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索伦托海滩发生致命鲨鱼袭击 全澳今年已有5人丧生
2026 年 9 月 18 日
《夜话中南海》专栏上一期刊登和播发的《红二代相互之间仇将恩报都是“为了党的长远利益”》中，介绍了退役上将刘源本应对毛泽东怀有杀父和辱母之仇，但他“为了党的长远利益”，居然能够做到“仇将恩报”，不但亲自给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授予少将军衔，而且还与同样也是和毛泽东及夫人江青有着杀母之仇的薄熙成一起，努力促成了毛泽东和江青唯一的外孙王效芝的所谓“门当户对的美满姻缘”，而且还是由刘源主持的婚礼。 这里的“唯一的外孙”，是指毛泽东和江青两人唯一的外孙。毛泽东本人还另有外孙，但和江青毛关系没有。 至于所谓“门当户对”，是因为当时由薄熙成出面为毛泽东和江青唯一的外孙保媒一事，是由薄熙来主持的薄氏家族会上，“经过认真讨论做出的重大决定”。因为，被指定下嫁给毛泽东和江青外孙的这个叫王伟的姑娘，是薄熙来兄弟们的亲外甥女。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上网搜索一下，内容为“他是江青唯一的外孙，职高毕业，妻子是薄一波的外孙女”之类刊登于中国官媒上的公开报道文章。 也就是说，毛泽东和江青的外孙子娶了薄一波和胡明的外孙女，而胡明当年正是被江青迫害致死的。正如我们上篇文章中介绍的那样：薄熙来的生母胡明“文革”开始不久，因不甘受辱而悬梁自尽。已有史料文章透露，当时的周恩来连曾经担任过自己秘书的胡明都保不了，皆因当时的毛夫人江青直接插手了对胡明的迫害。 当年胡明自杀后，薄熙来等薄家几兄弟曾声言要抬尸游行，向毛泽东和江青的“造反派”打手们讨还血债；并在家里用留声机高声播放《红梅赞》一曲，寄托对母亲的哀思。他们的这一勇敢行动，在当时被称为“狗崽子”的落难老干部子女中一度传为美谈。 而日后薄、毛两家的后代关系，不但从“组织上”结为姻亲，薄熙来垮台之前在政治上更是全面继承了毛泽东。 习近平上台之后，海外网媒《环球实报》曾刊登了杨光的文章《从薄到习：毛派复兴路线图》。文章把从薄到习的“毛派复兴”之所以成功，首先归咎于邓小平未能肃清“毛毒”遗患。 文章中回忆说，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毛时代告终，毛的尸身入了“太庙”，夫人和侄子蹲了大牢，“丰功伟绩”和“严重错误”写进“历史决议”。曾经风光无限的毛派势力失去了毛的庇护，也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迅即被他们的文革对手“老干部”反攻倒算，从此在党内失势，被打入政治冷宫。 但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高层没有再接再厉，彻底揭开毛泽东残暴统治的黑盖子。邓试图以“三七开”中止评毛议题，为此他不惜双拳出击，右手打“两个凡是”，左手打“非毛化”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凡是派”当然不全是为了“解放思想”，更主要是为了解放他自己，以便取华国锋而代之。不许“非毛化”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毛主席犯的错，我们也有份”，邓小平怕“非毛化”最终“非”到了自己头上；二是所谓“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否定了毛泽东，就会天下大乱”（最近习近平又重申了邓三十多年前的这一观点）。邓小平担心“非毛化”撼动共产党的统治根基，输掉了毛泽东遗留下来的政治赃物“党天下”。所以，在毛泽东身后，毛派虽然政治行情（一度）一落千丈，却始终沉而不寂、消而不散、崩而不溃、衰而不亡……。直到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轰轰烈烈，肆无忌惮，公然大搞“红海洋”、“专案组”、“学习班”、“黑监狱”那一套，善良的人们这才再度领教了毛式政治的巨大杀伤力。在当时泛滥成灾的重庆红潮面前，中共中央竟听之任之、无力阻止，甚至也不敢阻止，整个社会竟安之若素、无动于衷。反过来，倒是有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一大半当时的那届政治局常委亲自到西南取经，为薄熙来加油打气、呐喊助威。 杨光9年前写就的这篇文章即已经认定，“薄习本同根”。在中共新一代当权派里，有毛泽东情结、红卫兵脾气的大有人在，政治能量与薄熙来相当的人物也不止薄熙来一个。“今上”习近平大概就是另一位有着毛泽东情结、红卫兵脾气的人物。 薄习二人也许没有多少私交，甚至可能相互厌恶；二人仕途上也许没有多少合作关系，甚至可能互视对方为争权夺利的敌手；但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在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上面，二人其实颇相类似，足可呼朋引类，互为“同志”。薄习二人不信宪政信专政，不信法制信运动，其政治相似性几乎与生俱来，这当然要归功于他们共同的“伟大导师”毛泽东. 杨光的文章认为：与薄熙来一样，习近平其实也相当尊毛、崇毛：他曾三次远赴韶山参拜“革命圣地”，曾干预史学研究“不能丑化党史”，曾指示“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曾誓言“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这些都不是官话套话，也不是明哲保身的违心之论，而是“老红卫兵”爱毛、护毛的真情告白。 杨光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写道：毛泽东走了，毛派还在；薄熙来倒了，毛派不倒。从薄到习，毛派“伟大复兴”在望。 对这个议题感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对照读一下笔者上月中旬在本专栏发表的《薄熙来当年的重庆举措全是为习近平搞的政治试点》一文。确实，习近平的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说到底就是毛泽东统治术的全面复辟。但是，正因为他习近平自命自己是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事业，所以从“武大郎开痁”的心态出发，也绝不情愿被薄熙来抢了头功、站了先机。所以一经从组织上抛弃薄熙来，便干脆把薄熙来的政治势力赶尽杀绝。 笔者在本文特别介绍杨光的如上文章内容，是因为我们本专栏过去关于薄熙来的文章中介绍过的那位前商务部人士曾向笔者推荐这篇文章，说他首读这篇文章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与文中类似的分析，也都是薄熙来的大秘，如今正在受审并等待判决的徐鸣“出事”前，经常谈论到的。 我们在本专栏上月中的一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这个徐鸣已经于上月7日被宣布起诉，罪名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按照中共“两高”2016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涉案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符合前款规定的情形，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习近平上台之后，“数额特别巨大”的党内经济罪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代表人物是犯罪金额高达17.88亿人民币的赖小民； 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代表人物是前陕西省委书记，受贿金额高达7.17亿人民币的赵正永； 比较知名、级别是副省部级以上的贪官，被舆论普遍认为是轻判典型代表的是国家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正省部级）王保安，受贿金额超过1.53亿，仅被判处无期徒刑。