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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高估“首富”的政治见识

特斯拉创办人,同时也是《富比士》2022全球最富有人物的马斯克,虽然在推特收购案上搞得风风雨雨,但同一时间,他也因为向乌克兰提供Starlink卫星网路服务,旗下SpaceX且资助乌克兰8千万美元,而让他在一场国际瞩目的战争中大出锋头。  就在他被视为乌克兰“另类英雄”时,近日他却在推特上提出倾向满足俄罗斯立场的和谈方案,不只引起乌克兰人强烈不满,泽伦斯基还亲自在个人推特页设定一场投票,题目是:“你比较喜欢支持乌克兰的马斯克,还是支持俄罗斯的马斯克”(在近150万人投票中,前者的比例为82.1%,后者仅有17.9%)。可以理解,乌克兰人这回对马斯克的发言有多反感。  马斯克之所以在一场国际大局下的战争拥有话语权,当然和他无与伦比的财富和足以用在战争中的产业技术有关,至于他能不能被看成划时代的世界级领袖,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尽管他曾被《时代》杂志评为2021年“年度人物”,我们也不要忽略《时代》对他“小丑、天才、实业家、表演家…”的综合评语,因为这样的人或许影响力很大,好坏却难说。  以资产论,马斯克当然是全球首富,以智商论,客观来看,也没有人会质疑他真的很聪明,而且很可能是当今全球极致聪明者之一。不过,这样一位集“首富”和“天才”于一身的人,在表达政治意见时,却未必能和超凡见识直接画上等号,至多只是让人感到难以捉摸。  就像《纽约时报》曾在一篇他的人物侧写中写到:“这位好发推特的亿万富翁经常被描述为是自由主义者,但当政府介入有助其商业利益时,他也不会拒绝。”一直以来,马斯克自我经营之道,其实就像他收购推特的过程,经常是大风大浪,也经常是反反复复。  例如,马斯克说自己宁可远离政治,但他是最常藉推特发表政治议论的富豪;他反对政府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民,但会在拜登“缺席”他SpaceX发表会时,在推特上讥讽拜登“他还在睡觉吧”(呼应川普称拜登“瞌睡乔”);他不像乔治·索罗斯等亿万富翁动辄大手笔捐款给自己支持的党派,倒是会捐钱给德州、加州,有益他特斯拉产业发展的政治人物;他反对联邦补贴制,但不反对州政府减免他的赋税;他创建电动车王国,却对环保议题和气候变迁不感兴趣,还呼吁增加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他说他坚持百分之百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拥护者,却曾强迫一名记者在他的诽谤官司中作证,一度打算成立网站去评估记者的可信度(后来不了了之)。  马斯克经常标榜自己没有明显的政治意识,但会在某个国会议员损及他的利益(尤其是纳税方面)时,直接发言批判对方,又因为他身为市场经济的龙头,于是直接具备了传递个人思想的特殊霸权,并化身成媒体上议论时政的常客。  回头来说,马斯克之所以受到那么多美国人崇拜,其一,他17岁提著一卡皮箱到美国发展,数十年后就成为资产上千亿的富豪,故事实在太激励人心;其二,马斯克的电动车、星链技术,的确能满足人类对“新技术”的热切追求,尤其那还代表了他帮很多人实现了梦想;其三,财富就是影响力,通常在普罗大众中,这样的人谁会不注意。  只是近来,美国社会似乎也开始“冷静”看待一个兼具财富和智商的马斯克,意即并不否认他还是很有钱,产业技术还是不断创新,但他的政治理念恐怕只能说平凡无奇,甚至因为个人专业领域非凡的成就,让他的发言经常带有口不择言、口无遮拦的自大。或许,就其专业领域,当他愿意用他的钱和智慧促使人类社会进步,大家还是很爱他,但当他频频发表自以为是的政治见解,最终可能只是让他瞬间变得很平凡。  一本介绍企业领导者特质的书《Leader By Choice》,在以马斯克为例时,说他的成功之道之一就是“能以科学和物理的思维提出解决方案,并快速完成体验,立即从反馈中分析得失。”若将这一企业思维直接套在政治工作上,马斯克最后会建议乌克兰接受倾向满足俄罗斯立场的和谈方案,其实也是刚好而已(被骂后很快再微调自己的意见)。 (全文转自上报)

二十大习家军铺满政治局 福建帮或成大赢家

中共二十大临近,高层人事博弈预料已尘埃落定,只待走过场。除非中共政权半个月内突然跨台,否则看来很难阻挡习近平连任。在这前提下,到二十大结束,习派人马可能会进一步铺满政治局,除了个别职位留给非习派。而习派人马中,真正的铁杆都是带有“熟人”标签的,当中其实已经分成多个帮派,在二十大政治局争夺战中,福建帮或成大赢家。 习近平“用人唯熟” 官场有五大帮 所谓的习派,人们也称为习家军。但习近平用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要用“熟人”(因为种种因缘和他有过良好交往记录的人),光向习表忠还不一定算得上习家军,熟人优先。 在这个基准下,实际上习家军又可分成几个帮派。中国人的帮派划分一般以籍贯为主,同时结合仕途经历。 第一个是福建帮。习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是福建,长达17年(1985年至2002年),在那里有他多年旧部属或故交。 福建帮头号亲信是公安部长王小洪(福建人,在福建时负责习的安全警卫),然后还有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福建人,先后在福建和浙江成为习的部属);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广东兴宁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早年在福建就是习的铁杆);中宣部长黄坤明(福建人,与习的交集包括福建和浙江两地);中央网信办主任庄荣文(福建人,习的旧部)。 军中福建帮有:现任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江苏如皋人,生于福州),苗华早年在驻守福建的31军当政治部主任,与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交好。另一个是已进入中央军委联指中心任职的原东部战区司令何卫东(江苏东台人,生于福建南平,与习也有渊源,也曾是31军军头)、现任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福建人,是苗华的31军旧部)。 第二个是浙江帮,又常被称为“之江新军”。习在福建仅5年,但是由于直接是当省委书记,收罗不少人马。包括曾担任习大秘的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曾在浙江宣传口操盘包装习主政浙江政绩的现任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 习的浙江“熟人”,现在台上的还有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陕西省长赵一德,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司法部长唐一军,本退居二线最近又上位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应勇,等等。 第三个是新上海帮。习在上海仅是过渡,时间不足一年,但从目前被重用的官员看,也有不少是当年在上海的旧部。包括中南海大总管、中办主任丁薛祥,丁是习主政上海时的大秘;另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徐麟,国家监委主任杨晓渡。 第四个是党校帮。习2007年12月至2012年12月任中央党校校长,在这阶段作为储君角色,也在党校网罗了一些重要人马。 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书磊今年6月已出任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书磊是河南人,北大中文系文学博士学历,长期在中央党校工作。中共十七大后,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李书磊获提拔为副校长,据称习在党内的一些讲话稿亦出自其手。李也被传是习近平权斗策略的幕后人物。 习的另一个党校帮重要成员是石泰峰。66岁的石泰峰曾在中央党校任职超过25年,习掌中央党校时他是副校长,后来又在内蒙古强推汉语教育“有功”,以及在内蒙倒查矿业腐败20年。他于2022年4月调任中共社科院院长,6月兼人大副主任委员。 第五个是陕甘宁帮。习近平祖籍河南邓州,籍贯陕西富平,生于北京。