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日本首相的“胸部”开玩笑 ？前日本大使发文批评澳总理
2026 年 8 月 10 日
自从今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同样与专制强权为邻的台湾就经常成为媒体讨论亚太区域安全的题目。台湾在地缘政治与代表民主价值的重要性终于受到重视，包含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社会终究体认到妥协不足以维持和平与人权，对强权霸凌他国袖手旁观，只会喂养强权不满足的胃口。 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WHA)从5月22日到2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还没有收到邀请。一个与澳大利亚人口相近、防疫受到肯定的民主政体，过去连续5年，因为政治因素被拒于世界卫生大会门外。世界卫生组织标榜的普世医疗健康人权，在中共的政治运作之下，变成装饰，令人感到失望。 台湾从2009年至2016年，连续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直至2017年中国运用影响力，以“一个中国原则”将台湾拒于门外，封锁台湾参与国际的空间，即使如世界卫生大会等专注医疗、健康专业且政治意涵较不明显的组织或活动，也一概封杀。幸好台湾自立自强，各方面发展的重要性受到重视，透过不断的诉求，让世人看到中共不顾人权的粗暴行径。 国际社会都清楚，中共政权从来没有治理过自由民主的台湾，更无从代表台湾。2019年世界卫生大会中，圣文森的卫生部长布朗（Luke Browne）直言中国政府对台湾没有管辖权，“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与中国有各自不同、独立且体制完全相异的政府。从应对COVID-19疫情的方式，更能看出民主与专制的差别。 COVID-19疫情从2020 年发展至今，全球已累计已超过5亿病例，历时超过2年，病毒不断扩散变种，疾病传播不分种族与国界，全球公共卫生超越政治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专门机构，为全世界公民健康与安全而设立，应该以透明性与包容性协助国际社会预防和应对健康危机，提供必要资讯给世界任何一个区域，包括台湾在内。发生在台湾的事，也有可能会发生在其他国家。台湾有能力应对疫情，其他国家或种族未必可以。国际社会对于台湾的诉求与努力，不应袖手旁观。 公共卫生议题不仅限于传染病，疫苗、慢性病、食品卫生等都包含在内。以COVID-19为例，需要全球各国各地区共同合作，例如病例与病毒株讯息通报、出入境检疫标准、疫苗分配及药品发展等，构成全球完整防疫网，才能有效控制疫情。今年台湾第6度争取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希望能够在世卫组织架构下，取得最新、最同步的公共卫生相关资讯，协助建构完整且坚实的世界卫生体系。 台湾2300多万人民的健康与安全是全球防疫与维护卫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善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责任。澳大利亚与台湾同为理念价值相近的友邦，应该协助台湾排除政治干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切莫以为事不关己。当良善的力量退场时，对立的力量会取而代之。回顾2019年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时，澳洲政府袖手旁观，如今就必须严肃面对随之而来的安全威胁。
离中共二十大大约还有半年左右，中国政局一波一波事件令人眼花缭乱。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习近平正在押宝军队保连任，至少有十个大大小小的动作。但他的努力似乎未有实效，反而突显出政权的危机。 动作一：用军队保清零防疫路线 北京当局推行清零防疫政策在体制内外引起反弹，以上海封城为标志的暴力封控引发民怨沸腾，党内也有不少反对声音冲破严控。但习近平5月5日放话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态清零“毫不动摇”，并称要和反清零言行“斗争”。 随即，中共军方也罕见介入表态。 5月7日，中共《解放军报》在报眼位置刊发题为“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的社评，要求全军“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习主席决策部署上来”。 上海封城早已引发中共防疫路线之争，比如有军方背景的上海长征医院，原副院长兼感染科主任缪晓辉，曾公开发声反对“动态清零”。 缪晓辉只是一个代表，他背后可能有一定规模的反对清零者，也会包括各类反习势力。 到习近平5月5日的发话，反对清零路线，已经提升到政治斗争、反习还是挺习的层面。尽管中纪委和各大党媒也有评论员文章表态挺习，但军方的发声特别令人瞩目。 笔者认为，习近平亲自发声，显示深感受到威胁。军队、纪委齐发声，无非也是要力压异议。但在临近权力换届之时，强压下反对意见，可能构成更难防备的反习暗涌。 动作二：疫情期以军队介入地方维稳 像二十大这类党内头等大事，历来都是政权维稳的最敏感时间。当局最怕这段时间社会不稳，冲击高层换届。 留意到习近平在3月7日下午出席人大军队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会议时，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除了全军抓紧“备战打仗工作”，还要军队协助地方维稳，并及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近期中共各地封城的恶果引发民怨，比如上海，除了产生大量次生灾害，许多人因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亡，有的自杀，甚至有人疑饿死。但百姓的生命不是党要考虑的，维稳高于一切，军队此时就派上用场。 许多人说上海的情况有点像反送中运动时期的香港。 4月初，因应上海封城，中共出动大军，调动大量军队、武警人员进驻上海协助防疫和维稳，多架军用运输机飞抵上海机场。 网上图片显示，4月7日在上海虹桥站1号站台上的出现大批军人。也有上海人透露，很多小区都有持枪武警参与封控。 尽管官方“辟谣”称上海并非实施军管，但中共把抗疫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维稳工作，令上海变相实现“军管”。 一些网传的视频显示，被称“白卫兵”、“大白”的所谓志愿者，打起人来很凶悍，形态及手法一如军人，笔者认为至少有部分是派到上海参与维稳的军人，只是打著军方医务人员的旗号进入上海。 动作三：靠军队对付党内政敌 早前曾传习近平计画在二十大前对台开战。但是笔者认为不太可能，不合逻辑。习近平面对国内外多重危机，为了稳妥连任，如今不敢轻动台湾。如果是真有原计画，也可能因为看到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未能速决而改变。 习近平应该会更多地用军队威慑力针对党内政敌，目标是保二十大连任。首先是以枪杆子压制同样带枪、但混迹社会、不太好管的“刀把子”。 早前官方通报落马的政法虎傅政华，涉“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而两年前落马的孙力军也被指“非法持有枪支”。 官方没有说明傅、孙两人私藏的这些枪支弹药数量，笔者认为可能有一定的规模。这些军火或用于暗杀习近平。两人都被定性为“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并且是“形成严重安全隐患”，可见一斑。 令习头痛的还有军内一些太子党势力，这也是抵触他连任的潜在因素。 去年底传出中共退役上将刘亚洲被抓的消息，但至今没有下文。知情人说刘亚洲事件与反习有关。 网上传出军队中反对对台开战的两封信件，据说是由刘亚洲送达习近平的。主要讲，如果强硬开战，将导致中共面临著亡党亡国的危险。另一封信则直接劝习近平放弃连任。 现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姚诚曾对外媒透露，邓小平当年取消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但习近平要破例在二十大开启第三任期，现在军队的反抗非常强烈。刘亚洲事件可能和这种形势有关。 姚诚还说，大家跟习不是一条心。 动作四：大派官帽，升最多上将 中共建政靠枪杆子，习近平现在稳固权力，威慑反习势力，也靠军队。习近平虽说早年也当过几年时任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属于文职军人。但因为没有前一代的战功，要靠什么来收拢军心？中共向来的政治洗脑宣传也不会有真实效果，历代党魁掌军靠是无非都是利益。 晋升将领，派出官帽这一招是常规的。以上将为例，对比江、胡、习各自掌军的十年：江升64上将；胡升60上将；习已升67上将，今年还要升。 但最近几轮升上将和密集的军方高层变动中，出现一些诡异情况，比如西部战区三易司令，中部战区也在短期内两次换帅。 2021年10月21日，官方证实西部战区前司令员张旭东上将，因病死亡，年58岁。张旭东2020年12月才晋升上将，当时并首次被证实已担任西部战区司令。 到2021年7月5日，原西部战区陆军司令徐起零晋升上将并替下张旭东。而徐起零随后也传出患癌，仅任西部战区司令员两个月就回京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这也非实权职务，只是养病之职。 一个让习犯愁的问题是，中共政权内外危机恶化，握紧“枪杆子”以及叫嚣打仗是转移危机焦点的救命稻草。如果军队主将为升职隐瞒重病，真上战场可是兵家大忌，可能会带整支军队走向坟场。 动作五：改“柔性治军”，反腐不前 中共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军中打虎变低调，与中共十八大后当局共查处了近两百名副军级以上军官不同，到上将房峰辉2018年初落马之后，当局对问题将官的处理，可见的都只是免去人大代表、降级，并且都不是正式通报，而是间接由人大官宣。 