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国著名财经大V吴晓波五月底发表《我们这是怎么了》的文章，谈论中国经济问题，六月初他的微博被禁。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栏目邀请嘉宾陈破空和谢田分析，吴晓波揭开了哪些中国经济不能说的秘密。 吴晓波《我们这是怎么了》文章，从一位文革时代出生，历经改革开放、创业主“马某”萌生离开中国的念头作为引子，分析了促成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经济成长的数以千计企业家群体和数亿中产阶层，他们目前面临“社会荣誉感被剥夺”、“创新创业热情消失”、“中国商界曾经的那一股精气神似乎不见了”的现象。 吴晓波写道，“几年前还饱满丰润的那股‘精气神’是改革开放的丹田元气，是这一代中国人冒险探索、改变自我命运、向世界证明华夏荣光的动力之源。”他还写道:“对于量化理性的企业家群体而言，获得信任和树立信心很难，而失去它们则显然要容易得多。” 中国企业家社会荣誉感被剥夺、精气神不见了 吴晓波至少提问8次“我们这是怎么了?”他说“做互联网的人畏惧了，做实业的人退缩了，做投资的人迟疑了，在进行创业的人迷茫了。很多人都在问：我们这是怎么了？”、“有问制造业前途的，有问服务业未来的，有问股市和楼市的，有问疫情和公共治理的。问题在冷雨中飘荡，像一个突然失去了家园的孤儿。” 吴晓波表示，要“轻松”地“归因于可诅咒的疫情和外部势力，甚至也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但他试图提出三道“解方”，一是在1970末、1990年代的两次思想解放之外，“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次是“思想市场的断层”，他认为，随着传统媒体的式微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被污名化，健康而富有辩论精神的空间日渐狭窄和稀少，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土壤亟待被重新培育；第三是他直指最为棘手的现状，是“马某”们的心意阑珊。 旅美中国学者谢田指出，吴晓波是记者出身，看到中国经济困境和那么多企业人士想讲真话，再看习近平二十大连任都成问题，中共最上层显然有裂缝，抓住机会，在夹缝中发出推动李克强务实亲美、着重经济发展这一边的声音。 习近平“非理性” 连御用学者都提头谏言 旅美中国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认为：“现在学者敢发声是看到党内有希望变革，虽然还不能实现民主宪政，至少还可以选择理性或是非理性，他们觉得习近平这派已走到非理性的程度，那完全是胡搞、乱来、封城、破坏经济、破坏对外关系、联俄抗美，已经是胡来了，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他们觉得李克强这派比较理性、务实，还坚持一点改革、还有一点做人的理性、作为政治家的理性、作为政治派别的理性，他们觉得有了这点希望之后，事实上的确在选边站，这选边站不是违背他们自己，他们自己心里的确心向比较务实、改革开放，不愿看到成为一个烂摊子。” 陈破空指出，七十年党文化下，“风派”、“看风向”才能存活，风声那么紧很难发声，哪怕《长津湖》编剧黄建新都快饿死了都不敢说真话，朋友要他说话，他说所有人都被抓了，连他都那么怕。 陈破空说，中共派系斗争一直存在，但连御用学者、九大国师排第一的林毅夫都指出中国经济有问题。郑永年也提出七大问题十大建议，全文都遭封杀。这曝露出中国经济灾难远超乎外界想像。 “降薪办”成中国特色救经济单位？ 陈破空说：“中国以前成立一个计生办、搞计划生育工作，现在成立一个降薪办，各地特别是发达省区如浙江、江苏、上海，就有降薪水办公室，公务员，就是共产党支柱，自己人‘处级的’，从三十五万年薪降到二十万，‘科级的’从二十四万降到十五万，全国各地都在降，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降薪办，要成立一个办公室来降薪，就可以知道经济困境到什么程度！” 陈破空提到，目前生产链转出，失业率加剧、就业率不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每个省的(财政)下滑幅度是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有些地方是百分之四十，连李克强都坦承国库已经空了，只是没直接说这个话，意思就是各地政府得自己努力筹钱。所以各地都在搞企业逼捐，甚至核酸检测要公民掏钱，医保公司也保不起了。 陈破空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一定会遇到瓶颈。他在1985年就曾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上书，但在六四屠杀民主运动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更不可能。温家宝卸任前也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保障，成果还会重新丧失，那已经是晚了二十年。如今当政者不往前走，还往后退，政治制度未解决仍是老问题。