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9月下旬，总部位于西班牙首府马德里的“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表以《海外110：不受控的中国跨国犯罪打击》为题的报告，指出中国针对海外电信诈骗行为所采取的大规模全球追讨行动始于2018年，随着中国警侨“海外服务站”的成立，该行动已经逐渐扩大规模。据中国官方的声明指出，从2021年4月到2022年7月已经有23万名嫌疑人被成功“劝返”回中国。加拿大《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亦于9月27日报道了中国公安在加拿大境内开设了至少三个“警察局”的消息，称这是中国安全部门为了监视华裔加拿大侨民而采取的行动。两篇报道都是根据公开信息写出，绝对真实；但两条消息都未曾采访所在国警方，未提及所在国警方的态度。 跨境执法涉及到的国家遍布五洲 “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中国警侨“海外服务站”遍布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这些海外服务站行动起源于地方政府，比如福建、浙江等。而这些海外服务站在境外“劝返”行动中发挥了直接作用。 根据“保护卫士”报告的统计，福州市和青田县的警侨海外服务站设立在了包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和巴西、阿根廷等美洲国家，以及个别亚洲和非洲国家。 该报告还指出，中国当局锁定了九个国家为“欺诈和电信诈骗犯罪严重国家”，它们是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阿联酋和土耳其。中国公民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得在这些国家停留。 “保护卫士”认为，中国的这种“海外110”行动，使用不正规的手段去针对海外中国人或是其留在中国的家属，无论目标是异议人士、贪腐官员还是非重点目标的嫌疑人，都破坏了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规避了双方的双边警务与司法合作，违反了国际法规。 “保护卫士”指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这些国家当中有西方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相关国警方当然不会因为语言障碍，比如看不懂中文而处于信息隔绝状态。因为这种追逃还波及异议人士，肯定会有人向当地警方或者相关部门举报。因此，只有一个结论：所在国的警方知情，默许中国当局的海外110行动，因此形成了一条没有法律规定但却实际存在的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存在从何时开始？ 社会秩序依靠成文法与习惯（道德约束）维持，国际之间交往也基本如此。中国在他国大规模执法这事儿，就我所知，开启于“猎狐2014”全球追逃贪官行动。 “追逃”是全球范围内追缉携资出逃的各类官员及国企高管。中国从2014年7月就开始推出“猎狐2014”，大张旗鼓地开始在全世界追捕外逃贪官。到10月下旬，人民网推出《聚集中国打击外逃贪官行动》系列，至今共有8集，全方位地描述了全球追逃的各方面情况。在这个系列中讲得非常清楚：中国同意按国际惯例，与所在国分享境外追赃，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与中国之间虽然尚未签署“引渡协议”，但已有多种形式的司法执法合作，可协助完成追逃追赃。 中国外逃贪腐官员多在金融业、垄断性国有企业、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以及税收、贸易、投资部门等任职。以前对抓获人数总是语焉不详，但在“猎狐2014”行动开始后，官方首次给出了具体数据：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途径是引渡、遣返、劝返、异地追诉等。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移民国家，生活条件好、教育质量高，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贪官藏匿地，据说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 据称，这是中国政府排除万难，与63个国家签定107项司法协助条约（包括已进行第一轮谈判的），并遵照国际惯例让协助国参与分享被没收的资产（分享比例按协助情况定为40-80%）。 基于上述情况，中国现在这种“海外110”行动，估计是当年司法合作的延续，与所在国商定的目标是贪腐官员等重点目标的嫌疑人，异议人士应该是中国当局挟带的“私货”。 中国政府海外执法的不确定性与时效性 近三年以来，围绕中美两国（今年则是俄乌战争），国际关系急剧变化重组，中国与前述63个国家签定的107项司法协助条约应该会有变化，只是不被媒体关注报道罢了。