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俄罗斯连续两年成为中国汽车在海外的最大单一市场后，开始遏制大量中国汽车进口，这对于日益依赖俄罗斯市场的中国制造商和贸易商来说是一个打击。 综合媒体报导，中国乘用车协会（CPCA）的数据表明，随著西方社会因俄乌战对俄罗斯祭出一波波制裁，西方品牌和俄罗斯断绝关系后，去年中国汽车出口俄罗斯的数量达到2022年的7倍。 中国汽车制造商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俄罗斯市场，是因为俄乌战争导致西方品牌退出俄罗斯市场，以及欧美对中国汽车祭出反倾销措施，加拿大、土耳其和巴西也都祭出类似的措施。 “中国汽车已完全取代俄罗斯市场上的国际品牌。”CPCA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如果俄乌危机结束，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压力将大幅增加。” 中国汽车连续2年大量出口俄罗斯，使俄罗斯成为中国汽车在海外的最大单一市场后，增速已明显放缓（2024年同比增长38%，相较于2023年同比增长459%而言大幅减少），但全年出口量达到115.80万辆，占总出口量的18%以上。 中国乘用车协会称，中国汽车品牌的激增使其在俄罗斯市场占有率达到63%，而俄罗斯本土品牌的市场份额则降至29%。 俄罗斯当局开始反击 面对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汽车，俄罗斯当局开始采取措施。 2024年10月，俄罗斯宣布将报废税提高70%至85%（由发动机排量决定具体提升比例），从2025年1月起每年继续增加10%至20%，直至2030年。受此影响，俄罗斯进口汽车成本将显著增加。 《金融时报》3月10日报导，Rhodium Group汽车分析师格雷戈尔‧塞巴斯蒂安（Gregor Sebastian）表示，俄罗斯与其它国家一样担心“廉价中国汽车的涌入，会破坏国内制造业”。 “他们希望中国车企能在本地扩大生产。”他说，“有一段时间，他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但现在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讨价还价的实力。” 俄罗斯近期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家中国大型卡车制造商违反安全标准，并据此禁止了一款车型在该国的销售。俄罗斯官员表示，他们可能会对进口车辆实施新的合规和测试检查。 中共国有企业奇瑞（Chery）成为俄罗斯销量最高的中国品牌，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2024年前三个季度，奇瑞在俄罗斯销售了43万辆汽车，相当于其总销量的28%。 今年中国汽车出海面临严峻挑战 大部分的中俄贸易流经中国东北边境城镇，如绥芬河市。 绥芬河市对俄罗斯的出口额去年增长到近140亿元人民币，是2020年的5倍，使该市成为中俄最活跃的贸易中心（不包括石油和天然气）。 绥芬河市的汽车出口商表示，俄罗斯目前尚未全面征收新的回收费用。 绥芬河市的中国高速汽车出口公司的陈先生匿名表示，他现在直接向俄罗斯司机销售汽车，以避免支付回收费。 “我们的销量差不多，但现在涉及的工作要多得多。”他说，“以前和经销商签订50或100辆车的合同。现在一辆车签一份合同。” 崔东树表示，除了俄罗斯征收的费用，再加上主要的电动汽车厂被欧盟加征额外关税，2025年中国汽车出海将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各大车企近期陆续公布的上半年财报显示，许多车企仍处于“赔钱卖车”的状态，即使有盈利，利润也十分微薄，譬如比亚迪要卖100辆才能抵得上卖1辆法拉利的利润。 中国各车企近期陆续公布2024年上半年财报，海外媒体大纪元将各车企的利润率排名，发现“大多数中国车企都在赔钱卖车”，仅少部分大型车企有盈利。 只要卖车就赔钱 依据报导整理，蔚来汽车是今年上半年的“亏损王”，净利润为负103.84亿元（人民币，下同），仅售8.74万辆，平均单车亏损11.88万元。 单车亏损第二高的是北汽蓝谷，其代表品牌“极狐”上半年仅售2.8万辆，单车亏损9.18万元。 小鹏汽车上半年净利润为负26.53亿元，除以5.2万辆的半年销量，单车亏损约5.1万元。 吉利汽车的极氪品牌上半年虽售出8.79万辆，但单车利润为4.36万元。零跑汽车上半年售出8.67万辆，单车亏损2.55万元。 有盈利也是微利而已 不过，也有部分车企上半年有盈利，但利润很低，其中又以东风汽车集团的利润最低。东风汽车集团上半年销售96.61万辆，净利润6.84亿元，平均单车利润仅为700元。 其次是江汽集团，单车利润1,500元。长安汽车销量达到133.41万辆，但单车利润只有2,100元。广汽集团、上汽集团、北汽集团的单车利润分别为1,800元、3,100元和4,200元。此外，江铃汽车单车利润为5,600元。 华为旗下的赛力斯集团透过高单价电动车“问界”系列，上半年获得16.25亿元净利润，总计销售23.58万辆汽车，但单车利润只有6,900元。 中国国产自主品牌销量冠军应属比亚迪，上半年销售161.3万辆，净利润达到136.31亿元，但单车利润也只有8,500元。 合资车利润巨大 相较于前述的中国车企，与外国合资的大品牌汽车，虽然销量相对有限，但却能获得极高的利润，比如卖一辆法拉利等于卖100辆比亚迪。 法拉利的单车利润高达85.14万元；其次是兰博基尼，单车利润为64万元；第三名则是保时捷，单车利润为15.38万元。第4至第10名依序为奔驰、BMW、特斯拉、奥迪、美国通用汽车、斯泰兰蒂丝（Stellantis）以及大众集团。换言之，高利润几乎被外来品牌占据。 新能源市场惨淡 中共全力推广新能源车，吸引许多厂商为了拿政府的补贴而投入电动车产业，致供过于求，因此目前亏损销售的都是新能源汽车。 台湾的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是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表示，“由于市场供应量过多，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尤其是在中、低端市场，车企不得不透过降低价格来吸引消费者，从而压缩了利润。此外，为了应对中国大陆政策变化和补贴逐渐取消，许多企业加大了投资力度，导致成本增加，而市场需求未能迅速消化扩大的产能，进一步加剧了亏损问题。因此，产能过剩是影响行业盈利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孙国祥具体分析中国汽车销售亏损的原因：第一，行业竞争激烈，企业需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导致成本居高不下。第二，价格战加剧，各大品牌为了提高销量，进行激进的降价策略，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此外，品牌溢价能力较弱，难以像品牌豪华车那样通过定价实现高利润。 进口豪车为何能实现高利润？孙国祥认为，原因在于供应量相对有限以及品牌效应等因素。孙国祥表示，这些外国品牌有较强的市场定价权，加上目标消费群体对价格较不敏感，因此较易实现单车高利润。
