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

从严治党

习高喊“从严治党” 中国官员纷纷躺平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上任后大力打贪治腐,近日他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刊文重提“从严治党”,但强调不是要“把人管死,搞成暮气沉沉”。分析人士说,“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实现党内高度集权,但讽刺的是,这反而成了习旗下派系争相“表忠”权力斗争的政治工具,并且造成地方官员为了明哲保身而“躺平”,将经济发展放在其次,进而影响中国整体经济动能。 习近平3月15日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刊登署名文章,强调要“从严治党”,因为“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并提及“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并指上述的难题“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事实上,这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谈到要“从严治党”,也不是中国第一个领导人提出要“从严治党”。分析人士说,“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党内高度集权,所有独裁政党的领袖都是通过“从严治党”来实现对权力的完全控制。 党内集权 现居美国的前中国广州日报集团下的信息时报总编辑雷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打击异己,实现了对党内权力的掌控。建国后又在党内提出无数次路线斗争,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灭反对声音,树立领袖的绝对权威。 他说,改革开放以后,情况稍有不同。邓小平时代要清理毛的影响,前期重用胡耀邦、赵紫阳,重点在放权而不是个人集权,所以“从严治党”不那么明显。到了江泽民时代,他在党内根基不深,上台后到处抓权,打击异己,90年代党内的洗脑运动就很多。接着胡锦涛是弱主,没那么多想法,“从严治党”也不那么明显。而习上台后对集权的要求就十分强烈,所以强调“从严治党”,通过反腐大棒对党内进行高压管制,谁不听话就用纪委反腐来治,逐步实现对权力的高度集中。 雷歌说:“所以,这个‘从严治党’只是个说辞,实质的含义就是领袖要集权了,要求大家紧跟领袖、服从领袖。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视角上去看,就是习近平他讲的‘从严治党’,只是他全面管控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一个必要条件。” 全面管控 他表示,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加大对社会控制的力道,包括全面控制媒体和整肃互联网,让反对意见消音,同时开启宣传机器全民洗脑,用所谓的“爱国”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控制社会舆论的导向。 其次,控制私有资本,通过各种整顿、罚款让民企巨头归顺,以掌控经济命脉。通过所谓的“统一大市场”,恢复全国供销社系统,强调粮食安全,随时准备闭关锁国,讲求“内循环”。重推“枫桥经验”鼓励百姓相互监视举报,群众内斗。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让管控深入落实到每一个人。甚至推出“农管”,连历史上很少有人去管的松散的农民,习近平都想管起来等。 雷歌表示:“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靠一个强有力的党团组织去推行和落实。所以,他在下一盘大棋,每个党员都只是他棋盘上的一个走卒。” 有效手段 台湾中华亚太菁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智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上任十几年来,为了塑造其统治的正当性,以反贪打腐作为主要的手段,因而拉高了整个“从严治党”的诉求跟主张。但这项主张并没有因为他在“二十大”后、权力巩固而结束,而是不断地持续扩大。目前看起来,“从严治党”还是会被习奉为整个党内运行的主要圭臬之一。 王智盛说:“那这个状况,我觉得主要的核心还是在于说习认为这是有效的,对于整个清洗共产党里面的相关的问题,以及树立他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还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 不过,分析人士说,“从严治党”也带来反效果。官员争相“政治表忠”,让“从严治党”沦为政治斗争工具,造成官场阳奉阴违气息。而地方官员为了明哲保身,选择躺平,以免多做多错。他们把自己的乌纱帽摆在第一位,将经济发展放在其次,进而影响到中国整体经济动能。 加重斗争 王智盛表示,在习近平已经定于一尊核心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立下接班人,所以习以下的派系斗争仍然不断,包括福建帮、之江新军、陕西帮,以及后来的军工系等,都争相对习政治表忠。也就是说 “从严治党”反而变成了习以下的这些人彼此斗争、向上争取习信任的一种政治工具或手段,使政敌之间不断斗争的情况将更加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这次在《求是》的内容里,特别指出“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 王智盛说:“其实我相信习自己也感受到了‘从严治党’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做政治表忠,但是其实更多的地方官员们就选择这个躺平主义。” 官员躺平 他表示,从严治党跟贪腐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斗争清算的对象,所以很多地方官员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所以干脆选择躺平。习会在谈话中特别点出来,可见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危机,有意识地希望能扭转、激发地方官员的经济能动性。 中国异议人士季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所谓的最高指示(从严治党)一出来,更多的人就更不会做事了,因为就跟和尚撞钟一样,不撞钟的和尚永远不会撞错钟,只要撞钟就会撞错,就总有一两次要撞偏。” 他表示,他周围有很多同学、朋友都在地方厅局级担任干部,以前是不时要跟上级主动请示汇报,现在是只要上面没有要求,他们就尽量别碰,维持住现状就好,“很多人都不愿意干事了,能尽量少干就尽量少干”。 他表示,比如“两会”期间他“被旅游”,陪着他的两名国保从不积极,算是对他很“客气”的,只是叫他旅游期间别乱发帖,发一两幅风景照可以,但别谈政治,也别接受外媒采访,不要给他们惹麻烦就好。 季风说,他跟国保相处的感觉是只要不影响到他们的乌纱帽,他们根本也懒得理你,也不会来找麻烦;影响乌纱帽的时候,他们就会压着死一点,多说几句话都不行。 他说,国保这帮人都已经4、50岁了,基本上没有人想再往上升官了,全都巴不得早点退休,只要工资不短少,甚或少一点点,不要差太多都行。 旅美评论人士雷歌说,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党内的各级干部也大都对当今世界有所了解,对习的各种倒行逆施会真正认同的其实极少,包括党内高层也是。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慑于淫威,为保既得利益阳奉阴违,或者干脆躺平。” 政治表忠 他表示,“从严治党”的实质是领袖的个人集权,是要求所有人服从听命。因此,“政治表忠”实际上就是“从严治党”的目的和结果,“从严治党”就是要把党员个个都治到“政治表忠”,大家比着向领袖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造成一种“唯领袖马首是瞻”的政治生态,最终在绝对的个人崇拜中实现领袖对权力的绝对控制。而不表忠,或表忠慢的、不坚决的,都打入另册,找机会收拾。 他说,身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书记处书记的蔡奇,就是政治表忠的一个很好例子。蔡奇是中央的大管家,也是现在权力中心炙手可热的人物 。他最为人熟知的就是2017年冬天大规模清理北京所谓的“低端人口”,一夜之间把几十万外地在京百姓赶出家园,即使天寒地冻,无数人因此露宿街头,他也未停手。雷歌说,如此没人性底线的官员却深得习近平欣赏,因为他永远照习的意思办事,因此一路升迁,官运亨通。 雷歌说,相反的例子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处处与习近平唱反调。习说已实现全面小康,李就说全国还有近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块人民币。习坚持清零不动摇,李说发展经济很重要。习说要壮大国有企业,李说要给民营经济松绑。尽管李说的东西现在看起来更真实、更有道理,那也没用,到了“二十大”,年龄还没到的李克强,包括汪洋、胡春华等人,都被清出了权力中心。李克强更在去年突然死亡。 官场腐败 雷歌表示,这样的结果一定会造成官场上拍马吹牛的日见其多,而说实话办实事的日见其少,形成官场的腐败,就像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没一个懂经济干实事,在面对经济困难时大眼瞪小眼,大家一筹莫展一样。 雷歌表示,地方官员躺平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提拔升迁从来都是以人划线,而不是看他们真正做出什么成绩,尤其不再看经济方面的成绩,因为现在是政治挂帅,经济不重要,紧跟领袖才最重要,就像清零防疫,毁了经济也照样升官。而为了明哲保身,躺平不干或少干,就成了地方官员的最佳选择,以免出了问题还要自己负责。

