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祭奠文革六十周年
2026 年 6 月 26 日
“习下李上”的网络政治评书讲了将近一年，西方媒体都加入传播行列，但中共二十大的结局表明，习近平赢了。各种评论痛诟：习近平不仅赢了第三个任期，还为邓小平开创的“集体领导”送终；并“团灭”了红二代与团派。但论政需要从事实出发，就以集体领导、团灭红二代与团派的时间来说，并非发生在二十大，而是自从习近平十八大之后当政以来，步步为营地推进，十九大就已经基本完成。 消解“集体领导”的第一步：通过小组重组党内事权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军委全是习家军，习近平曾任方面大员的福建、浙江的班底就是习家军主将。评论多斥曰：习近平破坏了“集体领导”。 其实，习近平上任之后，就没存在过“集体领导”。但在交接班前后一段时期，中国政界、媒体无从揣测圣意，因此有了一些投石问路者。2012年10月12日，中国网发表胡鞍钢《中国“集体总统制”更民主高效》，强调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集体”二字：是“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它的实际运行体现在五大机制：集体交班、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11月胡鞍钢作为十八大代表出席全国党代会，外界据此揣摩这说法可能受到青睐，媒体炒作一直延续到2013年11月。 但习近平显然未采纳胡鞍钢的建议，从上任之后就忙于成立各种小组，重组内部事权。到2014年3月15日为止，他先后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小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各种小组组长，甚至还兼任了一个外界没太注意的“钓鱼岛应变小组” 组长。 2013年5月，搜狐网搜集旧文，编了一辑《“小组”如何治大国？》。该辑介绍，“小组”是中共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级别不同的小组，拥有的权力也不同，国家领导人亲任组长的小组权力最大。该文并不避讳这些小组的“神秘性”：机构设置在官方资料中鲜有详细记载，公开报道更少之又少。这些小组既不挂牌子，在党的组织机构名录也找不到它们。众多“小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单独确定人员编制。很多领导小组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该文用“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十个字概括以往的中共小组政治，倒也传神。 这事当时国内外都予以关注，不明白堂堂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国家主席之尊的习近平为何要屈尊当一个又一个小组长？其实，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喜欢搞运动，每逢运动，必先成立小组，实现权力运作一杆子插到底。 2014年3月19日，我写了篇《“小组”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树”？》，述其末末，指出各种名目的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事权整合的重要手段。早期党史上最著名的小组就是长征时期的三个“三人团”， 依次为“最高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毛泽东成为后两个“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为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此后，毛为了便宜行事，经常成立各种政治小组，重组内部事权。“延安整风”是小组政治的巅峰时期，从1941年7月开始，陆续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干部审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等，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毛一生最为人熟知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他赋予这个小组的使命是夺权闹革命。只是其时毛已是天下第一人，不再出任组长。 习近平时期的小组政治有其特点：从小组成立的密度来看，堪比延安整风时期；从其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从小组活动的方式来看，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通过这些小组，习近平完全打破了以往“集体领导”的权力格局，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 BTW，外界视为“国师”的胡鞍钢就因关键时刻会错圣意，此后不管再怎么赞美中共的伟大成就，但就是进不了党库的高级智囊群。 第二步：革除旧制，将并肩称制的“集体领导”变为“军机处” 2017年10月27日，在中共十九大新一届政治局召开的首次会议上，审议了《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规定是今后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当然包括政治局常委）“要坚持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此前，中共只要求国务院等五大国家机关党组（不是个人）向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当时，自由亚洲电台与美国之音都报导了这条消息。 这条变化的意义在于：总书记而非政治局常委成了党中央的唯一最高代表，政治局常委不再是地位与总书记接近的集体领导，而是需要向总书记每年定期汇报工作的下级僚属，作用有如清朝皇帝的军机处。 这对确定习近平在党内至高无上地位是关键的第二步。以后，每年政治局委员们向总书记述职的消息，都会见之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报端。 团灭团派，始于十九大之前 “团灭”团派，被认为是二十大的习近平三大政治动作之一。10月24日 ，《华尔街日报 》中文版发表一篇署名为Chun Han Wong的文章《中国自由派旗手胡春华落选政治局委员会》，悼曰：“中国四位现任副总理之一、曾被认为有望接替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春华在周日落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标志着一颗曾经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黯然落幕。” 作者可能不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数从来就无定制，比如，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0人，十五届为22人，十六届为24人，十七届、十八届与十九届均为25人。这种人数设置，全看时势政治需要。根据人数减少来判断临时更改名单，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内部运作方式的外行话。更重要的是，中共党内早就没有自由派，胡锦涛从2005年开始明确反对西方在中国的颜色革命，吴邦国更是提出“五不搞”，“党内自由派”这名号早就专指李锐、李慎之及《炎黄春秋》杂志的一群主要作者、号称“两头真”（指参加革命的青年时期真诚信仰共产社会主义，退休后真诚反省中共革命的错误）的党内退休老人。胡春华与他们从无往来，不知道何时成了这个派的旗手？他掌旗的中国自由派究竟由哪些人组成？ 更重要的是，胡春华的仕途蹉跌不始自二十大。如果这位作者愿意查一下西方媒体，就会发现团派失势始于2016年。 BBC中文网曾在2016年9月30日发表一篇习近平打压团派势力的综述《英媒：习近平为十九大布局打压团派势力》，其中提到团派是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堡垒，伴随著胡锦涛的崛起而形成的非正式派系。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曾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任职经历者，有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刘奇葆和胡春华。但在习近平时期，他重用自己任职省份的浙江帮官员（加上一点福建帮），打压团派，几年之间，共青团中央年度预算已经被削减一半。 BBC引述路透社三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其时政治局七常委中，除了63岁的习近平和61岁的李克强在2017年的十九大不到退休年龄外，另外的5人都非常有可能退休，习近平会在十九大期间试图阻止团派主宰由7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根据是，其时中国官媒撰文批评共青团中央“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中国官场与驻华外交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导了这些批评——这一信息后来被证实为真，因为胡春华等团派势力在中共高层政治中地位自此式微。