已见诸报导的，包括2019年处理的战略支援部队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饶开勋中将、西部战区陆军原副司令员徐向华少将、江苏省军区原政委孟中康少将和海南省军区原政委叶青少将。 2021年4月29日，海军原副参谋长宋学被免去人大代表职务。 与江腐败治国不一样，习痛恨军队腐败，但是在一党专制之下，军队腐败问题并不能解决。 习第一任期号称以反腐治军，拿下了近两百高级别贪将，但当年徐才厚和郭伯雄留下的军中卖官机制，已经烂掉了的所谓民主测评和后备干部制度在习时代仍然沿用。 中共军改只是改了表面的架构，腐败的运行机制未改，腐败浸淫过的军心依旧。 各级腐败的政工干部，继续为习输送腐败者。低层军官继续顺著腐败未变的机制，一级一级往上爬，成为军中骨干。 动作六：军费大增保政权 从中共军费暴增，同样可以看出习近平押宝军队。 3月5日，中共财政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的政府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共今年的军费预算为1.45万亿人民币（约合0.2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增幅比去年增加0.3个百分点。 中共官方媒体称，这是中共自2019年以来军费预算增幅首次突破7%，是近三年来最快增速。 中共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标设为5.5%左右。中共的军费支出增速高于GDP增速。 外界质疑，中共实际的军费要比公开数据还要高得多。曾有国际智库认为，中共的隐藏性军费可能是其公布数字的1.4倍。 中共的军队被称为“党卫军”，在保党保政权为要务。军费大增当然意味著保政权的需要大增。 动作七：恢复颁授八一勋章抬高军人荣誉感 中共新华社3月29日消息称 经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共军委将在建军95周年之际，评选颁授八一勋章。报导特别提到这是为了“迎接”中共二十大举行。 八一勋章，始于中共建政初期给军人颁授的军事荣誉第一级，自1955年起启用，后停授。 中共十九大前，习近平要定于一尊，破除连任限制，为了争取军队支持，于2017年6月12日恢复设立八一勋章。一般每5年授予一次。2017年7月首次已颁给10人。 据官方说明，评选八一勋章的首个条件，就是要和习近平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习指挥。 谁能获得八一勋章，将会争破头，得奖者引来众人不满，因为其实在和平时期都没有什么战功，只是因为是党的“听话虫”。 动作八：给军人加薪加福利 去年初，亲北京的《南华早报》报导，习近平为增加中共军队凝聚力，当年预料将为军官加薪40%。这次军队加薪，以驻扎西藏、新疆及东海、南海等边境部队，及前景看好的年轻军官最为受益。 但报导显示，中共军中反而传出不满，特别对于军队缺乏透明度的制度感到忧心。他们希望建立像“退役军人保障法”般全面的法律体系。 有网友总结说，“政权越不稳定，这帮人就会加薪越多：加薪越多，政权就更不稳定。” 预料今年这次军费增加，会有大量的金钱投入到军人加薪和福利中。但是体制不变，军队照样那么腐败，习多发薪水，军官还要贪，下发多少福利，还是会被挪用，或发生不公现象。 动作九：搞军属免费医疗与大众医疗拉开距离 中共军方今年1月起实施“军人配偶免费医疗、军官军士父母和配偶父母优惠医疗”，指是为了“贯彻习近平思想”、“聚焦备战打仗”。 给军人家属提供免费医疗当然也是为稳定军队，可能需要军人打台湾，为炮灰们做些前置工作。 不过这也意外引发人们对中共体制内特权医疗的关注。 中国医疗本身有个特权问题，军级以上将官，或者领国务院津贴的教授，政府公务人员，都有不同级别的特权医疗。至于副国级以上高层权贵，以及经历中共建政的所谓老革命，特别是中共的那些元老，更是特权不封顶。各地都有高干病房，北京最为集中。 相反的是，一般中国大众没有公费医疗，当局还打压要求权利者。武汉媒体人胡新成曾为征集万人签名“大病免费医疗”，帮助弱者，计画自费走遍全国，去年底在太原被抓。 动作十：专设退役军人事务部解决军怨 中共的退伍军人，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维权群体，而为祸的源头政策是在江泽民掌军时期出台的。 1993年，中共军方总政治部会同当时中央政府8个部门下发了“93政联字1号”档，全称是《关于做好军队复员干部安置工作的通知》。这份看似平常的文件实际上剥夺了成千上万复员军官的干部身份和与干部身份相应的经济收入和待遇，使他们变成了“六无三不管”（无单位、无工作、无收入、无住房、无养老保险、无医疗保险，军队不管、政府不管、社会不管）的边缘群体。当年那种买断退役方式，制造了无尽的军怨。 江泽民时期出台了许多不良政策，习近平现在实际上都是在背锅，但中共体制本身也无法解决问题。 历年的退伍军人维权被打压，他们的命运让现役军人心寒，会影响习的备战打仗大计。故此，当局在2018年4月专设一个退役军人事务部。 但这几年退伍军人维权仍然不绝。2021年9月13日上午，全国各地有二百多名退伍军人在北京中央军委政治信访接待处信访，抗议各地军人事务部的安置政策造假。现场来了大批警察维稳。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夜话中南海》专栏前一次节目刊登和播发的《刘源因为曾力挺薄熙来而不被习近平原谅》中，介绍了1951年出生的刘源年近65岁被宣布完成总后勤部政委的5年任期时，他已经在不同的正大军区级官位上任职了两个5年还多几个月。所以仅仅是“论资排辈”的话，在退役之后被犒赏一届副国级“二线”职务在党内党外已能服众，更何况他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这一最高规格的红二代背景。 在那段时间里，因为前有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后有陈云长子陈元先后被犒赏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全国政协副主席里还要再有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家庭成员代表”的说法，在红二代圈子里流传甚广。套用习近平上台之后念念不望的“革命样板戏”中的一句台词，叫做“革命自有后来人”！ 当时，笔者为此也在本专栏发表过一篇《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已“封妻荫子”，刘家岂能例外！》，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当时在中共红二代圈子里不胫而走的另外一则“小道消息”，说的是在讨论刘源退役后的“组织安排”时，习近平感慨了一句：“毛刘周朱陈邓”，轮也轮到他了。 所谓“毛刘周朱陈邓”，其实是“毛刘周朱陈林邓”的“删节版”，即中共“文革”之前的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 2001年中共八十周年党庆时，江泽民曾对外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把当时已经先后去世的邓小平和陈云的牌位也供奉进“毛泽东纪念堂”，美其名曰为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革命业绩纪念室”。中共中央当时对下发布的相关通知中说，中央批准在毛泽东纪念堂内分别增设邓、陈两个纪念馆，同时对1983年建成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革命业绩纪念室的陈列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和补充，“使纪念堂成为缅怀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业绩的重要场所，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至此，当年华国锋为永久保存毛泽东尸体而建立的那坐毛氏大墓，正式变成了整个中共政权供奉其列祖列宗的共产祠堂，与大日本国的靖国神社的作用殊无二致。整座毛堂的建筑面积多达三万多平方米，当年的设计者的计划就是建成之后一楼存尸，二楼储物，所以建成之后即把二楼搞成了毛泽东文物展厅。但因为建筑面积太大，所以当时纪念堂二楼大都空置。 还是当年的总书记胡耀邦给邓小平出的主意，把被毛泽东直接整死的刘少奇，及因被毛泽东长期精神折磨才折寿的朱德和周恩来的牌位一并供奉，占了毛堂二楼的一部分空间。而早在邓小平、陈云二人的牌位正式供奉进毛堂之前两年左右时间，江泽民即已经下令对毛堂内部开始进行大规模装修了。装修之后的毛堂一楼仍然还是停尸房，二楼则用来供奉所谓六位领袖的汉白玉雕像和牌位，美其名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革命业绩纪念室，但并不安放棺材或者骨灰盒，只是张挂一些照片和生前所穿、所用衣物等供人参观。其实，就是“衣冠冢”的意思。 中共政权的接班人们看来是都非常坚信，只要把毛泽东纪念堂改成国庙和整个政权的共产祠堂，共产党政权继续存在的合法性至少在党内就无人再敢质疑了。 据说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江泽民退位在既，给胡胡锦涛留下的政治交待内容之一就是要在党内形成惯例：每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之后，都要到这座祠堂里报到、瞻仰和勉怀老一辈革命家，发誓不能让他们打下的红色江山断送在自己手上。 2012秋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同时接替了胡锦涛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当年12月26上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东京参拜靖国神社。同一时间，习近平率领中国总理李克强等党政军文武百官，在中国北京参拜“党国神社”毛主席纪念堂。 笔者当时特别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境内各大媒体中，至少有网易和新浪两家是将中日两国领导人“巧合”在同一时间“参拜”的两则重大新闻，并列排放在最显要位置。