由于陕西是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出生、成长,陕(西)甘(肃)宁(夏)是习仲勋闹革命发家之地,一部分亲近习家的陕甘宁官员和仕途经历该区域的官员也被网罗进习家军中。其中目前得势的是景俊海和李希。 习近平的陕西老乡景俊海,曾经因为在担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期间大力宣传“梁家河精神”,并亲自主持扩建习仲勋陵园而受到习近平特别青睐,2015年被习下令调升中宣部副部长,不出两年即改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并成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虽然和习近平没有直接共事的经历,但他特别被视为习近平派系“熟人”。 李希是甘肃两当人,而两当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起家之地,李希为把老家两当开发成为红色景点出力不少。李希担任延安市委书记期间,又将习近平早年当知青的梁家河,打造成为现今官员趋之若鹜的朝拜地。凭这种关系,说习近平和他不熟也不行。 除了这五大帮,习还有另一些家族世交,以及早年当知青的好友,后来在清华的同学,或在河北工作时的故交好友。但基本上都是将退的部分,如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副总理刘鹤、中组部部长陈希。 福建帮或成政治局席位争夺战大赢家 中共高层所谓“七上八下”的退休潜规则,并非完全过时,现届政治局常委中,加上其它因素,预计除了习近平连任,栗战书、韩正将退出常委,李克强、汪洋和王沪宁是否全退仍未定局,赵乐际可能不当中纪委书记。 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刘鹤、许其亮、王晨、孙春兰、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郭声琨,都会因年龄退休。李鸿忠和陈全国未过67岁,但可能进入人大任闲职。 习家军预计会最大限度铺满二十届政治局,在十九届政治局25名委员中,习的熟人有12人:栗战书、刘鹤、王晨、杨晓渡、张又侠、陈希、丁薛祥、李希、李强、陈敏尔、黄坤明、蔡奇。 二十届政治局,习的熟人可能增至15人:丁薛祥、蔡奇、黄坤明、何立峰、苗华、何卫东、石泰峰、李书磊、李强、陈敏尔、王小洪、李书磊、李希、景俊海、楼阳生。 以上名单中,福建帮有蔡奇、黄坤明、何立峰、苗华、何卫东、王小洪等6人,人数最多。 15名熟人中,丁薛祥最大可能入常,接栗战书的人大委员长之位,习对于立法机关这个中共的橡皮图章非常重视,必须铁杆来负责;蔡奇可能接替王晨的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兼人大秘书长;65岁的黄坤明,实际管宣传多年,可能会顶掉已无利用价值的王沪宁入常,分管意识形态和文宣。 何立峰早被认为会入局,接下刘鹤的副总理,但也有可能直接入常接替韩正的第一副总理,至少是必然入局。 两名入局的军委副主席,苗华是最热门者,作为军中福建帮,也是所谓“台海派”的代表。但另一个副主席,可能是原东部战区司令何卫东,同属福建帮。由于台海问题在习的第三任期必然会进一步升温,这种安排有合理性。 党校帮的石泰峰在社科院短暂过渡后,极可能掌中央党校,兼中组部部长。李书磊接管中宣部,公安部长王小洪目前已是除郭声琨和赵克志外,排行最前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其上位政法委书记的可能性最大。 陕甘宁帮的李希或按前几届广东主政者的传统,上位主管农村农业的副总理。至于景俊海、楼阳生,在空下的广东和几大直辖市能找到一把手的位置,顺势入局。 但在政治局一些关键席位上,习家军内部也会暗争明斗。 比如,目前有关出任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人选,被外界列出的有张军、王小洪、应勇、陈文清、陈一新、周强等多人,其中被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王小洪和陈一新、应勇这三名习的熟人,分属福建帮和浙江帮。 常务副总理,则是何立峰和李强之间竞争,同样分属福建帮和浙江帮。 军中福建帮坐大对习是福是祸? 一旦福建帮在政治局坐大,在军队中也会有体现。 中共军委副主席最终可能由苗华和何卫东,两名福建帮夺得,并且进入政治局。 尽管从各大军种和战区看,军政主官籍贯五湖四海,但是如果苗华和何卫东当上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至少会进入军委),加上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未来中共对台的军事方略,都在福建帮手上。 习在军中有亲密的福建帮,确实有利于铺排所谓武统的野心和意志。而未来习一定会起用更多熟悉台海的将官,军中福建帮也会借机做大,中下层的福建系军官自然纷纷攀附帮内大佬。这可能是最不喜欢下属搞团团伙伙的习近平始料未及的。 有鉴于江胡时代军中河南帮横行的前例,这对习掌军或带来另一面的风险。 胡锦涛时期,江泽民靠郭伯雄徐才厚间接控军,当时江大秘、总政副主任贾廷安接棒前总政副主任张树田,成为河南帮帮主,该帮派势力强大,在军中滋生腐败,大搞买官卖官。王守业、谷俊山、杨金山、王玉发等军中贪将皆是河南帮。 亲信掌军,好处是忠诚第一,但坏处是因得势嚣张,滋生腐败和不公,伤害军心。最近官方《理论与改革》杂志发文承认,习上台十年,中共腐败不是不在了,而是变异了,更加隐蔽,称为“新型腐败”。 这样看来,中共军队为何热衷于涉台军演,进行各种滋扰?当中也许有军费腐败问题,以此为理由多搞一搞,好向上边要钱。这样的军队不打仗还可,一拉出去打仗,恐怕会不堪一击。 同时,军队腐败之馀,有人就会有野心。几年之后,在习近平高龄之际,恐怕也会像毛泽东年迈时一样,对于已被自己整得混乱不堪的政局完全失控,到时难保不会出现另一个林彪,中共也最终在混乱中垮台。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南海游戏规则早已改变 但政变遥传者思维仍停留在以前

中共二十大即将举行。同往届党代会相比,今年人们能够感受到舆论环境有一个明显不同,就是对中南海的谣传特别多,包括政变谣传。有人戏言,在过去几年,习都不知被软禁过多少次。而最近的政变谣传,虽然习已现身,可很多人依然相信他已被控制。 能理解很多人由于对现状的无可奈何,于是怀有一种期待,希望在蛛丝马迹中看到某种不利习的变化,并将它放大。就习在这10年的所作所为,开历史倒车,将中国带向一个危险境地而言,他统治下的人民有理由向他表达不满,发泄无论是基于个人还是公共情怀的愤怒,要求中共更换其领导人。这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如果真的相信中南海发生了政变,并想通过政变之类谣传谣翻习近平政权或者中共,至少从当下来说,是很不现实的。许多人笃信在中国“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于是乐此不疲,制造或者传播这类谣言。然而,对“谣言”到底是不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还是要分具体情况和情景的,不能一概笼统视之。政变之类的谣言就不适合这么说。为什么这些政变的谣传事后没有一起得到证实?原因在于,它没有基本事实的支撑,只是看到某种迹象,于是就产生联想,但这两者的逻辑关系其实是建立不起来的。以最近这次政变谣传为例,习从中亚提前回国,缺席军改会,久不露面,这些迹象似乎显示中南海发生政变,习被软禁。但习不过是没参加东道主为上合峰会领导人主办的晚宴而已。对习来说,他首次出国,如果有些担心在这个晚宴上感染病毒而提前回国,也不难理解。 退一步言,就算北京有事习需提前回国,也绝不是发生了政变,因为很难解释,同行的外长王毅和外事委主任杨洁篪没有在政变中被扣留。这不符合政变的规律。王毅旋即出席联大会议,依然口口声声言称习主席的指示,杨洁篪也到福建同俄罗斯的联邦安全秘书会谈。独习在公共场合消失,是因为他要遵守防疫规定隔离十天。7月习从香港回来,也是隔离了两周。海外回国需隔离,这是官方规定,清零是习强加给大众的,你强行推行的政策当然自己先要遵守,哪怕是做表面文章,也要给民众做个表率,否则别人就有理由不遵守。至于王毅杨洁篪没有隔离,那是外交需要。但是习不能落人把柄,尤其在大众都在呼吁废除清零之时。所以隔离时间一到,他也就公开了活动。 不管政变谣传者出于怎样的心理动机制造或传播此类谣言,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对中南海的看法和思维模式还停留在以前,过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去看待中共高层不同的政策分歧,并放大它的激烈程度。