习近平为什么要讲大党独有难题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9日在中纪委会议上要求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提到,中共若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2日,党媒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说法上大做文章。 综述一些观察人士的看法:习近平危言耸听并非首次,当年初掌大权,为“长治久安”,最终为其能够长期执政扫平到路,打出反腐旗号,在十八届中共政治局第一次会上便发出警告:“腐败问题越演越 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最终荡平党内异己,为此后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更为二十大废除中共党规实现第三任扫平了道路。 今天的习近平拥有的权力已非十八大初掌大权时可比,为什么在亲信簇拥,全面掌控党国、甚至有望终身执政的背景下强调“大党独有难题 ”,此刻,距离习近平二十大登上权力顶峰尚不足百日,难道拥有权力堪比毛泽东的习近平有点“高处不胜寒?”,或是终究意识到“江山永固”尚属梦想状态? 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质内容 习近平所言的中共必须解决的大党独有难题有六点,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是“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及“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应是习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恢复甚至强化了中共对内不忘斗争,对外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斗争的共产主义原生性。而随后所强调的三个统一以及强大的执政能力应是如何巩固统治权力、尤其是巩固个人权力的话术,后者更使习近平“忧思难忘”。从表面上看,二十大后,中共统治核心都已为习近平亲信把持,但在扫除异己后亲信内部的争权夺利势必很快形成,习近平强调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仍旧回到“两个确立”和“两个拥护”的逻辑上,即,一切都以是否忠诚于习近平“核心”来衡量,服从于习近平的意志就是服从党的意志,二十大上又把“两个确立”提到空前的高度,也意味着对习近平的意志要有绝对的服从,如中共政治局委员李鸿忠早已诠释过的:“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这种过分的强调从侧面反映了习近平对党内高官会有二心的疑虑。 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话题的背景 习近平在二十大顺利完成第三任,政治局新成员全已是亲信,曾被民间视为多少有改革意图的李克强、汪洋等人出局,本应在明年三月接任李克强出任总理的李强已提前进入总理角色部署经济,并已接替李克强担任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曾在去年四月清零封城严重威胁经济时期以救经济名义站到前台的李克强被彻底边缘化。 习近平亲信李强提前行总理之事,多指也有另外一面,这就是习近平清零政策全面失败发生疫情海啸后带来的严峻形势。一方面,清零失败,被视为体现习近平个人卓越指挥能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支柱倒塌;另一方面,清零导致经济加速衰退,撕裂了中共政权长期以来与民众的某种不言而喻的契约—你拥护我的政权,我给你机会赚钱。在三月两会临近的时刻,习近平需要自己信任的大将出面“挽救党心”。 由于习近平在清零政策上不遗余力地押赌,清零破产对他的个人形象造成的损害是惨重的,清零末期,百姓已不堪忍受,就在其20大登上顶峰辉煌时期意外爆发了“白纸运动”,示威者公开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惊人口号,虽然其声势远非地动山摇,也已让习氏政权预感到很大的危险,在经济萎顿和民间突然而起的抗议双重压力下,习近平没有等到宣布清零取得了胜利就终结了清零政策,但是清零后遗症,包括清零失败造成的疫情大爆发,死于新冠病毒的难以计数,清零期间对社会、对百姓造成的人道伤害,将不会随着清零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 一党独大、一人独裁的局面下习近平强调“大党独有难题”,应该是抗疫失败后“四个自信”亦不足以自信,并意识到今后可能面临重大危机的预防之举。在党国话语中,“人民至上”是说辞,要紧的是把党牢牢控制在手中,就能保证“两个确立”,保证长期执政,因此提出大党独有难题实际上是给全党勒紧缰绳,同时也对党内迟疑者、潜在的离心者发出“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警告。