之所以被普遍认为是轻判，是因为这个1.53亿的金额就被认为是“严重缩水”。因为在审判之前，央视对此案情的报道中就说过，王保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一些商人办事情、批项目，商人则以赠送豪宅、豪车等厚礼略表心意。为了逃避检查，王保安从不将这些豪宅、豪车登记到自己的名下。该官方报道中还举例说，在王保安所收受的豪宅中，其中有一套豪宅位于玉渊潭公园北岸，东侧紧邻钓鱼台国宾馆，离他办公位置极近，面积约318平米，购房、装修总费用5000万。 所以当王保安只被判了一个无期的消息公布后，舆论普遍认为，那些没有登记到王保安名下的名车、豪宅等，应该都没有折价记入王保安的实际受贿总额。 就与如上三例作比，如今已经被官媒对外揭露了其经济犯罪涉案时长约24年多，甚至在离职后仍继续“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徐鸣，虽然已经被检察院认定了“数额特别巨大”，但能够被最终落实的不但远不及赖小民，也赶上不赵正永；能否与王保安一比高低，还要看一审判决前的法院的“落实”情况。 但是，按照那位前商务部人士的说法，即使最终被法院认定的犯罪金额不会上亿，因为他徐鸣“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的这一项“潜罪”，无期肯定是跑不了。 事实上，象徐鸣这样从政治角度分析“情况特殊”的贪官们，在从中纪委到检察院的“移案”过程中，其未来的刑期即已经被内定了。而中纪委向检察院传达的“建议”，实际上就是中央领导人的内部指示。 从上个月8号开始，我们已经在本专栏接连发表了《薄熙来大秘徐鸣真正的罪名应该是“妄议中央”》、《徐鸣曾揭露薄熙来夫人喂毒杀人的真正动机》，以及《徐鸣眼中薄熙来与习近平的“瑜亮情结”》等数篇文章，其中介绍了薄熙来落马之后，自称是钟绍军保了自己的徐鸣在被张德江赶出重庆市委常委会之后，本来是自愿要求回到商务部只当一名司局级调研员的。被中组部安排到国务院副部级机构担任副职，但却可以保留副部级待遇，令徐鸣大喜过望。日后通过消息渠道得知，这是习近平办公室主任钟绍军向中组部打了招呼。 而当年徐鸣与钟绍军的结识，缘于2010年底钟绍军陪同习近平专程前往重庆，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站台的那几天……。 完全可以想像，薄熙来倒台后，回到北京的徐鸣之所以毫不收敛，继续我行我素，甚至还敢跑回重庆去“利用影响力”，也是因为自信“上面有人替我说话”。没想到，他的“朋友”中居然有人把他的“酒后狂言”直接揭发到了中纪委第一副书记杨晓渡那里，这才有了如今被以“贪污受贿”罪名治罪的下场。 笔者上个月的《徐鸣眼中薄熙来与习近平的“瑜亮情结”》一文被转载后，有读者不分清红皂白地指责文字作者玷污了“瑜亮情结”四个字，但其实这是杨晓渡收到的对徐鸣“酒后狂言”原话的揭发内容。 如此说来，加上这个徐鸣也将会领受一个无期徒刑，整个薄氏家族的成员里，从薄熙来和薄谷开来夫妇算起，加上薄一波和薄熙来父子两人的秘书们，已经是是三个死缓，两个无期。 三个死缓分别是薄谷开来，以及薄一波生前的两任秘书王益及董宏；两个无期，则是薄熙来本人再加一个秘书徐鸣。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活着，还是死去，对五毛不是一个问题 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有一个天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但对五毛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四月四日，中共御用学者郎咸平在社交媒体上说：“今天，上海，两千五百万，全民核酸，各地驰援，全国一盘棋，这就是中国力量。”一个星期之后，他却在网上哀嚎：“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很悲痛，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妈妈年纪很大了，九十八岁，这次我妈妈的肾脏有一点衰竭，按照过去的诊断，只要打一针就好了。只是因为上海严格规定，必须要做核酸后才能就医，我妈妈在三甲医院当场做的核酸竟然四个小时都没有出结果，我深感震惊。我妈妈在医院急诊室等待了四个小时候，永远离开我而去了。我想去见妈妈最后一面，但由于小区封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有关部门沟通才允许我去医院。站在马路上，叫不到滴滴，因为封城了，所以我也没有见到我妈妈最后一面，我希望这个悲剧不要再发生。” 如果郎咸平真的希望这个悲剧不要再发生，就该挺身谴责不把人当人看的中共暴政。然而，他妈妈的头七还没有过，他立刻变脸兴高采烈了：“祝贺神州十三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安全返回，近期唯一值得高兴的事。”看来，他老妈的死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奴在心者”的奴才而言，高兴的事情、可以冲喜的事情还会有很多。党国最擅长的，就是将丧事当作喜事来办。 郎咸平（左）。（Public Domain） 武汉封城期间，《蜗居》的作者、作家六六曾跳出来辱骂揭露武汉真相的作家方方，后来还参加宣传部门组织的“深入生活”体验团，到武汉采访可歌可泣的抗疫英雄，说再不去就迟了，誓言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党领导全国人民抗疫的大戏。然而，歌功颂德的大戏还未写出来，一出更精彩的戏就在她和她的家人身上上演了。 六六在社交媒体上哀叹说：“我的父母听党的话，在家闭门不出十七天后，阳了。他们没有抢菜，没有到处走，只有在测核酸时才下楼。四月三号我爸阳，症状轻微，五天后转阴。我妈四月五号被传染到，因为过敏体质，没打疫苗，症状略重些，三至四天后也无恙。但因天天被居委会吓唬，要拖到方舱，终于心脏病发作，打了120电话无回应，打医院要排队。每天被居委会骚扰，要求她去方舱，现在状况已经很危急了。……眼见她好一点，居委会再打电话要接她走，她就又不行了，活在无限恐惧和绝望中，有病不得救治。下午我已经转阴的爹冲到门口去拿硝酸甘油，这个救命药要吃完了，被居委会追着骚扰，说因为他出门了，所以我妈今晚必须拖走。他不出门，我妈心脏就不行了，这在封城之前，是好好一条命啊！我妈妈隔壁小区，今天就有一位阳性因为发烧两天得不到救助，死在居委会门口。我妈一直哭，在视频里跟我们告别。” 六六发了很多牢骚，不过她是那种“过于聪明的中国人”，她的批评只针对居委会，不敢针对上海当局和北京中央，不敢说出问题的症结所在——造成这一切的，是习近平的独裁之恶，亦是中共极权体制之恶。而她本人，作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的一部分，也曾为这无边的邪恶添砖加瓦，如今她品尝的是自己酿造的一杯苦酒。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圣经中的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这对说谎的夫妻的故事。使徒保罗对撒非喇说：“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就是六六唯一的结局。 暴风雨来袭，没有一个人不被淋湿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人祸中，过去的名声、地位、财富，突然进入“过期作废”状态。 