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戰直播多年 大陸男星賈乃亮坦言無戲可拍
2026 年 6 月 20 日
9日，美国最高法院票决裁定，驳回川普要求停止纽约法院对其封口费案量刑程序的请求。今天之前，川普被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重罪），并隐瞒曾向一名成人电影女星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最高法院的裁定，等于否定川普“当选总统享有刑事豁免”的抗辩，以及，川普也无法以距离个人就职典礼时间太近，回避即将而来的法院听证。也就是说，就算川普再过几天就要是美国总统，他仍可能以待罪之身出庭。 川普官司案无疑是他重返白宫之外，另一充满戏剧性的经历。首波高潮始于2022年8月，联邦调查局对他佛州的海湖庄园进行搜索，带走大批文件，美国舆论哗然，当时人在纽约的川普，第一时间反应是：“我美丽的家，佛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目前正遭到一大群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围攻、袭击和占领”、“他们甚至闯入了我的保险室”，可以想见，这位向来趾高气昂的前总统有多气。 第二波剧情高峰是，2023年3月，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投票表决，正式对川普提起诉讼，创了美国史上第一次前总统遭刑事指控先例（封口费案、伪造文书），这一发展，再让川普于网路上发动反击，称它是司法迫害，陪审团表决前，川普甚至还号召支持者，说如果自己被起诉，就要发动大规模抗议。陪审团表决当天，一度让曼哈顿警方如临大敌，所幸，抗议规模和时间不若媒体原先想像，川普终究还是回到法律攻防途径。 一方面，无论是佛州的家被搜，还是在纽约被起诉，川普无不以严厉口气批判美国司法，说“这是由一位腐败的、矛盾的法官进行的一次被操纵的审判…我们将继续战斗。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会赢…真正的判决即将到来。”另一方面，川普则也很务实地组建了一支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律师团，据媒体披露，光是律师委任就花了川普近500万美元（由支持川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支付）。 然后，到了2024，在一波又一波官司纷扰下，川普竟在去年底如愿再次赢得总统大选。 今天的川普，确实是杂揉著商人性格的政治奇葩，对交易时“虚张声势”和政坛“秀肌肉”的交互运用，一直让民主党政治正规军很头痛，尤其民主党人以为的争取司法正义，难道不该是像当年群众为弱势的佛洛伊德（遭恶警虐杀而死）走上街头，并以此凸显执政者的可信度，怎么选民会对一个如此富有的“涉重罪者”买单？ 原因之一或许在，首先，川普虽然不断宣传“司法武器化”，欲将法律问题诉诸政治解决，但实则过程中，川普司法武器化论的政治效力，很快就出现饱和，即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就官司本身，不只双方定见成型，认为判他有罪才是正义，和判他无罪才是正义的比例，且相当僵固，所以，基于宪法保障，仍有资格参选总统的川普，在初期一阵劈哩啪啦臭骂美国司法之后，很明显就又整队回到“真正的政治（选举）”，官司主要是靠法庭攻防，如此他也才能专注进取选举（尤其是募款和设定议题），一路从党内初选鏖战到大选，又因为美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千头万绪，直接提供给川普诸多著力点，而无须单以“司法政治迫害战清白”去情绪催票。选战期间，川普的司法问题几乎已无关宏旨，结果，川普反倒真的从官司的羁绊中成功脱身。回头看，是否是川普“抨击司法”奏效，让选票还其清白才当上总统，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只需假设一个情境，一个有能力动用政治行动委员会5500万美元打官司的川普，若是仿照当初民众走上街头以宣泄社会边缘人佛洛伊德之死的不满，真的动员群众试图影响个人官司审判，很大的可能，今次美国大选，“营救川普”就会成为尖锐的话题，而一个期待靠群众运动为其司法脱困的政治人物，还有可能受到多少选民信任托付，并赋予他“营救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重责？这也是川普一直以来不只口气很狂，且从不哭穷、委屈的道理。 我们不妨再借川普的例子，看看民众党代主席黄国昌在司法节号召支持者上街的举动。从柯文哲第一次遭羁押，民众党支持者包围北检高呼“放人”开始，再到“赖清德放人”（直接要总统介入），再到这次“111钉孤枝”游行，它百分之百是为柯文哲的官司和民众党自己前途而来。但一者，同情、不同情柯文哲的民众，于今都已很难为任何政治口号所动（尤其起诉后），它的政治效益，恐和美国人评价川普官司案一般，早达饱和状态。二者，身陷官司泥淖的川普，终究是一人救全党，现在民众党则是全党救一人，这等于是进一步在降低柯文哲本身的政治格局（或如民众党人所在乎的“能量”），黄国昌等愈是为了柯文哲聚力抨击司法，整个社会对“柯文哲”一词的唯一讨论，就愈是他的政治献金疑云和收贿案，从此再无法拓展半点对一个政治人物官司外的治国想像。 观察几年下来司法案件缠身的川普，从来不只有“司法梗”，就字义来说，他对自己官司的反击，可能也比较符合“钉孤支”，观察柯文哲，他已然全民众党目前手头上最大“政治梗”，然后坐等边际效应耗尽，继续走向率众护己（官司）的一步，就算他不放弃政治，政治也会放弃他，至于官司，该怎么判还是会怎么判。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2025年刚开头，中国经济好像突然不行了。经济情况日益严峻，大批企业裁员降薪，还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加速倒闭。中国人普遍在问，“经济形势这么差，看不到任何希望，这到底是怎么啦？”一些中国人在微信上用一个代表性词汇来提醒大家，“时势维艰，各自小心”。 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艰难？虽然很多中国人心中仍然抱着经济回暖的期待，却又不得不面对经济寒冬遇春不退的现实。中国人真懂经济衰退的原因吗？本文回顾过往中国经济繁荣的由来以及其中隐伏的巨大危险，为读者们解读中国经济前景的真相。 一、经济衰退其来有自 很多中国人现在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衰退还要延续多久？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困惑，中国经济怎么突然就衰退了？如果这次的经济衰退事出偶然，那么，这样的问题似乎内含着一个自我认定的答案，即假以时日，中国经济还能恢复昔日辉煌。但是，如果经济衰退事出必然呢？那就可能会演变成其衰无界。 可以讲，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严重困境，事实上乃是“其来有自”。此语指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有其来由，并非偶然。由于当下很多中国人在国内资讯被封锁的状况下，不明白中国经济繁荣之后突然的衰退，其实具有共产党最喜欢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概念，即“历史必然性”。 当前中国经济的衰退，一半来自其过往经济政策的错误，一半来自其对外政策的错误。但是，对这内外两大错误，中国人既不了解，也不易面对，于是便出现了很多误解和错误研判，其中，最典型的是两个扑朔迷离的认知。第一，房产价格暴涨之后又迅速下滑，是意外吗？第二，“世界工厂”能保证中国的出口长期维持高速成长吗？ 对这两个问题，早在2017年我就发出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即将消逝的警告。我文章的标题是，《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此文并非即兴之谈，而是仔细分析相关数据、综合判断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之后，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不过，在互联网上资讯浩如烟海的年代，中国的读者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 二、繁荣缘何而去？ 为什么今日在中国，经济困境成了“新常态”？事实上，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当下乃至今后经济困境挥之不去的缘由，荣兮衰所伏。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都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这样的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而笔者则以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由来，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今日中国的经济困境事出必然。 中国从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提升了国际市场和生产技术的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品种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至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达到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 中国2001年加入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出口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 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场都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 何况，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也不现实，因为贸易必须互利才能久远。若中国赚尽了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其他国家长期的大量贸易赤字，必然造成各自的经济困境。所以，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出口高增长来维持经济繁荣，“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出口景气”早晚会下滑，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会因此失去动力。 三、脆弱的“土木工程景气” 当中国还陶醉在“出口景气”带来经济高成长的成就感当中时，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突然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中国的主要政策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 当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属企业都开始大兴土木工程之后，中国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迅速从2008年以前的18%到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 虽然“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中国十年的经济繁荣，但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必然产生房地产泡沫。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经济泡沫就不算严重了，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9%，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这一比例不过是6%。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在“土木工程景气”的高潮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量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从2008年的6.6亿吨，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亿吨，占世界粗钢产量的比重从49%，跳升到69%。当中国政府制造出“土木工程景气”时，也埋下了制造业和采掘业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 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相当于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当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时候，房地产业的不断膨胀，就意味着房产逐渐地泡沫化，许多买房者把住宅当作资产增值的投机手段。发达国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间；2015年6月中国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达到了22%到26%。 据2015年的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家庭，户均拥有1.2套住房，住宅需求基本上已得到满足，而当时中国正在施工或已建成待售的住宅还有1亿套。换言之，早在2015年，2.5亿户城镇家庭，4亿套城市住宅，供给比需求多60%。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就走到头了，房价随后下跌，乃是必然趋势。 四、为什么中国的消费拉不起来？ 当中国经济不能再靠不断扩张出口或投资快速膨胀来保持繁荣时，能否靠十几亿居民的消费能力来实现经济繁荣呢？如果不了解过去近50年国民消费对经济成长的拉动力，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共“拉动消费”的口号始终无效？ 