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澳洲，因為這裡讓親情補了課
2026 年 8 月 9 日
中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這種一黨獨裁不單單針對民眾，同樣也針對黨代會的全體代表。黨代會的要義是要求全體參會代表「圓滿開好這次大會」，而對整個會議過程以及參會代表的管控，則是保障會議完全按「劇本演出」的制度保障。本文從黨代會代表挑選、參會代表團管控、會場管控、賓館管控以及投票管控等幾個方面，介紹中共黨代會的特點。 一、黨代會代表的挑選 中共20大如期召開。對中共官場來講，5年一次的黨代會就是一場「活報劇」，演完拉倒。演出之前，「劇本」早就寫好了，雖然事先看過「劇本」的，可能只是中共高層的少數幾個人，但官場中人多半都猜到了「劇本」內容。 黨代會召開前，照例會公布來自不同省市、不同部門的參會代表名單，20大的參會代表一共2,296人。這些人並非從基層中共黨員中選舉產生，各省市的基層黨員都不知道，參加黨代會的代表究竟是按照什麼程序挑出來的。 中共黨代會有一個特別的概念，即「選舉單位」。以20大為例，省市一級一共算成3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每個省、區、市算一個「選舉單位」；中共中央直屬的各部門算一個「選舉單位」，國務院系統各部門是單獨的「選舉單位」，中央直屬企業算作又一個「選舉單位」；香港、澳門各算一個「選舉單位」；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也是一個「選舉單位」。總共有38個「選舉單位」。 中共中央組織部把參會代表的名額分配到各「選舉單位」，每個省參加中央黨代會的代表名額平均約60人上下。然後，黨代會的代表就由各「選舉單位」自己挑選。每個省的省委書記和省長是當然的代表，其他參會代表則由省委組織部從下屬各市縣選一些市委書記和市長；隨後在經濟、科技、文教、體育衛生各行業選擇一些基層幹部；最後挑幾個勞動模範或戰鬥英雄作為點綴。 這些不同類型的代表各自的比例是多少？以1987年中共13大的代表構成為例，1,936個代表中，76%是各級黨政軍幹部，19%是經濟、科技、文教、體育衛生部門的幹部，剩下的5%是勞動模範和解放軍戰鬥英雄。為了達成既定的比例，中央組織部會在給每個省的代表名額中「戴帽下達」，指定某類代表要包括幾個女性、幾個少數民族幹部。所謂黨代會參會者的「廣泛代表性」，就是這樣事先由中央組織部安排好的。今年20大的代表構成應該也差不多是這樣。 二、參會代表團的分片管控 為什麼中共黨代會要設立「選舉單位」？因為，對黨代會的會議管控和投票管控，就以這些「選舉單位」分片包干，責任自負。每個省市的參會代表，會前臨時組成一個參會代表團，團長理所當然地是本省的省委書記，而他在會議期間的責任就是，管控好自己的代表團；如果會期之內發生任何意外，比如有參會代表發表了「不當言論」，或者投票時不守「規矩」，團長要承擔失職的連坐責任。 不過，各代表團團長並不十分擔心本團代表會出「幺蛾子」，因為這些代表都是省委挑出來的「聽話」之輩。而能被選中參加中央黨代會的地方官員，自然都很開心，那意味著自己得到了上面的賞識，仕途看好。所以，被選中參加中央黨代會的人，會議期間都格外聽話，不但高度自律，而且講話行事總想討好本省長官，不會有出格言行。所以，中共黨代會的代表，其實完全不代表共產黨的基層黨員，而是上級的傳聲筒；誰指定他作為代表到北京參加中央的黨代會，他就按誰的意圖講話行事。各省市代表團當中，有一個比較特殊，那就是「台聯會」代表團。「台聯會」的全稱是「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是1981年中共開始允許台灣老兵赴中國探親以後成立的。台聯會平時聯絡有台灣籍貫背景的中國人，配合各地的「台辦」，與去大陸的台灣人認鄉親、攀關係。這次20大開會，由全國台聯會長挑選了9個各省市的台聯會長，組成一個「台灣」代表團，冒充台灣的中共黨員。 20大「台灣」代表團的10個人當中，除了團長是全國台聯會長外，其餘9人分別是京、滬、瓊、閩、粵、豫、吉、桂以及蘇州的台聯會長。這些人里，只有一個來自台灣，她的名字是盧麗安，生在高雄，在台灣的大學畢業後到英國留學，然後去復旦大學任教，定 居上海，早就加入了中共，現已被中華民國政府依法註銷國籍。「台灣」代表團的其他人，都是祖籍台灣的中國人。 三、黨代會的會場管控 中共黨代會的整個會期中，除了開場、聽取大會報告、投票和閉幕這幾次全體大會之外，其餘時間都是每個省的代表在自己居住的賓館閉門開小會。 對全體大會的會場管控，首先是按照各代表團分片集中入座，不允許代表們在會場上任意選擇自己的座位，目的是便於管控。每個代表都坐在本省省委書記的前後左右，視線所及，一覽無餘。 其次，大會有嚴格的會場紀律。凡是所有代表到場的全體大會，大家都必須乖乖地坐聽高層做報告，不許起立揮手，不許插話表達個人意見，不許自行走到主席台前。這個紀律的制度意涵是，所有代表都必須認清自己的地位，上尊下卑，主席台上的人決定一切，下面的人只能聽訓。 會場管控也包括一律採行集體行動，杜絕個人的行動自由。每個代表團奉命住在指定的賓館，從賓館到大會會場，必須集體乘坐專門安排的大巴，不許個人自行前往。大會開完之後，每個代表團仍舊坐指定的大巴，直接回自己的賓館，開車前要清點人數，不得遺漏。進出會場也要按序行走，不許利用休息時間或進出場的時間亂竄。 每個省代表團的小會，分成全團集中開的大會，和分小組的小會。此類活動，雖然可以在會議室里隨便就坐，但也有會場紀律。省團的會議，表面上是自由發言，但團長會指定幾個人先重點發言，起到「帶風向」的作用。然後，按照「規矩」，每個代表都要按照各自地位的高低，依次發言表態，表明他如何正確理解了中央領導的講話。省團的小會絕對不允許議論中央的政策，或本省存在的問題，這些代表們也不敢批評習近平的政策。所以，與會代表們是大會沒聲音，小會沒膽講。 為方便高層掌握各省團小會的會場動態，各省團每天要將當天討論的內容整理成簡報，報送大會秘書處。大會秘書處連夜摘要匯總，編輯成次日的大會簡報，再印發到各代表團。次日各團團長最關心的就是，就是本省代表的發言有沒有被上面選中，刊登在大會簡報上。在團長的眼中，本省代表的話刊登上了大會簡報，就是對他領導有方的表揚。 四、黨代會的賓館管控 黨代會各省代表團的住地賓館同樣有嚴格的管控。首先，開會期間，代表們不得擅自請假，必須到會，因此並沒有行動自由。其次，所住賓館早已清空旅客，門口戒備森嚴，禁止閑人出入或停留，更禁止記者採訪。所以，外國記者不可能私下採訪參會者；而中國的記者都知道，這種會議不許採訪。會議期間，代表們不許到其他省的駐地互相拜訪，私下溝通資訊，這是為了防範各地代表互相串聯。 除了少數省團領導之外，參會代表不知道的是，中共對黨代會的代表還實施秘密監控，主要是針對與會代表在省團小會會場之外的私下言行。中共中央辦公廳會派人到每個省團駐團，與該省的代表們同吃同住同活動。派去的人名義上是「大會工作人員」，為了方便各省團與大會秘書處溝通。實際上，這些中辦駐團人員的任務是，密報與會代表的會外言行，他們擁有出入賓館內每個會場的特權，當地省團領導不得過問。 對省團領導而言，這些「大會工作人員」其實是上面派來的密探，可以自行報告本團成員任何人的言行，包括省團領導在內。因此，各省領導對這些「工作人員」表面上十分客氣，內心卻敬而遠之。有時候，他們發現團里的某代表向這些「工作人員」反映本省存在的問題時，雖然這屬於下級向上級報告情況，但團長們都會緊張起來，用眼色暗示報告者閉嘴，但又不敢做得過於露骨。 這些工作人員駐團之前，都會領到一份該團代表名冊，列明各代表的姓名、籍貫、年齡、來自何處，以及他的職務。大會秘書處要求這些「工作人員」在會期的頭兩天里，通過這些資料，暗中認出每個代表，記在心裡。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一旦「工作人員」聽到某代表在飯桌上或洗手間里講了一兩句「出格」的話，這就是指定他們密報的內容；於是「工作人員」要馬上識別出講話者的身份，把「出格」的話記在心裡。 每天夜間大會秘書處都會搜集派往各團「工作人員」的當日密報，這樣的密報不得讓省團團長知道，更不能讓省領導過目。大會秘書處把各代表團的密報連夜整理編印後，作為大會簡報的一種特殊類型，次日早上送到政治局常委的辦公桌上，方便高層能有針對性地及時加強會場和賓館管控。 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就完成了黨代會和人代會的會議管控制度化，這樣的管控比蘇聯還嚴格。所以，指望與會代表在會場上各行其是，發動反習「政變」，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五、黨代會的投票管控 中共黨代會正式選舉中央委員和中央委員會選舉政治局委員，一向實行等額選舉，沒有選舉競爭。等額選舉的實質是，當選名單印好後，投票人要麼全部打勾，要麼少勾一個，但少數人少打幾個勾，完全不影響當選名單上的人全部通過。這種選舉其實就是假選舉。了解了中共黨代會的如此投票制度，就能明白，為什麼中共的高層領導人永遠篤定當選。 但是，從中共13大開始到現在，投票管控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變化，從此中共的媒體開始宣傳黨代會有差額選舉了。這個變化是胡耀邦被逼下台後，趙紫陽代理總書記期間，為13大的投票所做的一個改革，即中央委員的選舉採行兩輪制，第一輪是預選，用差額選舉，候選人比預定當選人數多一些；第二輪才是正式選舉，仍然採用中共傳統的等額選舉。 由於這個改變寫進了13大通過的黨章，此後，雖然趙紫陽因「六四」被軟禁，但中共高層不便再度修改黨章、取消這一條，那就有礙國際觀瞻了。結果，這個預選時的差額選舉就保留下來了。16大中央委員預選時，候選人比當選人數多5%；17大多8%；18大多9%；估計20大可能是多10%。 