中南海的黑箱作业模式固然让外界猜不透“海”里发生了什么,习也发出“伟大斗争”的号召,但从中共文件、官方学者的解读,其实都读不出伟大斗争指的是人事、权力和路线方面的斗争,而更多强调的是党员干部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以及艰难困苦的任务,要有斗争的精神、意志、本领和自觉性。自习成为核心,一统中共这个“江湖”后,此类斗争不能说完全绝迹,但大大减少,尤其是针对习的权力和路线斗争,不会存在,原因很简单,习没有对手。 毛搞文革,一个说法是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毛要打倒刘。三年灾荒让毛的权威在高层严重受损,而当时的中央一线二线设置也使毛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架空,从这个角度看毛有理由打倒刘。问题是尽管毛的权威受损,但在毛刘力量的对比中,刘远远不是毛对手,所以毛公开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还是同毛一样的老资格的中共领导人。由此可见,当两个政治对手之间的力量过于悬殊,强者一方无需采取什么阴谋手段就可把对方打倒,只要他愿意;弱者除非被逼到生死地步,也不可能对强者进行反击,因为他明知这样没有胜算。事实上,在中共的政治斗争史上,对毛和邓这类政治强人,他的对手并不敢真去挑战他们的权威,更不用说把他们拉下马取而代之。 习的权威和权力自然不能跟毛相比,但习的政治对手也没有刘这样的实力。问题还在于,习和他的中南海对手之间,并未到你死我活不相容地步,需要后者发动政变软禁习。另外,习现在在制服党内同僚方面,有一件十分有效的政治工具,这就是他在政治建设的遮掩下,在党内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规范,可以利用党的机器和制度合法地迫使他们接受习的领导。这是毛不具有的,当然毛也不需要。 习这些年在政治上做了两个动作,一是在国家推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二是在党内大搞政治建设。两者都是要将习的意志变成一种规范,前者是所谓的习氏法治;后者则在党内立规。政治建设的首要目的,是突出和加强习的政治权威和核心地位,并在党内规矩上体现这一点。中共在2019年1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对此作出部署。后来当局在评价一个干部的政治立场时,频繁使用“政治站位”一词,官员上任,是政治站位高,官员落马,是政治站位出问题,衡量标准就看一个官员是否拥护和忠于习,严格遵守和执行习定下的党内政治规矩。 其中习给党内高层立下的一个政治规矩,就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法、最高检党组书记,年末向习作书面述职。中共以前的领导人,包括毛,从来没有这样有意识地把自己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拉开距离。毛在生气时,也会叫官员写检讨,但这完全取决毛的心情,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个做法是习开创的先例,用一种制度化的形式把自己凌驾于其他政治局成员之上,也就是凌驾于党中央这个集体和全党之上,已经进行了几年,但24位政治局成员竟奈何不得,每年都得向习汇报工作,听取他的点评和指示。 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他是以党中央的名义搞的,如果有哪个政治局委员不向他述职,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不只是对他个人权威的藐视,变成了对党的总书记的藐视,从而也是对党中央的藐视,换言之,是一种反党行为。中共现在的官僚,也许有胆量反习,但绝对没有胆量反党,离开了党,他什么都不是。当年薄熙来意气风发时,也曾有高参劝他公开竖旗反胡,但一想到这样做会被看作反党,就不敢。胡那时尚未在党内立一大堆这类规矩。而习的政治建设和党内立规,实际上正是基于胡的弱势总书记的教训而做的。在习掌控党机器和合法性的情况下,中南海的高官都怕担反党罪名,尽管中共如今不用这个指控。 可以说,习用这一手,再加上反腐,彻底改变了中南海的游戏规则,驯服了他的党内同僚。习当然做不到一手遮天,也不可能一手遮天,也用不着一手遮天,但假如他的意见同多数常委发生冲突而他又不愿改变时,能够想象到的情形是多数常委迁就他,而不是相反。清零政策就是现成一例。清零搞得民怨很大,百业凋敝,经济半死不活,他不想废除,大家就只能继续忍着。 可惜,很多人看不到中南海游戏规则早已改变,指望李克强们或退下来的总书记和常委去反习。对习的党内对手和政治反对派,包括海外的反习力量来说,要反习,需要针对这种新的情况,寻找和采取更有效的反对策略,而不是一味相信此类破绽百出的低级谣言的舆论“威力”。但这是另一话题,在此不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何清涟:由中国跨境执法看近年国际关系的演变

9月下旬,总部位于西班牙首府马德里的“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表以《海外110:不受控的中国跨国犯罪打击》为题的报告,指出中国针对海外电信诈骗行为所采取的大规模全球追讨行动始于2018年,随着中国警侨“海外服务站”的成立,该行动已经逐渐扩大规模。据中国官方的声明指出,从2021年4月到2022年7月已经有23万名嫌疑人被成功“劝返”回中国。加拿大《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亦于9月27日报道了中国公安在加拿大境内开设了至少三个“警察局”的消息,称这是中国安全部门为了监视华裔加拿大侨民而采取的行动。两篇报道都是根据公开信息写出,绝对真实;但两条消息都未曾采访所在国警方,未提及所在国警方的态度。 跨境执法涉及到的国家遍布五洲 “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中国警侨“海外服务站”遍布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这些海外服务站行动起源于地方政府,比如福建、浙江等。而这些海外服务站在境外“劝返”行动中发挥了直接作用。 根据“保护卫士”报告的统计,福州市和青田县的警侨海外服务站设立在了包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和巴西、阿根廷等美洲国家,以及个别亚洲和非洲国家。 该报告还指出,中国当局锁定了九个国家为“欺诈和电信诈骗犯罪严重国家”,它们是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阿联酋和土耳其。中国公民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得在这些国家停留。 “保护卫士”认为,中国的这种“海外110”行动,使用不正规的手段去针对海外中国人或是其留在中国的家属,无论目标是异议人士、贪腐官员还是非重点目标的嫌疑人,都破坏了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规避了双方的双边警务与司法合作,违反了国际法规。 “保护卫士”指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这些国家当中有西方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相关国警方当然不会因为语言障碍,比如看不懂中文而处于信息隔绝状态。因为这种追逃还波及异议人士,肯定会有人向当地警方或者相关部门举报。因此,只有一个结论:所在国的警方知情,默许中国当局的海外110行动,因此形成了一条没有法律规定但却实际存在的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存在从何时开始? 社会秩序依靠成文法与习惯(道德约束)维持,国际之间交往也基本如此。中国在他国大规模执法这事儿,就我所知,开启于“猎狐2014”全球追逃贪官行动。 “追逃”是全球范围内追缉携资出逃的各类官员及国企高管。中国从2014年7月就开始推出“猎狐2014”,大张旗鼓地开始在全世界追捕外逃贪官。到10月下旬,人民网推出《聚集中国打击外逃贪官行动》系列,至今共有8集,全方位地描述了全球追逃的各方面情况。在这个系列中讲得非常清楚:中国同意按国际惯例,与所在国分享境外追赃,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国与中国之间虽然尚未签署“引渡协议”,但已有多种形式的司法执法合作,可协助完成追逃追赃。 