有消息说，德国大众汽车及其中国合作伙伴上汽集团，计划停产位于中国南京的一座内燃机汽车厂，以应对燃油引擎汽车需求的放缓。。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导，大众汽车（福斯汽车，Volkswagen）和其合资伙伴上汽集团已经拟定计画，将帕萨特（Passat）系列轿车的生产从南京的内燃机汽车工厂逐步转移至江苏省的另一座工厂，具体迁移的时间表，以及未来南京工厂是关闭或转手他人，均尚未确定。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正让各大车商感受到产能过剩的压力。 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大众汽车与上汽集团的合资企业，最快明年关闭南京的一家工厂，该工厂生产大众帕萨特（Passat）和斯柯达（Skoda）汽车，年产能多达36万辆。 大众汽车证实，销量急剧下降，合作伙伴正对大众斯柯达进行战略审查。这凸显该公司在中国面临的困难之大。知情人士称，浙江宁波一家生产多款斯柯达车型的工厂已闲置数月，正考虑关闭。 大众中国在电子邮件中回复彭博社：“上汽大众的所有工厂都在根据市场要求和我们的预测正常运营。随著重点转向智能电动汽车，我们也在逐步改造汽车生产和零部件工厂。” 长期以来，大众汽车一直是中国市场的领头羊之一，但近年市场份额却逐渐缩减，主因有消费不景气，以及向电动汽车的快速转变所致，这些因素使其生产能力过剩。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产销数量今年8月均同比下滑。这是汽车产销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下跌。中国市场8月销售194.2万辆汽车，同比下跌10.7%。 大众汽车在中国的39家工厂，去年的产量比疫情前的峰值低四分之一以上。2023年，大众汽车在中国合资企业的营收份额下降20%，比2015年的高点下降约一半。 销量不好终将波及员工的生计。路透社今年稍早引述知情人士报导称，上汽集团今年将针对旗下的合资企业裁员数千人，上汽大众裁员10%、上汽通用裁员30%，以及飞凡汽车（Rising Auto）裁员一半以上。 裁员计划反映上汽集团及其外国合作伙伴的市场份额，已迅速被特斯拉、比亚迪所取代。
据纽约时报报导，在过去15年里，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中国主导了全球太阳能产业市场。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太阳能电池板都是由中国公司制造。就连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设备也几乎全部在中国制造。 例如湖南神州光电能源公司2008年成立，一开始就享受各种可能的补贴。它几乎免费获得了约130亩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土地。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安排了低息贷款。湖南省政府随后同意承担大部份利息。 在北京的示意下，中国的银行向太阳能行业发放了大量贷款，用于工厂建设，以至于全国的太阳能工厂产能扩张至大约是全球需求的两倍。产能过剩造成企业只得大幅削减成本和降价来维持市场竞争力。 降价对中国太阳能企业造成了严重打击。批发价格去年下降了近一半，今年又下跌了25%。中国制造商正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争夺客户，且过去一年，中国5大电池板及其他设备制造商的股价下跌了一半。6月下旬以来，至少有7家中国大型制造商警告，它们将宣布今年上半年出现严重亏损。 如今，神州光电的工厂空无一人。在长沙极其闷热天气里，二楼一个巨大的“神州”标志锈迹斑斑。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唯一还在厂区工作的人是一名保全，他说生产设备已于1月搬走，工厂计划拆除，改造成办公楼。 中国领导人开始感到担忧。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发布了一项草案，要求太阳能企业在新建或扩建工厂时只能获得70%的贷款，而之前是80%，但变化太小，不足以减少中国的产能过剩。 在中国加大出口力道以弥补国内疲软的经济之际，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也很顽强。一些规模最大的企业在10年前倒闭后往往能在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重新开始营运。 但神州光电的创始人赵枫表示，想把公司的重点重新放在人工智慧和电动汽车上，这是中国产业政策的最新宠儿，要发展的时候，“我们会要银行、政府给予支持。”