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 陈破空说：“学者也好、企业家也好，如果不着重在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你没有政治上的权力、也没有经济上的权力，创造企业的富豪入狱、专家学者被禁言。中共的政府、中共的体制、中共这个执政党成了整个中国和民族的包袱，拖累这个国家不能前进。这个社会任何一个层面都可能走得更快，但是位于北京、位于中南海的权力中枢却是中国最落后、腐败的一部份。” 中国能再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吴晓波文中说“通过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和货币注入，中国仍然能保有一定的成长惯性，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仍是指日可待”，谢田对此则并不认同。 谢田说，中国的高科技都从美国抄袭偷窃，靠着几亿农民工辛苦血汗，低劳动成本和不顾环境，进入国际产业链，许多的基建浪费无效重复，高铁只有几条赚钱，连电费都付不起，经济成长动能没有。但吴晓波这种一厢情愿符合中国政府的发言都不被允许。中国企业经济界人士都清楚问题的症结，但是都不敢说。 吴晓波文中还提到，去年底他去上海参加闭门会，有四十多名互联网公司CTO或技术主管。一位大厂CTO问他：“我们都是搞技术开发的。现在谁能告诉我们，哪一类产品创新是不涉及垄断的？”吴晓波文中并说：“在过去的某些年里，我一度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超越前代的能力和制度保障。” 谢田认为这都碰触到红线：“他现在这样说，显然是在怀疑这制度保障不存在，换句话说，这制度出问题，制度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制度、中共独裁专制问题。一旦涉及到这个问题，肯定要触红线，这说法在中共眼里一定会被认为，怀疑我共产党领导、怀疑习近平领导，一定会被拿下。” 谢田提到，知识分子在中共眼里只是附庸花瓶、宣传样板，从这次上海封城，看到有名人士、知识分子、演艺界大V等无助求助，还不如街道办公室、体制内官员，掌握生杀大权。 需要新思想解放运动 相当于对习思想的否定？ 陈破空表示，吴晓波说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当于对习思想、习时代的否定，触犯习近平大讳。“政治上似乎也有所暗示，一开始就说又一个马某向他诉苦。本来前段时间习政权才用一个马某比喻马云，或者警告其他人，颠覆国家、外国势力、反华等等，后来不是说乌龙一场，不是马云，搞得股票大跌。所以他用这些话就暗示了对习近平这一派执政的不满，所以，我认为他受到的封杀，就是来自于习派。” 陈破空指出，八十年代所谓专家学者还有放开讲话的空间，习近平一党专政一人独裁，倒行逆施，走回毛泽东文革时代，专家不提建议而成了“解释派”，等习近平拍他脑袋，等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再替政策“解释”。网信办、中宣部掌握在习手上，连李克强的讲话在中共官媒党媒也要被审被删得 七零八落，“承认中国经济是灾难”不能谈，谈了可能动摇共产党基础和各种权力，实际上删除这些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也默认习近平大搞极端封城清零造成了经济灾难，中共现在不是要去承认错误，而是要封杀错误。 陈破空说，当年毛泽东搞大跃进、大饥荒导致国民经济崩溃、四千多万人饿死 ，他不是去解决问题，而去封幽幽之口，甚至谎称“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被刘少奇揭穿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后，毛决定把刘打倒，不是要解决问题，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如今也是先把吴晓波封口，这是一贯独裁专政作法。
有网友6月11日发现，大陆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社群帐号被禁言，其自媒体也停止更新，尚不清楚违规原因。外界普遍认为，今年已有多名财经大V被禁言，评论中国经济成高风险领域。 综合大陆财经媒体报导，知名财经自媒体“吴晓波频道”疑似因违规被微博禁言，最新更文停在6月2日。同时，其公众号也已经停更多日，用户无法搜索到其帐号。 （图片来源：微博） 同时，拥有474.3万个粉丝的微博账号“吴晓波”，也出现“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的提示画面。 （图片来源：微博） 6月6日，吴晓波曾在付费媒体“每天听见吴晓波”平台上发布通告，公众号已于6月3日被暂时“止语”。在回复学员提问时，吴晓波明确表示公众号会再恢复经营。 据公开资料显示，吴晓波，财经作家，广东梅县人，1968年出生浙江宁波，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14百度moments营销盛典最具品牌价值财经作家榜首。后来，吴晓波创立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并于2019年借壳全通教育上市，但最后以全通教育终止重组宣告失败。 