改革开始之初，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3%；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繁荣状态，这一比重不断下降，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徘徊在38%-39%左右。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消费，包括维稳费用、军事支出和军工研发，占用了巨量经济资源。 世界银行公布173个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里，仅有3个国家的这一比重，处于35%上下这样极端偏低的异常状态，中国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都是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国家多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当稳定，美、英、日、法、德分别是69%、65%、61%、56%、55%。 由于中国14亿人口中，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只占4%。单靠这少数人的消费力，根本无法拉动整体经济。十年前中国经济学界曾反复讨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却始终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在这个话题已在中国消失，因为这其实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非经济政策可轻易解决的。 中国这种低消费、高投资和高出口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只能靠长期大规模地投资和出口，才能维持经济成长。投资要持续成长，就必须不断兴建工程，但投资没回报，如何持续扩大投资？出口要持续成长，就要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占领，那会伤害到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 五、中共两次犯错，经济螺旋下落 过去十几年来，中共实际上是错误地选择了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经济成长靠出口这方面，中共以为，用坚船利炮就能逼美国让出更多市场，结果是催出了美中冷战，彻底恶化了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中国自从建立所谓的“世界工厂”以后，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从此就能决定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命运，各国都要看中国的脸色，因此中国就崛起了。其实，中国的“世界工厂”是经济全球化1.0版的产物，但那不是制造业厂家来主导的，而是市场主导的。当下游的外国公司转移产品订单之后，“世界工厂”就可能衰退。 和气生财本来是这个“世界工厂”生存下去的秘诀，但中共的本性从未改变，有点钱就野心勃勃，想要充当世界霸权，改变国际秩序，达到对外扩张、扩大势力范围的目的。结果，中共的霸权企图破坏了台海稳定，也动摇了中国赖以生存的“世界工厂”。而中共2020年初点燃美中冷战的时间点，恰恰选在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刻。 中共在对自己的前景和对未来国际关系做出完全错误判断的背景下，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点燃美中冷战这种极其危险的重大国际关系决策，其后果必然是，红色大国的寿命被中共决策层直接缩短了。 中共决策上的这两大问题，即选择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其责任在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承继了前任的错误；而点燃美中冷战，则完全是习近平的责任，不过，扩军备战的准备工作，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就开始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意识到，中共领导人其实是一代继一代地，在稀里糊涂当中，把中国推到了经济螺旋下落的境地，以致于现在已难以挽救。 六、通货紧缩成禁忌，经济困境无药医 中国经济困境的初步征兆在疫情前就已出现，但疫情掩盖了经济困境；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房地产泡沫就突然破灭了，然后就是房价连年下跌。 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之崩塌，其连锁效应波及上下游许多行业，裁员降薪接踵而至，失业率飙升，中小企业大量倒闭，中产阶层感受到了生存危机。他们一旦失业，除了送外卖、快递，很难找到能维持家计的工作。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除了拼命节衣缩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愿望就是存钱保房贷的高额月供；否则，一旦失业，月供中断，房子这主要的家庭资产被法拍，就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甚至是负债阶级了。 《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23日报道，去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一个重要咨询机构为高层领导人准备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到，如果不采取更紧急的措施重振经济增长，中国可能会陷入螺旋式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Great Depression)遭遇的厄运一样。但习近平对此不为所动。据接近中国高层决策圈的人士透露，习近平曾问他的顾问们，通货紧缩有什么不好？大家难道不喜欢物价更便宜吗？据知情人士说，习近平的这种轻视态度，使得通货紧缩在中国决策圈几乎成了禁忌话题。 其实，中国的那个智库把通货紧缩这个概念用错了。所谓的通货紧缩，是指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导致物价持续下跌。但中国央行明确宣布，去年和今年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的利率和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不断下调，财政又通过超额发行长期国债，让央行通过再回购来释放大量货币。所以，讲中国现在是通货紧缩，属于错误解读。 中国经济的现况，其实比通货紧缩还严重。物价下跌有两种原因，一种是通货紧缩造成的，另一种是经济萎缩造成的。而中国现在原物料价格持续下跌，并非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而是因为经济活动全面萎缩，这比通货紧缩的后果更严重。通货紧缩还有救，放松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但中国的实况是，央行已反复放松货币政策，经济却持续自动地全面萎缩，这就难救了。 今年1月2日《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已导致城市家庭户均损失家庭财富九万美金；这使中国家庭财富的总损失达到十八万亿美金，相当于中国一年的GDP；而现在中国政府、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总额已达到一年GDP的三倍；而当下中国现在还有八千万套空置住房，相当于整个美国住房总量的一半。 中国这么多的空置住房，意味着房价还会下跌，那么中国家庭的财富就会进一步受到损失。所以，现在并非中国经济螺旋式下滑的底部，而是还在下滑的半途当中。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人各自小心、长期应对，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准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5年刚开头，中国经济好像突然不行了。经济情况日益严峻，大批企业裁员降薪，还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加速倒闭。中国人普遍在问，“经济形势这么差，看不到任何希望，这到底是怎么啦？”一些中国人在微信上用一个代表性词汇来提醒大家，“时势维艰，各自小心”。 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艰难？虽然很多中国人心中仍然抱着经济回暖的期待，却又不得不面对经济寒冬遇春不退的现实。中国人真懂经济衰退的原因吗？本文回顾过往中国经济繁荣的由来以及其中隐伏的巨大危险，为读者们解读中国经济前景的真相。 一、经济衰退其来有自 很多中国人现在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衰退还要延续多久？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困惑，中国经济怎么突然就衰退了？如果这次的经济衰退事出偶然，那么，这样的问题似乎内含着一个自我认定的答案，即假以时日，中国经济还能恢复昔日辉煌。但是，如果经济衰退事出必然呢？那就可能会演变成其衰无界。 可以讲，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严重困境，事实上乃是“其来有自”。此语指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有其来由，并非偶然。由于当下很多中国人在国内资讯被封锁的状况下，不明白中国经济繁荣之后突然的衰退，其实具有共产党最喜欢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概念，即“历史必然性”。 当前中国经济的衰退，一半来自其过往经济政策的错误，一半来自其对外政策的错误。但是，对这内外两大错误，中国人既不了解，也不易面对，于是便出现了很多误解和错误研判，其中，最典型的是两个扑朔迷离的认知。第一，房产价格暴涨之后又迅速下滑，是意外吗？第二，“世界工厂”能保证中国的出口长期维持高速成长吗？ 对这两个问题，早在2017年我就发出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即将消逝的警告。我文章的标题是，《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此文并非即兴之谈，而是仔细分析相关数据、综合判断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之后，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不过，在互联网上资讯浩如烟海的年代，中国的读者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 二、繁荣缘何而去？ 为什么今日在中国，经济困境成了“新常态”？事实上，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当下乃至今后经济困境挥之不去的缘由，荣兮衰所伏。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都形成了一种认知，似乎这样的持续繁荣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而笔者则以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由“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构成，只有了解它们的由来，才可能理解，为什么今日中国的经济困境事出必然。 中国从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的出口只有数百亿美元，对经济成长的推力不大。随着港台企业在大陆建立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业，2000年中国的出口达到2,492亿美元。但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出口景气”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中国提升了国际市场和生产技术的开发能力，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品种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至2013年中国的出口额达到22,090亿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 中国2001年加入WTO，伴随着引进外资高潮，为中国创造了第一个十年繁荣。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每年增长9%以上。在此期间，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出口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成长的火车头。 中国能让出口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长率吗？显然不可能。从常识判断，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出口数额小，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微乎其微，或可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但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全球市场显得太小，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26%，即便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把市场都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也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 何况，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这也不现实，因为贸易必须互利才能久远。