一、中国经济总体稳定增长，但也面临诸多困境 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虽然总体稳定增长，但同时也面临诸多困境，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有效消费需求和有效投资需求都不足。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从二十年前（即2004年）的8%，提高到现在的31%，但中国人口现在只占全球的17.5%，消费只占全球的13%，产能与消费之间存在比较大的缺口。 产能与消费缺口的一个后果是就业不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4年4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4.7%。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58万人，202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上升到1179万人，高校毕业生规模连年创下历史新高，就业压力还将持续。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24年1-4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926亿元，同比下降2.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9483亿元，同比增长3.5%。财政收入下降，或与企业盈利边际降温、土地出让金下降有关。一些地方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追缴过去的税款。例如，今年6月12日，上市公司博汇股份宣布停产，而在3月份，博汇股份收到要求补税5亿元的通知。 中央出台了许多刺激消费和提振经济的政策，但一些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2024年5月末，狭义货币（M1）余额64.68万亿元，同比下降4.2%，为有数据以来最低值。M1下降主要是由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减少形成的，尤其是企业活期存款减少。企业定期存款是不算在M1当中的，而计入M2。企业为什么放定期存款，而不放活期存款呢？企业如果要投资，就要买原材料、支付工资等，需要开支票，而只有活期存款才能开支票，定期存款不能开支票，所以企业如果在短期内投资，就会放活期存款。现在企业投资意愿下降，而定期存款利率比活期存款高，所以企业减少活期存款，而放到定期存款去了。 房地产是经济下行的一个典型行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0632亿元，同比下降10.1%；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0.6%。房地产开发投资已经是自2022年4月以来连续26个月下跌。1~5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同比下降11.6%，其中住宅施工面积下降12.2%。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4.2%，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25.0%。今年5月17日，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多项重磅政策，包括首付比例下降，利率下限取消，地产信贷政策放松力度空前。但517地产新政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由于被裁员或降薪等原因，许多贷款买房的居民无力偿还房贷，弃房断供的居民越来越多，导致法拍房急剧增多。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法拍房挂拍总量达到79.6万套，创下新高。2024年1月全国法拍房挂拍10.04万套，同比增长了48.2%。 在投资方面，由于房地产行业仍在处于低位，所以总体来说产能严重过剩。以往可以通过投资拉动，但是中国的基建需求已经趋于饱和，例如高速公路和高铁里程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大幅度投资项目，可能会是巨大的浪费。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近年来，中国A股市场持续低迷，上证指数多次跌破3000点。可以说，A股是一个亏钱效应爆棚、赚钱效应极低的市场。相比之下，美国股市、印度股市却连创新高。 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的估算，2023年相较2021年，居民部门的房产资产累计缩水约9.8万亿，银行理财累计缩水2万亿，股票累计缩水约5.4万亿，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行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居民部门不敢消费、预期走弱，加剧经济供需失衡的矛盾。 二、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严重偏低 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GDP占比偏低。观察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GDP需求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只有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投资率（资本形成/GDP）则高了19个百分点。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了9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1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消费低、投资高的特点更为显著。 1983年，中国职工总工资占GDP比重最高为33.89%，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占GDP比重分别为62.45%和52.01%。到2022年，职工总工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居民总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24.02%、43.03%和28.62%。 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偏低，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因为大量增发的货币主要流向了央企、国企和地方城投，而不是流向民企和居民手中，广大的普通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来消费。 