但以美国为例，变化极大。以下是今年发生的两件（类）大事。 据《华尔街日报》在9月24日发表《美中摩擦促使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大学》一文，引述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收集的数据，2021年，有1,400多名在美国接受培训的中国科学家放弃了在美国学术单位或企业的工作，回到中国，该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2%。许多学者表示，美中日益敌对的政治情势和种族环境是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 据《华尔街日报》采访的中国科学家所述，中国对言论和学术自由的限制让他们感觉自己被困住了，他们经常要参加政治教育会议，而且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越过共产党的政治红线。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回中国？亚利桑那大学在2021年夏天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因为担心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每10名华裔科学家中就有4名最近考虑离开美国。 毫无疑问，这些受监控的华裔科学家因自身研究的特殊性，或多或少与中国保持关系，有的甚至参与了“千人计划”。但这不是秘密，中美两国关系定位于合作伙伴甚至战略合作伙伴时，千人计划招聘计划在网上公开，不少参与者也知会了供职的大学或者研究所，有的甚至还为其服务机构谋求了多笔来自中国的资助。他们这种行为，直到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才被正式列于违法。 另外一例就是纽约市的王书君五人间谍案。美国司法部网站在5月18日发布《一名美国公民和四名中国情报官员 被控对著名的民运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领袖进行间谍活动》，附于文中的起诉书（中文译文）详细列举了王书君案细节，主要是被告涉嫌密谋压制在美国和海外的抨击中国政府人士。据笔者所知，王本人在纽约民运圈活动的资本就是他与纽约领馆的密切关系，他本人也毫不隐瞒这种关系，还常自夸于人前。本人总共只见过这人两次，在一个十余人的公开场合就亲耳听到过他这种自夸。据一些知内情的人士说，因为华人圈吃这套，因此王书君挟此自重——我在此处提这案子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这是美国以此类罪名起诉中共特务的第一起；其二是在中美关系尚好的时期，美国并不真在意中共特务在异议人士当中的活动，因为那只会搞乱民运圈，对美国伤害不大。 综上所述，最后对本文阐述的内容做个概括：一、中共对外长期渗透，包括跨境执法在内。我在国内时对通过东南亚追逃就知晓一点，在东南亚邻国当中，只有新加坡特别在意并禁止中国这种活动。二、目前的“海外110”从2018年开始公然存在，疑似“猎狐2014”与各国司法协作的延续；三、中国这种跨境执法与跨境活动存在着不确定性与时效性，主要受中国与他国关系状态的影响，美国加强对华裔科学家的监控并起诉王书君就是一例，下一步也许就会波及中国的“海外110”。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关注中国人权的NGO“保护卫士”决定在台北设立第一个亚洲办事处。他们受访时表示，这个决定和香港恶化的政治环境有关，也希望借助台湾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了解。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周二（17日）在官网宣布在台北市中正区开设办事处的消息。声明指，保护卫士特别关注中国和其邻近区域威权国家的人权恶化状况，“台湾拥有开放的社会和地理文化上的邻近性，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设点选择”。 保护卫士研究员陈彦廷向中央社表示，台湾与香港相似，有众多中文人才，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就保护卫士未来寻求专业意见、访谈和征才而言，台北是一个合适的设点选择。 他也表示，台湾相较于香港更多元开放，公民社会也很有活力，“我们在这边无论进行研究或倡议活动，都不会受到限制或打压。” 过去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将办事处或亚洲总部设在香港。但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当地政治与公民社会环境已经不同，包括德国智库“腓特烈瑙曼自由基金会”（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华人民主书院等NGO，纷纷将办事处移至台湾。 