吴晓波的主要出版作品有：《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等。 2022年，大陆多名财经大V遭到禁言。在券商出任首席经济学家的任泽平1月12日曾被微博禁言。多次引发争议后，任泽平4月时曾在微博发文称自己“已转型情感博主（部落客）”，并在5月6日于微博上标注吴晓波、管清友、刘润、秦朔等财经界人士，邀请他们一起做“情感博主”。 就在任泽平“邀约”没多久，经济学者管清友的微博也被禁言。 童年4月30日，曾任中国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策略师洪灏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均被销号。3月底，洪灏曾在微信公众号发表“警惕资本外逃”，在微博转发影片称“上海：零活动，零GDP”，并曾暗示上证综指可能低于3000点，结果在4月下旬“应验”。 此外，携程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以及经济学家马光远等也遭到禁言。 中央社报道称，经济学家“集体转型”的背后，是当前中国经济环境下，财经学者发言必须更为谨慎。
一直以来，作为舆论“向上”力量，胡锡进和吴晓波这两人，被很多人熟知。 总的来看，他们的言论一直是充满信心的，对主旋律的把握，也拿捏到位。 但这两人却在近期，纷纷翻了车。 5月5日至6日，胡锡进和吴晓波的两篇文章，引发了不少舆论共振。 但前者显示“被发布者删除”，后者则“因违规无法查看”，这太罕见了。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字里行间里，“丧气话”太多了。 01 胡锡进的文章说： 自私地讲，老胡有旱涝保收的退休金，清零对我最好。来一波疫情就别管花多大成本清零一次，我在家猫一阵，然后去安全的社会面嗨皮一阵，有啥不好的？ 然而社会不能围着老胡这种退休者的利益转，我知道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在愁工作，愁收入。一旦抗疫付出的经济成本比疫情传播对经济造成的打击还要大，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 ……. 作为既得利益者，能站在愁工作、愁收入的群体一边发声，将大疫之下如何让经济少受损失放在了重要位置。 即便很多不喜欢胡的朋友，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不同于胡锡进的苦口婆心，吴晓波的叩问更为直接。 其文以“马某”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过往和对话展开，进而引出“我们这是怎么了”的时代叩问。 通过“用数据说话”、“以史为鉴”让围观者很快产生了共情。 比如，在2015年到2017年的三年里，中国独角兽数量分别是20家、12家和21家，连年超过美国。 然而，到2019年，美国为58家，中国只有22家。 到去年，美国132家，中国仅区区3家。 另一张图，则描绘了这几年资本的撤退。 他认为当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某些共识的丧失；思想市场的断层；“马某”们的心意阑珊。 大家伙的创业创新的热情迅速消失，商业世界的“精气神”不见了。 毫无疑问，这两篇文章的基调都是偏悲观的，某种程度上，也是缺失了短期清零的信心。 02 当既得利益者都缺失了信心，可见当下有不少人也是缺少信心的，我们能从三个维度看出来： 第一维度，是民众抢购。 4月24日，北京爆发新一轮疫情的伊始，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人士已经明确告诉人们： “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供应充足，交易正常。” 但是，民众听了这席话，很快就跑去囤货与抢购物资，以至于一度出现不少货架空空、骑手无法配送的紧张局面。 同样的事情，最近又在郑州发生了一遍。 虽然北京和郑州的补货速度确实很快，但为什么大家失去信心了呢？ 因为有上海的前车之鉴。 物资供应充足是可信的，但能不能及时配送到民众手中，则是未知数，因为上海，很多人失去了信心。 第二维度，是马某某事件。 因为媒体的“马某”乌龙事件，引发了全民热议和资本市场的剧烈震动。 虽然官方很快将“马某”修正为“马某某”，但这起“来去匆匆”的事件，却将资本市场的不安全感暴露无遗。 第三维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B站合作推出宣传片的“不被大风吹倒”，获得人们纷纷转发与点赞。 这个片子，一改往日的基调，强调现实中遇到了大风，青年应该站稳站牢。 后来，张朝阳还劝现在的小青年，不要再愣头努力了。 很多经济博主也在讨论，要改行做别的博主了。 这种悲观情绪，是在蔓延的。 以上这些热点，虽然会很快过去，但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却不容低估。 因为信心比黄金重要。 没有信心，也就没有黄金。 03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信心？ 我认为，至少有二。 1、有消费的信心。 长期的社会静默，已经让很多的人的钱袋子，走向干涸。 