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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9 日
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这种一党独裁不单单针对民众，同样也针对党代会的全体代表。党代会的要义是要求全体参会代表“圆满开好这次大会”，而对整个会议过程以及参会代表的管控，则是保障会议完全按“剧本演出”的制度保障。本文从党代会代表挑选、参会代表团管控、会场管控、宾馆管控以及投票管控等几个方面，介绍中共党代会的特点。 一、党代会代表的挑选 中共20大如期召开。对中共官场来讲，5年一次的党代会就是一场“活报剧”，演完拉倒。演出之前，“剧本”早就写好了，虽然事先看过“剧本”的，可能只是中共高层的少数几个人，但官场中人多半都猜到了“剧本”内容。 党代会召开前，照例会公布来自不同省市、不同部门的参会代表名单，20大的参会代表一共2,296人。这些人并非从基层中共党员中选举产生，各省市的基层党员都不知道，参加党代会的代表究竟是按照什么程序挑出来的。 中共党代会有一个特别的概念，即“选举单位”。以20大为例，省市一级一共算成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每个省、区、市算一个“选举单位”；中共中央直属的各部门算一个“选举单位”，国务院系统各部门是单独的“选举单位”，中央直属企业算作又一个“选举单位”；香港、澳门各算一个“选举单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也是一个“选举单位”。总共有38个“选举单位”。 中共中央组织部把参会代表的名额分配到各“选举单位”，每个省参加中央党代会的代表名额平均约60人上下。然后，党代会的代表就由各“选举单位”自己挑选。每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是当然的代表，其他参会代表则由省委组织部从下属各市县选一些市委书记和市长；随后在经济、科技、文教、体育卫生各行业选择一些基层干部；最后挑几个劳动模范或战斗英雄作为点缀。 这些不同类型的代表各自的比例是多少？以1987年中共13大的代表构成为例，1,936个代表中，76%是各级党政军干部，19%是经济、科技、文教、体育卫生部门的干部，剩下的5%是劳动模范和解放军战斗英雄。为了达成既定的比例，中央组织部会在给每个省的代表名额中“戴帽下达”，指定某类代表要包括几个女性、几个少数民族干部。所谓党代会参会者的“广泛代表性”，就是这样事先由中央组织部安排好的。今年20大的代表构成应该也差不多是这样。 二、参会代表团的分片管控 为什么中共党代会要设立“选举单位”？因为，对党代会的会议管控和投票管控，就以这些“选举单位”分片包干，责任自负。每个省市的参会代表，会前临时组成一个参会代表团，团长理所当然地是本省的省委书记，而他在会议期间的责任就是，管控好自己的代表团；如果会期之内发生任何意外，比如有参会代表发表了“不当言论”，或者投票时不守“规矩”，团长要承担失职的连坐责任。 不过，各代表团团长并不十分担心本团代表会出“幺蛾子”，因为这些代表都是省委挑出来的“听话”之辈。而能被选中参加中央党代会的地方官员，自然都很开心，那意味着自己得到了上面的赏识，仕途看好。所以，被选中参加中央党代会的人，会议期间都格外听话，不但高度自律，而且讲话行事总想讨好本省长官，不会有出格言行。所以，中共党代会的代表，其实完全不代表共产党的基层党员，而是上级的传声筒；谁指定他作为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央的党代会，他就按谁的意图讲话行事。各省市代表团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那就是“台联会”代表团。“台联会”的全称是“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是1981年中共开始允许台湾老兵赴中国探亲以后成立的。台联会平时联络有台湾籍贯背景的中国人，配合各地的“台办”，与去大陆的台湾人认乡亲、攀关系。这次20大开会，由全国台联会长挑选了9个各省市的台联会长，组成一个“台湾”代表团，冒充台湾的中共党员。 20大“台湾”代表团的10个人当中，除了团长是全国台联会长外，其余9人分别是京、沪、琼、闽、粤、豫、吉、桂以及苏州的台联会长。这些人里，只有一个来自台湾，她的名字是卢丽安，生在高雄，在台湾的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然后去复旦大学任教，定 居上海，早就加入了中共，现已被中华民国政府依法注销国籍。“台湾”代表团的其他人，都是祖籍台湾的中国人。 三、党代会的会场管控 中共党代会的整个会期中，除了开场、听取大会报告、投票和闭幕这几次全体大会之外，其余时间都是每个省的代表在自己居住的宾馆闭门开小会。 对全体大会的会场管控，首先是按照各代表团分片集中入座，不允许代表们在会场上任意选择自己的座位，目的是便于管控。每个代表都坐在本省省委书记的前后左右，视线所及，一览无余。 其次，大会有严格的会场纪律。凡是所有代表到场的全体大会，大家都必须乖乖地坐听高层做报告，不许起立挥手，不许插话表达个人意见，不许自行走到主席台前。这个纪律的制度意涵是，所有代表都必须认清自己的地位，上尊下卑，主席台上的人决定一切，下面的人只能听训。 会场管控也包括一律采行集体行动，杜绝个人的行动自由。每个代表团奉命住在指定的宾馆，从宾馆到大会会场，必须集体乘坐专门安排的大巴，不许个人自行前往。大会开完之后，每个代表团仍旧坐指定的大巴，直接回自己的宾馆，开车前要清点人数，不得遗漏。进出会场也要按序行走，不许利用休息时间或进出场的时间乱窜。 每个省代表团的小会，分成全团集中开的大会，和分小组的小会。此类活动，虽然可以在会议室里随便就坐，但也有会场纪律。省团的会议，表面上是自由发言，但团长会指定几个人先重点发言，起到“带风向”的作用。然后，按照“规矩”，每个代表都要按照各自地位的高低，依次发言表态，表明他如何正确理解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省团的小会绝对不允许议论中央的政策，或本省存在的问题，这些代表们也不敢批评习近平的政策。所以，与会代表们是大会没声音，小会没胆讲。 为方便高层掌握各省团小会的会场动态，各省团每天要将当天讨论的内容整理成简报，报送大会秘书处。大会秘书处连夜摘要汇总，编辑成次日的大会简报，再印发到各代表团。次日各团团长最关心的就是，就是本省代表的发言有没有被上面选中，刊登在大会简报上。在团长的眼中，本省代表的话刊登上了大会简报，就是对他领导有方的表扬。 四、党代会的宾馆管控 党代会各省代表团的住地宾馆同样有严格的管控。首先，开会期间，代表们不得擅自请假，必须到会，因此并没有行动自由。其次，所住宾馆早已清空旅客，门口戒备森严，禁止闲人出入或停留，更禁止记者采访。所以，外国记者不可能私下采访参会者；而中国的记者都知道，这种会议不许采访。会议期间，代表们不许到其他省的驻地互相拜访，私下沟通资讯，这是为了防范各地代表互相串联。 除了少数省团领导之外，参会代表不知道的是，中共对党代会的代表还实施秘密监控，主要是针对与会代表在省团小会会场之外的私下言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会派人到每个省团驻团，与该省的代表们同吃同住同活动。派去的人名义上是“大会工作人员”，为了方便各省团与大会秘书处沟通。实际上，这些中办驻团人员的任务是，密报与会代表的会外言行，他们拥有出入宾馆内每个会场的特权，当地省团领导不得过问。 对省团领导而言，这些“大会工作人员”其实是上面派来的密探，可以自行报告本团成员任何人的言行，包括省团领导在内。因此，各省领导对这些“工作人员”表面上十分客气，内心却敬而远之。有时候，他们发现团里的某代表向这些“工作人员”反映本省存在的问题时，虽然这属于下级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团长们都会紧张起来，用眼色暗示报告者闭嘴，但又不敢做得过于露骨。 这些工作人员驻团之前，都会领到一份该团代表名册，列明各代表的姓名、籍贯、年龄、来自何处，以及他的职务。大会秘书处要求这些“工作人员”在会期的头两天里，通过这些资料，暗中认出每个代表，记在心里。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一旦“工作人员”听到某代表在饭桌上或洗手间里讲了一两句“出格”的话，这就是指定他们密报的内容；于是“工作人员”要马上识别出讲话者的身份，把“出格”的话记在心里。 每天夜间大会秘书处都会搜集派往各团“工作人员”的当日密报，这样的密报不得让省团团长知道，更不能让省领导过目。大会秘书处把各代表团的密报连夜整理编印后，作为大会简报的一种特殊类型，次日早上送到政治局常委的办公桌上，方便高层能有针对性地及时加强会场和宾馆管控。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就完成了党代会和人代会的会议管控制度化，这样的管控比苏联还严格。所以，指望与会代表在会场上各行其是，发动反习“政变”，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五、党代会的投票管控 中共党代会正式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委员，一向实行等额选举，没有选举竞争。等额选举的实质是，当选名单印好后，投票人要么全部打勾，要么少勾一个，但少数人少打几个勾，完全不影响当选名单上的人全部通过。这种选举其实就是假选举。了解了中共党代会的如此投票制度，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永远笃定当选。 但是，从中共13大开始到现在，投票管控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从此中共的媒体开始宣传党代会有差额选举了。这个变化是胡耀邦被逼下台后，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期间，为13大的投票所做的一个改革，即中央委员的选举采行两轮制，第一轮是预选，用差额选举，候选人比预定当选人数多一些；第二轮才是正式选举，仍然采用中共传统的等额选举。 由于这个改变写进了13大通过的党章，此后，虽然赵紫阳因“六四”被软禁，但中共高层不便再度修改党章、取消这一条，那就有碍国际观瞻了。结果，这个预选时的差额选举就保留下来了。16大中央委员预选时，候选人比当选人数多5%；17大多8%；18大多9%；估计20大可能是多10%。 这个预选中的差额选举有什么用？13大时还真发挥了一点作用。当时，胡耀邦已下台，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中共大佬希望让意识形态党棍邓力群当总书记。