若中国赚尽了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其他国家长期的大量贸易赤字，必然造成各自的经济困境。所以，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出口高增长来维持经济繁荣，“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出口景气”早晚会下滑，中国的经济成长必然会因此失去动力。 三、脆弱的“土木工程景气” 当中国还陶醉在“出口景气”带来经济高成长的成就感当中时，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突然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中国的主要政策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 当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属企业都开始大兴土木工程之后，中国与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迅速从2008年以前的18%到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 虽然“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中国十年的经济繁荣，但土木工程投资的反常暴涨若持续多年，必然产生房地产泡沫。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比，日本著名的平成经济泡沫就不算严重了，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仅为9%，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这一比例不过是6%。 短短十年内，土木工程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产业，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在“土木工程景气”的高潮期，中国3年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消耗的水泥量还要多；中国的粗钢生产能力在短短的6年里从2008年的6.6亿吨，攀升到2014年底的11.6亿吨，占世界粗钢产量的比重从49%，跳升到69%。当中国政府制造出“土木工程景气”时，也埋下了制造业和采掘业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 与“土木工程景气”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相当于普通家庭年收入的40多倍。当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时候，房地产业的不断膨胀，就意味着房产逐渐地泡沫化，许多买房者把住宅当作资产增值的投机手段。发达国家的住宅空置率通常在5%到10%之间；2015年6月中国城市的住宅空置率平均达到了22%到26%。 据2015年的调查，中国农村家庭的93%都拥有住房；在城镇有户籍的家庭，户均拥有1.2套住房，住宅需求基本上已得到满足，而当时中国正在施工或已建成待售的住宅还有1亿套。换言之，早在2015年，2.5亿户城镇家庭，4亿套城市住宅，供给比需求多60%。当房地产泡沫膨胀到这种程度时，“土木工程景气”就走到头了，房价随后下跌，乃是必然趋势。 四、为什么中国的消费拉不起来？ 当中国经济不能再靠不断扩张出口或投资快速膨胀来保持繁荣时，能否靠十几亿居民的消费能力来实现经济繁荣呢？如果不了解过去近50年国民消费对经济成长的拉动力，就无法理解，为何中共“拉动消费”的口号始终无效？ 改革开始之初，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3%；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繁荣状态，这一比重不断下降，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徘徊在38%-39%左右。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消费，包括维稳费用、军事支出和军工研发，占用了巨量经济资源。 世界银行公布173个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人口超过1千万的国家里，仅有3个国家的这一比重，处于35%上下这样极端偏低的异常状态，中国是其中之一。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内消费都是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国家多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当稳定，美、英、日、法、德分别是69%、65%、61%、56%、55%。 由于中国14亿人口中，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只占4%。单靠这少数人的消费力，根本无法拉动整体经济。十年前中国经济学界曾反复讨论“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却始终找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现在这个话题已在中国消失，因为这其实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非经济政策可轻易解决的。 中国这种低消费、高投资和高出口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只能靠长期大规模地投资和出口，才能维持经济成长。投资要持续成长，就必须不断兴建工程，但投资没回报，如何持续扩大投资？出口要持续成长，就要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占领，那会伤害到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 五、中共两次犯错，经济螺旋下落 过去十几年来，中共实际上是错误地选择了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经济成长靠出口这方面，中共以为，用坚船利炮就能逼美国让出更多市场，结果是催出了美中冷战，彻底恶化了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中国自从建立所谓的“世界工厂”以后，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从此就能决定世界各国消费者的命运，各国都要看中国的脸色，因此中国就崛起了。其实，中国的“世界工厂”是经济全球化1.0版的产物，但那不是制造业厂家来主导的，而是市场主导的。当下游的外国公司转移产品订单之后，“世界工厂”就可能衰退。 和气生财本来是这个“世界工厂”生存下去的秘诀，但中共的本性从未改变，有点钱就野心勃勃，想要充当世界霸权，改变国际秩序，达到对外扩张、扩大势力范围的目的。结果，中共的霸权企图破坏了台海稳定，也动摇了中国赖以生存的“世界工厂”。而中共2020年初点燃美中冷战的时间点，恰恰选在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刻。 中共在对自己的前景和对未来国际关系做出完全错误判断的背景下，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点燃美中冷战这种极其危险的重大国际关系决策，其后果必然是，红色大国的寿命被中共决策层直接缩短了。 中共决策上的这两大问题，即选择以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其责任在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承继了前任的错误；而点燃美中冷战，则完全是习近平的责任，不过，扩军备战的准备工作，其实从江泽民时代就开始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意识到，中共领导人其实是一代继一代地，在稀里糊涂当中，把中国推到了经济螺旋下落的境地，以致于现在已难以挽救。 六、通货紧缩成禁忌，经济困境无药医 中国经济困境的初步征兆在疫情前就已出现，但疫情掩盖了经济困境；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房地产泡沫就突然破灭了，然后就是房价连年下跌。 作为经济支柱的房地产业之崩塌，其连锁效应波及上下游许多行业，裁员降薪接踵而至，失业率飙升，中小企业大量倒闭，中产阶层感受到了生存危机。他们一旦失业，除了送外卖、快递，很难找到能维持家计的工作。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除了拼命节衣缩食，看不到出路，唯一的愿望就是存钱保房贷的高额月供；否则，一旦失业，月供中断，房子这主要的家庭资产被法拍，就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甚至是负债阶级了。 《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23日报道，去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一个重要咨询机构为高层领导人准备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到，如果不采取更紧急的措施重振经济增长，中国可能会陷入螺旋式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Great Depression)遭遇的厄运一样。但习近平对此不为所动。据接近中国高层决策圈的人士透露，习近平曾问他的顾问们，通货紧缩有什么不好？大家难道不喜欢物价更便宜吗？据知情人士说，习近平的这种轻视态度，使得通货紧缩在中国决策圈几乎成了禁忌话题。 其实，中国的那个智库把通货紧缩这个概念用错了。所谓的通货紧缩，是指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导致物价持续下跌。但中国央行明确宣布，去年和今年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的利率和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不断下调，财政又通过超额发行长期国债，让央行通过再回购来释放大量货币。所以，讲中国现在是通货紧缩，属于错误解读。 中国经济的现况，其实比通货紧缩还严重。物价下跌有两种原因，一种是通货紧缩造成的，另一种是经济萎缩造成的。而中国现在原物料价格持续下跌，并非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而是因为经济活动全面萎缩，这比通货紧缩的后果更严重。通货紧缩还有救，放松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但中国的实况是，央行已反复放松货币政策，经济却持续自动地全面萎缩，这就难救了。 今年1月2日《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已导致城市家庭户均损失家庭财富九万美金；这使中国家庭财富的总损失达到十八万亿美金，相当于中国一年的GDP；而现在中国政府、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总额已达到一年GDP的三倍；而当下中国现在还有八千万套空置住房，相当于整个美国住房总量的一半。 中国这么多的空置住房，意味着房价还会下跌，那么中国家庭的财富就会进一步受到损失。所以，现在并非中国经济螺旋式下滑的底部，而是还在下滑的半途当中。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人各自小心、长期应对，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准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1月6日到8日，中共召开中纪委二十届四中全会，这应该是习近平故意安排，赶在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时代，没有中纪委；邓小平时代开始设立中纪委，但论及开全会，通常是先开中共中央全会，再开中纪委全会，体现一党专制下“党领导一切”的宗旨，意即，党也领导纪律检查委员会。 但是，到了习时代，尤其近几年，习近平故意先开中纪委全会，然后再开中共中央全会。其目的，是要赶在中共中央全会前，借用中纪委这个刀把子，对党内展开一轮大清洗，肃清异己，或示以震慑，便于自己在随后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掌握主动权，为进一步巩固权力或强化权力铺路。 去年，2024年1月，召开了中纪委（二十届）三中全会，而拖延再三，迟至2024年7月，才召开了中共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进入2025年1月，习近平如法炮制，先召开中纪委（二十届）四中全会，然后，能拖就拖，拖到不能再拖时，才召开中共中央（二十届）四中全会。 这次召开中纪委四中全会，从党媒宣传到习近平讲话，都言必称“反腐永远在路上”和“自我革命”，云云。所谓“反腐永远在路上”，就是“腐败永远在路上”。其实，反腐是假的、是口号，腐败才是真的，纵容腐败才是掌权者的本意。所谓“自我革命”，对民间，就是拒绝人民监督的意思，任由共产党自说自话；对党内，就是大清洗的代名词。 习近平宣称：“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真要达到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很简单，那就推行政改，实现制度变革，把不受监督、无法无天的一党专政转变为接受监督、制衡、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民主制度，如此，何须所谓“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费日费时，劳民伤财，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正如国内外民间舆论一再挑明，如果真反腐，只须三招：官员公布财产，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这是大多数正常国家都具备的制度要素。但是，习近平不干。他要的就是一党专政，要的就是这种制度性腐败，这正是他掌权、固权、扩权的秘诀和着力点；只要腐败永远在路上，他的所谓“反腐”就永远在路上。于是，他永远能手持尚方宝剑，砍掉任何威胁他权力的党内政敌，甚至灭口党内任何批评者。 