捲18億擔保案爆雷 趙薇900萬股權再遭凍結至2029
2026 年 9 月 17 日
举起一张白纸，就是一场革命！这不是虚夸或幻想，而是几天来正在中国发生的社会抗议浪潮的一个醒目标志。自2022年11月25日起，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从武汉到北京，大面积的民众抗议在中国全国多地出现。在短短的两三天里，抗议已经席卷全国至少三分之一的省份。许多青年人手举一张白纸，站到公共场所，这就展示了不屈的抗议姿态！因此，有舆论称这场抗议为“白纸革命”。 抗议刚刚开始，事态仍在发展中，时刻都会出现新情况。但是，“白纸革命”的历史意义已经无可怀疑。因为这是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三十多年来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广泛的民众抗议，也因为在抗议中已经有民众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样震撼人心的口号，还因为抗议直接针对三年来中国当局不惜一切代价而残暴推行到十四亿中国居民每一个人的头上的所谓防疫措施。海内海外，华文外文，全世界的舆论都在关心这场抗议，也在揪心地担忧中共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对民众实行血腥镇压。这里，我想对这次“白纸革命”提出三点初步观察，以此参加到对于中国事态的关心之中。 第一，我看到，这次“白纸革命”是中国民众争取最低限度人身权利的抗争。 我们知道，这次抗议活动的直接起因，是11月24日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不幸发生火灾，但居民楼却被当局的新冠疫情清零封控举措锁死了逃生通道，致使至少 10位居民在火灾中丧生。三年来，中共当局在“防疫”的名目下，肆意践踏中国民众的基本权利，几乎剥夺了所有公民的最低限度的人身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甚至连“基本人权”都算不上，而是人之作为生物体的那些最低限度的生存自由，比如为一天三餐买菜买粮的自由，比如生了病去医院就诊的自由，比如随时打开自己的大门到街上走一走的自由。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哪怕是在一般的政治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这些担心甚至很难用“自由”或“权利”来概括，因为鲜有公共权力会禁止所有居民的这类活动——除非对于监狱里的罪犯。三年来，中国正是成了这样一个大监狱，所有居民都成了罪犯。乌鲁木齐一把火，终于点燃了民众对这种人人普遍过监狱生活的怒火！ 三年来全世界都有过防疫的经历，为什么单单中国要实行“大监狱”防疫举措？这背后，自然是中共专制体制的特定逻辑在运作，是中共最高专制者习近平的“亲自决策、亲自指挥”在作用。民众的怒火指向习与共，也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上，抗议“大监狱”防疫体系与举措，与抗议中共及习近平专制，二者绝不是相互对立的。不需要为了抗议专制而贬低对“大监狱”的抗议——正是后者在激发民众的大面积抗议；只要是争取权利，那就是反专制。同样，也不必为了担心授予当局以镇压的口实而只抗议防疫不抗议专制——中共的历史记录表明，即使你跪着给它磕头，只要它觉着你不顺眼，照样砍你的头。 第二，我感觉，“白纸革命”之所以迅速在全国蔓延，最大的原因在于民众相互之间的共情。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对事情的认识角度、深度肯定有不同，他们的生活感受、个人性格等也肯定有不同，因此在抗议活动中口号有别，这是完全正常的。谁也不需要指责谁，谁也不需要贬低谁。相反，我感到，他们之中有一种强烈的共情，或曰同情心和同理心：不仅是相互之间有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且对全国的民众都抱持了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我不仅在贵州的大巴上，我还在馒头掉地上捡起来继续吃的西藏方舱，在封了九个月只剩几万人的广西东兴，在蔬菜腐烂入户消杀干部免职又复用的上海，在孕妇坐在椅子上流产的西安医院门口，在几天没吃饭外出买菜结果被刑拘的警车上……” 抗议活动中，这样的语句随处可见。 人们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大家相互之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昨天落在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居民头上的悲剧，今天或明天就可能在成都、在上海、在广州、在中国的所有地方重复、再重复！不需要组织，也不需要动员；当人们有了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时候，中国人就自觉地站到了街头相互呼应、相互支持，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的万里之遥不是距离！ 第三，我认为，“白纸革命”到目前为止的最大意义在于中国民众打破了恐惧心理，勇敢地站了出来。 参加抗议的人们，不是不知道自己所要面临的危险，但是他/她们还是站了出来。是的，勇敢不是没有恐惧，勇敢在于能够克服恐惧。那些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大学生和她们的男同学们，她们/他们的人生未来还很长，但是这没有成为她们/他们的“软肋”，反而也许鼓舞了她们/他们参加抗议：你不去抗议，你不去改变现实，你的长长的未来只能是长长的黑暗！看哪，年老的人在流泪，年轻的人在唱歌；泪水是温暖但软弱的，歌声是勇敢而自由的！ 现实地说，不能期望“白纸革命”风暴般摧古拉朽地就完成了革命的使命。但是，“白纸革命”的这种勇敢却一定会改写中国的未来。有人不是在说“更无一个是男儿”吗？因此他似乎就可以予取予夺、为所欲为，就可以践踏众生、残民以逞。现在，初起的“白纸革命”已经宣告：中华大地有千千万万个勇敢的女儿和男儿，做事、掌权要问他们答应不答应！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最近的疫情全面反弹，每天的感染人数接近4万，地方政府的处理又回到常态核酸检测加封控状态，前不久出台的清零二十条基本沦为一纸空文。但是民众对政府的防疫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不满加剧，耐心耗尽，在广州封控区出现了多次冲卡，郑州富士康园区发生员工集体抗议，乌鲁木齐的民众走向政府表达不满，上海的抗议人群甚至在街头公开喊出习近平下台，现在抗议已经蔓延到北京、武汉、南京、成都、重庆等校园。 上周六，我在推特上发了一则推文，大意是官方对疫情处理的反反复复，进进退退，百姓情绪已忍耐到极点，感觉这样下去一场民变在发酵。推文引发了很大关注。我知道人们的兴奋点在民变。在大量的留言中，多数人认为民变不会发生，所举理由可以归结为五方面，（1）支持清零的基本盘还在，（2）人们对封控已经麻木，（3）中国人是斯德哥尔莫综合症患者，习惯了被奴役，（4）现在还没到最坏时候，（5）百姓没有枪炮，造不了反。还有人举毛时期三年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民众也没起来反抗。