中国外逃贪腐官员多在金融业、垄断性国有企业、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以及税收、贸易、投资部门等任职。以前对抓获人数总是语焉不详,但在“猎狐2014”行动开始后,官方首次给出了具体数据: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途径是引渡、遣返、劝返、异地追诉等。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移民国家,生活条件好、教育质量高,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贪官藏匿地,据说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 据称,这是中国政府排除万难,与63个国家签定107项司法协助条约(包括已进行第一轮谈判的),并遵照国际惯例让协助国参与分享被没收的资产(分享比例按协助情况定为40-80%)。 基于上述情况,中国现在这种“海外110”行动,估计是当年司法合作的延续,与所在国商定的目标是贪腐官员等重点目标的嫌疑人,异议人士应该是中国当局挟带的“私货”。 中国政府海外执法的不确定性与时效性 近三年以来,围绕中美两国(今年则是俄乌战争),国际关系急剧变化重组,中国与前述63个国家签定的107项司法协助条约应该会有变化,只是不被媒体关注报道罢了。但以美国为例,变化极大。以下是今年发生的两件(类)大事。 据《华尔街日报》在9月24日发表《美中摩擦促使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大学》一文,引述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收集的数据,2021年,有1,400多名在美国接受培训的中国科学家放弃了在美国学术单位或企业的工作,回到中国,该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2%。许多学者表示,美中日益敌对的政治情势和种族环境是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 据《华尔街日报》采访的中国科学家所述,中国对言论和学术自由的限制让他们感觉自己被困住了,他们经常要参加政治教育会议,而且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越过共产党的政治红线。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回中国?亚利桑那大学在2021年夏天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因为担心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每10名华裔科学家中就有4名最近考虑离开美国。 毫无疑问,这些受监控的华裔科学家因自身研究的特殊性,或多或少与中国保持关系,有的甚至参与了“千人计划”。但这不是秘密,中美两国关系定位于合作伙伴甚至战略合作伙伴时,千人计划招聘计划在网上公开,不少参与者也知会了供职的大学或者研究所,有的甚至还为其服务机构谋求了多笔来自中国的资助。他们这种行为,直到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才被正式列于违法。 另外一例就是纽约市的王书君五人间谍案。美国司法部网站在5月18日发布《一名美国公民和四名中国情报官员 被控对著名的民运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领袖进行间谍活动》,附于文中的起诉书(中文译文)详细列举了王书君案细节,主要是被告涉嫌密谋压制在美国和海外的抨击中国政府人士。据笔者所知,王本人在纽约民运圈活动的资本就是他与纽约领馆的密切关系,他本人也毫不隐瞒这种关系,还常自夸于人前。本人总共只见过这人两次,在一个十余人的公开场合就亲耳听到过他这种自夸。据一些知内情的人士说,因为华人圈吃这套,因此王书君挟此自重——我在此处提这案子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这是美国以此类罪名起诉中共特务的第一起;其二是在中美关系尚好的时期,美国并不真在意中共特务在异议人士当中的活动,因为那只会搞乱民运圈,对美国伤害不大。 综上所述,最后对本文阐述的内容做个概括:一、中共对外长期渗透,包括跨境执法在内。我在国内时对通过东南亚追逃就知晓一点,在东南亚邻国当中,只有新加坡特别在意并禁止中国这种活动。二、目前的“海外110”从2018年开始公然存在,疑似“猎狐2014”与各国司法协作的延续;三、中国这种跨境执法与跨境活动存在着不确定性与时效性,主要受中国与他国关系状态的影响,美国加强对华裔科学家的监控并起诉王书君就是一例,下一步也许就会波及中国的“海外110”。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那些人,生活在猪圈中,却以为是天堂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日,为了向中秋节这个中国传统佳节致意,包括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等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在微博发放视频,用普通话朗诵苏东坡在北宋熙宁九年中秋所写下的经典之作《水调歌头》,祝福中国民众中秋快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中美关系陷入低潮和对立之际,外交官的友好表示大致是行礼如仪,维持面子,不能看成是中美关系好转的标志。但国与国的交往,与人与人的交往一样,也要讲究基本礼节,只要还没有断交或撕破脸,彼此还是客客气气的好。 但是,中国官方还未发声,中国的战狼们已摩拳擦掌、恶言相向。一群中国网民认为,美国驻华使馆并非真心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前两天还在网络攻击我们,逢年过节说两句好话就摆平了?”、“心眼坏的说再好听的话也没人相信”、“给糖一定要笑吗?”、“相由心生,再美的诗句,从强盗和骗子嘴中念出来,都不是那么回事。” 更有不少中国网民专门挑选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去挑衅、刺激美国人的痛处。有人说:“提前预祝美国人九一一快乐。”有人说:“明天喝一杯,庆祝九一一事件二十一周年。”有人说:“大使先生的祝福我收到了,感谢,明天换我来祝福你们。”有人说:“明天是美国的好日子,正常的中国人都会送上祝福的。”不止如此,对于美国驻华使馆发布的悼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的视频,一些中国网民幸灾乐祸地嘲讽道:“按照辈份来说,美国应该守孝三年。” 说这些话的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人渣。我写过一本名为《卑贱的中国人》的书,自以为“卑贱”一词比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中的“丑陋”份量更重,形容中国人的民族性更恰到好处。没有想到,在这些言论面前,“卑贱”一词不足以形容,他们不是“卑贱”,而是“恶毒”。这些人身上,带着习近平身上那种阴沟中的气味,那种远远就让英国女王闻到并皱眉的气味。中国不是只有习近平一个坏人,习近平是从千千万万卑贱且恶毒的坏人中脱颖而出的。习近平并不比大部分中国人更坏,习近平就是中国人性格、素质、品行的平均水平。批判习近平一个人远远不够,必须直面诞生、养育、纵容、崇拜习近平的广袤的“群众基础”。 当然,不是所有中国网民都如此恶毒。对于战狼们的恶意攻击,有中国网民直接跟帖,“拿别人的苦难当乐事,知道你是谁吗”,“不笑灾难是人的标准”,“真给礼仪之邦长脸啊”,“与文明渐行渐远,内心肮脏至极”。也有中国网民对于美国使馆的祝福表示感谢,并“祝美国永远昌盛”。还有中国网民表示:“面对一条用心制作的真心祝福,用恶语相加作为回报,评论里有多少仇恨,就知道煽动仇恨者是多么邪恶。”另一名中国网民说,“他们根本不会去想自己的仇恨从何而来,思辨能力对于他们来说是奢侈品,守住心底的善良,期待明天的美好”。有一篇题为《美国驻华大使馆中秋祝福下的评论,让礼仪之邦蒙羞》的文章,讨论了这一事件,在结论部分指出:“未曾想,多年后,我们的网友竟然堕落到拿着一个国家的灾难或者说人类的灾难进行嘲讽别人,这种认知的落差,绝对是对文明的伤害,给礼仪之邦蒙羞。”这篇文章很快被中国各大网站封杀。其实,中国从来不是“礼仪之邦”,而是人吃人的“魔兽世界”。近代以来,美国对待中国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过于善良地将猪圈当做人间。 