所谓“自我革命”，从习近平口里说出来，不会针对他自己，而只会针对党内其他人；不会针对他自己的家族，而只会针对党内其他家族。 可见，一切都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力算计。此人治国理政无方，权斗技术倒是一流，甚至超一流。可怜见，一个拥有九千万之众的百年大党，就只能听任其一人横行、一人摆布，任其鱼肉、任其宰割，百官哀叹而无可奈何！ 前些天，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对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独唱光明论，通篇自吹自擂，自我粉饰太平，华丽辞藻与现实相距甚远，且毫无提振经济的实际措施，中港股市应声暴跌。很显然，习近平当政十二年，就是乱政十二年，不仅把中国拉向倒退和失败，也把中国共产党拉向倒退和失败。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似乎一时难以定论。但对整个世界而言，在其他国家看来，或反倒是某种福音？ 全文转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1月6日到8日，中共召开中纪委二十届四中全会，这应该是习近平故意安排，赶在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时代，没有中纪委；邓小平时代开始设立中纪委，但论及开全会，通常是先开中共中央全会，再开中纪委全会，体现一党专制下“党领导一切”的宗旨，意即，党也领导纪律检查委员会。 但是，到了习时代，尤其近几年，习近平故意先开中纪委全会，然后再开中共中央全会。其目的，是要赶在中共中央全会前，借用中纪委这个刀把子，对党内展开一轮大清洗，肃清异己，或示以震慑，便于自己在随后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掌握主动权，为进一步巩固权力或强化权力铺路。 去年，2024年1月，召开了中纪委（二十届）三中全会，而拖延再三，迟至2024年7月，才召开了中共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进入2025年1月，习近平如法炮制，先召开中纪委（二十届）四中全会，然后，能拖就拖，拖到不能再拖时，才召开中共中央（二十届）四中全会。 这次召开中纪委四中全会，从党媒宣传到习近平讲话，都言必称“反腐永远在路上”和“自我革命”，云云。所谓“反腐永远在路上”，就是“腐败永远在路上”。其实，反腐是假的、是口号，腐败才是真的，纵容腐败才是掌权者的本意。所谓“自我革命”，对民间，就是拒绝人民监督的意思，任由共产党自说自话；对党内，就是大清洗的代名词。 习近平宣称：“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真要达到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很简单，那就推行政改，实现制度变革，把不受监督、无法无天的一党专政转变为接受监督、制衡、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民主制度，如此，何须所谓“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费日费时，劳民伤财，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正如国内外民间舆论一再挑明，如果真反腐，只须三招：官员公布财产，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这是大多数正常国家都具备的制度要素。但是，习近平不干。他要的就是一党专政，要的就是这种制度性腐败，这正是他掌权、固权、扩权的秘诀和着力点；只要腐败永远在路上，他的所谓“反腐”就永远在路上。于是，他永远能手持尚方宝剑，砍掉任何威胁他权力的党内政敌，甚至灭口党内任何批评者。 所谓“自我革命”，从习近平口里说出来，不会针对他自己，而只会针对党内其他人；不会针对他自己的家族，而只会针对党内其他家族。 可见，一切都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力算计。此人治国理政无方，权斗技术倒是一流，甚至超一流。可怜见，一个拥有九千万之众的百年大党，就只能听任其一人横行、一人摆布，任其鱼肉、任其宰割，百官哀叹而无可奈何！ 前些天，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对中国经济社会形势独唱光明论，通篇自吹自擂，自我粉饰太平，华丽辞藻与现实相距甚远，且毫无提振经济的实际措施，中港股市应声暴跌。很显然，习近平当政十二年，就是乱政十二年，不仅把中国拉向倒退和失败，也把中国共产党拉向倒退和失败。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似乎一时难以定论。但对整个世界而言，在其他国家看来，或反倒是某种福音？ 全文转自由亚洲电台
刚过去不久的2024年，可称之为选举年，据说全球有一百多场选举。不过，就地缘政治而言，这些选举并不具有同等价值，其中两场选举最重要，它们是年初的台湾选举和年末的美国选举，恰好一前一后。 美国选举对全球地缘政治的重要，似乎不言而喻，因为美国迄今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出于这一点，许多人会认为，只要是美国的事，对全球都重要。但去年11月美国的总统选举，之所以显得重要，并不因为它是美国的总统选举，而因为这是场特别的总统选举。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川普的二次回归，而川普这次回归是带著特殊使命的，从而使得这场选举，在整个选举过程悬念迭出，充满意外，更不用说它的选举结果了。要不是川普这个因素，美国这场选举的可看性就差远了，和过去正常年份的大多数正常选举一样，在地缘政治上并不显出它的重要性，尽管美国自身的重要性毋庸而言。 选举的结果是川普当选。作为一位非建制派的政治人物，川普二次入主白宫，给美国给世界会带来何种影响，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屏息观看，尤其对海峡两岸的大陆和台湾而言。川普的政治理念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应该说，他已经成功地改造了美国的政治文化，至少是改造了一半，拜登的四年，实际也是接受了川普的“MAGA”理念，所以很多人认为，拜登的治理路线是没有川普的川普主义。但是，川普此次回归，并非是他1.0的简单翻版，必然会在美国的内政外交上将他的“MAGA”理念贯穿在每项政策和做法上，至于能不能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他肯定会利用目前的大好形势和总统权力，全力去实现这个使命，这从他提名非建制派的死忠粉为其内阁成员可见一斑。 某种意义上，川普是带著复仇心理开启他的二次回归的。在其施政的优先顺序上，内政将要重于外交，而内政的重中之重，是进一步改造美国的政治文化，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有人讲，川普将要在美国进行一场美国式文革，这或许有些夸大，但是他确实要让“MAGA”理念成为一种新的美国政治文化。可川普要达成目的，也非易事，因为美国的觉醒运动及蕴含著其中的进步主义，其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早已流布于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要改造或摧毁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会遇到抵制和反对。 毫无疑问，川普的“MAGA”政治和对美国的改造，对美国的外交和全球地缘政治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波。作为世界“霸权”，美国国内政治本身就会影响世界，就此而言，美国的内政即是其外交；同理，全世界的事，在美国眼里，也是自己的事，是要管的。故从此角度说，美国的外交也是其内政。换言之，内政和外交对美国不是那么截然分开的，两者的边界有些模糊，这就是内政外交化、外交内政化，是只有霸权国家才会有的现象。 有鉴于此，当川普试著去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时，会减少他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不愿让美国为世界承担过多的提供公共品的责任，特别是在抽干沼泽的过程中做得不顺，遇到很大阻力，会牵制美国国家能力的投射和运用，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美国的霸权；与此同时，川普亦有可能将外交议题引入内部党争，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和手段。当川普这样做时，对外交和地缘政治产生怎样的变数，取决该议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川普使用议题于党争的方式。 另外，川普还是一个有著威权性格的领导人，他对民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叙述不感兴趣，在外交上不大可能打意识形态牌，对经济和关税的重视可能要超过地缘政治，故他或许通过地缘政治上的施压来达到他的特定经济目的。这就为在地缘政治上的可交易性提供了空间。而这似乎不利于民主国家而有利于专制国家，尤其对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如果中国愿意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来换取川普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打压的某种放松，中国的外部环境可能就不像舆论认为的那样在川普时代比在拜登时代更恶劣。 再说台湾，去年的总统选举，其重要性或仅次于美国，这凸显了台湾在世界政治版图中的分量。台湾总统选举的重要，植根于两岸关系的重要，两岸关系的重要又植根于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台湾的战略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处于美国围中战略的第一岛链的枢纽地位；二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尤其台积电在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中也是关键的一环。科技在国家的竞争中越来越起某种决定性作用，而台湾在全球先进晶片的供应链中的角色可谓举足轻重，这是台湾的战略价值所在，也是美国让台积电到美日等地设场以分散风险的原因。 台湾这种战略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总统选举予以体现。想像一下，如果台湾去年的总统选举，蓝白合最后没有破裂，今天坐在总统府的就不是赖清德，而是侯友宜或柯文哲，执政的也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当然，柯也不会入监——顺便说下，柯对去年在蓝白合中的算计定会后悔死了。假设侯或柯做了总统，由于一个反对台独，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一个认同两岸一家亲，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紧张，两岸大概率会恢复官方往来。尽管台湾在美国的晶片战中还是会听从美国，不会允许台积电的先进晶片卖给大陆，但在地缘政治上，会持相对友陆立场，两岸的冲突风险有可能降低。至于此结果对台湾是否会比现在要好，这是个价值判断问题，在此不论。 虽然国民党和民进党谁当政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不同影响，然而，长远来看，只要美中的竞争和对抗继续，无论两党谁当政，台湾在美制中战略上的这种重要地位，也会让台湾面临一种困境。原因在于，越往后，台湾独立的力量越强，这是不可更改的趋势，即便国民党当政，也不能扭转这种趋势，而且也不会去扭转。相反，国民党本身会越来越本土化，而一个本土化的国民党，在大陆看来，和民进党其实没有太大差别。但另一面，两岸实力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从而使得台湾难以真正获得法律上的独立，除非大陆发生突变。此种状况导致台湾在和大陆的对抗中不得不更深地依赖美日和西方国家，从而会削弱台湾的自主性。这就是我说的台湾困境的意义。 美国和台湾这两场选举现均已过去。川普即将上台，赖清德则在台湾执政了半年多。全世界都严阵以待川普的上台，这已经体现了川普2.0对地缘政治的巨大影响力。至于赖，他的当选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亦有目共睹，未来三年还会进一步通过一些事件体现出来。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刚过去不久的2024年，可称之为选举年，据说全球有一百多场选举。不过，就地缘政治而言，这些选举并不具有同等价值，其中两场选举最重要，它们是年初的台湾选举和年末的美国选举，恰好一前一后。 美国选举对全球地缘政治的重要，似乎不言而喻，因为美国迄今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出于这一点，许多人会认为，只要是美国的事，对全球都重要。但去年11月美国的总统选举，之所以显得重要，并不因为它是美国的总统选举，而因为这是场特别的总统选举。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川普的二次回归，而川普这次回归是带著特殊使命的，从而使得这场选举，在整个选举过程悬念迭出，充满意外，更不用说它的选举结果了。要不是川普这个因素，美国这场选举的可看性就差远了，和过去正常年份的大多数正常选举一样，在地缘政治上并不显出它的重要性，尽管美国自身的重要性毋庸而言。 选举的结果是川普当选。作为一位非建制派的政治人物，川普二次入主白宫，给美国给世界会带来何种影响，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屏息观看，尤其对海峡两岸的大陆和台湾而言。川普的政治理念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应该说，他已经成功地改造了美国的政治文化，至少是改造了一半，拜登的四年，实际也是接受了川普的“MAGA”理念，所以很多人认为，拜登的治理路线是没有川普的川普主义。但是，川普此次回归，并非是他1.0的简单翻版，必然会在美国的内政外交上将他的“MAGA”理念贯穿在每项政策和做法上，至于能不能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他肯定会利用目前的大好形势和总统权力，全力去实现这个使命，这从他提名非建制派的死忠粉为其内阁成员可见一斑。 某种意义上，川普是带著复仇心理开启他的二次回归的。