《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的作曲者朱践耳的夫人舒群，患病被多家医院拒收，延误六小时入院，最终身亡。因太平间爆满，她的遗体只能被放在地上，场面凄凉。朱践耳五年前已去世，否则若亲眼目睹夫人的遭遇，不知会不会重新写一首《唱支丧歌给党听》？ 其实，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者田汉的下场又好到哪里去呢？文革期间，田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被迫趴在地上喝自己的尿，惨死于一九六八年，死去时用的是“李伍”的化名；死后还被打成叛徒，“永久开除党籍”。 评论人邓恺披露，《观察者网》的创始主编余亮被关进方舱医院，让他颇为惊讶。因为“单论对党国的重要性，他作为内容农场背后真正的理论大脑，恐怕不亚于胡舒立，抵得上十个在推特做麻醉者意见领袖的安替或者是五毛意见领袖的沈逸等，抵得上一百个在财新做阉党喉舌的前台北市长秘书徐和谦”。邓恺继而分析说：“疫情让这些人也无法幸免，余亮这样的人尽管重要，却没有匹配自身对党国可利用价值的身份和特权。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该被夜壶还是夜壶，恐怕这才是这群人心情不好、崩溃的来源。” 更多小人物、小五毛干脆就鬼哭狼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很多中国人鼓掌欢迎，有一位被熊腰虎背、风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的普京大帝感动得“当场排卵”的中国女子，一个月后却在上海被饿到停经。她在微信上说：“大姨妈晚了十多天。大活人真要被饿死了。”可惜，她心仪的普京大帝没有亲自率领“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开到上海来英雄救美。 微博昵称“乖乖咙滴董”的纳仕国际社区的居民，二零一九年八月时转发“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的内容，四月初自己面临暴力执法，愤怒地贴出警察打人影片，痛批“这就是上海人民警察，张江纳仕国际小区警察打人！他们要征用我们的小区作为隔离点！”如今，打他的并非他口中的“卖国贼”，而是他景仰的警察叔叔，他终于被上海警察“完成心愿”，打到没有家。 网名“草莓教授”的年轻女子，此前对香港逆权运动恨之入骨，宣称：“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香港人立刻马上原地暴毙，快别占用你爹的医疗资源了。”话音刚落，她却发现党国的铁锤打倒自己身上，她咬牙切齿地骂起来。我引用她的话，稍稍略去泼妇骂街般的脏话：“我一孕晚期的孕妇，因为楼里有阳（已拉走），所以健康码是红的，要去产检，医院不收红码孕妇，有问题要拉去金山卫这种地方看。还生什幺小孩。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口中的‘极端女权’，结个屁的婚，生个屁的小孩。反正怀孕时候不被保障，生了国家也不帮养。快点进入少子化吧，累了。” 我不会对这些五毛和粉红有一丝一毫的同情与怜悯，无论他们彻底躺平，还是倒地打滚，他们并没有站起来成为大写的人。对于他们如今的遭遇，我只有一个词送给他们，那就是活该。用四川话来说，就是“背时”；用香港话来说，就是“抵死”。当年那些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今天那些让习近平成为习近平的中国人，也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中共的老祖宗恩格斯谈到普鲁士政府时曾经指出：“尽管它恶劣，它仍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同样的道理，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是分不开的，当年的红卫兵，今天的白卫兵，不都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吗？ 当上海人乃至所有中国人，都用语言和行动来表达对刘晓波和张展的敬意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什么是自由与尊严，他们才配得上拥有自由和尊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5月11日晚上是澳洲联邦大选投票前最后一场辩论，全澳洲多个边缘选区一百五十名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通过视频全程参加了这场辩论。根据主持这场辩论的7号新闻台统计得出结论，宣布工党领袖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胜出了现任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百分之五十表示支持艾博年，百分之三十四表示支持莫里森，还剩下百分之十六仍然不能决定，还要等等再做最后投票决定。7号台记者根据民意测验得出工党正走在赢得大选的轨道上，将在下院总共一百五十一个席位中获得八十席，从容组阁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府，已经主政九年的联盟党将只获得六十三个席位而下野，绿党继续保持一个席位，还将有七个席位被独立议员夺得。根据这个民意测验指出，莫里森在剩下不到十天里任务艰巨，必须扭转乾坤赢得大选才可继续执政。 但是民意测验是否正确，很是值得怀疑。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蕊获得百分之九十二的支持率，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只有百分之八的支持率。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对笔者的话来说，共和党提名川普作为总统候选人是送给民主党和希拉蕊最好的一份大礼。但是最终总统大选结果却是川普大胜，狠狠打了美国主流媒体、金融资本、高科技集团和准备开创女性入主白宫历史记录的希拉蕊一个冷不防。这个结果提醒了败落一方，从那一天起就开始布局，四年后卷土重来，确保了不由投票人决定选举结果，只由那些数票人和他们所掌握的机器来决定选举结果，拜登不无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告了他们已经拥有的一个最完美的竞选舞弊机制，而且还展示了最终取胜的“拜登曲线”。 当然澳洲的选举制度还是健康的，不似美国那样的堕落，但是选前的民调发生错误还是存在的。上一次2019年的澳洲联邦大选民调是工党一路高歌猛进，将稳稳赢得大选。联盟党政府挟总理大位争夺裂痕尚未痊愈的颓势，看似下台毫无悬念。开票结果居然莫里森咸鱼翻身，推翻了民调对政府的唱衰，还多获了一个席位。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果给一位来自香港青年才俊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交好前总理陆克文，准备在大选后大展身手共筑北京和澳洲的新的桥梁，挣他个盆满钵满的宏伟计划也就此落空。 本次大选最正确的结果只有5月21日晚上6点澳洲大选投票截止以后，根据精确点票才能见分晓鹿死谁手。 两位大选中直接捉对厮杀的5月21日以后将一个再登（或者初登）澳洲政坛最高处，一个则从政坛从此淡出。亲眼目睹澳洲政治三十四年，但凡从领袖位置上退下来的，不论是承担失败责任主动的，还是被党内逼宫被动的，大都离开政坛，如霍克（1991年被基廷击败）、基廷（1996年大选失败）、约翰·休森（1994年大选失败后被后生唐纳和考斯特罗联手逼退）、何华德（2007大选失败）、陆克文（2013年败给亚伯特Abbott）、滕布（2018年被逼退）。