明恩博的《支那人气质》仍是认识中国人的入门书 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时,无数中国网民眼巴巴地希望中国军方发射飞弹将其座机击落。但中国军方按兵不动,让他们大失所望,甚至泣不成声。有一个华为高级工程师的微信群组上,人人都摩拳擦掌,要出钱出力,收复台湾,留岛不留人。话音未落,有一人发言说:“稍等片刻,我要下楼做核酸测试了。”一群被居家隔离、天天强制捅鼻孔的奴隶,偏偏以剥夺他人的自由为人生最高目标,他们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违和感。 他们将奴隶做到了奴才的地步,奴才比奴隶主的心理更阴暗。当奴隶主叫他们去杀人时,他们不会将枪口往上抬一寸,而是将枪口放低一寸,这样能杀更多人。邓小平下令武力镇压八九民运,其命令中并没有直接说要开坦克碾压手无寸铁的民众,但那些开坦克的士兵横冲直撞地用坦克将同胞碾压成肉饼。他们因为掌握了坦克这个钢铁机器,而有了掌握他人生死的宙斯般的权柄。极度的凶残与极度的怯懦,完美地融合在同一个人身上。 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真该学习和诵读的不是苏东坡的诗词歌赋,而是从清末就在中国生活大半辈子的美国传教士明恩博的着作《支那人气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读懂这本书,就能读懂中国。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深受此书影响,他在去世前两个星期还专门撰文推荐此书:“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明恩博在山东农村生活了几十年,能说一口带山东口音的汉语。他对中国怀抱深切的同情,曾游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将庚子赔款归还给中国用于发展现代教育。但正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中国,亲身体验到中国国民劣根性。他说过:“中国人并不缺智慧,不缺忍耐、务实和乐天的性格。在这些方面,他们都非常出色。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他还说过:“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品性,就是侧隐之心或同情心。”他指出,中国人对于残疾的人、心理上有缺陷的人、遇难的人、陌路人、妇孺以至于牲畜都表现出同情心的缺乏,中国人对弱者最为残忍。 明恩博还发现,中国人特别缺乏反抗不公不义的勇气。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八年,华北地区爆发罕见的大饥荒,史称“丁戊奇荒”。灾荒的原因是天灾加人祸:天灾是旱灾、洪灾;人祸是全国各地疯狂种植鸦片,导致庄稼种植减少。二百年难遇的丁戊奇荒,导致死亡人数高达一千万,大半个世纪后这个数字才被毛时代的大饥荒所超越。明恩溥亲眼目睹了这幕人间惨剧,他发现,很多百姓宁可无家可归、举家逃难,也不会团结一致向官府求助或抗议。即使地主家就在旁边,灾民也不敢去抢劫地主的粮食。他就此问题询问很多灾民,他们的回答都是“不敢”。他直白地告诉灾民,反正都是死,与其白白饿死,还不如聚集起来争取生存所必须的粮食。但灾民面无表情地回应,连声说“不敢、不敢”。多年之后,在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中,中国人仍是“不敢”反抗;在习近平悍然下令封城的暴政下,中国人依旧逆来顺受。 民国时留美归来的社会学家李景汉在评论明恩博的这本著作时指出:“我们自然不可让人随便有意地颠倒是非,但也不要讳疾护短。因为了解与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耻辱,惟有不努力从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耻辱。”中国人要摆脱猪的命运,中国要从猪圈进化成人间,就从研读明恩博的《支那人气质》开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毛泽东才是屎尿屁文化的始作俑者

官办的中国作家协会本就藏污纳垢 中国作家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日前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协会发展会员”。而她的“代表作”大都是充斥“屎尿屁”的新诗,一度在网上疯传。普通网友冷嘲热讽,偏偏是名校中文系教授跳出来为之保驾护航。 贾浅浅除了有个著名老爸之外,本身亦大有来头,为西北大学文学博士、中文系副教授、陕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获“2017《诗人文摘》年度诗人”、“2019名人堂年度十大诗人”等殊荣。 有网友爆料,贾浅浅高考只考了250分,一般人若是这个成绩连专科都上不了,她却顺利进入重点大学西北大学,一直念到博士。她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贾平凹的书画艺术》,光看这个题目就知道水准如何——贾平凹不是书画家,其书画作品根本不足以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但女儿写老爸,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且,贾浅浅读博时的导师是一个谜,连博士论文也查不到。更传奇的是,她一开始读博就拿到副教授职称,这一职称是如何获得的? 今天的中国,仍是文革时遇罗克付出生命代价来反对的“血统论”的中国,如文革时那副对联所写:“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官场上有“官二代”,文坛上有“文二代”,贫寒子弟要想出人头地,门都没有。 贾浅浅的“屎尿屁”文学在网上引起热议,连中央级媒体“中国新闻社”也看不过去,发表评论文章加以批评。文章认为:“文学鼓励传承,但不应该‘世袭’。对于优秀的文学家来说,也不能仅仅是作品优秀,还应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这个批评颇为委婉,但对贾府而言,却如同“响鼓不用重锤”,足以胆战心惊。贾平凹是西北文化代言人之一,深受陕西和西安地方政府器重,但这一次事件,已超出地方政府控制范畴。他的女儿被网民批评,他无能为力。官府没有出手保护,反倒落井下石,因为贾平凹不是作协主席铁凝、副主席莫言那样在政治上跟当局亦步亦趋的御用作家,当局乐见他成为被封控政策搞得怨气冲天的民众的出气筒。随即,中国作家协会发表声明,将贾浅浅予以除名。其实,官办作协向来藏污纳垢,还有更多丑闻未被揭发出来。 官媒谴责贾家的世袭及家风不好,却故意回避更可怕的世袭是政治权力的世袭。习近平就是典型代表,他资质平庸,若非有个高官老爸,不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一尊”。而习近平造成的危害比贾浅浅大千万倍。 官媒更应当顺藤摸瓜,在文化层面,贾浅浅庸俗不堪的诗文,源于毛泽东。毛才是当代中国屎尿屁文化的开创者,学习毛泽东这个好榜样的,不单单是贾氏父女,更有刻意拿粗鄙语言来炫耀的习近平。习近平那些粗鲁无文、漏洞百出的讲话,早已在国内国际沦为笑柄,他本人却视之为“接地气”的“正能量”——这一切的判断标准,都始于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这篇划定中共文艺政策的讲话中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特别加入“牛屎”这个细节,来颠覆干净与不干净的概念,来瓦解知识分子的尊严,知识分子阶层要被中共踩在脚下。当时国统区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没有注意到这篇讲话,如热心农村改革的梁漱溟等人,稀里糊涂跟着毛走,成为中共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打天下的光棍,只会说流氓的行话 毛在吟诗作赋、公开讲话和私下言谈中,都喜欢使用“屁”这个字眼。毛的崇拜者称赞,这是大雅大俗、大开大合、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据毛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他初到领袖身边工作,毛高声发话:“王医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这句话说出后,毛失控地大笑起来,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起来。