這個預選中的差額選舉有什麼用？13大時還真發揮了一點作用。當時，胡耀邦已下台，陳雲、李先念、王震等中共大佬希望讓意識形態黨棍鄧力群當總書記。由於鄧力群為此私下串聯，被舉報給鄧小平，結果鄧小平決定讓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並且馬上宣布公開了這樣決定。緊接著，13大預選中央委員時，鄧力群遭到很多黨代會代表的抵制，最後他得到的票落在倒數幾名，被末位淘汰。但中共歷史上，象鄧力群這種當過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的人，在中央委員預選中落馬，也僅此一回；而鄧力群之所以被末位淘汰，與參會代表風聞他當不上總書記有關。 此後，中共歷屆黨代會雖然保留了差額預選，卻再也未淘汰過地位比較高的候選人。 至於中央委員預選之後的第二輪正式投票，由於仍是等額選舉，所以，凡是經高層確定列進中央委員正式候選名單的人，都能篤定當選。 從中央委員選舉這個層級再往上，中央委員會選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委員選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選總書記，始終都是等額選舉；名單上印誰的名字，按照名字的順序，大家就知道，誰是事先確定的最高位置的人。 投票管控還有一個不起眼的環節，即黨代會代表選中央委員時，選票由每個省市代表團分別收取。每個省團一共幾十張選票，哪個代表沒選高層預定的人，很容易被查出來。 再往高層的選舉，選票更少，就越發沒人敢擅自亂填了。於是，中共高層人事的安排，永遠是最高領導人怎樣安排，投票結果絕對符合領導意圖，保證不出錯。 考察了中共黨代會的各方面管控之後，確實可以說，這樣的大會無非是一場高層嚴密操控的「活報劇」。這就是中共標榜的所謂「黨內民主」的真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二十大」召開，第一場大戲就是習近平代表第十九屆中共政治局做的政治報告。對於這份報告，外界普遍認為基本上可以說是陳詞濫調，空話套話連篇，完全是一篇枯燥無味的黨八股。不過如果我們仔細推敲全文內容，其中還是透露出了一些未來習近平的可能的政治思路。我認為，這個報告里有三個關鍵詞是值得外界注意的。 第一個關鍵詞是「鬥爭」二字，據網路上有人進行的統計，這個詞一共提了17次。例如講到「四個務必」 的時候，習近平說要「務必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在提到未來五到十年的中心任務的時候，習近平用很重的口氣說要全黨全國「準備經受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並說，為此要「依靠頑強鬥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問題是：到底會有什麼驚濤駭浪發生，因此需要如此強調「鬥爭」？是黨內鬥爭還是中美之間的鬥爭？習近平沒有明說。但不管是什麼，對「鬥爭」的強調跟他口口聲聲說的「和平崛起」，顯然是自相矛盾，背道而馳的。對於鬥爭的強調，再一次暴露了這個喝「文革」狼奶長大，充滿紅衛兵精神的紅二代的政治性格，但同時也反映出他內心極度缺乏安全感。據說「安全」這個詞在他的報告中提到更多，大概有80多次之多，這也頗為耐人尋味。 在習近平的政治報告中，絕大多數都是舊概念，但是有一個比較新的提法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認為這可以說是他的報告中的第二個關鍵詞。也就是說，習近平在他的任期內，將要試圖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建立一個與西方不同的模式。這個模式的內容，主要是共同富裕，大概會是未來中共的宣傳重點和所謂「習近平思想」的主要特點。我認為這反映出了習近平的野心的進一步膨脹，也就是他在報告中提出的，要「創造人類文明新型態」。現在的習近平，已經不僅要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指明方向，在未來他還要試圖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指出方向。這當然是對毛澤東要做「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的野心的模仿，但也可以看出，習近平的心中已經出現了因為無知而產生的狂妄。這樣的狂妄發展下去，對中國和世界都將是一種威脅。 報告中第三個反覆強調的關鍵詞是「人民」。除了我們已經耳熟能詳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之外，在這次的政治報告中，習近平又提出了新的說法，叫做「守住江山，就是守住人民的心」。這當然是一句空話，我相信習近平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但這裡的一個「守」字，我認為實際上表達的，不是「守護」的意思，而是控制和箝制的意思。把人民兩字反覆利用。這是2012年習近平剛上台的時候就主打的主旋律，現在十年過去了，恐怕還將是所謂「習近平思想」的主軸之一，真是老狗玩不出新把戲。但這還是勾勒出未來的習近平統治，將主打民粹主義，就是以改善民生為內容的旨在討好基層老百姓的社會政策，而共同富裕就是這樣的政策的體現。這樣的政策，其實質，就是劫富濟貧的打土豪分田地。我相信中國的有錢人聽了這份報告，會有更多人加緊向國外「潤」的步伐。 總體來講，過去十年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國在政治上的倒退，體現為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在經濟上的倒退，凸顯為國進民退，打土豪分田地再現。而在未來，開展新的政治鬥爭，與文明主流分庭抗禮，以及民粹主義，將是可以預期的未來的習近平統治的主軸。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王丹為您做的評論。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七中全會剛剛閉幕，二十大即將粉墨登場，習近平即將進入終身連任，成為事實上的帝王。記得，他曾在2012年上台後赴深圳，人們本以為他要開啟改革開放新時代，誰知他在閉門會議上感嘆蘇共崩潰時竟無一人是男兒。今天習近平即將終結改革開放，中國將重返毛澤東極權主義黑暗時代。時代在呼喚真男兒。 說曹操曹操到，真男兒出現了，宛如平地驚雷。 10月13日上午，在北京海淀區北三環的四通橋上一側的橋體上，有人掛出兩個白底紅字的巨大的橫幅。一條橫幅上寫著「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另一條寫著「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鎖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並有高音喇叭反覆播放橫幅字句。 有網傳照片顯示，他頭戴黃色防護帽、身穿橘紅色運動服。在最新流傳的視頻中，可以看到橋面有雜物被燃燒，冒出滾滾黑煙。後他被公安人員帶上警車。 從網路流傳的照片上看到，橋下有不少北京市民圍觀，時經高架橋的司機看到條幅後慢下車來，形成了交通堵塞。 北京三環海淀區四通橋方圓3公里範圍內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多所大學，是北京大專院校集中的地區。 北京四通橋出現反習、反封控橫額後，牆內網路全面封剎相關消息，有網民因在微信群轉發該消息，只數分鐘後就被」永久封號」。一些用戶只能夠隱晦地表達他們對抗議者的支持。一名中國社交媒體用戶寫道，「今天北京有一個勇敢的人」，並豎起幾個大拇指和玫瑰支持。但是這個帖子很快就不見了。 居住在美國的民運人士王丹周四在推特上轉發橫幅內容並推文說，「向拉橫幅反抗的勇士致敬！」王丹強調「誰說中國無勇士」。這位不知名的中國人的勇氣，可謂驚天地泣鬼神，是當代新的「坦克人」。王丹認為，習近平將連任，使得無數中國人感到絕望，絕望之下才會有反抗。這不是第一次有人站出來，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大家不要小看這位勇士的義舉，有的時候，示範效應是巨大的。習近平倒行逆施，必將激起更多的政治風潮。 維權律師王宇發推文說，「誰說華夏無男兒？真的勇士！」 作家高瑜認為，這個事件對20大不會有任何衝擊，但是對社會層面衝擊會很大。她還指出， 「33年之後，他是北京又一個王維林。」原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分析指出，新冠疫情爆發三年來，中共當局搞的清零使得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民生幾乎走到盡頭。本來忍耐力很強很強的中國人也到了忍不下去的限度，必然會有勇士站出來抗爭。蔡霞表示：「我們之前看到的是一些在封城當中一些外地的城市，外地的一些人員他們在小區里、在城鎮上進行反抗，但這次是發生在北京的，對全中國所有人都會產生影響，對中共高層就習他們，震動是最大的，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CNN評論說，這類公開向中國最高層表示抗議的行為在中國極為罕見，特別是在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之前。