但也有数例隐忍后退继续卧薪尝胆等候机会卷土重来的，如何华德（1988年经激烈思想斗争后留在政坛，1995年哄过考斯特罗成为领袖，次年一举大胜工党执掌澳洲牛耳十一年半）、比兹利（2001年两次败给何华德迫于情势交权柄副手克林,后2005年又卷土重来）、陆克文（2010年愤于被副手吉拉德Gillard逼宫隐忍不发，后2013年再逼退吉拉德报一箭之仇）、亚伯特（2015年被逼宫，也打碎牙齿和血吞，没有退出政坛，还期待卷土重来，2019年联邦大选败给了一位体育明星，重现政坛高光之梦彻底破碎）、肖顿（2019年承担败选责任退让领袖一职给了现在的艾博年）。 莫里森胜，艾博年则引咎辞职卸下领袖一职，要么到后排凉快，或则直接从此退出政坛另谋新的前程。视线中工党没有特别突出的领袖人物，前领袖肖顿（Bill Shorten）尚在磨刀霍霍卧薪尝胆之中，回头重掌工党，这可能是选项一；前副领袖塔尼娅．普利贝斯克（Tanya Plibersek）可能是选项二；前移民部长克理斯·宝文（Chris Bowen）可能是选项三。一位一辈子坚定工党支持者抱怨工党里面没有人才，在她的心目中最优秀的是半个华裔的黄英贤（Penny Wong）可为工党领袖。笔者也承认黄的优秀，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所看到具有华人血统的西方民主国家政治人物中最具政治才华的一位，只可惜工党没有看到她的才具，虽然她高踞影子外长和参议院领袖之位，但因为受限天花板无法成为工党领袖。笔者怂恿那位工党支持者应该向工党高层建议更换黄英贤的议席，从参议院退出，转去一个下议院的安全选区，而且这是可行的。先例有1993年工党外长伊文思（Gareth Evans）从参议院转到下议院成为副领袖，目前则有出生美国的前纽省省长、联邦参议员美女克里斯蒂娜．克纳利（Kristina Keneally）。胡乱推测一下，是否工党内有忧心于她的性倾向问题，因此不敢大胆启用。但是澳洲政坛中有先例，澳洲绿党创始人兼领袖布朗参议员也是，而且澳洲还是很开通的，不会有大的障碍。再看看美国现在的白宫，已经在这方大胆开创领跑世界了。 艾博年胜，莫里森将毫无悬念地引咎辞职，甚至离开政坛。接下来联盟党领袖一职按顺序论资排辈应该是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他现在面临一位关注气候变化独立候选人的强势挑战，虽然自由党在这个选区从未失手，然而澳洲选民的情绪变化和骚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选情，是否能够胜出弗莱登伯格有比较大的忧虑。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可以确保弗莱登伯格担任新领袖，就是即便落选，也可以通过莫里森退出政坛而空出席位，让弗莱登伯格空降莫里森的选区再进行一次补选完成。1996年工党曾经考虑这么做，基廷输了大选，工党成了反对党，新领袖将是西澳的比兹利，而比兹利选情危急，有可能也丢失席位。当时的工党就为比兹利做了这一手准备，只是比兹利后来还是通过反复计票以极其微弱多数保住了席位而未启动这个预案。澳洲防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也许是一个更佳人选，2018年他率先挑战腾布，但是果实却落到了莫里森手里。这次联盟党政府的危机也许是达顿的转机，他可以先问鼎党内，作为反对党领袖卧薪尝胆数年，在以后的大选中胜出。工党比较难以长时间执政，笔者澳洲三十多年的亲身经历，工党执政十三年，联盟党执政二十年。究其原因，工党持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不善管理经济，有点像毛泽东的“吃大锅饭”和“公共食堂”。而联盟党则兢兢业业做派，管理经济精打细算，比较类似中共建政前中国城市的小业主和乡村的地主和富农。这次大选如果变天，不是莫里森做的不好，而是澳洲选民的习惯，鸡鸭鱼肉吃腻了，想换一口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澳洲华裔集聚区在悉尼为Bennelong,在墨尔本为Chisholm（奇泽姆）。前者原为自由党的安全选区，现在是否仍然是则要看这次投票的结果。后者则是一个边缘选区，上次大选香港出生的廖婵娥（Gladys Liu）以极其微弱的多数胜出。当时这个选区的两个候选人都有华人背景，一个是香港的，另一个是台湾的。两位背后都应该有北京的影响，无论谁胜出，应该都是北京喜闻乐见的。莫里森不知道廖婵娥背后的政治影响吗？莫里森不傻，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没有廖婵娥这个席位，就不能组阁政府，所以还得压住各种质疑一往无前地支持廖婵娥。河中易骑，兵家大忌。这次大选还是不能把廖婵娥换下来，仅管廖婵娥很没有政治素质地批评莫里森政府与北京关系搞坏了，莫里森还得唾面自干，一些强烈反抗中共的人士到廖婵娥的竞选活动上抗议，撒出中国钱币羞辱廖婵娥，实在是很不明智啊。杀敌一千，自伤一万，划不来啊！澳洲两个政党组成的两个政府，谁抵抗中共，谁接纳中共？法国译制片“虎口脱险”中一段滑稽场景，很能比较这些抗议人士的举措。三位英国飞行员把一辆辆德国军车轮胎戳破，自己坐上一辆车正准备逃跑，不想一位只顾扎胎的飞行员居然把自己乘坐的军车轮胎也扎破，大胡子中尉无可奈何地呵斥道：“Mackintosh，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遂无奈地扔下原本可以用来逃跑的军车。 回头再说一下悉尼Bennelong选区连续两次发生在街头华人抗共和拥共的直接冲突，可以折射出的华人心态和政治倾向。大陆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来澳洲，到1993年工党一篮子计划让四万五千人获得了永久居留，这批人应该对中国国情和中共本质有一定的认识，不然不会冒险脚投票出洋。估计这个群体中的不到半数的人应该因为对中共的认识而票投自由党，超过半数的人还会懵懵懂懂地不关心时政对工党1993年的居留政策感恩戴德而继续票投工党，或者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拥抱中共政权，习惯于接受微信的大量资讯，深度中毒而不自知。八九这批大陆人居留澳洲以后又有大量的大陆人通过不同方式移民澳洲，这些人应该对中共本质的认识几乎没有，他们从中国这三十年经济发展中获利，因而不会质疑中共的残暴和邪恶。但愿武汉疫情爆发带来的次生危机能部分唤醒一些人，尤其是近期大上海的封城惨剧让这些人再醒悟一点点。 瞄准这个华人群体争取本次大选中有所斩获，应该是功课没有做好，没有搞清楚这个群体的根本政治心态，很难奏效达成预定的政治目标。 （全文转自《独家报导》）
近来，署名老灯的推友在推特和油管上连续曝出猛料，说在５月２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决定放弃权力，并将于二十大上退休，由现任总理李克强即日起接管中央日常事务，二十大正式接任总书记一职。 他称因习近平在病毒清零运动中的过激做法，以及乌克兰战争中与普京结盟的连番失误，导致民怨沸腾，全国政经形势大乱，党内各级领导忍无可忍；如果不予制止，习近平固执己见，一意孤行，越走越远，将断送党国前途，中共集体将面临灭顶之灾。鉴于此，党内元老江曾胡等分别出动，合力说服党政军警相关实力人物，取得他们的支持，并由王岐山、王沪宁奔走联络，在此背景下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把习近平的问题拿到会上讨论。据说，在压力下，习近平最终被迫放弃权力，并承诺不再连任，在二十大上正式退休。 习近平除表示放弃权力，将日常工作交给李克强之外，还承诺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这些日子，帮助现任领导转变政策基调，逐步摆脱以前激烈冒险的极左做法。