二是因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担心未来收入下降，而不敢大胆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居民预防性储蓄大幅增加。 三是因为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 现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表面上宽松，但只是把钱发给了企业而没有发给家庭。如果企业对于消费市场和人口趋势持续悲观，那么企业并不会增加投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发钱给家庭。所以急需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消费政策，把新增的货币直接发给家庭。 三、给家庭发钱，采用财政赤字无需担心通胀 有人担心，给家庭发钱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呢？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看产能是否有余力以及就业是否充分。现在中国恰好处于产能过剩、就业不充分的阶段，所以通过刺激消费，可以把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利用起来。中国现在面临的并非通胀而是物价负增长，正好需要赤字财政刺激。当然，赤字财政并不能成为一种长期使用的方案，在通胀周期中可以适当回调。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也没必要将赤字财政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其具体的可行性。 在经济萧条周期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实际上就是著名的凯恩斯理论，在二战以后，凯恩斯理论已是得到普遍认可的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于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的适用条件，则是在通缩背景下存在需求和就业的不足，正好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局面。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财政赤字支出会有明显的乘数效应，而且不会引发通胀担忧。因此，用财政赤字发育儿补贴，将具有明显的拉大经济效应，还有利于长期经济创新活力。而且，直接发钱或者发消费券比降低利率等其他刺激政策见效更快。 所以如果希望靠发钱刺激消费，可以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对于有铸币权的主权国家来说，财政赤字可以向央行借债，这样的操作实质上只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数字，这就是所谓量化宽松。 以日本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30多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持续攀升。根据IMF数据，1990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仅有69%，但1996年就突破100%，2009年突破200%，2022年则高达261%。横向来看，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政府债务率最高的国家。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大量财政赤字来维持就业和价格的稳定，成功维持了低失业率且基本没有通胀。 目前中国经济要担心的是通缩而不是通胀，物价下降会导致人们的消费意愿减弱。而且，物价下降了，却在暗中让个人和企业的负债增加了，因为持有资产实际价值缩水了，而对银行的抵押贷款却没有减少。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导致的经济衰退。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增发货币来避免通缩。 除了通过财政赤字方式发钱以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筹措资金来发钱。毛振华教授今年3月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言，提出分批发放10万亿现金补贴（人均7000元，约1000美元）、减少10万亿基建支出的建议。从资金来源上看，有多种途径可以为现金补贴筹措资金。一方面可以动用国有企业一年的利润，2023年国有企业利润为4.6万亿元。另一方面可以对现有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将此前用于基建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将无效、低效的基建支出压降，转为居民部门的消费补贴仍有巨大空间。此外，还要破除“消费就是浪费”这一传统观念。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包括美国和中国香港在疫情期间经济维持了良性循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居民在现金补贴的支撑下避免了需求的收缩，其中香港每个居民发放约2.5万港币，美国为每个居民发放了约3400美元，消费对维持经济繁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四、给育儿家庭发钱是一举两得 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当前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已经逐步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有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刺激消费，我觉得其实发放现金更容易操作，而且并不会偏向个别商品和行业。