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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年在北戴河会议被中共元老“围剿斥责”的消息引发热议。有资深媒体人引述权威渠道的消息说，习的确在北戴河被党内元老围剿炮轰，当场对大佬们发飙说，“你们都希望我被暗杀”；该权威渠道还透露，习很担心自己如多个预言所说，会被人兵变或暗杀。 传曾庆红带头围攻习近平 《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二（Katsuji Nakazawa）9月5日发文披露，习近平近期连续缺席重要场合，与今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激烈的中共内斗有关。 文章援引多个消息源说，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虽然缺席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但以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为首的一批中共元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公开批评习近平搞垮中国经济，房地产业爆雷，青年失业率严重恶化，火箭军被清洗，军队陷入混乱，以及前外交部长秦刚莫名被消失。 中共元老斥责说，如果政治、经济与社会持续如此动荡，会失去民心，中共政权将会不保。他们要求习采取有效措施，并警告说：“不能再有更多混乱了。” 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元老们在北戴河会议前，已经在北京近郊聚会总结意见，再派数人参加北戴河会议，传达给习近平。已退休的前总理李克强也参加了元老聚会。 传习怒被元老围剿 发飙喊“你们都希望我被暗杀” 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对《日经亚洲》的爆料存疑。资深媒体人、中国问题专家唐浩则表示，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党内的反习派，特别是曾庆红派系，长期在国外打舆论战，攻击习近平。他们经常给海外媒体放风，散播不利于习的负面消息，再藉“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国内对习进行政治施压。 对于《日经亚洲》爆料的真实性，唐浩在评论节目《十字路口》中说，他无法查证，但他认为并非空穴来风，很可能是真假夹杂，不是事实的全部。 唐浩透露，他通过非常可信的、熟悉中南海的特殊权威渠道得知，习近平的确在北戴河遭遇“京城政变”，被大佬们围剿炮轰，恼怒的他当场向大佬们发飙，说出“我知道你们都希望我死”、“你们都希望我被暗杀”之类的气话。 他强调，这说明习近平很清楚党内对他很不满，也知道一直有人想谋害他，想搞政变、夺权。 他并表示，该权威渠道还透露，习近平最近很害怕出门，因为担心他自己会像《推背图》、《铁板图》那些预言所述，会被人兵变或暗杀。 唐浩说，《日经亚洲》的报导与其取得的权威爆料，有相当程度的吻合，习近平对于自己被大佬们围剿炮轰，非常不满，抱怨大家只会怪他、怨他，还想干掉他，却没有人能真心体会他的压力。 《日经亚洲》的报导还说，习受到元老们出乎意料的挑战后，向其亲信发泄不满，并将矛头指向他的三位前任——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习近平说：“前三任领导人留下的所有问题都压在了我的肩上。过去十年我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但仍然没有解决。难道罪责在我吗？” 唐浩表示，习近平现在遇到的问题和困境，确实有很多都跟前朝大佬的遗产有关。但习近平自己也制造了很多问题和困境，恶化了既有的问题。 他认为，从这次《日经亚洲》的报导，以及他从权威渠道得到的消息，加上习近平不出席9月召开的G20峰会，以及前不久习在南非金砖论坛临时缺席演讲，种种现象显示，中共党内斗争十分火热，习政权高度不稳，各派系担忧被清算，正与习展开生死博弈。
当年习近平的上位，除了同样红色家庭背景的曾庆红的力挺，还有“团派”出身的王兆国及其他当时已经身届高位的福建“老领导”们的加持。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经的中南海里的“青红帮”》中已经介绍过了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共中央领导层里的“团派”和“太子党”曾经被戏称为“青红帮”，即胡锦涛为代表的“青帮”和曾庆红为首的“红帮”。而当时的李源潮和刘延东则即是“青帮”成员，又是“红帮”分子。 说此二人是“红帮”分子，是因为他们都是红色家庭出身。说他们是“青帮”分子，是因为他们在胡锦涛主政团中央时，即已经在当时的那届团中央书记处里成为胡锦涛的左右臂膀。准确说地，当年胡锦涛还是团中央二把手，王兆国为团中央一把手时，刘延东和李源潮即已经都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了。而时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李克强被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之时，就是王兆国把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交给胡锦涛之日。 二零零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十二届团中央的第二任第一书记胡锦涛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十二届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十三届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新任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团中央的第一任第一书记王兆国连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和刘延东新任政治局委员。 与此同时，同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或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的还有地方省级团委书记和副书记出身的刘云山、汪洋、王乐泉以及团中央部门负责人出身的令计划。足见“青帮”在当时那届中共领导集体中的人马之多。而“红帮”背景的习近平在此届中央领导集体中已经位居胡锦涛党总书记接班人席位的中选背景，除了我们本专栏过去几篇文章陆续介绍和分析的曾庆红和江泽民的关键作用，更有他习近平在福建省任职时的几位“老领导”的竭力推举，其中之一就是王兆国。 关于当年王兆国进、出中央书记的经历有很多传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所谓“恩将仇报胡耀邦，陈云逼邓小平放弃王兆国”的说法，故事的大致内容是：王兆国是邓小平在1980年发现的人才。当时，邓去湖北二汽视察，时任二汽党委书记的黄振亚给邓汇报时说，车厢分厂的王兆国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坚决不批邓，引起邓小平的兴趣。于是召见王兆国，过后，并向中央推荐王。胡耀邦去湖北视察时，也专门召见王兆国，并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受训。从此，王兆国开始官运亨通。1982年，任团中央一把手时，胡锦涛只是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是他的副手。1984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温家宝是副主任，也是王的副手。 王兆国任职中办主任时的表现受到胡耀邦、乔石等人的赞许。1985年，44岁时，王兆国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从此，王被认为是未来中共总书记的理想人选。可是，此后不久，王在胡耀邦问题上的表现，使他的个性暴露无遗。在仕途上，也就开始一路下滑。 1987年，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一帮元老对胡发难。在此之际，王兆国乘人之危，揭发胡耀邦的许多所谓“问题”，并将胡上纲上线狠批一通。这件事，让胡耀邦目瞪口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自己一手提拔并耳提面命，且寄予厚望的“接班人”。据说，胡耀邦最不能原谅的人有两个。一是主持元老生活会逼他下台的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薄在“文革”中被打成“六十一人反党集团”成员，是胡耀邦亲自为他平反，并安排工作。 胡耀邦不能原谅的另一个人就是王兆国。王兆国批胡既无政治道德，又无政治智慧，就连逼胡下台的元老们对他也是轻蔑有加。陈云看到王兆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批胡发言后，“摇了摇头”，提笔批示：“小平同志暨中央常委：此人不适合高层政治生活，建议到基层锻炼。”经历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对于那些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心中定是别有一番滋味。跟着批示道：“同意陈云同志意见，找一个好一些的（地方）让他去”……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大体上符合事实，后半段则错得离谱。