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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國著名財經大V吳曉波五月底發表《我們這是怎麼了》的文章，談論中國經濟問題，六月初他的微博被禁。自由亞洲電台「亞洲很想聊」欄目邀請嘉賓陳破空和謝田分析，吳曉波揭開了哪些中國經濟不能說的秘密。 吳曉波《我們這是怎麼了》文章，從一位文革時代出生，歷經改革開放、創業主「馬某」萌生離開中國的念頭作為引子，分析了促成中國改革開放成就、經濟成長的數以千計企業家群體和數億中產階層，他們目前面臨「社會榮譽感被剝奪」、「創新創業熱情消失」、「中國商界曾經的那一股精氣神似乎不見了」的現象。 吳曉波寫道，「幾年前還飽滿豐潤的那股『精氣神』是改革開放的丹田元氣，是這一代中國人冒險探索、改變自我命運、向世界證明華夏榮光的動力之源。」他還寫道:「對於量化理性的企業家群體而言，獲得信任和樹立信心很難，而失去它們則顯然要容易得多。」 中國企業家社會榮譽感被剝奪、精氣神不見了 吳曉波至少提問8次「我們這是怎麼了?」他說「做互聯網的人畏懼了，做實業的人退縮了，做投資的人遲疑了，在進行創業的人迷茫了。很多人都在問：我們這是怎麼了？」、「有問製造業前途的，有問服務業未來的，有問股市和樓市的，有問疫情和公共治理的。問題在冷雨中飄蕩，像一個突然失去了家園的孤兒。」 吳曉波表示，要「輕鬆」地「歸因於可詛咒的疫情和外部勢力，甚至也可以不回答這個問題。」但他試圖提出三道「解方」，一是在1970末、1990年代的兩次思想解放之外，「需要再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其次是「思想市場的斷層」，他認為，隨著傳統媒體的式微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被污名化，健康而富有辯論精神的空間日漸狹窄和稀少，一個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土壤亟待被重新培育；第三是他直指最為棘手的現狀，是「馬某」們的心意闌珊。 旅美中國學者謝田指出，吳曉波是記者出身，看到中國經濟困境和那麼多企業人士想講真話，再看習近平二十大連任都成問題，中共最上層顯然有裂縫，抓住機會，在夾縫中發出推動李克強務實親美、著重經濟發展這一邊的聲音。 習近平「非理性」 連御用學者都提頭諫言 旅美中國時事評論員陳破空認為：「現在學者敢發聲是看到黨內有希望變革，雖然還不能實現民主憲政，至少還可以選擇理性或是非理性，他們覺得習近平這派已走到非理性的程度，那完全是胡搞、亂來、封城、破壞經濟、破壞對外關係、聯俄抗美，已經是胡來了，連他們都看不下去。他們覺得李克強這派比較理性、務實，還堅持一點改革、還有一點做人的理性、作為政治家的理性、作為政治派別的理性，他們覺得有了這點希望之後，事實上的確在選邊站，這選邊站不是違背他們自己，他們自己心裡的確心向比較務實、改革開放，不願看到成為一個爛攤子。」 陳破空指出，七十年黨文化下，「風派」、「看風向」才能存活，風聲那麼緊很難發聲，哪怕《長津湖》編劇黃建新都快餓死了都不敢說真話，朋友要他說話，他說所有人都被抓了，連他都那麼怕。 陳破空說，中共派系鬥爭一直存在，但連御用學者、九大國師排第一的林毅夫都指出中國經濟有問題。鄭永年也提出七大問題十大建議，全文都遭封殺。這曝露出中國經濟災難遠超乎外界想像。 「降薪辦」成中國特色救經濟單位？ 陳破空說：「中國以前成立一個計生辦、搞計劃生育工作，現在成立一個降薪辦，各地特別是發達省區如浙江、江蘇、上海，就有降薪水辦公室，公務員，就是共產黨支柱，自己人『處級的』，從三十五萬年薪降到二十萬，『科級的』從二十四萬降到十五萬，全國各地都在降，少則幾萬，多則十幾萬。降薪辦，要成立一個辦公室來降薪，就可以知道經濟困境到什麼程度！」 陳破空提到，目前生產鏈轉出，失業率加劇、就業率不濟，地方財政捉襟見肘，每個省的(財政)下滑幅度是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有些地方是百分之四十，連李克強都坦承國庫已經空了，只是沒直接說這個話，意思就是各地政府得自己努力籌錢。