因此，《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将胡春华失势的时间往后推了整整6年整。 二十大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会场上被带走。猜测颇多，最流行的就是这个版本：习近平给了胡一份完全不同的名单，他在会场上提疑问而被带走。 除了有几位唇语专家解读那段视频并标出原话，否则不会有真相。但我想指出的是，两份名单之事不可能发生。因为这次会议最大的主题是解决习近平的连任问题，这种大会的筹备与各种沟通往往长达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以二十大人事安排为例，据新华社10月24日消息，这一工作开始于7个月前。2022年3月24日，习近平以总书记身份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进行专门研究，讨论通过了《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进行。从2022年4月开始，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安排时间，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30人，主题就是研究提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人选全部定好之好，新华社9月19日发文昭告中国朝野：“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胡锦涛是个谨小慎微之人，在其当政时期，没允许儿子女儿从政，其子进入政府系列是2013年习近平当政之后。此时他自然更不会要求破格提拔儿子进中央委员会，因为从无地市级官员进入央委之先例；十八大后期开始，习对团派打压，例如李源潮的式微以及他为培养官员与哈佛大学合作的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就此结束。凡此种种，胡锦涛都保持沉默，未曾干预，如今退任十年，突然想在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安排上表达不同意见，完全不合他的性格及其官场阅历。 本文不评价习长期执政下的是非得失，只秉持一点：论政先从事实出发，习近平当政刚满十年，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网上资料俱在，不需要在图书馆翻查旧报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20大开完了，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完成了党内的程序认证，事先确定的中央委员名单也通过了。被从这个名单上剔除的人，包括原来的政治局委员或常委，比如李克强等，都属于预定出局的人，而非投票结果。事实上，所谓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投票，不会改变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运，因为无论是预选还是正式投票，都只能就列入此名单的人投票。那谁来挑选名单上的人？又由谁来确定最后付诸投票的名单？本文从习近平安排的中央委员挑选和过筛，来分析20届中央委员的组成过程。 一、漫长的中央委员候选人选择过程 中共20大挑选中央委员的过程，差不多两年前就开始了。2020年底，习近平就开始谋划20大中央委员的挑选。3个月后，习近平分别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成立20大干部考察领导小组，组长是习近平。习近平给每个省或部确定了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额。 中组部为20大中央委员所做的干部考察从去年7月开始，先后分3批派出45个考察组，对31个省区市、12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作专门的人事考察；中央军委也派出8个考察组，对25个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干部作考察。中组部派人考察未来的中央委员，也就是考察未来各省各部主要官员的仕途。 中央组织部的考察过程十分谨慎，规定考察人员“不单独出行、不私下会客”，“出门不漏一句话、房间不留一片纸”，以防地方大员打探人事消息。中组部的考察人员基本上是先约谈考察地的中层干部，作个别谈话，以便间接地了解他们所要考察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最后才与被考察对象见面，和本人谈一次话。当地的省长、省委书记直到被约谈了，才知道中组部的考察组来了，这时考察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从程序上讲，这种做法历来如此，习近平当年也经过多次这样的程序，一步一步地爬到现在的位置。有媒体认为，习近平挑选20大中央委员都是“习家军”，其实习近平不见得熟悉全国的省部级大员，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发展成既熟悉又信任的“习家军”。那他这次挑选20届中央委员有哪些特点？了解这些特点，有助于判断习近平的省部级班底按什么标准来挑选。 二、政治忠诚优先 习近平按照自己的标准，规定了20届中央委员必须具备的要件是，对习近平的高度忠诚。习近平专门对中组部强调，“进不进中央委员，不能对号入座、依惯例，首先政治上要达标”。此话的意思是，过去江胡时代挑选中央委员，往往看现任地方大员的官位，谁是省委书记、省长，谁就当下届中央委员；而习近平则提出，现任大员若政治上不够忠诚，不可以继续当中央委员。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挑选中央委员时，会让地方干部对本省大员的官场口碑投一次票，这种做法在中共官场上被称为“海选”。而习近平否决了所谓的“海选”，只许中组部考察人员私下访谈。在这样的访谈中，中组部考察人员会费劲心机地让地方干部讲一些真心话。有时，如果地方干部不敢讲真话，那考察人员会看他的表情来判断隐情，进而继续追问。 比如，20大前中组部在某省考察当地大员时，问一个被约谈的地方干部该省某大员是否“有担当”。在习近平时代，“有担当”一词的含义是，地方干部要敢于为执行习近平的指令而不计后果，哪怕招来民怨。而这被约谈的地方干部对这个问题一言不答，表情犹豫；于是考察人员就逼他说了真实情况。由此可见，在习近平的眼中，地方大员的仕途首先取决于敢为习某冲锋在前，不计后果，这就是如今中国官场上“政治忠诚”的衡量标准。 三、查考旧账、私产 这次中央委员候选人考察，习近平还要求中组部考察人员必须调查被考察的人是否曾被民间或下级干部写信告状。中组部考察人员写出每个被考察对象的考察报告后，必须要求当地纪检部门负责人签字。 地方大员若有某些问题，被当地纪检部门掌握后，往往既不处理，也不上报，而只是存档。按照习近平挑选20大中央委员的规定程序，地方大员被考察时，纪检部门要么拿出这些存档的举报材料，要么签字保证不存在这样的举报材料，这是让当地的同级纪检部门承担连坐责任。 每个省推荐给中南海的中央委员参考名单，还要送给中央纪检委研判。在胡锦涛时代，中央纪委收到地方大员的举报材料往往封存，不予查处，那时的纪委只是个“摆设”。而习近平现在却要求中央纪委对20大选中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查检举报档案，翻一下是否有旧账。 习近平对新一届中央委员的挑选还有个与江胡时代不同的做法，即查私产。考察人员除奉命审计地方大员的金融资产外，还要查他们的房产；也查大员的配偶、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是否经商等等。因此可以讲，现在被挑选的中央委员相对江胡时代可能比较干净一些，但不太贪的官员更在乎仕途，他们为了执行习近平的指令会不择手段。 四、中南海审批候选人 中共组织部的考察人员回到北京后，将整理好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报政治局审批，最终由习近平决定名单。习近平批准这个名单之前，先后召开了6次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中央委员考察情况的汇报。这些考察结果只给中南海高层看，并不让20大投票选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参会代表了解。 20大10月16日开会，而政治局常委会9月7日才确定这次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供20大与会代表预选时用。中央委员选举分两轮，第一轮预选是差额选举，第二轮正式选举是等额选举。习近平交给20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是222人，而预定的中央委员人数是205人，预选差额17人，差额比例为8.3%。 对20大各省、各部的代表来说，他们对其他省、其他部的候选人可能并不熟悉，所以，那些在预选中被差额选举淘汰的人很可能是本省代表中有人不满意他，结果票数少了，被淘汰掉。至于最后进入正式选举名单上的205人，因为是等额选举，名单上的人与会代表基本上都会打勾，所以一定都当选。 五、预定被出局之人，能在投票中翻盘吗？ 