由于邓力群为此私下串联，被举报给邓小平，结果邓小平决定让赵紫阳代理总书记，并且马上宣布公开了这样决定。紧接着，13大预选中央委员时，邓力群遭到很多党代会代表的抵制，最后他得到的票落在倒数几名，被末位淘汰。但中共历史上，象邓力群这种当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人，在中央委员预选中落马，也仅此一回；而邓力群之所以被末位淘汰，与参会代表风闻他当不上总书记有关。 此后，中共历届党代会虽然保留了差额预选，却再也未淘汰过地位比较高的候选人。 至于中央委员预选之后的第二轮正式投票，由于仍是等额选举，所以，凡是经高层确定列进中央委员正式候选名单的人，都能笃定当选。 从中央委员选举这个层级再往上，中央委员会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选总书记，始终都是等额选举；名单上印谁的名字，按照名字的顺序，大家就知道，谁是事先确定的最高位置的人。 投票管控还有一个不起眼的环节，即党代会代表选中央委员时，选票由每个省市代表团分别收取。每个省团一共几十张选票，哪个代表没选高层预定的人，很容易被查出来。 再往高层的选举，选票更少，就越发没人敢擅自乱填了。于是，中共高层人事的安排，永远是最高领导人怎样安排，投票结果绝对符合领导意图，保证不出错。 考察了中共党代会的各方面管控之后，确实可以说，这样的大会无非是一场高层严密操控的“活报剧”。这就是中共标榜的所谓“党内民主”的真相。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召开，第一场大戏就是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共政治局做的政治报告。对于这份报告，外界普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说是陈词滥调，空话套话连篇，完全是一篇枯燥无味的党八股。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全文内容，其中还是透露出了一些未来习近平的可能的政治思路。我认为，这个报告里有三个关键词是值得外界注意的。 第一个关键词是“斗争”二字，据网络上有人进行的统计，这个词一共提了17次。例如讲到“四个务必” 的时候，习近平说要“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提到未来五到十年的中心任务的时候，习近平用很重的口气说要全党全国“准备经受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并说，为此要“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问题是：到底会有什么惊涛骇浪发生，因此需要如此强调“斗争”？是党内斗争还是中美之间的斗争？习近平没有明说。但不管是什么，对“斗争”的强调跟他口口声声说的“和平崛起”，显然是自相矛盾，背道而驰的。对于斗争的强调，再一次暴露了这个喝“文革”狼奶长大，充满红卫兵精神的红二代的政治性格，但同时也反映出他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据说“安全”这个词在他的报告中提到更多，大概有80多次之多，这也颇为耐人寻味。 在习近平的政治报告中，绝大多数都是旧概念，但是有一个比较新的提法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认为这可以说是他的报告中的第二个关键词。也就是说，习近平在他的任期内，将要试图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建立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的内容，主要是共同富裕，大概会是未来中共的宣传重点和所谓“习近平思想”的主要特点。我认为这反映出了习近平的野心的进一步膨胀，也就是他在报告中提出的，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型态”。现在的习近平，已经不仅要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指明方向，在未来他还要试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出方向。这当然是对毛泽东要做“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的野心的模仿，但也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心中已经出现了因为无知而产生的狂妄。这样的狂妄发展下去，对中国和世界都将是一种威胁。 报告中第三个反复强调的关键词是“人民”。除了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之外，在这次的政治报告中，习近平又提出了新的说法，叫做“守住江山，就是守住人民的心”。这当然是一句空话，我相信习近平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这里的一个“守”字，我认为实际上表达的，不是“守护”的意思，而是控制和箝制的意思。把人民两字反复利用。这是2012年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就主打的主旋律，现在十年过去了，恐怕还将是所谓“习近平思想”的主轴之一，真是老狗玩不出新把戏。但这还是勾勒出未来的习近平统治，将主打民粹主义，就是以改善民生为内容的旨在讨好基层老百姓的社会政策，而共同富裕就是这样的政策的体现。这样的政策，其实质，就是劫富济贫的打土豪分田地。我相信中国的有钱人听了这份报告，会有更多人加紧向国外“润”的步伐。 总体来讲，过去十年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在政治上的倒退，体现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经济上的倒退，凸显为国进民退，打土豪分田地再现。而在未来，开展新的政治斗争，与文明主流分庭抗礼，以及民粹主义，将是可以预期的未来的习近平统治的主轴。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七中全会刚刚闭幕，二十大即将粉墨登场，习近平即将进入终身连任，成为事实上的帝王。记得，他曾在2012年上台后赴深圳，人们本以为他要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谁知他在闭门会议上感叹苏共崩溃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今天习近平即将终结改革开放，中国将重返毛泽东极权主义黑暗时代。时代在呼唤真男儿。 说曹操曹操到，真男儿出现了，宛如平地惊雷。 10月13日上午，在北京海淀区北三环的四通桥上一侧的桥体上，有人挂出两个白底红字的巨大的横幅。一条横幅上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另一条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并有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横幅字句。 有网传照片显示，他头戴黄色防护帽、身穿橘红色运动服。在最新流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桥面有杂物被燃烧，冒出滚滚黑烟。后他被公安人员带上警车。 从网络流传的照片上看到，桥下有不少北京市民围观，时经高架桥的司机看到条幅后慢下车来，形成了交通堵塞。 北京三环海淀区四通桥方圆3公里范围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多所大学，是北京大专院校集中的地区。 北京四通桥出现反习、反封控横额后，墙内网络全面封刹相关消息，有网民因在微信群转发该消息，只数分钟后就被”永久封号”。一些用户只能够隐晦地表达他们对抗议者的支持。一名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写道，“今天北京有一个勇敢的人”，并竖起几个大拇指和玫瑰支持。但是这个帖子很快就不见了。 居住在美国的民运人士王丹周四在推特上转发横幅内容并推文说，“向拉横幅反抗的勇士致敬！”王丹强调“谁说中国无勇士”。这位不知名的中国人的勇气，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是当代新的“坦克人”。王丹认为，习近平将连任，使得无数中国人感到绝望，绝望之下才会有反抗。这不是第一次有人站出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大家不要小看这位勇士的义举，有的时候，示范效应是巨大的。习近平倒行逆施，必将激起更多的政治风潮。 维权律师王宇发推文说，“谁说华夏无男儿？真的勇士！” 作家高瑜认为，这个事件对20大不会有任何冲击，但是对社会层面冲击会很大。她还指出， “33年之后，他是北京又一个王维林。”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指出，新冠疫情爆发三年来，中共当局搞的清零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民生几乎走到尽头。本来忍耐力很强很强的中国人也到了忍不下去的限度，必然会有勇士站出来抗争。蔡霞表示：“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一些在封城当中一些外地的城市，外地的一些人员他们在小区里、在城镇上进行反抗，但这次是发生在北京的，对全中国所有人都会产生影响，对中共高层就习他们，震动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CNN评论说，这类公开向中国最高层表示抗议的行为在中国极为罕见，特别是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前。当局为了确保安全和稳定，把北京变成了一个碉堡，严防死守。路透社报道说：在中国人民的抗议活动中，极少提到“习近平”，人们尽量使用委婉语、隐晦的措辞和图像，来逃避审查。 事实上，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反对他倒行逆施的抗议一直都存在，只是没有形成集体效应。 2018年，青年女子董瑶琼在上海一座大厦前向带有习近平画像的宣传画泼墨，表达不满，她随即被当局人员带走，下落不明。 2022年1月在深圳罗湖有位男子在街上举着“打到习近平，保卫改革开放”的字牌，要求习近平下台。 一、四通桥勇士何许人也？ 