这些说法都有道理，还可举出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这一点，例如，政权对大众的监控已到一个绵密无死角的地步，然而，由此断言民变不会在今天发生，恐怕早了点。 首先要纠正对民变的一种错误理解，以为像传统社会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之类造反行动，才算得上民变，这样的民变在如今这个时代，如果不说绝迹，概率也非常、非常低。我说的民变指的是一个政权民心尽失，大众由不满而绝望，产生反抗的动力，并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抗议风潮。在这个意义上，也可把它理解成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至于它是否发展成全国性的抗议风潮，出现有组织、纲领和代表性人物，不是关键，但是必须有影响，对政权产生冲击。 按照这个界定，民变要出现有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对政权的普遍不满已经形成，且这种不满到了忍无可忍之程度；二是社会出现了成群的抗议浪潮，或者单次抗议的人群达到相当规模；三是政权对民众的不满丧失了感知能力，对事件的处理和民众的反抗不知如何应对，一味采取强压乃至暴力手段。 清零之下，民变是否会发生，取决这三个条件的满足程度。第一个条件已经具备。习的清零搞得天怒人怨，对此无须去做统计学意义上的调查，即使那些支持清零的人，也不会喜欢现在这种非正常的状态。有谁愿意天天生活在核酸检测和随时有可能被封控的状态？即使生命能够得到保护，但人的基本自由被剥夺，而且面临失业或者已经失业，生活失去来源的困境。不仅如此，清零之下，人人都是下一个受害者，因为病毒是不讲政治的，不会因一个人拥有特权、财富和声望就不会光顾他。现在这种习氏防疫，不但民众无法容忍，体制中的官员，尤其处于一线的地方官员和防疫人员，也疲于奔命，面临极强的精神压力，早已不耐烦，只是不敢发作。可见，当一项政策或做法，既得罪民众也得罪官员，几乎令所有人都成为受害者时，已经具备发生民变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性。 有人会说，大众的不满主要针对清零，很多人未必会把它上升到对政权邪恶性质的认识角度。多数人没有这种自觉性可能会削弱反抗的力度，然而，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发生后，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从发生学来看，社会抗议是受从众心理驱使的。再说，清零政策本身反映了习近平专制政权的极端荒谬性，是其反人性的集中暴露。人们不会只记着清零，而会由清零中的种种限制人性的做法联想到过去十年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本来，习政权在许多人那里已经丧失了它的合法性，人们对它的信任降到了冰点。经过三年疫情的折腾，它让社会更多的人看清了其反人性的本性，对它的厌恶有增无减，希望它倒台恐怕是多数人的心理。 民变的第三条也已经满足。习政权对社会的躁动和不安情绪完全失去了感知和回应能力。尽管从个人看，当局有许多官员早知这个政权病得不轻，民众对它有非常深的怨恨情绪，但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和政权，丧失了此种敏感性，对大众的不满变得非常迟钝，更别说有效回应了。原因在于，中共领导体制的极化，权力高度垄断在习一人手里，必然会使得以往存在于体制中的唯权是瞻现象也跟着极化，信息传递被阻滞，从而导致普遍的坐等上令的现象出现，组织系统中处理事故的机制早已失灵。每个官僚都不想担责，也担不了责，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责任往上和往外推，让别人去承担。当官僚集团中大多数官员都按此原则行事，普遍的不作为和无人负责的局面就会形成。故一旦某个事情发生，政权只能用行政命令去解决，这又会进一步强化体制弊端，导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强，为下一次事故埋下祸根。 习试图让官员听闻民意，贴近民情，疏解民冤，然而，体制的这种极化现象恰恰阻断了和民众的联系，官员们根本不关心百姓是怎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早已公开化、显性化，哪怕一个最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可体制却无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无所作为。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今天才出现，习之前的中共政权也存在，但习政权走向了极端。过去十年，当局只知用高压来对付不同意见和反对力量。特别是对疫情的处理，从来不是按科学原则进行，而是根据习的意志。习钟爱动态清零，地方也就把民众像小白鼠一样关起来，一封了之，简单粗暴，层层加码，民众的情绪在官吏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如此施政，当把政权的活力抽干，民变也就悄然来临。 现在民变第二条尚不成熟。虽然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抗议，但主要在校园，而且规模都不大，程度也不激烈。不过，既然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特别是上海的抗议直指习近平，具有一定政治性，如果封控继续进行，让民众看不到解封尽头，接下来很可能抗议会连片出现，并且带有更明确的政治指向，甚至出现有指标性的抗议事件和人物。不妨假设，目前的清零再延长半年或者一年，中国民众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以下情形大概率会出现：一方面，民众的耐心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耗尽；另一方面，经济因封控而继续恶化，失业大面积出现，当局的财政尤其地方财政出现枯竭在，导致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那么，由愤怒驱动的反抗会像泉水般涌出，民众会踊跃加入反抗的行列。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世卫组织明年初宣布世界大流行结束而中国继续处于封控，当局还能以什么理由说服民众坚持清零？群众抗议势必会风起云涌。 事实上，就民心而言，巨变早已发生。清零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现在到处是干柴烈火，民变只差一个引擎。乌鲁木齐火灾死人事件是否构成引擎，有待观察。但有一点非常清楚，清零的时间拖得越久，民变出现的概率越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选举大败，蔡英文依惯例辞去党主席，果然开始有人认为，这意味著蔡英文已经进入“跛脚任期”。这种说法想当然耳，但不仅忽略了蔡英文身为总统的宪法职权与她的任期相始终，恐怕也没意识到，即使在地方选举大败的此刻，蔡英文还是大于民进党，是民进党需要蔡英文，远大于蔡英文需要民进党。炒作蔡英文身为总统兼党主席的败选责任，说她从今以后开始“跛脚”，纯粹是个拿来斗争泄愤的假议题。 