外界对差额选举中被末尾淘汰的人往往并不关心，事实上，只要官媒不报，大家也无从知道谁在预选中被差额淘汰了。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名单公布后，这两个名单中，有不少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出局。围绕着这些出局之人，各国媒体发表了不少评论。但没有一家国际媒体谈到过，这些人的出局真的是意外吗？ 其实，这次的中央委员名单中被剔除的那些原政治局委员或常委，都是投票前就事先确定的。其中，除了年龄偏大的人要出局之外，一些尚未到龄的原政治局常委，比如李克强，早已被预定出局。那么投票时，20大与会代表中，李克强的支持者是否可以在中央委员的预选或正式选举中，在选票上加上李克强的名字，然后投给他一票呢？ 当然不能排除个别与会代表这样做的可能性，但这样的选票也可能被大会秘书处当作废票处理。即便与会代表自己在选票上加上名单外的名字投上一票，而负责运作党代会秘书处的中央办公厅也不予过问，将这样的选票视为有效票，那是否就会改变习近平事先预定的中央委员会组成，把事先被习近平逐出中央委员名单的人又拉回来呢？ 显然，若以为靠在候选人名单上个人加个名字就能产生让李克强重新当选的投票结果，那就太不了解中共对党代会投票过程的掌控了（参见笔者10月20日刊登在本网站的文章，《中共党代会的管控模式》）。事实上，所谓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投票过程，不会改变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运。无论预选还是正式投票，只有已被高层列入名单的人才可能在投票中“当选”；而那些已被剔除之人，即使他们也在会场中投票，却只能乖乖地看着别人“当选”、自己出局。 这就是中共高层独裁的所谓“党内民主”：投票是虚，操控是实；事先决定名单，严格控制投票过程，确保名单如数通过，于是便产生了中共特色的“选举”结果。 六、中央委员里红二代、官二代成为历史 20大产生的中央委员205人当中，主体是省部级和军队战区级以上的高官，也有少数地市级和军队军级官员，以及金融企业、国有重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干部，还有个别工人、农民代表和解放军模范人物。他们的平均年龄57岁，99%具有大学以上学历。 如果从家庭出身来看，这次的中央委员已基本上没有红二代或官二代，唯一的例外是中央委员名单上叼陪末座的潘岳。其父是原解放军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抗战时参军；潘岳的前妻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 潘岳2008年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时，提倡绿色GDP，在知识界颇得人心，但因此和温家宝时期的GDP挂帅抵触，坐了冷板凳；2020年才升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主管少数民族事务，这仍然是统战部内部的“冷板凳”。因为统战部现在最热门的部门是对台策反和对欧美收买技术间谍，这些部门既有钱又有势，却非潘岳所能染指。 过去国际媒体上经常讲老干部子弟和高官子弟可能接班，老干部子弟即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高官子弟指父亲不是中共老干部，但曾担任中南海高官。现在，除高高在上的习近平是红二代之外，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基本上不再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了。 七、团派、官二代仕途受阻 由于习近平不再重用红二代或官二代，2014年到2015年也发起过批判团派干部的宣传，所以红二代、官二代、团派干部接班这种政治现象，在中共政权里可以说已经终结。今后再讲红二代、官二代或团派，就是在讲历史了。 20大召开时，“团派”出身的胡春华还不满60岁，胡锦涛卸任时便安排他进入政治局、担任副总理。当了10年副总理的胡春华，在国务院的工作经验已经不少，因此一度被海外看好为下任总理的人选。但显然习近平不想提拔他，就把他排除在20届政治局委员名单之外。因此，按“团派”接班的思路来猜测胡春华是中共政治明星的外媒，大跌眼镜。胡春华无法继续“入局”，其仕途就此断折，明年春天人代会之后只能降职求存。这是“团派”折戟的一个典型案例。 红二代出局，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已到了退休年龄；而官二代出局，显然有能力不足的因素。目前中共大佬的儿子还在官场上的主要有两个官二代，一个是胡锦涛儿子胡海峰，另一个是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胡海峰本来经商，涉入腐败，被胡锦涛要求退出商界。胡锦涛卸任后，习近平作为对胡锦涛的感谢，安排胡海峰在浙江从政。但胡海峰只做到地级市书记，这次是20大代表，没资格进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 李小鹏从他父亲控制的国有电力系统起家，后来从国企转而从政，当到山西省常务副省长。习近平上任那年，李小鹏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得票数名列最末；初上台的习近平要给李鹏面子，让李小鹏升到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因此又进入中央委员行列。后来习近平揽权成功，李小鹏的仕途就碰壁了，无法从地方大员往上升，只好转到交通运输部当部长。习近平显然没打算重用提拔李小鹏，所以20大把李小鹏排除在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之外。 20大的这一届中央委员，虽然未必人人都够得上“习家军”，但都是按照习某“冲锋队”的标准挑选出来的。习近平靠这样一批中共精英，除了能“指那打那”，还能破解中共当前面临的经济难题吗？习近平不懂经济，也没有长远眼光，而经济难题靠蛮干，只会越忙越糟。李克强多年来无法化解的经济难题，习近平同样无法解决，这才是中共最头痛的问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以一场轰动世界的丑剧收场：前总书记胡锦涛因发现习派在中央委员名单上调包，现场提出异议，竟遭习近平下令特工将他当场架离。靠着公开作弊和另类政变，习近平极不光彩地赢得“连任”，习家军塞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在新的中共高层中，作为中共党内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团派，集体出局，一个不留。现任总理李克强和现任政协主席汪洋被强制提前退休；就连六零后人物、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胡春华都遭排挤出局。仅仅因为，他们都是团派人物，出自共青团。 团派，全称共青团派，是中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胡锦涛开创和继承的党内重要政治派系。纵观团派人物，其基本特征是：改革派、开明派、温和派，且大多拥有高学历或名牌大学学历。除了这次遭准政变出局的李克强、汪洋、胡春华等，早先还有做过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被打入秦城大牢）等。 团派出局，习派当道，标志中共改革开放的终结。这是习近平、王沪宁等人处心积虑的心结和谋划。先是在理论上构建，淡化改革开放而强化斗争哲学；同时在路线上转向，重推带有文革色彩的极左路线；最后在组织上完成 — 将主张和代表改革开放的团派人物排除中央，赶尽杀绝。至此，习王极左势力彻底完成了瓦解改革开放、重启阶级斗争的复辟。从此之后，无论极左势力打不打或怎样打改革开放的旗帜，其实质，都是对改革开放的彻底颠覆。 团派出局，标志着中共政治文明进程的夭折。如果说，毛泽东那一代人是以山大王、土匪手段打下江山，恣意妄为，展示野蛮和血腥的极致，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灵魂代表人物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推行改革开放，就是中共向政治文明进程过渡的开始，当时，各方论述：经由改革开放，中共努力“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 尽管，六四屠城是邓小平的败笔、民族的劫难，但中共政治文明的进程在短暂重挫之后，又缓慢前行，到胡锦涛的团派执政时代，再现曙光。胡锦涛的文胆甚至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试水文章；温家宝在他第二个总理任期内，疾呼政治改革；同期，也出现《走向共和》那样的电视连续剧，正面弘扬宪政精神。 孰料，习近平上台之后，竟重新推行极左路线，忽然间大开历史倒车，否定改革开放，而有意肯定毛泽东时代和文革遗产。习近平在极左理论大师王沪宁的加持下，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全方位倒行逆施，而且否定改革开放仅有的政改成果：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让个人崇拜死灰复燃，最终达成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的复辟。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距离这一目标只差一步之遥或最后一步，在二十大的主席台上，竟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胡锦涛突然发现名单有诈，习近平悍然下令将他逐出。