经网友搜索，在科学界社交网站上找到一个名为彭载舟的账户，上面写有“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字样，与四通桥的横幅字句一致。 10月16日，署名彭载舟的推友给蔡霞发私信说：蔡老师，我们正在全国组织总罢课，希望您也组织一下，多多转发，谢谢！全国罢课总动员、全国罢工总动员、全国汽车鸣笛抗议总动员、全国军人起义总动员。要让独裁者习近平知道，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中华大地有男儿。有网友查证，这位网名彭载舟的抗议者本名为彭立发，黑龙江泰来县人，做电磁学研究的。他有妻子和孩子。 从他选择拉横幅的位置和带安全帽的打扮，以及使用重复播放的喇叭，显然他对这次活动进行精心策划，应该居住在北京。通过他发给蔡霞的私信可见，他并非一人，应该是一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二、破局意义非凡 习近平执政十年纯属折腾的十年，中国政治经济全面倒退，内外交困。中国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居然可以倒转历史的车轮，重新返回黑暗时代，令人匪夷所思。难道中国人真的已经丧失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勇气和信心？难道中国人只能认命当奴才？ 在当今中国，我们不缺少智者，但缺少勇者，缺少敢于站出来，斥责黑暗，呼唤光明的勇者。有人说，中共很强大，站出来抗争是以卵击石；中国人不觉悟，自私懦弱。但我想问，如果中共真的很强大，为什么害怕自由的言论？为什么开二十大会如临大敌？中国人再自私懦弱，难到还比不上一百年前的国人吗？ 彭立发的抗议尽管是个人采取行动，但他的标语反映了中国人的心声，具有重要的破局意义。这是一个克服恐惧的行动，当一个人站了出来，就会有第二个，甚至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表达他们的愤怒。至暗时刻需要有勇敢的人站出来。站出来表达不满看似普通，就像一个小火星，但它会蔓延成火焰。 1989年12月的罗马利亚很平静，寒冬下的阳光依然沐浴灿烂。尽管罗马尼亚早已经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不满情绪在不断攀升。 这天的上午，齐奥塞斯库和夫人伊丽娜出现在党中央委员会大楼的阳台上，10万人的掌声、欢呼声像潮水一般向他们涌来，齐奥塞斯库感到很满足。他开始了激情盎然的演讲，不时提高声调，挥舞手臂，将演讲带入高潮。突然，广场一个角落一个人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声像一道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齐奥塞斯库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紧接着，广场的人群都跟着喊“打倒齐奥塞斯库！”，单个的声音汇集成奔腾的洪流。于是，罗马尼亚变天了。 北京作家辛可在《如何判断一个王朝将要挂》一文中写道，一个王朝到了临界点，虽看上去依然很美很性感，但已经阴阳两衰、千疮百孔，仅靠廉价的春药和鸦片苟延残喘，完蛋不过是时间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彻底觉悟了，会自发起来抗争，事实上大部分人永远都是看客，最多就是跟着起哄而已。历史的经验是，如果大部分人对一个王朝表示不满甚至绝望，其中一部分人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只要很少的一部分人采取行动，任何一个王朝必将在劫难逃。 我们为四通桥勇士彭立发的壮举感动，中国人不是没有男儿。尽管他的抗议只是一个个体行为，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再坚固的堤坝也抵不住一个个微小的管涌，一次次连续的冲击。 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面对习近平政权的倒行逆施，该勇敢站出来，改变中国了。真正让习近平颤抖的狠角色–人民，该出场了！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二十大正在召开，此刻对习的连任已经没有疑问，接下来的竞猜题是习将续任五年、十年还是终身国家主席。这个局面其实早就定了，2013年开始的10年，习近平通过反腐治官，社会管控治民这两手抓的策略逐步奠定“定于一尊”的权力基础；2016年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2017年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2018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充满争议的修宪草案，删除了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为习近平的继续掌权扫清了障碍。与其他威权国家（利比亚除外）不同，中国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因此，习近平是否连任、连任五年还是十年甚至无限期，都取决于中共党内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反习势力。 不满声音一直有，但无法成为有组织力量 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并不容易，一是时势远逊于胡温接班时，二是经历了党内严酷的内部斗争 。2012年11月份中共十八大习近平当选为中共总书记，他应当在2013年3月的全国人大代表会上被选为国家主席，但在3月14日举行的投票中，当日投票人数为2956人，习近平获得的赞成票为2952票，1票反对，三票弃权。 在稍后人大代表选举中国中央军委主席时，结果同样。 这个选举结果让国内外议论纷纷。媒体竟猜可能投反对票的代表是哪几人。猜想名单上有李源潮，令计划，甚至认为习近平自己投反对票以示“民主”。 在习近平执政的前10年中，最有争论的是2018年修宪。所谓“修宪”，就是要在中国宪法中删除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此议从2017年开始浮出水面，遭遇海内外强烈质疑与反对。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3月11日以2958票赞成、２票反对、３票弃权、１张无效票，通过国内外充满争议的修宪草案，海内外将此次修宪形容为“政治的大倒退”。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几乎无人去猜测那些反对、弃权票究竟是何人所为。 遴选全会党代表的过程就是保证“选票” 习近平身兼中共政权党政军的三个重要职位：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外加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负责人，这个政权的权力部门几乎尽在其掌握中。有了这几个要害职位，只要习近平不大权旁落，不象某国领导人那样失智，我相信由于权力得失以及反腐，中共党内不满者甚多，但能够形成对习大位之威胁的不多。 习近平对此也警惕性甚高，一发现苗头，立即掐死，中共十八大以来被公开查处者中已包含有1名正国级、6名副国级、2名军委委员级、数十名正部级、数百名副部级。以至于从表面上来看，中国没有任何领导人敢在中共二十大前夕组织反对习近平的活动。除了习近平控制着安全部门及其庞大的监控权这一事实之外，组织这样的阴谋与长期以来反对“宗派主义”的中共规矩背道而驰。如果有人敢出面这样做，以习近平控制能力，立刻会知道，后果很严重。 中共是一党专政，形式上总书记由全体党代表选出。因此，遴选党代表的过程就是保证选票的政治忠诚度。中共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从2021年11月启动，到今年7月全部完成。全国38个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2296名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一是认真组织推荐提名，二是严格组织考察，三是逐级遴选择优。其中遴选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政治可靠，听党的话。这样经过中共党组织严密考察、逐级筛选出来的中共中央全会党代表，基本不可能失控，在全会上突然发难，换掉自己的主人。更何况整个会议期间的监控措施非常严密。 长期执政，真正的问题是独裁政权（独裁者）无法避免长期执政引发民众的政治疲劳症。 两位被政治疲劳症击垮的政治强人 二战以后，除了君主制国家的君主仍然是终身制之外，政府首脑基本是任期制，长期执政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安全。本文仅以21世纪前十年还非常辉煌的中东四强人当中政治形象最好的穆巴拉克与本·阿里为例，这两位的精明、政治手腕不逊于习近平，后者的开明远胜中共江胡习三任。 一位是神坛上的“现代法老”穆巴拉克。穆巴拉克出身行伍，曾是第4次中东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空中英雄，声誉卓著，被视为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政治传人——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后，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共同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被刺杀，这位尼罗河三角洲农家子弟出身的政治家毫无争议地成了埃及总统，开创了“穆巴拉克时代”。他在任期内曾大力发展埃及经济，因此埃及拥有较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但由于严峻的资源限制，服务业在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旅游业收入占GDP的13%，吸纳就业人数400万，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4.6%。更让埃及民众服气的是，在中东这个政治风浪迭起之区域，在其30年执政生涯中，穆巴拉克迭遭刺杀，九死一生，这些惊险故事增加了其传奇魅力。每次暗杀之后则是他对政治的更稳固掌控，终成为北非国家的区域性领袖。