事实上的胡耀邦被党内攻击的场合是所谓的党内生活会而不是什么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时间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而此会议召开前七个多月，也就是一九八六年五月的王兆国已经被迫把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交全给了温家宝，这个交接班时间不是什么秘密，有案可查。所以，就连时任中办主任温家宝都没有资格出席和发言的那个批胡的党内生活会，已经失势的王兆国岂不是更没有资格？ 事实真相是，当时的中共党内元老在逼退胡耀邦之前即有了所谓的“清君侧”，王兆国就是“清君侧”的第一受害人。第二受害人是郝建秀。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三大筹备“人事七人小组”负责人薄一波传王兆国谈话，说是传达小平和陈云同志的意见，安排他下基层，到福建省接任省长，十三大上不会继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自此，等于是正式宣布王兆国被从副国级降为正省级。 而当时安排王兆国不去别的地方而是去福建，则是因为当时的陈云一心要把时任福建省长胡平赶在十三大召开之前调离，因为陈云派往福建接替项南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光毅向陈云哭诉了胡平不配合他的工作。而正是被陈光毅接替了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项南，赶在自己下台的前一年，接受了习近平到福建发展。 项南出身中共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早年跟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在西北两度共事。中共建政后习仲勋赞誉项家“满门忠烈”。项与年去世后，习仲勋为其写了长篇墓志铭。所以当年的项南调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去厦门任职，也是人之常情。后来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到福建是“来尝试对改革、对开放的实践”。 一九八五年六月习近平被任命为厦门市副市长，九个月后项南被迫离开福建。 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的手下，时任福州市长洪永世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受《学习时报》采访说：1985年6月，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习书记从正定调到福建去厦门报到的前一个晚上。我记得是在福州的老温泉宾馆，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请他吃晚餐，叫福州市委书记和市长陪同，所以我才有机会在他来福建工作的第一时间和他见面。 我们原来并不认识，当时我43岁，算是比较年轻的干部，而他那个时候更年轻，才32岁。那顿饭吃得很简单，当时项南同志提倡“四菜一汤”，我们都很自觉。项南同志介绍了近平同志来厦门工作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多联系。 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为外省调来的厦门市副市长设宴接风，足见当时的习近平是多么的特殊。 给习近平摆了接风宴之后，项南即令秘书通知厦门市委，并特别强调了习近平到厦门的当天正好是他的32岁生日。时任厦门市委书记兼市长邹尔均安排时任厦门市副市长兼市纪委书记李秀记负责接待。李秀记只带了一个随从，这个随从就是当时刚刚被提拔为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如今已经高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何立峰。 1985年6月15日，也就是习近平32岁生日的那一天，习近平被李秀记和何立峰接待到厦门宾馆。李秀记日后回忆说，他当时让何立峰安排晚饭时，特别要求厨房加了炒面线替代“寿面”，“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俗，给近平同志过了一个生日”。 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了项南向到厦门视察的邓小平提出在厦门建立自由港得到恩准。习近平到任后，随即主持自由港的调研工作。 关于习近平在福建的首位老领导项南当年是如何被以陈云为首的党内保守派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打击的故事，详见笔者二零一七年五月在本专栏接连发表的《打击改革派重臣陈云不择手段》、《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当年已经印行的特区货币缘何胎死腹中？》和《项南成功劝谏邓小平扩大特区全面开放沿海令陈云恨之入骨》等四篇文章。在此不再引述。 当年打击项南的同时，考虑到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胡平在对外开放上和项南一样大胆“冒进”，,刚刚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职务不久的贾庆林又是项南点的将，所以当时的陈云与项南之前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时任中组部顾问廖志高等人坚持不同意从时任福建省委班子中就地为项南选择替身。之所以将时任甘肃省长陈光毅调去，一是因为陈云爱将、在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便对陈光毅大力提拔的宋平起了作用;二是因为陈光毅和项南一样，原籍是福建。 而笔者在过去相关文章中没有介绍过的是，这位项南说起来也是“团派”出身。从中共建政之初项南即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担任过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胡耀邦领导的下团中央宣传部长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反右斗争中被迫去职，据说是时任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做了批示才被保留了党籍。 1992年，当时已经离开福建宁德地委书记岗位的习近平将在闽东工作两年的讲话、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叫《摆脱贫困》。他特地请项南为这本书作序，而此时的项南已因“晋江假药案“被陈云指示给以党内警告处分，黯然离开福建省委数年，回北京创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并担任会长。 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开过之后，党内曾有传说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本来是江泽民钦点的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就是因为陈云和宋平安排顶替项南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陈光毅向中央密报习近平“丧失政治原则“让习近平失去了这次机会。所谓的”丧失政治原则“，指的就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让老领导项南为自己的书作序。当时习近平这本书在福建省委大院出现后，令陈光毅大为恼火。当时的福建省委内部人士也都知道陈光毅对习近平不大感冒，硬是不同意他进入福建省委常委，直到他自己的省委书记职务被项南的老部下贾庆林接替后，习近平在福建省的政治仕途立刻明朗起来。 就是因为接替项南省委书记职务的陈光毅对习近平不感冒，所以习近平日后也没有把他说成是令自己受益匪浅的“老领导”。而排在项南之后，被习近平称之为在福建的“老领导”的另一位“团派”出身者，即是王兆国。 当年习近平在中共政坛内被进一步重用之前，在福建省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十四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登基之后，网上曾有一篇《历任福建省长你能说出几个？他们背后的故事更惊人！》的文章介绍说：福建第一任省长叶飞“文革”结束后，连续出任了两届（第六和第七）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当时的习仲勋同僚。 其实，严格来说，叶飞只是中共建政之后的福建省第二任省府一把手。只不过叶飞之前的中共首届福建省府一把手不叫省长，叫省政府主席。那位中共政权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张鼎丞担任福建省主席时间不长就调中央工作，先任中组常务副部长，1953年开始出任最高检察长，官至副国级，1975年被安排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至退休。 而自叶飞往后，福建省的第六任省长（革命委员会主任）韩先楚，从1983年6月开始出任全国人大副委长，但未任满一届便去世了。 而福建省的第十任省长王兆国刚上任时，头上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头衔还没有被来得及拿掉，日后回到北京被恢复了副国级待遇，先是出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然后是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王兆国之后的历任福建省长和省委书记中又有多少先后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会本专栏下篇文章中一一介绍。