败选了，民进党内检讨声音不断，有人说当初没收初选是个错误决策，有人说派系“圈地”隔绝了外界的声音，也有人说侧翼粉专用力太过。其实，这些都是问题，但也可以不是问题。例如，民进党这次唯一初选的屏东虽然胜选，但得票率是有史以来最差，原因之一是初选裂痕太深，党内根本不团结，初不初选根本不是关键。而派系“圈地”划地盘一直是民进党的传统，怎么以前没事，现在都出错。至于同样的“侧翼粉专”，三年前才努力地拱蔡英文上位，现在却都变成罪魁祸首？ 民进党在重大选务上一向是集体领导，败选不会是单一派系或一个人的责任，而是集体的责任。民进党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找战犯，而是要想想自己该如何回应选民在这场选举里要告诉民进党的事。至于该怎么做？四年前那场大败后的过程可为殷鉴。 首先是党，蔡英文在四年前辞去党主席之后，党内深知不能再陷派系恶斗，于是跨派系的青壮派立委连夜商议，共推谢系“大师兄”卓荣泰出任党主席。面对大选的党，业务单纯，必须忠诚地执行跨派系的决议并守住党机器，所以过渡党主席辈份不用太高，但必须获各派系，特别是可能的总统参选人的信任。民进党人此刻要想的是，党内有谁具备这样的条件？特别是能够公平地执行总统初选选务，又不会受到参与初选者的质疑。 其次是政，当时在苏贞昌接任赖清德出任阁揆之后，严密地管控行政院重大政策，尽量产出让多数民众有感的政绩，举凡太过“进步”却又容易引起民怨的政策，诸如“限塑”、“加速淘汰老旧机车”等政策全部留中不发，与民生高度相关的物价水电同样也受到严密的监视。苏贞昌作风强势，不少派系大老与县市长对他不满；不过。苏贞昌执行力超强，连一向跟他不对盘的蔡英文都没话说，所以他成为过去近30年来任期最久的行政院长。 前天传出民进党败选的讯息后，苏贞昌随即向蔡英文请辞并获得慰留；由于是在立院会期中，这个慰留并不令人意外。蔡英文此刻要想的是，她是否打算让苏贞昌的阁揆任期与她的总统任期相始终？民进党需不需要“换手气”，让一个新的阁揆陪他做完这最后一年半的任期？ 最后是府，也就是身为候选人的蔡英文本人。在2018年败选后，蔡英文积极寻求改变，不仅全盘接受幕僚的建议，努力接近社群媒体与重量级网红，也定期召开“回廊谈话”，主动与外界沟通。在朝野关系上，她同样主动出击，联系拜会新当选的六都首长，在那场台北北门邮政大楼的“蔡柯会”里，当时成为败选之的的蔡英文满脸堆笑，希望能全力拉拢柯文哲，而柯文哲却老大不甩用斜眼瞧著她，如此包羞忍辱的一幕，代表的是蔡英文坚持求胜的意志，迄今犹令人印象深刻。 如今，蔡英文已经不再是候选人，这个要向选民积极表达诚意、谦卑与改变的主要责任自然已不全在蔡英文身上，那还有谁可以担？是执政团队？或是目前最可能代表民进党参选下届总统的赖清德？执政团队里的每个人，尤其是赖清德，是否充分意识到改变的迫切与责任？ 面对选战，府院党是一体的，它们各自有不同的阶段性责任与义务，这其中，任何的小私小怨都微不足道。 不少民进党人将这次选举结果视为“钟摆效应”，认为是选民在中央与地方选举分裂投票的结果，14个月后的总统立委大选自然就会“摆回去”。不过，2019年有韩国瑜执意参选事件，有香港反送中事件，这样的历史如何能在2023年重演？更何况，在野党会进化，选民一样也会进化；若吝于向选民表达谦卑与改变，只想反复躯动“抗中保台”的令箭，终将有坐吃山空的一天。 （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20大后，习近平的两大主轴是外交出击与防疫降温。目的都是为了挽救经济，因为经济关系到中共统治能否维稳，能不能以大撒币来称霸全球。然而狗改不了吃屎，中共本性不改，习近平红卫兵作风不变，一切将是枉然。 外交出击改以温和面目欺骗了一些西方国家，但也露了一些马脚，假以时日，骗局会被拆穿。然而防疫的病毒不是可以被欺骗的人，它照着自然规律行进，让习近平焦头烂额。习近平以为“党领导一切”，武汉病毒也像武汉人一样可以乖乖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结果却是相反，因为习近平自始至终贯彻错误政策，当然也错过了纠偏的时机。 习近平的错误政策是以为中国人可以生活在真空中而得以清零。这就是因为他的小学程度，不懂何为“真空”，人怎么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就如不可能做出“永动机”一样。别人为他代写的博士论文补不了这个漏洞，周围的马屁大小王也没给他补课中学的数理化常识的结果。 西方医学研究显示，这次武汉肺炎，要靠接种疫苗与人的自身抵抗力（尤其染疫后获得的某种程度的免疫力）相结合，达到总人口的一定比例，才能阻止病毒的大扩散，并且使病毒逐渐变种而流感化。然而习近平的狭隘民族主义，也就是义和团的思维，坚决抵制西方疫苗（其实中共高干应该全部打了BNT疫苗才干出国），又用清零政策强行阻止病毒的自然扩散，结果造成大部分中国人缺少应该在与病毒斗争中出现的抗体。这种锁国思维来自毛泽东，毛在晚年有所改过，邓小平更进一步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然而始终认为必须由天纵英明的党来领导改革，而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结果改革开放“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形成恶性循环，结果酿成六四屠杀基本终结改革开放，后来扭曲为只是经济而没有政治的改革开放。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脱节的情况下，也势必产生习近平这个文革余孽将两者统一起来，不是进步的统一，而是倒退的统一。 正是这种思维，习近平要将清零降温，在20大后抛出“优化防疫20条”，由政治局常委下令，已经跛脚的国务院推行。虽然在具体政策中有降温措施，例如不许下面基层“层层加码”以减少民怨，然而文件的基本精神仍然是肯定习近平发明的清零政策，而且声色俱厉的要维护它。这样不同干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各取所需”。例如石家庄放宽，广东则是加码。这样不但无助“纠偏”，反而形成各行其是的全国乱象。例如石家庄11月14日就解封取消全面管控，中小学生恢复实体上课；有些地区玩文字游戏推出“动态管理”仍旧老一套；广东则是出现年轻女郎因为忘了戴口罩出门买东西被反绑当街跪地，郑州的台资富士康则因为招工条例被修改再加上确诊与不确诊者混住一室引发骚乱，结果向要离开的员工每人派送一万元将两万肇事者打发走了才平息骚乱。清零与降温难以左右逢源，如何圆满解决，考验这位孤家寡人的能力。 照理石家庄的做法是顺应世界潮流值得肯定，然而因为原先的清零政策把后期的病毒还描述得那样可怕，所以许多没有翻墙的市民因为不了解世情反而无法接受解封，不敢将子女送到学校上课。而且因为大多数民众缺乏免疫力，导致解封后确诊者大增，例如石家庄大增数倍，赶紧又恢复“静默管理”。然而抗争力量也日益增大，网路推出“十问”，包括世界杯都可以脱口罩比赛观赛，为何中国还要管控？但这些问题立即在网路被删除，表明当局无力回答民众的疑问。重庆市则有反对封控的“超人哥”出现，在街上高喊“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病，它叫不自由和穷，我们现在全占了，不自由毋宁死”。民众高呼支持，并且帮他逃脱警察的追捕。然而以中共对民众的严密监控，超人哥将与彭立发一样，难逃牢狱之灾。然而，这证明，民众自发的反对封控的运动，将逐渐发展成为自觉的政治运动，将自由民主成为他们争取的目标。 在这同时，还出现乌鲁木齐的悲剧。过往因为过分的封控导致次生的死亡事件多是单一的个人事件，包括其他疾病因失救而死，或忍受不了而长期封控而自杀等等，但是乌鲁木齐一栋大楼失火，因为封控影响居民逃离与消防队救火，导致双位数的死亡灾难。 乌鲁木齐的火是不是习近平称帝第一把火，而且这把火还会烧到自身，还得观察日后发展。至少目前习近平还是大权在握，悲剧造成的零星抗争还形成不了燎原大火。对这些乱象与悲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时代党中央似乎也在躺平而无计可施。习近平出席APEC后回北京是否染疫不得而知。因为与他有多次紧密接触，甚至就脱口罩坐在他旁边的香港特首李家超一回香港就确诊，不过病情不重。习近平即使染疫也有外国最高级医疗用品保护，不必担心，他却可以以隔离为名躺平。 不过在习近平焦头烂额的时候，台湾反民进党势力在九合一地方选举给习近平注入兴奋剂，证明中共锐实力渗透的成功，得以再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斗争。然而清零导致的数亿民众缺乏抗体，这个黑洞如何跨越不能解决，还谈什么复兴？ （全文转自光传媒）