200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埃及举行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的总统大选，穆巴拉克以超过80%的支持率赢得大选。自认为获得民意拥戴的穆巴拉克在任期接近终结时，仍然未打定主意是让儿子接班还是自己亲手培养的二号人物接班之时，发生了阿拉伯之春，宝座倾覆。 另一位更冤的是开明专制者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本·阿里自1987年11月发动政变推翻老总统布尔吉巴，直至2011年1月茉莉花革命时期一直担任突尼斯总统兼军队总司令，是该国自1956年从法国殖民地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本·阿里当政期间实行开明专制，在其领导下，突尼斯一度十分成功。本·阿里是位务实的领导者，苏联解体后，他抛弃了此前一直实行的苏式政体，更不盲目照搬西方体制，而是循序渐进的进行政治改革，提出“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策略，逐步推进政治多元化。正是本·阿里的政策得当，突尼斯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始终保持每年5%的增长率，成为令人羡慕的发达国家。除了追求经济发展之外，他还将捍卫人权、扩大民主作为优先的执政目标，例如，他宣布废除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他允许多党制，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活动提供资助，从而创造了“突尼斯奇迹”。与埃及、利比亚等国不同，突尼斯在革命前已经形成了中产社会，民众的权利意识发育程度较高。拥有这份看起来相当不错的成绩单的本·阿里，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阿拉伯之春”浪潮中第一个被赶下台的国家元首。 这两位政治强人2011年初面临的国内局势，远比如今的中国要稳定，引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在世界范围内遭遇高通胀率与失业率的2022年，回望2011年引发中东北非四国的茉莉花革命，就会发现高通胀率与高失业率并非发生革命的充分条件，二者最多只是诱因。这些国家至今也未恢复至革命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但民众甚少后悔，原因在于这两位强人当政都太久了，让国内人民产生了严重的政治疲劳症，普遍希望换个人带来改变。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2022年喧嚣了大半年的“习下李上”，其实就是不少中国人对习近平执政患上“政治疲劳症”的表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七上八下”的规则在五年前的十九大上已经被“灵活掌握”，如今的二十大上更不应该被机械执行。假如二十大上改回十五大上“七十岁封顶”的年龄限制，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就有可能会出现“七下八上”的局面。比如67岁的李克强或者汪洋下，68岁的韩正上？ 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里，已经几次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从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十六大到习近平主持的十九大为止，“八下”或者说“八不留”的规则从未打破。 但是，笔者过去文章中所说十九大上仍然没有打破“八下“或者说”八不留“的规则，仅仅是指政治局的换届，事实上政府人员的换届则已经出现了”七下九上”的先例，那就是时年67岁的李源潮在十九大人事筹备过程中就已经被内定把国家副主席职务交给时年69岁的王歧山。 所以，既然十九大上已经对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规则有了 “灵活掌握”，那么二十大的年龄规则上为什么就不会出现新的变化呢？ 更何况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的事实本身，不但是打破了党的总书记只能连任两个整届的惯例，其个人年龄同时也已经打破了“七上八下”潜规则的前提下，另外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它的常委会里安排个把“破八”者为他习近平“陪跑”一届也不足为怪。而如果出现“破八”者的话，为什么可能是王毅的政治局委员的新任而不是韩正的政治局常委的连任呢？ 自由亚洲电台本月10日刊登了标题为《中共二十大在即 国务院总理人选恐破惯例》的报道文章，引述台湾中央社记者从北京发出一篇报道分析说，汪洋担任总理的呼声最高，胡春华次之，韩正或许也有机会。 报道认为，这三人要当选总理都需要不同程度打破中共的某些惯例。汪洋虽然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但不是现任副总理，不符合总理从副总理中选任的惯例；韩正现年68岁，如果当选总理，就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惯例；胡春华如果接任，则需要跨过现任总理李克强之下的多名政治局常委的序列，也属于打破惯例……。而韩正除了年龄上的劣势外，具有第一副总理的优势，其他方面也符合党内惯例，如果习近平能打破惯例，还是有可能升任总理。 但是，相比于汪洋，所谓韩正的“年龄上的劣势”，不过就一岁而已。 也许有人还记得五年多前中共筹备十九大期间，在已确信李克强虽然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但仍然还会连任第一届国务院总理的前提下，时任副总理汪洋“入常”的呼声最高，因为按照他的地方和中央的行政工作资历，入常后接替当时的张高丽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职务最为合适。 汪洋的个人简历显示，曾经担任过共青团安徽省委负责人的他除了在家乡安徽的地方党政领导工作经历，从1999年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至今，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除了中途调任地方封疆大吏的时间，有将近12年的时间是在国务院系统里独挡一面。 没成想，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把另外一位团派大将李源潮“逼退”的同时，确实安排了汪洋入常，但却要让去分管他过去全部工作经历中从未涉足过的政协事务。而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出身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到进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止，从来并没有半天的国务院副职，那怕是国务院部委负责人的任职经历，一步晋升至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虽然韩正也曾经担任过上海市政府的下属厅局职务，也担任过上海市长这一行政职务，但与汪洋的地方工作经历加国务院工作经历相比，当时的韩正和汪洋谁更适合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一职，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习近平却选择了韩正而不是汪洋。 那么五年后的今天，如果把总理接班人只局限在汪洋和韩正两人之间“比选”，在韩正已经在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位置上坐了五年的前提下，习近平为什么不安排韩正“按部就班”，反而是要“舍近求远”，安排汪洋“重操旧业”呢？仅仅因为汪洋比韩正年轻一岁？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之后，有数位先后从地方一把手一步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者。第一个朱镕基，此公虽然被邓小平点名调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地位还仅仅是十三届中央候 补委员，但当时他被安排进入国务院接掌的是因身体原因已经不能正常理事的时任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在国务院分管全部经济工作部门，所以事实上是从上海市委一把手位置上直升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第二个是黄菊，也是从上海市委书记位置上直升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与黄菊相比，朱镕基在上海任职之前一直都在国务院系统工作。 黄菊是病死在领导岗位上。从事后黄菊的身边工作人员发表的回忆录中看，黄菊当年被查出胰腺癌令包括江泽民等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也非常惋惜。黄菊的离世时间是2007年6月2日，距十七大的召开只有5个月的时间。不过即使他没有病逝在领导岗位上，十七大召开时他已年满69岁，还是要退出领导岗位的。 第三个是李克强，十七届一中全会上从省委书记直升政治局常委，出任一届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后依序递升为总理。 第四个张高丽，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从政治局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升任政治局常委，到十九大召开时年已七十有一；当时，比他年轻两岁的王歧山都已经“高风亮节”，只任满一届政治局常委即主动表示不再连任，何况是他张高丽。 第五个就是当下的韩正，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从上届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升任政治局常委。 