本文要强调的是正是这个“团派”出身的王兆国，在福建省任职时即在省委内部竭力推荐习近平担当重任，而日后又以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在“比选”党的主要领导人接班人培养对像时，没有把自己的一票投给和自己一样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出身的李克强，而是投给了“青帮”人选习近平。由此说来，习近平在他政治发迹的最关键一步，除了得益于“太子党”里的大哥大曾庆红， 也还从所谓的“团派”中获得了支持力量。更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庆红曾对江泽民有过救命之恩》中已经介绍了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后取代赵紫阳，全因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的鼎力辅佐和及时点拨。当年曾庆红在上海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等于是挽救了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泽民不是在八九年的关键时刻被曾庆红及时提醒,日后不但总书记宝座没他的份,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能够继续坐到退休就算幸运了。所以,他江泽民一旦得势,对曾庆红如果不感谢“救命之恩”的话,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更何况他江泽民进了中南海之后，更需要曾庆红的辅佐。 正因为当年与曾庆红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所以有海外报刊的分析文章认为:江泽民一是觉得用曾庆红放心;同时更觉得曾庆红其人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正是出任中办主任一职最难得的素质。 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初,邓小平特别找他和李鹏等人谈话,强调党内核心领导层的团结问题。谈话间,邓小平还特别举例子说自己当年从四川奉调中央时,连个秘书都不带,以此说明党内不能搞帮派。江泽民嘴上喏喏连声,仍然没有改变将曾庆红带进中南海的主意,以至政界传出他“不带红木带红人”的非议。也正是因为对这种非议的顾虑,加之初进中南海时连李鹏都对他颇不服气,江泽民先是不敢让曾庆红在中办系统“一步到位”,只能先屈就在副主任的位置上。 笔者曾经在《中国民主党通讯》上读到过一篇标题为《曾庆红整肃杨家将内幕》的文章，说是江泽民、曾庆红真正的蜜月开始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当江泽民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江泽民除了诚惶诚恐，更多的是一种前途莫测的感觉，不仅他的夫人王冶坪为他的北上流泪，他自己也似乎预感到重蹈前两任总书记覆辙的风险。因此，当江泽民赴任之时，他向杨尚昆、李鹏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带曾庆红进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李鹏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什么江泽民不敢只身一人进京？为什么江泽民偏偏要曾庆红与他共行？为什么江泽民不带更获他信任的黄菊进京？最关键的因素有三： 一，胡耀邦、赵紫阳前两任总书记的下场令江泽民胆怯，他设想入主中南海前途凶多吉少，更何况他一点都不熟悉中南海的情况。相比胡赵，江在党内的资历更浅。稍有出错，可能导致比胡、赵更为悲惨的结局。 二，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国家大权仍然由这些老人掌握。更何况杨尚昆、薄一波仍然参与着中共中央最高事务的决策，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江泽民深感要处理好、协调好这些老人的关系非常不容易。 三，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可谓无功受禄。主导六四事件决策的“头号功臣”李鹏没有获得晋升，内心积怨在所难免。如何处理好与气势逼人、内心不服的李鹏的关系，令江泽民的确无所适从。还有，乔石、姚依林这两位政治局常委资格老，权力根基深，人脉资源广泛，同样难以对付。 这就迫使江泽民尽可能地利用自身能够利用的一切资源，来应对难题，处理危机。一人入主中南海，人地两生疏，没有人能协商，更没有人能帮助出主意，可能很快导致政治上的翻船。因此，当江泽民获悉自己被钦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他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曾庆红。曾庆红从来以完全平等的姿态与江交谈，并且敢于当面纠正甚至否定江的某些想法，这使江对曾刮目相看。江深知曾庆红政治手腕高超，同时还想倚重曾庆红家庭的政治资源和曾庆红本人在北京建立的广泛的人脉关系。 曾庆红的政治手腕得益于他父亲的熏陶。曾山任内政部长时，曾专门花时间苦读大量的明朝、清朝档案，从中体味为官之道。在曾山的熏陶下，并不喜欢读书的曾庆红对明清的宫廷秘讳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的明清档案，据说曾庆红最感兴趣的案例是如何在权力斗争中保护自己、打击异己，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把握时局，化解矛盾，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在巩固权力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所有这些，都在曾庆红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应用了。与其说，当年的江泽民选择曾庆红是基于一种信任，不如说是为了利用曾庆红的政治韬略为其所用。同样的，与其说曾庆红辅佐江泽民是一种无私的忠诚，不如说曾庆红只是利用江泽民赋予的一次机会去实践他的政治梦想。曾庆红清楚，如果他能够成就江泽民的大业，日后必有大成。曾庆红终于找到了那条通向中国最高权力舞台之路。事实证明，曾庆红与江泽民的合作真可谓天作之合。没有曾庆红，江泽民不可能有十三年稳定的统治期。 进入中南海之后,江泽民将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阅读中外历史书籍和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在研读和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开国元勋的治国、治党的经验和教训时，江泽民发现“文革”后期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之所以受江青等人的利诱，背叛了他在共产党内最大的恩人周恩来，心理原因之一就是抱怨在周恩来手下长期得不到提拔。 汲取周恩来的教训，江泽民绝不能让关键时刻为他立了大功的曾庆红产生政治上的失意之感。正是在这种齐心协心共保红色江山的“党性”和“知恩图报”的“人性”在江泽民心中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曾庆红终于得以平步青云，熬成中国当代的“铁帽子王”。 在一九九二年十月闭幕的中共“十四大”上，曾庆红的名字不但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之列，甚至连候补委员都没有排上。所以,当时一度传出曾庆红已经失势的消息。认为虽说曾庆红是当年江泽民自上海带进中南海的“跟班红人”，但“伴君如伴虎”，侍奉权贵者从来都是仕宦前景与政治风险并存。 谁知当时的江泽民安排自己班底时，完全不按共产党此前的“惯例”出牌。十四大谢幕两个月,中共中央突然对外宣布曾庆红接替温家宝中办主任职务,一时间令随时关注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政治评论界如坠烟云雾里，搞不明白江泽民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而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事实上曾庆红接替中办主任职务的计划早在十四大之前就已经部署好了。而之所以没有将他安排进十四届中委，则是江泽民的“计高一筹”。江泽民考虑到了党内对他带曾庆红进京一事早有微词，同时又由曾庆红的高干家庭背景联想到了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十三大代表落选，陈云长子陈元十四大代表落选的原因，担心如果将曾庆红安排成中委候选人，一旦在无记名投票中被差额下来，再任命他接替中办主任岂不是不尊重大部分党代表的意愿。而等到十四大过后，突然把不是中央委员的曾庆红任命为中办主任，将原主任温家宝委以农业“重任”，此举反而会被理解成“正常人事更替”。 十四大的选举结果一出来，果然证明江泽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内定出任政治局委员的萧秧、内定出任书记处书记的俞正声及内定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全部落选；安排进候补委员候选人序列后，萧秧、俞正声免强当选，李克强则名落孙山。