于是，让全世界见证，习近平如何“赢得连任”：公开舞弊，当场政变。权斗胜利？不仅胜之不武，而且丑陋至极。 团派悉数出局。至此，中共重归山大王和土匪面目。只是，新的代号是战狼。中共政治文明进程夭折。 团派团灭，这是一出历史性的悲剧。中共团派，犹如历史上的汉朝。胡耀邦所建的早期团派，犹如刘邦建立的西汉；胡锦涛所中兴的中期团派，犹如刘秀建立的东汉；而由李克强和汪洋等人继承的后期团派，犹如刘备和诸葛亮等人在西南建立的蜀汉。汉朝的三段先后亡于王莽、曹丕和司马昭。后者均以篡位的恶名著称。 从中共政治文明进程的夭折角度而言，习家军赢了，共产党输了。习家军赢家通吃，吃干抹净，达到权力贪婪和疯狂的极致；而对共产党而言，一党专政，一派独大，一人独裁，党内失去牵制、失去平衡，危险之至。在这里，自以为得计的习近平，犯下最起码的政治大忌：不留余地，不计后果。习近平虽精通权术，但他不懂政治。或迟或早，共产党会败亡在他手上。 习家军弹冠相庆，以为终于建立起习王朝。然而，既然是王朝，就必然符合王朝兴衰成败的逻辑：王朝兴起，王朝鼎盛，王朝腐败，王朝没落，王朝崩溃。鉴于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是民主国家，纷纷摒弃腐朽、落后和野蛮的王朝专制。应该说，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如果有专制王朝的复辟，其灭亡的周期都在缩短、加速，绝不可能像历史上的那些王朝一样，苟延到一百年、两百年、甚至三百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人事安排尘埃落定之后，外界发现，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清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24名委员之一。自由亚洲为此播发和刊登了《国安部长首次入中央政治局 意味深远》一文，文中引述据美国网络媒体Axios的报道，说是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克斯·乔斯克（Alex Joske）认为，这也是中国国安部部长首次进入中共最高决策机构，让关键的国安官员进入最高领导层，揭示出党代会对国安问题的重视。 Axios的报道预测，中国将把更多的资源向安全领域倾斜，与安全相关的行动将有所扩大，并且陈文清将可能掌管中央政法委。 其实早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前一年，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专栏就已经准确预测到了陈文清在二十大上的“入局”前途。 当时，针对中共大外宣多维网对习近平的浙系亲信、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二十大上晋升中央政法委书记的预测分析，笔者于去年12月13日在《夜话中南海》专栏发表了《国安部长陈文清比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更有晋升前途》一文。文中分析说：“现如今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明年（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而以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在二十大上直接跳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可能性有多大，值得怀疑。不是因为他不被习近平所信赖，而是因为被习近平政治上高度信赖，有资格、有可能成为政法委书记的待定入选者太多。“比选”的结果是，比陈一新更有政治优势者，台面上已经有好几个。我们不妨先从年龄优势角度对比。如果习近平当局一定要从“六十后”中挑选一个现成有政法工作经验和履历的，1960年出生的现任国家安全部长陈文清相比于陈一新的政治优势是，已经连任过两届中纪委委员和现任十九届中央委员。” 果不其然，如今的陈文清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同时，也被提名为本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不过，本届中央书记处的人员构成与上届有所不同，有两人都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陈文清将在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的基础上，是高就习近平的“大内总管”兼任中办主任，还是为习近平掌管“刀把子”，接掌中央政法委 ，将会在本专栏日后的文章中详加介绍和分析。 在二十届中央书记处里，除了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出任的“第一书记”，另外6名书记中居然有3个职业警察，除了便衣警察头子陈文新，还有制服警察头子王小洪和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刘金国。“警察治国”也就罢了，难道他习近平竟还要施行“警察治党”不成？ 在此之前，历届中央书记处的书记群里，如果有，也只有一个警察头子。而且当时无论是在中央书记处，还是在中央政治局，或者国务委员里的这些个“警察头子”们，还都不是职业警察出身。各位看官和听众不妨回顾一下，无论是周永康、孟建柱，还是郭声琨、赵克志，哪个不是“半路出家”？全部都是此前从未穿过半天警服，从省委书记位置上调任了公安部长，直接挂衔总警监。而现如今的二十届中央书记里的三名“警察书记”，个个都是警龄几十年，而且全部都是从基层派出所的普通警员或者基层公安局负责人一步步爬升上来的。 虽说都是基层警察出身，陈文清却是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中的这三个“警察书记”中，唯一一个具备正经大学本科学历者。另外两个，一个是所谓“党校本科”，另一个是所谓“党校函授”。 1960年1月出生的陈文清，高中毕业后不知是“城市待业青年”还是在家乡务农，反正是20岁那年才凭高考过关，进入了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大三时加入中共。4年本科毕业后，陈文清回老家四川仁寿县从警的希望未获实现，组织上将他分配到四川省乐山市彭山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又将他下放到谢家镇的派出所任普通警员；但委屈了一年多时间，就被提拔为金口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级别相当于国家机关的副科级。 从1986底开始，陈文清的仕途进入快车道，一路从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局长，至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1992年，即升任副厅局级的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局长。大学本科毕业8年即晋升至副厅局级，当时的陈文清是他大学本科同学里被提升速度最快的一个。 1997年1月，陈文清被任命为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半年后即晋升为局党组书记，成为正厅局级；1998年1月，被晋升为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同年9月，又被安排兼任了省政府副秘书长。2002年4月，时年42岁的陈文清晋升副省部级，成为四川省检察院检察长。到此为止，陈文清已经积累了长达18年时间的制服警察和便衣警察资历。 2006年8月，陈文清被中组部安排进入“干部跨省交流”名单，出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省纪委书记。2007年10月，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时从十六届中央委员跃升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的陈文清则是以省纪委书记身份成为十七届中纪委委员。 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之后，陈文清被提拔为福建省委的专职副书记，这也是习近平此前在福建省担任过的职务。 2012年11月，陈文清在中共十八大前夜，被宣布“增选”为第十七届中纪委常委、副书记，并被明确为正部长级；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又被安排“当选”为第十八届中纪委委员、常委、副书记；2014年4月，他又被安排兼任了中国纪检监察学院院长。 查看陈文清的简历，他从2012年的1月开始，兼任了福建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第一政治委员。这也是习近平当年在福建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以及省长期间，兼任过的职务。十七大后，陈文清调任中央纪委。其福建省委副书记职务被同时免除之后，因为继任没有被及时安排，所以他陈文清虽然人已经在中纪委工作，但其福建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第一政治委员的兼职一直持续到2014年4月，才转交给了刚刚被宣布从厦门市委书记位置上提升为省委副书记的于伟国。 