笔者五年前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闭幕的数天之后即有文章说，既然比李克强还年长一岁的韩正被习近平提拔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准备接替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位置，那就不能排除习近平在未来二十大上就国务院总理继任人选问题上不按牌理出牌的可能。这里说的“牌理”指的就是“七上八下”之说的“八下”。 笔者在发表于三年多前的一篇文章中也分析过：首先，就算十九大上王歧山的不再连任政治局常委是基于“七上八下”的前朝旧制，但2022年秋季的中共二十大召开时，韩正虽然已满68岁，届时的习近平在高层人事安排过程中完全无视年龄限制，或者说把年龄限制“因事业需要”而稍微放宽，不是没有可能 。 第二，当初安排朱镕基接替和他同年同月生的李鹏的国务院总理职务 ，也是只干了一届即因为年龄原因而交班。至于其后的温家宝也好，李克强也好，虽然在被选拔为总理接班人时，即已经从年龄角度考虑到了连任两届的需要。但现如今习近平的党政军大权独揽，所以过去从工作连续性角度出发考虑国务院总理人选应该符合连任两届的年龄需求的必要性不大了。 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也还分析道：未来的中共高层人事安排上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习近平本人已经是事实上的终身制的前提下，过去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总书记执政过程中已经形成的那种只要是“符合年龄”，国务院总理 ，以及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这三个一把手就会连任两届的惯例不再出现。未来这几大正国级职务都只不过是习近平对手下忠臣的政治犒赏。 如此分析下来，也许两年前筹备十九大时的习近平即已经有了让韩正等待接班李克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腹案。 当然，不排除五年前的习近平安排韩正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初始计划不是“朱镕基模式”而是“张高丽模式”的可能性，即五年常务副总理届满即退休。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从逻辑上分析当时如此计划的同时即应该也计划了五年之后，也就是二十大上的总理接班人应该就是胡春华而不应该是汪洋。 道理再简单不过，如果五年前安排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分工时，即已经计划到了汪洋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内作为李克强总理接班人连任常委，那么当时就应该安排汪洋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同时安排韩正出任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如此一来韩正在二十大上退休顺利成章，汪洋在二十大后成为总理接班人也是按部就班。所以说，如果仅从逻辑角度判断，如今李克强的接班人选从韩正和胡春华两人之间产生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重新启用汪洋的可能性。 关于胡春华成为李克强总理接班人的可能性，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后的次月，笔者也已经有文章分析。文章分析说：十九大的人事安排结局是，七个政治局常委没有一个“六十后”。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要恢复终身制或者说至少连任三届以上，当然没有必要急于把一个总书记的接班人选安排进入政治局常委。但是，在国务院总理没有国家主席一样被在“宪法”中取消任期限制的前提下，也没有把到二十大时仍符合（七上八下）年龄标准的一个国务院总理接班人选，安排进入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会，而被安排进入 政治局常委会并兼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韩正要比李克强年长一岁。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所有副总理人选里，不能想象比李克强年长三岁半的刘鹤会成为李克强的总理接班人，也不太好想象比李克强年长一岁的韩正五年之后接替李克强，然后在总理的位置上一干两届十年，一直到他七十九岁。而比刘鹤年轻十一岁，比李克强年轻八岁的胡春华只要能够进入国务院，而且不会是接替刘延东的分管事项，那么五年后的二十大上被习近平考查通过接替李克强的可能性绝对存在！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沿袭当年的“温家宝模式”，安排一个只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国务院副总理在二十大上晋升常委，继而在次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接棒李克强。 以上把韩正还是胡春华接任总理的可能性都分析到了。而如果下届总理确实是胡春华，那么不但韩正会“到点下车”，汪洋也较有可能会被直接安排退休。原因并非他汪洋不招习近平待见，而是等待习近平犒赏一届正国级的“符合提名年龄”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太多，即使把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编为九人制都不足够。 总之，正如笔者过去文章中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待2022年10月召开中共二十大时，如果继续沿用十六大召开时严格施行的“七上八下”的年龄限制 — 当然是在习近平本人例外的前提下，那么届时的韩正笃定告老还乡。不过，“七上八下”是所谓“惯例”，“七十岁封顶”同样也是。如果是照搬十五大时的“七十岁封顶”的年龄限制潜规则，召开二十大时的韩正，即可依当年的“朱镕基模式”，连任一届政治局常委并接班总理。 假如韩正最终会成为李克强接班人的话，胡春华入常并接替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职务也并非唯一可能。其他可能包括不被安排入常同时也不再连任政治局委员，只是在连任中央委员的前提下等待明年三月出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包括虽然如愿入常但离开国务院系统，比如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职务？ 再退一步分析，即使习近平果真安排了汪洋“重返国务院”，此后的胡春华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可能性还不如晋升政治局常委之后改换跑道的可能性大。 如果依所谓“朱镕基模式”安排韩正，即从上海市委书记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然后担任一届国务院总理，那么未来韩正担任总理期间的那位常务副总理如果不是胡春华的话，从李强等其他现任十九届政治局委员中产生一个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象当年的十七大一样，从现任的普通十九届中央委员里选出一个，直接进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准备接替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比如何立峰。即使韩正直接退休， 下届国务院总理果然花落胡春华，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也不排除个把人是从十九届普通中央委员里直升的可能——比如张国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0月16日，中共20大将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将连任国家主席第三届任期。若无意外，20大不过是一场行礼如仪的“习近平造神大会”，是“习氏帝国”的登基大典。然而，从此刻起，中国将告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抛弃40年来促成“中国崛起”的原有优势与条件，走向习近平专政下的新毛泽东主义路线。这是一条“独裁专制、闭关自守、隔绝国际、逆反文明”的错误路线，意谓21世纪的中国将从渐进衰败走向终极崩溃的结局。 习近平的政治筹码除了“红二代”的身分血统，以及福建、浙江的地方治理经验之外，别无其他优越特性。自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就以“肃清政敌、修改宪法、言论扼杀、清零封城、对抗西方、围台军演、经济集权”等等措施，扭转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向；10年来，这个被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思想”，实际上不过是“窑洞政治学”的翻版，已经证明是一条孤立自绝、总体衰败的路线；20大之后，在习近平登上权力巅峰之际，也就是中国断崖坠落之时。 “习家班”：直线冲锋的决策模式 以反腐之名肃清政敌，建立唯我任用的“习家班”，是习近平初掌政权时发出的第一道政治清洗，也是习近平引领中国开启渐进衰败的起点；反腐其实就是“肃反”，借此断绝党内权力竞争与利益分赃者的侵扰和障碍。其后，习近平大量任用亲信，建立所谓“习家班”，以帮派脐带为系绳，集中权力于一身，独断意识形态话语权。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家班”最大的特色是忠诚胜于专业、听命高于创新、粉饰代替负责。这种同温层、团伙化、小圈子的领导班底，其决策特质就是单向性与同质化，缺乏多元思考、理性批评与全局视野。 在“习家班”封天盖顶之下，习近平打破了邓小平建立的合议型、共识决的集体领导体制，代之以领袖意志和最高指示的“一人领导制”，凡有异议，就是妄议中央，凡有不从，便双规查办。