當局為了確保安全和穩定，把北京變成了一個碉堡，嚴防死守。路透社報道說：在中國人民的抗議活動中，極少提到「習近平」，人們盡量使用委婉語、隱晦的措辭和圖像，來逃避審查。 事實上，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反對他倒行逆施的抗議一直都存在，只是沒有形成集體效應。 2018年，青年女子董瑤瓊在上海一座大廈前向帶有習近平畫像的宣傳畫潑墨，表達不滿，她隨即被當局人員帶走，下落不明。 2022年1月在深圳羅湖有位男子在街上舉著「打到習近平，保衛改革開放」的字牌，要求習近平下台。 一、四通橋勇士何許人也？ 經網友搜索，在科學界社交網站上找到一個名為彭載舟的賬戶，上面寫有「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的字樣，與四通橋的橫幅字句一致。 10月16日，署名彭載舟的推友給蔡霞發私信說：蔡老師，我們正在全國組織總罷課，希望您也組織一下，多多轉發，謝謝！全國罷課總動員、全國罷工總動員、全國汽車鳴笛抗議總動員、全國軍人起義總動員。要讓獨裁者習近平知道，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中華大地有男兒。有網友查證，這位網名彭載舟的抗議者本名為彭立發，黑龍江泰來縣人，做電磁學研究的。他有妻子和孩子。 從他選擇拉橫幅的位置和帶安全帽的打扮，以及使用重複播放的喇叭，顯然他對這次活動進行精心策劃，應該居住在北京。通過他發給蔡霞的私信可見，他並非一人，應該是一次有組織的集體行動。 二、破局意義非凡 習近平執政十年純屬折騰的十年，中國政治經濟全面倒退，內外交困。中國歷經四十年改革開放，居然可以倒轉歷史的車輪，重新返回黑暗時代，令人匪夷所思。難道中國人真的已經喪失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勇氣和信心？難道中國人只能認命當奴才？ 在當今中國，我們不缺少智者，但缺少勇者，缺少敢於站出來，斥責黑暗，呼喚光明的勇者。有人說，中共很強大，站出來抗爭是以卵擊石；中國人不覺悟，自私懦弱。但我想問，如果中共真的很強大，為什麼害怕自由的言論？為什麼開二十大會如臨大敵？中國人再自私懦弱，難到還比不上一百年前的國人嗎？ 彭立發的抗議儘管是個人採取行動，但他的標語反映了中國人的心聲，具有重要的破局意義。這是一個克服恐懼的行動，當一個人站了出來，就會有第二個，甚至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表達他們的憤怒。至暗時刻需要有勇敢的人站出來。站出來表達不滿看似普通，就像一個小火星，但它會蔓延成火焰。 1989年12月的羅馬利亞很平靜，寒冬下的陽光依然沐浴燦爛。儘管羅馬尼亞早已經經濟凋敝，民生艱難，不滿情緒在不斷攀升。 這天的上午，齊奧塞斯庫和夫人伊麗娜出現在黨中央委員會大樓的陽台上，10萬人的掌聲、歡呼聲像潮水一般向他們湧來，齊奧塞斯庫感到很滿足。他開始了激情盎然的演講，不時提高聲調，揮舞手臂，將演講帶入高潮。突然，廣場一個角落一個人喊出了一聲：「打倒齊奧塞斯庫！」，口號聲像一道閃電划過寂靜的夜空。齊奧塞斯庫剛舉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緊接著，廣場的人群都跟著喊「打倒齊奧塞斯庫！」，單個的聲音彙集成奔騰的洪流。於是，羅馬尼亞變天了。 北京作家辛可在《如何判斷一個王朝將要掛》一文中寫道，一個王朝到了臨界點，雖看上去依然很美很性感，但已經陰陽兩衰、千瘡百孔，僅靠廉價的春藥和鴉片苟延殘喘，完蛋不過是時間問題。這並不意味著老百姓徹底覺悟了，會自發起來抗爭，事實上大部分人永遠都是看客，最多就是跟著起鬨而已。歷史的經驗是，如果大部分人對一個王朝表示不滿甚至絕望，其中一部分人有改變現狀的願望，只要很少的一部分人採取行動，任何一個王朝必將在劫難逃。 我們為四通橋勇士彭立發的壯舉感動，中國人不是沒有男兒。儘管他的抗議只是一個個體行為，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無數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再堅固的堤壩也抵不住一個個微小的管涌，一次次連續的衝擊。 歷經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人，面對習近平政權的倒行逆施，該勇敢站出來，改變中國了。真正讓習近平顫抖的狠角色–人民，該出場了！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二十大正在召開，此刻對習的連任已經沒有疑問，接下來的競猜題是習將續任五年、十年還是終身國家主席。這個局面其實早就定了，2013年開始的10年，習近平通過反腐治官，社會管控治民這兩手抓的策略逐步奠定「定於一尊」的權力基礎；2016年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了習近平在黨內的核心地位；2017年中共十九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被寫入黨章；2018年3月，中國全國人大通過充滿爭議的修憲草案，刪除了國家正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為習近平的繼續掌權掃清了障礙。與其他威權國家（利比亞除外）不同，中國是個一黨專制的國家，因此，習近平是否連任、連任五年還是十年甚至無限期，都取決於中共黨內是否有足夠強大的反習勢力。 不滿聲音一直有，但無法成為有組織力量 習近平接任中共掌門人並不容易，一是時勢遠遜於胡溫接班時，二是經歷了黨內嚴酷的內部鬥爭 。2012年11月份中共十八大習近平當選為中共總書記，他應當在2013年3月的全國人大代表會上被選為國家主席，但在3月14日舉行的投票中，當日投票人數為2956人，習近平獲得的贊成票為2952票，1票反對，三票棄權。 在稍後人大代表選舉中國中央軍委主席時，結果同樣。 這個選舉結果讓國內外議論紛紛。媒體竟猜可能投反對票的代表是哪幾人。猜想名單上有李源潮，令計劃，甚至認為習近平自己投反對票以示「民主」。 在習近平執政的前10年中，最有爭論的是2018年修憲。所謂「修憲」，就是要在中國憲法中刪除國家正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此議從2017年開始浮出水面，遭遇海內外強烈質疑與反對。2018年中國全國人大3月11日以2958票贊成、２票反對、３票棄權、１張無效票，通過國內外充滿爭議的修憲草案，海內外將此次修憲形容為「政治的大倒退」。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幾乎無人去猜測那些反對、棄權票究竟是何人所為。 遴選全會黨代表的過程就是保證「選票」 習近平身兼中共政權黨政軍的三個重要職位：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外加國家安全領導小組負責人，這個政權的權力部門幾乎盡在其掌握中。有了這幾個要害職位，只要習近平不大權旁落，不象某國領導人那樣失智，我相信由於權力得失以及反腐，中共黨內不滿者甚多，但能夠形成對習大位之威脅的不多。 習近平對此也警惕性甚高，一發現苗頭，立即掐死，中共十八大以來被公開查處者中已包含有1名正國級、6名副國級、2名軍委委員級、數十名正部級、數百名副部級。以至於從表面上來看，中國沒有任何領導人敢在中共二十大前夕組織反對習近平的活動。除了習近平控制著安全部門及其龐大的監控權這一事實之外，組織這樣的陰謀與長期以來反對「宗派主義」的中共規矩背道而馳。如果有人敢出面這樣做，以習近平控制能力，立刻會知道，後果很嚴重。 中共是一黨專政，形式上總書記由全體黨代表選出。因此，遴選黨代表的過程就是保證選票的政治忠誠度。中共二十大代表選舉工作從2021年11月啟動，到今年7月全部完成。全國38個選舉單位分別召開黨代表大會或黨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了2296名出席黨的二十大代表。一是認真組織推薦提名，二是嚴格組織考察，三是逐級遴選擇優。其中遴選的最重要標準就是政治可靠，聽黨的話。這樣經過中共黨組織嚴密考察、逐級篩選出來的中共中央全會黨代表，基本不可能失控，在全會上突然發難，換掉自己的主人。更何況整個會議期間的監控措施非常嚴密。 長期執政，真正的問題是獨裁政權（獨裁者）無法避免長期執政引發民眾的政治疲勞症。 兩位被政治疲勞症擊垮的政治強人 二戰以後，除了君主制國家的君主仍然是終身制之外，政府首腦基本是任期制，長期執政遠非人們想像的那麼安全。本文僅以21世紀前十年還非常輝煌的中東四強人當中政治形象最好的穆巴拉克與本·阿里為例，這兩位的精明、政治手腕不遜於習近平，後者的開明遠勝中共江胡習三任。 一位是神壇上的「現代法老」穆巴拉克。穆巴拉克出身行伍，曾是第4次中東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空中英雄，聲譽卓著，被視為埃及總統薩達特的政治傳人——1978年，埃及與以色列達成《戴維營協議》後，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共同獲得1978年諾貝爾和平獎。1981年10月6日，薩達特被刺殺，這位尼羅河三角洲農家子弟出身的政治家毫無爭議地成了埃及總統，開創了「穆巴拉克時代」。他在任期內曾大力發展埃及經濟，因此埃及擁有較完整的工業和農業體系，但由於嚴峻的資源限制，服務業在經濟中占很大比重，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的50%，其中旅遊業收入佔GDP的13%，吸納就業人數400萬，約佔勞動力總人口的14.6%。