网易首页当时的黑体头条是《七常委今日瞻仰毛泽东遗容 向坐像三鞠躬》；二条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日参拜靖国神社》。新浪首页的黑体头条、二条、三条依序是：《七常委上午瞻仰毛泽东遗容》；《日本首相上午参拜靖国神社》；《外交部严厉谴责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当时，东京方面的详细报道内容中强调了这是继2006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后，再次有在任首相前往参拜。这也是安倍出任首相以来首次参拜。北京方面的详细报道内容中，虽然没有特别说明这是习近平的第几次，但却也是出任总书记之后的（对外公开的）第一次。 当时的习近平在给“毛圣”的遗体“上香”之后的节目，就是从一楼停尸房上到二楼，对从刘少奇到邓小平共五个陪葬者的“衣冠冢”逐一“缅怀”……。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他习近平已经想到了对这“六大领袖”的家庭不能“厚此薄彼”。所谓“轮也轮到他了”，指的是革命领袖们身后被“封妻荫子”应该人人有份，每家出一个“副国级”。 当然，所谓“正国级”、“副国级”原本只是民间的说法，中共“组织工作法典”里只有部长级、副部长级的说法。部长级之上的，则是统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又细分为“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和“二级领导人”。所谓“二级领导人”里，在党内没有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身份的都只被称为“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及高检和高法的正职。 所以，“小道消息”中的所谓“六大领袖每家安排一个副国级”的说法，如果消息来源可靠的话，原话也应该是“每家都安排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位置）”。 前述毛、刘、周、朱、陈、邓“六大领袖”的每个人的家庭成员里，毛泽东在世时，他的夫人江青同志就已经高居政治局委员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则是在丈夫去世的当年底，即荣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日后又出任政治局委员和全国政协主席；朱德夫人康克清则在丈夫去世数年后，被邓小平安排连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于邓小平和陈云，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都是在他们去世后安排他们各自的长子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此前提下，当时的中共红二代圈子里几乎人人都相信，既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已“封妻荫子”，习主席有责任、有义务不让刘（前）主席家例外！ 至于刘源最终还是被习近平在政治上抛弃的原因，除了我们过去节目中介绍过的薄熙来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主政重庆期间，刘源曾在圈子里说过“将来近平掌舵，离不开熙来二哥的辅佐”，日后被传到习近平的耳朵里，令习近平联想起了10年前薄熙来被“调查”之初，刘源曾上书中央，力陈对薄熙来的处理应该“就事论事”，也还因为一些红二代对刘源的吹捧引起了习近平的反感和警觉。 首先是我们过去节目中已经介绍过的杨帆，对刘源的吹捧和对薄熙来的吹捧一样不遗余力。 说起来，笔者本人可能是最早在海外介绍杨帆其人的。中国大陆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当年曾出版了一本书叫《共和国的第三代》，作者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杨帆。此书出版的次年，笔者即在《中共太子党》一书中介绍了杨帆的这本书和他与薄一波家庭的亲密关系。 日后，杨帆自己曾向就文革问题采访他的香港记者详细炫耀过自己的“红二代”资历：文革爆发时正在北京著名的四中读初中，与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是小学和中学同学；上山下乡期间到山西插队，后病退回城失业两年、工厂8年；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26岁才重新上大学，直至经济学博士。当时的一家香港报刊介绍杨帆说：杨帆从小是学习尖子，“我智力特好，学习拔尖，出身也好，又红又专。” 他跟刘源、薄熙成从三岁一起上幼儿园，小学一起上北京实验二小，中学一起上景山学校，三人一直要好，直到初二时中断学业上山下乡。“刘源家最惨，死了爸爸；薄熙成死了妈妈。”而对杨帆来说，最大损失是中断学业。在当时四中实验班，杨帆两年学完三年数学，如果顺利，应在十七岁左右上北京大学或者公派法国留学。“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这场文革，我应该在二十六、七岁成为留洋博士。结果这一耽误就是十年，二十六岁才重新回到学校上大学，可谓深受其害。”杨帆自称。 这个杨帆曾在公开场合吹捧当时已经官拜总后勤部政委的刘源“有刘少奇风范”，令刘源当场大呼“不敢当”。 这个杨帆还特别发表回忆录《我和刘源》。其中有一段内容是：我在1990年出版第一本回忆录《共和国第三代》，刘源、马凯、李三友都说这本书好。但被一个同学在海外乱传，何频、高新写了《中国太子党》一书，说我是太子党智囊，在香港炒作。薄熙成非常敏感，埋怨我半天。后来他说，这本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给高干子弟说了许多好话，我说这是我的自我批评。我和刘源这段经历，被有些卑鄙小人在海外多次炒作……。自由亚洲电台的高新多次编造谣言，企图陷害我。可惜国际官司没法打，要是在中国，早告他们的损害名誉罪了。 除了杨帆，更有红二代军中代表之一罗援对刘源的吹捧。 十年前，随着习近平的上台，以及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罪行被公开揭露，刘源就一直被外界传为支持习近平军中反腐的“先锋”。但这类对刘源的溢美并非出自中共官方的正规媒体，而是大都出自罗援的“自媒体”。 罗援曾在吹捧刘源的署名文章中写道：“在军委习近平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的支持下，他（刘源）和总后党委终于打开了军队反腐的突破口。人们在感谢习主席挽救了军队的同时，也不会忘记军队的反腐先锋——刘源。这让我想起了刘少奇主席的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刘家满门忠诚。亮节存青史，功绩在民心。 ” 言下之意，“人民（都）不会忘记”，人民的“总书记”岂有忘记的道理。 笔者当时从一位红二代口中得知的信息是，如果说因为薄熙来的缘故令习近平对刘源开始心存戒心的话，那么罗援对刘源的最后一次公开吹捧，也就是他对刘源在当时军委总后勤部的“告别演讲词”的那篇“读后感”，等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在这篇“读后感”里，罗援不但大吹特吹刘源“公事不谋私，私事不涉公”；“亮节存青史，功绩在民心”，甚至还说他“苟利全军，舍我其谁“；“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胸怀、何等的胆识”；上不愧江山社稷，下不愧黎民士卒”……。 试想，除了习一尊本人，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军内，岂有第二个人能够配得上如此高调的吹捧，岂能不引起习近平的高度警觉？ 所以说，罗援的这篇“读后感”等于是把刘源彻底捧杀，彻底断送了刘源被犒赏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政治前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不仅土豆会发芽，尸体也会发芽 有人在网上贴出书法家刘蟾刚劲有力的八个大字：“人间炼狱，海上魔都。”两侧有小字加以说明：九十四岁老人被半夜转移，十二岁孩子徒步五十多公里，上海当得起魔都二字，百姓若在炼狱之中。然魔都似人间炼狱，可人间炼狱何止魔都！今见有九十二座城市被封，祈愿这些城市之百姓能被善待，莫让我偌大中国众多城市，俱为群魔乱舞之都。四月二十一日，今有谷雨大生。 网络图片 也有上海人在网上贴出政府配给的土豆上，长出若干比手指还要长的嫩芽。发芽的土豆有毒，不能食用。这是四月，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土豆也不例外。政府会说，土豆发芽是自然规律，不是他们所能控制，他们没有任何错误，也不负任何责任。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号称世界上最富裕城市的上海，就人口之众多、摩天大楼之高耸而言独一无二的上海，拥有举世仅见的磁悬浮列车的上海，早已傲视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的上海，如今却出现大饥荒时代才会发生的饿死人的悲剧。这场大戏，这局大棋，唯有习近平这个总导演才能指挥若定。在上海，不仅土豆会发芽，尸体也会发芽。 尸体会发芽的奇妙场景，是艾略特诗歌《荒原》中的典故。在艾略特笔下的伦敦，“在一个冬日清早的黄雾下，/一队人流过伦敦桥，那么多，/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么多人。……你在去年种在花园里的那具尸体，/是否发芽？今年会开花吗？”这是一个现代城市中行走着无数没有灵魂的丧尸的经典场景。“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么多人”，原是但丁《神曲》中的诗句。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带领下，但丁穿过地狱，看到一队鬼魂，发出感叹：“旗子后面拖着长长的/一队人，我从来都不曾相信/死亡会毁掉这么多的灵魂。”