2019年8月13日，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黄色小报《环球时报》当编辑的付国豪，没有记者证，却身穿记者反光衣，跑到香港国际机场，近距离拍摄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这不是记者的所作所为，而是特务行径。他被示威者包围并抓获，人们发现他证件上的名字叫付国豪，信用卡却叫付豪，一人竟有两个名字，极似国安人员，马上令群情汹涌，将其捆绑起来示众。其间，付国豪展露出诡异的微笑，还用普通话高喊：“我支持香港员警，你们可以打我了！”一副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付国豪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 此一事件正好被北京当局拿来当做将香港抗争者妖魔化的证据，中国官媒立即加以铺天盖地的报道。付国豪回北京时，胡锡进等《环球时报》高层亲自接机和献花，《人民日报》亦发表名为《付国豪，真汉子！》的评论文章。付国豪一夜之间名满天下，无数民间战狼给他写信、邮寄礼物，他俨然被视为“国家英雄”。《环球时报》给他十万元重奖，胡锡进鼓励他在北京买房娶妻，似乎要将其培养成“叼飞盘党”的第二代掌门人。 2021年1月初，付国豪机场遇袭事件中的3名施袭者，被裁定暴动、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非法禁锢罪罪成，分别被判入狱4年3个月至5年半不等。 然而，付国豪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一年多之后，付国豪透露，他的经济收入偏低，无法在北京立足，只好黯然回到天津。但既然此前曾与香港“结缘”，他产生了到香港工作的意愿，多次寄求职信到“成名”之地香港求职——香港已被中国再殖民，适合他的工作单位多如牛毛，如国安处、中联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大公报、文汇报等，无一不可让其大展拳脚。然而，天不遂人愿，据付国豪父亲付成学在2021年7月发布的“告儿书”中所说，付国豪到香港工作的理想却因为“西方势力渗透香港”而石沉大海：“你（付国豪）虽多方向香港媒体单位寄简历求职，然，均未回复。这不是你的问题，西方势力渗透香港几十年，媒体毒渗尤甚，毒媒黄媒曾倡狂鼓燥，记协等港独组织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深恐之后他们将会孤注一掷，以身施暴，此刻的香港人非常需要正义的声音，香港人民的声音！” 看来，付国豪这样的小粉红，就像卫生纸，或耗尽能量成为废物的电池，用过后就被主人扔掉，没有再度回收利用的机会。于是，付国豪患上严重的抑郁症。2022年11月18日，其父付成学在今日头条平台发文说，儿子在2021年10月25日已经死了，年仅30岁，儿子是因病去世，那个病是抑郁症。但以常理推测，抑郁症通常不会致命，因抑郁症而死，多半是想不开。 付成学特别解释了为何事隔一年多后才公布儿子的死讯，称其“不能做出哪怕点滴，不利于国家利益和形象的，一点点细微的污损”。他说，在2021年年底，“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华大地，疫情肆虐，各级政府疲惫之极，百姓心呈焦虑”。加上“台湾当局以虎谋皮，图谋不轨，台独企图暴露无遗”，而且“《国家安全法》虽出台，但香港黑恶势力仍然倡狂”。所以，付国豪去世的消息若不选择一个适当的环境和空间公开，很有可能成为境外居心叵测势力的投毒素材。他又指，“西方仇华势力，虎视眈眈，小动作不断”、“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也是原因之一。 付成学吃儿子的人血馒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子也必有其父。付成学的这段解释，画虎不成反类犬，将人们对其“英年早逝”的儿子的最后一点同情都消耗殆尽。他将儿子的死亡高度政治化，将儿子塑造成当代屈原或陈天华，不是因为个人的不得志而死，而是因为心忧国事的“第二种忠诚”，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台独、“香港黑恶势力”和“西方仇华势力”乃是害死他儿子的三大元凶，好像是这三大元凶害得他儿子在北京买不起房和娶不到媳妇，而他儿子本人全然无辜，党国更是对此一点责任都没有。 付成学的这种表述，显然是吃儿子的人血馒头。鲁迅小说中的吃革命先烈人血馒头的，是旁观死刑的路人。而在今天的中国，连父亲也欣欣然地吃儿子的人血馒头了，比易子而食也相差无几了。他无非是以此向官府讨要抚恤和恩典。他竭力放大其子的影响力和死亡的价值。其实，他心知肚明，他的儿子是一个如蝼蚁一般的小人物，其死亡丝毫不会影响中国的政局，更不会影响国际局势。但是，他将儿子的死亡与“家事，国事，天下事”勾连起来，他的儿子顿时变得如同毛泽东为刘胡兰所写的题词那样“生的光荣，死的伟大”。可惜中国没有忠烈祠，否则记过这一番陈述，付国豪一定可以进忠烈祠了。若非付成学这一番精彩的“过度阐释”，此事也不会引起我写一篇评论的兴趣。我读到这段文字时，突然意识到，其父的阐释方式比其子的死亡方式更具“重新阐释”的价值。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杰利·透纳假借古罗马奴隶主傅可斯之名出版了《如何豢养一只奴隶》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奴隶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奴性特质，真正的奴隶是那些行为举止缺乏道德感的人，无论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一个人的道德地位，是灵魂素质的反射，社会地位无关这个问题——有的自由人具有奴性，有的奴隶具有高尚的气质。唯有那种自甘为奴的人，才无药可救。从付成学的这篇文字中可看出，他就是透纳所说的“自甘为奴”的人之一。他不为儿子的死亡向薄情的当局讨说法（连敢于打官司的村姑“秋菊”都不如）、讨公道，反倒担心儿子死亡的消息会成为敌对势力的“炮弹”，甚至会给习近平的加冕典礼抹黑，所以将儿子的死讯封锁整整一年，简直有“相忍为国”的古风。 透纳在回答“如何使奴隶鞠躬尽瘁”这个问题时，有一番独到建议：除了鞭子之外，需要给予奴隶足够的食物，需要慷慨地称赞奴隶，尤其是那些显然雄心勃勃的人，他们很可能为了得到更多赞赏而努力。若从该理论出发，付国豪患抑郁症和死亡的原因，是党国（奴隶主）没有给他更多的食物（以及车子和房子等物质奖励），没有给他足够的肯定和称赞。