中央常委会对习近平的工作，肯定了其前期“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等成绩，并制定了习近平问题的十六字方针，即 “提前交权，到站下车，平稳过渡，不追责任”，习近平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还是要履行总书记及国家主席等礼仪性工作；退下来后，依然享受与江胡等同样的退休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待遇，对习近平的退休，采取不扩大纷争，不搞秋后算账的处理方式，重在维护稳定，维持党和国家的形象。 当前的清零政策，新领导班子认为还是要坚持搞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对疫情的严重性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能掉以轻心，谁也不能预料更严重的疫情是否会卷土重来；清零政策是中央集体做出的决定，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要给老百姓一个过渡时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习近平的政策的危害，避免突如其来的变动震撼人心，使政局波动太大产生不良后果，为新领导人的后续工作打下基础。但新领导人也同时强调防疫中的经济发展，复工复产的重要性。 同时，中央常委会做出了决定，由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副书记吴汉圣接替丁薛祥，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原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接替陈希，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吴汉圣长期在中央国家工委工作（国务院系统的党工委），曾任辽宁省委秘书长、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中纪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石泰峰毕业于北大法律系，曾任职中央党校副校长，江苏省委副书记、宁夏党委书记、内蒙党委书记等职。上述二人都与李克强有一定渊源。 据说上海的清零过激行动，正是习近平与李强两个人搞出来的麻烦。现在上海疫情很严重，搞出来这么多乱子，即使想急流勇退，也要等到疫情过后。解铃还靠系铃人，李强不可能参加这个常委会议，习近平禅让的详细情况未必很清楚，还在那里硬挺。可能中央还没有腾出手来，据说等防疫搞出眉目，由丁薛祥出任上海市委书记。 感觉怎么样？这老灯爆料挺细致的，不仅给习近平安排好了退路，给李克强安排好了进路，还将中央办公厅和组织部人选都安排妥当了。这样习近平也不需要再斗争和瞎折腾了，李克强也不需要告老还乡，江泽民、胡锦涛都很满意，中国又将在改革开放的轨道上继续前行了。但这是真的吗？ 我的看法是可以将该爆料当相声听，但不可较真。为何这样说，各位且听我道来。 我们批独裁者治国昏聩无能，但不能小看了他们在集权和弄权上的本事。他们能够坐上今天的宝座，没有权术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由一个普通地方官员连跳三级成为中共总书记，不是因为他的政绩，而恰恰是因为他无作为，不是他的聪明，恰恰是他貌似愚笨，不是中共组织部选贤任能，恰恰是它的尸位素餐。无作为和愚笨使得习近平对江派和团派势力都没有威胁，于是他坐收渔人之利。红二代们对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没有红色血脉的人一直不放心，盼望权力回到自己人手中。他们在习近平反腐中立下汗马功劳，使习近平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但当习近平得到权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才发现习近平一点也不傻，他们自己一直被他玩于股掌之上。红二代们才突然发现，杀徐才厚、郭伯雄的带血钢刀已架到了自己的脖子上。 习近平上台后就一直在清洗军队高级官员，抓捕了房峰辉和张阳等，通过军队整编将各派势力打散，直至完全掌控军队。习近平一直高度警惕政变，据港媒披露，习近平不但全部撤换了中央警卫局，还从野战军调将，接替中南海警卫。其身边的贴身侍卫更是频换不休。按中共以往惯例，中共高层身边的警卫人员由中央警卫局统一派出，负责管理。有知情人士消息称，原隶属于中央警卫局的官兵大部分已调离“近卫军”编制，改由来自38军的精锐部队进驻。习近平打破常规为自己挑选贴身保镖，这在中共历史上相当罕见。 所以，中共老人集团事实上根本没有能力控制习近平，相反习通过更换高层的警卫，实际上已经将老人帮牢牢监控起来。习近平这一招是学毛泽东控制林彪的。 1966年8月6日晚上，林彪到达人民大会堂。毛泽东与他进行了沟通，最后送了他两本书，要林彪回去好好读一读。哪两本古书？一本是郭嘉传，一本是范烨传。郭嘉是三国时代曹操的首席谋臣，为曹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死于军旅中，死时38岁。这是一个正面的典型。范烨是什么人？大家如果了解中国的历史，就会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本非常重要的史书叫后汉书，史学价值相当高。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范晔。但他转入到一场谋反，最后被满门抄斩，死时48岁。 林彪拿着这两本书就在琢磨毛的意思？学郭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名载青史；学范烨有野心，死无葬身之地。事实证明，林彪的结果比范晔的命还要苦。我们想，毛泽东在用林彪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心怀杀机呢？这是不是很恐怖？ 毛泽东在安排林彪作为军事统帅的同时，又安排叶剑英具体负责军事事务，实际上就把林彪架空了。接着，毛泽东派了8341部队进驻林彪大院。过去林彪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来保卫。由于林彪当了第二号人物了，自然保卫工作要升级。但实际上，毛泽东已经把林彪给看起来了。林彪是何等聪明，戎马一生，眼睛毛都是空的。他一看就心知肚明了。林彪对毛泽东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习近平与毛泽东一样，他近年来反复谈到斗争。他的斗争矛头就是针对党内团团伙伙。他早已规定党内高层三人以上聚会要报告。习近平做这些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政变。 林彪曾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防政变，他的讲话被中共官方批为“政变经”。林彪在讲话明确指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 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林彪一语道出了毛泽东的心病，点到了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已暗中调兵遣将防范政变的核心内容。 综上所述，该网友所言，江泽民动用军队，胡锦涛动用党内力量让习近平禅让权力给李克强是不可能。有观众朋友问，如此说来，习近平就铁定终身制了？这也未必，中共是独裁体制，黑箱政治，常常会在于无声处响起惊雷。所以，无论习近平连任还是退居幕后，他都恐惧不安，因为他被持枪的人保卫着，他也不知那支枪会突然指向他自己。习近平知道他必须连任，因为一旦失去权力，他和他的家人、亲信将万劫不复。