所以各地都在搞企業逼捐，甚至核酸檢測要公民掏錢，醫保公司也保不起了。 陳破空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就沒有經濟體制改革，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一定會遇到瓶頸。他在1985年就曾給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上書，但在六四屠殺民主運動之後，政治體制改革更不可能。溫家寶卸任前也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能保障，成果還會重新喪失，那已經是晚了二十年。如今當政者不往前走，還往後退，政治制度未解決仍是老問題。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就沒有經濟體制改革 陳破空說：「學者也好、企業家也好，如果不著重在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革，你沒有政治上的權力、也沒有經濟上的權力，創造企業的富豪入獄、專家學者被禁言。中共的政府、中共的體制、中共這個執政黨成了整個中國和民族的包袱，拖累這個國家不能前進。這個社會任何一個層面都可能走得更快，但是位於北京、位於中南海的權力中樞卻是中國最落後、腐敗的一部份。」 中國能再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吳曉波文中說「通過大規模的基建投資和貨幣注入，中國仍然能保有一定的成長慣性，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目標仍是指日可待」，謝田對此則並不認同。 謝田說，中國的高科技都從美國抄襲偷竊，靠著幾億農民工辛苦血汗，低勞動成本和不顧環境，進入國際產業鏈，許多的基建浪費無效重複，高鐵只有幾條賺錢，連電費都付不起，經濟成長動能沒有。但吳曉波這種一廂情願符合中國政府的發言都不被允許。中國企業經濟界人士都清楚問題的癥結，但是都不敢說。 吳曉波文中還提到，去年底他去上海參加閉門會，有四十多名互聯網公司CTO或技術主管。一位大廠CTO問他：「我們都是搞技術開發的。現在誰能告訴我們，哪一類產品創新是不涉及壟斷的？」吳曉波文中並說：「在過去的某些年裡，我一度認為我們已經具備了超越前代的能力和制度保障。」 謝田認為這都碰觸到紅線：「他現在這樣說，顯然是在懷疑這制度保障不存在，換句話說，這制度出問題，制度問題就是中國經濟制度、中共獨裁專制問題。一旦涉及到這個問題，肯定要觸紅線，這說法在中共眼裡一定會被認為，懷疑我共產黨領導、懷疑習近平領導，一定會被拿下。」 謝田提到，知識分子在中共眼裡只是附庸花瓶、宣傳樣板，從這次上海封城，看到有名人士、知識分子、演藝界大V等無助求助，還不如街道辦公室、體制內官員，掌握生殺大權。 需要新思想解放運動 相當於對習思想的否定？ 陳破空表示，吳曉波說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運動，相當於對習思想、習時代的否定，觸犯習近平大諱。「政治上似乎也有所暗示，一開始就說又一個馬某向他訴苦。本來前段時間習政權才用一個馬某比喻馬雲，或者警告其他人，顛覆國家、外國勢力、反華等等，後來不是說烏龍一場，不是馬雲，搞得股票大跌。所以他用這些話就暗示了對習近平這一派執政的不滿，所以，我認為他受到的封殺，就是來自於習派。」 陳破空指出，八十年代所謂專家學者還有放開講話的空間，習近平一黨專政一人獨裁，倒行逆施，走回毛澤東文革時代，專家不提建議而成了「解釋派」，等習近平拍他腦袋，等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他再替政策「解釋」。網信辦、中宣部掌握在習手上，連李克強的講話在中共官媒黨媒也要被審被刪得 七零八落，「承認中國經濟是災難」不能談，談了可能動搖共產黨基礎和各種權力，實際上刪除這些討論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也默認習近平大搞極端封城清零造成了經濟災難，中共現在不是要去承認錯誤，而是要封殺錯誤。 陳破空說，當年毛澤東搞大躍進、大饑荒導致國民經濟崩潰、四千多萬人餓死 ，他不是去解決問題，而去封幽幽之口，甚至謊稱「七分天災，三分人禍」。被劉少奇揭穿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後，毛決定把劉打倒，不是要解決問題，是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如今也是先把吳曉波封口，這是一貫獨裁專政作法。