保护卫士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前身是瑞典人权工作者达林（Peter Dahlin）和卡斯特（Michael Caster）2009年在中国成立的China Action，这个组织为中国的公民律师提供培训。 2016年，China Action在中国受到打压而关闭，当时被捕的达林还被迫在官媒央视上“认罪”。之后两名创办人再创立“保护卫士”。 保护卫士让央视在全球丢执照被调查 近几年，达林带领保护卫士在世界各国推动对央视违规行为的调查，尤其是违法播放认罪影片的调查。他们2018年11月启动一场“促使西方开始规范中国电视广播行为”的运动，开始在西方民主国家投诉央视播放电视认罪等违反当地媒体相关法律的行为，成功地让英国政府撤销了央视的落地执照，并陆续有瑞典、挪威、澳洲等国家中断了对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CCTV）及中国环球电视CGTN的转播。 保护卫士官网资料显示，该组织在亚洲一些人权环境最差的国家，支持并倡议保障人权和法治，并致力于提高当地公民社会及人权捍卫者的能力。 他们关注任意监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迫认罪等中国法治问题；也关注海外台湾公民遭遣送中国，和已出狱台湾公民遭限制出境的议题。 保护卫士也表示，未来将发布中国将政治犯送至精神病院、以防疫之名侵害人权，和以“限制出境”作为武器对付异己等报告。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日前致信国际刑警组织，指该组织已被北京和香港当局利用，沦为迫害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的工具。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等16名遭港区国安法通缉者，都连署了这封公开信。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1月13日发出公开信指，许多证据显示，国际刑警组织被中共和香港当局利用，对流亡海外的大陆异见人士，以及前香港议员和民主抗议人士，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香港流亡海外的16位民主人士连署了这封公开信，包括：罗冠聪、许智峰、“揽炒巴”刘祖廸、前学民思潮成员许颖婷、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助理Mark Simon等。 信中指，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迫逃离香港。港区国安法制造了一套政治罪行，而他们的“罪名”只是为维护普世人权和自由挺身发声。 公开信说，国安法列出的四大罪行，包括：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恐怖活动罪，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实际上就是针对港人站起来维护自身个人权利的行动。 “最近一年，香港当局和中共为了追缉我们、捉拿我们、把我们抓回香港受审，用的语言越来越有敌意和挑衅，而我们只是行使了基本的政治自由权利。”公开信写道。 信中说，港府领导人、警方和官媒负责人多次提到要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系统拘押和引渡他们，呼吁国际刑警组织保护他们，不要滥用红色通缉令、遣返等工具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 公开信说，他们确实担心中港当局可能已经在使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工具来对付他们。“更大的恐惧是，香港和中共正打算这样做，对此，他们毫无顾忌地公开承认过。” 公开信指出，维族维权人士哈桑（Idris Hasan）险遭国际刑警组织引渡给中共。国际刑警组织2017年应中共要求对哈桑发出红色通缉令。去年在多方努力和国际舆论压力下，国际刑警组织被迫取消了这项通缉令，使被摩洛哥扣留的哈桑免于被遣回中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的处罚。 中共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渗透，正逐步使其成为中共迫害流亡人士的政治工具。2016年，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成为首名来自中国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2021年11月，任职于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的胡彬郴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的13名成员之一，增加了中共滥用该系统的可能性。 保护卫士的资料显示，1984至2005年，中共平均每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有26件；2005至2014年平均33件；至2016年暴增至612件。
