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空饷

前段时间，李海燕又做梦了，梦里有两个人拿着刀要来杀自己。她形容自己像是在幽深黑暗的隧道里独行，偶尔头顶会闪过亮光般的希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出口。 一切源于两年前的实名举报。2021年5月，在重庆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海燕，实名举报某市级部门巡视员、纪检组长张玉帆与其妻冉利坐拥26套房产、“吃空饷”八年侵占国家财政资金150万元。她甚至整理出了这26套房产的具体位置。这其中，张玉帆是她领导的领导，冉利是她的同事兼闺蜜。 这一“自杀式“举报在网上引起轰动，李海燕的命运也就此改写。 两年多过去，当初的举报帖已难寻踪迹，舆论已经停息，李海燕却仍然不得安宁——她经历离婚、被恐吓，甚至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门口，被对方打到满头是血。她与被举报者打了四起官司，其中包括三个民事诉讼案件和一个刑事案件。两个民事案件李海燕赢了，但赢得曲折，对方不断上诉，法院多次驳回。刑事案件她也赢了，对方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一年。另有一起民事案件她是被告方，案件正在审理中，她的资产也因此处于冻结状态。 2022年10月，重庆市最高法院门口的殴打事件（最左为冉裕林，中间倒地者为李海燕，最右为冉利） 与李海燕几次长谈过后，9月下旬，记者拨通了冉利的电话，想向她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她（李海燕）已经疯了，不要理她。”冉利说完，挂断了电话。而在两年前，张玉帆在电话里曾对记者表示，“相信组织的调查，等待调查结果”。 李海燕同样在等待结果。举报后，她几次打电话询问，案件承办人表示，“我们在调查，有新情况会通知你”，李海燕说她至今没有收到过正式的书面回复。被打后漫长的恢复期，她的头发从光溜溜的头皮底下冒出来，半年才缓慢长出四五厘米。短发向各个方向肆意生长，显得有些杂乱，几根白头发突兀地冒出来，仿佛在提醒她已经47岁了——她的娃娃脸，让她看起来总像30多岁。新长出来的头发遮住头顶的伤疤，右眼到鼻梁之间，明显有一道两厘米竖长的凹痕。 领导和下属，金钱与暴力，交织在李海燕的故事里。案子占据了她生活的全部。她喜欢讲案子，一讲起来，嘴里就接连蹦出一个个法律术语，滔滔不绝，圆圆的眼睛始终直视对方。打断她，她很快又会接过话头继续说，好像说得越多，愤怒和委屈就会少一些。 这让她看起来多少有些偏执，但这或许就是举报和反抗的代价——把体制内原本平坦的生活变成了战场。 “朋友” 这是一个曾经的“闺蜜”反目成仇的故事。 李海燕认识冉利十几年了。当时，后者从区县调到李海燕所在的市级单位，大家都听说她丈夫张玉帆是上头的领导。李海燕很快发现，这个领导夫人没架子，她说话好听，做事圆滑，还热情地管李海燕叫“燕子”。再后来，冉利不怎么去办公室上班了，她有时会拜托李海燕帮忙跑腿，隔三差五跟她说自己又去了哪儿玩，还会带些伴手礼。 2014年，冉利带李海燕放贷投资。那几年，民间借贷在重庆以及全国兴起，李海燕很感谢这位姐姐带她一起挣钱。多了经济这层往来，李海燕和冉利从普通同事逐渐变得无话不说，成为闺蜜。李海燕得知，冉利一直在外面以自己或亲戚的名义，做些挣钱的项目。而她也毫无保留地告诉冉利，自己老家的房子快拆迁了。 没过多久，冉利再次邀请李海燕一起借贷给一名冉利的熟人。 这次，李海燕借出了刚收到的几百万拆迁款，其中也包括母亲的那部分。正如上次投资一样，她相信冉利，“细节都是冉利安排，只管签字、打款。”她始终觉得，有领导家属背书的冉利不会乱来，毕竟身份地位在那。 李海燕的父母是做生意起家，她从小到大生活宽裕，没缺过钱。婚后，她和丈夫经济各自独立，办过财产公证。钱怎么花、投资到哪，她习惯自己做决定。她对钱的事情一向爽快，有同事朋友找李海燕借几十万周转，她连抵押都不要。出事后，有朋友开玩笑说，“这事发生在你身上，并不觉得意外。” 她的性格也一向大大咧咧，看不惯的人和事，她总会直说。某种程度上，表现得热情大度的冉利，是李海燕愿意结交的朋友类型。但李海燕丈夫对冉利的印象一直很差。他觉得她说话浮夸且高调，他多次告诫李海燕，不要和冉利这家人走太近，觉得对方属于典型的区县“土皇帝”，眼里只有“关系”和“金钱”，他不与他们往来。 李海燕没把丈夫的话当回事，她觉得“领导总是有底线的吧”。 