更讓埃及民眾服氣的是，在中東這個政治風浪迭起之區域，在其30年執政生涯中，穆巴拉克迭遭刺殺，九死一生，這些驚險故事增加了其傳奇魅力。每次暗殺之後則是他對政治的更穩固掌控，終成為北非國家的區域性領袖。2005年，在美國的壓力下，埃及舉行有其他候選人參加的總統大選，穆巴拉克以超過80%的支持率贏得大選。自認為獲得民意擁戴的穆巴拉克在任期接近終結時，仍然未打定主意是讓兒子接班還是自己親手培養的二號人物接班之時，發生了阿拉伯之春，寶座傾覆。 另一位更冤的是開明專制者突尼西亞總統本·阿里。本·阿里自1987年11月發動政變推翻老總統布爾吉巴，直至2011年1月茉莉花革命時期一直擔任突尼西亞總統兼軍隊總司令，是該國自1956年從法國殖民地獨立後的第二任總統。本·阿里當政期間實行開明專制，在其領導下，突尼西亞一度十分成功。本·阿里是位務實的領導者，蘇聯解體後，他拋棄了此前一直實行的蘇式政體，更不盲目照搬西方體制，而是循序漸進的進行政治改革，提出「以穩定求發展，以發展促穩定」策略，逐步推進政治多元化。正是本·阿里的政策得當，突尼西亞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始終保持每年5%的增長率，成為令人羨慕的發達國家。除了追求經濟發展之外，他還將捍衛人權、擴大民主作為優先的執政目標，例如，他宣布廢除多項對新聞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許私人經營報刊與電視台；他允許多黨制，政府甚至為反對黨的活動提供資助，從而創造了「突尼西亞奇蹟」。與埃及、利比亞等國不同，突尼西亞在革命前已經形成了中產社會，民眾的權利意識發育程度較高。擁有這份看起來相當不錯的成績單的本·阿里，沒想到自己會成為「阿拉伯之春」浪潮中第一個被趕下台的國家元首。 這兩位政治強人2011年初面臨的國內局勢，遠比如今的中國要穩定，引發不滿的主要原因是高失業率與高通脹率。在世界範圍內遭遇高通脹率與失業率的2022年，回望2011年引發中東北非四國的茉莉花革命，就會發現高通脹率與高失業率並非發生革命的充分條件，二者最多只是誘因。這些國家至今也未恢復至革命前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但民眾甚少後悔，原因在於這兩位強人當政都太久了，讓國內人民產生了嚴重的政治疲勞症，普遍希望換個人帶來改變。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2022年喧囂了大半年的「習下李上」，其實就是不少中國人對習近平執政患上「政治疲勞症」的表現。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七上八下」的規則在五年前的十九大上已經被「靈活掌握」，如今的二十大上更不應該被機械執行。假如二十大上改回十五大上「七十歲封頂」的年齡限制，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會就有可能會出現「七下八上」的局面。比如67歲的李克強或者汪洋下，68歲的韓正上？ 在本專欄過去的相關文章里，已經幾次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從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十六大到習近平主持的十九大為止，「八下」或者說「八不留」的規則從未打破。 但是，筆者過去文章中所說十九大上仍然沒有打破「八下「或者說」八不留「的規則，僅僅是指政治局的換屆，事實上政府人員的換屆則已經出現了」七下九上」的先例，那就是時年67歲的李源潮在十九大人事籌備過程中就已經被內定把國家副主席職務交給時年69歲的王歧山。 所以，既然十九大上已經對所謂「七上八下」的年齡規則有了 「靈活掌握」，那麼二十大的年齡規則上為什麼就不會出現新的變化呢？ 更何況習近平在二十大上連任的事實本身，不但是打破了黨的總書記只能連任兩個整屆的慣例，其個人年齡同時也已經打破了「七上八下」潛規則的前提下，另外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特別是它的常委會裡安排個把「破八」者為他習近平「陪跑」一屆也不足為怪。而如果出現「破八」者的話，為什麼可能是王毅的政治局委員的新任而不是韓正的政治局常委的連任呢？ 自由亞洲電台本月10日刊登了標題為《中共二十大在即 國務院總理人選恐破慣例》的報道文章，引述台灣中央社記者從北京發出一篇報道分析說，汪洋擔任總理的呼聲最高，胡春華次之，韓正或許也有機會。 報道認為，這三人要當選總理都需要不同程度打破中共的某些慣例。汪洋雖然曾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但不是現任副總理，不符合總理從副總理中選任的慣例；韓正現年68歲，如果當選總理，就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慣例；胡春華如果接任，則需要跨過現任總理李克強之下的多名政治局常委的序列，也屬於打破慣例……。而韓正除了年齡上的劣勢外，具有第一副總理的優勢，其他方面也符合黨內慣例，如果習近平能打破慣例，還是有可能升任總理。 但是，相比於汪洋，所謂韓正的「年齡上的劣勢」，不過就一歲而已。 也許有人還記得五年多前中共籌備十九大期間，在已確信李克強雖然身體健康狀況不是很好但仍然還會連任第一屆國務院總理的前提下，時任副總理汪洋「入常」的呼聲最高，因為按照他的地方和中央的行政工作資歷，入常後接替當時的張高麗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職務最為合適。 汪洋的個人簡歷顯示，曾經擔任過共青團安徽省委負責人的他除了在家鄉安徽的地方黨政領導工作經歷，從1999年調任國家計委副主任至今，先後擔任過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和國務院副總理，除了中途調任地方封疆大吏的時間，有將近12年的時間是在國務院系統里獨擋一面。 沒成想，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把另外一位團派大將李源潮「逼退」的同時，確實安排了汪洋入常，但卻要讓去分管他過去全部工作經歷中從未涉足過的政協事務。而共青團上海市委書記出身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到進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止，從來並沒有半天的國務院副職，那怕是國務院部委負責人的任職經歷，一步晉陞至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一切都要從頭學起。雖然韓正也曾經擔任過上海市政府的下屬廳局職務，也擔任過上海市長這一行政職務，但與汪洋的地方工作經歷加國務院工作經歷相比，當時的韓正和汪洋誰更適合出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一職，結論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習近平卻選擇了韓正而不是汪洋。 那麼五年後的今天，如果把總理接班人只局限在汪洋和韓正兩人之間「比選」，在韓正已經在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位置上坐了五年的前提下，習近平為什麼不安排韓正「按部就班」，反而是要「捨近求遠」，安排汪洋「重操舊業」呢？僅僅因為汪洋比韓正年輕一歲？ 從江澤民時代開始之後，有數位先後從地方一把手一步成為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者。第一個朱鎔基，此公雖然被鄧小平點名調任國務院副總理時，黨內地位還僅僅是十三屆中央候 補委員，但當時他被安排進入國務院接掌的是因身體原因已經不能正常理事的時任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在國務院分管全部經濟工作部門，所以事實上是從上海市委一把手位置上直升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第二個是黃菊，也是從上海市委書記位置上直升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與黃菊相比，朱鎔基在上海任職之前一直都在國務院系統工作。 黃菊是病死在領導崗位上。從事後黃菊的身邊工作人員發表的回憶錄中看，黃菊當年被查出胰腺癌令包括江澤民等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也非常惋惜。黃菊的離世時間是2007年6月2日，距十七大的召開只有5個月的時間。不過即使他沒有病逝在領導崗位上，十七大召開時他已年滿69歲，還是要退出領導崗位的。 第三個是李克強，十七屆一中全會上從省委書記直升政治局常委，出任一屆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後依序遞升為總理。 第四個張高麗，十八屆一中全會上從政治局委員兼天津市委書記升任政治局常委，到十九大召開時年已七十有一；當時，比他年輕兩歲的王歧山都已經「高風亮節」，只任滿一屆政治局常委即主動表示不再連任，何況是他張高麗。 第五個就是當下的韓正，十九屆一中全會上從上屆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升任政治局常委。 