但丁的诗句被艾略特引用，但不是用来形容地狱，而是描述繁华的伦敦，用以暗示现代人虽生犹死，无异于一具具行尸走肉。 艾略特在《荒原》中有一句被引用最多的诗句：“四月最是残忍的月份，滋润着紫丁香生长在死地。”在这里，“四月最是残忍的月份”是艾氏改造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巨着《坎特伯雷故事》序言的首节“四月的甘霖滋润了三月枯竭的根须”。在乔叟那里，四月是带来大地复苏的象征；但在艾略特笔下，四月却成了最残忍的时间、一种无望的痛苦回忆。对于经历过六四屠杀、如今良知尚存的人们来说，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对于“被背叛的台湾”，二月才是最残忍的月份。如今，四月被打上红字，成了要从日历上被除名的敏感词。 有一位无名的上海人制作了一段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其初衷或许如美国历史学家、《血色大地》一书的作者提摩希·史奈德所说，“呈现出令人发指的苦难经历，并且强调所有遇害者的个体性”。影片收录了疾控中心医师和市民抱怨防疫政策不合理、居委会向民众哭诉上级无对策、民众目击宠物狗被打死、居民集体怒喊“发物资”、方舱医院条件恶劣以及老先生请求送医而居委会却无能为力等录音，更记载了一例例不该发生的死亡。上海人通宵转发这个视频，当局不断将其删去，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网路上毫无预警地打响。 “一生都是方舱人” 早已入籍中国的原台湾歌手黄安在微博上说，《四月之声》这影片他看了两分钟就心生警觉：“靠，这套路太熟悉了，颜色革命呀！”并指，“表面上好像很客观，骨子里就是假正义、真分化”，结果留言区涌入大量上海人表达不满。有网友反驳说：“这次你真的错了。我是上海人，昨晚上海人全体愤怒的原因就是，这里面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谣言。”在今天的上海和中国，真正的谣言是岁月静好，是“鸳鸯蝴蝶梦”。张维为被痛殴，黄安还会远吗？ 总有一种人，以“一生都是方舱人”为荣，黄安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上海封城抗疫，核酸检测阳性患者送方舱医院隔离。本来，阳性者送入方舱医院带有强制性，多数人并不愿意但也别无选择。隔离数日数十天后，患者转阴可出舱回家，未料一些年轻人赖着不走，有吃有住直接躺平，演变为“请神不易送神更难”的新常态。 一则介绍上海方舱医院的视频，几个青年男女躺平床上，人手一支手机玩得淡定。有一个画外音依次询问他们，“核酸检测阴性，可以出院了？”但受访者皆表示，“我不想出院”、“我还没有完全好”、“我还在咳嗽”、“还是这里舒服”。这里有吃有住有人聊天，回家还要独自面对高物价抢菜、小区隔离不能出门很无聊，想想还是住方舱医院好。 作家柏杨曾将中国形容为一口深不见底的酱缸，古有司马光砸缸，今有柏杨砸酱缸。其实，方舱医院不就是新形态的酱缸吗？以方舱医院为天堂的中国人，不就是昔日柏杨笔下居住在酱缸之中而不觉其臭的中国人吗？柏杨痛骂一阵后离开人世，他们却生活依旧、若无其事。酱缸没有被柏杨砸破，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却宣布不准《丑陋的中国人》再版。她认为中国人早已不再丑陋，中国人已然无比光鲜。中国，特别是上海，比台湾和西方都更现代和更先进。正如中国战狼外交官宣称的那样，中国抗疫、清零最为成功，西方想抄作业都没得抄。但是，张香华愿意住在封城的上海吗？ 晚年在上海生活的鲁迅，一度在上海的亭子间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杀。偌大的中国，唯有上海能让他活得自由自在。鲁迅不会料到，他死后八十多年，上海会退步成人相食的动物农庄。有一位在上海的脸书朋友写道：“那个驱逐过我们的大白（穿白色防护服的所谓“志愿者”）与此同时走向了人生巅峰，他是隔壁楼一个男人，平时没人留意他，现在凭借一身服装对所有人敢破口大骂，每个群里都在讨论这个人，他平日里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没人把他放在眼里，可现在像条疯狗，像大王，好多人在群里说疫情过后要怎么怎么他，可是现在只能忍气吞声。”鲁迅说过：“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那么，在这座封锁的城市里，有多少沉浸在这种“幸福”和“美”中的奴才呢？ 鲁迅当然听说过比他更早到上海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畅销小说《魔都》，村松梢风大概是第一个把上海称为“魔都”的人。他最初的书名是《不可思议的上海》，可见，“魔都”被他作为褒义词来使用。他如此精准地概括出这座城市的灵魂：“在上海，罪恶本身已不成为罪恶了。这是每个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行为。进行这种行为的人毫无后悔反省，道德上的反省只存在于道德观整饬的地方，在上海这种本身就没有道德标准的地方却要去寻求是非道德是一种奢望。上海只有一项道德，曰‘守护自己’。所有的人只要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就行了。人们并不期望超乎于此的庞大的权力。这是上海人共有的观念。于是在这里便有和平，有平等，又换了，有罪恶，一切皆有。这里存在的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是自由的。”然而，今天的上海人还有“守护自己”的权利吗？今天的上海人还有跨出家门的自由吗？ 在最残忍的四月，“魔都”成了百分之百的贬义词。当上海的代言人从鲁迅变成黄安，民国文人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的预言必定成真：“凡值人类天性将泯，残忍日臻时，必有大战踵之，此理殆亦不爽也。”
2022年5月1日一早，我看到一段据说是来自上海闵行区纪王镇的居民在“劳动节”集体冲出家门，反抗中共的现场视频。他们围着警察质问： “共产党这是怎么管理的？！……封城45天了，很多老百姓都没有饭吃……。这就是现在的上海纪王镇……。” 中共派出了大批公安围着居民们，东西被砸烂，民众群情激愤，曾经一度与公安们发生冲撞……。 在中共假借防疫之名而实则防人的过程中，被网民称为“大白”的中共爪牙，其中很多是原来臭名昭著的城管的变种，是奴仗党势疯狂欺人、胡作非为的代名词。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土匪一样无所顾忌地对老百姓大打出手、实施各种致人于死伤的残酷迫害：他们阻止居民去医院看病；拒绝已经做完化疗的居民返回家中；把出去买饭的居民打翻在地……。 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大大超越了公检法的权力范围。人民对这些“白卫军”早就怨声载道，无奈他们是中共爪牙，是中共恶政的执行者。因有中共撑腰，一般老百姓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不过以上列举的还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实质被来自东北的富二代、敢于仗义执言的王思聪一语道破：“核酸检测的不是阳性或阴性，而是你的奴性和血性。” 上个月，他还曾经质问：“为何偌大的上海容不下一条狗？” 因此，他超过四千万粉丝的微博帐号被中共永久封禁。 （图片来源：微博） 王思聪确实不一般。在共产专制下敢于仗义执言者就是好样的！其实，这何止是偌大的上海容不下一条狗的问题，而是整个共产专制沦陷区容不下一点正义声音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在沦陷区内甘愿为中共作走狗的人太多了，终于主人的真狗反而就没有了容身之处，被活活打死。这也算是党国治下，无耻、无良、无人性的诸多奇葩之一吧。 在中国沦陷区，谁敢于仗义执言说出事实真相，谁就会成为中共的敌人，成为被维稳的对象。王思聪不仅因为敢言而被注销微博，还“被阳性”而拉去方舱隔离了，这很可能就是中共的直接报复。不管怎样，他的行为艺术——直播自己的被隔离，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人身安全也许还会有些许保护。 总之，人们在邪恶发生之初就应该立即挺身而出予以制止，或者公开曝光予以揭露。否则，邪恶之风只会愈演愈烈。等到没有饭吃了才走出家门造反，距离防患于未然虽然已远，但亡羊补牢的爆发毕竟是在生死关头争生存的最后一搏。 历史上无数血的教训早已告诉我们：人没有远虑，必然会近忧不断。期待上海闵行区纪王镇居民为争取生存和人的尊严所作出的反应，能够对生活在中共沦陷区的所有人有所启发。身心被奴性挟持的人，只会沦落为一条专制极权的走狗或被奴役到死的奴隶；而亿万不失血性的人起而反抗，才能结束中共极权暴政，从根本上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987年8月我作为英语初级班留学生来到澳洲，91年2月移民局批准我以特别人道理由定居，两年后，我宣誓成为澳大利亚公民。 在大陆活了47年，我只投过一次票，那是18岁高三毕业前，领了个巴掌大上面有我名字的纸片，说是选民证。我稀里糊涂跟著人群去了个什么地方，稀里糊涂在一张纸上几个陌生名字的旁边打了几个勾勾，算我履行了选举权。二十岁后的几十年里，因为现行反革命坐牢十年，我再也没有资格去参加打勾勾了。 一，我在澳洲当选民 入籍30年，我经过很多次三年一届的大选，看起来参加选举都有打“勾勾”打“叉叉”的形式，可内涵却是天壤之别：大陆，打勾勾是他人代表你的心，“瞎子带眼镜多馀的圈圈”；澳洲，叉叉打给谁是个人意志，每张票都举足轻重。 选举期间，澳洲的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等新闻媒体特别活跃，无冕之王的记者们“打破沙锅问到底，还要问锅渣在哪里”，参选人的婚姻状况，几个孩子，性格爱好，连婚外情之类的花边新闻也无情揪住来个底朝天。 电视里，我看到反对党议员指责工党总理基廷，说他浪费纳税人的钱从印度尼西亚进口这么贵的会议桌，为什么不买澳洲自己的产品？基廷没有因此大发雷霆，还哼哼笑。我喜欢这种允许别人说话有气度的领袖，我投工党的票！后来某届大选，工党竞选人马克·纳德，新闻记者挖出他曾在圣诞节丢下癌症初愈的妻子，带著情人（后来的老婆）出国旅游；还揭出他对父亲的老友、经济上资助他家的恩人撒谎。