在其施政的优先顺序上，内政将要重于外交，而内政的重中之重，是进一步改造美国的政治文化，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有人讲，川普将要在美国进行一场美国式文革，这或许有些夸大，但是他确实要让“MAGA”理念成为一种新的美国政治文化。可川普要达成目的，也非易事，因为美国的觉醒运动及蕴含著其中的进步主义，其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早已流布于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要改造或摧毁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会遇到抵制和反对。 毫无疑问，川普的“MAGA”政治和对美国的改造，对美国的外交和全球地缘政治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波。作为世界“霸权”，美国国内政治本身就会影响世界，就此而言，美国的内政即是其外交；同理，全世界的事，在美国眼里，也是自己的事，是要管的。故从此角度说，美国的外交也是其内政。换言之，内政和外交对美国不是那么截然分开的，两者的边界有些模糊，这就是内政外交化、外交内政化，是只有霸权国家才会有的现象。 有鉴于此，当川普试著去抽干华盛顿的沼泽时，会减少他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不愿让美国为世界承担过多的提供公共品的责任，特别是在抽干沼泽的过程中做得不顺，遇到很大阻力，会牵制美国国家能力的投射和运用，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美国的霸权；与此同时，川普亦有可能将外交议题引入内部党争，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和手段。当川普这样做时，对外交和地缘政治产生怎样的变数，取决该议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川普使用议题于党争的方式。 另外，川普还是一个有著威权性格的领导人，他对民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叙述不感兴趣，在外交上不大可能打意识形态牌，对经济和关税的重视可能要超过地缘政治，故他或许通过地缘政治上的施压来达到他的特定经济目的。这就为在地缘政治上的可交易性提供了空间。而这似乎不利于民主国家而有利于专制国家，尤其对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如果中国愿意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来换取川普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打压的某种放松，中国的外部环境可能就不像舆论认为的那样在川普时代比在拜登时代更恶劣。 再说台湾，去年的总统选举，其重要性或仅次于美国，这凸显了台湾在世界政治版图中的分量。台湾总统选举的重要，植根于两岸关系的重要，两岸关系的重要又植根于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台湾的战略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处于美国围中战略的第一岛链的枢纽地位；二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尤其台积电在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打压中也是关键的一环。科技在国家的竞争中越来越起某种决定性作用，而台湾在全球先进晶片的供应链中的角色可谓举足轻重，这是台湾的战略价值所在，也是美国让台积电到美日等地设场以分散风险的原因。 台湾这种战略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总统选举予以体现。想像一下，如果台湾去年的总统选举，蓝白合最后没有破裂，今天坐在总统府的就不是赖清德，而是侯友宜或柯文哲，执政的也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当然，柯也不会入监——顺便说下，柯对去年在蓝白合中的算计定会后悔死了。假设侯或柯做了总统，由于一个反对台独，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一个认同两岸一家亲，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紧张，两岸大概率会恢复官方往来。尽管台湾在美国的晶片战中还是会听从美国，不会允许台积电的先进晶片卖给大陆，但在地缘政治上，会持相对友陆立场，两岸的冲突风险有可能降低。至于此结果对台湾是否会比现在要好，这是个价值判断问题，在此不论。 虽然国民党和民进党谁当政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不同影响，然而，长远来看，只要美中的竞争和对抗继续，无论两党谁当政，台湾在美制中战略上的这种重要地位，也会让台湾面临一种困境。原因在于，越往后，台湾独立的力量越强，这是不可更改的趋势，即便国民党当政，也不能扭转这种趋势，而且也不会去扭转。相反，国民党本身会越来越本土化，而一个本土化的国民党，在大陆看来，和民进党其实没有太大差别。但另一面，两岸实力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从而使得台湾难以真正获得法律上的独立，除非大陆发生突变。此种状况导致台湾在和大陆的对抗中不得不更深地依赖美日和西方国家，从而会削弱台湾的自主性。这就是我说的台湾困境的意义。 美国和台湾这两场选举现均已过去。川普即将上台，赖清德则在台湾执政了半年多。全世界都严阵以待川普的上台，这已经体现了川普2.0对地缘政治的巨大影响力。至于赖，他的当选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亦有目共睹，未来三年还会进一步通过一些事件体现出来。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2025年中国的危机可以用一个“衰”字来形容，整体恶化的情势呈现“螺旋式向下探底”的趋势。我把这种危机定义为“习治中国/政权衰败”下一场“加重型政经危机”；之所以称为“加重型”，是因为旧有的危机未除，新的危机接踵而至。 危机之一：习近平党内地位的衰弱化 习近平的年事已高，2025年已是73岁。从面色通红、行动阑珊、反应迟缓等等肢体行动来看，似乎有心血管或慢性病缠身的迹象，显示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即使尚未亮起红灯，至少也已闪起黄灯！ 习近平面对党内外、国内外，以及社会经济各方面因“独裁者误判”所导致的危机，精神压力极大，孤立无援感非常明显。特别是最近《解放军报》在一个月之内连发四篇文章。以“集体领导”(民主集中)挑战习近平的“中央军委负责制”(一人独裁)，透过讨论军队权力体制，与习近平的治军理念大唱反调，这显然是对于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质疑和挑战，是一个“打著邓旗反习旗”的强烈讯号。 随后，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反击的文章，强调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意思是习近平要继续清洗军队、斩草除根。这种“军报”与“党刊”互打擂台的现象，似乎在重演“党内斗争，舆论先行”的先例和戏码，一如当年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互打对台，这场舆论斗争预演了后来的权力斗争，结果邓派打倒了毛派。 诸种现象透露了习近平充满了“不安全感”和“重度焦虑感”，包括他的智囊与幕僚，都已变成“伴君如伴虎”的高危险行业，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加上层出不穷的突发性社会攻击事件，证明了习近平的统治并非“铁板一块”，习近平的地位也不是“定于一尊”，党内不满习近平的大有人在。 危机之二：习近平对外战略的塌陷化 随著习近平的标竿政绩“一带一路”出现工程烂尾、排华抗争、资金缩水，“一带一路”已变成“勒紧腰带的不归之路”。全球各地已经洞悉习近平的所谓“人类生命共同体”实际上是“人类灾难共同体”。谁与中共沾边，谁就倒楣，谁讨了中国的好处，谁就必须付出代价！ 随著中共在中东的战略伙伴的衰弱化，包括等待被以色列剿灭的哈玛斯，被以色列打到奄奄一息的真主党，被以色列打到无力招架的伊朗，以及与中共有“战略伙伴关系”的叙利亚阿塞德政权的跨台，都已证明中共的中东政策已经宣告破产。有人甚至说：今日的阿塞德，就是明日的习近平！ 加上欧盟已经启动对中共“反财政补贴”的制裁方案，川普的关税大刀，磨刀霍霍、节节进逼，国际反共联盟已经集结完成，习近平12年来八方树敌的外交战略，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危机之三：美中关系的尖锐化 毫无疑问，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的对中政策，将是中国2025年最大的危机。川普已经宣布，将对中国课征60%为起跳的关税，而且没有上限。在此同时，在美国国会与各种智库建议之下，美国极可能废除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PNTR)。在川普的新内阁之中，从国务卿、国安顾问、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等国安和财经官员，全属“对中鹰派”。换言之，川普的中国政策将不再延续拜登的“管理竞争，避免冲突”的软性对抗，而是全面猎杀的“新暖战”，对中共进行“行刑式枪决”和政权灭绝的目标。 近期，拜登政府决定对中国的传统晶片进行贸易法301条款的调查，预计调查结果将在2025年六月之前完成。报告一出，中国违法之结果必是预期之中。此时正好衔接川普就任后不久，调查结果必将授予川普合法理由，对中国加重关税。 面对中国的全球低价倾销，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已顺势抬头，自由贸易的理念也将烟消雾散。中国将面临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贸易大战。这是因为中国系统性颠覆了整个自由贸易的框架，乃至侵略了美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所囊括的市场，从2025年开始，美国将致力于把原先投资设厂于中国的产业链一一收回美国。对于中国过去几年对西方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和产业掠夺，中国必将付出代价。 尽管人们怀疑川普是否会“用足”60%的高关税，但即使仅有一半30%生效，就足以使中国的GDP下降0.8至1个百分点，并造成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大幅放缓。许多信评机构，例如“标准普尔”(S&P)就预估中国2025年GDP成长率为4.1%，低于中国设定的5%。如果川普用足了或祭出比60%更高的关税，中国的GDP增长极可能拦腰折半。 危机之四：国民财富的萎缩化 疫情解封之后的经济低迷，从个人所得下滑直到外汇存底的流失，这种从“寒冬经济”到“结冰经济”的趋势，预估2025年将继续延续和探底。 一个重大的指标是，中国已经出现30年来首次出现的“国民所得毛额”(GNI)下降的趋势。截至2024年底，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人均收入、贸易自由度、金融开放度等标准，划全球发达经济体共有41个，其中不包括中国。202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1340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7%、德国的25%，日本的34%，而且仅仅是41个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27%。 2024年陆续推出的刺激方案，我称之为“症状治疗”，仅仅出现短线行情，没有产生起死回生的效果。过去人们常说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随著经济情势未见改善并持续恶化，中国不只是停滞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前，而是反转坠入到我创造的一个名词：“低等收入陷阱”。这是一种国民财富总体性缩水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也就是国民收入处于长期性“低收入底部水平滑动”的趋势，这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路径依赖所形成的体制性衰败。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画署”发表的《2023/2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88，仅排全球第75位。无论是劳动生产率、人均工业增加值、千人汽车保有量，还是人均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中国都与发达国家维持并扩大差距， 危机之五：社会阶层的碎裂化 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呈现的是“资产阶级投资、中产阶级经营、底层阶级劳动”的分工状态，这是古典经济学家David Ricardo“比较利益最佳化”的概念；这其中，三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分享”非常重要，如果出现利益分裂，就会造成社会阶层的碎裂化，进而影响政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中国社会阶层的碎裂化主要根源在于“停滞性经济萎缩”，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逃脱”、“中产阶级塌陷”、“底层阶级困顿”三个方面。具体表现在个人方面，则是企业减薪、工人欠薪、失业无薪三大症状。 1，资产阶级逃脱 在全面性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资本获利率大幅下降，也就是“投入/产出”的资本报酬率明显衰退，甚至出现负值。在此情况下，资产阶级就会减少投资或外移产业；在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缺乏资金流动性，只能依赖国家财政的挹注，进行刺激性扩大投资，这就会产生盲目性的产能过剩，但这种过剩却是一种“低利生产”或“亏本经营”的过剩。 2，中产阶级塌陷 投资阶层的低迷，就会让中产阶级无法履行经营与管理职能。中产阶级只好降低消费和吃老本。由于中产阶级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一旦主力萎缩，就会产生“全社会消费抑制”的现象，进而助长通货紧缩的恶化。 