筆者五年前在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閉幕的數天之後即有文章說，既然比李克強還年長一歲的韓正被習近平提拔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並準備接替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位置，那就不能排除習近平在未來二十大上就國務院總理繼任人選問題上不按牌理出牌的可能。這裡說的「牌理」指的就是「七上八下」之說的「八下」。 筆者在發表於三年多前的一篇文章中也分析過：首先，就算十九大上王歧山的不再連任政治局常委是基於「七上八下」的前朝舊制，但2022年秋季的中共二十大召開時，韓正雖然已滿68歲，屆時的習近平在高層人事安排過程中完全無視年齡限制，或者說把年齡限制「因事業需要」而稍微放寬，不是沒有可能 。 第二，當初安排朱鎔基接替和他同年同月生的李鵬的國務院總理職務 ，也是只幹了一屆即因為年齡原因而交班。至於其後的溫家寶也好，李克強也好，雖然在被選拔為總理接班人時，即已經從年齡角度考慮到了連任兩屆的需要。但現如今習近平的黨政軍大權獨攬，所以過去從工作連續性角度出發考慮國務院總理人選應該符合連任兩屆的年齡需求的必要性不大了。 筆者在過去的文章中也還分析道：未來的中共高層人事安排上很可能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那就是在習近平本人已經是事實上的終身制的前提下，過去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總書記執政過程中已經形成的那種只要是「符合年齡」，國務院總理 ，以及全國人大委員長和全國政協主席這三個一把手就會連任兩屆的慣例不再出現。未來這幾大正國級職務都只不過是習近平對手下忠臣的政治犒賞。 如此分析下來，也許兩年前籌備十九大時的習近平即已經有了讓韓正等待接班李克強國務院總理職務的腹案。 當然，不排除五年前的習近平安排韓正出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初始計劃不是「朱鎔基模式」而是「張高麗模式」的可能性，即五年常務副總理屆滿即退休。但如果是這樣，那麼從邏輯上分析當時如此計劃的同時即應該也計划了五年之後，也就是二十大上的總理接班人應該就是胡春華而不應該是汪洋。 道理再簡單不過，如果五年前安排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內部分工時，即已經計划到了汪洋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內作為李克強總理接班人連任常委，那麼當時就應該安排汪洋出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同時安排韓正出任一屆全國政協主席。如此一來韓正在二十大上退休順利成章，汪洋在二十大後成為總理接班人也是按部就班。所以說，如果僅從邏輯角度判斷，如今李克強的接班人選從韓正和胡春華兩人之間產生的可能性要遠大於重新啟用汪洋的可能性。 關於胡春華成為李克強總理接班人的可能性，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開後的次月，筆者也已經有文章分析。文章分析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結局是，七個政治局常委沒有一個「六十後」。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習近平已經下定決心要恢復終身制或者說至少連任三屆以上，當然沒有必要急於把一個總書記的接班人選安排進入政治局常委。但是，在國務院總理沒有國家主席一樣被在「憲法」中取消任期限制的前提下，也沒有把到二十大時仍符合（七上八下）年齡標準的一個國務院總理接班人選，安排進入十九屆政治局常委會，而被安排進入 政治局常委會併兼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韓正要比李克強年長一歲。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的所有副總理人選里，不能想像比李克強年長三歲半的劉鶴會成為李克強的總理接班人，也不太好想像比李克強年長一歲的韓正五年之後接替李克強，然後在總理的位置上一干兩屆十年，一直到他七十九歲。而比劉鶴年輕十一歲，比李克強年輕八歲的胡春華只要能夠進入國務院，而且不會是接替劉延東的分管事項，那麼五年後的二十大上被習近平考查通過接替李克強的可能性絕對存在！合理的解釋只能是沿襲當年的「溫家寶模式」，安排一個只是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國務院副總理在二十大上晉陞常委，繼而在次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上接棒李克強。 以上把韓正還是胡春華接任總理的可能性都分析到了。而如果下屆總理確實是胡春華，那麼不但韓正會「到點下車」，汪洋也較有可能會被直接安排退休。原因並非他汪洋不招習近平待見，而是等待習近平犒賞一屆正國級的「符合提名年齡」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人數太多，即使把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編為九人制都不足夠。 總之，正如筆者過去文章中已經強調過的那樣，待2022年10月召開中共二十大時，如果繼續沿用十六大召開時嚴格施行的「七上八下」的年齡限制 — 當然是在習近平本人例外的前提下，那麼屆時的韓正篤定告老還鄉。不過，「七上八下」是所謂「慣例」，「七十歲封頂」同樣也是。如果是照搬十五大時的「七十歲封頂」的年齡限制潛規則，召開二十大時的韓正，即可依當年的「朱鎔基模式」，連任一屆政治局常委並接班總理。 假如韓正最終會成為李克強接班人的話，胡春華入常並接替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職務也並非唯一可能。其他可能包括不被安排入常同時也不再連任政治局委員，只是在連任中央委員的前提下等待明年三月出任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也包括雖然如願入常但離開國務院系統，比如擔任全國政協主席職務？ 再退一步分析，即使習近平果真安排了汪洋「重返國務院」，此後的胡春華出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的可能性還不如晉陞政治局常委之後改換跑道的可能性大。 如果依所謂「朱鎔基模式」安排韓正，即從上海市委書記到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然後擔任一屆國務院總理，那麼未來韓正擔任總理期間的那位常務副總理如果不是胡春華的話，從李強等其他現任十九屆政治局委員中產生一個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象當年的十七大一樣，從現任的普通十九屆中央委員里選出一個，直接進入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並準備接替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比如何立峰。即使韓正直接退休， 下屆國務院總理果然花落胡春華，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裡，也不排除個把人是從十九屆普通中央委員里直升的可能——比如張國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0月16日，中共20大將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將連任國家主席第三屆任期。若無意外，20大不過是一場行禮如儀的「習近平造神大會」，是「習氏帝國」的登基大典。然而，從此刻起，中國將告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拋棄40年來促成「中國崛起」的原有優勢與條件，走向習近平專政下的新毛澤東主義路線。這是一條「獨裁專制、閉關自守、隔絕國際、逆反文明」的錯誤路線，意謂21世紀的中國將從漸進衰敗走向終極崩潰的結局。 習近平的政治籌碼除了「紅二代」的身分血統，以及福建、浙江的地方治理經驗之外，別無其他優越特性。自2012年掌權以來，習近平就以「肅清政敵、修改憲法、言論扼殺、清零封城、對抗西方、圍台軍演、經濟集權」等等措施，扭轉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方向；10年來，這個被定於一尊的「習近平思想」，實際上不過是「窯洞政治學」的翻版，已經證明是一條孤立自絕、總體衰敗的路線；20大之後，在習近平登上權力巔峰之際，也就是中國斷崖墜落之時。 「習家班」：直線衝鋒的決策模式 以反腐之名肅清政敵，建立唯我任用的「習家班」，是習近平初掌政權時發出的第一道政治清洗，也是習近平引領中國開啟漸進衰敗的起點；反腐其實就是「肅反」，藉此斷絕黨內權力競爭與利益分贓者的侵擾和障礙。其後，習近平大量任用親信，建立所謂「習家班」，以幫派臍帶為繫繩，集中權力於一身，獨斷意識形態話語權。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習家班」最大的特色是忠誠勝於專業、聽命高於創新、粉飾代替負責。這種同溫層、團伙化、小圈子的領導班底，其決策特質就是單向性與同質化，缺乏多元思考、理性批評與全局視野。 