但他连任又堵了别人的路，他也不知道哪天闭上眼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尊敬的华人读者们： 大家好！我是托尼•尼科利奇 （Tony Nikolic），与我的家人一起住在Werriwa选区已有多年。在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中，我将做为澳大利亚联合党（UNITED AUSTRALIA PARTY）在该区的代表，竞选联邦众议院的席位。 和许多华人一样，我也来自移民家庭，是澳洲给了我全家新的生活。父母并不富裕，但身教言传自食其力，抚养我长大成人。我高中毕业后勤工俭学，是家里第一个踏入高等学府的孩子，从大学犯罪学专业毕业后，又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多年的努力使我成功地经营著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我母亲常教育我：“神说，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病痛的人，被监禁的人，或是被精神疾病折磨的人。神会来解救。” 让我动心参选的初衷，是我看到澳洲社会自由、美好的生活环境正在一点点被侵蚀。在过去疫情肆虐的两年间，我们的政府对冠状病毒的过激反应导致我所在社区里的很多人失去工作、失去收入、被隔离、见不到亲人；自杀事件上升、家庭暴力增加，需要做乳腺癌检查的女性经历致命性的延误，宗教场所被强制关闭。公民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令我心痛！ 相关文章 ———————————— 澳大利亚联合党Rhys Collyer挑战Bennelong席位 ————?本文内容接着看———— 我给纽省政府写的陈述，为很多民众带来了希望。我代表几位原告到纽省高等法院出庭，并为捍卫民众的权利将案子一路打到澳洲高等法院， 而这些案件维护的是所有人的权益，包括你。我的目标是将这场战役打到国会，其中包括维护宪法赋予的人权公约。 我承诺为我选区的民众发声。人们曾说，把政府告上法庭是不可行的，但我确实把我们的案子打到了高院。 我为我的客户们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力，当政府的封锁措施导致人们不能出入礼拜场所时，我代理的案件给各级政府带来了压力，要求他们解除封锁。我就是那个案子的律师，没有任何政客或政党做到了这一点！ 过去两年的经历让大家看到了，我们曾经选出的人并没有为我们服务，而是推行了另一套不符合澳洲民众利益的议程。他们的所作所为证实，他们无法被信任，不能再让他们这样继续下去了。 是的，封锁已结束，但我们仍然被拒之门外，被拒绝在正义的门外，被拒绝在生计之门外，被拒绝在工作的门外。 不公仍在继续，公民的切身利益没得到应有保护，政府官员们所说所做无法自圆其说，人们的信任无处安放！ 我从未想过要参政，但我决定参选，因为我们需要能够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会为人民而战的政治家。 无论我们来自哪个民族，澳洲是我们的共同家园。选择谁来执政，对我们的生活及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当我们联合起来时，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强大。当我们联合起来时，我们才能一道修补这个破碎的系统。让我们携手，共同建筑这一目标。请将您手中神圣的一票，传交予我！ 托尼•尼科利奇 （Tony Nikolic） Werriwa选区 澳大利亚联合党（UNITED AUSTRALIA PARTY）候选人 （供稿）
4月29日中共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依法规范和引导中国资本健康发展”。从习近平的发言来看，中国当局又想调整政府与资本的关系了，只是这次不是推进公私合营2.0，而是要合理处理与各种资本的关系。目前，正逢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世界一齐陷入滞胀（即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习近平又开始重视资本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了。 传说多年的公私合营2.0暂时踩刹车 习近平任中共掌门人以来，他自赋了两大政治任务：一是通过反腐败净化统治集团（外界评论为通过反腐败清理政治对手）；二是处理政府与资本的关系。在4月29日下午集体学习会上，作为中共掌门人的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共政治用语中的大词汇，全集中在这一段话当中，并且关系到改革开放大计、提升到时国家安全层面，不可谓不重视。 这次习近平在政治局上的讲话凸显了两个要点： 第一点是“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所谓“认识”，结合后面谈到的“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着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可看成习近平表示不会像毛时代那样，消灭私人资本与外资，搞“一大二全”的国有经济，形成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这段话算是对几年来一直流传的中共将推行“公私合营2.0版”的一次否定，用意应该是让有如惊弓之鸟的中国私企放心。提到“国际资本”，当然是为了留住那些认为中国市场吸引力正在下降的外资。 第二点是“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至上。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这段话的意思是指：资本可以拿走政府认为合理的利润，但必须由政府确定上限，再也不会出现江、胡时期那样，出现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族，包括肖建华那样专为权贵洗钱的“超级白手套”。 最近两年，从中国的财富驱动行业分布来看，新晋的亿万富豪所处的前三大行业分别是：科技（18%）、消费及零售业和工业（17%）、健康和材料产业（14%），房地产行业已经风光不再。但财富驱动行业的变化只影响富翁的生成，不影响中国政府对资本的管控，哪个行业的资本让政府看着“危及国家安全”，政府有办法“调控”。 习近平对资本的复杂态度缘于出身及经历 理解习近平对资本的态度，要从他的出身与成长经历两方面切入。习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多年洗脑的结果，对资本有天生的警惕与反感。中共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主要内容来自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终生职业是思想家，在经济上需要依靠资本家出身的好友恩格斯资助。这位思想大师耗时四十多年完成了《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巨著，全书充满了对资本的厌恶与仇恨。他的思想不但影响着当年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共产（社会）主义运动，还影响着今天的美国与西方。美国的BLM领导人就宣称自己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资本论》里那些对资本的描述，至少有那么十几条，是文革时期革命青年们抄写背诵的经典语录。