我既愤怒又担心，一个不能善待妻子的人，他会善待澳洲百姓？一个对家庭恩人不诚实的人，他会兑现给选民的承诺？然而，我的担心多馀，关键时刻，澳憨不憨，抛弃了最初呼声极高的马克，选择联盟党老面孔霍华德连任。 早期的我对于选举，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政党参选人的品德操守上。当时我看到一则消息：工会领导墨尔本港口工人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无人卸货载货，岸边停满海轮，海港一片死寂。劳资谈判时，老板要求工会制止工人搞欺骗，特别是夜班，他们相互帮忙打卡，迟到早退甚至没来上班的全部记录满勤，人人拿全额工资。对于这种违规欺骗行为，工会不但不指责，反而百般辩护强词夺理，还宣布不加工资拒绝复工。我对工会的做法极为反感。可是，更使我失望的是工党，工党出于对工会强大势力的依赖，竟装聋作哑不置一词。不行，我不能把选票投给这种不诚实不正直把上台执政作为最高目标的政党。 后来，我认识到品德操守固然重要，政党治理经济的能力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也断然不可或缺。 今年5月21日澳洲联邦大选，面临的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的挑战空前严峻。两大政党：工党和联盟党大比拼，比拼治理经济具体而微的完整计划与脚踏实地的操作能力，亦即创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增加国库储备，改善百姓生活；比拼对澳大利亚祖国的忠诚，捍卫澳洲安全的勇气与魄力，敢于对中共强硬。 二，经济 我们看到，连任四届的联盟党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政府的杰出成就，他们以巨大的胆识顶风逆行推动消费税改革——即众所周知的GST，打击逃税，增加国库收入。同时，联盟党政府还对极有争议的劳资关系法进行了改革，给资本家松绑，让老板多赚钱扩大生产，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工人工资。以上两项改革，使澳洲的经济持续发展，国家出现了最大的财政盈馀。自此，联盟党善于管理经济理财有道，赢得了“会挣钱”的美名。 30年来澳洲政党轮替过程中，我们又看到，常常是联盟党还清债务，国库有了可观储蓄之后，或许是老百姓思变想看新面孔，或许是“工党代表工人利益”思想的误导，工党被选上喜气洋洋登台——正如前联盟党维州州长Jeff Kennett下台时冲著新领导说的“Have a good time”（享受存款吧），等到工党把钞票享受完毕，债台高筑，银行利息高企（基廷时代，高达17%），不少老百姓又想起会搞经济善挣钱的联盟党了。 一幅奇怪的图画在澳洲一再出现：联盟党负责赚钱还债储蓄；工党负责花钱送礼派福利！ 最近这两年，武汉肺炎肆虐全球，给世界经济造成几乎是断崖似的打击，澳洲也未幸免——姑且不提600多万生命的丧失；而我国经济祸不单行，北京罗列了14条澳洲的“反中”“罪行”，包括破坏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达成的“一带一路”协议；倡议独立调查Covid 19冠状病毒疫情起源；禁止华为参与澳洲5G网路建设；“带头攻击”中国对台湾、香港和新疆事务等等。被惹怒了的中国对澳洲十几种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大麦（80%附加税）、牛肉、煤炭、铁矿、龙虾、红酒等，澳洲经济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曾几何时，经过联盟党治理经济老手团队的带领，澳洲转危机为契机，开辟新市场走出低谷，一改对中国市场过度依赖的状况。 工党不懂经济，又不肯花气力研究学习改进，竞选期间就只好以说漂亮话开空头支票代之，说得越漂亮，做得越糟糕，最典型的例子是陆克文的败选演说，“工党要让澳洲的每一名学生，都受到世界第一流的教育”，比当选总理的演说还要气壮山河。他们的许诺常常是只顾说得出口，不管是否做得到。 此特征，工党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相传到了本届大选的工党竞选人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总理Morison宣布了大选日期，党派竞选活动拉开帷幕时，他信心满满地宣布要给养老院24小时配置合格的护士，给养老院老人吃健康食品，增加工作人员的工资。可是，当他宣布工党提供25亿解决频临坍塌的养老系统时，他拒绝回答记者，你认为应该给养老院工作人员增加多少工资的提问。接著，他说要“给家长们免费的托儿所幼儿园，不管他们的收入是多少”——纳税人认为这不公平不答应，他又改口要降低幼儿园托儿所的收费。不久，阿尔巴尼斯被记者追问，当下的失业率是多少，现金利息呢？他一问三不知，伸舌头做鬼脸，像个调皮捣蛋的中学生，还一连几天认错再认错：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也不例外。问题是你在竞选一国之长，连国家失业率都漠不关心，遑论“我们要提供免费的 TAFE 课程”，要“创造600，000个就业名额，要吸引$520亿元外资来澳洲”，我们2050年要达到“Net Zero Plan零污染计划”，“每年给每个家庭减少电费开支300澳元”！ 网上记者Tyrone Clarke报导，阿尔巴尼斯为了修补自己无法回答记者关于澳洲失业率和现金利率，暴露自己不懂经济，对经济毫不关心毫无兴趣的形象，他谎称自己在鲍勃•霍克（ Bob Hawke）政府时期任过经济顾问，以表明自己有能力处理解决预算、欠债之类的问题。而事实上，阿尔巴尼斯1985-1989年他在国会只是Mr. Tom Uren办公室的研究员。而Mr. Tom Uren直到逝世，他在政府部门从未担任过经济政策之类的角色。 最近，阿尔巴尼斯解除了武汉肺炎阳性隔离重新露面，他宣称“We can do better我们将做得更好”，许诺工党将给澳洲人“a Better future一个更好的未来”：包括发展强劲的经济、便宜的托儿费、更多的健康福利、解决养老院危机等。他的财务发言人Jim Chalmers称，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医疗保险，还是电费账单，还是贷款以及归还贷款等问题，“工党都有实质性的政策”减轻由于5.1%的通货膨胀率造成的物价上涨给澳洲家庭的压力。然后，又一条新鲜消息说，如果工党当选，工党将付40%的钱作为政府入股给第一次买房者实现美梦。总理Morrison 回应说，工党的这个计划存在根本问题——房主只有60%的股份，如果房子增值，政府分得40%，这叫什么拥有自己的住房呢？然后，又一条更新鲜的消息，工党领袖在布里斯本广播电台说：“联盟党不曾为澳洲的利益服务；众所周知，它的欠债和通货膨胀率之高都前所未有。”此新闻刚由ABC 报导出来，即被RMIT ABC Fact Check一记耳光，该“公证机构”指出阿尔巴尼斯的“这句话是错误的”。事实上，哪怕两年多来面临祸从天降来势凶猛的武汉肺炎对澳洲经济的严酷打击，加上中共的惩罚性关税，澳洲经济雪上加霜，联盟党政府力挽狂澜，展现出多种应对困境的策略与实力，在世界上都可圈可点有目共睹。 澳洲Sky News电视 节目主持人Mr. Andrew Bolt 指出：反对党领袖本人根本不懂我们的经济如何运作，还试图为工党缺乏经济管理经验辩护。而且，滑稽的是，他把自己装作是个真资格的值得信任的懂得处置国家财富和老百姓钱财的保守派——实际上，阿尔巴尼斯属于工党派系里的社会主义左派。 三，工党的新老领导与中共 中共崛起，习近平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朝世界扩展，澳洲近水楼台是中共渗透的重灾区。 检视工党几代领导对中共的立场，对澳洲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卜卡（Bob Carr），澳洲工党前外交部长、纽省省长、中共的贵宾坐上客，卜卡自称与中共亲近感到“温暖”、“高兴”。他曾发表声明，指责澳洲费尔法克斯（Fairfax）媒体前驻华记者加诺特（John Garnaut）“搞反华宣传”，因为他写了一份给当时总理腾布（Malcolm Turnbull）的秘密报告，“调查探讨北京政府为影响澳大利亚政党、学术界和媒体，在澳洲暗中进行的间谍活动和干涉行为”。为此，卜卡利用他的工党议员，暗地里对加诺特进行调查（意欲何为？）。澳洲知名人士John Fitzgerald长篇著文，列举诸多事实，称Bob Carr“把自己典当给了中共”，卜卡说的话“是北京的回声”；澳洲战略政策智库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指出，卜卡花了太多的时间思考北京的事情，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澳洲的国家利益上。 基廷（Paul Keating），这位曾经使澳洲经济深陷债务泥潭的工党总理， 2021年9月在《悉尼先驱晨报》发文称：澳洲在军事上需担心中国之类的观点，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和谎言。澳大利亚通过渲染将中国塑造成敌人，这样做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敌人”；他指责澳洲情报机构在中国问题上“愤怒失控”，该部门的头子是毁了中澳关系的“反华疯子”，要求工党在赢得大选后立刻开除。2021年11月，基廷在堪培拉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堪培拉必须承认中国的卓越地位，因为这个亚洲巨人太大而强，不容忽视。“中国并不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他解释中国的战狼外交是因为“处于外交的青春期——他们的睾丸激素无处不在。” 陆克文（Kevin Rudd）2018年4月24日，前工党总理对天空新闻发表讲话，批评时任总理腾布为促成欧盟贸易故意公开挑衅中国，令中方无端受辱；指责腾布让中澳关系脱离了轨道，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喊“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这种“极其糟糕”的行为是公开“给了中国人一拳”。