在中央纪委工作期间，陈文清主要分管干部人事工作；十八大后，他还担任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副组长，推动中央纪委内设机构改革、派驻机构改革全覆盖等方面工作。可见他当时的顶头上司，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对他的信任程度。 2015年4月，陈文清不再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常委、中国纪检监察学院院长职务，转任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 我们本专栏过去曾刊登和播出过讨论中共国务院部分部委实行“双首长制”的目的和动因的系列文章，当时没有谈到国务院部委里的国安部。其实，该部也曾经施行过一段时间的“双首长制”。 这个国安部短暂的、一年半时间的“双首长制”始于2015年4月，陈文清被内部宣布接掌国安部党委书记；止于2016年11月7日，中共官媒奉命对外宣布陈文清任国家安全部长，耿惠昌同志不再担任。 2015年4月，陈文清被安排不再担任中纪委副书记、常委的消息是对外公开发布的，但改任国安部党委书记的消息一直都没有被中共官媒正式对外披露。当时能够从中共官网上找到的相关信息，只是中纪委官网“历史沿革”栏目中称，“2015年4月，中央批准陈文清同志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常委。” 接下来，中国大陆境内的媒体首次披露陈文清已经是国安部党委书记这一信息的“新闻源”是河北日报报业集团《燕赵都市报》主办、主管的“燕赵都市网”的一则报道，说是2015年9月22日下午，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陈文清一行莅临西柏坡参观。西柏坡纪念馆党委书记陈宗良、馆长王红热情接待。陈宗良首先在五大书记铜像前向陈文清书记介绍了纪念馆的概况；之后，陈文清一行在贵宾室观看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历史记录片、参观了陈列展览馆、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瞻仰了中共中央旧址。 于是，众多中国境内的网站上都转载这一消息证实，“陈文清已经履新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职务”。 而当时的陈文清之所以是在自己奉命接掌国安部党委书记五个月之后才外出公开活动，是因为他临危受命，被习近平和王歧山派到国安部“清理队伍”的首阶段工作，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把时任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的罪行坐实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 说起来，1956年出生的马建是陈文清当年西南政法学院的校友，早陈文清三年毕业，毕业后即进入国家安全部系统，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部长助理等职；曾领导国安部第十局（对外保防侦察局），负责监控驻外机构人员及留学生，侦查“境外反动组织”活动。 关于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犯案经过及日后的下场，外界早已有详细的报道。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当局指控马建于1999至2014年担任多项公职期间，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便利，与潜逃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合谋，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1.09亿余元人民币的财物；以威胁等手段多次强迫他人转让公司股份等，并在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后，指使亲属透过买卖证券股票，获利共约4929万元人民币。 而当时之所以安排同时被习近平和王歧山都高度信任的陈文清进驻国安部，说到底是因为对时任国安部长耿惠昌的高度不信任。 这个耿惠昌虽然是“搞理论”出身，但其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与教学的全部经历都是在国安部的下属机构和院校进行的，直至出任国安部副部长、部长，与马建一样，全部从政履历都是在国安部之内。也就是说，到马建罪行被揭露为止，此二人在国安部已经共事三十多年。也就是说，中共国安部的历史有多长，耿惠昌和马建之间的同事关系就有多少年，相互之间即使没有过共同犯罪，耿惠昌也难脱包庇之嫌。 2016年11月，耿惠昌65生日的前一天，他被宣布“不再担任国家安全部长”。此前已经以国安部党委书记身份事实上主持国安部工作的陈文清，被正式对外宣布为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2017年10月，陈文清顺利进入中央委员序列。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被正式宣布国安部部长一年半之后，陈文清又被安排了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职务：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意味从那以后，便直接陪侍当今圣上习近平。 2018年5月5日刊登于长安网的一则消息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陈文清6日在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讨班上作辅导报告……。显然在以此突显陈文清不仅仅是个国安部长。 关于习近平亲任主席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程度，这里无需专门介绍。需要指出的就是，这个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其办公室主任即是由中办主任兼任，而该办公室的前常务副主任，十八大上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蔡奇已经在五年前的十九大上跳升政治局委员，五年后的今天，又出人预料地升任政治局常委，准备接替王沪宁的“副总书记”位置。由此即可折射出习近平对陈文清的重视和信任程度。再过五年的二十一大上，陈文清很可能会接班蔡奇。 需要补充的是，陈文清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兼任，是到二十大召开前的今年7月份为止。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继任，从该办公室普通副主任晋升常务副主任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出身的刘海星，如今已经被安排为二十届中央委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熟悉中国经济的李克强与汪洋二人均不在此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中，在政治上，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是确定的，在经济上，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也再次被强调。从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政策逐渐远离邓小平、毛泽东或温家宝等过去中共领导人的态势，中国经济只会往自给自足的方向走，这也表示，从2018年美中贸易冲突至今，中国与世界民主国家脱钩的趋势已无法改变。 中国与美国、欧盟等民主国家的冲突日增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管制也从过去百分之二十五的“微量原则”(De Minimis Rules)到近期所采取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管制上，直接禁止世界各地的企业把使用美国技术、机器或软体的产品卖到中国，包含拥有美国技术的外国人也会受到直接限制，因此，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最近管制措施是相当严格的。从微量原则的部分允许到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直接禁止，尽管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管制愈来愈严格，许多人对于中国科技或经济是否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伤害仍有不同的看法。 劳动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经济持续成长的关键 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能否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在劳动生产力能否持续提高，一国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则是受到该国拥有的天然资源、有形资本、人力资本与技术知识的影响。