在「習家班」封天蓋頂之下，習近平打破了鄧小平建立的合議型、共識決的集體領導體制，代之以領袖意志和最高指示的「一人領導制」，凡有異議，就是妄議中央，凡有不從，便雙規查辦。這種「一言堂」的權力體制，必然導致直線衝鋒、硬幹到底的決策模式，既難以轉圜與折衷，也無法產生自我糾錯與彈性應變的能力。當一個政策空間只能響起一種單音符，「一個人說了算」，就難以產生圓熟周全的理性政策，導致一種僵直性、冷硬化的政策型態，展現的是習近平「十里不換肩」、「打鐵自身硬」的窯洞革命精神，當然難以應付國內外瞬息萬變的挑戰與變局。 維穩：保紅色江山，不保人民 習近平的「維穩」－廣泛的電子監視、手機定位、網路審查、牢獄關押，絕非為了促進社會和諧與安定，而是以嚴密的政治監控，塑造一種「全景監視」的透明社會，藉此維繫「紅色江山」的永久統治。在「維穩」只是「保黨」的前提下，其所運用之手段是通過寒蟬政治、無語社會、奴化個人等等措施，塑造一個停滯化、無異議的靜默國家，好讓中共得以在一個順民社會中穩坐泰山、高枕無憂的統治。在此意義上，習近平的防疫政策表面上是「社會面清零」，暗地裡是「政治面清零」，也就是運用各種繁瑣、粗暴、反科學的防疫措施，實行對政治異議份子的堅壁清野，以消音禁言來實現黨國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密集反覆的核酸檢測、健康碼掃描、少數陽性便全面封城、暴力驅趕的強制隔離，乃至對防疫暴力的不負責任、對次生災難的不承認與不聞不問等等，皆已證明所謂「核酸檢測」，與其說是檢測人民的核酸反應，不如說是檢測人民靈魂深處對黨國的服從性與忠誠度。 當個人處於非批判、無獨立思考的寒蟬狀態下，就會陷入一種自我規訓的「躺平」狀態。躺平意謂一種「精神的自我麻痹」，是一種個人對政治高壓的冷漠與苟活心態。因為在這種「韭菜人生」之中，任何創新、變革、改造的思想，都會受到來自黨國政治陰謀論的檢視和追究，儘管政治諂媚與口頭效忠總是此起彼落。這就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形成「異化關係」－一種一方追捕、一方逃避的「貓鼠政治」，政府欺騙不喘氣，人說假話不臉紅。長此以往，就會產生民族智能與大眾素養的退化與衰敗，造成文化生命力、社會創造力、個人原創力的低落與喪失。換言之，「維穩」其實是一種閉關鎖國、圈地圍欄的「反智政治」(politics of anti-intellectualism)，形成一種無人性溫度、無社會熱情、無個人希望的「死水社會」。這就是為何共黨官僚的權力即使越界濫權也不受監督與約束，億萬人民成為引頸就戮的「韭菜百姓」也甘願服從的主因。 文化孤立與自絕西方 習近平經常掛在嘴上的「文化自信」，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自卑、民族自戀、仇視西方、自絕世界的「文化偏執狂」，也就是否定文化的多元性與包容性，突出文化的階級性與鬥爭性。 教育官員對英語教育和教師的無理限制，禁止網路教學聘用海外教師，學者參加國際會議(實體與虛擬)必須徵得批准許可，全天候的網路監管使年輕世代隔絕了西方思想；對外國商品進行抵制與拒購，對「眯眯眼」的廣告模特兒施加「辱華」指控，對好萊塢電影進行抵制或竄改，對「非政府組織」(NGO)施加盤查與限制，對外國記者與媒體任意干擾與歧視，乃至指責提倡素食主義的名人為兜售西方生活方式，強迫採用外語為名的藝人修改藝名，以及敦促藝術家以發揚中國傳統文學和藝術來擁抱「文化自信」……等等，這種文化逆淘汰機制，不一而足。 所謂「東升西降」，是習近平對21世紀世界局勢最嚴重的誤判。這既是對自身綜合國力自我吹噓的高估，是羽翼未豐就想雄鷹世界的激進冒險，也是意圖與美國「爭世界第一」的慾望陷阱。當美國發現「中國威脅」已迫在眉睫之時，從貿易、科技、金融到核領域，美國開始從關稅壁壘、科技鎖喉、金融獵殺、晶片斷供、人才禁絕、政治圍堵、軍備競爭等等領域，築起一道「全景式新冷戰」的圍牆。20大之後，在習近平繼續推動「中國夢」之下，美中關係沒有任何修好與改善的可能，「天下圍中」的戰略格局已清晰明朗，「國際公敵」的角色已被標定和確認。 中國將無法養活自己 2022年9月，世界銀行(World bank)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長將由去年的8.1%急速下跌至2.8%；日本「經濟新聞社」和「日經QUICK新聞」日前匯總了中國經濟學家調查，預計2022年中國GDP的平均實際增長率為3.2%，連續三年低於5%-6%的潛在增長率，未來幾年中國全年增長預測是2023年4.9%，2024年4.7%，呈現下行趨勢。香港「恒生銀行」發表「中國經濟脈搏報告」，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由原先4%下調至3.7%。「高盛證券」也將中國2022年經濟成長從原先3.3%下修至3%。「亞洲開發銀行」預測2022年除中國外的亞洲新興國家的增長率為5.3%，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率自1990年以來的32年，首次低於亞洲新興經濟體。 由於導致經濟數據下降的各種原因，以及習近平的政治路線不會改變，中國經濟將步入短期疲軟和長期下滑的格局；可以確定，以不到5%的經濟增長率，將無法養活14億中國人口，換言之，飢餓邊緣將再度出現，溫飽不足將再度來臨。 中國經濟千瘡百孔，難以盡數。從個人失業、企業蕭條到總體勞動力(人口紅利)的下滑，反映的是習近平10年政績的失敗。清零清到「經濟掛零」，封城封到產業封閉，與全球為敵的戰狼外交促使各國「脫鉤中國」，特別是美國積極籌組「全球民主供應鏈聯盟」，重建美國自身的產業立體網路，削弱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換言之，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搖搖欲墜，一方面印度、越南等國家後起直追、迅速取代，一方面面臨美國的無縫圍堵和高端遏制。習近平既然自斷手腳，僅僅因為極少數核酸陽性和重症率極低的新冠病毒，就堅持斷送千億以上的經濟產出，導致資本外流、訂單外移、企業關門；既然習近平高估自己、錯估形勢，「自行告別」促成中國崛起的內部優勢與國際條件，那就必然自食由於無法養活自己而反噬自身政權危機的惡果。換言之，習近平的「共同富裕」口號，不過是一條粉飾太平的遮羞布，在完全缺乏經濟增長激素的支撐之下，只是一個鏡花水月的口沫承諾。 中國崩潰論再度浮現 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小圈決策、國際對抗、維穩保共、極端防疫、經濟失誤、文化自閉，歷歷皆是中國衰敗的原因與佐證。20大之後的中國，不會因為習近平的連任而重獲生機，也不會因為習近平的自我糾錯而掉頭轉向，恰恰相反，就在「習核心」如日中天之際，中國將由漸進衰敗走向終極崩潰。今日，「中國崩潰論」再度浮現，決堤潰壩之說絕非無理無據，而是實證分析和事實檢證；如此斷言，乃因一路上脈絡可循，過程中不斷積累錯誤，最終結局也在預料之中。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全文轉自上報）
「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阻止中國稱霸亞洲」是美國戰略智庫「The Marathon Initiative」負責人柯比登在《時代雜誌》評論文章提到的一句話。文章刊出隔天，拜登公布了202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和俄羅斯定位為「最迫切的戰略挑戰」，柯比前一刻的分析，或已為拜登「最迫切戰略挑戰」給出詮釋。 2017年，當川普把中國稱為「戰略競爭對手」時，關於美中關係走向，多數解讀無非是趨於惡化，五年過去，雙方關係變好、變壞，拜登的答案很明顯。他在國家安全戰略所說的「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在地緣政治競爭升溫之際與盟友共同因應挑戰」，以及「建立能反映出美國價值與利益的國際秩序」，回頭對照柯比的論述，幾乎無一項不是針對中國而來。 讓我們倒過來看。首先，為什麼需要建立能「反映出美國價值與利益」的國際秩序？照柯比所言，可以看到中國過去十餘年來，不斷藉由經濟影響力對諸多國家採行了「軟帝國」控制（尤其對亞洲國家），也就是透過經濟、外交等手段，迫使部分亞洲國家必須遵循北京的偏好（尤其政治面），因而，若中國如願稱霸亞洲，全球貿易和商業流動必然愈發流向中國，屆時更唯有順從中國價值、中國規則，乃至於中國的外交路線，才能有所收穫，一旦不從，就會被排除准入中國市場，且不待未來，眼前澳洲就是一例，外溢亞洲，過去豈止美洲的加拿大、東歐的立陶宛曾深受其害（辱華獵巫正是如此）。 中式價值觀和利益，自然和美式價值利益相互抵觸，彼此追求的國際秩序也不相同，拜登之所以強調「美國盼望形塑一個『自由、開放、繁榮、安全』的世界，不會任由未來掌握在那些與此一願景不同的國家手中」，道理就在這。 其次，「反映美國價值與利益」落實到行動上，勢將聚焦在亞洲。根據柯比的說法，中國要取代美國，不只是增加其國際影響力，還必須同步削弱美國才有可能，削弱美國，以地緣政治而言，關鍵就在亞洲。依「誰控制亞洲，誰就控制下個世紀」思維，中國若佔據亞洲主導地位，便等於掌控了全球一半以上經濟產能，取得這般權力，中國影響世界的規模恐是無與倫比。因此，拜登「在地緣政治競爭升溫之際與盟友共同因應挑戰」的意思，就是要避免亞洲落入中國之手。 最後，鞏固美國價值和利益，繼之避免中國統治亞洲，關鍵就在「維持台海和平穩定」。自川普時期到拜登執政，美國政界對中態度容有差異，關於「中國終將以軍事力量取得在亞洲的優勢」，以及「台灣位居北京實現統領亞洲目標的中心位置」，則幾乎已達各界共識。