这种“一言堂”的权力体制，必然导致直线冲锋、硬干到底的决策模式，既难以转圜与折衷，也无法产生自我纠错与弹性应变的能力。当一个政策空间只能响起一种单音符，“一个人说了算”，就难以产生圆熟周全的理性政策，导致一种僵直性、冷硬化的政策型态，展现的是习近平“十里不换肩”、“打铁自身硬”的窑洞革命精神，当然难以应付国内外瞬息万变的挑战与变局。 维稳：保红色江山，不保人民 习近平的“维稳”－广泛的电子监视、手机定位、网路审查、牢狱关押，绝非为了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而是以严密的政治监控，塑造一种“全景监视”的透明社会，借此维系“红色江山”的永久统治。在“维稳”只是“保党”的前提下，其所运用之手段是通过寒蝉政治、无语社会、奴化个人等等措施，塑造一个停滞化、无异议的静默国家，好让中共得以在一个顺民社会中稳坐泰山、高枕无忧的统治。在此意义上，习近平的防疫政策表面上是“社会面清零”，暗地里是“政治面清零”，也就是运用各种繁琐、粗暴、反科学的防疫措施，实行对政治异议份子的坚壁清野，以消音禁言来实现党国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密集反复的核酸检测、健康码扫描、少数阳性便全面封城、暴力驱赶的强制隔离，乃至对防疫暴力的不负责任、对次生灾难的不承认与不闻不问等等，皆已证明所谓“核酸检测”，与其说是检测人民的核酸反应，不如说是检测人民灵魂深处对党国的服从性与忠诚度。 当个人处于非批判、无独立思考的寒蝉状态下，就会陷入一种自我规训的“躺平”状态。躺平意谓一种“精神的自我麻痹”，是一种个人对政治高压的冷漠与苟活心态。因为在这种“韭菜人生”之中，任何创新、变革、改造的思想，都会受到来自党国政治阴谋论的检视和追究，尽管政治谄媚与口头效忠总是此起彼落。这就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异化关系”－一种一方追捕、一方逃避的“猫鼠政治”，政府欺骗不喘气，人说假话不脸红。长此以往，就会产生民族智能与大众素养的退化与衰败，造成文化生命力、社会创造力、个人原创力的低落与丧失。换言之，“维稳”其实是一种闭关锁国、圈地围栏的“反智政治”(politics of anti-intellectualism)，形成一种无人性温度、无社会热情、无个人希望的“死水社会”。这就是为何共党官僚的权力即使越界滥权也不受监督与约束，亿万人民成为引颈就戮的“韭菜百姓”也甘愿服从的主因。 文化孤立与自绝西方 习近平经常挂在嘴上的“文化自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卑、民族自恋、仇视西方、自绝世界的“文化偏执狂”，也就是否定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突出文化的阶级性与斗争性。 教育官员对英语教育和教师的无理限制，禁止网路教学聘用海外教师，学者参加国际会议(实体与虚拟)必须征得批准许可，全天候的网路监管使年轻世代隔绝了西方思想；对外国商品进行抵制与拒购，对“眯眯眼”的广告模特儿施加“辱华”指控，对好莱坞电影进行抵制或窜改，对“非政府组织”(NGO)施加盘查与限制，对外国记者与媒体任意干扰与歧视，乃至指责提倡素食主义的名人为兜售西方生活方式，强迫采用外语为名的艺人修改艺名，以及敦促艺术家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来拥抱“文化自信”……等等，这种文化逆淘汰机制，不一而足。 所谓“东升西降”，是习近平对21世纪世界局势最严重的误判。这既是对自身综合国力自我吹嘘的高估，是羽翼未丰就想雄鹰世界的激进冒险，也是意图与美国“争世界第一”的欲望陷阱。当美国发现“中国威胁”已迫在眉睫之时，从贸易、科技、金融到核领域，美国开始从关税壁垒、科技锁喉、金融猎杀、晶片断供、人才禁绝、政治围堵、军备竞争等等领域，筑起一道“全景式新冷战”的围墙。20大之后，在习近平继续推动“中国梦”之下，美中关系没有任何修好与改善的可能，“天下围中”的战略格局已清晰明朗，“国际公敌”的角色已被标定和确认。 中国将无法养活自己 2022年9月，世界银行(World bank)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8.1%急速下跌至2.8%；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经QUICK新闻”日前汇总了中国经济学家调查，预计2022年中国GDP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3.2%，连续三年低于5%-6%的潜在增长率，未来几年中国全年增长预测是2023年4.9%，2024年4.7%，呈现下行趋势。香港“恒生银行”发表“中国经济脉搏报告”，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4%下调至3.7%。“高盛证券”也将中国2022年经济成长从原先3.3%下修至3%。“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22年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增长率为5.3%，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率自1990年以来的32年，首次低于亚洲新兴经济体。 由于导致经济数据下降的各种原因，以及习近平的政治路线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将步入短期疲软和长期下滑的格局；可以确定，以不到5%的经济增长率，将无法养活14亿中国人口，换言之，饥饿边缘将再度出现，温饱不足将再度来临。 中国经济千疮百孔，难以尽数。从个人失业、企业萧条到总体劳动力(人口红利)的下滑，反映的是习近平10年政绩的失败。清零清到“经济挂零”，封城封到产业封闭，与全球为敌的战狼外交促使各国“脱钩中国”，特别是美国积极筹组“全球民主供应链联盟”，重建美国自身的产业立体网路，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换言之，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摇摇欲坠，一方面印度、越南等国家后起直追、迅速取代，一方面面临美国的无缝围堵和高端遏制。习近平既然自断手脚，仅仅因为极少数核酸阳性和重症率极低的新冠病毒，就坚持断送千亿以上的经济产出，导致资本外流、订单外移、企业关门；既然习近平高估自己、错估形势，“自行告别”促成中国崛起的内部优势与国际条件，那就必然自食由于无法养活自己而反噬自身政权危机的恶果。换言之，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口号，不过是一条粉饰太平的遮羞布，在完全缺乏经济增长激素的支撑之下，只是一个镜花水月的口沫承诺。 中国崩溃论再度浮现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小圈决策、国际对抗、维稳保共、极端防疫、经济失误、文化自闭，历历皆是中国衰败的原因与佐证。20大之后的中国，不会因为习近平的连任而重获生机，也不会因为习近平的自我纠错而掉头转向，恰恰相反，就在“习核心”如日中天之际，中国将由渐进衰败走向终极崩溃。今日，“中国崩溃论”再度浮现，决堤溃坝之说绝非无理无据，而是实证分析和事实检证；如此断言，乃因一路上脉络可循，过程中不断积累错误，最终结局也在预料之中。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 （全文转自上报）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阻止中国称霸亚洲”是美国战略智库“The Marathon Initiative”负责人柯比登在《时代杂志》评论文章提到的一句话。文章刊出隔天，拜登公布了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最迫切的战略挑战”，柯比前一刻的分析，或已为拜登“最迫切战略挑战”给出诠释。 2017年，当川普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时，关于美中关系走向，多数解读无非是趋于恶化，五年过去，双方关系变好、变坏，拜登的答案很明显。他在国家安全战略所说的“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在地缘政治竞争升温之际与盟友共同因应挑战”，以及“建立能反映出美国价值与利益的国际秩序”，回头对照柯比的论述，几乎无一项不是针对中国而来。 让我们倒过来看。首先，为什么需要建立能“反映出美国价值与利益”的国际秩序？照柯比所言，可以看到中国过去十馀年来，不断借由经济影响力对诸多国家采行了“软帝国”控制（尤其对亚洲国家），也就是透过经济、外交等手段，迫使部分亚洲国家必须遵循北京的偏好（尤其政治面），因而，若中国如愿称霸亚洲，全球贸易和商业流动必然愈发流向中国，届时更唯有顺从中国价值、中国规则，乃至于中国的外交路线，才能有所收获，一旦不从，就会被排除准入中国市场，且不待未来，眼前澳洲就是一例，外溢亚洲，过去岂止美洲的加拿大、东欧的立陶宛曾深受其害（辱华猎巫正是如此）。 中式价值观和利益，自然和美式价值利益相互抵触，彼此追求的国际秩序也不相同，拜登之所以强调“美国盼望形塑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安全’的世界，不会任由未来掌握在那些与此一愿景不同的国家手中”，道理就在这。 其次，“反映美国价值与利益”落实到行动上，势将聚焦在亚洲。根据柯比的说法，中国要取代美国，不只是增加其国际影响力，还必须同步削弱美国才有可能，削弱美国，以地缘政治而言，关键就在亚洲。依“谁控制亚洲，谁就控制下个世纪”思维，中国若占据亚洲主导地位，便等于掌控了全球一半以上经济产能，取得这般权力，中国影响世界的规模恐是无与伦比。因此，拜登“在地缘政治竞争升温之际与盟友共同因应挑战”的意思，就是要避免亚洲落入中国之手。 最后，巩固美国价值和利益，继之避免中国统治亚洲，关键就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自川普时期到拜登执政，美国政界对中态度容有差异，关于“中国终将以军事力量取得在亚洲的优势”，以及“台湾位居北京实现统领亚洲目标的中心位置”，则几乎已达各界共识。中国近年的军事演习、重整集结军队，除了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更在于向全球展现实力，尤其积极准备要与美国摊牌。于是，拜登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说“将确保美国有能力‘阻挡任何对台湾诉诸武力或胁迫的行动’”，就是对上述中国威胁的回应。 