有網友6月11日發現，大陸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的社群帳號被禁言，其自媒體也停止更新，尚不清楚違規原因。外界普遍認為，今年已有多名財經大V被禁言，評論中國經濟成高風險領域。 綜合大陸財經媒體報導，知名財經自媒體「吳曉波頻道」疑似因違規被微博禁言，最新更文停在6月2日。同時，其公眾號也已經停更多日，用戶無法搜索到其帳號。 （圖片來源：微博） 同時，擁有474.3萬個粉絲的微博賬號「吳曉波」，也出現「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該用戶目前處于禁言狀態」的提示畫面。 （圖片來源：微博） 6月6日，吳曉波曾在付費媒體「每天聽見吳曉波」平台上發布通告，公眾號已於6月3日被暫時「止語」。在回復學員提問時，吳曉波明確表示公眾號會再恢復經營。 據公開資料顯示，吳曉波，財經作家，廣東梅縣人，1968年出生浙江寧波，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2014百度moments營銷盛典最具品牌價值財經作家榜首。後來，吳曉波創立自媒體吳曉波頻道，並於2019年借殼全通教育上市，但最後以全通教育終止重組宣告失敗。 吳曉波的主要出版作品有：《大敗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營銷》（2003年）、《被誇大的使命》（2004年）等。 2022年，大陸多名財經大V遭到禁言。在券商出任首席經濟學家的任澤平1月12日曾被微博禁言。多次引發爭議後，任澤平4月時曾在微博發文稱自己「已轉型情感博主（部落客）」，並在5月6日於微博上標註吳曉波、管清友、劉潤、秦朔等財經界人士，邀請他們一起做「情感博主」。 就在任澤平「邀約」沒多久，經濟學者管清友的微博也被禁言。 童年4月30日，曾任中國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洪灝的微博和微信公眾號均被銷號。3月底，洪灝曾在微信公眾號發表「警惕資本外逃」，在微博轉發影片稱「上海：零活動，零GDP」，並曾暗示上證綜指可能低於3000點，結果在4月下旬「應驗」。 此外，攜程董事局主席、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以及經濟學家馬光遠等也遭到禁言。 中央社報道稱，經濟學家「集體轉型」的背後，是當前中國經濟環境下，財經學者發言必須更為謹慎。
一直以來，作為輿論「向上」力量，胡錫進和吳曉波這兩人，被很多人熟知。 總的來看，他們的言論一直是充滿信心的，對主旋律的把握，也拿捏到位。 但這兩人卻在近期，紛紛翻了車。 5月5日至6日，胡錫進和吳曉波的兩篇文章，引發了不少輿論共振。 但前者顯示「被發布者刪除」，後者則「因違規無法查看」，這太罕見了。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他們的字裡行間里，「喪氣話」太多了。 01 胡錫進的文章說： 自私地講，老胡有旱澇保收的退休金，清零對我最好。來一波疫情就別管花多大成本清零一次，我在家貓一陣，然後去安全的社會面嗨皮一陣，有啥不好的？ 然而社會不能圍著老胡這種退休者的利益轉，我知道這個社會上還有很多人在愁工作，愁收入。一旦抗疫付出的經濟成本比疫情傳播對經濟造成的打擊還要大，情況就會變得很糟糕。 ……. 作為既得利益者，能站在愁工作、愁收入的群體一邊發聲，將大疫之下如何讓經濟少受損失放在了重要位置。 即便很多不喜歡胡的朋友，都忍不住豎起了大拇指。 