后来,中共高层只好下令将李克强安排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 笔者注意到，日前在江泽民的追悼会上，1989年6月与江泽民一同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也有出席。就是这个李瑞环在私下里评论当时的那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时，把江泽民和乔石都形容成搞不清他们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而无论我们今天对江泽民是否具有相当的政治智商仍持怀疑，也必须承认他在自己底气最不足的关键时候，选对了管家。早在上海掌管组织工作大权时，曾庆红“不拘一格降一才”，笼络了以王沪宁为代表的一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得力表现，就已令江泽民刮目相看。而更为江泽民所依重的是，曾庆红通过自己本身的红色背景与党内主要元老及家庭建立的私人联络，使他进京后身边自然聚拢了一批中共元老子女和秘书，特别是军内的元老子女和秘书。所以,无须江泽民把话挑明，曾庆红进京帮办后首先想到的事，就是一步步帮助江泽民营建起自己的组织班底。 众所周知，因为杨家兄弟的原因，江泽民进京后长期没有抓到军权,但却还是及时通过改组武警部队,把这支“看家”部队掌在自己心腹手中。事后，外界只是看到江泽民把自己在上海的亲信巴忠炎提升为武警部队司令，却没有注意到同时提升的一个副司令和一个副政委的特殊背景。 当时，叶剑英元帅的公子，当年被称之为“太子党”的精神领袖的叶选宁虽然在恢复军衔制的第一时间即已经获授少将军衔，但职务只是解放军总政联络部的副部长。曾庆红跟江泽民进京之后，其中办副主任的职务任命还没有被正式公布，即匆匆先到叶选宁那里拜了码头。此后，叶选宁很快便成了正部长。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之前,武警总部的参谋长王文理是从北京卫戍区平调过来的，此人过去长期担任叶剑英秘书，与叶家关系极深。“六四”后，江泽民把武警部队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全部撤光。正是因为叶选宁让曾庆红给总书记捎话，时任武警参谋长王文理不但没撤，反而被江泽民一纸命令，提升为第一副司令员。此举不但成功地笼络了对杨家将反感的叶家势力，同时也给众多元老的秘书、子女们很大的安慰。 同时,在曾庆红的鼓动下，当时的江泽民又把原武警总部后勤部的第二政委徐桂宝，直接提升成武警副政委。而此人的背景是前李先念办公室秘书。 纯从逻辑上推理，就不难相信，那些长期在中共政治元老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的人，在维护和巩固共产党政权方面表现出的责任心，不会亚于元老们的后代。而深知这一点的曾庆红为江泽民出了这个重用元老秘书的办法，确实令江泽民大开其窍。 而当时的曾庆红助江泽民在中南海站稳脚跟手另一重要运作，就是拉笼当时的中南海镖头杨德中效忠江泽民。 刚进中办时,曾庆红还排名在中办第一副主任杨德中之后。杨氏从华国锋及汪东兴倒台之后，即以“中南海总镖头”的身份，除全盘负责中央警卫工作之外，还按照中共惯例，亲自负责“一号首长”的警卫任务。虽然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改为总书记)开始，中共最高决策权一直是以邓、陈两位政治元老“垂帘听政”的方式，颇似晚清的东、西太后掌控光绪。但表面上还必须称总书记为党内一把手。所以,整个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里，杨德中先是亲自负责胡耀邦，后来又亲自负责赵紫阳的警卫工作。而当时直接负责邓、陈二人警卫工作的，则是杨德中的部下，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和牟信智。 正像当年毛泽东尸骨未寒,毛的第一宠臣汪东兴便亲自下手逮捕了毛夫人一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邓、陈两元老决定废黜胡耀邦时，首先是通知了杨德中作好“应变”准备;而决定罢免赵紫阳时，杨德中在赵氏面前的身份立刻由首长的警卫变成了人犯的看守。 正是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这段活教材，令江泽民夫人王冶平女士在刚刚听到丈夫奉命入主中南海的消息之后，不但没有半点夫贵妻荣的喜悦，反而有大祸即将临头之感。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成为“一号首长”后杨德中立刻担负起了对他的保卫工作。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保证此后的杨德中不会由江泽民的警卫变成他的看守，也是曾庆红首当其冲的任务之一。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再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后取代赵紫阳，全因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的鼎力辅佐和及时点拨。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上篇文章《十四大前的江泽民 总书记当得比赵紫阳还窝囊》刊登和播出后，一位署名”马年生”的文学城网友跟帖说 ：“江当年奉命入京，没有军方背景的他确实需要邓的威信控制军方。邓当时需要杨尚昆这个国家主席支持。江则通过自己带到北京的曾庆红逐步摆平了军方和红二代，才有实力让邓小平请杨家兄弟归隐。江有曾的协助，还是有福气的。” 其实，当年曾庆红之于江泽民的重要程度，助他江泽民在中南海站稳脚跟还是后话。再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说如果没有曾庆红，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只会终止在上海市委书记那一阶上。 话说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出生于1926年的江泽民本是与出生于1938年的曾庆红同时被安排进上海市委的“第三梯队”人选。当时的曾庆红还是深受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器重的。 当时比江泽民先进上海市委的曾庆红心里非常明白，象江泽民这样即有红色家庭背景,又有个从四十年代末参加中共学生地下党资历者,再加上其曾经留学苏联的红色专家头衔,这一切都决定了曾庆红这一代人被提拔再快,也还要有一个“排排座,吃果果”的先后次序。所以八十年代中期江泽民从北京调进上海市委出任曾庆红上司,并不存在一个曾庆红不服气的问题。但两人之间还是经过了一个从客客气气到配合默契的阶段,而促成两人彻底结为朋党,则是那场八九学潮。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不幸逝世。胡氏是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最开明者之一。中共党内著名马列理论家、“六四”后被开除党籍、流落美国的苏绍智先生认为:胡的民主思想、平民作风以及支持改革、关心群众的形象常为人民大众所称道。他在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被非法的所谓“党的生活会”胁迫辞职,一直是以后人们对中共不满的因素之一。他的不幸逝世自然引发人们的悲痛和怀念。中共领导层对他的不公正评价更引起人们的不满。于是人们自发地追悼胡耀邦,并发展成为重评胡耀邦、批评（当时的）现领导,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制度的群众游行示威。 如果说一九八九年的大学生“闹事”是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索的话,那么当时上海市委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事件则对那场“动乱”客观上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正如苏绍智先生日后的回忆和总结中所说:而在悼念胡耀邦过程中,上海方面的“导报事件”,直接加深了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推动了更多的知识界人士参加游行示威。而更多的“六四”参与者在事后的反思中多认为:“导报事件”是八九学潮转为“全民抗议运动”的导火索。 事情的原委是:当年四月十九日,导报驻京办事处和新观察杂志社在文化部联合举行追悼胡耀邦的讨论会。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民主派都有多人参加。会上的发言,都是怀念和颂扬胡耀邦的,除严家其和戴晴的讲话外,都比较温和,没有批评现政权之处。严家其大致讲了党对胡耀邦的不公正待遇,犹如“四人帮”之对待周恩来。戴睛则讲了从陈独秀、瞿秋白到胡耀邦,中共中央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时任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导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全文刊载这一讨论会的所有发言,并抢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正式追悼会之前出版。 此消息由该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首先向境外记者透露，有一份港报于当月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来，恰好被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看到。