在此意义上，党国有负于付国豪。不过，或许在党国眼中，付国豪父子只是肆意压榨和使用的奴隶，远未达到奴才的位份。付成学、付国豪父子的悲剧在于，身为奴隶，命比纸薄，却心比天高，想成为奴才而不得，结果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父子看似勇敢实则懦弱 付成学、付国豪父子，看似勇敢，实则懦弱。无论是付国豪在香港机场的高呼口号，还是付成学在党国和公众面前的苦情戏，都是精心算计的买卖。法国思想家波埃西在《论自愿为奴》一书中写道：“在暴政的统治下，人们必然变得怯懦、软弱。”这对父子可以成为今日中国人的精神分析的典型案例。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今日亦如是：中国少有四通桥挺身抗暴的勇士，而多的是付氏父子这样自愿为奴的懦夫和走狗。波埃西如此分析此类人物的精神状态：“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人民在受到一个骗子的蛊惑而沦为奴隶，他们立即陷入堕落状态，竟然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所有权利，几乎无法再从麻木中唤醒他们，让他们去重新夺回他们的权利；看著他们如此屈从，又是如此心甘情愿，几乎可以说他们不仅丧失了自由，而且还丧失了对他们奴役状态的意识，沉沦于麻木和令人迟钝的奴隶状态。可以说，在开始的时候，人们的确是出于不得已，被迫屈从，但以后就慢慢习惯了；至于后来出生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自由，甚至也不知道自由是怎么回事，他们毫无遗憾地服从，自觉自愿地服从，而他们的父辈则是出于被迫才服从。所以，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下长大，受到的也是奴役教育，他们看不到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满足于生来就是如此的生活；他们除了生来就拥有的，他们不会想到其他的权利，也不会想到其他的财富，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出身状态视为他们的自然状态。” 接近暴君，必然远离自由。付国豪没有资格接近习近平这样的大暴君，只能接近胡锡进这样的小衙门的小暴君。但大暴君靠无数小暴君完成其铁桶般的统治。付国豪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未能能成为胡锡进的接班人。如果他死前读过《论自愿为奴》，一定可以活下去，因为这本书就是他们这类人的一份心理分析报告：“他们不仅要完成暴君规定的任务，还要猜想他的需要，而且预见到他想要得到什么，并市场去满足他的种种欲望，绝不仅仅要对暴君唯命是从，还要设法讨好他，为此他们要放弃自我，劳心伤神，尽心竭力做好暴君交代的事情，因为他们只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他们牺牲自己的爱好去迎合他的爱好，由此扭曲了自己的秉性，离开了他们的天性。自己一无所有，他们的安宁、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身体，甚至他们的生命，一切都在他人手中，还有比这更悲惨的的生活吗？但他们还是自甘为奴，以便积累财富：但他们什么也不能获得，因为他们甚至不能说他们属于自己。……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通过各种卑鄙手段赢得君主的信任，无非是赞美君主的邪恶爱好，或者是利用君主的天真，但他们最后还是被同样的君主碾得粉身碎骨；君主可以轻而易举地提拔他们，他也可以随时随地毁掉他们。”如果他读了这样的文字，就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好好活下去了。 付国豪死掉了，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他的死亡不会惊醒其他奴隶的黄粱美梦。他的后来者还会络绎不绝。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有了2018年九合一选举惨败的经验，这次民进党再败对民进党人的冲击，感觉似乎不若4年前来得大。事实上，选前的民调科学数据就是输，只是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一直维持得不错，对手也没有如4年前韩国瑜那般明星级的候选人带领，操盘者一直想“冲冲看”，希望蔡英文的支持度能够移转给党籍提名人，但很显然，一切事与愿违。 表面上来看，蓝绿得票数与得票率比起四年前近100万票，将近10％（39%比49%），这次的差距有略微缩小，但是在新北市与台中市，在投票率普遍下降情况下，票数差距却更大。其中，新北上次输29万票，这次输了45万票，台中上次输20万票，这次输了28万票。但如果再进一步分析，侯友宜与卢秀燕的票数比起四年前都没有任何增长，甚至还稍稍下滑，关键是民进党的票数滑落更多。这意思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不见了，不仅远远少于2020年总统大选，在条件相近的情况下（面对同一个候选人），甚至还不如2018年惨败时的状况。 败选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一向靠议题打选战的民进党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议题。民进党原本打算以陈时中台北市为领头羊，将这场选举定义为过去两年防疫成绩的信任投票；不过，国民党早有备而来，先以凶猛的炮火困住陈时中，使其不见任何外溢效应，影响所及，也错过了检验侯友宜与卢秀燕这国民党两大诸侯的机会。 不同于总统大选里的政党取向投票方式，地方选举里的候选人条件更为重要。当候选人轮来轮去就是几张老面孔，政党又无法以鲜明的议题设定领导这场选举，就失去号召中间与年轻选民投票的机会。投票结果显示，陈时中在台北市的年轻选票完全被黄珊珊分掉，也没得到中间选民的青睐；连高知名度都陈时中都无法脱困，更遑论在新北、台中苦战的林佳龙与蔡其昌。 第二、在这次选举里，民进党在台北安排英系支持的陈时中，新北由正国会的老大林佳龙挂帅，台中则由新潮流的蔡其昌出征，表面上巧妙地平衡了了民进党内的三大派系，但这种以派系平衡为思考的选举布局，很显然忽略了选民的需要。年轻人也要问：当43岁的蒋万安已经挂帅角逐首都市长，民进党的年轻人在哪里？ 尤其在派系完全主导个别候选人的选战布局后，不同的思维与战术布局就无法进入到候选人团队。选民看不到昔日民进党破釜沈舟一定要赢的决心，却看到这种老大僵固的心态几乎与坐地分赃无异；若说中央大选因为有“抗中保台”的光环罩著民进党，让选民难以不支持它，如今不趁这地方选举好好惩罚民进党，更待何时？ 第三、中央一党独大的优势，使得民进党的公职与支持者持续“内卷化”而不自知。表现在选举上，就是支持者过于乐观，例如集体出征高嘉瑜与王世坚这两位“说话不中听”的公职，甚至要求党中央开除俩人党籍；结果，王世坚竟成为台北市中山大同区第一高票当选的市议员，还因此挤下表现极为优异的梁文杰。 这种“内卷化”的现象也表现在高虹安的议题上。事实上，当高虹安的新闻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媒体之时，已有不少人担心这不但“打高”了高红安，也挤压其他该被讨论监督的议题（诸如卢秀燕的“空气”支票，侯友宜的恩恩案以及蒋万安父亲章孝严的中国关系）。但这种绿营名嘴与支持者的内卷现象，其实又与民进党无力设定议题互为因果，到最后整个党失去正常的选战节奏，只能乱枪打鸟；被名嘴与键盘侠推著走，这应该是民进党有史以来打选战的第一次。 民进党败选的原因有很多，最不需要的是去检讨选民，说什么选民“挺贪污”、“不在意政绩”、“这是对选民的智力测验”，那些话只会继续惹怒你要争取的选民。“人民的选择永远是对的，如果你认为人民的选择可能出错，就请你再看一次人民的选择。”4年前，《上报》社评曾经这样提醒民进党；4年后，民进党再度遭逢惨败，这段话对他们依然贴切。 （全文转自上报）