亚洲人权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昨（7）日发表报告，纪录了两起港人被“自愿接受”官派律师的案件。该两起案件与港政近日建议日后刑事案法援须为“官派律师”相呼应，引人忧心中港两地司法制度日渐趋同。 保护卫士昨发表题为“强制隔绝：法律途径剥夺”报告，揭露中国大陆“律师证被武器化”，人权捍卫者被安上“国家安全”罪名，以及“被拘留者被强迫接受官派律师”等问题。 报告指，尽管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表明公民有权会见自己选择的律师，却有越来越多的报导揭发，被拘留者被迫签名放弃自己聘请律师的权利，并转而接受官派律师。 报告说明，大陆警方或胁迫被拘留者亲笔写信，声明他们解雇了自己委托的律师，且不希望家人再为他们聘请律师。报告指，在一般情况下，官派律师应该只提供给那些没有经济能力或因残疾而欠缺能力聘请律师者，但该制度已被曲解并滥用。 报告也纪录了两起港人被“自愿接受”官派律师的案件，包括：书商林荣基2015至2016年在宁波被监视居住期间，被强迫签字放弃自聘律师的权利，以及“12港人”均被迫接受官派律师。 无独有偶，港府近日也提出类似的“改革”，建议日后政府资助的刑事案法援，不再容许申请人自由选择律师，须由官方委派“官派律师”。 香港大律师公会向立法会提交意见，质疑港府的改革或与《基本法》35条保障市民选择律师权利不一致；并警告，律师及被告须高度互信，一旦被告遇上不熟悉的律师，或未必全面透露案情，有关建议一旦实施，或影响司法公正。
国际人权报告日前揭露，逾600名在海外的台湾人在2016至2019年间被引渡或强制遣送至中国，相当于是中共对台湾主权的攻击。台湾外交部今（1）日表示，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中共政权对台湾国民没有管辖权。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11月30日公布“中国猎捕海外台湾人”报告，记录了2016至2019年间有600多起在海外的台湾国民从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被引渡或强制遣送至中国。 报告指出，这种对台湾人民的国际迫害相当于攻击台湾主权，也使涉嫌人陷入不公平、不公开审理等人权风险。 报告说，在北京的压力下，外国政府强行将这些台湾人送往中国，遣送国政府通常拒绝台湾代表处提供的援助或联系，即使这些台湾人被送到中国后，台湾政府官员或家属依旧无法与他们联络。 报告指出，这种强制遣送行为是北京藉以破坏台湾主权，也否认其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中应有的义务。 保护卫士认为，在北京的压力下将台湾国民引渡到中国，应被明确地视为侵犯基本人权，呼吁国际社会应采取立即行动干预。 台湾外交部：中共对台湾无管辖权 双方互不隶属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今日表示，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政权对台湾国民没有管辖权，外交部及驻外各馆处在处理海外国人涉及跨国电信诈骗案有三项原则： 第一、查明遭拘禁的人数、姓名、涉案事实等，并前往探视；第二、尊重驻在国及兼辖国的管辖权，保障国人的应有权益，以及在驻在国及兼辖国完成司法程序；第三、即时向驻在国（兼辖国）政府表达涉案的台湾人民应遣返至台湾，而不应遣送至中国。 设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保护卫士”，是一个监督和支持亚洲人权活动的组织。共同创办人达林（Peter Dahlin）曾遭中共拘捕，并在被拘留23天、被迫在电视上认罪后，于2016年被驱逐出境。
对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群体来说，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Peter Dahlin)是一个熟悉的名字。现在达林有一个新的头衔与使命，他所发起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正在全球发起投诉央视的行动，并成功地让英国政府撤销了央视的落地执照。 达林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锁定央视是要将中国逼入墙角，停止播放电视认罪这种违反人权和法治的行动，否则就“面临执照被吊销的可能性”。 星期三（4月7日）法国媒体监管机构法国高等视听委员会（CSA）证实，收到“保护卫士”针对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CGTN的第一起投诉；上个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也宣布，开始审阅有关央视在美国播放电视认罪的投诉；今年2月，英国当局依据“保护卫士”的投诉，撤销了央视在英国的广播执照。