向时任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汇报后,两人预感事情严重,立刻报告了市委第一把手江泽民。然后，曾庆红和陈至立连夜约见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要求调阅导报“悼胡座谈会”的文章清样,阅后即命令钦本立将两万五千字的座谈会纪要删节刊出。而在此之前,曾庆红一直对钦本立表示特别的尊重,在公众场合见面,从来是以“钦老”尊呼。 被要求删节的内容包括：牵涉到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等内容，等于是抽去了整个座谈会的全部精髓，而钦本立当面同意“服从组织”,同时却表示该期《导报》已经有一部分散发出去。于是曾庆红动员江泽民出面亲自召见钦本立，严厉指责他违反党纪，宣布撤消他的职务后,随派遣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时任《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为顾问的整顿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陈至立亲自到场宣布整顿该报的市委常委会议决定。 消息传出,群情大哗。上海首先出现支持导报的游行示威,北京各报纷纷写信向上海市委抗议,严家其、许良英发起签名的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题为“保卫新闻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有五百多名新闻记者走上街头,支持上海方面的导报，并呼吁新闻自由。自此,大学生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抗议活动全面开始。 据导报当时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先生回忆:一九八八年，曾庆红还在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内召集《解放日报》、《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开会，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况。会上他对《导报》的人说：“你们离中南海最近，离国务院最近，离体改委最近，信息最灵。以后要多和市委通通气。” 这件事说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导报》在中共上海市委眼中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说明曾庆红甚至江泽民一度要利用《导报》，后来却又“卸磨杀驴”。 当时的曾庆红在事先能发现导报“不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及时查禁，获得江泽民的赞赏。在市委干部会上，江泽民特别表扬曾氏和陈至立“政治警觉性高”。如果当时曾、陈两人漏查了导报，那么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历史兴许就不会是今天这幅样子。所以江泽民在获知自己将高升总书记之后，惊恐之余,首先就想到了曾庆红。 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接任中共总书记职位后,一度表现得比李鹏还要僵化,张口阶级斗争、闭口反和平演变。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驳斥的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其实正是江泽民最先提出的。而事实上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江泽民并不是像他当了总书记以后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这段时间里那样僵化。 当年赵紫阳下决心在城市和企业改革问题上有所突破时,江泽民在上海曾经率先考虑过股份制的问题,这在当时的省级领导中应该说是具有“超前意识”了。据一位思想较为开明的中共经济理论家吴敬涟回忆,江泽民当年在上海曾几次向他讨教股份制的可行性。 一九八九年五月初,赵紫阳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导报事件”恶果严重,当时的江泽民既明显表现出沉不住气的样子。当赵紫阳怒气冲冲地表示“上海把事情搞糟了,中央不负责”时,江泽民涨红着脸连句辩解的话都没有。会下,他找到李瑞环,希望听听天津处理学运问题的经验办法,而老奸具滑的李瑞环当然不会把自己那套“祸水引向北京”的妙计告诉他。 当时参加完赵紫阳的政治局会议后回到上海,江泽民一度曾经动过给钦本立“赔个不是”的念头,因为此时他一度对形势判断走样,误认为赵紫阳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学潮进而提升其总书记的权威。特别是赵紫阳八九年五月初在亚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后,江泽民更感到自己处理导报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就在这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一旦“站错队”就会抱恨终生的关键时刻,正是曾庆红凭他在中共元老中的特殊信息渠道以及他自己自幼开始接受的阶级斗争意识熏染,及时嗅出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势必会对学运下毒手的血腥气。曾庆红此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使北京的大学生们愿意给赵紫阳一个大面子,赵紫阳在党内的政治对立面也绝不会善甘罢休。他们会采取与赵紫阳针锋相对的策略,继续激怒广场上的大学生,让他们继续闹，闹到政府不采取强硬手段便没有平息可能的地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在党外“杀一儆百”,在党内搬倒赵紫阳的目的。 于是,正是在曾庆红的及时提醒下,当时江泽民才鼓足勇气、硬着头皮“站稳了立场”。 “六四”镇压之后,江泽民进中南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组织声讨赵紫阳时狠狠报复了一下,特别要求李鹏在总结赵紫阳“罪行”的报告中加进他曾经指责上海“把事情搞糟了”的政治局会议内容。因为这件事情太让他江泽民现丑,特别是在也已经在“六四”镇压和赵紫阳下台之后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李瑞环面前。 由此说来,当年曾庆红在上海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等于是挽救了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泽民不是在八九年的关键时刻被曾庆红及时提醒,日后不但总书记宝座没他的份,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能够继续坐到退休就算幸运了。所以,他江泽民一旦得势,对曾庆红如果不感谢“救命之恩”的话,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更何况他江泽民进了中南海之后，更需要曾庆红的辅佐。 正因为当年与曾庆红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所以有海外报刊的分析文章认为:江泽民一是觉得用曾庆红放心;同时更觉得曾庆红其人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正是出任中办主任一职最难得的素质。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给外界留下的最后一次印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印象，就是他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五时许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出现。一句“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充满了无限的伤感和无奈，令现场聆听的绝食大学生和无数电视观众至今记忆犹新，唏嘘不已。 当时就在赵紫阳离开广场之后几分钟，他在广场上全部活动的现场录相已经送进中南海勤正殿(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地点)。已经奉命从上海进京，静候总书记黄袍加身的江泽民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不但从赵紫阳的现场讲话中分析出了他“暴露党内矛盾”的罪证，同时更注意到了随侍赵紫阳身边者并不是贴身卫士或一般级别的秘书,而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 当时，温家宝右手紧紧搀扶着赵紫阳，左手帮他扶正手提式麦克风，一付虔诚护主的神态都被摄相机忠实地记录下来并汇报给赵紫阳的继任。也许正是这则电视画面的提示，令江泽民深感自己进驻中南海后，身边也必须有一个新的“温家宝”。 一个月后，江泽民荣升总书记的“决议”被正式昭告天下，接着，由江泽民和李鹏两人签字的一份任命书正式下发：曾庆红同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是,江泽民不要“红木”要“红人”的传说在上海滩不胫而走。 