企业被迫倒闭的，还不起贷款的，就业无路的…….甚至连明星都开始哭穷。 针对这些人，有些城市已经在发消费券了，也有的城市，给予了纾困政策。 比如，让银行延期收缴房贷，给受疫情影响的打工人，及时发放现金补助。 但不得不说，具体执行下来，效果是打折扣的。 有人表示，拿到补助的限制重重，比如要和阳性有密接，要有文件，要等…… 鱼都要渴死了，等不起啊。 2 要尽快解决主要矛盾——上海。 不得不说，现在大家的情绪低迷，和上海在防疫中出现的种种失误是分不开的。 有拒绝重症的、有哄抬物价的、有贪污物资的、有层层加码的…… 上海一社区干部向业主索要翡翠作为“抗疫物资”，气得业主怒砸奔驰 除了民生问题外，上海因封控超过1个月，很多心理问题也逐渐浮现。 据统计，4月以来，已有超过4成的上海居民呈现出抑郁情绪。 具体表现为频繁地感到低落、无望。 过去30天内，上海市民搜寻“心理咨询”等关键字的情形大幅增加253%，整体负面情绪达两年内高点。 长期的居家隔离、物资的短缺、收入的损失、对病毒的恐惧，都让人们承受着莫大的压力。 问题的解决，只能依托于实践。 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上海的沉静，关系到无数的企业，无数的产业链，和无数的就业人口。 所以，当务之急，要尽快控制住上海的疫情，戡除乱象。 同时，尽快给受疫情影响的人们，予以有效的经济补助。 哪怕是直接发钱呢？ 现在的大家伙，真就需要一口氧气。 -完- （文章作者木蹊，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他姓马，也是一个“马某”，地道的杭州人，属兔，快60岁了。 这个年龄的人都赶上了文革，他初中没读完就进余杭的一个农场当了工人。1981年，自学考进了金华的一家师专，毕业后回到杭州当小学老师。1993年，他辞职下海办了一家食品厂，生产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方便面。2000年前后，杭州的房产热了起来，他在城郊卖了块地，盖了一个住宅小区，自持的物业开成了一家中型商场。 他那一代人是改革开放最大的获益者，对邓小平感恩戴德。我去他家里做客，客厅里挂着去世的父母像，旁边还有一个小镜框，里面的黑白照片是1984年国庆游行的那张“小平您好”。 前几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一起吃个饭吧。见面之后，他告诉我，刚刚抢到一张机票，从成都转机飞加拿大，后面的一年应该不会回来了，也可能去得更久。商场的生意非常清淡，租户天天吵着要降租金，如果有合适的人接手，他打算转出去算了，如果真的没人要，就不死不活地拖着，或者抵押给银行。 “为我们的时代干杯吧！”他突然举起酒杯，很大声地说，眼里仿佛有泪花。 这顿饭吃了很久，气氛一直很压抑。临出餐馆的时候，杭州下起了绵绵的春雨，我们在冷雨中告别，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这是怎么了？” 最近有两张图表，很多人在朋友圈里转。 一张是“中美新增独角兽数量对比图”。在2015年到2017年的三年里，中国独角兽数量分别是20家、12家和21家，连年超过美国，2018年，美国51家反超中国的42家，不过差距并不大。然而，到2019年，美国为58家，中国只有22家，2020年，美国73家，中国14家，到去年，美国132家，中国仅区区3家。 另一张是“中国科技与互联网公司市值两年变化”。在2020年4月，苹果公司的市值是1.2381万亿美元，中国的阿里、腾讯、美团、京东和拼多多的市值之和约1.2573万亿美元，相比多了192亿美元。可是，到2022年的4月，苹果的市值增长到2.6581万亿美元，中国上述五家公司的市值之和减少到8877亿美元。即便把其他44家中国的科技和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值全部加上，跟苹果一家相比，仍然差了1.2565万亿美元。 “我们这是怎么了？” 在我个人的经历中，有一次的对话场景久久难以释怀。 那是去年的12月，我受邀去上海参加一个闭门研讨会，与会的四十多人都是互联网公司的CTO或技术主管。在我做完演讲后，有一个Q&A问答环节。一位大厂的CTO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我们都是搞技术开发的。现在谁能告诉我们，哪一类产品创新是不涉及垄断的？” 我被问得哑口无言。这个问题很冷，冷到像一个笑话或悲剧。当中国最优秀的这批IT技术人员在畅想创新的时候，需要像我们这些写文章的文科生那样进行小心翼翼的“脑删”，中国互联网的“创新之轮”显然已经缓缓地停滞了下来。 今天，恐怕有很多人在问：“我们这是怎么了？” 有问制造业前途的，有问服务业未来的，有问股市和楼市的，有问疫情和公共治理的。问题在冷雨中飘荡，像一个突然失去了家园的孤儿。 我们这一轮改革开放，有过两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发生在1970年代末，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初。它们都在经济跌入深深低谷的时候，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发动，它们的共同问题都是：“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无比幸运的是，我们都找到了答案，并因而引发了两次激荡人心的制度变革和民间活力的宏大释放。 