但这次，李海燕借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债务人无法偿还后，冉利拒绝债务人提出的以物抵债等还款方式，非要吃对方的利息，并因此与李海燕产生矛盾，有了嫌隙。再后来，冉利甚至强行单独去执行她们共同的债权，否认李海燕的应得份额。 李海燕的生活从财产危机开始，全方位分崩离析。 举报 官司接踵而至。 一开始，是冉利以儿子冉裕林的名义私自向法院申请执行共同的抵押物，李海燕向法院申请案外人执行异议，冉裕林否认她的份额，法院经审理后不支持冉裕林。之后，李海燕向渝北法院起诉冉裕林合同违约，法院判决冉裕林支付李海燕资金。再后来，冉利又以虚假合同纠纷起诉李海燕，李海燕先前借出去的钱还没收回来，反倒欠了上百万元。 同在体制内工作的李海燕丈夫也受到了影响。李海燕记得，从2020年开始，丈夫不断被匿名举报。他工作向来谨小慎微，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相关部门调查后，确认不存在问题。但举报一件接着一件，他不断需要自证清白，影响了升迁和前途。 有一段时期，李海燕经常在丈夫单位帮他准备回复材料——对方举报捏造的事情，他自己都不知道具体情况，只能找李海燕问来龙去脉。某一天，又是忙到深夜，李海燕看着正在翻材料的丈夫，突然觉得很疲惫，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 “我们离婚吧。”她突然开口。 丈夫抬头看她，愣了一下，一边继续埋头整理手里的东西，一边说，到现在这个地步，离婚也没什么用。 丈夫是李海燕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两人大学时就认识了。李海燕一直很佩服丈夫，他成绩好，读书多，工作也比她好，看问题比她更客观更理性。即便这次因为出事后，丈夫也从没和她吵过架。这些此时都加深了她对他的愧疚。她明白，这些没来由的举报缘于自己和冉家的那些纠纷。 那之后，李海燕几次提出离婚。丈夫最终同意了，两人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李海燕知道，即便以后问题解决了，也不可能复婚了——她总觉得自己犯了这么大的错，很愧疚。 李海燕的电脑、打印机、法律书籍，时常陪她到深夜 离婚并没能让李海燕的处境好转起来。2021年，她听说冉利的侄女王鑫到处打听自己13岁女儿的消息。女儿住校，不知道父母离婚，也不知道家里正在发生着什么。 李海燕和前夫紧张起来。一贯理智冷静的前夫第一次对她发了脾气，“你看看你都结交了什么样的人！无法无天了。”李海燕报了警，警方对王鑫进行了警告。 女儿是李海燕最大的软肋也是她的底线。她想着，不能等了，要主动出击，举报对方。 她先找单位领导请了一周的年假。准备材料阶段，她想过很多种可能性——失去工作、被报复、被辱骂。想到晚上焦虑得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来，挣扎到电脑前，整理要举报的内容。反复听自己和冉利的微信语音、翻文字记录，找出一些可用的材料。 李海燕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计划，她知道即便是前夫或者母亲，都不会支持她这样的行为，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事情最好私下解决，不要闹到台面上”。她也犹豫过到底要不要举报，但她冥冥之中又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反抗，否则这场战争没有尽头。 于是，她写下了那封改写命运的举报信。 文章发布后，她的电话被打爆了——各级领导都叫她删帖，甚至找她的前夫，还有她走得较近的同事来做工作，找哥嫂来做工作。媒体联系她想要采访。她不敢接陌生电话，也不敢回家，在宾馆躲了一周。 一个深夜，她的手机突然响起，一个陌生来电，接通后是一连串辱骂。她强作镇定，不回复一句话，只是默默录音。她觉得当初都是因为自己粗心大意才落入陷阱，现在她的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她得把所有和对方的接触都留作证据，才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战斗的代价 独自走路的时候，李海燕总会小心翼翼地打量四周环境。白天人少的街道、光线昏暗的地下停车场，都让她神经紧张，她会一边加快步速，一边随时回头看后面是不是有人跟踪。平时如果没人一起，她几乎不愿意出门。 这都是被殴打留下的“后遗症”。 2022年9月，在重庆市高级法院门口，一个比李海燕高出一头的壮实男人，用手机猛砸她的头。她摔倒在地，像拖把一样被男人揪着头发拖到旁边。