所谓“不要‘红木’要‘红人’”说得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进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委员，离开上海时未带一兵一卒，只是由捧场者为他购置了全套高级红木家具。但货物正准备启运时，却被继任者江泽民通知火车站扣发。所以此次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后，自然不会选择红木家具，但却在自己身边安排了一个“红人”。 当然，江泽民提协曾庆红进京帮办，一是不忘曾庆红的关键一功；二是考虑到了曾庆红在陈云、姚依林等强硬派政治老人那里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庆红进京不但不会有结党营私之嫌，反而会因此获得陈云等人进一步的好感。当时一位海外政治评论家认为:江泽民进京后将曾庆红视为第一心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曾氏可以为江泽民在与“老同志”联络感情方面,起到“太子党”圈外的平民出身的干部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江泽民也考虑到了进一步提拔曾庆红本来就是一种向“老同志”们“表忠心”的模范举动。 陈云在世时,长期控制着中共组织系统,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经他过亲自目的的所谓“第三梯队名单”一般都是省、部级正职。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刚刚上台,即向陈云汇报准备安排曾庆红“加强”中办力量。陈云只接了一句话:“他是曾山的儿子。” 就凭这一句话,江泽民立刻明白陈云是在称赞他的选择。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云到上海暖冬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等人就向陈云特别介绍了曾庆红。陈国栋并借此回顾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跟随曾山进中央一同在陈云领导人主管财经工作时的历史,捧得陈云两眼直放亮光。 一九八九年“六四”后,随着赵紫阳的下台,无论是陈云还是江泽民,都不愿意赵紫阳的阴影继续留在中办,安排曾庆红进去自然最为可靠。后面发生的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9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与妻子双双染疫的消息被曝光。被列为中共“四大五毛”之一的司马南说，何祚庥说话已含混不清。 司马南12月18日在微博发文称，何祚庥跟他通了电话，说他与妻子、理论物理学家庆成瑞均染疫，妻子的病状比他严重，无法跟他说话，而他本人则是像脱水般，“干得不得了，这关怕是过不去了”。 双方的电话录音显示，何祚庥在上海的孩子、孙子的症状比他们夫妇俩严重。司马南还爆料，何祚庥刚刚动过手术，最近多次住院，情况本来就不稳定。 对于何祚庥夫妇染疫，司马南指称社区、中科院无人问津。观察者网报导，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及其秘书19日晚回应称，他们有表达关切，上述传言“子虚乌有”。 何祚庥何许人也？ 何祚庥自诩为马列理论专家，港媒曾报导，他于90年代为中共打压法轮功“立下汗马功劳”。 法轮功官网明慧网报导，何祚庥1997年通过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关系，在给前任领导人江泽民的信中提出要在全国禁止“法轮功”，并于1998年5月24日公开在北京电视台污蔑法轮功。 隔年（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亲戚罗干指使下，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文章诽谤法轮功，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于法轮功。天津法轮功学员善意地向杂志社说明，希望收回对法轮功的毁谤，未料于4月23、24日两天遭到天津市防暴警察殴打，并有45名学员被捕。 法轮功学员请求天津当局放人时，天津市政府告知公安部已介入事件，若无北京授权，无法释放被逮捕的学员。天津公安还向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随著天津暴力抓人以及放人须北京授权的消息在全国传开，中国各地法轮功学员从4月24日晚起至25日，纷纷自发地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希望事件能得到公正的解决。事件被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然而，中共将法轮功学员这次的和平上访诬陷为所谓的“万人包围中南海”，并用国家媒体向全中国和世界散播谎言，最终在1999年7月20日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 明慧网指出，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前的6月10日，设立了专责迫害的中央“610”小组，下设执行机构“610办公室”。这一非法机构一直凌驾于中共的法律之上。 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要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以及“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 中共迫害法轮功已超过23年。法轮功学员为制止迫害，坚持不懈地向世人讲真相，让许多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江泽民不仅在中国国内被法轮功学员起诉，也在全球范围被法轮功学员控告、举报。法轮功指控他的罪名包括：“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等。 甫于11月30日死于上海的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明慧网说，法轮功将持续对他究责。
本专栏上周五播讲的文章《王小洪和陈一新已经全面接管了中央政法委》一文中，介绍了今年6月下旬王小洪正式接替公安部长职务，并被增补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姜信治在郭声琨的陪同下出现在中央政法委办公会议上，当场宣布王小洪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赵克志在政法委内的兼职仍然保留，但只负责禁毒工作，继续兼任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除这项工作而外，赵克志此前在政法委机关分管的工作事项全部转交王小洪。主持政法委机关日常工作的秘书长陈一新，向郭声琨和王小洪共同负责。 而已经在今年6月份即已经完成了向王小洪全面交权的赵克志，之所以被决定继续保留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职务，还有基于政治层面影响的考虑因素。 我们局外人已经看得很明白，至少在孙力军和孟宏伟两人的问题上，身为此二人直接上级的赵克志不可能一点牵连不受。但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似乎还没有最后决定对赵克志以及郭声琨如何处理，内部冷处理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所谓内部冷处理，就是只给予轻微的党内处分 — 比如，党内警告至多是严重警告，甚或只是内部“通报批评”，同时令其所担任主要职务“自然终止”，即“到点下车”。 笔者在今年二月发表的《下一个被公开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会是谁？》一文中已经说过：这个赵克志能够在中共官场上得以“平安降落”，得以政治上的“善终”，必须是在他赵克志终于被王小洪领导的“专项小组”证明，与“孙力军政治团伙”确实没有瓜葛的大前提之下 — 因为孙力军毕竟是在他在公安部长任内的副部长。而四年半前向赵克志交班公安部长职务期间，被孟建柱授意提拔孙力军为公安部副部长的郭声琨的政治处境，也许比赵克志更尴尬！ 不过，按照中共内部人士的说法，赵克志也好，郭声琨也好，反正也是要“到点下车”了。只要他们两人在政治层面没有落下把柄，同时被孙力军等人交待出来的受贿金额不是太过惊人，习近平仅仅对他们进行内部处理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习近平本人也不愿意给外界一个，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从上到下全都烂透了的印象。 那么，按照中共政权的一贯作法，高官不要说受到党内的轻处分，就是受到党内的开除党籍处分，只要不“移交司法”，就不对外公开宣布。所以我们不妨假设一种可能，那就是赵克志的问题已经被习近平同意“不作深究”，所以就没有必要赶在他“到点下车”之前让他颜面尽失。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职务，事实上是可实可虚的。以公安部长和公安部党委书记身份兼任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当然是实，但没有了公安部长职务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除非是被在内部宣布为“主持日常工作”的专职副书记，否则就有挂名之嫌，或者说仅仅是个职务过渡阶段而已。 而从工作角度，目前的王小洪虽然已经在中央政法委内，被明确宣布为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的上级领导，但习近平赶在中共二十大党的中央政治局和它的书记处换届，和明年三月的国务院“内阁”换届层之前，没有可能把他王小洪中途“增补”为副国级。