陆克文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发布学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九大讲话的照片，说“中国走进了新时代”。2021年8月中旬陆克文在《印度快报》发表文章，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好战行为辩护，称美国及盟友，特别是“四方会谈”（美日印澳）让北京感到威胁。“澳洲现政府以不负责任的方式为两国关系‘火上浇油’”。他指责莫里森政府在对华问题上“不够聪明”，坎培拉应当“少说多做”恢复同北京的关系并谋求巩固。 丹尼•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维州工党省长，2014年担任省长以来，花掉纳税人一百万元，超过25次访问中国；并花30万元差旅费，四次带领维省代表团去中国访问。他告诉澳洲，中国的确是伟大的好朋友。安德鲁斯瞒住联邦政府，擅自与中共签署“一带一路”，记者Hoa Truong July著文指责安德鲁斯：“把维多利亚省卖给了中共，他吃澳洲的面包，为中共服务。”他还说：“澳洲工党与中国共产党是同志，维省成为一带一路总站，安德鲁斯就是总执行官了。” 安德鲁斯的一带一路条约，保密四年才公开，他向中共借贷$ 9000亿美金搞建设。维州资深评论员Andrew Bolt 著文指出，前澳洲防卫研究中心中共分部负责人Paul Monk透露：“安德鲁斯这桩秘密协议，是中共躲开联邦政府的战略行动的一部分。”后来，联邦政府推出“外交关系法”，废除了该协议。 我们不能忘记，工党的大小头目在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阻止条约的签订，正如州长办公室外涂的一幅标语，“一带一路，通往地狱”，这种事情在维省发生，工党领导人个个有责任。 墨尔本Herald Sun特约记者Peta Credlin 说得对：想要知道一个政党真正的立场，审视他们做过什么，比听取他们说些什么更加重要。 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现任工党领袖，此次大选与莫里森一决雌雄的对手。 阿尔巴尼斯当工党前排议员时公开说，有关中共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被报导得像“一部虚构的间谍电影”。2018年6月，他还是工党前排议员之时，应邀出席澳中文化贸易协会在悉尼Star Event中心举行的晚宴上他表示，我很高兴代表工党出席（这个酒会），然后用国语说；“与中国交往是澳洲的利益所在。”这句国语讲话赢得掌声四起。他继续用英文讲下去：对中国在这个地区所扮演角色的畏惧或者憎恨，它不是澳洲根本的经济利益之所在，我们需要很慎重地待。……自从1972年维特朗（Whitlam）政府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与它有长久的友好关系，这是我们工党遗产的一部分，我们的要与中国合作。我认为处在政治领袖的位置上，需要具备正确的认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任何别的国家，我们与他们的关系都是重要的。 阿尔巴尼斯还表示：“工党将要以‘成熟的方式’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他出席中国宴会演讲，把中国、美国、别的国家胡子眉毛一把抓，“我们与他们的关系都是重要的”；还是，一下子跳到他 2022年3月10日在Lowy Institute发表的激烈的“反中”演说，直指大名，中共、北京、习近平，他并且声称上台后绝不会向北京屈服——如此强硬的“反中”演说，到底是他说的“中共变了”，还是工党上台执政高于一切选票需要他自己变了。不知道这种立场观点的变来变去，就是阿尔巴尼斯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所需要的“成熟的方式”？ 而且，他的团队在中国问题上一贯软弱，老在批评联盟党政府太强硬，不顾澳洲的经济利益等。2021，5，19日他们抨击澳洲总理莫里森故意搞坏与中国的关系来谋取政治利益。工党前排议员费之宾（Joel Fitzgibbon）2020年5月，声称联盟党政府多年来对澳中关系管理不善，一直把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中国政府妖魔化，敦促政府尽快修复与中国的关系。2020年4月工党资深议员外交事务发言人黄英贤（Penny Wong，此处不谈她霸凌工党同事之事），她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需要再三考虑，脱钩不是我们的选项；2022年3月，她声称，“如果工党当选，我们将修复澳洲与中国的关系。”还说，“通过外交手段解冻中澳洲关系是可能的，如果莫里森放弃他‘不顾一切’地利用国家安全作为竞选武器的话。”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中共心知肚明哪个党贴心，早就希望工党上台，2019年落空。今年，环球时报发推文：“Albanese不会是个有魅力的领导人，但与Scott Morison相比，他肯定是正能量。澳洲国家政治不可知，我们愿意看到他们与中国重建关系。但是，澳洲领导层是软弱的，而美国的压力是持续的。”“ 软弱的澳洲领导集团禁止重建与中国的关系；Scott Morison这个小丑，越来越少的澳洲人喜欢他，这对于将来，倒是希望的征兆。” （截屏来源：推特） 怪不得，一幅挂在大卡车上的政治广告，写著“中共说投给工党”（CCP SAYS VOTE Labor）。广告是保守派游说团体“前进澳洲”（Advance Australia）委托制作刊登的。 （图片来源：推特） 四，所罗门群岛与中共签订军事条约 罗门群岛接受中共5亿美金金援后，宣布与台湾结束30多年的外交关系，2019年9月与中国大陆建交。2022年4月下旬，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秘密起草秘而不宣的一揽子军事条约宣布正式签订。 NBC新闻网报导说，所罗门群岛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盟友“后院”。美国对北京当局与索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关系表达深切关注。 澳大利亚警告，在距离昆士兰海岸不到2000公里的太平洋国家建立中国海军基地，将 “改变澳大利亚国防军的计算方式”。70%的澳洲人对此担忧。总理莫里森提醒，中国若在索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将踩到澳洲的“红线”。 国防部部长杜登（Peter Dutton）认为不可按照中国的片面承诺就相信解放军不会在索国兴建军港。 Lowy Institute智库资深研究员麦葛瑞格（Richard McGregor）指出，中国与索国建交后，以“非常快的速度”影响索国。它将会趁索罗门群岛仍然是由亲中势力执政，尽速派遣解放军前往索国建造营舍，兴建小型码头，进一步扩大在索国的部署，取得“实体据点”——事实上的军事基地。 澳洲人报与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
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从苏联引进了农奴制加工业计划经济，这个模式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倒退，不久就以失败告终。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意识到农奴制和计划经济的失败，认识到必须恢复市场经济的模式，但他们不愿意放弃共产主义的专制政治以及这个专制给他们这个官僚阶级带来的利益，于是就选择了中国两千多年来传统的、以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模式，并给了个新的名称，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 公平地说，这退回到传统模式，相对于农奴制是一个进步，它保证了经济正常发展，受到了人们的赞扬。但这种传统的模式，极大地压抑了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动力，是中国近五百年来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有识之士们所认证并加以反对。学习西方，用民主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模式，被大家认为是中国进步的道路。 所以邓小平的“初级阶段”模式维持不了太久，如果不是骗取了美国和西方的输血性贸易，恐怕早就寿终正寝了。虽然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科技和经济的追赶效应看上去很好，但缺乏内部动力的经济，逐渐暴露了缺乏内部动力的本相；内部矛盾也渐次加剧，经济混乱和社会腐败正加速发展。中国古代模式的各种弊病，加倍地出现在现实中。 怎么办？下边的路该怎么走，是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就已经出现的问题。在美国不再输血的前提下，在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停滞的形势下，改革传统模式的紧迫性，再次迫使中国选择新的道路。是退回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模式，加大对社会的压迫、维持政权稳定呢？还是进步到以民主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现代模式呢？中国确实进入到一个大变局的时代。 习近平和他领导的共产党，选择了维护专制统治、牺牲社会进步的毛泽东模式。苏联专制政治的模式，需要农奴制垄断经济的配合，二者相互依存，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毛泽东很懂得其中的奥妙，再失败也不愿放弃经济上的垄断。他知道在现代民主市场经济的压力下，放弃了经济上的垄断，就是放弃了政治上的专制。 习近平在他的维护一党专制的实践中，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道理。所以他逐渐地走向了经济专制的道路。