男人继续猛砸她的头。一旁那个戴着帽子、穿横纹连衣裙的中年女人则夺走了她的手机，三次猛摔在地，又在路边的石柱上猛砸。她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毁坏这个手机。 男人最终被法警拉走。李海燕从拳头、辱骂和尖叫声中站起来，左手捂着头，甚至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整个头痛得要炸开了。她努力站起来，头发散在眼前，头顶热乎乎的，血从头顶流下。 打她的是冉裕林，而摔她手机的女人，是冉利。 被紧急送到医院后，医生剃掉李海燕头顶流血伤口处的一小块头发，方便止血。剃掉之后发现她头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伤口和淤青，只好剃光她所有的头发。进入麻醉状态的李海燕隐约听说要剃光她的头发，难过极了。她从小到大都是长发，头发最短的时候也及肩。 术后醒来，她发现自己成了光头，脸肿得老高，眼睛只剩一条缝，“像个废人”。但她来不及难过，并很快要求转院——因为害怕对方再找过来报复。 这是她实名举报之后最“惨重”的一次代价。 她还记得2021年5月，举报后刚回去上班那几天，办公室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前隔着几米远就招呼她“燕儿姐”的热情同事，突然换了副面孔——一句话不说，嘴角勉强牵出一个弧度表示礼貌。 也有一些意料之外的鼓励，有以前不怎么说话的同事在电梯里遇到她，默默竖起一个大拇指。还有一些不认识的网友给她打电话、加微信，让她加油。她去财务科，一位同事问她“接下来怎么办”，表情里透露着对她的担心，眼睛里甚至含着泪光。 面对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李海燕有些不自然，怕被人算计，“总觉得他们不愿意站出来支持我，都戴着面具，充满假意，都不值得深交。其实他们都知道冉利吃空饷的事。” 逐渐地，李海燕也把自己封闭、包裹起来。她和以前的朋友都断了联系，生活重心倾斜在案子上。以前性格开朗、和谁都能聊上几句的她，不再和同事交流任何工作以外的话。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处在惊慌失措中。说起自己的经历，眼泪会不断往外溢。用纸巾擦完眼泪，再攥在手里紧紧握成纸团。仿佛离开了这个纸团，她的焦虑就无处安放。 一段时间后，她发在公众号上的举报信消失了。她打电话去问举报调查的后续，案件承办人说，“我们在调查，有新情况会通知你”。她补充了新情况，但没有收到过正式书面回复。 临近崩溃边缘时，她经常要请假去有关部门，也要跟单位领导交流汇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领导开始有些同情她了，尤其是她去年被打后，单位领导明确让她走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办理好请假手续，只是不赞成在网上举报和写出单位名字。 李海燕有时候也觉得孤独。她最好的朋友是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这些烦心事，李海燕经常找她吐槽。就在前年，这位最好的朋友突然被发现胰腺癌晚期，短短一个月就去世了。李海燕甚至没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她忽然觉得，除了生死，很多事或许没那么重要。 纠纷发生前，李海燕一直过着大多数人所羡慕的、一帆风顺的人生。 她在家排行老二。小时候父母在外地做生意，她跟着婆婆（奶奶）长大，性格独立，大小事都自己做决定。1995年到西南政法大学读专科，认识了当时正在读本科的前夫。后来她又凭自己的努力，考上本科。 早些年，她在律师事务所、法院实习，之后又应聘去一家做电梯业务的公司干过销售。结婚后，她和这个城市里的很多女人一样，想要以家庭为重，于是进入新单位工作。上班、带娃、旅行，生活简简单单。接触的朋友基本都是体制内的人。周六日打麻将逛街，年假出去自驾游。 父母对李海燕的教育是，与人为善，为人一定要讲信用，要能吃得亏。母亲曾以李海燕为傲，认为这个女儿见过世面，工作也不错，熟悉投资房产的信息和政策，也因此将手中的闲钱转给李海燕帮忙打理。 出事后，妈妈开始埋怨她。有一段时间，她每天随时随地打电话找李海燕还钱，埋怨她太笨了，不该轻信别人，让家人和她一起沦为笑柄——周围免不了有人说风凉话，“李海燕不晓得把她老妈的钱整到哪里去了”。李海燕和哥哥、妹妹的关系此前一直很好。这次出事后，大家基本没联系了。