更好的且更加公平的方式是发钱给育儿家庭，因为育儿家庭承担为社会养育孩子的负担，同时有助于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严重少子化问题。 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同时，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也面临下行压力。2022年生育率只有1.05，仅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从2017至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七年下降。根据七普修订数据，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1883万人，出生率为13.57‰。而2023年出生人口只有902万人，出生率只有6.39‰。可见，2023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不及2016年的一半，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 中国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国际普遍规律性的原因，例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年轻人追求个人的独立自由享受等等；但也包括国内特殊的原因，比如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过高，房价收入比过高、托儿所奇缺等因素。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 而给育儿家庭发钱，是降低生育成本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可以看到的是，自放开三孩政策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出台或拟出台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远远不够，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也低于日本和韩国。要提升中国的生育率，需要加大给育儿家庭发钱的力度。 网络图片 给孩子发钱，短期看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信心。如果把钱支付给了家庭，可以刺激、增加各种消费需求。如果能够提供更好的贷款政策，给到这些多孩家庭买房的话，更可以刺激房地产。长期看，人口的增加能够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为什么人口对于创新如此重要？首先体现在规模效应上。人口规模是创新的一大优势，一个人口规模大的国家中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优势。而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经济环境的持续向好，反过来也有利于整体生育率的提升，为人口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从回报上来讲，鼓励生育的钱从财政转移支付给了家庭，并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如果鼓励生育有效果，也就是说家庭因此多生了个孩子，那么只要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对社会的贡献大于鼓励生育的钱，就是有正回报的，也就是额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 我们建议发钱刺激经济，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提出的四万亿计划是不同的。2008年的四万亿，主要投向了保障性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而我们建议的发钱，是直接发给家庭，尤其是育儿家庭。给育儿家庭发钱比以往的基建投资更加有长期的回报。发钱刺激经济是否健康，最关键是要看是否会有长期好的回报，如果投资扩充一些过剩的产能或者一些低效的基建项目，未来就会加剧产能过剩，金融坏账等问题。但是给育儿家庭发钱不会引起过度投资，而是产生更多急需的新生儿。 生育福利的资金来源来自于全民税收，这对单身和丁克家庭是否公平？从长期而言还是公平的，因为孩子未来对整个社会的税收和社保的贡献，会惠及所有人，其中也包括不生孩子的人。现行的税收制度和养老金制度实际是生孩子的人补贴了不生孩子的人，提供生育福利只是纠正了这种不公平。孩子是未来的创新者、建设者、奋斗者和纳税者，所以育儿家庭其实是在为国家的未来而辛苦地抚养孩子。给予这些家庭足够的补贴，不仅公平，而且必要。 五、给家庭发钱的具体政策建议 建议按照孩子的数量针对家庭发钱，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现金补贴：给予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予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给予每个三孩及以上每月补贴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20岁。 二、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以上生育支持措施的财政支出，估计会占GDP的2%-5%。当前中国经济的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低迷，几万亿发给了家庭也同时提升了消费，孩子的相关消费可以带动了房地产，耐用消费品等相关产业。多了一个孩子需要买更大的房，更大的车，这正好可以拉动现在的消费需求。