王一时不知如何应答。 毛将异议者的批评斥为“放屁”。反右运动时,他召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布置将右派引蛇出洞再一网打尽的“阳谋”。他说:“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 毛在接见外宾时,也常常不顾基本礼仪,说粗话,甚至色情笑话,以显示其“劳动人民”本色。但他其实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从未干过一天农活。据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回忆,他在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处长时,曾与毛会谈:“毛泽东也来自农村,在外交会谈正常进行中,经常用一些粗话,比如在谈论另一个话题时,他把美中关系中的某个特殊问题,说成是比‘屁’无关紧要。他的一位负责的女翻译照翻不误。” 毛还将屎尿屁写入诗词,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写道:“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复。”毛用这首词来颠覆赫鲁晓夫定义的“土豆加牛肉”的社会主义。那时,中国人饥肠辘辘,勉强果腹,哪里有能力放屁!“放屁”是酒足饭饱的毛的特权。 毛最后一个贴身护士和情妇孟锦云,在与毛打情骂俏时,曾提及毛“不须放屁”的大作。孟说:“主席,您写不许放屁,可您今天放了二十八个屁。我都给您数着呢。”毛说:“噢,你还给我记着黑账。活人哪个不放屁,屁,人之气也,五谷杂粮之气也。放屁者洋洋得意,闻屁者垂头丧气。”毛的意思是说,他放屁给赫鲁晓夫闻,赫鲁晓夫被他打败了。 孟锦云在毛身边工作,小心翼翼地伺候毛,满足毛的性欲,每天闻毛放的屁,连生孩子的权利都被毛剥夺。有一次,孟锦云对张玉凤透露说:“张姐,我都快三十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她不敢直接跟毛讲,可见对毛有多么畏惧。张玉凤把孟的意思转达给毛:“主席,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毛冷冷地回答:“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独裁者连女人的子宫都要掌控。 毛喜欢使用的比屎尿屁更粗鄙的字眼是“操娘”。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毛泽东用这个难听的词汇对骂,中共上层的政治斗争往往从骂娘开始。彭被毛逼到绝路上,当众绝望地大吼:“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还不行?”毛胸有成竹,缓缓回应说:“(延安时)华北座谈会操了四十天娘,补足二十天,这次也四十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彭已成瓮中之鳖,毛是关门打狗。从这番对话中看出,中共是土匪团体,流氓本色,不加掩饰。 毛的“造反有理”,其实是“强盗有理”,强盗可随意放屁、随地大小便。难怪李登辉在千岛湖事件之后,谴责中国是一个“土匪国家”。李登辉指出:“官员眼中没有国民和人民,只是一味地中饱私囊,为了家族而‘储蓄’。中国人这样的价值观,到了现代也没有改变,所以演变成共产党全体干部的贪污问题。要让中国人能理解他人的权利和人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为什么在英国女王葬礼上唯独王岐山戴口罩?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出席女王葬礼的各国政要中,唯独代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葬礼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及随从戴着口罩。 为什么在英国女王葬礼上唯独王岐山戴口罩呢?他是怕自己感染别人,还是怕别人感染自己呢?当然,他是怕别人感染自己。可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都不怕别人感染自己,唯独来自中国的王岐山害怕别人感染自己呢? 两个月前,中国官媒报道,现职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已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而且接种的是中国国产疫苗。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有人说:正常国度不都是很多群众不敢打,领导先打稳定人心啊,为什么人民都打完了领导才公布?有人说,都知道国产灭活疫苗的效力比不上外国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谁相信党国领导人打的是国产疫苗而不是外国疫苗啊?也有人说,既然党国领导人都和老百姓一样打国产疫苗,这说明他们对国产疫苗很有信心,那为什么还不开放,为什么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动态清零呢?还有人说,中国政府宣称它的原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可是,连74岁的英王查理三世都不戴口罩,连79岁的美国总统拜登都不戴口罩,莫非他们个个把自己的生命都不至上吗? 我们有理由怀疑,王岐山戴口罩纯粹是装模作样。王岐山想必是接种过最好的疫苗,他很清楚出席英国女王葬礼根本用不着戴口罩,但是为了和习近平在国内搞的动态清零保持一致,所以才要戴口罩。 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在9月8日公布新的防疫要求,从9月10日中秋节到10月31日,实施强化疫情防控5项措施,即便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也要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 卫健委说,新的防疫要求是针对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这话很不靠谱。按规定,中秋节放3天假,国庆放7天假,两个假期加起来只有10天,可这次新防疫要求却要求从9月10日到10月31日,长达52天。明眼人一望而知,这长达52天的防疫要求并不仅仅是为了中秋节和国庆节,更重要的,是为了中共的二十大。 早就有网友指出:当局没完没了地动态清零,起先我们以为是为了防疫,其后我们发现是为了赚钱,再以后我们意识到其实是为了维稳。 无论王岐山戴口罩是出于何种考虑,在全球政要云集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上,唯独他这个中国的国家副主席戴口罩,那总是很引人注目,很不协调的。这一强烈的对照,彰显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一条“免疫鸿沟”。在当今世界,中国是免疫洼地。现在,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策略,生活大体上已经回归常态。全世界的人都不怕感染了,唯独中国人还怕感染。 中国何以成为全球的免疫洼地?个中原因(如没有广泛接种有效疫苗)我先前有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如上所说,中共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防疫,而是为了维稳,是为了二十大。因此我估计,二十大后,中共很可能会有重大改变,不一定放弃动态清零的口号,但至少在具体做法上会有重大改变。9月26日,胡锡进在微博发起中国“防疫政策”大讨论建议,呼吁“专家们应该站出来多发表意见,把围绕疫情的讨论重新拉回到科学理性的轨道上” 。这或许是为日后的改变做铺垫。 倘若中国的防疫能回到科学理性的轨道上来,那固然值得肯定,但那也从反面证明,折腾了这么久、造成这么大次生灾害的中国式动态清零,如《纽约时报》文章所说,其实是一场只为习近平一个人表演的政治运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魏京生:谣言是什么?