但若以国安战略的内容再一次重申“美国仍将依循‘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下的‘一个中国’政策指引，包含反对片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独”，可以理解，美国并非真已是所谓“鹰派主战当道”，和中国至少维持既有“表面（体面的）和平”，应该才是当下美国政界倾向的内在意识，也就是柯比在他撰写《为什么保护台湾对美国来说很重要》一文提到的“美国寄望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阻止中国称霸亚洲”，虽然他不否认这是高难度动作。至于拜登何以要紧接著强调“将协助台湾具有自我防卫能力，并确保美国有能力‘阻挡任何对台湾诉诸武力或胁迫的行动’”？如此正是符合“想要和平，就要为战争做准备”的基本常识，毕竟中国对台武力威胁确实已形同箭在弦上。 再进一步看，在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从未有过的压力下，美国的“红线”也已浮现，就是他们不以“解体苏联”设想中国，也不挑战（威胁）中国体制和共产政权，但事态发展取决于中国是否侵略台湾。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公布后，拜登现在等于是把“球”再传到习近平手上。 （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二十大预定于10月16日召开。先行召开十九届七中全会，但全程闭门，党媒报道极其精简，显见幕后斗争激烈，远超外界想象。而愈是接近中共二十大，中国的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愈是古怪。其中之一，是习当局不断宣布的疫情升级、清零升级和封城升级。 新疆，不仅禁止当地民众出疆，而且将外地游客就地留置，甚至让他们“就地就业”，摘葡萄干，制造另一种“强迫劳动”。似乎由此证明，新疆集中营，不仅对维吾尔人管用，对汉人也管用，一进入新疆，就相当于进入集中营，有去无回。 云南，封城一刀切。一夕之间，在风景名胜西双版纳，外地游客被突然封锁在机场，既不能返回外省，也不能离开机场。面对游客的愤怒质问，白卫兵（俗称大白）甚至举起了枪，指向民众。可见，死命令来自上头，持枪防疫，对付的不是病毒、而是人。 怪象非止新疆和云南。全国各地，东西南北，轮流上演突然封城、极端封城。体制内甚至传出“没有疫情也要制造疫情”的最高指示，以及“不要算经济账、民生账，要算政治账”。言下之意，一切为了二十大，一切为了某人连任，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叠加一人独裁，硬要把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中国再拖入朝鲜模式，变成不折不扣的西朝鲜。 疫情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有人或不解：何必做得如此极端？如何解读当权者心态？制造疫情升级和极端封城，至少有三种盘算： 其一，如果习近平连任，习派担心出现全国性抗议，故而需要提前封城。因为，习近平连任，就是强行连任，政变式连任，霸王硬上弓，不仅完全背离民心和党意，而且坏了中共的制度和规矩，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体制，都沦于不合法。他能否站稳脚跟，连他自己心下都没底。 其二，如果习近平下台，中共高层担心全国出现普天同庆、喜大普奔、欢天喜地的场面，让习近平很没面子，故而也需要提前封城。毕竟，天下苦习久矣！他几乎伤害了所有阶层、糟蹋了所有人。他不下台，还有谁该下台？ 其三，是习派的苦肉计。要得释放，必先囚禁；要得喘息，必先窒息。制造疫情，极端封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等二十大开完、习近平实现连任，或突然放松管制，借口疫情减轻，相继解封。然后大剌剌宣布：“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防疫抗疫“取得重大胜利”、展现中国“制度优势”。随后，大开表彰大会，让饱受封城之苦的中国民众，忽然获得喘息之机，在注射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折腾之下，“感恩共产党、感恩总书记”，并误以为中国的防疫抗疫是全球做得最好、世界第一。借此巩固“二十大”成果，增加某人连任的“合法性”，让民众在错觉中接受某人的倒行逆施、黄袍加身。“管他的，只要能出门就行了，只要有口饭吃就行了！”有人会如是自我解嘲，永不磨灭的阿Q心态。 除此之外，制造疫情，轮流封城，也是习近平柔性政变的需要 — 针对政治老人。只要持续并轮流制造全国性的疫情升级，就可以有借口封锁政治老人，以保护他们的健康、安全和生命为由，把他们封锁在住家或者医院、疗养院。软禁，或者变相软禁。具体的执行人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身兼公安部长和特勤局长的王小洪。习近平这一手，是斯大林对付晚年列宁的一手；也是毛泽东对付刘少奇的一手：不惜发动全国性文革动乱、趁乱夺权，打倒刘少奇等大批党内政敌。 毕竟，按照中共党内定制，每五年一次的高层权力重组、以及某人连任与否，都须经由政治老人协商和同意。以全国性疫情为借口，阻止他们参加会议，等于剥夺他们的发言权。习派这一招，可谓阴损之至、厚黑之至、冒险之至。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话说回来，如此强行操作下，习近平即便连任，也必给他自己的权力蒙上一层“不合法”的阴影。或迟或早，即便二十年之后，都将难免遭遇党内翻盘、翻案和清算。这是大概率的结局，或后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到本文刊登和播出的10月10日为止，中共习近平当局对于其二十大的日程安排，似乎进行得比较顺利。作为二十大预备会议的十九大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 七中全会，已经于9日按时召开，新华社为此播发了简讯。按照惯例，这场会议开三至四天，会议结束当天才会有“公报”发出，其中最为外界关注的就是一句“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 而在这个七中全会按时召开的前一天，为时两天的中纪委七中全会已经结束。当天发布的会议公报，以一些外界评论认为是文字之短堪称史上之最并罕见地未涉及人事安排。 在此之前， 外界媒体纷纷转载过最早出自香港《明报》的一则，关于中纪委系统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即将有重大人事调整的报道。具体内容是，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孙新阳，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学新及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福海将升任中纪委副书记。 但笔者注意到，此三人中的孙新阳和刘学新均是十九届中纪委委员，如果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任何时候被晋升为正部长级的中纪委副书记的话，都没有程序障碍。但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张福海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并不是十九届中纪委委员，所以他在二十大之前没有可能被宣布为中纪委副书记。举个最令外界熟知的例子，当年邓小平下令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但却没有可能把他朱镕基同时也“增补”进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原因就是朱镕基只是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只能从中央委员中产生，与必然是中纪委常委的中纪委书记、副书记只能从中纪委委员中产生是同样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赵乐际和杨晓渡当初在十九大上即“当选”了中央委员，又“当选”了中纪委委员。 当然，笔者相信《明报》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依据之一是上海方面的党媒已经于日前刊登报道说：“中共中央批准：李仰哲同志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和市纪委书记；刘学新同志不再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另有任用”。依据之二是，公安部网站上的党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组长，也已经由孙新阳换成了任爱荣。 这个孙新阳被外界关注，是始于笔者今年7月初在本专栏发表的《除了王小洪，公安部还有一个习近平的嫡系叫孙新阳》一文。继而笔者又于今年7月8日在本专栏发表《公安部纪检大权从习近平旧部转给习近平老乡》一文，在该文章的结尾已经断言过，“到今年二十大召开时他（孙新阳）才满58岁，而且在副省部级的不同工作岗位上已经持续了十年，在二十或者二十大之后被提升正省部级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并很有可能会在二十大上就晋升中纪委副书记。” 至于张福海，截止目前并未被中共当局宣布免去其在广东省委的职务。当然不排除这个张福海也有在二十大上，与孙新阳和刘学新一同进入新一届中纪委常委会，并被安排为正部长级的中纪委副书记的可能。但届时的中纪委第一副书记，也就是杨晓渡的接班人角色落到他们三人中任何一个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虽然已经被内定在二十大上晋升，但截止二十大召开之前，他们仍然还只是副部级。从副部级跳升副国级，尺度有点大了。 就以杨晓渡为例，此人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前，也仅仅是十八届的中纪委委员。但他在十八大召开后两年，也就是2014年，即已经由上海市纪委书记升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2016年，又被安排兼任了中央监察委成立之前的国务院监察部部长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也就是说，他当时是从已经担任了三年时间的正部长级位置上晋升副国级的。 