另外如果生育率提高了，有更多的人口，未来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预期就会比较乐观。人口规模是创新的基础优势，中国的在新能源领域的创新近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得益于其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人才规模。 结论：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家庭的消费水平偏低，而根本原因又是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消费，也没有足够的钱养育孩子。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拿出几万亿来发钱给家庭（尤其是育儿家庭）。如果把钱发给了家庭，就可以通过家庭消费直达实体经济，立刻起到提振需求和抑制通缩的作用，还可以促进就业，形成经济增长的预期。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是暂时的，是可以通过适当的刺激需求和鼓励生育的宏观政策来解决的。长期来说，我们非常看好中国企业的科创能力的持续提升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人文经济学堂
最近美国、欧盟都在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2022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31%，制造业出口占全球的20%。那么中国的制造业是否能“永葆青春”？产能过剩能持续多久？ 日本制造业的兴衰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的案例。二战后，日本制造业快速崛起，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50年的2.8%提高到1986年的15.7%，很大程度依赖美国的产业转移和市场。日美安保体制让日本没有军费支出负担而可以专注发展民用产品，1950年代朝鲜战争、1960年代越南战争带来的特别需求，政治互信使得美国的产业大量转移到日本。以汽车为例，日本战后经济凋敝，本国市场不足以发展出汽车产业，但丰田等企业借助美国市场（先是生产军用卡车，后大量向美出口）而发展成为了世界顶尖汽车制造商。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变成了最大的逆差国，主要逆差给了日本。比如1978-1984年，日本从美国获取的顺差占美国总逆差的49%。廉价的日本产品冲击了美国的制造业。日美贸易摩擦从纺织、钢铁这些传统产业，升级到家电、半导体、通信设备、汽车等技术及知识密集型产业。 1985年的广场协议并没有导致日本经济衰退，此后日本依然经历了7年的“平成景气”。但是广场协议却将日本产品挤出美国市场，导致日本制造业衰落。日本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1986年的22.4%降至2022年的4.6%，同期日本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从15.7%降至3.6%。 中国制造业崛起依赖美国市场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模式与日本类似，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比日本更大，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年轻消费群体，使得中国“额外过剩”了上亿劳动力，导致经济和就业高度依赖出口。比如，1978-1984年日本从美进口是向美出口的51%，而2001-2018年中国只有 23%。 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国际社会占60-70%），也导致了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低人权优势”，但是也使得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1980年代日本占52%，美国占62%）。比如，正常工资应为60-70元，而中国只给44元，让企业更具竞争力，政府有财力提供产业补贴，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创新，国际资本也因为高回报率而愿意投资中国。如果工资60-70元，那么生产和消费平衡；但是44元的工资却导致只有38元的消费力，人为造成“产能过剩”，只好大量出口。 中国商品占美国市场份额从1985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8.2%，同期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0.65%上升到4.7%。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商品长驱直入美国市场，占美国市场份额提升到2017年的21.6%，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上升到2021年的20.5%。 美中贸易战 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的时代，消费者的发言权、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日本在1960年代就意识到“顾客就是上帝”。美中贸易比当年的美日贸易更加不平衡，加上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比日本大，因此，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远比当年日本要大。而中国在意识形态又与美国不同，因此需要格外珍惜美中关系，才能留住美国市场这一最大的顾客。 但是中国决策层却在林毅夫、李稻葵、张维为、金灿荣等人的忽悠下，真以为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两三倍，要取代美国主导国际新秩序。