10月1日是中共的国庆节,大家有闲心听一些奇谈怪论。咱们就来聊聊,最近引起国际、国内好奇的一些谣言吧。 国际第一关注的谣言,是有关俄罗斯到德国的输气管道被炸毁了。什么原因不清楚,各种谣言纷纷传播,各国之间互相抨击,确实够热闹的。但结果很清楚,就是欧洲国家依赖的俄罗斯天然气,今年冬天肯定没戏了。就算欧盟争取到俄罗斯的妥协,俄罗斯也没办法供应天然气,所以欧盟向俄罗斯妥协也就没意义了。战争还得继续。 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第一关注的谣言,就是有关习近平被软禁了、要下台了等等一连串的好消息。就像聪明人的顺口溜说的那样: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能迅速广泛地传开来,就是因为大家希望这样的结果。既然是大家都希望的结果,那么梦想成真的概率就很大了。一不小心,谣言还就可能成真。 首先来看为什么大家都希望习近平被软禁,甚至下台。那是因为这几年来,咱们习总确实折腾得有些不靠谱。经济嘛经济下滑严重,政治嘛政治越来越独裁。政治经济之外弄出个什么病毒清零,把人都堵在家里不说,还满大街抓人检测。检测鼻子还不行,还要什么检查肛拭子。在大街上把人家小姑娘扒了裤子检查,这简直就是合法强奸罪了。公知精英们羞答答地说什么快要文革了,文革有这样官方大汉们当街扒人家妇女裤子的吗?习氏暴政已经不如文革了。 现在是老百姓希望习近平下台,至少被软禁,就像当年老百姓都希望抓捕四人帮一样。如果真的把习近平抓起来了,会是个什么新情况呢?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市场经济能不能恢复活力,失业会不会减少,工资会不会提高。企业界最关心的是,国进民退是不是会逆转,经营条件是不是会宽松。官僚们关心的就更多了,自己是否不用进监狱了,在海外的财产是不是会被冻结,等等。 看来习近平下台符合大家的利益和愿望,那他最好就下台吧。但是,很多事情就怕但是。一旦习近平下台了,谁来替换他?谁能解决经济下滑的问题?谁能扭转外交的困境?最简单的就是解除清零政策,小习招募的那帮大白们会不会造反?连这个都没人敢接盘,所以党内才会出台一个妥协,华国锋模式。当然,这只是个谣言。 但是他们会接受华国锋的模式吗?习近平不怕得罪全国老百姓而受到报复吗?他不敢冒这个险,他那帮无能但善于内斗的马仔们,也不会接受这个结果。马仔下边的无数个大白们,也会成为造反的力量。还有基层血债累累的土皇帝们,他们知道妥协是什么结果。就是小习接受妥协,他们也接受不了。这局面不是华国锋的局面了。 如果真有一场政变,那就不应该是一个妥协的局面。妥协只是一个幻想,双方都不会接受。谁下手最狠谁赢,这就是个零和的局面,不存在妥协的余地。怎样才能收拾局面呢?只有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最大公约数,才能稳定地运转下去,否则只能是天下大乱。 老百姓的愿望是权利得到保障,不失业,涨工资。资产阶级的愿望是不被割韭菜,正常发财。官员们的愿望是不再被进监狱所威胁,甚至可以展现才能。综合这些愿望,只有推行法治才有可能。而法治不行的最大障碍,就是一党专政下没有民主。一党专制连党内民主也不能保障,所以只能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革命,才能满足政变后社会的要求,才能稳定地过渡到新的局面中。除此别无它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二十大上 现任省委书记中的可能“入局”者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七上八下”的年龄规则在二十大上是否会有变数?》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换届的年龄限制,即所谓“七上八下”,是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时的“既定方针”;曾经在十六、十七和十八大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它和常委会过程中,被严格执行。而五年前的2017年10月26日,也就是当时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全会闭幕的次日,新华社奉命播发的《领航新时代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一文中,在叙述“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推荐”过程时介绍说:“参照往届做法,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中央领导机构建设的实际,中央还对推荐人选的范围、年龄和结构提出明确要求”;说是“在谈话推荐工作中,中央明确了推荐人选的条件”,“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也不是‘铁椅子’‘铁帽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主要根据人选政治表现、廉洁情况和事业需要,能留能转、能上能下”。 这里说的“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被具体兑现到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1950年出生的李源潮、1953年出生的张春贤和刘奇葆。其中,李源潮被裸退,后两人一个被塞进全国人大,另一个被塞进全国政协。 而当时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所有李源潮同龄者则全部被“继续提名”。他们是:栗战书,由十八届政治局委员晋升十九届政治局常委并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孙春兰,连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具体职务是由中央统战部长改为国务院副总理;许其亮,连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也就是说,到五年前的十九大召开时,1950年出生的4个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孙春兰和许其亮是所谓“能留”者,张春贤和刘奇葆是所谓“能转”者,李源潮是所谓“能下”,而栗战书则是所谓“能上”。 另外,所谓“新提名”,当然也都顺利“当选”的十九届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还有三人都是和李源潮同龄,也是出生于1950年。他们是王晨、杨洁篪和张又侠,其中前两个在进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之前已经是副国级,即非政治局委员担任的党内副委员长和国务院里的国务委员。 这里需要说明一句,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三月召开的某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产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必须是政治局委员。但对外号称与国务院副总理同级的国务委员,只有个别几例是在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的前提下,又被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名为国务院国务委员的 如上回顾内容说明,如果要继续沿用十九大上的年龄标准,那么无论是“继续提名”还是“新提名”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候选人,年龄上限都应该是在五年前的基础上推后五年,即把五年前的1950年推后到1955年。 在此前提下,丁薛祥、习近平、王晨、王沪宁、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克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汪洋、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声琨、黄坤明、韩正、蔡奇等25人中,应退的是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栗战书、郭琨声和韩正,一共10名。 但是,仍然对照十九大以及过去历届中央政治局的换届幅度话,如今二十大上将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如果仍然维持25人制的话,新任者不会只有10个。也就是说,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推荐提名”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再现“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的情况。比如1955年7月出生的陈全国,在卸任新疆自治区委书记兼职之后即被宣布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低调等待二十大召开时日的到来,所以也被认为是现有的十九届中央局委员里较有可能“不被继续提名”的“符合年龄”者。 但是,因为陈传国毕竟在主政新疆的过程中体现了超级过硬的、最符合习近平标准的“政治表现”,所以除非从“廉洁情况”方面被抓到了把柄,否则根据所谓“事业需要”,安排他在二十大上继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等待成为下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退而求其次当然就是走张春贤的老路。 至于曾经的,对他陈全国成为郭声琨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接班人选的预测,都是发生在陈全国被安排提前卸任新疆自治区委书记之前的事情。现在看来,无论是张军、王小洪、应勇,还是陈文清、陈一新以及王君正,出任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可能性似乎都比陈全国来得大。另外,笔者日前也还是听到过一则消息说,已经得到了习近平政治信任的、团派出身的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是下届政法委书记的被“比选”对像之一。 依笔者之见,因为陈全国当初在新疆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施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完全是对习近平指示的所谓“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所以因此而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制裁的陈全国、王君正等人,至少也得有一个在二十大的人事换届过程中得到政治犒赏。所以,如果陈全国未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留任人选的话,遭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制裁半年之后即被习近平由当初新疆兵团司令提升为西藏自治区委书记的王君正就很有希望“入局”。 自1988年12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临危受命开始,历任西藏自治区委书记依序是胡锦涛(1988.12—1992.10)、陈奎元(1992.10—2000.10)、郭金龙(2000.10—2004.12)、杨传堂(2004.12—2006.6)、张庆黎(2005.11代理,2016.6—2011.8)、陈全国(2011.8—2016.8)、吴英杰(2016.8–2021.10)、王君正(2021年10–)。