研究显示，不幸福的婚姻更易得心脏病。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奇怪，但夫妻关系紧张确实会对您的心脏造成伤害。 据《每日邮报》报导，一项研究发现，婚姻不幸福的夫妇在心脏病发作后，再次入院的风险要高50%。 根据耶鲁大学的研究，他们在发病后一年内胸痛的风险，也比那些在婚姻中几乎没有压力的人高67%。 以前已研究过，婚姻状态与整体健康和心脏病预后的关系。但科学家们想测试一下，在心脏病发作后，长期婚姻关系对康复的影响。 他们研究了1,500多名，平均年龄为47岁的成年人一年后的恢复情况，并将其与他们配偶的幸福程度进行了比较。 参与者被要求完成包括情感和性关系质量在内的问卷调查，然后被评定为：没有/轻度婚姻压力、中度婚姻压力或重度婚姻压力。然后，科学家们用积分表评估他们的身体健康、疼痛评分、精神健康和医院数据，以监测是否要重新入院。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2022年科学会议上公布的研究结果，大约十分之四的女性和十分之三的男性有严重的婚姻压力。 婚姻压力严重的参与者，在身体健康方面的得分要低1.6分以上，在心理健康方面要低2.6分，总共12分。 通过专门为心脏病患者设计的量表测量，那些婚姻压力最大的人，生活质量降低了8分。和轻微或没有婚姻压力的人相比，他们胸痛的风险高67%，因任何原因重新入院的风险高50%。 在英国，每年因心脏病发作而入院的人数多达10万，相当于每5分钟就有一个人入院。在美国，每年大约有80万人心脏病发作。 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主要作者朱岑静说，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生活在康复中起重要作用。 她说：“研究结果证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如婚姻压力，会影响年轻人心脏病发作后的康复。其他压力，如经济压力或工作压力，也有影响。未来的工作应考虑随访期间，对病人进行日常压力筛查，以更好地识别身体或精神恢复程度低，或额外住院的高风险人群。基于临床因素和社会心理方面的整体护理模式，是有效的，特别是对于心脏病发作后的年轻人。” 节食减肥对心脏有好处吗？ 2018年2月的研究表明，遵循“时尚的”的节食减肥仅一周，就会损害心脏。 一项试验发现，肥胖的人如果突然将他们的卡路里摄入量，降低到每天只有600至800单位，就会增加44%的心脏脂肪量。 研究人员解释说，尽管这些节食者在短短七天内，平均减少了身体总脂肪的6%，但这些脂肪被释放到他们的血液中，并被心脏吸收。 牛津大学的科学家补充说，虽然八周的节食会抵消多馀的心脏脂肪，但是对于有心脏问题的人来说，这可能会让他们呼吸困难，心跳不规律。 研究人员对21名肥胖志愿者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2岁，体重指数为37公斤/平方米。他们每天吃一种非常低热量的饮食，持续8周。调查开始和结束，以及第一周后，都进行了核磁共振扫瞄。 原文链接：https://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11373693/A-stressful-marriage-literally-break-heart-study.html
“你们那么大一个党，害怕一个小青年吗？”这是我几十年前在给彭真委员长的信里边的一句话。现在得说：“你们那么大一个党，害怕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吗？”鲍彤先生去世后，习近平当局严密监控追悼会，甚至破坏花圈和挽联。这就是习近平几个自信的体现。 习近平当真害怕鲍彤先生吗？当真害怕。他害怕的不是鲍彤一个九十岁的老人，而是害怕鲍彤先生敢为天下先的道德勇气。毛泽东、邓小平那么大的权威，彭德怀和鲍彤就敢直言反对，这就是道德勇气。对那些阴谋诡计的下作之人来说，道德勇气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因此古人说：“虽千万人吾往矣”，道德勇气就是这种万人敌。 不忍学生和市民遭受武力镇压，力促赵紫阳抵制武力镇压，并因此而被逮捕入狱，这首先是一个人的良心在起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的就是良心，最难实现的也就是良心。热爱照顾小猫、小狗，那一点点小良心不难做到。路见不平敢于干预，说几句公道话或者拉拉架，如今已属难得。敢在大是大非面前顶着危险为民请命，这就是古人说的大仁大义。是圣人的行为。 如今的共产党崇洋媚外，形成了歧视自己人的畸形社会心理。我们中国同胞做得再好，大家也不以为是圣人。你就是为同胞大众牺牲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小人们也还是能找出一些理由来，说明你不能算圣人。古人说：人非草木，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可见古代圣贤和现代下作小人的不同。古人鼓励大家争做圣人，现代小人鼓励大家学习下作的小人。 什么是圣人的标准呢？古人列出了五条做人应该努力的方向：仁、义、礼、智、信。首先就是仁和义。仁就是现代人说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博爱，等等。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良心。就算是做个普通人，也不能没有良心。圣人的良心超出了普通的范围，惠及广大的民众，可以称圣人。彭德怀和鲍彤先生就是这种；良心惠及亿万民众的范例。 光有良心还不够圣人的标准，还要为良心而行动，这就是义，俗话说见义勇为。在街道上制止流氓欺压弱小，大家称之为英雄。在灾难中奋不顾身，解救洪水和烈火中的生命，大家称之为英雄，实至名归。敢在皇帝面前捋虎须，披逆鳞，为民请命，这就是圣人了。任何其他缺点错误，都是瑕不掩瑜，不是贬低圣贤的理由。 有人说：洪洞县里没好人，共产党里也没好人。我从来就不同意这种简单的划分。共产党里有蔡奇和李强这种叫人恶心的坏人，也有彭德怀、鲍彤这样的圣人，更有无数保存着中国人良心的好人。毕竟大家都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里，毕竟年轻时都从理想主义的教育中成长起来。没良心的毕竟是极少数，只要条件允许，想做好人和圣人的大有人在。现在只是良心被压制了而已。 习近平害怕鲍彤，是因为鲍彤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习近平很有自信，据说有好几个自信，其实他最自信的是“竟无一人是男儿”。把他的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强行带离会场时大家的表现，增加了他的信心：更无一人是男儿。所以他在外交场合也霸气外泄，敢于训斥美国总统以外的所有总统。 外国古代的圣贤说过一个规律：上帝要叫他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古今中外，与圣人为敌的人，都没有好下场。