不同於胡錫進的苦口婆心，吳曉波的叩問更為直接。 其文以「馬某」的故事以及他們的過往和對話展開，進而引出「我們這是怎麼了」的時代叩問。 通過「用數據說話」、「以史為鑒」讓圍觀者很快產生了共情。 比如，在2015年到2017年的三年里，中國獨角獸數量分別是20家、12家和21家，連年超過美國。 然而，到2019年，美國為58家，中國只有22家。 到去年，美國132家，中國僅區區3家。 另一張圖，則描繪了這幾年資本的撤退。 他認為當下出現了一些新的時代特徵：某些共識的喪失；思想市場的斷層；「馬某」們的心意闌珊。 大傢伙的創業創新的熱情迅速消失，商業世界的「精氣神」不見了。 毫無疑問，這兩篇文章的基調都是偏悲觀的，某種程度上，也是缺失了短期清零的信心。 02 當既得利益者都缺失了信心，可見當下有不少人也是缺少信心的，我們能從三個維度看出來： 第一維度，是民眾搶購。 4月24日，北京爆發新一輪疫情的伊始，北京的新聞發布會上，有關人士已經明確告訴人們： 「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場貨源供應充足，交易正常。」 但是，民眾聽了這席話，很快就跑去囤貨與搶購物資，以至於一度出現不少貨架空空、騎手無法配送的緊張局面。 同樣的事情，最近又在鄭州發生了一遍。 雖然北京和鄭州的補貨速度確實很快，但為什麼大家失去信心了呢？ 因為有上海的前車之鑒。 物資供應充足是可信的，但能不能及時配送到民眾手中，則是未知數，因為上海，很多人失去了信心。 第二維度，是馬某某事件。 因為媒體的「馬某」烏龍事件，引發了全民熱議和資本市場的劇烈震動。 雖然官方很快將「馬某」修正為「馬某某」，但這起「來去匆匆」的事件，卻將資本市場的不安全感暴露無遺。 第三維度，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與B站合作推出宣傳片的「不被大風吹倒」，獲得人們紛紛轉發與點贊。 這個片子，一改往日的基調，強調現實中遇到了大風，青年應該站穩站牢。 後來，張朝陽還勸現在的小青年，不要再愣頭努力了。 很多經濟博主也在討論，要改行做別的博主了。 這種悲觀情緒，是在蔓延的。 以上這些熱點，雖然會很快過去，但背後反映出的問題，卻不容低估。 因為信心比黃金重要。 沒有信心，也就沒有黃金。 03 那麼，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信心？ 我認為，至少有二。 1、有消費的信心。 長期的社會靜默，已經讓很多的人的錢袋子，走向乾涸。 企業被迫倒閉的，還不起貸款的，就業無路的…….甚至連明星都開始哭窮。 針對這些人，有些城市已經在發消費券了，也有的城市，給予了紓困政策。 比如，讓銀行延期收繳房貸，給受疫情影響的打工人，及時發放現金補助。 但不得不說，具體執行下來，效果是打折扣的。 有人表示，拿到補助的限制重重，比如要和陽性有密接，要有文件，要等…… 魚都要渴死了，等不起啊。 2 要儘快解決主要矛盾——上海。 不得不說，現在大家的情緒低迷，和上海在防疫中出現的種種失誤是分不開的。 有拒絕重症的、有哄抬物價的、有貪污物資的、有層層加碼的…… 上海一社區幹部向業主索要翡翠作為「抗疫物資」，氣得業主怒砸賓士 除了民生問題外，上海因封控超過1個月，很多心理問題也逐漸浮現。 據統計，4月以來，已有超過4成的上海居民呈現出抑鬱情緒。 具體表現為頻繁地感到低落、無望。 過去30天內，上海市民搜尋「心理諮詢」等關鍵字的情形大幅增加253%，整體負面情緒達兩年內高點。 長期的居家隔離、物資的短缺、收入的損失、對病毒的恐懼，都讓人們承受著莫大的壓力。 問題的解決，只能依託於實踐。 作為中國經濟的發動機，上海的沉靜，關係到無數的企業，無數的產業鏈，和無數的就業人口。 所以，當務之急，要儘快控制住上海的疫情，戡除亂象。 同時，儘快給受疫情影響的人們，予以有效的經濟補助。 哪怕是直接發錢呢？ 現在的大傢伙，真就需要一口氧氣。 -完- （文章作者木蹊，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木蹊說）