且列举几条： 1、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3、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 4、资本是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楣的事情，它也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它总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 5、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6、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 7、由于资本的社会力量，资本家可以玩弄各种所谓“民主、自由”的把戏，看不穿这种把戏，倒也罢了，但起劲为这种种把戏鼓吹，则要么是资本家的走狗，要么就是白痴。 出生于1940-1950年代，成长于文革时期的两代中国革命青年，只要有求知欲，对上述马克思经典语录都耳熟能详。 中国知识群体就是依靠这些思想营养作养分，如果不是非常熟悉西方保守主义理论与思想，无法改变左的底色。与知识群体相比，习近平当然更左、而且崇拜毛泽东。 习近平对资本：利用而不信任 但是，这两代中国人还有另一面，他们经历了毛时代吃不饱饭那种国困民穷的状态；青年时期赶上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也因此，他们了解外资与私人资本对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没有这类资本的活跃与贡献，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50年代出生的习近平也是这种矛盾体中的一员，他理智上明白资本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但在对待资本的态度上无法摆脱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在对待非国有资本的态度上，始终存有利用之念，不可能真正尊重，当然更谈不上信任。 基于以上因素，在习近平主导下，中国政府于2015年推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此后在私企设立“吹哨人制度”，用寻找私企污点的方式，没收或者迫使私企不断献产（购买国企股份或让国企参股）——凡民营企业涉及腐败、偷税漏税问题。对这些私人资本，视其政治背景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一种是对粉红色财团——即富豪与政府或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财团的方式，采用软禁拘押或政治高压，让有政治靠山的超级金融大鳄们将转移至境外的财产转回国内，吴小晖、肖建华、王健林都属于这类情况；另一种是马云模式，用各种压力迫使其主动交班，将自己的公司“献给国家”。 中国的私企对此毫无办法，党的天空上哪块乌云何时下雨，半点也由不得他们。外逃也不安全，此前，中国政府有各种办法让私企不敢外逃，比如富豪家人、财产还在国内，生意也在国内；就算外逃，也能用各种方式追逃。现在又多了另一重考量：俄乌战争发生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制裁包括没收俄罗斯富豪的私人资本与财产，这也让中国富豪发现：就算离开中国，也得与母国同命运共呼吸。他们当然知道台湾并非安全状态，就在2021年10月以前，台湾在美媒眼中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其代表作是《经济学人》5月封面文章《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台湾》（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也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内容见报之后，中国的私企毫无雀跃表示，并没有多生出一点安全感。 （原文链接）
在今年五月上旬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要求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他声言：“我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 习近平在此接连泄漏天机：其一，自说自话防控措施科学有效，但放到了第三位，即，在三大考虑因素中，科学或医学放到了最次要的位置；其二，放在第一位的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等于公开承认，政治因素才是防疫中的首要考虑和重中之重。 那么，什么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如果不忘初心，那就是：消灭私有制，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无产者没有祖国；如果按照中共实际运作的目标，那就是：一党专政，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具体到习近平个人，那就是：二十大死活要连任，这是今年内，习近平和习家军最大的政治。为此，要人民匍匐、要全党驯服、要党内政敌不得挑刺，故而死活要坚持已经说出口、并强行推广的“动态清零”政策，即极端清零政策，哪怕民怨沸腾，哪怕官员抵制，哪怕经济破产，也绝对不认错、不认输、不道歉。 难怪上海习家军竟然立下“军令状”，声称不惜“粉身碎骨”，要达到所谓清零数字。军令状这类用词，本身就与科学和医学无关，乃是典型的军事或政治术语。 紧接着，习近平又连说三个坚决：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第一个坚决，用意是甩锅，如果防疫中出现问题，那就是各级官员的“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 ，而与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总方针无关。第二个坚决，更像是描述习近平本人：轻视生命，新冠之外的死亡都无所谓，对自己拍脑袋、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反科学、反医学决策自以为是。 第三个坚决，则是典型的毛泽东式、文革时代的用语，坚决同什么什么言行作斗争，通常并非指向民间，指向的就是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在这里，不仅暗示党内高层有人怀疑和否定习近平的极端清零政策，而且明示习近平要跟这些党内政敌作坚决斗争，以维护自己的错误政策，进而维护自己的权位。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还说：“我国是人口大国，老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这种说法，与现实自相矛盾。因为，在上海等大城市的极端清零和极端封城措施，就已经呈现、并继续发生“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之所以出现这种自我揭露、自相矛盾的说法，实际上，在这里，习近平另有潜台词，再次泄漏党国机密，那就是：中国国产疫苗无效！以至于，无法像美国和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大规模施打疫苗，逐渐结束大瘟疫，让生活、生产和经济回归正轨。 中国国产疫苗无效，是制度失败的又一大明证，意即，在制度竞赛中，中国制度败给美国制度，一党专政败给民主宪政。