就有形资本而言，中国目前对于中国国内所采取的清零措施，以及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管制，将会降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诱因，进而使得中国的资本累积速度减缓，影响劳动生产力。 就人力资本而言，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持续改革开放的结果，包含台湾在内的大量外国资金进入中国投资并雇用大量中国劳工，除了增加中国的劳动就业与薪资外，最重要的是，中国劳工借由边做边学使得人力资本可以直接累积。此外，随著中国经济逐渐成长，可以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口也逐渐增加，到外国留学的人口也愈来愈多，中国人力资本也更快速累积。 就技术知识而言，对外开放或吸引外人直接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预期可以吸收最先进的技术知识，对于人口红利或环境红利已逐步耗尽的中国而言，下一阶段的经济成长不再是倚赖既有的天然资源或人口红利，而是发展更先进的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进而带动经济的持续成长。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必须要可以相互搭配，才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例如，中国武汉弘芯在2019年虽引进ASML的EUV（极紫外）光刻机，但最后仍抵押给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并倒闭，亦即，只有好的技术知识，若无足够的人力资本，一个产业或国家的生产力仍无法提升。同理，半导体产业在台湾可以成功发展并不表示在其他国家可以复制成功。 中国科技可以自立自强？ 由上述讨论可知，尽管习近平在此次中共二十大会议中再次强调提高科技与供应链自给自足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当美国在人才与技术对于中国采取更严格的管制时，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及技术知识的累积会停滞不前，将是可以预期的事。在美国管制下，即使中国开放也无助于事。虽然看好中国在科技可以自立自强仍有不少拥护者，但是，若考虑中国管制数位平台市场后的共同富裕政策，则人民的财产权将不再受到保护，人民努力的诱因也会消失，除非习近平有能力可以对资源做最有效率的配置，否则，期待中国科技可以自立自强可能太过乐观。若科技如此，则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衰退已可以预见，这或许是中国无限期延后公布经济数据的原因。 （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20大架走胡锦涛的那一幕实在太令人震撼，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被问到未来的两岸新形势时表示，国民党的立场永远是捍卫中华民国，也希望能够守护自己的领土与自由；民进党不要再用国内政治操控，造成两岸更严重对立跟紧张。蒋万安则说，我们不求战、不惧战，一定会坚守民主价值。 要“捍卫中华民国”、“保护台湾”，从没有人会反对；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台湾如何在“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的前提下，可以不触怒中共，可以躲开兵凶战危？ 这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常见的说法是：“两岸要交流啊，你不谈，双方怎么拉近距离？”但是当这说法一出现，问题的焦点已经悄悄地从“捍卫中华民国”变成要不要“和谈”了。台湾内部有一个“会与中共和谈”的国民党政府，以及“从来没有与中共谈判”的民进党政府，当焦点被挪移，专属于某个政党或政治人物的寻租空间也就跟著浮现，因为“只有我能谈”，“只有我能维护和平”，“也只有我能为中华民国留下命脉与尊严”。 从2005年连战访中的“和平之旅”开始，国民党靠这套“两岸论述”在台湾政坛吃穿了整整10年，但这套论述之所以想说得通，它所仰仗的完全是共产党单方面的善意与模糊。所以当对岸不再以“交流”为已足，或想进一步推动政治谈判与统一进程，所谓搁置主权争议的说法随即图穷匕现。 如果可以，国民党当然希望能够尽其所能地“维护中华民国主权”；毕竟，能站著说话，有谁愿意跪著或趴著称臣。但事实上，中共在国际社会公开场其实从未给中华民国一丝一毫的喘息空间。以7年前的马习会为例，在事前的严密磋商下，当时马英九其实从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国号与自己的总统职衔，就连原本要说出的一中各表都吞了回去，更只以“一中原则”诠释九二共识。马英九后来拿出自己曾“捍卫中华民国”的证据，其实是在双方觥筹交错的晚宴里。 在马英九口述的《八年执政回忆录》第364页〈那一夜，习先生开口称了“总统府”〉一章，马英九提到1945年5月美军大举轰炸台湾，总统府大楼垮了一半，全台死了3千多人，“习近平还打岔问：‘你们的总统府，就是以前日本时期的总督府吗？’”马英九在书中写道：“对岸最高领导人当著我方领导人直称我们的‘总统府’，真是破天荒头一遭。” 马英九以与习近平私下餐叙的一句“你们的总统府”，作为与习近平对等，互不否认治权的“证据”而沾沾自喜。身为台湾人，看到代表国家的总统如此降格以求，怎不觉得心酸？ 在马习会后，共产党的“善意”与模糊也随著2019年初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及随后的香港大镇压而原形毕露。一直到这次中共20大，当习近平大肆清洗不同派系的中共高官，众目睽睽之下架走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台湾人不得不心中自忖：如果习近平连提拔保护过他的胡锦涛都无法“谋和”，台湾人拿什么与他“谋和”？ 台湾人要“捍卫中华民国（台湾）”，目的从来不在于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民族大义，而在维系台湾人的民主价值与生活方式。一如龙应台在16年前写的《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物件。”“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中共送给台湾的熊猫，代表对岸的善意），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台独党纲、分离主义），您（胡锦涛）明白吗？” 中共20大活生生上演的这一幕告诉台湾人：共产党嘴巴里的民族大义都是假的，只有他们手中的权力是真的。面对这样的政权，只能丢掉幻想、努力备战；只有备战，才能止战；只有止战，才能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所珍视的一切。 （全文转自上报）
两个月前，笔者曾撰文《习近平和二十大：不连任是正常，连任是政变》。如今不幸而言中！中共二十大结束，习近平连任，但在政变中连任。而这一场政变，竟然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下、中外记者的镁光灯下，震惊世界！ 在二十大的闭幕式上，前总书记胡锦涛与习近平发生明显的争执之后，满脸横蛮的习近平竟下令特工将白发苍苍的胡锦涛强行架离会场。当时，中外媒体正在进场，在咔嚓咔嚓的镁光灯下，各国媒体记录了活生生的历史：今日中共的激烈内斗。丑剧，悲剧，惊悚剧！各国媒体用这样的词句形容并报道了这震惊世界、轰动全球的一幕。国家恐怖主义，直接登上中共二十大的主席台。 中共政治原本是密室政治，幕后发生了什么，外界往往只能凭籍蛛丝马迹予以分析和解剖。但万没想到，笔者凭政治逻辑推理的连任政变，竟能由习近平等人在台上公开展示。部分西方媒体评说：是习近平故意上演这一幕，让政治老人难堪，以震慑党内政敌。实情绝非如此。凡是对中共政治有所洞悉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事故，对中共而言，一场灾难性的重大政治事故。 尽管习近平、王沪宁（大会秘书长）、王小洪（特勤局长）等人事先就有密谋和预案，但也绝对不想在中外媒体的镜头下上演。迷信极权主义美学的中共，通常按照脚本严格演戏，严丝密缝，丝毫不得出纰漏，不论关起门来怎样争吵和争斗，在台上都要正襟危坐，佯装和谐，以对外展示中共的所谓团结和稳定。 另外，习近平既然请来政治老人坐在前排，就是要为自己的连任背书，以彰显连任的合法性。如果有意当众驱逐政治老人，岂非自相矛盾？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视频细节来看，胡锦涛对桌上的文件提出质疑，要拿习近平手上的文件来看，但被习近平压着不放。在特工的拖拽下，胡锦涛坚持不走，在旁的栗战书把一份文件递给那名要架走胡锦涛的特工。相关文件应该是即将投票表决的中央委员会等名单。多方消息显示：胡锦涛发现名单被掉包，与高层事先议定的名单不符，尤其，团派人物李克强和汪洋都不在名单上。胡锦涛于是怒而质问习近平，争执由此发生，习近平急忙叫来早已布置监控胡锦涛的特工，死拉活拽，硬是把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前总书记强行架走。恰在此时，中外媒体记者进场，几百个镜头并举，拍下了事件的始末。 