最近一两个月里，随着中共二十大召开时日的临近，关于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谁上谁下”的名单一再被境外媒体“推陈出新”。但无论哪个版本都少不了赵乐际，因为他毕竟是现存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 不过，无论是习近平依照“惯例”，还是从其个人“权谋”的角度出发，即使让赵乐际在二十大上连任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基础上安排他再掌管一届中纪委的可能性很低，大概率是新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主席；小概率是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习近平之外全退的前提下，让其中最年轻的赵乐际步王歧山的后尘。 当然，无论可能性有多大，假如出现除习近平之外其他六人全退的安排，其中的赵乐际告老还乡，而由王沪宁扮演一届王歧山目前扮演的角色，也不失为一种可能 笔者生发出如此“奇想”，是受到昨天偶然听到的一位政评播主的“二十大新常委预测”的启发。该播主声称，二十大之后的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七加一”，即七个政治局常委加一个国家副主席，而这个国家副主席，也就是王歧山目前职务的接班人将会是栗战书。 殊不知，岂止是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就是曾经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那个政治局常委也是完全没有可能改任国家副主席的。道理就是全国人大委员长也好，全国政协主席也好，还有国务院总理，都是国家机关的正职负责人，而国家副主席无论是否政治局常委，都只不过是一届副职而已。所以，已经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者，和已经是国务院总理者，若被安排成国家副主席，等于是被降级使用。所以，出现这种安排的可能性半点没有。在假设明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会再安排一个已经退位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像五年前的王歧山一样，出任一届国家副主席，那么只会从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三人中产生。 那么，无论赵乐际在二十大之后的去向如何，他中纪委书记一职必将易人的前提下，继任者会是哪里一位呢？ 各位读者和听众应该都已经注意到，如今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与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的高层人事安排预案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四大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和新疆、广东两地的区委书记及省委书记一共六人中，已经有北京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和新疆区委书记都先后不再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而当时继续留在广东省委书记岗位上和上海市委书记岗位上的时任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胡春华和韩正，前者在十九大上继任政治局委员并被宣布为备任国务院副总理，后者韩正则是在十九大上晋升政治局常委。 而如今的二十大召开前夜，上述六个位置中的五个，都是仍然继续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继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的现任和曾任的地方大员里，只有曾任的陈全国一人不会在二十大上再有政治前途，其他五个 ，即北京的蔡奇、上海的李强、天津的李鸿忠、重庆的陈敏尔以及广东的李希，都会在二十大上留任或者晋升政治局常委呢？ 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五个中的哪一个或者哪几个不会在二十大上留任中央政治局或者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继而只会在明年三月被安排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可能。但笔者倾向于相信，下届中纪委书记如果不是丁薛祥的话，就应该会从上述五人中产生。至于即将接替杨晓渡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书记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角色，从上述五个目前的政治局委员兼地方大员中产生的可能性不大。若如果不能从我们过去文章中分析和介绍过的张军、陈文清和应勇三人中挑选的话，从现任省委书记中产生当然也是一种可能。要知道，杨晓渡的上一任，也就是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赵洪柱，此前的职务就是浙江省的省委书记。 我们注意到，日前刚刚被宣布接替刘学新上海市纪委书记的李仰哲来福建：2020年，此人由中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长位置上平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接替的就是当时的刘学新。而刘学新此前的职务变化很快，2015年任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2016年就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在此职务上任职不满4年即又转任上海市纪委书记；然后就是日前被宣布“另有任用”。而2016年，被刘学新到福建接替福建省纪委书记的倪岳峰，如今也已经是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在中共政坛内曾有传闻说，这个倪岳峰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向中组部推荐过的“干部苗子”。此人步入中共政坛之后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晋升路线，那就是先被在国家海洋局正司局级副局长职务上平调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任专职委员，在此基础上，先升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助理。2008年2月，44岁的倪岳峰被宣布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专职），晋升副部级。 2011年3月，倪岳峰被外放出任福建省副省长，并在此职务上被安排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大召开一年后，他改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纪委书记。2016年8月，奉命把省纪委书记职务交给刘学新后，倪岳峰改任了习近平在福建省担任过的职务，即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3个月后，即又被宣布为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被任命为福建省委副书记刚刚半年，倪岳峰即被调回北京，升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正部长级），并在此职务上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委员。2018年3月国务院换届，倪岳峰顺利成为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和署长；今年4月，被宣布出任河北省委书记。 从如上倪岳峰的仕途轨迹和晋升速度观察，很有一些为他在二十大上晋升副国级进行政治热身的节奏与步调。而这个出生于1964年的倪岳峰，比自己当年在福建省纪委书记位置上的继任刘学新还要年轻一岁的年龄优势，也决定了习近平当局为二十大挑选新任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一定会对他重点考虑。而一旦在二十大上顺利“入局”，他倪岳峰日后的具体职务只会有两个去向，一是中纪委第一副书记，二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接任某个直辖市或者广东省的地方党委书记。 本文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说了，五年前的十九大召开之前和十九大开过立即上任的现任四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都还继续在任，无论他们五个是否会在二十大上留任政治局委员或者晋升政治局常委，他们目前肩负的地方党委一把手的位置都应该会在二十大闭幕之后易人。目前在任的这四个直辖市和一个省的行政一把手中，只有均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委员、政治资历相对雄厚的现任北京市长陈吉宁，以及现任上海市委龚正被就地向党的一把手培养的迹象较为突出。此二人和我们陆续分析及预测的那几个很可能在二十大上晋级的现任省委书记一样，“入局”前途同样明显。因为直辖市和广东省的市委或省委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这几个地方的行政一把手和其他的普通省委的一把手同样重要。 不过，目前担任天津市长、重庆市长和广东省长的三个人，相比陈吉宁和龚正既政治上资浅又没有特别年龄优势，所以此三人基本没有可能在二十大上“入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