他姓馬，也是一個「馬某」，地道的杭州人，屬兔，快60歲了。 這個年齡的人都趕上了文革，他初中沒讀完就進餘杭的一個農場當了工人。1981年，自學考進了金華的一家師專，畢業後回到杭州當小學老師。1993年，他辭職下海辦了一家食品廠，生產當時剛剛流行起來的速食麵。2000年前後，杭州的房產熱了起來，他在城郊賣了塊地，蓋了一個住宅小區，自持的物業開成了一家中型商場。 他那一代人是改革開放最大的獲益者，對鄧小平感恩戴德。我去他家裡做客，客廳里掛著去世的父母像，旁邊還有一個小鏡框，裡面的黑白照片是1984年國慶遊行的那張「小平您好」。 前幾天，他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一起吃個飯吧。見面之後，他告訴我，剛剛搶到一張機票，從成都轉機飛加拿大，後面的一年應該不會回來了，也可能去得更久。商場的生意非常清淡，租戶天天吵著要降租金，如果有合適的人接手，他打算轉出去算了，如果真的沒人要，就不死不活地拖著，或者抵押給銀行。 「為我們的時代乾杯吧！」他突然舉起酒杯，很大聲地說，眼裡彷彿有淚花。 這頓飯吃了很久，氣氛一直很壓抑。臨出餐館的時候，杭州下起了綿綿的春雨，我們在冷雨中告別，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 「我們這是怎麼了？」 最近有兩張圖表，很多人在朋友圈裡轉。 一張是「中美新增獨角獸數量對比圖」。在2015年到2017年的三年里，中國獨角獸數量分別是20家、12家和21家，連年超過美國，2018年，美國51家反超中國的42家，不過差距並不大。然而，到2019年，美國為58家，中國只有22家，2020年，美國73家，中國14家，到去年，美國132家，中國僅區區3家。 另一張是「中國科技與互聯網公司市值兩年變化」。在2020年4月，蘋果公司的市值是1.2381萬億美元，中國的阿里、騰訊、美團、京東和拼多多的市值之和約1.2573萬億美元，相比多了192億美元。可是，到2022年的4月，蘋果的市值增長到2.6581萬億美元，中國上述五家公司的市值之和減少到8877億美元。即便把其他44家中國的科技和互聯網上市公司的市值全部加上，跟蘋果一家相比，仍然差了1.2565萬億美元。 「我們這是怎麼了？」 在我個人的經歷中，有一次的對話場景久久難以釋懷。 那是去年的12月，我受邀去上海參加一個閉門研討會，與會的四十多人都是互聯網公司的CTO或技術主管。在我做完演講後，有一個Q&A問答環節。一位大廠的CTO向我提了一個問題： 「我們都是搞技術開發的。現在誰能告訴我們，哪一類產品創新是不涉及壟斷的？」 我被問得啞口無言。這個問題很冷，冷到像一個笑話或悲劇。當中國最優秀的這批IT技術人員在暢想創新的時候，需要像我們這些寫文章的文科生那樣進行小心翼翼的「腦刪」，中國互聯網的「創新之輪」顯然已經緩緩地停滯了下來。 今天，恐怕有很多人在問：「我們這是怎麼了？」 有問製造業前途的，有問服務業未來的，有問股市和樓市的，有問疫情和公共治理的。問題在冷雨中飄蕩，像一個突然失去了家園的孤兒。 我們這一輪改革開放，有過兩次重要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次發生在1970年代末，一次發生在1990年代初。它們都在經濟跌入深深低谷的時候，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發動，它們的共同問題都是：「我們這是怎麼了？我們應該怎麼辦？」無比幸運的是，我們都找到了答案，並因而引發了兩次激蕩人心的制度變革和民間活力的宏大釋放。 如果需要再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這一次的難度顯然要遠遠的大於上兩次。因為，一些新的時代特徵已經呈現出來。 首先是某些全民共識的喪失。前兩輪思想解放，在經濟界的最大共識是「發展是硬道理」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今天，前者的含義被豐富化和多層次化，後者則已然被拋棄。 其次是思想市場的斷層。隨著傳統媒體的式微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被污名化，健康而富有辯論精神的空間日漸狹窄和稀少，一個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土壤亟待被重新培育。 