所以，跨部委的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的兼职继续由保留国务委员职务的赵克继续兼任，有利于理顺工作关系。国务院禁毒委员会的成员机构，除了政法委系统的几大机构之外，毕竟还包括了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等好几个国务院下属的相关机构，让目前还只是国务院系统的一个正部长的王小洪出面去“协调”它们并不合适。更何况，在禁毒工作的对外交往层面，以国务院副职领导人兼任中国禁毒委员会主任的“高配”，更彰显了中共国对这项工作的格外重视。 当然，笔者如上分析内容中的习近平决定放赵克志一马，也只是可能性之一。即使这一假设事实上“命中”了习近平截止目前的决策，日后生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君不见，无论是孙力军还是傅正华，虽然都早已在一审过程中“当庭认罪悔罪”，但那个“择期宣判”的“期”至今未到。迟迟不判的原因，当然不会是长春市中级法院的法官们组成的所谓“合议庭”的“合议”至今“议而不决”，而是因为从中央政法委到习近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不排除恰恰是习近平本人还在继续考虑孙力军也好，傅政华也好，还有多少利用价值？需要的话，不但是利用他们两人继续深入揭发，那么怕是暗示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出几例郭声琨或者赵克志，当然还有孟建柱与他们曾经的部下傅正华、孙力军之间的“上下勾结，狼狈为奸”的罪证，都是有可能的。 外界普遍认可的关于孟建柱和郭声琨的所谓“党内派别”的归属分析，特别是其幕后靠山是习近平轻易不敢，或者说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主动招惹的曾庆红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如果现如今的曾庆红已经，或者说正在私底下发挥其影响力，力助习近平的第三届连任的最后冲刺，那么习近平下令不再深究孙力军和傅政华的政治后台，是很有可能的。 道理再简单不过，自孙力军入狱，特别是孙力军被中纪委安排在央视纪录片上“自责”了一把之后，孟建柱就开始被架在火上烤了。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全自己，当面向习近平喊爹的心都有，怎么可能会有向习近平“反扑”的胆量？除非他背后的政治靠山指使他，甚至是逼迫他，与习近平“拼个鱼死网破”。 所以，只要他孟建柱背后的靠山不挑衅习近平，或者说，已经被习近平百分之百相信不再是自己连任的政治威胁，那么他孟建柱本人，以及已经交出公安部长实职的赵克志，和事实上已经向王小洪和陈一新“让权”的郭声琨，都被习近平下令允许他们以副国级离休待遇“安度晚年”的可能性，要大过给他们以更大程度难堪的可能性。 在如上分析内容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孙力军和傅政华会被赶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宣布他们害怕却也期待的判决结果，那就证明了习近平已经与孟建柱背后的政治靠山达成了“党国为重”的政治妥协？ 笔者前不久刚刚听说了来自中共公安部的故事，故事的原始爆料人是王小洪派到长春“旁听”孙力军一审过程的公安部某局现任副局长。说的是一审庭审过程中，“依法”允许孙力军发表自辩，而整个庭审过程中的孙力军大部分时间都是两眼漠然地直视着与自己咫尺之间、面对面的两个身着法警警服的年轻女书记员，不知是否是回想起了自己在武汉为两个花际之年的女警察主持入党宣誓的场面，竟然被法官两次询问“还有什么说得没有？”，都没有反应。被身边的法警捅了一下胳膊才猛然打了一个激凌，赶紧回答说：“我认罪悔罪，服从判决，决不上诉。” 孙力军这席回答，立刻话引出对面两个美貌女书记员的抿嘴偷笑。旁听席上，也有人禁不住笑出了声。因为“服从判决，绝不上诉”这句话即使是发自内心，也应该是在宣读判决书的法庭上，听完对自己的判决结果之后的表态。 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犯罪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中共党内大贪官，在听到自己不会掉脑袋的判决结果 — 无论是死缓，还是无期 — 之后，都会当庭表示一句“服从判决，决不上诉”。讲出如上这则故事的公安部人士认为，孙力军下意识地在一审法庭上即脱口说出了“服从判决，绝不上诉”，肯定不是他的所谓“认罪悔罪”已经达到了愿意“以死谢罪”的境界，而是他内心已经认定，或者说在与中纪委专案组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被允诺“刀下留人”。 自孙力军和傅政华先后被长春中级法院一审，并于当天就结束之后，笔者已经不止一次被记者问及，他们两人的“枪”罪有何不同？为什么一个“最终被入罪”，另一个却没有？ 笔者在今年三月于本专栏上发表的《长春市公安局在孙力军案中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一文中，已经介绍过孙力军的“操纵证券市场”和“非法持枪”两项罪名，都是在最高检察院将孙案指定给长春市检察院之后，由“协助侦查”的长春市公安局给坐实的。因为对孙力军的“非法持枪罪”并没有早在宣布将他逮捕时就与“受贿罪”同时宣布，而等到长春市检察院起草起诉书时，才临时增添。基于此，笔者认为更大的可能是长春市公安局在侦查孙力军操纵证券市场罪行的同时，也找到了他非法持枪的罪证。 笔者在这篇文章里，特别不同意外部世界把孙力军的“非法持枪”罪分析成中共当局“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道理就是，仅仅孙力军的受罪金额一项就够得上死缓，甚至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度了，而非法持枪罪的最高刑期只有7年。 众所周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境内是全世界控枪最严格的国度。这就从反向导致了必要的工作过程中才有持枪权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公安警察都是把枪支视为自己特权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各级公安局乃至派出所的头头们，个个都喜欢向亲朋好友炫枪。而因为按规定，公务用枪在执行完任务之后都要当日上交“集体保管”，所以警察们为了炫着方便，往往就会在家里私藏枪枝。 按照一位中国内地律师的介绍和分析，够点级别的警察头目在退休后，大都喜好私藏枪支：一是因为有枪瘾；二是因为在位时仇家太多，用以防身；第三就是为了炫耀。具体到孙力军其人，既然他在电视认罪时都主动承认，进公安部当了警察之后就开始随便闯红灯了，足以见得这个“半路出家”的警棍也一定会“嗜枪”。 所以，这位律师认为，从长春市公安局落实孙力军的“非法持枪罪”时间点上分析，很有可能就是在查实他“操纵证券市场罪”的过程中，被犯罪同伙，也就是央视一姐董卿的丈夫顺带着揭发出来的。比如说，孙力军曾在家中的“朋友聚会”过程中，穿插了他这位公安部要人向董卿等来宾们展示他收集珍藏枪支的节目。 也就是说，孙力军的所谓“非法持枪”罪里的那一枝或者数枝枪，并不是他在执行公务时才有权佩带，并在必要时有权使用的公务用枪，而是他本人的私藏。 而傅政华在被“双开”的中纪委通报中所指证的“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形成严重安全隐患”，从字面上看就应该明白，这里的“违规”与孙力军的违法持枪，性质上有所不同。 北京警察博物馆曾收藏的“傅政华局长佩戴的六四式手枪（中国）”照片，日后也随着他的落马而被网民重新上载相片到网上。照片里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与随从都全副武装，穿着正面全是弹夹的防弹衣，佩带枪支在王府井大街巡逻。 如果说，这照片里的傅政华此时此刻是合法依规佩带枪枝的话，那么在非必要场合，比如会议场合仍然携带枪枝的话，那么自然就是所谓的“形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另外，中共《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规定》中特别要求：“配枪民警个人保管枪支的审批时限，一次不得超过30天。” 那么，当年身为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几乎可以肯定是长期违反了这条规定，是所谓“长期违规领用”。但是这都只是严重违纪，并不违法。所以中纪委通报内容中给他罗列的这一“罪状”，进入司法程序后并不能入罪。 更多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大陆知名女星赵薇2021年无预警被封杀，随即消失在荧幕前，犹如人间蒸发。事隔近一年，赵薇于6月11日凌晨突然在社交平台发帖悼念自己去世的父亲，并称自己“一无所有”。 赵薇6月11日凌晨突然在Instagram发文悼念父亲，“生生不息！阿弥陀佛，爸爸永远在我心里，如一片落叶，一朵飞花，一丝轻烟！这些人类可想像的描述都无比苍白！如野草，生生不息，在我有限的认知里。不会离开我，就像我也不会离开你。至于离开是什么？根本没有离开，你的一切不值一提，而我一无所有。” 赵薇还晒出父亲的黑白照片，并写道：“爸爸，你就像野草一样对吗？生生不息，生生世世利益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得乐，证悟成佛！南无阿弥陀佛！” 不久后，赵薇删除了上述两则Instagram限时动态，只是再发布了一张佛像的图画。赵薇并未提及自己的近况，令不少粉丝非常担心。 2021年8月，赵薇的所有作品被无预警下架，演出过的作品也被除名，在多个影视平台上搜索“赵薇”也都“查无此人”。自从赵薇被曝遭到中国当局封杀后，有网友猜测她连夜跑路、远赴法国。不过，赵薇在8月29日曾一度更新Instagram，暗示她与父母一起待在北京，但随后帖文被删除，引发外界揣测。9月12日，赵薇又在微博祝福中国女导演李孟桥：“生日快乐。”并附上一个蛋糕的图示，有网友认为赵薇是在向外界报平安。其后，这则生日留言在微博上消失。 官方至今未公布赵薇被封杀的原因，外界传赵薇可能被旗下艺人张哲瀚牵连，张哲瀚早前因参观日本靖国神社而被封杀；也有消息指与赵薇涉嫌进行资本操控有关，赵薇于2018年因在进行资本操控而遭到中国证监会罚款，有分析指赵薇背后有更大的资本支持，就是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牵扯到中共权斗之争，得罪的人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另有评论认为，赵薇是前中国首富马云的好友，马云又因为一些言论得罪当局使其集团不断遭到整肃，因此赵薇被封杀可能是受到马云的牵连。