王君正之前的7任中,只有最后一任吴英杰是从出生就没离开过西藏高原的(父亲是50年代初的援藏干部),也只有这个吴英杰没能晋升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在65岁上被安排退居二线。直接原因,应该是他被安排担任正省部级职务的时间太短,与同龄人相比从政履历即单一又资浅,担任正省部级职务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5年零两个月。 而相比于60岁上才被晋升正省部级的吴英杰,王君正晋升正省部级时是57岁。在现有包括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中共全部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一把手中,最年轻的出生于1964年,只有4人,次年轻的就是1963年出生的,包括王君正。所以从组建所谓“接班梯队”的角度,王君正也是较有希望“入局”。在王君正曾经担任过省委常委兼长春市委书记的吉林省委内部,已经有传闻说,也是从吉林省委出去的庄严可能在二十大之后成为最年轻的省(自治区)委书记。 出生于1967年8月的庄严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生于吉林,大学读书在吉林;17岁进大学,18岁入党;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就地从政,晋升之途顺利。2012年5月,45岁的庄严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晋升副部级,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级党委宣传部长,从此受到习近平的注意……。 2017年6月,50岁的庄严转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和常务副主席;2021年2月,被宣布为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兼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已经官至正省部级。按照吉林省委内部人士的说法,如果王君正能够在二十大上顺利“入局”,庄严被就地扶正的可能性挺大。 当然,因为在新疆和陈传国一同贯彻习近平“对敌斗争”指示毫无手软,而被习近平提拔为西藏自治区委书记的王君正虽然已经有了新疆和西藏两地的正省部级任职资历,60后的现任省委书记中,比他政治资历深的还有好几个。最典型的,首先是现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庆伟。 1961年底出生的张庆伟,迄今为止已经是连任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届中央委员。如今面临换届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只有李克强一人是从十五届开始已经连任了五届中央委员,然后就是习近平和张庆伟一样,已经连任了四届中央委员。但张庆伟比习近平年轻了8岁多。 这里穿插一句,李克强当年当选十五届中央委员的同时,习近平则在当届151名“当选”中央候补委员里按得票数排名倒数第一。 张庆伟在连续四届中央委员的同时,其担任过的具体职务包括当时还是正部级央企的中国航天集团老总、国防科工委主任,以及河北省长、黑龙江省委书记和湖南省委书记。 由此可见,除了现任新疆自治区委书记马兴瑞会百分之百在二十大上“入局”, 从“论资排辈” 的角度看,目前的在位省委书记中,最有可能“入局”的就应该是张庆伟了。而张庆伟之下,就应该是张国清了。 除了张庆伟已经连任四届中委,张国清的一届候补中委和两届中委也已经是所有目前在位的省委一把手中的老资格。他的正省部级任职资历陆续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天津市市长,现职是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特别是先后担任过两个直辖市市长的经历,决定了这个张国清如果未被选中为下届国务院副总理人选的话,也应该有很大机率成为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兼任某个直辖市或者广东省的党委书记。更何况,他张国清比张庆伟更具年龄优势,是目前在位的三个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均出生于1964年)之一。 而与张庆伟和张国清等相比,在60后的现任省委书记中,资历较浅,尚只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者,但却被习近平在二十大上“不拘一格降人才”,越级提拔为政治局委员的可能性人选,当然是首推现任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 习近平的陕西老乡,曾经因为在担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期间大力宣传“梁家河精神”,并亲自主持扩建习仲勋陵园而受到习近平特别青睐的景俊海出生于1960年月2月,2015年被习近平下令调升中宣部副部长;担任此职务不出两年,即改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并在此职务上被安排了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十九大开过后不久,习近平即安排把景俊海晋升吉林省长;两年多后,又再把他就地升任吉林省委书记。这一切快速运作,似乎都是在为二十大上景俊海的“入局”做政治热身。 如果景俊海能够在二十大上如愿“入局”的话,不一定会被安排接掌中宣部,因为他的理论水平根本不可能与现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因此也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二十大上新“入局”人选之一、被中共党内公认的习近平“文胆”李书磊相提并论。而从政治忠诚的角度,他景俊海倒是有可能被习近平信任为执掌京城的蔡奇接班人。 至于现任省委书记中的50后中,有可能“入局”者,被认为首推习近平当年在浙江的老部下、1959年出生的现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坊间早就有过楼阳生可能会在二十大之后“问鼎中组部”的传闻,当然也有以新任政治局委员身份接掌某直辖市或广东省的可能。 现任省委书记的50后中,与楼阳生同样被评论人士看好在二十大上“入局”前途者,当属现任贵州省委书记、1959年底出生的白族女性谌贻琴。此人除了已经是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和一届中央委员的相对资深的政治优势外,另还有前面所举所有人等所不具备的女性和少数民族代表这两项优势。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一人充当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两类领导人中的女性代表,如果二十大上谌贻琴被安排接替孙春兰,她一个人即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中的女性代表,又还是少数民族代表,实属难得。 不过,北京政坛也曾出现过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即将在二十大上取代孙春兰的说法。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人民日报》这幅图让我看到“报应”

昨天(9月28日),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号的一篇文章〈摘口罩!做堂堂正正中国人〉被中国网民热转,乍看标题插图,几乎有美丽误会,以为党媒要跟“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伟大领袖对着干。细看日期,哦,原来是2019年8月18日发布的旧文。  文中“口罩”,指香港反修例运动参与者佩戴的口罩,而非2020年以来中国人为配合“防疫政策”而不敢脱下的面具。中国网民突然传阅这篇旧文,当然不是为了纪念八年前的香港“928”,而是含沙射影,旨在表达对中共“动态清零”、“闭关锁国”的不满。但香港人见到这篇文,也许只会觉得冥冥中有天意。  再过几天,林郑月娥颁布的《禁止蒙面规例》──即禁止市民在集会及游行时遮掩脸部──就颓然步入三周年,讽刺的是,这条半死不活的所谓禁蒙面法推出数月,全港官民就要“违法”蒙面,甚至于林郑后来偶尔露出她不甚雅观的口鼻,也要饱受朝野千夫揶揄。  如今林郑下马了,香港也“开新章”了,可是脸还是要蒙下去,十四亿东亚壮士想“做堂堂正正中国人”,依旧遥遥无期。2019年香港人被禁戴口罩,上天就叫全中国人蒙面;香港人徒劳无功搞“和你飞”,上天就让三跑、大桥、高铁、邮轮等统统“清零”,连中国也跟西方脱轨;香港人想发动大罢工,上天就令中国失业率飙升…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今天表示,“中华民族吓不倒、压不垮,不怕鬼、不信邪”,说得真好。假如上述现象不是天谴,那肯定是“习爷爷”在温馨回应市民的诉求了。习近平的心,果然一直牵挂着香港人。  如今香港政府声称为“防疫”松绑,争取香港经济伟大复兴,明眼人都知道是徒劳无功的,因为那“死结”根本不在“0+3”抑或“0+0”,而在于非鹿非马的“清零措施”,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证”。  以防疫同样偏向保守的台湾为例,台湾今天宣布10月13日将实行入境“0+7”免居家检疫新制,开放各国旅客来台(不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尽管台湾“0+7”似较香港“0+3”严格,但细节才最重要:那七天自主防疫,旅客若有两日内的快筛阴性证明,已可在餐厅用膳,而香港那家居医学监测的三天,只可以返工返学,却不能进入食肆、酒吧等。  近几年,台湾即使在抗疫最紧张的时候,也只要求你进入食肆、商店、夜市等地方扫QR code(现已完全取消),从未为了谷针而搞什么“疫苗通行症”。反观“好安全”的香港,即使推出“0+0”,旅客也要像香港居民一样,去哪里也得扫码,听说还要到邮局排队领“临时疫苗通行证”,试问多少外国游客会同你癫?  今日《纽约时报》有篇文章,题为“放松疫情管控后,香港能否恢复‘国际都会’的往日光彩?(After Pandemic Barriers, Can Hong Kong Recover as a Global Metropolis?)”,答案是什么,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最后,我有一小小建议。要恢复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港府必须毫不含糊讲好香港故事。你虚无飘渺讲什么“0+0”,对外国人来说香港仍是一个零,因为他们只听得懂简单的“living with COVID”,不会明白“0+0”背后那些令人暖心的“通行证”、“安心出行”及“红黄码”。  但香港官员至今无人敢用“living with COVID”这个口号,反而只见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说:“‘与病毒共存’从来并非选项”。这就对了。宣传必须要有自信,香港政府应该直言“宽松了的动态清零仍是动态清零”,并以“全球最干净的国际都会”推销自己,才算讲好香港故事。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要坚持下去,“一国两制”必定大放异彩。请港官紧记:即使徒劳无功,也勿忘习总初衷。(本文授权转载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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