如果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次的难度显然要远远的大于上两次。因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已经呈现出来。 首先是某些全民共识的丧失。前两轮思想解放，在经济界的最大共识是“发展是硬道理”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前者的含义被丰富化和多层次化，后者则已然被抛弃。 其次是思想市场的断层。随着传统媒体的式微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被污名化，健康而富有辩论精神的空间日渐狭窄和稀少，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土壤亟待被重新培育。 其三，在我看来也是最为棘手的现状，是“马某”们的心意阑珊。 正如列宁所揭示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产者阶层因其既得利益的特征，往往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他的软弱、妥协和绥靖，他们首先会选择逃避和自我保护，而在商业行为中则体现为消极和极端避险。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便是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家群体及数亿新中产阶层的出现，他们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他们的经营创业和消费，构成了经济成长的基本动力，而对这一动力的保护和唤醒，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底层要素。 而今天，他们正是在问“我们这是怎么了？”的那一群人。 一个人把生命投注于商业，在一开始都是为了摆脱贫穷，然而在原始积累完成后，他们更多的生命动力来自于自我挑战和社会责任，心理上的成就追逐将大大超过物质意义上的生活需求。然而，当他们突然发现这种社会荣誉感被剥夺的时候，创业创新的热情将迅速消失。 对于量化理性的企业家群体而言，获得信任和树立信心很难，而失去它们则显然要容易得多。 “我们这是怎么了？” 要“轻松”地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也很容易，比如归因于可诅咒的疫情和外部势力。 甚至也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到今年结束，中国的经济总量将逼近美国的八成，通过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和货币注入，我们仍然能保有一定的成长惯性，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仍是指日可待。 疫情得到控制后，马路上、商场和游乐场里仍然会繁荣鼎沸，基础于十四亿人口的“内循环”大市场，还是会创造出无数的消费机会。与此同时，无论是制造业的智能工厂和“专精特新”，还是服务业的模式变革，仍然会持续迭代，推动产业经济的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还是会很遗憾地发现，当今的中国商业世界，曾经的那一股“精气神”似乎不见了。 做互联网的人畏惧了，做实业的人退缩了，做投资的人迟疑了，在进行创业的人迷茫了，很多人都在问：“我们这是怎么了？” 几年前还饱满丰润的那股“精气神”是改革开放的丹田元气，是这一代中国人冒险探索、改变自我命运、向世界证明华夏荣光的动力之源。一百二十年前，梁启超在茫茫太平洋上写下《少年中国说》——“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曾几何时，我们接续前辈，鲜衣怒马，气足成势，势可破竹。 在过去的某些年里，我一度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超越前代的能力和制度保障。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经嘲讽说：“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他继而尖锐地提问：“中国的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这个设问，在中国的互联网和新科技产业似乎已经得到过破解，而它的实现正有赖于一代创业者们的百无禁忌。面向未来，我们仍然需要捍卫这股前所未见的“精气神”。 到今天，我仍然顽固地相信，属于我们的时代没有结束，属于中国的时代没有落幕，玲珑棋局，百子待落，企业家群体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都没有退场颐养的权利。 也正因此，“我们这是怎么了？”的疑惑，仍然需要集体地直面以对。 （文章作者吴晓波，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原文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