中國近年的軍事演習、重整集結軍隊，除了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更在於向全球展現實力，尤其積極準備要與美國攤牌。於是，拜登在國家安全戰略中說「將確保美國有能力『阻擋任何對台灣訴諸武力或脅迫的行動』」，就是對上述中國威脅的回應。 但若以國安戰略的內容再一次重申「美國仍將依循『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下的『一個中國』政策指引，包含反對片面改變現狀、不支持台獨」，可以理解，美國並非真已是所謂「鷹派主戰當道」，和中國至少維持既有「表面（體面的）和平」，應該才是當下美國政界傾向的內在意識，也就是柯比在他撰寫《為什麼保護台灣對美國來說很重要》一文提到的「美國寄望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阻止中國稱霸亞洲」，雖然他不否認這是高難度動作。至於拜登何以要緊接著強調「將協助台灣具有自我防衛能力，並確保美國有能力『阻擋任何對台灣訴諸武力或脅迫的行動』」？如此正是符合「想要和平，就要為戰爭做準備」的基本常識，畢竟中國對台武力威脅確實已形同箭在弦上。 再進一步看，在中國崛起對美國形成從未有過的壓力下，美國的「紅線」也已浮現，就是他們不以「解體蘇聯」設想中國，也不挑戰（威脅）中國體制和共產政權，但事態發展取決於中國是否侵略台灣。2022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公布後，拜登現在等於是把「球」再傳到習近平手上。 （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二十大預定於10月16日召開。先行召開十九屆七中全會，但全程閉門，黨媒報道極其精簡，顯見幕後鬥爭激烈，遠超外界想像。而愈是接近中共二十大，中國的社會氣氛和政治氣氛愈是古怪。其中之一，是習當局不斷宣布的疫情升級、清零升級和封城升級。 新疆，不僅禁止當地民眾出疆，而且將外地遊客就地留置，甚至讓他們「就地就業」，摘葡萄乾，製造另一種「強迫勞動」。似乎由此證明，新疆集中營，不僅對維吾爾人管用，對漢人也管用，一進入新疆，就相當於進入集中營，有去無回。 雲南，封城一刀切。一夕之間，在風景名勝西雙版納，外地遊客被突然封鎖在機場，既不能返回外省，也不能離開機場。面對遊客的憤怒質問，白衛兵（俗稱大白）甚至舉起了槍，指向民眾。可見，死命令來自上頭，持槍防疫，對付的不是病毒、而是人。 怪象非止新疆和雲南。全國各地，東西南北，輪流上演突然封城、極端封城。體制內甚至傳出「沒有疫情也要製造疫情」的最高指示，以及「不要算經濟賬、民生賬，要算政治賬」。言下之意，一切為了二十大，一切為了某人連任，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疊加一人獨裁，硬要把經歷過改革開放的中國再拖入朝鮮模式，變成不折不扣的西朝鮮。 疫情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有人或不解：何必做得如此極端？如何解讀當權者心態？製造疫情升級和極端封城，至少有三種盤算： 其一，如果習近平連任，習派擔心出現全國性抗議，故而需要提前封城。因為，習近平連任，就是強行連任，政變式連任，霸王硬上弓，不僅完全背離民心和黨意，而且壞了中共的制度和規矩，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體制，都淪於不合法。他能否站穩腳跟，連他自己心下都沒底。 其二，如果習近平下台，中共高層擔心全國出現普天同慶、喜大普奔、歡天喜地的場面，讓習近平很沒面子，故而也需要提前封城。畢竟，天下苦習久矣！他幾乎傷害了所有階層、糟蹋了所有人。他不下台，還有誰該下台？ 其三，是習派的苦肉計。要得釋放，必先囚禁；要得喘息，必先窒息。製造疫情，極端封城，壓得人民喘不過氣，等二十大開完、習近平實現連任，或突然放鬆管制，借口疫情減輕，相繼解封。然後大剌剌宣布：「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防疫抗疫「取得重大勝利」、展現中國「制度優勢」。隨後，大開表彰大會，讓飽受封城之苦的中國民眾，忽然獲得喘息之機，在注射式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折騰之下，「感恩共產黨、感恩總書記」，並誤以為中國的防疫抗疫是全球做得最好、世界第一。藉此鞏固「二十大」成果，增加某人連任的「合法性」，讓民眾在錯覺中接受某人的倒行逆施、黃袍加身。「管他的，只要能出門就行了，只要有口飯吃就行了！」有人會如是自我解嘲，永不磨滅的阿Q心態。 除此之外，製造疫情，輪流封城，也是習近平柔性政變的需要 — 針對政治老人。只要持續並輪流製造全國性的疫情升級，就可以有借口封鎖政治老人，以保護他們的健康、安全和生命為由，把他們封鎖在住家或者醫院、療養院。軟禁，或者變相軟禁。具體的執行人是習近平的親信、心腹、身兼公安部長和特勤局長的王小洪。習近平這一手，是斯大林對付晚年列寧的一手；也是毛澤東對付劉少奇的一手：不惜發動全國性文革動亂、趁亂奪權，打倒劉少奇等大批黨內政敵。 畢竟，按照中共黨內定製，每五年一次的高層權力重組、以及某人連任與否，都須經由政治老人協商和同意。以全國性疫情為借口，阻止他們參加會議，等於剝奪他們的發言權。習派這一招，可謂陰損之至、厚黑之至、冒險之至。習近平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話說回來，如此強行操作下，習近平即便連任，也必給他自己的權力蒙上一層「不合法」的陰影。或遲或早，即便二十年之後，都將難免遭遇黨內翻盤、翻案和清算。這是大概率的結局，或後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到本文刊登和播出的10月10日為止，中共習近平當局對於其二十大的日程安排，似乎進行得比較順利。作為二十大預備會議的十九大最後一次中央全會 — 七中全會，已經於9日按時召開，新華社為此播發了簡訊。按照慣例，這場會議開三至四天，會議結束當天才會有「公報」發出，其中最為外界關注的就是一句「全會決定，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開」。 而在這個七中全會按時召開的前一天，為時兩天的中紀委七中全會已經結束。當天發布的會議公報，以一些外界評論認為是文字之短堪稱史上之最並罕見地未涉及人事安排。 在此之前， 外界媒體紛紛轉載過最早出自香港《明報》的一則，關於中紀委系統在二十大召開之前即將有重大人事調整的報道。具體內容是，中紀委國家監委駐公安部紀檢監察組組長孫新陽，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劉學新及廣東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張福海將升任中紀委副書記。 但筆者注意到，此三人中的孫新陽和劉學新均是十九屆中紀委委員，如果在二十大召開之前的任何時候被晉陞為正部長級的中紀委副書記的話，都沒有程序障礙。但廣東省委組織部長張福海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並不是十九屆中紀委委員，所以他在二十大之前沒有可能被宣布為中紀委副書記。舉個最令外界熟知的例子，當年鄧小平下令把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增補」為國務院副總理，但卻沒有可能把他朱鎔基同時也「增補」進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原因就是朱鎔基只是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只能從中央委員中產生，與必然是中紀委常委的中紀委書記、副書記只能從中紀委委員中產生是同樣道理。這就是為什麼趙樂際和楊曉渡當初在十九大上即「當選」了中央委員，又「當選」了中紀委委員。 當然，筆者相信《明報》的報道並非空穴來風，依據之一是上海方面的黨媒已經於日前刊登報道說：「中共中央批准：李仰哲同志任上海市委委員、常委和市紀委書記；劉學新同志不再擔任上海市委常委、委員和市紀委書記職務，另有任用」。依據之二是，公安部網站上的黨委委員、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公安部紀檢監察組組長，也已經由孫新陽換成了任愛榮。 這個孫新陽被外界關注，是始於筆者今年7月初在本專欄發表的《除了王小洪，公安部還有一個習近平的嫡系叫孫新陽》一文。繼而筆者又於今年7月8日在本專欄發表《公安部紀檢大權從習近平舊部轉給習近平老鄉》一文，在該文章的結尾已經斷言過，「到今年二十大召開時他（孫新陽）才滿58歲，而且在副省部級的不同工作崗位上已經持續了十年，在二十或者二十大之後被提升正省部級的可能性幾乎是百分之百，並很有可能會在二十大上就晉陞中紀委副書記。」 至於張福海，截止目前並未被中共當局宣布免去其在廣東省委的職務。當然不排除這個張福海也有在二十大上，與孫新陽和劉學新一同進入新一屆中紀委常委會，並被安排為正部長級的中紀委副書記的可能。但屆時的中紀委第一副書記，也就是楊曉渡的接班人角色落到他們三人中任何一個的可能性很小。因為他們雖然已經被內定在二十大上晉陞，但截止二十大召開之前，他們仍然還只是副部級。從副部級跳升副國級，尺度有點大了。 就以楊曉渡為例，此人在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前，也僅僅是十八屆的中紀委委員。