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中国专制制度最大程度地扼杀人民的独立性和创造力，以至于中国创新能力低下、甚至等于零；而美国民主制度最大程度地释放和发挥人民的独立思考和创造力，以至于美国创新能力卓越、始终领先全球。 其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厉行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极左路线，日益走向自我膨胀、坐井观天、闭关锁国的老路，以至于，各国都积极引进相对先进、有效而可信、可靠的美国疫苗，习政权却放不下架子、拉不下面子，只能硬着头皮使用自己所谓的国产疫苗。故而，就在各国都逐渐走出大瘟疫的阴影之际，中国却继续挣扎于大瘟疫漩涡，无法走出、或者极可能成为最后走出大瘟疫的国家。 至于习近平声称“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更是超级的自说自话。因为，一件事情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后人才能评说，哪有今人在事情进行中就自说自话、自我评断的道理和逻辑？ 习近平还宣称：“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所有明白的中国人都知道，习近平和共产党的所谓“打赢”和“胜利”，并不会发生在实际生活中，而只会发生在党媒党报上，由党媒党报来自我定义、自我宣传所谓的“打赢”和“胜利”。道理很简单，在党媒党报上，那永远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岂有不赢之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几天推特上盛传，因为防疫问题产生的分歧，习近平在党内受到批评，有可能已经交出权力，并不再连任。并有人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已经连续几天在对习近平个人的宣传上有所降温，习近平和政治局其他常委的活动也罕见地大幅度减少，并以此为依据，佐证中南海已经发生“软性政变”的传闻。传闻如此确凿，反倒令人无法相信。我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以上传闻，应当不必采信。但是，传闻的来源，也就是5月5日中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的确有不同寻常之处，这是确定无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根据了解中共高层政治政治规则的人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比较具有例行性质，也就是每个月召开一次，每次都会向外公布会议内容；但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会并不一定定期召开，也不一定对外说明。通常来讲，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或者需要向全国发出政策讯号，才会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并通过官方媒体向外发布新闻稿。5月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显然不是一次例行会议，而是出现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才召开的。而这次会议的召开，动因只可能有两个：要么是习近平作为总书记，认为中央高层的防疫措施遇到施行的困难，需要统一思想而召集会议；要么是其他政治局常委（某人或某几个人）对现行的防疫政策有不同意见，动议召开而得到习近平同意。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对于目前中国的疫情和防疫措施产生了严重分歧。否则，不至于要用常委会议来统一思想。 其次，关于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闻公布非常耐人寻味。按照新华社的通稿，虽然第一段中有““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一句，但之后，通篇再也没有提习近平三字。即使提到“党中央”的时候，也没有按照惯例加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字眼，对比以前的类似会议公报，这是非常罕见的对于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淡化处理手法。整篇新闻稿中，虽然说是习近平本人做了重要讲话，但引述的内容一律都是“会议认为”，而不是“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样的新闻处理，也是很少见的。 第三，关于5月5日的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所有官媒的相关报导，都只有播音员的口头播报，没有任何相关的画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天也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样是只有文字稿没有电视画面。中共的宣传规矩是非常严格的，什么情况下播出画面，什么情况下不播出画面，都是有一定的成规的。显然，这一天的高层会议的气氛，有些不同寻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通篇阐述防疫政策的情况下，新闻稿最后加了一句话：“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句话，因为并未说明是什么“其他事项”，足以给外界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它至少说明，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还讨论了与防疫本身无关的一些问题。虽然一句带过，但我认为这最后一句，才是5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议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而外界的传闻，恐怕也是来自于对这句话的猜测。 我要再次强调，作为政治评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不会附和网路上的传言，也不会相信中共内部已经发生了“软性政变”。离中共“二十大”还有半年多的时间，现在判断习近平是否连任绝对是为时过早的事情。但是，5月5日的这次中共中央常委会的召开，至少可以让我们做出两个肯定的判断：第一，中共高层对于目前上海等地的防疫措施出现了极为尖锐的对立和分歧，否则，会议的新闻稿中就不会使用“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这样激烈的言词，要知道，来自民间的不同意见压制就好了，根本就不需要常委会号召“斗争”；第二，这再次证明，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并非像外界以为的那样已经十分稳固，他可以在党内一言九鼎了。否则，习近平一句话就可以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这也再次告诉外界，习近平表面上的核心地位，其实并不牢靠，中共“二十大”上他是否能够连任，的确并非已经定局。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