达林为何锁定央视？ 一切要从5年前说起。 2016年初的一个夜里，长期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援助的达林被十几名中国国安人员从他北京的家中带走，随即失去音讯。 两个多星期后，他突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荧幕上现身认罪。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身着黑衬衫和灰色开衫的达林在镜头前神色平静地说，“对此我深表歉意。” 在失踪的两个多星期里，达林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 – 没有律师，连日的马拉松式审讯，长时间的日光灯照射，甚至连每日必须服用的药物也被没收了。 达林被单独关在经严格防自杀处理的房间里，偶尔会听到楼上有人被毒打的声音（后来他得知那是被一同关押的同事）。 与达林工作毫无瓜葛的女友也被关押在同一处不对外公开的“黑监狱”，并一度被威胁10年的牢狱之灾。 “至今仍扎根在我脑海的记忆 – 像是种创伤吧 – 是他们也把我女友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仅仅为了向我施压，”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被这种心理压力笼罩着。” 关押两星期后，达林录制了认罪视频。随后，他就被获准保外就医。 1月25日，达林被蒙上双眼送至北京机场，搭乘飞回瑞典的班机，并被告知10年内不得入境中国。他的女友也在当天被释放。 瞄准央视 时间快进5年。如今的彼得·达林是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负责人。这家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机构(NGO)致力于推动亚洲地区的人权和法治。近几年，达林带领“保护卫士”在世界各国推动对央视违规行为，尤其是违法播放认罪视频的调查。 “中国又要留住蛋糕，又要吃蛋糕”，达林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想融入国际社会并从中获利，但又不想被国际社会的通行标准所束缚。” 随着中国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严厉打压，当局对维权和异议人士愈加频繁使用的电视认罪和与之相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达林和“保护卫士”重点关注的议题。他们在2018年11月启动一场“促使西方开始规范中国电视广播行为”的运动，开始在西方民主国家投诉央视播放电视认罪等违反当地媒体相关法律的行为。 英国首战告捷 这场运动的第一枪在英国打响。 2018年11月23日，曾在上海被迫电视认罪的英国前记者和商人韩飞龙(Peter Humphrey)与达林共同召开媒体发布会，议题聚焦于央视和其下属的国际传播机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英国违规运营行为。 同天，韩飞龙在“保护卫士”的支持下向英国通信管理局(Ofcom)正式提交一份针对央视的投诉信，信中指控CGTN播放韩飞龙在被喂药、上铐、关入铁笼后被强迫录制的电视认罪视频，因此违反英国广播法有关隐私保护和公平对待方面的标准。 消息立刻传到已是周五傍晚的北京。央视总部当晚召开了持续整个周末的紧急会议，商讨来自英国的危机。那段时间，央视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声势浩大的伦敦办事处落户计划。 韩飞龙的投诉信提交后，“保护卫士”继续跟进。安吉拉·桂(Angela Gui)，她是被迫电视认罪且至今下落不明的的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敏海之女，以及同样亲历强迫电视认罪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和前英国驻香港领事馆雇员郑文杰，也陆续得到“保护卫士”的支持，正式向Ofcom提交类似投诉。 Ofcom对以上投诉启动对CGTN的正式调查。 此外，“保护卫士”还在去年对CGTN追加了针对其广播执照问题的投诉，Ofcom也对此启动调查。 这一系列行动从去年开始结出果实。 去年7月，韩龙飞的投诉告捷，Ofcom裁决CGTN因播放其认罪视频违反英国广播法中的公平和隐私原则。今年3月，CGTN因此受10万英镑罚金。 “保护卫士”的最大捷报来自今年2月初。Ofcom对CGTN的执照问题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后，最终裁定CGTN不符持照要求，因而吊销其在英国的广播执照。 英国广播法规定，执有广播执照的一方必须拥有对其广播内容的编辑控制权，且广播内容不受任何政治机构控制。Ofcom在调查后认定，CGTN广播执照持有方星空华文传媒对CGTN的广播内容无监管编辑权，且CGTN受中国共产党控制。 