但他在十八大召開後兩年，也就是2014年，即已經由上海市紀委書記升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2016年，又被安排兼任了中央監察委成立之前的國務院監察部部長和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也就是說，他當時是從已經擔任了三年時間的正部長級位置上晉陞副國級的。 最近一兩個月里，隨著中共二十大召開時日的臨近，關於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誰上誰下」的名單一再被境外媒體「推陳出新」。但無論哪個版本都少不了趙樂際，因為他畢竟是現存十九屆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輕的一個。 不過，無論是習近平依照「慣例」，還是從其個人「權謀」的角度出發，即使讓趙樂際在二十大上連任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基礎上安排他再掌管一屆中紀委的可能性很低，大概率是新一屆全國人大委員長或者全國政協主席；小概率是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除習近平之外全退的前提下，讓其中最年輕的趙樂際步王歧山的後塵。 當然，無論可能性有多大，假如出現除習近平之外其他六人全退的安排，其中的趙樂際告老還鄉，而由王滬寧扮演一屆王歧山目前扮演的角色，也不失為一種可能 筆者生髮出如此「奇想」，是受到昨天偶然聽到的一位政評播主的「二十大新常委預測」的啟發。該播主聲稱，二十大之後的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仍然是「七加一」，即七個政治局常委加一個國家副主席，而這個國家副主席，也就是王歧山目前職務的接班人將會是栗戰書。 殊不知，豈止是現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就是曾經擔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那個政治局常委也是完全沒有可能改任國家副主席的。道理就是全國人大委員長也好，全國政協主席也好，還有國務院總理，都是國家機關的正職負責人，而國家副主席無論是否政治局常委，都只不過是一屆副職而已。所以，已經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者，和已經是國務院總理者，若被安排成國家副主席，等於是被降級使用。所以，出現這種安排的可能性半點沒有。在假設明年三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會再安排一個已經退位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像五年前的王歧山一樣，出任一屆國家副主席，那麼只會從王滬寧、趙樂際和韓正三人中產生。 那麼，無論趙樂際在二十大之後的去向如何，他中紀委書記一職必將易人的前提下，繼任者會是哪裡一位呢？ 各位讀者和聽眾應該都已經注意到，如今的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與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的高層人事安排預案有一個明顯的不同，那就是，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四大直轄市的市委書記和新疆、廣東兩地的區委書記及省委書記一共六人中，已經有北京市委書記、天津市委書記、重慶市委書記和新疆區委書記都先後不再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而當時繼續留在廣東省委書記崗位上和上海市委書記崗位上的時任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胡春華和韓正，前者在十九大上繼任政治局委員並被宣布為備任國務院副總理，後者韓正則是在十九大上晉陞政治局常委。 而如今的二十大召開前夜，上述六個位置中的五個，都是仍然繼續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繼任。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的現任和曾任的地方大員里，只有曾任的陳全國一人不會在二十大上再有政治前途，其他五個 ，即北京的蔡奇、上海的李強、天津的李鴻忠、重慶的陳敏爾以及廣東的李希，都會在二十大上留任或者晉陞政治局常委呢？ 當然，也不排除他們五個中的哪一個或者哪幾個不會在二十大上留任中央政治局或者晉陞中央政治局常委，繼而只會在明年三月被安排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或者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可能。但筆者傾向於相信，下屆中紀委書記如果不是丁薛祥的話，就應該會從上述五人中產生。至於即將接替楊曉渡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紀委第一書記和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的角色，從上述五個目前的政治局委員兼地方大員中產生的可能性不大。若如果不能從我們過去文章中分析和介紹過的張軍、陳文清和應勇三人中挑選的話，從現任省委書記中產生當然也是一種可能。要知道，楊曉渡的上一任，也就是十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紀委第一副書記趙洪柱，此前的職務就是浙江省的省委書記。 我們注意到，日前剛剛被宣布接替劉學新上海市紀委書記的李仰哲來福建：2020年，此人由中紀委駐商務部紀檢組長位置上平調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接替的就是當時的劉學新。而劉學新此前的職務變化很快，2015年任中央紀委第九紀檢監察室主任，2016年就調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在此職務上任職不滿4年即又轉任上海市紀委書記；然後就是日前被宣布「另有任用」。而2016年，被劉學新到福建接替福建省紀委書記的倪岳峰，如今也已經是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有力競爭者之一。 在中共政壇內曾有傳聞說，這個倪岳峰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向中組部推薦過的「幹部苗子」。此人步入中共政壇之後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晉陞路線，那就是先被在國家海洋局正司局級副局長職務上平調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任專職委員，在此基礎上，先升任該委員會主任委員助理。2008年2月，44歲的倪岳峰被宣布為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專職），晉陞副部級。 2011年3月，倪岳峰被外放出任福建省副省長，並在此職務上被安排為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大召開一年後，他改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紀委書記。2016年8月，奉命把省紀委書記職務交給劉學新後，倪岳峰改任了習近平在福建省擔任過的職務，即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書記；3個月後，即又被宣布為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兼福州市委書記。被任命為福建省委副書記剛剛半年，倪岳峰即被調回北京，升任海關總署黨組書記（正部長級），並在此職務上被安排為十九屆中央委員。2018年3月國務院換屆，倪岳峰順利成為任海關總署黨組書記和署長；今年4月，被宣布出任河北省委書記。 從如上倪岳峰的仕途軌跡和晉陞速度觀察，很有一些為他在二十大上晉陞副國級進行政治熱身的節奏與步調。而這個出生於1964年的倪岳峰，比自己當年在福建省紀委書記位置上的繼任劉學新還要年輕一歲的年齡優勢，也決定了習近平當局為二十大挑選新任政治局委員的過程中，一定會對他重點考慮。而一旦在二十大上順利「入局」，他倪岳峰日後的具體職務只會有兩個去向，一是中紀委第一副書記，二是以政治局委員身份接任某個直轄市或者廣東省的地方黨委書記。 本文前面的內容中已經說了，五年前的十九大召開之前和十九大開過立即上任的現任四個直轄市的市委書記和廣東省委書記都還繼續在任，無論他們五個是否會在二十大上留任政治局委員或者晉陞政治局常委，他們目前肩負的地方黨委一把手的位置都應該會在二十大閉幕之後易人。目前在任的這四個直轄市和一個省的行政一把手中，只有均已經是十九屆中央委員、政治資歷相對雄厚的現任北京市長陳吉寧，以及現任上海市委龔正被就地向黨的一把手培養的跡象較為突出。此二人和我們陸續分析及預測的那幾個很可能在二十大上晉級的現任省委書記一樣，「入局」前途同樣明顯。因為直轄市和廣東省的市委或省委書記都是政治局委員，所以這幾個地方的行政一把手和其他的普通省委的一把手同樣重要。 不過，目前擔任天津市長、重慶市長和廣東省長的三個人，相比陳吉寧和龔正既政治上資淺又沒有特別年齡優勢，所以此三人基本沒有可能在二十大上「入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