习近平出书自曝:一口拒绝党内民主

今年中共百年党庆前夕,官方出版一本书,书名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据官媒报道,这本书摘自习近平2012年11月15日至2021年4月27日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等,涉及220余篇文章,其中部分内容是首次公开发表。换言之,部分内容来自中共的内部会议或习近平所做的内部讲话。  其中一段内容颇为引人瞩目,习近平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杂音噪音。有的说什么‘过去五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够充分了,今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出现这些奇谈怪论,有的是政治上糊涂,头脑不清醒;有的则是别有用心,自身不干净,企图蒙混过关。”  习近平竟然把“发展党内民主”,说成是杂音噪音、奇谈怪论。而“党内民主”一词,曾经是胡温时代经常提到的术语,惟需继续推进。习近平对此不仅讥讽,而且拒绝。习近平口中的“集中统一”,就是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代名词。这证明,习近平热衷集权、大权独揽,而明确反对党内民主。也就是说,他宁愿朝后退,而拒绝往前走,等于自曝他当权后倒行逆施、大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底蕴,即他顽固的极左和毛左思维。  平心而论,党内或者党内高层有人提出“过去五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够充分了,今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理性、务实而前瞻的声音,符合社会期待也符合时代要求。如果习近平能够采纳这样的建议,在他第一个任期充分集权后,进入第二个任期,推进党内民主、进而有序推进国家民主化,完全可以成就一番千秋伟业,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但习近平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口拒绝党内民主,反而强化对内镇压、对内威胁的极权统治,甚至悍然砸毁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不仅在国际上招来广泛的批评、谴责、制裁和围堵,而且在党内也招来普遍的反感、不满、抵触和敌意。内外受敌,自取其祸。  习近平指责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的人是“政治上糊涂,头脑不清醒”。其实,稍具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得出,习近平本人才是“政治上糊涂,头脑不清醒”,其思维和施政完全落后时代、脱离时代、背离时代。他自己的种种说法陈旧腐朽不堪,拾毛泽东过时的牙慧,对当代中国而言,正是不折不扣的杂音、噪音和奇谈怪论。  习近平甚至指控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的人是“别有用心,自身不干净,企图蒙混过关”。根据书中的记载,习近平讲这番话是2018年1月在中纪委全会上。当时,习近平伙同王沪宁和习家军正暗中谋划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随后在2月提出,到3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就强行通过。  这证明,别有用心和企图蒙混过关的,恰恰是习近平本人。他借口“从严治党”,高举选择性反腐的大刀,恐吓党内同僚,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术治人,逼使近三千人大代表举手通过修宪决议,从而为他的恋权不走、长期执政打开了政治缺口;以“集中统一”为名,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成功复辟了一人独裁。  至于习近平指控提出发展党内民主的人“自身不干净”,习近平,还包括栗战书等习家军,可以自问:你们自身干净吗?你们如何解释,你们各自家族在香港和海外遍布的资产、财富以及移民的家属?你们为何悍然拒绝民间要求公布领导人和官员财产的呼声?  习近平诈称“打铁还需自身硬”,视党内同僚如愚痴,仿佛哄骗三岁小孩。其实,通过习近平所讲的拒绝党内民主的这番话,就完全暴露习近平极端的自私自利:为了实现个人独裁、大权独揽、长期掌权,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甚至于,不惜牺牲党的利益,葬送改革空间,把这个百年大党置于空前险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批官员懒政怠政 被绑住手脚何以有为?