3，底层阶级困顿 中国的底层人民已经陷入在“基本生存线”上下浮沉的状态，这可以从各地出现欠薪抗议、讨薪维权和失业无薪的抗议事件得到证明。医护人员减薪比例高达30-%50%，公务人员发不出薪资，银行限制人民提款等等。最近频传的报复性社会攻击，例如珠海无差别攻击事件，乃至街头上与官方格斗或枪击事件，都是底层民众为生存而抗议的表现。 依据中共官方的统计，仅仅2024一年，中国就累计高达4700万劳动力无法正常找到工作，占到2023年中国城镇劳动力的10%。2025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将达到史上最高水平的1220万人，这将助长中国青年的就业压力。 “毕业就退休”是对中国青年失业的讽刺性描述。年轻人躺平、归隐以及强迫性享受田园生活，看似简朴或优雅，但对比过去“农民工进城”，实际上是城市就业困难而被迫返回农村提前过退休生活的逆反现象。近年来，一种称为“疗愈经济”开始抬头，也就是开设提供失业青年止伤疗痛的“途家民宿”，已及逃避现实、心灵休养的“青年养老院”。许多年轻人回到农村，过著“极简主义、消费降级”的生活。有一句流行顺口溜形容这种犬儒主义的人生观：小病扛扛就熬过去，大病扛扛就死了去！青春年华成为一种打发时间和等待流逝的苦中作乐。 危机之六：财政赤字的扩大化 中国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途径，基本上就是“财政挹注”和“举债还款”两套做法，简称“化债”。但是“化债”只能填补亏空，救急而不救穷，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土地依赖和公共支出浮滥)的财政结构。换言之，“化债”只是“症状治疗”，不是治本，也难以治标。无论中央政府如何撒钱挹注或举债还款，都只是在填补巨大的无底洞。 依据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2024 年安排财政赤字4.06 兆元，比上年(2023)年增加18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兆元，比上年增加1000 亿元，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兆元。依据中国将采取“货币宽松”和“赤字财政”的政策，2025年财政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毛额(GDP)的4%。 尽管对比西方国家，中国的财政赤字并不算太高，但问题不在于高低，而是效益。政府举债是否超出“安全区域”，虽然有待观察，但长期而言，无可避面的持续举债必将缩小中国的举债空间与偿债能力，只是延后病痛或债留子孙。 危机之七：贫富差距的扩大化 依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2021年发表的民众月收入调查数据，全中国有9.64亿人口的月收入在人民币2千元以下；报告还指出，99%的中国人只分到财富总额的1成，其他9成则掌握在1%的富人手中。 依据贫富阶级对经济下滑抗拒能力的高低有别，包括避险工具与保值能力，也就是经济不好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规律，中国的贫富差距在2025年以后将继续扩大。虽然，习近平始终把“脱贫”视为他的经典政绩，所以从“美丽乡村”、“定向扶贫”到“共同富裕”，致力于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但是口号斗不过现实，习近平斗不过红二代、富二代“联合垄断社会财富”的暗黑手段。最近频频发生的军队贪腐问题，包括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苗华因贪腐而下台，证明了贪腐与贫富不均之间形成了“官贪民穷”的因果关系，是中国社会“极度不正义”的尖锐表现。 危机之八：政权合法性的流沙化 前述所称中共政权的“安全焦虑感”，如今已转变为人民的“生存焦虑感”。当人民出现广泛的生存危机感和社会绝望感之时，中共的爱国主义宣传就会失去说服力。随之而来的是“不听党话，不跟党走”，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有如沙滩浮塔而转向流沙化。 最近发生一件惊人事件，就是广东韶关南华寺的三名比丘尼，在外诵经时被指称为假僧人，愤而制作影片公开指控共产党，火爆开骂习近平“死无葬身之地”。三位尼姑宣称：“中共这些大王们，统治中国将近100年了，还在天天撒谎，愚弄自己的老百姓，这是全世界的悲哀…..”等等。这三位尼姑誓言愿意“以身殉道”来证明自己的信仰与清白。 出家人本以闻声救苦、普渡众生为职志，如今连一向与世无争的佛门受戒之人，都出来控诉共产党，遑论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这正是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最大挑战。 危机之九：地缘政治的恶质化 随著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一破产，“战狼外交”将变成“病猫外交”，特别是继续支持俄罗斯延续俄乌战争，在欧洲、南美、东协国家进行财政补贴下的低价倾销，在南海“虚张主权”并不断霸凌菲律宾。在伊朗遭受以色列攻击之后，暴露中国对伊朗核武的支持，在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垮台后，中国长期支持叙利亚独裁政权的“黑历史”被曝光，以及最近在第一岛链发动“没有演习知名的演习”等等。中国在四个主要地区：欧洲、中东、南海、第一岛链，制造了地缘政治极端恶化的态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好感度”已经降至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低点，所谓“中国意象”(China Image)已经“黑化”，中国的“大外宣”实际上是“大失败”。未来，全世界将更加讨厌中国，把中国视为“地缘政治的杀手”！ 三个基本事实在2025年将更趋恶化： 1，全球资本对中国市场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再把中国视为跨国投资的首选国家。昔日想要获得中国市场准入和廉价劳动力而讨好中国的情况正在逆转，中国开始面对数以千计的技术与贸易壁垒，失去过去可以轻松获得的资源、技术、资本以及富裕国家的市场。2025年以后，所谓“中国崛起”将宣告终结。 2，世界各国对于“对中贸易”(trade with China)将采取更多的风险管制，包括安全风险与市场挤压风险。各国将跟随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中国开打不同程度的关税战。 3，随著中国“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和工程烂尾继续扩大，过去在刚果、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缅甸等国爆发的“反一带一路/排中浪潮”，将持续漫延。换言之，随著中国“减债能力”的下降，中国的“一带一路”已被视为“殖民利剑”。不是援助，而是掠夺；不是福利，而是破坏。 危机之十：“一中原则”的解构化 随著地缘政治关系恶化而来的，就是中国的“一中原则”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解构和颠覆。在2024一年之中，相继有“捷克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英国下议院”、“欧洲议会”、“荷兰国会众议院”、“澳洲联邦国会”、“美国众议院”等等，对于中国曲解联合国2758号决议提出了强烈的批判。这些批判的共识点在于：反对中国将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一中原则”擅作不当连结，拒绝中国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支持台湾参与包括联合国的国际组织。 在此趋势下，未来将有更多的国家对“一中原则”采取批判性、反对性的态度。原先中国用来拘束两岸关系、打压台湾主权地位、阻止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反对台湾对外官方来往……等等借口和依据，都将被解构化。中共所宣称的“‘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痴人说梦，也将走向瓦解和破产。 危机之十一：民粹主义的激进化 经济恶化之时往往是民粹主义高涨的时刻。在连续两起杀害日本儿童事件爆发之后，证明中国民粹主义从未消退和收敛，一种随机性的排外仇杀事件，已经引起广泛的“国际恶感”，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危险与野蛮的国度。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叫做“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一如当年慈禧太后一口气和11个国家宣战一样，当今中国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新义和团主义”，等同于向西方所有反华国家宣战。但是，对中国而言，试图打败帝国主义，首先是打败自己。在一片狂热的仇外气氛下，只有促使外国资本与企业纷纷撤离中国。 危机之十二：红色供应链的断裂化 为了反制美国即将到来的关税壁垒和经济脱钩，中国将在2025年提前向西方开打，也就是提前主动脱钩。除了运用抛售美债、人民币贬值、汇率操控等等手段，不惜与美国打一场货币战争之外，中国将展开以稀缺矿产为筹码的“供应链战争”(supply chain warfare)。 中国商务部12月3日发出禁令，即日起禁止向美国出口镓、锗、锑、石墨等和超硬材料，以作为美国对中国实施晶片禁令的报复。 确实，中国具有稀缺性战略资源的供应链优势，中国的镓产量占了全球94%，锗产量占了全球83%，锑的开采量占全球总量48%。但是贸然开打“资源脱钩战”，一手底牌全部打光，等于自断中国的红色供应链，自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资源依赖，失去自身最终的战略筹码。 实际上，中国战略资源的优势是“人为设置”的资源稀缺性，而非市场供需下的自然稀缺性。在全球资源储量上，中国垄断的稀缺资源并不稀缺。在中国限制出口并推高国际价格之后，将促使美国重新发展其国内生产能力，寻找多样化的替代供应并组建供应链同盟。例如加拿大矿业公司Teck已经表示增加锗的生产，其他例子更多。过去，只是因为提炼成本很高，中国实施低成本开采和低价竞争，导致其他国家不愿削价竞争而减产。但是，一旦价格攀高，其他国家就会恢复生产，反而使中国失去原有的供应链优势。 中国必将崩溃 许多人认为，“中国崩溃论”已经延续多年，但中共政权依然健在，所以“崩溃论”并不能成立。但是苟延残喘与魂归西天并无太大差异，久病不起与濒死状态也只是时间问题，颟顸之人总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独裁政权更是变本加厉。叙利亚的阿塞德家族(父子两代)不也统治长达50几年之后一夕崩溃？苏联与东欧共党的垮台，不也是积恶成习的后果？现代历史一再证明，从纳粹德国、军国日本、独裁苏联到暴政叙利亚，凡一人揽权、穷兵黩武的政权，必将崩溃！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诚观点》YT频道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2025年中国的危机可以用一个“衰”字来形容，整体恶化的情势呈现“螺旋式向下探底”的趋势。我把这种危机定义为“习治中国/政权衰败”下一场“加重型政经危机”；之所以称为“加重型”，是因为旧有的危机未除，新的危机接踵而至。 危机之一：习近平党内地位的衰弱化 习近平的年事已高，2025年已是73岁。从面色通红、行动阑珊、反应迟缓等等肢体行动来看，似乎有心血管或慢性病缠身的迹象，显示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即使尚未亮起红灯，至少也已闪起黄灯！ 习近平面对党内外、国内外，以及社会经济各方面因“独裁者误判”所导致的危机，精神压力极大，孤立无援感非常明显。特别是最近《解放军报》在一个月之内连发四篇文章。以“集体领导”(民主集中)挑战习近平的“中央军委负责制”(一人独裁)，透过讨论军队权力体制，与习近平的治军理念大唱反调，这显然是对于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质疑和挑战，是一个“打著邓旗反习旗”的强烈讯号。 随后，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反击的文章，强调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意思是习近平要继续清洗军队、斩草除根。这种“军报”与“党刊”互打擂台的现象，似乎在重演“党内斗争，舆论先行”的先例和戏码，一如当年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互打对台，这场舆论斗争预演了后来的权力斗争，结果邓派打倒了毛派。 诸种现象透露了习近平充满了“不安全感”和“重度焦虑感”，包括他的智囊与幕僚，都已变成“伴君如伴虎”的高危险行业，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加上层出不穷的突发性社会攻击事件，证明了习近平的统治并非“铁板一块”，习近平的地位也不是“定于一尊”，党内不满习近平的大有人在。 危机之二：习近平对外战略的塌陷化 随著习近平的标竿政绩“一带一路”出现工程烂尾、排华抗争、资金缩水，“一带一路”已变成“勒紧腰带的不归之路”。全球各地已经洞悉习近平的所谓“人类生命共同体”实际上是“人类灾难共同体”。谁与中共沾边，谁就倒楣，谁讨了中国的好处，谁就必须付出代价！ 随著中共在中东的战略伙伴的衰弱化，包括等待被以色列剿灭的哈玛斯，被以色列打到奄奄一息的真主党，被以色列打到无力招架的伊朗，以及与中共有“战略伙伴关系”的叙利亚阿塞德政权的跨台，都已证明中共的中东政策已经宣告破产。有人甚至说：今日的阿塞德，就是明日的习近平！ 加上欧盟已经启动对中共“反财政补贴”的制裁方案，川普的关税大刀，磨刀霍霍、节节进逼，国际反共联盟已经集结完成，习近平12年来八方树敌的外交战略，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危机之三：美中关系的尖锐化 毫无疑问，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的对中政策，将是中国2025年最大的危机。川普已经宣布，将对中国课征60%为起跳的关税，而且没有上限。在此同时，在美国国会与各种智库建议之下，美国极可能废除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PNTR)。在川普的新内阁之中，从国务卿、国安顾问、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等国安和财经官员，全属“对中鹰派”。换言之，川普的中国政策将不再延续拜登的“管理竞争，避免冲突”的软性对抗，而是全面猎杀的“新暖战”，对中共进行“行刑式枪决”和政权灭绝的目标。 