亿万富豪、明天控股掌门人肖建华从香港被抓回大陆后，至今行踪成迷。美媒6月9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肖建华最快将于6月在上海面临刑事审判。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上海检方可能计划控告肖建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通常这一指控是针对以诈骗或在没有适当许可之下，为投资而向普通民众销售房地产或集资的个人，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该罪可被判处5年以上徒刑。 肖建华的哥哥肖新华用电子邮件回复说，“在静待长达五年后，我们全家人根据我弟弟的严格要求，依旧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我们希望给家人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至于肖建华案件的相关细节，肖新华拒绝回应，仅说“案子十分复杂，充满戏剧性”。 2017年1月27日凌晨，十几名男子将肖建华绑在轮椅上从香港四季酒店带走，然后秘密送交中国大陆后，肖建华从此消失。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肖建华被押解回大陆并被移交给中国有关部门以来，基本上处于隔离关押，先是关在江苏，近期则关在上海。 肖建华失踪以来，中共当局逐渐拆解了其庞大的金融帝国。2020年7月，中共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宣布，已采取联合行动接管了明天系旗下几家价值数亿美元的公司，包括天安财险、华夏人寿、天安人寿和易安财险等“明天系”旗下核心金融机构。 《纽约时报》2014年6月的一篇报道说，19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肖建华是北大的学生会主席，他听从当局要求“站正队”，作为回报，北大后来资助他开公司，让他获得了第一桶金。得益于他的政治人脉资源，他的“明天系”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就成为参股和控股数十家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的帝国，资产总规模近万亿。2016年的胡润百富榜显示，肖建华坐拥大约40亿个人资产。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曾对纽约时报表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习近平的批准，肖建华会被从香港抓走。他认为习近平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对肖建华进行了控制，当年要召开十九大，习近平为铺平道路而进行的反腐进入高潮，他要清除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因素。 分析指，很难说清楚这里面的直接原因，但清楚的一点是，2013年一月，在习近平在18大当选总书记几周之后，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将他们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出售给了肖建华创建的一家公司，据信出售股份是习近平家人为习近平反腐铺路的举动。肖建华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亲属也有生意往来，包括与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一个化名叫曾明的儿子参与收购鲁能集团让后者获利一事。2019年1月，明天系的一个公司—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一家中共高官贾庆林女婿主管的公司。
继中共官媒刊登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决查处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和利益集团的讲话稿之后，大陆网红纪检官员又公开炮轰“原贵州省委主要领导人”腐败。有分析认为，此文疑是在批评中共政治局常委三号人物、被视为习近平亲信的栗战书；距离中共高层换届的二十大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共内斗的火药味已开始弥漫。 1月1日，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2021年11月11日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习称“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有分析认为，在新年伊始公开习近平的这段讲话，等于是向反习派下了“战书”。 1月3日，香港首富李嘉诚次子李泽楷旗下的港媒《信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网红湘官轰贵州领导腐败遭删文》的文章。 文章称，中国大陆敢言网红纪检干部“御史在途”（真名：陆群）沉寂多时再度发炮，1月2日在新浪微博发布一篇题为《为一个被贵州官员逼上绝路的企业家“办实事”的经历》的长文，矛头直指（贵州）地方政府腐败，暗示护伞涉及曾任“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领导人…… “御史在途”这篇文章还附有调查报告，现在已被大陆全网删除。文章称，湖南煤矿老板曾盛国2010年到贵州安顺市关岭县投资2亿元人民币开办煤矿，5年后发觉疑遭相邻“坪子地煤矿”盗采17万余吨煤炭。但是，官方地质队勘察的最后结论是盗采6,000吨。曾盛国上访至今没结果。 据曾盛国举报，贵州省委原主要负责人的舅子长期在安顺一带搞项目，涉嫌在背后为坪子地煤矿进行运作。 时评人士岳山1月4日撰文分析说，在中共的体制语境下，该文中提到的“贵州省委原主要领导人”，就是指贵州原省委书记。而根据曾盛国案发生时间，2010年至2012年在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正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栗战书一直被视为习近平的铁杆支持者。2018年3月，中共人大通过了广受争议的修宪草案，正式删除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为习“三连任”铺路，栗战书则被视为这次修宪的“实际操盘者”。同年7月，栗战书在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公开要求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 岳山还介绍说，现年50岁的陆群曾任中共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早年就因网络反腐成为网路大V。2014年8月，陆群实名举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金银花更名”事件中“为利益集团代言”，据称因此受到上级约谈和批评，次年4月宣布辞职。之后，陆群到国企工作，现任中共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纪委书记。 岳山认为，陆群身在中共体制内，对中共严厉的言论管控应该非常清楚，况且他早年只是一些小打小闹的批评体制事宜，也受到约谈。此次他居然可以通过网络公开曝光触及中共高层的事件，其动机令人感到非常可疑。 岳山分析指出，有两种情况，一是陆群突然有了“敢于挑战高层权贵的大胆”，二是幕后有人支持陆群这么做。“陆群现职仍属于纪委系统，这一系统最大的上级领导是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赵乐际当年就是在曾庆红任中组部长时，被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长。”岳山说。 2021年6月10日，香港《明报》曾刊发署名评论文章表示，赵乐际与中共党内各方都“关系良好”，他早年的发迹，得益于江泽民人事大总管曾庆红。也有消息指，赵乐际是曾庆红很早就布局下的棋子之一。曾庆红是一代“帝师”，布下的棋子不会是一颗。最终，最重要的一颗棋子起了关键的作用。 岳山最后表示，习近平未能如愿在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否定江泽民的“权贵共同腐败路线”，因此，他连任的政治风险未能彻底解除。他认为，不击败江曾集团，习近平不要说二十大连任不利，可能性命也难保。“如今面对一波又一波江曾反习势力的攻击，习近平最终会痛下狠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