这个场景的内容，包括：习派做假、作弊、做票；习近平欺骗胡锦涛和其他政治老人，骗他们来开会，假意与他们协商，假装达成权力重组和派系平衡的方案；但最后关头，却偷偷印出另一份名单，提交两千多经由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挑选”的党代表投票，试图偷梁换柱、瞒天过海，实现习近平连任和习家军一派独大的密谋。胡锦涛当场揭穿造假和作弊，而习近平竟野蛮下令特工将胡锦涛架离会场。 这就是政变！现场政变，当众政变，不折不扣的政变。其实，整个二十大、以及二十大之前的密谋和闭门会议，都是政变过程，只是，政变的最后尾巴，竟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惊悚曝光。 无论习近平是怎样的嚣张、习派是怎样的猖狂，历史，包括中共党史，绝对不会缺少这一页。历史已经记录在案，真相必将昭示于未来。从此，政变和不合法的阴影，将紧紧贴附在习近平身上，如影随形，如同挥之不去的噩梦。 胡锦涛质问习近平，当众揭穿习派的欺骗、造假和作弊，并坚持不走，以衰老和羸弱之躯，坚强抵抗习派特工。他用肢体语言，向全世界宣告：胡锦涛和多数政治老人反对习近平连任！二十大的投票结果非法无效！习近平的连任非法无效！ 胡锦涛遭架离会场，习近平宣布自己当选连任。习近平是赢家吗？其实他不是。如果说习近平胜了，那是惨胜！如果说胡锦涛败了，那是虽败犹荣。白发苍苍的前总书记胡锦涛，以苍老和羸弱之躯，只身抵抗复辟逆流，给沉沦而恐怖的中共二十大，投下一声惊雷！惊天动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夜话中南海》专栏刊登和播出的《“躺平”是李克强和汪洋最不坏的选择》一文，赶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的前一天准确预测了“兼任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的三个常委，即栗战书、李克强和汪洋均不再连任”。 这篇文章被广泛转载后，网友“马甲飘飘”在跟帖中询问，“这位‘高新’是何方神圣？居然预测到‘李克强、汪洋、栗战书皆不再连任’？”。 确实，笔者是在中共对外宣布二十届中央委员“当选”名单之前，在众人看好汪洋接任总理的嘈杂声中，唯一预测到李克强、汪洋也会和栗战书一起退休的。不过与此同时，新的政治局常委会里的总理和常务副总理的人选，都是出乎笔者此前预料的。 其实，笔者早在2020年12月21日发表于本专栏的《赵乐际二十大后陪跑习近平的可能性最大》一文中，已经预测过：“届时的汪洋肯定是和李克强及栗战书一样一退到底”。 不过，笔者在两年前做出这一预测的同时，也还认为在李克强和汪洋都会于二十大上退休的前提下，与李克强和汪洋同龄的王沪宁应该会“享受一次王歧山享受过的‘特殊待遇’，被习近平犒赏一届国家副主席职务”。没成想，如今习近平犒赏他王沪宁的居然是接替退下去的汪洋的全国政协主席职务。 至于从未有过半天国务院工作经历的李强接替总理一事，笔者过去几年里的分析和推测是有过反复的。 关于习近平中意李强为李克强接班人的说法，最早始于6年前，也就是中共十九大召开前的2016年。当时的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了评论员林和立的文章《习近平有意在位20年 交班方案只培养总理接班人》。文章说：北京的最新消息是，习近平已初步筛选了“三李”作为总理接班人，他们是不久前提升江苏省委书记、浙江前省长李强（1959年生）；辽宁省委书记李希（1956年生）；与由湖北空降到天津直辖市的书记李鸿忠（1956年生）。三个人选当中李强明显占优，他在习近平于2002到2007年掌管浙江时先后出任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秘书长，是习的左右手。 三年前，即2019年11月4日，在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里发表的《下届国务院总理会是李强还是胡春华》一文中，笔者引述了在网上读到的一位内地网友的翻墙贴文《20大接替李克强的人选与包子的皇储》。 该网友说：根据一些传言和迹象，说一些听到的传言和自己的推想。当年抓孙政才，其实是为了让下一届总理变成习派人马。因为孙政才不可能和胡春华一样冷处理，因为孙政才政绩卓著（起码在数字和报表上是这样）。相比之下，胡春华（1963年生）就逊色很多了，所以孙政才如果不彻底打倒，此人当总理的路子是很难阻碍的。所以孙政才被干掉了。 这位内地网友接下来还说：（目前在台上的）李克强肯定只能当两届总理，下一届总理很有可能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1959年生），此人是习近平的浙江同事，当年习在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此人是秘书长，是习的大管家。上海市委书记是一个跳板，李强不多久就会进入国务院。 2020年8月10日，笔者又发表《除了胡春华，谁还有可能会是总理接班人？》一文，文中先是预测了李克强能够在二十大上实现“平安降落”或许已经是最好结局。在外界媒体普遍担心李克强成为习近平替罪羊之后，他李克强的心态大概也已经只能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来形容。 而在李克强的总理接班人问题上，此文中虽然说了“也曾大胆推测过一个从未担任过副总理职务的人被习近平直接推举为国务院总理的可能性”，但还是认为“李强能否成为总理接班人，端看他在明年（2021年）3月是否会被‘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如果是，那么外界对李克强的国务院总理接班人选问题就不必再费周折讨论了；如果不是，也不能证明胡春华接班李克强的未来已经是板上钉钉。至少也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让韩正接班总理职务后只干一届。” 去年3月22日，笔者又在本专栏发表《下届政治局常委里至少有两个习近平大秘》。文中认为，曾经和正在是习近平“大秘”的李强和丁薛祥都是二十大上进常委的过硬人选，但当时对他们两人“入常”之后，可能担任的具体职务的推测都是不准确的。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李强非但没有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被中途“增补”为副总理，而且还在今年初因为上海的防疫之乱而名声大败。所以笔者自今年年中以来至二十大召开之前，已经不太相信习近平会在总理接班人选上再打李强的主意。 现如今，笔者3年前那篇文章说的“另外一种可能”，已经被事实证明为没有可能了。习近平的“破八”不但没有落实到笔者此前认为可能性较大的韩正身上，反而是落实到了笔者事先表示过怀疑的王毅身上，甚至把年已七十有二的张又侠留任，实在是令笔者错愕不已。 关于张又侠的留任，外界均惊呼他的72岁高龄。不过话说回来，回想一下当年的邓小平在强调干部年轻化的同时，却在废黜“杨家将”之后把军委副主席职务分别安排了时年76岁的刘华清和时年78岁的张震。所以习近平想必是认为，比起当年的刘华清和张震，如今的张又侠简直就可以被认为是“年富力强”了。 至于比张又侠年轻13岁的胡春华的“出局”，笔者在一个星期前才刊发和播出的文章中曾分析过，“假如韩正最终会成为李克强接班人的话，胡春华入常并接替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职务也并非唯一可能，其他可能包括不被安排入常同时也不再连任政治局委员，只是在连任中央委员的前提下，等待明年三月出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包括虽然如愿入常，但离开国务院系统，比如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职务？” 而如今已经发生的事实，虽然不是前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而是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成了国务院总理接班人，但胡春华的下场还真是被笔者言中，不但没有被安排入常，而且连政治局委员也未能连任。 当然，因为胡春华仍然还被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所以可能性之一是同五年前的张春贤一样，被安排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可能性之二是如同五年前的刘奇葆一样，被安排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如果是从国务院副总理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话，就很象当年邓小平对吴学谦的处理方式。 对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有记忆的人士都应该知道，当时的吴学谦是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的外事副总理。1989年“六四”镇压当天，时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的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将当日清晨在街上所见的镇压后场景用两分钟写成新闻稿，并交由当值主持人陈元能播出。这则80秒的新闻也成为唯一一个披露“六四镇压”，及痛斥当局行径的官方新闻。 该新闻中写道：“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中共元老李先念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当面要求分管政法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抓捕吴晓镛。