美澳加法开始行动 “保护卫士”曾在2019年就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投诉央视4套和CGTN播放电视认罪的行为，但未得FCC的回应。今年3月，“保护卫士”向FCC重新提交投诉，而这一次，FCC在几天后就公开声明已开始审阅“保护卫士”针对央视在美播放电视认罪的投诉。 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媒体言论自由提供保护，但FCC明文禁止广播媒体刻意歪曲新闻。“保护卫士”在投诉中称，央视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和中国当局积极合作，录制、编辑并播出通过胁迫和欺骗手段得来的强迫认罪视频，因此属于“播放明知是虚假的信息”。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FCC这次对投诉的回应很积极，他对FCC接下来启动对央视4套和CGTN的正式调查很报信心。 “我们知道这样的调查在美国国内会有很多政治支持，” 达林说。 除了英美之外，“保护卫士”也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投诉央视的行为。 今年3月，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SBS)因电视认罪相关投诉宣布暂时停播CGTN和CCTV4的内容。加拿大已对投诉展开调查，但仍未宣布结果。 4月7日，法国媒体主管机关CSA表示，已收到“保护卫士”提出针对CGTN的第一起投诉案，谴责CGTN播放维吾尔女童被迫自白的画面。CSA表示，目前正在进行调查，并密切观察CGTN，若有违法情况，CSA将出面干涉。 习近平想讲好中国故事，西方手握筹码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保护卫士”接下来还会针对央视播放电视认罪的行为向各民主国家的电视服务供应商施压，敦促它们拒绝参与中国政府的“政治恐怖主义活动”，停止与央视合作。 达林说，其实他们发起这场运动的目标并不是让CGTN或CCTV4在各国停播。 “我们的目的是迫使央视停止参与到这种违反人权和法治的行为中，停止广播这种内容，这种被强迫的认罪妥协。” 达林表示，“保护卫士”在这个目标的实现上进展可观。 他说，自这场投诉运动开启以来，尤其自英国开启对CGTN的正式调查以来，央视国际频道上播放电视认罪的频率已有显著降低。 “扩大中国软实力是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一项政策。想要‘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媒体，需要电视台。我们采取的行动将中国逼入墙角：要么继续播出这种认罪视频，然后面临执照被吊销的可能性；要么停止播出这些认罪视频，保住广播执照，” 达林说：“我们认为，最终他们会选择后者，维持电视频道的运营，对他们来说比播出认罪视频重要得多。” 4月7日，CGTN官网发表评论文章，将达林称为“剑指CGTN的反华十字军”(anti-China crusader)，并称达林的“保护卫士”组织是“真正的无赖”(true scoundrel)。 对于投诉行动是否可能激起中国的报复，达林对此并不担心，他认为中国在惩罚外媒方面其实手里没有好打的牌了。他说，中国本来就已把几乎所有外媒平台都墙住了，他们顶多能做的是让外媒记者的工作环境更差些。但不管各国是否对央视采取行动，中国加紧钳制外媒记者的趋势一直都在。 达林观察到，虽然英国吊销CGTN执照，但也没见中国有多大的报复行动。虽然BBC世界新闻台随后被禁止在中国境内落地，但此前BBC在中国境内一般也只在部分豪华酒店和外籍人士聚居区才能收看，这一报复的象征性远高于实际伤害。 达林认为，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这些行动会给其他国家传递积极信号。 “受中国报复的威胁被高估了，大家不该害怕在这件事上做出该有的行动。”达林说。 折磨、羞辱无用，只激起反抗 “电视认罪这种做法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吓住某个人，而是为打击整个群体，”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 他举例说，当年用电视认罪羞辱人权律师王宇，就为吓住所有从事类似工作的人权律师；让记者或从事NGO工作的外籍人士电视认罪，也是同理。 “无论怎么定义，电视认罪都属于政治恐怖主义的一种，” 达林说，“因此，对这种行为进行抵抗和反击非常重要。” 被中国政府遣返后不久，达林很快就开始“抵抗和反击”工作。 他出任“人权卫士”负责人一职，并前往泰国继续投身亚洲国家的人权工作。系统性反击中国强迫电视认罪行为的想法，就是在那里萌了芽。 “记得是2017年的某个周五晚上，我和我同事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or)在泰国北部一家小酒吧里坐着喝酒，” 达林回忆着这场投诉运动的起点，“我俩讨论着中国维权律师们正面临的，但尚未被国际社会足够重视的各种新问题，一起进行着自言自语式的头脑风暴。” “我当时突然想到，哦对，那些电视上一再播出的电视认罪，我们从没真正读到过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 达林对美国之音说，“除了我和另几个同事的亲历之外，我们从来都不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8年4月11日，“保护卫士”发布全球首份深入研究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报告，题为《先编排后登台：中国强制性电视认罪的幕后故事》，以案例研究的方式记录并分析了2013年至2018年间有记录的45起电视认罪，以亲历者的第一视角展示中国国安人员如何扮演“导演”角色，通过官媒的摄像机和各方面的积极配合，外加酷刑或威胁亲友等高压手段，从被拘押者那里获得认罪视频。 报告也揭示，很多被拘押者在录视频前被刻意欺骗，被告知视频不会公之于众，主要为法官审案和“上级领导”所用。另外，报告中列举的强迫电视认罪都发生在当局对被拘押者做正式逮捕或庭审之前，是对既定法治程序的践踏。 达林说，这份开创性的报告也被译成中文，让中国内外的公众和媒体都真正了解电视认罪背后的真相，改变了他们看待和报道电视认罪的方式。达林也表示，报告的出版是这场投诉央视运动的真正开端。 “我从没在哪一刻考虑过停止我所做的工作。我打过交道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律师和记者也普遍是这种心态。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动力很大程度就来自个人曾遭受的痛苦，” 达林说。 “折磨人们、羞辱人们，把他们关进监狱，这些不会真正奏效，” 达林继续说道，“因为一旦这些人获得自由，他们就会重新出发，为这些问题加倍努力地工作，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事。”
法国媒体主管机关“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7日证实，已接到针对中国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第一起投诉案，谴责CGTN播出维吾尔女童被迫自白的画面。 投诉单位关注亚洲人权议题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5日公布的新闻稿中表示，已经代表曾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的新疆集中营受害者家属阿布都热依（Mamutjan Abdurehim）和德国的中国族裔政策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二人，向CGTN欧洲监管机构“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CSA），与美国监管机构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FCC）提出申诉。 保护卫士写道：“谴责CGTN透过严重的谎言与扭曲言论，来制作显然用于诋毁阿布都热依和郑国恩的新闻。” “这些投诉将成为保护卫士提供欧盟与美国监管机构的新证据之一，以证明CGTN严重侵害人权（例如强迫自白），以及为了中国共产党利益而故意扭曲事实与欺骗”。 对于这份投诉，CSA回复：“CSA已经确认接获保护卫士投诉，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CSA重申，CGTN受到密切观察，并被要求尊重法国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若出现违法情事，CSA将出面干涉”。 “重点周刊”（Le Point）6日访问了目前流亡澳洲的维吾尔人阿布都热依。2015年底他的妻子带孩子回中国处理证件，未料不久后妻子便被关进集中营，阿布都热依已经好几年没有孩子和妻子的音讯和消息。 阿布都热依向重点周刊谴责CGTN说他抛家弃子，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该电视台强迫他10岁的女儿穆赫利斯（Muhlise）受访，并将画面播出，这是侵害人权的行为。 在穆赫利斯接受CNN采访并在镜头前哭诉想念父母后，CGTN随即对穆赫利斯一家进行反报导，并在报导中指控CNN“打扰”了穆赫利斯一家，而穆赫利斯向CGTN说的内容也与之前CNN相互矛盾。 至于郑国恩，这名德国学者过去几年来一直批判中国在新疆进行文化种族清洗，导致自己也成为中国制裁的对象之一。他指控CGTN污蔑他宣传不实言论，却不给他回应的权利。 今年2月初，中国环球电视网在遭到“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因其受控于中国共产党而撤销牌照后，转向CSA提出申请，并于3月3日获得播放执照，使其能于全欧复播。有鉴于CGTN引发的风波与争议，CSA宣布消息时承诺将“特别注意CGTN是否遵守法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