱后，媒体就会成为矿老板和死者家属共同提防的对象。 我知道这些，因为我曾辗转数地，被好几家矿难死者家属驱赶，其中有个家属还抽下挑水的扁担，作势要挥到我头上。 现实的吊诡离奇，任何编剧穷尽想象力也无法企及。 在韩东进入《京城时报》实习一个月前，我进入河南一家都市报实习。第二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进入另一家都市报，没过几天就遇到一件惨剧。 一位矿工被困井下，人们在井口处还能听到他用工具敲击管道的声音。但因为救援他的难度和开支都太大，矿方最终说服家属接受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价码，放弃了救援。 19年后，《不止不休》让我想起了这位矿工在地下数百米的敲击声。这部以理想之名逆流的诚意之作，恐是一场最后的祭奠。 散场后，被作为原型并客串出场的媒体人，以龙套或其他身份登上字幕的媒体人，都不得不继续从事“转型”后的工作，投身俗常的生活。 更多故事，将永不得流传。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卖杏花）
或许这个社会真的不需要调查记者了吧，我总是这样想来宽慰自己。 网络图片 这张照片里的两位“民工大哥”是我印象中最后的调查记者影像。是的，这两位是打扮成民工企图混进东航321坠机事故现场采访的调查记者。 左边那位是和我同年入职南方报业的记者杜强，右边那位是他的搭档陈玮曦，都是有着多年现场突破经验的“老手”，但还是被机智的公安干警迅速识破，驱离现场。 当前正在上映的，由贾樟柯监制、张颂文出演的致敬调查记者的电影《不止不休》中也有类似的情节： 张颂文饰演的资深调查记者带着一腔热血的实习记者（白客饰演）前往山西采访矿难，他们先是装扮成民工潜入矿场摸底，然后又装扮成遇难者家属混进宾馆采访，最终发出头版头条报道，将被隐瞒的矿难真相公之于众。 网络图片 电影中有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穿上老乡提供的衣服后，张颂文感觉要混进煤矿矿场还差一口气，带着白客就地趴在土路上摩擦，蹭出满身煤灰，真正融入新闻现场。这种细节必定是真正做过一线调查采访的资深记者参与编剧才设计出来的。 只可惜，这样的场景只可能发生在20年前。现在要是还有调查记者这么干，迎接他们的除了封锁现场的民警，还会有舆论铺天盖地的铁拳： 你们潜入事故现场是不是在干扰救援，居心不良？！ 你们乔装打扮采访悲痛中的遇难者家属，是不是吃人血馒头博流量？！ 嗯，这一套针对调查记者的组合拳我可真是见得多了。它打倒的不是调查记者本人，而是支撑调查记者新闻理想持续燃烧的那个信念： 社会需要真相，而真相能推动公平正义。 我们媒体这个行当从来不缺理想主义者，30年前有，20年前有，现在也有。 采访关隘重重？别着急，再想办法突破。当年为暗访黑砖窑用奴工事件，装扮成智障人员流浪多天被拉走的调查记者崔松旺算一个。 被黑恶势力威胁？不要紧，早习惯了。当年调查派出所民警收保护费、采访假种子坑害农民事件被死亡威胁的我，腆着脸也算一个。（备注：下图中被伤害的记者不是我） 网络图片 辛苦做出的报道发不出来？也行吧，下次再挖猛料。上面提到的杜强和陈玮曦，谁还没经历过十次八次被毙稿，可谁也没有因此放弃，可以算两个。 调查记者收入不高，没关系，还年轻可以先为理想打拼几年。如果这份职业还有荣耀，可能正在阅读文章的你也会愿意成为其中一个。 但是当新闻理想失去了社会基础，那是真的不行了…… 很多业界专家都认为是媒介变革导致了调查记者的凋零，也有很多读者认为是媒体尺度收紧压缩了调查记者生存的空间，这当然都很有道理。 但我想指出，真正让调查记者数量清零的致命一击，绝对是新闻理想在公共舆论领域的破碎： 追寻真相的努力不被尊重，真相本身不被受众认可，新闻理想成为一个羞于启齿甚至带有现实危险性的词，让调查记者最终清零。 是的，调查记者不是变少了，而是清零了，或者套用生态学的专业词汇，叫功能性灭绝了。 你别跟我杠说哪个媒体还有调查记者的头衔，或者哪位同行还在坚守，我并不是要否定他们的努力，而是陈述一个惨淡的现实： 近三年的重大社会事件，比如东航坠机事故，河南村镇银行爆雷，徐州铁链女，唐山烧烤店打人、上海疫情封控等事件中，再也没有一篇由调查记者经过现场采访发出的调查报道了。一篇都没有。 电影《不止不休》的原型之一，《一亿人的反歧视主张》报道作者是南方报业的媒体前辈，调查记者韩福东。这名热血汉子，已离开媒体多年。 网络图片 公映一周，取得5000万票房后，《不止不休》已经肉眼可见地凉了下去，连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张颂文都没能带飞…… 缅怀也好，致敬也罢，有调查记者冲在一线追寻真相的那个时代，回不来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