这几年的春节，李海燕都是一个人过。 对女儿，她也是有愧疚的。从前，女儿的开销基本由她主要负担。三年前，女儿小学毕业，提出想读国际学校。当时李海燕资产被冻结，拿不出钱让女儿读更好的学校。 在女儿面前，她和前夫一直扮演家庭圆满，避免让女儿感受到离婚带来的变化。每个周六日，前夫会回到家里，等待女儿从寄宿的学校回家，一家三口还像以前一样一起吃饭。女儿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有时会埋怨说，“妈妈管我变少了。” 等一个结果 最近几个月，李海燕收到的最好消息是一封刑事判决书，殴打她的冉裕林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一年。判决书称，“冉裕林用自己的手机连续、多次砸向李海燕头、面部等身体部位，致使李海燕右侧颞顶部、顶部头皮撕脱伤、眉间皮肤软组织撕脱伤等，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今年2月，李海燕通过诉讼程序拿到重庆市高级法院门口的监控录像。视频只有一分半钟，她反复在手机上按播放键，强迫自己回忆那些屈辱和伤痛，告诉自己要把官司打到底。她说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举报，唯一后悔的是自己当初太天真，太过于信任别人。 经过这几年，她变得坚强了。案子推进过程中，她开始自学法律条款，重新梳理以前和对方的转账记录，经常要跑往市、区两级多个有关部门。有一段时间她为了省钱，不找律师，开庭自己去。 与多方打交道的过程中，她逐渐学会了一些技巧，也学会了用法律条理和逻辑说话。即便在生活中，她脑子里也满是案件的细节、证据、流程，连开车都在想。想到了什么，怕忘记，就边开车边忙着发消息告诉律师，有一次差点出了交通事故，“一开始是想把这些钱扳回来，现在的想法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要真相。” 她坚信自己会等到一个说法，她不能打败仗。 被打后在家养伤那两个月，几乎每天她都要提醒自己，“不能因为被打，精神就倒下，否则对方就是真的赢了”。她因此坚持健身，强撑着不让自己垮掉。 她与债务人也仍然在正常沟通。当初和冉利借出去的钱，两个冉利当初介绍的债务人都没有赖账，还在正常沟通。李海燕觉得他们也是身不由己——经济形势变了，建筑行业遇到困难，还不上钱，她也没有强行要他们还钱。         和李海燕接触最多的几名律师都能感觉到，她有时显得执拗。为李海燕代理她起诉冉利的妨害作证、虚假诉讼案的黄律师，一度因为案件思路的分歧，跟李海燕发生过争吵。在他看来，她对待案件特别抠细节，有些认死理。 “她懂一些法律，但是对法律的理解又不够，有时会反复揪住一个事实，理解不了为什么现实和法条的不一样。”黄律师说，她想到案件的一些细节就会立刻发语音过来，不管深夜几点。他一早打开手机，经常是她发来的满屏五六十秒的语音条。“她急于表达自己，需要人倾听和分析。觉得自己是对的，就一定要做下去。” 黄律师此前在外地公安局的刑侦大队负责案件预审，做警察做了十多年、经手七千多个案件，遇到过很多被骗钱的案子，也会痛心疾首地骂当事人怎么这么傻。这其中，很多人陷在各种复杂的经济案件中，一直不得脱身，最后索性放弃了。 李海燕不一样，她总是一丝不苟地和律师一起梳理案件的有利和不利证据、补充材料，打印出来有四五百页。案子一度难以推进时，她也会当面追问理由。回家后，再找出对应的法条、证据，给对方发长长的消息。 “现在斗争，不只是为了自己斗争。连我一个体制内的人都这么难，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多难。”她说，自己会带着这样的想法去战斗。有人来咨询她，她也会给对方一些建议。 李海燕的战斗还没结束，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但她觉得，这几年，该做的事她都尽力去做了，也就没那么焦虑了。她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每天早上七点左右起床，健身、吃早饭、上班下班，睡觉前听听播客。最近她听到罗翔讲《理想国》，“正义不是强者的利益，要相信正义，正义是不败之地。”她把这几句话记下来，在微信上发给一位朋友。 前段时间，女儿似乎察觉到了家里的一些不对劲，但看到疲惫且面露难色的妈妈，她懂事地没有多问。她只是催着妈妈和她一起学英语。她想以后出国读书，带着妈妈一起出去。 （全文转自凤凰WEEKLY官方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