他的国进民退，他的暴力封城，等等，加强了专制政治的权威，同时也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特别是最近对上海和其它一些城市的封锁措施，对抗击病毒没有正面的效果，仅仅有利于加强专政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他们获得了胜利。 这个胜利的代价，就是切断了现代经济所需要的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增加了企业间合作的阻力。对信息和个人自由的压制，已经大大减少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封城措施的效果，是对负面影响的加倍。这不但影响了上海和各中心城市，而且扩散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以至于影响到与中国经济有联系的世界各国。 最近几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导致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的反动措施必然带来全球性的后果。这个全球性的后果反过来，也会使得习近平的经济反动措施效果倍增。这种相互叠加的后果，会使得其中最脆弱的经济体崩溃，中国就是这个最脆弱的之一。有学者预估，中国的经济有可能会回到五十年代大跃进的状况。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于4月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目前中国年轻人流行“躺平”，习近平不关心这些，最刺入我眼帘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这与我65年前在人大读书时的口号一模一样，这65年，中国在原地打转。 65年前的这个时候，正是中共动员“大鸣大放”，很快到了6月上旬，就进入“反右”阶段。毛泽东后来宣布的区别香花、毒草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是否坚持党的领导；对像我这样犯错误被批判的同学，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听党话，跟党走”。听党话从听党中央的话，到听党委的话，降到听党支部的话，再就是听党员的话。“党”从上到下形成绝对权力结构，党说亩产十几万斤稻子，没人敢说不。到党中央出现两个司令部时，全国混战一场，最聪明的就是阳奉阴违，嘴巴喊斗争，身体却躺平。搞到后来，邓小平要用金钱才能把中国人唤醒：向钱看，跟钱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5日没戴口罩，视察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数百名大学生都没戴口罩整齐喊着“青春向党、不负人民”口号。（视频截图/CCTV） 习近平还要求人大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也是胡扯。人大虽然前身是陕北公学，但是人大的成立，对我们讲清楚是以莫斯科大学为目标，所以校内很多苏联专家。1957年鸣放最早、最著名的报章通栏标题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说这话的是英语教授许孟雄后来自然成为右派。我的中共党史专业同学中，右派分子超过10%，是毛泽东下达5%指标的一倍，全是党团员；10个班级中，有两个班级因为党支部烂掉而解散。表面红彤彤的人大，谁知道内部又是什么？ 我在读书时与校领导无任何接触，倒是移居香港后可以与袁宝华、黄达两位校长吃饭、喝茶、聊天。他们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校长，因而思想也最开放与平易近人，后来我离开香港没有再接触了。21、22年前网络刚开通时，我进入过人大的论坛。有人讨论人大在海外居然出了个凌锋，也就是我的笔名，多数人骂我，让我感到好笑。现在当然不会让我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网络上。 2000年到2011年担任人大校长的纪宝成2010年来过台湾，当时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在国宾饭店宴请他。纪校长后来向香港人大校友会创会会长了解我的情况，表示关切。不知道是国民党还是台湾的人大同学会向他打小报告，不幸两年后纪校长竟然涉及贪污被留党察看两年，取消副部级待遇。 人大前身的陕北公学有李鹏这个屠夫校友，但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却出现史明这样文武双全的台独前辈。这些年，人大也出现过像张鸣、向松祚等著名与“实事求是”的学者，符合学校现在的校训；然而也有一批专门拍习近平马屁的学者，像王义桅要推习近平获诺贝尔和平奖，真是斯文扫地。习近平今年看上人大，是认为这个第二党校可以支持他当皇帝吗？ 习近平在人民大学的长篇大论根本就是一堆废话，还不如我这一篇，不信拿到人民大学去发表，看哪一个更轰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金融时报》透露，中国当局与银行界近期讨论保护资产免受美国制裁的问题。中国官员们担心，美国与西方对莫斯科采取的措施也可能也适用于北京。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俄罗斯央行美元资产的能力感到警觉。与此同时以战狼著称的赵立坚大幅度地转弯表示：中美两国人民素怀友好感情，双方人民的友谊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和重要的基础。 从中共高层与银行界召开会议与赵立竖的讲话来看，中共真的感到事态严重了。今天美国敢于在俄罗斯核子威胁之下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那么当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美国也一样会没收中国在美的资产。而这此资产除3.2万亿的国有资产以外还有难以计数的权贵家族的财产。中共是一个早已失去理想的一个政党，这个党用中国一句老话来说“千里求官为发财”。财产就是这个党的命，也是所有党的干部的命。几十年来他们将收敛的巨额财富放在了海外的银行。据瑞士银行2018年度报告，中国一百位的存款者金额达到七万八千亿，可以说个个富可敌国。 中共反对民主与西方国家处处为敌，那么为何还要把钱财放在西方国家呢？这是专制政权的一个背论，俄罗斯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俄中虽然与西方为敌，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在权力内斗的政治中，钱放在国内不但不安全，更可能成为政敌置于你死地的把柄。因此把财产放在西方国家成了不二的选择，即使像现在这样财产有可能被没收，但至少不会有生命上的危险。 据报这次会议所有在场的技术官员均表示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中国的银行系统没有做好资产被冻结或是被排除在SWIFT国际支付结算报文系统外的准备。鉴于俄罗斯的经验中共权贵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只得与西方勾兑放下身段来保证自己财产的安全。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对专制政权最有力的武器。中共政权为权贵利益在国内可以不惜牺牲14亿人，哪怕天怒人怨，在西方国家只要能保住自己的财产，即使跪地乞求也在所不惜。 中共权贵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群体。他们掌握着权力掌握着军队，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西方国家没收他们的财产，而这个怕因着俄罗斯侵乌遭到制裁，终于到了感同身受的时候。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次节目刊登和播发的《刘源因为曾力挺薄熙来而不被习近平原谅》一文中，介绍了“文革”中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下令迫害致死的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也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及其他妻子们留的下众多子女中唯一一个从政者刘源，曾被习近平说成是和他一样，主动离开北京“下基层从政”的红二代成员；其在地方任职期间的职位一度比习近平还高，政坛仕途也一度比习近平更看好。 1982年，已经在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身边当了两年多政治秘书的习近平“主动要求”脱下军装，下基层的第一个职务就是河北正定县的县委副书记，一年后即升任县委书记。而同年，大学本科毕业的刘源则是从河南省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党委副书记干起，一年后在县人代会上当选副县长；副县长当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又在县人代会上被推举过县长，而且是全票当选。 再往后发生的故事就是，1987年底至1988初召开的河南省人代会上，本不在候选人名单上的刘源被代表们临时动议提名为副省长候选人，而且是高票当选。如此说来，比习近平年长两岁的刘源晋升地方副省部级的时间，要比1993年底才晋升福建省省委常委的习近平早了将近6年。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从“下基层”的第一天起，其每个政治台阶上的具体职务都是以上级组织部门的任命或者“调令”形式安排，而不是像当时的刘源，不但经历了基层人代会的选举过程，而且还是被人大代表们主动推举上位的。 对于刘源日后为什么没有像当时的河南官场上众人预测的那样，接替奉调河北的程维高空出的河南省长职务，而是停留在副省长位置上一段时间后，突然被“民转军”，成了一名与地方副省级政治上平级的武警部队少将？