但乔石对自己当年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老上级吴学谦还是尽力提供了帮助。吴晓镛被在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看守所里“审查”了一段时间后，终于重获自由并得以出国。而当时的吴学谦本人虽然一再受到李鹏等人的责难，但大家长邓小平并未恩准对吴学谦进行审查，只是安排把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提升为国务委员，实际上接替了吴学谦的工作，表面上仍保留吴学谦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直到1993年3月正常换届时，让吴学谦改任了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然，对胡春华日后的安排也不排除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因为前总书记胡锦涛对胡春华的出局向习近平表示了不满，导致习近平干脆一不做二休，将胡春华彻底的闲置，甚至不排除对胡春华进一步打击报复。 关于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被习近平命令手下带离二十大闭幕式会场的分析报道，这几天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其中一篇《胡锦涛“被请走”8大看点：李强的笑与胡春华的怒气……》中，总结出的内容很有可能成为引发习近平进一步整肃胡春华的导火索。 相关报道中贴出了胡锦涛被习近平命令自己保镖强行带离会场全程实况录相的截图，“胡锦涛经过胡春华的身后，胡春华双手抱胸，面露不悦”。说明是：“副总理胡春华原本被视为胡锦涛隔代指定接班的‘储君’，眼见栽培自己的老长官胡锦涛‘被身体不适’，胡春华口不敢言，身体语言却透露了真实感受，他双手环抱在胸前，脸上掩不住的怒气。” 其实，所谓“身体不适”是中共新华社事发之后奉命对外解释的托辞，而事件发生的当时，习近平并不是对着话筒先宣布了一句胡锦涛因为身体原因需要提前退席，而是直接命令保镖对坐在位子上执意不肯起身的胡锦涛上下其手，连拖带拽。期间，除了离习近平和胡锦涛最近的李克强、栗战书和王沪宁，其他人的反应肯定都是胡锦涛说了什么话激怒了习近平。习近平如果不是忍无可忍，也不会出此下策。他习近平不是不知道现场是有外国记者采访的，而事后的习近平也肯定会调看当时的实况录相。于是，整个过程中李强的故作谈笑风生与胡春华气愤的表情与动作，在他习近平的心目中同样也会形成显明对比。于是，在对李强愈发信任的同时，对胡春华的印象也会由过去单纯的不信任而上升至愤恨。 自胡锦涛被带离会场的事件迅速传遍整个世界之后，因胡锦涛当场的抗拒表现已经令习近平和整个共产党政权颜面尽失，外界评论因此而担心胡锦涛的儿子，当时也坐在会场上的二十大代表之一胡海峰会仕途受阻。而笔者则更倾向于相信，习近平的怒气和怨气更可能会直接发泄到胡春华身上。 党的现任总书记居然命令自己的保镖将党的前总书记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上强行带离，对此外部世界一时间众说纷纭，从哪个角度猜测原由的都有。笔者本人确信，此事件绝无可能是习近平的预先安排，如果不是当时胡锦涛向习近平提问了什么内容，惹恼了习近平，而习近平担心在会议期间胡锦涛会突然要求讲话或者直接站出来讲几句话，他习近平应该还是会强压怒火，忍耐到会议结束的。 有外界评论人士猜测，当时胡锦涛面前摆放的文件夹里的中央委员名单，与胡锦涛事先知道的不一致。笔者对此不以为然。道理在于，从中共十四大至今的中共中央委员所谓的“差额选举”程序，都是先由各代表团在对上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那份“中央委员预选建议名单”进行“酝酿”，而这次二十大召开之前，按例也是要分别交给党内元老们“征求意见”的所谓“建议名单”中，原本就没有李克强、汪洋，同时还有胡春华，是肯定的。 换句话说，无论是李克强还是汪洋的退休，都是在二十大之前即已经决定，也已经知会了胡锦涛等党内元老的。而无论是胡锦涛还是其他党内元老，对李克强和汪洋的退休即使内心有什么看法，也拿不出什么过硬的理由反对。但胡春华就不一样了，让年仅59岁的胡春华在二十大上彻底“出局”，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是无法令当年点名提拔胡春华进入接班梯队的胡锦涛认可的。 所以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胡春华不再进政治局是习近平故意拖到二十大召开期间才临时决定的，而知道这一消息的胡锦涛则是在进入二十大闭幕式会场落座之后，为此质问了习近平，这才导致了后来发生的一幕？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后的习近平把对胡锦涛的记恨迁怒于胡春华是可以肯定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正式赢得第三任期数天后，中国“外交战狼”招牌人物赵立坚在推特上旧事重提，贴出年初美国爱德蒙民调公司的政府信任度调查（The 2022 Edelman Trust Barometer），主要对比中美，即有91%中国人信任政府，在28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美国则是39%，排名27。赵立坚贴文标题并写著“真实／虚假的人民代表：美国／中国”（True/fak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China #US）。言下之意，中国政府代表人民才是真实的，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 跟所有民调一样，结果本身当然有参考价值，背后的意义却又更值得推敲。就像爱德蒙民调公司所说，这是近十年来中国公民对政府信任的最高点。但光就“时间”这点，那不也正是习近平两任执政，大推由政府为人民行为设定标准的“社会信用制度”，建构世界最大规模监视系统，相比俄罗斯更高压地压缩独立媒体空间，同时整改教育、娱乐和电玩行业，遂行一系列跨界监管，进而将中国推向更专制、更极权的一刻。 就在中国人民信任政府最高峰的时候，何以中国在2022年无国界记者组织新闻自由度排名，会排到第175名（全球倒数第6）？同一时间，自由之家年度全球自由度报告，中国也再次被标示为紫色区块的不自由国家。今天之前，“北韩人民对政府满意度有九成”俨然被当成讽刺笑话，今天之后，赵立坚“九成人民支持中国政府”的娱乐效果，恐怕亦不远矣。 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就在赵立坚推文后，下方满腔怒火的留言仿佛涌泉爆发，完全不像是对“九成人民支持中国政府”这一贴文该有的回馈，反而更像触发民众竞相去翻中国政府这十年来的旧帐。如中国公安对民众丢石块、闯民宅的影片，警察捣毁民营商家的画面，乃至过去仅能自行透过社群网路对外宣泄的种种社会不公不义，全又都冒了出来。赵立坚的贴文不贴则已，一贴又再让多少人重温恶梦。当然，最新的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外交人员殴打抗议民众事件，也立刻成为一段反讽的素材。 此外，更多的是呛声留言，例如：“坚哥，老百姓不用翻墙看你这个推（Twitter）的时候，这个推才有意义。不然就是个笑话”、“中共对人民的信任如何？为什么每隔10码就有一个安全摄影机？”、“参考‘动物庄园’，这就是线索”、以及，对中共来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就是打人民”、“不信任就被抓，能不信吗”、“就跟北韩一样，人们不会冒著风险说反对政府的话”，也有外国人留言：“你说得对，我们不信任我们的政府，但至少我们有发言的自由”。 就在赵立坚自豪中国政府获得九成民众支持，尤其特别拿美国“单挑”的当下，不知又有多少中国人正在赶办美国移民手续，或正希冀著绿卡快点发下？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自1980年以来，中国移民美国的人数，几乎每隔十年就呈倍数增长，到了2018年，中国人移民美国人数已达到近250万人，占了美国外国出生总人口的5.5%，一举取代了美国年度最大移民国墨西个的地位，并成为墨西哥、印度总移民数之外的第三大外裔群体。 同时，中国也是就读美国高等教育外国学生的主要来源地，由美国公司协助取得H-1B临时签证数量，中国人也仅次于印度人，位居第二。根据联合国人口司2019年统计，美国亦是中国移民的首选之国，占中国境外1200万人民的27%。不仅如此，过去中国移民受美国所吸引，或是想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是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或因当地多有成熟的华人社区而趋之若鹜，今天，更多的中国移民却更倾向当个“真正的美国人”，不再只想混迹美国华人圈，而是希望自己能够至少“与白人相邻”。这样的发展当然和中国经济崛起有关，问题在当中国人有钱了，对政府信任提升了，为什么移民的人数反而继续增长？绝大多数还选择赵立坚最瞧不起的美国？ 赵立坚的贴文，反映了中国官方的自我认知，贴文底下的留言，投射出中国人民长久被压抑的愤恨，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数字，再又彷若“以脚投票”。中国现在很擅长在美国民主伤口上撒盐，这让中国人得到相当的满足感，但他们恐怕没想到，这些对比，到头来反而又都戳中了中国自己的痛处。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