陷入疯狂状态的统治者，国破家亡、死无葬身之地是常态。可怜现在的中国上层精英真的竟无一人是男儿，习近平和他的一帮坏人当政，中国的老百姓真的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了。 （原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已经年满65岁仍然能够进入二十届中委的4个正省部级干部都可能会在明年3月被安排副国级岗位，其中之一就是去年曾经被外界认为是“疑撰文反对习近平“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而当时被认为是与曲青山“针锋相对”，撰文“大赞新核心”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反而被习近平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二十大意外落选中委的江金权与他的前任们》介绍了十九届中纪委委员，在十九大至二十大之间先任常务副主任，而后又接替了王沪宁专任和兼任了长达18年之久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职务，今年才满63岁的江今权，居然在二十大上落选了中央委员。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正常情况下，从所任职务的级别及其担任一把手的具体单位的重要程度来说，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入选中委应该是毫无疑问。要知道虽然也是正部级单位，但政治份量要比中央政策研究室轻许多的国务院研究室的现任主任黄守宏都已经连任了十九和二十届中央委员了。 从年龄角度，二十大上新“当选”或者继续“当选”的中央委员中的省部级干部中，与江金权同龄者包括：省级党委书记中的江西省委书记易炼红，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以及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三人；在中央和国家机关里的国家卫建委主任马晓伟，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等。他们都是和江金权一样的1959年生人。 此外，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也介绍了在制定二十大中央委员候选人推荐名单的过程中，还是大体上遵循了“以往已经坚持了数届的“三上四下“的“年龄杠杠”，即1959年或者之后出生，今年年满63岁或不足63岁者有资格入选，1958年或者之前出生，今年年满64或者以上岁数者，原则上不再有资格连任或者被安排新任—-除非是在任或者拟任国家级领导人者。 “符合年龄”，即63岁和63岁以下却未能进入二十届中委，但如今仍然还在正部级岗位上任职者，除了江金权，还有好几个，留待我们日后的文章中再进行介绍和分析。而这里要提及的是二十届中委中的4个身为正省部级但被习近平恩准“破五”者，那就是均为1957年出生，今年召开二十大时已经年满65岁的现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以及二十大召开之前才被任命为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应勇。 此四人中，应勇是待升副国级毋庸质疑，明年三月必定接任最高检察长职务。万立骏因为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头衔，又被中共党媒誉之为“新归侨中的杰出代表”，所以被习近平以“事业需要”而破格，不难理解。而且，早就有消息说习近平知道这个万立骏居然还是农民家庭出身，当年在日本学有所成之后主动响应“百人计划” 报效祖国，很是赞赏，已经将他列为明年三月的新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的“新归侨”代表。 至于65岁的铁凝为什么也会被习近平安排“超龄服役”，笔者早在4年多前即有预测，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查找一下笔者2018年9月发表在本专栏的《习主席竟要如此政治犒赏铁主席》一文，该文的最后一段内容是：“这位铁主席曾经公开阿谀习主席阅读过的中外文学名著比她这位国家作协主席还多。而这位铁主席早已经获得了习主席的高度欣赏，已经是连续两届中央候补委员再加连续两届中央委员，而且被内定为下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如此说来，如上四个年满65岁还能名列二十届中委的现任正省部级干部中，有三位都肯定或者是大概率的待升副国级，至于曲青山也被习近平“破格”，以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进入二十届中央委员会，而比他年轻两岁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却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令人不能不联想起一年前的外部世界曾经对他们两人的截然相反的评论。 维基百科的曲青山词条里，有一个段落的标题是《疑撰文反对习近平》，内容是：“2021年12月，曲青山撰写文章《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他文章中称赞中共改革开放，多次提到邓小平并正面评价中共前领导江泽民和胡锦涛，但一次也没有提及现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文被海外媒体视为中共高层有成员反对习近平的表示。之后江金权发表文章支持习近平的领导，抗击曲青山代表的反习势力”。 这段内容的注释之一把“参考”内容引向了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的《人民日报署名文章谈改革开放 全文四千字只字未提习近平》，发表日期是2021年12月13日。文章中分别介绍了中国时事评论人五岳散人和林和立的评论。王岳散人当时认为：《人民日报》理论版还要比头版重要，因为背后反映党内指导思想。（曲青山）这次评论文章未有提及习近平，确是有点不寻常。“这段时间的经济、外交，政策以及实践，已经让党内很多原本支持习近平的人，也无法忍受了。除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还有他们也必须对（党内事务）有一定的责任。你天天这样折腾，谁也受不了……”。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当时认为，曲青山的评论文章开首虽然有引述第三份历史决议，但全文却对习近平只字不提，可能性有两个：文章只想集中探讨改革开放的历史，或是借此指出习近平对改革开放“没有贡献”。 林和立认为：“他（曲青山）觉得习近平上台九年，对改革开放没什么贡献，比胡锦涛、江泽民没明显贡献。曲青山明显是代表党内一些就算不是反习，也是对习近平近几年恢复毛泽东（路线），与邓小平背道而驰的、保守的经济和政治措施，表示不满。” 就在我们自由亚洲如上这篇报道发表的几天之后，《看中国》发表了《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中共党媒火爆互怼引发关注》，说的是最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在党媒《人民日报》互怼，观点相左针锋相对，而中共的军报《解放军报》则袖手旁观又与曲青山保持同频状态，引发外界关注。 