中国大陆境内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他刘源是同期红二代里少有的几名“反对用军队对付学生运动”的人。更有境外媒体称他为，“唯一反对六四镇压的太子党”。 这个叫程维高的当时的河南省省长，是刘源当年在河南官场上的死对头。此公日后在河北虽然进一步晋升为省委书记，但2003年因违纪被开除党籍、被中纪委宣布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 程维高被中纪委调查的问题，主要都发生在他调任河北省长，日后又升任了河北省委书记的任期内。当时中纪委宣布的调查结果是：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他人翡翠摆件等一批贵重物品。不过中纪委同时也宣布，程维高对两任秘书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但本人不至于要负刑事责任。 接下来，因为儿子在海外，所以这个程维高在去世之前居然可以在海外出版一本《程维高亲述痛思录》。程维高在书中直言不讳他在担任河南省长期间，与刘源的积怨。 故事回到1987年底至1988年初召开的河南省人代会期间，在刘源被代表们突然提名为副省长候选人后，时任省委书记杨析综紧急召集几个副书记开会讨论对策。副书记兼省长程维高首先发言说，“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自由化，与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神不符，我坚决反对。” 按照程维高的说法，他自己放了一炮后，其他与会者都是相互对视，谁都不发一言。后来他程维高才知道，大家都不发言是因为在众多副书记中有两个人，即姚敏学和胡笑云，与刘源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程维高干脆就认为，人代会上刘源被代表提名副省长候选人，然后就高票当选的事件本身，就是这些人背后策划的。 按照维基百科的介绍：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期间，刘源在天安门广场和火车站等地夜以继日地劝学生保持理性，并成功劝回大批到北京声援的河南学生。在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戒严时，刘源反对镇压。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亦是当时少数几个反对镇压的省份。六四天安门事件最终以镇压收场，包括总书记赵紫阳在内的中共高层易人，刘源及河南省委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态度不仅使刘源本人的仕途受挫，连整个河南省也遭一股势力大肆攻击。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的20年间，河南省几乎没有中央任何利好政策，经济、教育遭打压。 事实是，“六四”事件爆发前后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确实是在日后的政治清查过程中没有过关。但当时整他的最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他在武力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问题上立场不鲜明，而是他与赵紫阳的关系。此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赵紫阳在四川推行包产到户的得力助手，并因此而获得政治资本，先是升任四川省长，1985年又升任河南省委书记。 “六四“镇压后不到一年，这个杨析综便于1990年3月被免去河南省委书记职务，仅保留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等待中央结论”。1992年召开中共十四大之前对赵紫阳结案，杨析综被认定与赵紫阳之前只是“工作关系”，于是便把他调回四川省担任了一届专职人大常委会主任。 按照程维高的日后回忆，无论杨析综是否下台，当时河南省委里支持刘源的副书记们都不愿意程维高留在河南，“因此坚决想把我赶走，于是，就对我制造谣言，进行政治陷害”。 据程维高回忆，“这几个人”大量搜集他在省委常委会、常委扩大会、干部会上的讲话，选择敏感问题对原话进行取舍、编造和歪曲，从而“炮制”出程维高反邓小平、反江泽民、反李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11条罪状，然后，由他们出面到北京告状。“他们告状的目的非常明确，打不倒我也要把我赶跑，由Z（刘源）来当省长。” 当时，围绕“六四”问题，河南省委召开了近两个月的民主生活会，其中有22天时间是坐在那里进行面对面的争论、争吵与攻击。程维高回忆，在民主生活会上，他与杨析综、姚敏学主要就三个问题，同包括胡笑云在内的两个副书记、副省长Z（刘源）及其同盟做了“十分艰苦的斗争”。这三个问题是：一、“动乱”期间，为什么河南学生到北京的多；二、学生到底有没有发生卧轨事件，省委对学生“动乱”是支持还是制止；三、全国“动乱”平息以后，6月21日，开封市的河南大学为何又出现学生上街游行事件。 从程维高的回忆内容看，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和省政府内的一班人，包括刘源在内，都是在竭力把“制止动乱不力“的责任推给自己的政治对立面。互斗的结果就是中央下令，把当时的那届整个河南省委和省府大换血，刘源本人也失去了就地晋升正省级的机会。 刘源在纪念杨尚昆一文中公开提到，“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 毫无疑问，武警部队下属的水电部队的政委也好，司令员也好，都是吃苦的角色。不过，邓小平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刘源就被安排升任为武警总部副政委。此时的武警总部已经在江泽民主导下从副大军区级晋阶为正大军区级，刘源随之也晋升为武警中将警衔， 接下来的刘源脱下警服换军装的时间是2003年7月，被江泽民任命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习近平“军改”之前的解放军“三总部”中，总后勤部相比于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事实上是低半格的。在干部衔级上，总政副主任和副总参谋长都是正大军区级，但总后勤部的副部长和副政委则都是副大军区级。 刘源晋升为正大军区级的时间是2005年，也就是习近平在北京浙江大厦，以浙江省委书记身份作东宴请他刘源和一票太子党兄弟姐妹的前一年，刘源的官职已经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晋升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而到刘源年近65岁被宣布完成总后勤部政委的5年任期时，他已经在不同的正大军区级官位上任职了两个5年还多几个月。所以仅仅是“论资排辈”的话，在退役之后被犒赏一届副国级“二线”职务在党内党外已能服众，更何况他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这一最高规格的红二代背景。 当时的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已经完成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期，陈云的儿子陈元正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期当中。但是，就是因为习近平对他刘源曾经的挺薄言行一直耿耿于怀，到底还是否决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对安排刘源出任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建议。原因就是他刘源和薄家“走得太近”。 当刘源在总后勤部政委位置上成为退役上将的消息传出后，当时香港《明报》以《明年或升副国级领导人 告别讲话证总后变身军委后勤保障部》为题报道说：“已故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宣称，他即将由军队退役；同时证实，作为‘四总部’之一的总后勤部即将归入中央军委新组建的军委后勤保障部。有消息指，刘源退役并不意味着其仕途的终结，在明年两会上，他很大机会升任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但暂时未知是在人大还是政协任职。” 该报道中还说：据悉，刘源今次属届龄退役，但他在仕途上仍可能更进一步。全国政协在令计划及苏荣落马后尚有两个副主席空缺，因此也有消息称，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属“太子党”且关系密切的刘源，很有可能升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副国级领导人行列。” 但就在这段时间里，有“好事者”在中国内地网络重新贴出一张刘源在薄一波家中灵堂里与薄熙来及兄弟姐妹们的合影。合影中一身戎装的刘源居中，薄熙来和其他薄一波子女分站左右，背景是薄一波的巨幅遗像。 据笔者过去文章中介绍过的那位前商务部人士回顾，这张照片最早是薄家人自己贴上去的。2012年，薄熙来垮台后就有“好事者”把它翻腾出来，以证明刘源与薄熙来关系的非同一般。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薄熙来被“调查”之初，刘源曾对薄家人透露过他已经上书中央，力陈对薄熙来的处理应该“就事论事”。而2012年4月初传出的薄熙成传话内容“薄熙来案已经被中央做实，大家各自保重，不必再努力”，也是第一个传给刘源的。 按照这位前商务部人士的说法，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刘源曾在圈子里说过“将来近平掌舵，离不开熙来二哥的辅佐”。这番话毫无疑问会传到习近平的耳朵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