这就引发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导致美中贸易战在2018年全面爆发，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3年的13.9%、2024年一季度的12.9%。 2024年2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外交关系协会与奥巴马总统任内的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Michael Froman）举行对话。 美中贸易战最大的受益者是墨西哥和东盟（尤其是越南），其次是印度。墨、越、印的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2018年的13.6%、1.9%、2.1%提高到2024年一季度的15.9%、3.9%、2.8%。预计美国不会扶持越南的制造业，而会增加从墨西哥的进口，因为美越贸易极不平衡，过去十年越南从美进口只是向美出口的13%，而墨西哥是74%。 有人说，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出口的不到20%，不足为虑。但是美国的市场是不可替代的，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只有美国可以允许贸易逆差，成为其他国家的顺差池，日本、台湾、韩国、越南的制造业崛起都是依赖这个顺差池。比如2018年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出口的19%，但是却占中国总顺差的92%。2009-2018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20%，但是中国从美国获取的顺差却占美国的总逆差的45%，每年给中国提供了数千万的就业。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市场，就没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经济的腾飞。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4月访问哈佛大学时说，“优质产能不仅不过剩，还能带动更多有效需求。”但是光有需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购买力。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需要贸易平衡，即便欧盟也如此。如果中国长期向这些国家大量出口，而这些国家未能大致等量出口（到中国或其他国家），会陷这些国家入债务危机、甚至政治危机，最后导致对华关系恶化。 以前凭借来自美国的巨额顺差，中国可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购买石油等原材料，对法国等国的贸易维持相对平衡，对德国等国甚至存在逆差。因此，法、德等国对华比较友好。但是现在来自美国的顺差减少，中国不得不减少从欧盟的进口，对法国的顺差在扩大，对德国从逆差转为顺差，如果此趋势继续，那么欧盟对华关系也将恶化。 何去何从？ 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暂时还不大，因为一些企业借道第三国出口美国。但是长此以往，中国的产业链会像当年日本那样从低端向高端不断向境外转移，从而导致本国制造业衰退。 日本制造业的衰退，还因为人口因素。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30%提高到现在的62%，大学生不愿意从事制造业。从业工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91年的35%降至现在的23%，并且年龄在老化。 支撑中国制造业的其实是农民工，但是农民工的数量已达顶峰，平均年龄从2008年的34岁提高到2023年的43岁，同期50岁以上者占比从11%提高到31%。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与日本相当，还在攀升，意味着制造业从业人员将快速减少，很多产业将后继乏人。中国制造业的衰落可能不会像日本那么快，因为中国拥有更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更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系统，但衰退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 2023年中国的总顺差中仍然有41%来自美国，美国的总逆差中的26%给了中国。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美中关系，中国商品占美国市场份额将继续下降，如果低于8%，对中国的经济、制造业、就业以及国际地缘政治都将是灾难性的。 美中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两国和世界利益考虑，经贸纽带不应该继续削弱。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向美出口占美国总进口的10%以上，从美进口也占美国总出口的10%以上（2023年只占7.3%）；从美进口不应低于向美出口的50%（已经从2018年的22%提高到2023年的35%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应该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60-70%的正常水平，一方面可以靠内需消化产能而避免因产业链转移导致制造业过快衰落，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中国从资源输出国进口石油等资源，对这些国家存在逆差，中国应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减少从这些国家进口非资源产品，从而腾出市场份额给美国相关产品。这样才能让美中两国建立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国际秩序。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