近期，拜登政府决定对中国的传统晶片进行贸易法301条款的调查，预计调查结果将在2025年六月之前完成。报告一出，中国违法之结果必是预期之中。此时正好衔接川普就任后不久，调查结果必将授予川普合法理由，对中国加重关税。 面对中国的全球低价倾销，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已顺势抬头，自由贸易的理念也将烟消雾散。中国将面临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贸易大战。这是因为中国系统性颠覆了整个自由贸易的框架，乃至侵略了美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所囊括的市场，从2025年开始，美国将致力于把原先投资设厂于中国的产业链一一收回美国。对于中国过去几年对西方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和产业掠夺，中国必将付出代价。 尽管人们怀疑川普是否会“用足”60%的高关税，但即使仅有一半30%生效，就足以使中国的GDP下降0.8至1个百分点，并造成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大幅放缓。许多信评机构，例如“标准普尔”(S&P)就预估中国2025年GDP成长率为4.1%，低于中国设定的5%。如果川普用足了或祭出比60%更高的关税，中国的GDP增长极可能拦腰折半。 危机之四：国民财富的萎缩化 疫情解封之后的经济低迷，从个人所得下滑直到外汇存底的流失，这种从“寒冬经济”到“结冰经济”的趋势，预估2025年将继续延续和探底。 一个重大的指标是，中国已经出现30年来首次出现的“国民所得毛额”(GNI)下降的趋势。截至2024年底，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人均收入、贸易自由度、金融开放度等标准，划全球发达经济体共有41个，其中不包括中国。202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1340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7%、德国的25%，日本的34%，而且仅仅是41个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27%。 2024年陆续推出的刺激方案，我称之为“症状治疗”，仅仅出现短线行情，没有产生起死回生的效果。过去人们常说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随著经济情势未见改善并持续恶化，中国不只是停滞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前，而是反转坠入到我创造的一个名词：“低等收入陷阱”。这是一种国民财富总体性缩水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也就是国民收入处于长期性“低收入底部水平滑动”的趋势，这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路径依赖所形成的体制性衰败。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画署”发表的《2023/2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88，仅排全球第75位。无论是劳动生产率、人均工业增加值、千人汽车保有量，还是人均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中国都与发达国家维持并扩大差距， 危机之五：社会阶层的碎裂化 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呈现的是“资产阶级投资、中产阶级经营、底层阶级劳动”的分工状态，这是古典经济学家David Ricardo“比较利益最佳化”的概念；这其中，三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分享”非常重要，如果出现利益分裂，就会造成社会阶层的碎裂化，进而影响政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中国社会阶层的碎裂化主要根源在于“停滞性经济萎缩”，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逃脱”、“中产阶级塌陷”、“底层阶级困顿”三个方面。具体表现在个人方面，则是企业减薪、工人欠薪、失业无薪三大症状。 1，资产阶级逃脱 在全面性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资本获利率大幅下降，也就是“投入/产出”的资本报酬率明显衰退，甚至出现负值。在此情况下，资产阶级就会减少投资或外移产业；在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缺乏资金流动性，只能依赖国家财政的挹注，进行刺激性扩大投资，这就会产生盲目性的产能过剩，但这种过剩却是一种“低利生产”或“亏本经营”的过剩。 2，中产阶级塌陷 投资阶层的低迷，就会让中产阶级无法履行经营与管理职能。中产阶级只好降低消费和吃老本。由于中产阶级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一旦主力萎缩，就会产生“全社会消费抑制”的现象，进而助长通货紧缩的恶化。 3，底层阶级困顿 中国的底层人民已经陷入在“基本生存线”上下浮沉的状态，这可以从各地出现欠薪抗议、讨薪维权和失业无薪的抗议事件得到证明。医护人员减薪比例高达30-%50%，公务人员发不出薪资，银行限制人民提款等等。最近频传的报复性社会攻击，例如珠海无差别攻击事件，乃至街头上与官方格斗或枪击事件，都是底层民众为生存而抗议的表现。 依据中共官方的统计，仅仅2024一年，中国就累计高达4700万劳动力无法正常找到工作，占到2023年中国城镇劳动力的10%。2025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将达到史上最高水平的1220万人，这将助长中国青年的就业压力。 “毕业就退休”是对中国青年失业的讽刺性描述。年轻人躺平、归隐以及强迫性享受田园生活，看似简朴或优雅，但对比过去“农民工进城”，实际上是城市就业困难而被迫返回农村提前过退休生活的逆反现象。近年来，一种称为“疗愈经济”开始抬头，也就是开设提供失业青年止伤疗痛的“途家民宿”，已及逃避现实、心灵休养的“青年养老院”。许多年轻人回到农村，过著“极简主义、消费降级”的生活。有一句流行顺口溜形容这种犬儒主义的人生观：小病扛扛就熬过去，大病扛扛就死了去！青春年华成为一种打发时间和等待流逝的苦中作乐。 危机之六：财政赤字的扩大化 中国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途径，基本上就是“财政挹注”和“举债还款”两套做法，简称“化债”。但是“化债”只能填补亏空，救急而不救穷，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土地依赖和公共支出浮滥)的财政结构。换言之，“化债”只是“症状治疗”，不是治本，也难以治标。无论中央政府如何撒钱挹注或举债还款，都只是在填补巨大的无底洞。 依据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2024 年安排财政赤字4.06 兆元，比上年(2023)年增加18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兆元，比上年增加1000 亿元，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兆元。依据中国将采取“货币宽松”和“赤字财政”的政策，2025年财政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毛额(GDP)的4%。 尽管对比西方国家，中国的财政赤字并不算太高，但问题不在于高低，而是效益。政府举债是否超出“安全区域”，虽然有待观察，但长期而言，无可避面的持续举债必将缩小中国的举债空间与偿债能力，只是延后病痛或债留子孙。 危机之七：贫富差距的扩大化 依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2021年发表的民众月收入调查数据，全中国有9.64亿人口的月收入在人民币2千元以下；报告还指出，99%的中国人只分到财富总额的1成，其他9成则掌握在1%的富人手中。 依据贫富阶级对经济下滑抗拒能力的高低有别，包括避险工具与保值能力，也就是经济不好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规律，中国的贫富差距在2025年以后将继续扩大。虽然，习近平始终把“脱贫”视为他的经典政绩，所以从“美丽乡村”、“定向扶贫”到“共同富裕”，致力于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但是口号斗不过现实，习近平斗不过红二代、富二代“联合垄断社会财富”的暗黑手段。最近频频发生的军队贪腐问题，包括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苗华因贪腐而下台，证明了贪腐与贫富不均之间形成了“官贪民穷”的因果关系，是中国社会“极度不正义”的尖锐表现。 危机之八：政权合法性的流沙化 前述所称中共政权的“安全焦虑感”，如今已转变为人民的“生存焦虑感”。当人民出现广泛的生存危机感和社会绝望感之时，中共的爱国主义宣传就会失去说服力。随之而来的是“不听党话，不跟党走”，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有如沙滩浮塔而转向流沙化。 最近发生一件惊人事件，就是广东韶关南华寺的三名比丘尼，在外诵经时被指称为假僧人，愤而制作影片公开指控共产党，火爆开骂习近平“死无葬身之地”。三位尼姑宣称：“中共这些大王们，统治中国将近100年了，还在天天撒谎，愚弄自己的老百姓，这是全世界的悲哀…..”等等。这三位尼姑誓言愿意“以身殉道”来证明自己的信仰与清白。 出家人本以闻声救苦、普渡众生为职志，如今连一向与世无争的佛门受戒之人，都出来控诉共产党，遑论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这正是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最大挑战。 危机之九：地缘政治的恶质化 随著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一破产，“战狼外交”将变成“病猫外交”，特别是继续支持俄罗斯延续俄乌战争，在欧洲、南美、东协国家进行财政补贴下的低价倾销，在南海“虚张主权”并不断霸凌菲律宾。在伊朗遭受以色列攻击之后，暴露中国对伊朗核武的支持，在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垮台后，中国长期支持叙利亚独裁政权的“黑历史”被曝光，以及最近在第一岛链发动“没有演习知名的演习”等等。中国在四个主要地区：欧洲、中东、南海、第一岛链，制造了地缘政治极端恶化的态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好感度”已经降至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低点，所谓“中国意象”(China Image)已经“黑化”，中国的“大外宣”实际上是“大失败”。未来，全世界将更加讨厌中国，把中国视为“地缘政治的杀手”！ 三个基本事实在2025年将更趋恶化： 1，全球资本对中国市场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再把中国视为跨国投资的首选国家。昔日想要获得中国市场准入和廉价劳动力而讨好中国的情况正在逆转，中国开始面对数以千计的技术与贸易壁垒，失去过去可以轻松获得的资源、技术、资本以及富裕国家的市场。2025年以后，所谓“中国崛起”将宣告终结。 2，世界各国对于“对中贸易”(trade with China)将采取更多的风险管制，包括安全风险与市场挤压风险。各国将跟随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中国开打不同程度的关税战。 3，随著中国“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和工程烂尾继续扩大，过去在刚果、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缅甸等国爆发的“反一带一路/排中浪潮”，将持续漫延。换言之，随著中国“减债能力”的下降，中国的“一带一路”已被视为“殖民利剑”。不是援助，而是掠夺；不是福利，而是破坏。 危机之十：“一中原则”的解构化 随著地缘政治关系恶化而来的，就是中国的“一中原则”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解构和颠覆。在2024一年之中，相继有“捷克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英国下议院”、“欧洲议会”、“荷兰国会众议院”、“澳洲联邦国会”、“美国众议院”等等，对于中国曲解联合国2758号决议提出了强烈的批判。这些批判的共识点在于：反对中国将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一中原则”擅作不当连结，拒绝中国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支持台湾参与包括联合国的国际组织。 在此趋势下，未来将有更多的国家对“一中原则”采取批判性、反对性的态度。原先中国用来拘束两岸关系、打压台湾主权地位、阻止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反对台湾对外官方来往……等等借口和依据，都将被解构化。中共所宣称的“‘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痴人说梦，也将走向瓦解和破产。 危机之十一：民粹主义的激进化 经济恶化之时往往是民粹主义高涨的时刻。在连续两起杀害日本儿童事件爆发之后，证明中国民粹主义从未消退和收敛，一种随机性的排外仇杀事件，已经引起广泛的“国际恶感”，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危险与野蛮的国度。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叫做“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一如当年慈禧太后一口气和11个国家宣战一样，当今中国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新义和团主义”，等同于向西方所有反华国家宣战。但是，对中国而言，试图打败帝国主义，首先是打败自己。在一片狂热的仇外气氛下，只有促使外国资本与企业纷纷撤离中国。 危机之十二：红色供应链的断裂化 为了反制美国即将到来的关税壁垒和经济脱钩，中国将在2025年提前向西方开打，也就是提前主动脱钩。除了运用抛售美债、人民币贬值、汇率操控等等手段，不惜与美国打一场货币战争之外，中国将展开以稀缺矿产为筹码的“供应链战争”(supply chain warfare)。 