其三，在我看來也是最為棘手的現狀，是「馬某」們的心意闌珊。 正如列寧所揭示的「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產者階層因其既得利益的特徵，往往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他的軟弱、妥協和綏靖，他們首先會選擇逃避和自我保護，而在商業行為中則體現為消極和極端避險。 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之一，便是數以千萬計的企業家群體及數億新中產階層的出現，他們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秩序，他們的經營創業和消費，構成了經濟成長的基本動力，而對這一動力的保護和喚醒，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底層要素。 而今天，他們正是在問「我們這是怎麼了？」的那一群人。 一個人把生命投注於商業，在一開始都是為了擺脫貧窮，然而在原始積累完成後，他們更多的生命動力來自於自我挑戰和社會責任，心理上的成就追逐將大大超過物質意義上的生活需求。然而，當他們突然發現這種社會榮譽感被剝奪的時候，創業創新的熱情將迅速消失。 對於量化理性的企業家群體而言，獲得信任和樹立信心很難，而失去它們則顯然要容易得多。 「我們這是怎麼了？」 要「輕鬆」地回答這個問題，似乎也很容易，比如歸因於可詛咒的疫情和外部勢力。 甚至也可以不回答這個問題。到今年結束，中國的經濟總量將逼近美國的八成，通過大規模的基建投資和貨幣注入，我們仍然能保有一定的成長慣性，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目標仍是指日可待。 疫情得到控制後，馬路上、商場和遊樂場里仍然會繁榮鼎沸，基礎於十四億人口的「內循環」大市場，還是會創造出無數的消費機會。與此同時，無論是製造業的智能工廠和「專精特新」，還是服務業的模式變革，仍然會持續迭代，推動產業經濟的向前發展。 但是，我們還是會很遺憾地發現，當今的中國商業世界，曾經的那一股「精氣神」似乎不見了。 做互聯網的人畏懼了，做實業的人退縮了，做投資的人遲疑了，在進行創業的人迷茫了，很多人都在問：「我們這是怎麼了？」 幾年前還飽滿豐潤的那股「精氣神」是改革開放的丹田元氣，是這一代中國人冒險探索、改變自我命運、向世界證明華夏榮光的動力之源。一百二十年前，梁啟超在茫茫太平洋上寫下《少年中國說》——「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曾幾何時，我們接續前輩，鮮衣怒馬，氣足成勢，勢可破竹。 在過去的某些年裡，我一度認為我們已經具備了超越前代的能力和制度保障。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曾經嘲諷說：「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器，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他繼而尖銳地提問：「中國的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這個設問，在中國的互聯網和新科技產業似乎已經得到過破解，而它的實現正有賴於一代創業者們的百無禁忌。面向未來，我們仍然需要捍衛這股前所未見的「精氣神」。 到今天，我仍然頑固地相信，屬於我們的時代沒有結束，屬於中國的時代沒有落幕，玲瓏棋局，百子待落，企業家群體與其他社會階層一樣，都沒有退場頤養的權利。 也正因此，「我們這是怎麼了？」的疑惑，仍然需要集體地直面以對。 （文章作者吳曉波，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原文已被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