在中国共产党七一百年建党纪念日前夕,中共中央出版了《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书中收入习近平今年一月的一个谈话,他在其中批评官员只等待他的书面指令,而不愿积极行政。这是习近平对这个问题近年来少有的表态。但有专家认为,习近平的批评与中国政府的政策前后矛盾,有把中共官员当作“政治机器人”之嫌。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不仅批评官员消极等待他的书面指示,还说有些官员只知道说场面话,不干实事。  集权过程中的矛盾现象  习近平在这么说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两年前(2019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就重大事项请求指示或者批准。  条例印发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对媒体表示,这个条例有利于解决有的地方和部门请示报告意识不强、内容把握不准、程序方式不规范,以及一些党组织在请示报告上打折扣、搞变通、不实事求是等问题。  这种规定在外界被看作是中共集权的一个步骤,它很大程度上也绑住了中共各级官员的手脚。而习近平这次的谈话似乎又要为官员松绑。  对于这种明显的前后矛盾,一位曾在中共体制内担任过地方官员的先生匿名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种现象在习近平近年集权的过程中不难理解,“它(党政体制)在这种极端的权力掌控和相互斗争当中,发展到目前这样一种状态后,他们自己都很难去把控一个准确的方向,只是在斗争过程中随机地去应对,它没有一个长久的政治形态。”  官员首先是人  习近平似乎是想解决近年来中国政府自己明里暗里都承认的懒政怠政问题。这种问题自习近平掌权以来,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关注。舆论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上台伊始展开的大规模反腐,让中共各级官员投鼠忌器,不敢乱说乱动,很快演变成各个政府部门懒政怠政的现象。  “一旦丝毫涉及到一点点人事、经济或业务方面的问题,就会推诿、扯皮,或者找不到人,其实问题本身可能很简单,”前述那位先生观察到,反腐败造成的懒政现象在2013至2016年期间在中国政府系统内部的各部门都表现得很突出。  他说,“事实上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所有人都不干净。”  这种懒政怠政的现象近几年仍在延续。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创始人许志永在2020年元旦发表的新年献词中就警告说,中国政府官员懒政怠政的现象是普遍的。  “官员和党员都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干部、群众。作为人,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要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将来和愿景,如果他们对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希望了,你要他们去积极做事、积极从政,这是非常困难的,”前述那位先生分析说。  他强调,现在中国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包括新冠病毒、国际社会对中国警惕,以及其他方面的急剧变化;但在这种变局中,中共政府展现的方向却让人绝望。 “(中共)中央引导的方向越来越远离人们基本的认知以及过去形成的价值观,要塑造新的价值方向,这一点上又类似于过去文革的方向。”  政治与行政的张力  但美国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认为,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懒政,而是习近平对中国官员提出了过高的要求,“现在习近平过于焦虑,他把官员不当做人看待,而是当作他自己心目中的政治机器人,想无限制地要求他们做得更好更多,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  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就改革了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办法。中组部当时告诉媒体说,改进政绩考核意味着对官员的压力更大、要求更高。  “他们压力过大,一个是工作上的压力,有政绩上的要求,上级还不断调整,还有责任制,出了什么问题,还需要问责,”何频这样分析说。  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参照西方国家,不要给官员施加过高的压力,而应以专业性要求为主。  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研究中国政治的博士后桃李(Holly Snape)认为,在习近平的观念里,政治始终是放在首位的,只是这种政治上的要求,比如”两个维护“,与官员们专业化的行政工作存在张力。“因为做工作需要有创造力,需要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努力去揣摩‘政治规则’,自然难以保持创造力,而只能尽量保守,”她向本台分析说。  她强调,虽然习近平要求官员把“从严治党”的政治性要求体系化地融入行政体制,但两者之间的根本张力难以解决。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下定决心要改变执政的规则,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态。

编辑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