中国商务部12月3日发出禁令，即日起禁止向美国出口镓、锗、锑、石墨等和超硬材料，以作为美国对中国实施晶片禁令的报复。 确实，中国具有稀缺性战略资源的供应链优势，中国的镓产量占了全球94%，锗产量占了全球83%，锑的开采量占全球总量48%。但是贸然开打“资源脱钩战”，一手底牌全部打光，等于自断中国的红色供应链，自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资源依赖，失去自身最终的战略筹码。 实际上，中国战略资源的优势是“人为设置”的资源稀缺性，而非市场供需下的自然稀缺性。在全球资源储量上，中国垄断的稀缺资源并不稀缺。在中国限制出口并推高国际价格之后，将促使美国重新发展其国内生产能力，寻找多样化的替代供应并组建供应链同盟。例如加拿大矿业公司Teck已经表示增加锗的生产，其他例子更多。过去，只是因为提炼成本很高，中国实施低成本开采和低价竞争，导致其他国家不愿削价竞争而减产。但是，一旦价格攀高，其他国家就会恢复生产，反而使中国失去原有的供应链优势。 中国必将崩溃 许多人认为，“中国崩溃论”已经延续多年，但中共政权依然健在，所以“崩溃论”并不能成立。但是苟延残喘与魂归西天并无太大差异，久病不起与濒死状态也只是时间问题，颟顸之人总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独裁政权更是变本加厉。叙利亚的阿塞德家族(父子两代)不也统治长达50几年之后一夕崩溃？苏联与东欧共党的垮台，不也是积恶成习的后果？现代历史一再证明，从纳粹德国、军国日本、独裁苏联到暴政叙利亚，凡一人揽权、穷兵黩武的政权，必将崩溃！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诚观点》YT频道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年已71岁，近年不时传出他的健康状况不妙。尽管外界相信他不肯轻易主动或被动下台，但也不时有人在研究谁会是他的接班人。近日一些70后官员获得高升正省部级，又带起一波习“接班人”放风。 一位曾在中共宣传口任职的观察人士日前在外媒撰文说，习近平如果条件许可，还可能干两届，那么70后，刚成为浙江代省长的现届中央候补委员刘捷入常希望最大，也就是说有接班习的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言之过早。 “全国最年轻”并非好兆头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议2024年12月18日宣布，任命刘捷为浙江省代省长。 官媒上观新闻当天吹捧说，“70后”刘捷任浙江省代省长，成全国最年轻省级政府一把手。 刘捷，1970年1月出生，江苏丹阳人，是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他自2011年以来，连跨湖南、江西、贵州和浙江四省任职。此前曾打破三十年惯例，直接跨省空降出任杭州市委书记。 据浙江官媒消息，2024年12月13日，刘捷已任浙江省政府党组书记。14日上午，刘捷前往嘉兴南湖朝拜代表中共起家的标志之一“红船”，刘在此向习近平高调表忠，喊出“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等习式政治术语。这一举动，其实确已公开暴露了继续向上爬，有意接班的野心。 和刘捷同期引发关注的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议2024年12月25日宣布免去王广华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任命关志鸥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关志鸥也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辽宁人沈阳人，1969年12月生，算是“准70后”。《新京报》12月25日当天也发文吹捧其“最年轻”，标题为“关志鸥，最年轻部长”。 到现在，中共有四名70后正部级官员。 除了以上两人，2023年履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后的阿东，1970年11月出生，去年升任此职时，官媒上观新闻也称其是“全国最年轻正部级领导，今年53岁”。但阿东不是中央委员，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且是历来年纪最大的团中央第一书记。 还有一名70后正部级，现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云泽，是1970年9月生。他是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二十届中央委员中也有几名受关注的1969年出生的“准70后”。殷勇是最年轻的二十届中央委员，他生于1969年8月，现任北京市长。然后是贺军科，生于1969年2月，现在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2018年6月，贺军科当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也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 成为中共“全国最年轻”正部级领导干部，并非都是仕途一片大好。好命的特例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出现一名40岁以下的候补委员——时年39岁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其是刚好邓小平鼓励年轻化和搞干部梯队建设，并反对终身制，所以是得其时。 在习近平时代则恰恰相反，人们发现，这类中央的“最年轻”领导干部是生不逢时，会有双重风险，一是被捧为日后的接班者，树大招风，遭政敌盯紧，随时会爆黑料，挖坑；二是自我标榜接班人，会沾沾自喜，野心外露，招主子忌。 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少。比如中共十八大上出现的两名“60后”——胡春华（1963年4月生）和孙政才（1963年9月生），最年轻者是孙政才。 作为团派代表人物的胡春华，虽然刻意低调，但被内外炒作为习接班人，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是热门入常人选，结果却双双“失常”，最后还被踢出政治局；后者如孙政才，官方通报孙为“野心家”，他在中共十九大前栽倒，据报是每年焚香祭拜龙袍，相信是因为这件事传到习近平那里，孙政才惹来大祸。 再比如陆昊，他生于1967年，是中共第十八届、十九届、二十届中央委员。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黑龙江省长、自然资源部部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早在2008年5月4日，41岁的陆昊被宣布接替胡春华，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2012年11月14日，在中共十八大上，陆昊又成为中共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中共党刊《人民文摘》2013年曾发专文吹捧陆昊为政坛“黑马”。在履新黑龙江代省长时，陆昊声称：“今天的舞台是党给的。”这种话也是在宣示向上爬的野心。党刊文章说，因多位团中央主帅晋升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此次赴地方历练的陆昊也备受关注。言下之意，陆昊也是有望接班的。但陆昊早在2022年就被贬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因为习近平在整团派，他未来能平安退休就不错了。 前边提到的贺军科，同样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2018年6月时是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他在2023年5月转入科协，就等于提前退居二线。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就被推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刘剑，1970年出生，当年才42岁，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这届中央委员会中唯一的“70后”，他曾任阿尔泰、哈密两地的党委书记，成为全国首位“70后”地委书记。大外宣媒体也曾吹捧他是官场“黑马”，以及所谓中共“第七代”接班人。 不过，2017年2月24日，刘剑突然被免去新疆哈密市委书记职务，调任新疆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同年7月1日，刘剑再被免去新疆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职务，返京重投早年工作过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担任国投集团下属国投健康的董事长，从此一蹶不振。而其前任王坚朴则转任公司党组巡视组组长，在公司盯紧刘剑。 有港媒披露，刘剑早年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兼团中央常委，与当时的团派大佬令计画搭上关系。令计画出任中办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开始布局未来人马，著力打造第三梯队，瞄准了厅局这一级。刘剑成为令计画刻意栽培的对象。有知情者称，令计画落马后，刘剑大力倒戈令计画，与其划清界线，刻意摆脱令的阴影，但最后还是被打入“冷宫”。 去年首度公开的习近平几年前一段讲话，习说，“优秀年轻干部不能搞成特殊群体，不能像储君一样供在那里坐等提拔。”这被认为表明习近平憎恨被传为接班人的高官，比如孙政才和胡春华。 故此，刘捷也好，关志鸥也好，他们的“全国最年轻”标签，在中共官场，会引发“接班人”的联想，不见得是好事。而由于迅速引起官媒的关注和吹捧，往往为他们日后的衰运作铺垫。 被新加坡间接点名“习接班人”也很危险 在习近平的亲信中，也有一个提前冒头即被捧杀的案例，不过是被外国政要意外捧杀。 1960年生的陈敏尔，作为是习家军的重要代表，2019年被到访重庆的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点名为中共“下一代领导人”。 王瑞杰当时被外界认为是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接班人。他和陈敏尔对话听著令人吃惊。据官方报导，王瑞杰说，希望此次会议能为我们（两国）下一代领导人铺路。陈敏尔则回应说，通过此次会议，他深刻体会到两国政治高层的意图及合作方针。有台湾红媒报导的标题干脆就用了“中星（新）下一代领导人重庆首会面”。 这样的高调定位“下一代领导人”在中共官场显然是犯忌的。结果，被吹捧到得意忘形的陈敏尔，到二十大平调到地位不比重庆重要的天津，没能升任政治局常委。陈敏尔在天津政绩平平，他当年在贵州的旧部最近频频出事，不太可能还有机会接班。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1964年2月出生，他最近不经意也被新加坡有意无意点名成习“接班人”。 陈吉宁2024年11月28日会见了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布的影片显示，李显龙离开中国前在上海接受新媒联访，他说希望与中国下一代领导人们建立新的联系。媒体报导画面这时带到现年60岁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之后，海外开始热议：陈吉宁有望成习的接班人？ 有陈敏尔的前车之鉴，陈吉宁现在被提出可能是习接班人，并非好事，除了习近平会收到传言，习家军的其他人也会马上盯紧陈吉宁。 中共中生代能接班？ 习近平已打乱了中共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干部梯队布局。习自己破除连任限制后，二十大后一批习家军过了退休年龄仍在陪跑，习还没有按中共惯例准备“储君”，令日后变数很大。 据不完全统计，70后副省级官员现有30多人。有观点说，假如习在干完第三任后，还干两届10年，那时他已84岁，差不多要交权了，但不太可能交到60后身上，因为60后的最少年龄也已70多岁了，70后届时年龄最大的也就67岁，接他的班正合适。70后也被称为中共中生代。 不过，考虑所谓中共中生代实在太遥远了，日后可能有三大变数。 第一种情况是中共本身的气数尽。现在中共政权风雨飘摇，民间苦习已久，看来中共很难挺过十年，或不推而倒。 第二种情况就是习的健康问题，近年习出访，经常走路脚步不稳，并传出多种患病消息。未来两三年，如果习突然倒地不能视事，一般只能在现任常委中有人顶上，但不一定是二号人物李强，这涉及习家军的争斗。笔者此前在《上报》有写过《习家军七大佬 谁最有野心？》，这里不详述。 第三种情况是假如中共还在延续，习可能在第三任期之后（也就是第四任期内）找人接班，2032年接任（79岁），也可能在再多一届（可能性极低），在第五任期内找人接班，2037年（84岁）交班，参考中共原有规矩，必须是该人本来是政治局常委，至少是政治局委员、准备晋升常委。 但是习越老猜忌心越大，若还再有十年任职，腥风血雨中，谁都有可能被清洗出局，所以现在说的所有人选都不算。所谓“最年轻”已经不值得用来作为噱头。 搞世袭制的可能 有关习的接班人，早前也流传，习不乐意把权交给其他人，中共最高政权恐回到世袭制。比如传说他要培养自己的女婿作为接班人，等于是外戚。 但谁是习真的女婿外界并不知道，连习的女儿习明泽都保持神秘。 习近平之弟习远平倒是与前妻有一子，名为习明正，是香港籍，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早前有消息指习明正后来在中国清华大学任职，用的姓名为“齐明正”，跟随祖母姓。 2019年7月12日，大陆媒体报导，清华大学宜宾骨干研修班基层实践支队队长齐明正博士到临港经开区调研消防工作，区管委会党政办主任杨剑全程陪同调研。 2022年4月，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有文件显示，齐明正获任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挂职）。2023年3月，传出齐明正已完成基层历练。 习要搞世袭制，女儿、女婿也好、习侄子也好，至少现在得是副部级才跟得上，所以目前只能当作八卦。如果习要保证让家庭成员接掌权力，交给夫人倒是一个更可行的办法。彭丽媛是中共军队正军级而的文职军官（最多相当于正部级），但在近年中共央视的报导中，她享受了至少是副国家级领导人的待遇。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权的情况，母后临朝的例子也有不少，彭丽媛在习之后掌权并非没有可能。而彭丽媛如果日后掌权，主要危险来自习家军的抢权。 只是，近年中共乱政频出，经济危机深陷，再加上美国川普即将再上台，国内外“灭共”的呼声高涨。因为作恶太多，中共政权麻烦越来越大，这艘破船再也经不起折腾，时间不长，习近平一走，就将中共政权一起带走。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