该文具体介绍说：党媒文章《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一文是人民日报理论版（2021年）12月9日发表的，然后被求是杂志转载。该文主要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只字不提新核心。作者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第三次历史决议起草人之一曲青山。发表该文的人民日报受中宣部领导，转载该文的求是杂志受中央办公厅领导。人民日报12月13日又发表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的文章《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该文只赞新核心，却对邓江胡只字不提，反而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方针发生了偏差，直到十八大之后才得以纠正。 该文认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与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在人民日报火爆互怼，绝非文人相轻，意气用事。两人都是正部级高官。曲青山是十九届中央委员，居然大赞邓江胡，一字不提新核心。江金权是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凛然大赞新核心，一字不提邓江胡。这不是正常的理论争鸣，而是非正常的政治较量，甚至向全党全国公开化了，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只有信息闭塞而搅着满脑子糨糊的大陆民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不知今夕是何年。 讽刺的是，去年被外界认为“疑撰文反对习近平”的曲青山如今居然被习近平破格留任二十届中央委员，而去年同时被认为与曲青山“针锋相对”，“凛然大赞新核心”，可谓忠心护主的江金权，虽然“符合年龄”却未能“当选”中央委员，而且连中纪委委员也未能继任。 其实，维基百科的曲青山词条里同时也有另外一个标题为《疑撰文吹捧习近平》的段落，介绍的是“2022年4月15日曲青山在《学习时报》第1版撰文《从哲学高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文章中分段写到‘学习领会关于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特别是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重要观点。’ ‘学习领会关于每一个时代一定会出现自己的杰出人物，无产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领袖的重要观点。’‘学习领会关于无产阶级领袖具有以往任何阶级的杰出人物所不可比拟的优秀品质和伟大作用的重要观点。’ ‘学习领会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领袖权威的重要观点。‘ 最后以“展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使命情怀和伟大人格魅力，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为结尾。” 而就在曲青山发表了被如上维基百科词条引用的这篇文章内容之后，更有“政治指标”意义的则是他今年年中发表的《从未来维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 曲青山在这篇文章中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的提出，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最重要政治成果。 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历史、现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未来，将从历史和现实中走来。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党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我们面前仍然存在很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我们能不能应对好这些风险挑战，处理和解决好那些复杂艰难的问题，如期实现既定奋斗目标，迫切需要“两个确立”来给予引领。从未来维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就是要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回答和解决好如何防范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问题，如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如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曲青山的如上文章内容面世时距中共二十大的召开还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当时的外部舆论仍还有不少对习近平能否在二十大上连任他的第三届持怀疑之声，甚至还在替习近平想接班人之想，急接班人所急，却没有注意到曲青山的文章已经对外揭示了“凝聚全党共识”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中心思想就是习近平“全党的核心，党中央的核心地位”一直要维持到中共政权实现所谓“第二个百年奋斗的目标”为止。不是第三届任满的2027年，也不是2035年，而是中共建政百周年的时间，2049年。不然，就不能“如期实现既定奋斗目标”。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官网对曲青山的介绍是：……主持编辑出版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50余部综合文集、论述选编、论述摘编（含内部版），参与编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主持编辑出版《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册。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百年大事记（1921－2021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参与和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的编写、修订、定稿工作。参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和十九大、二十大党章修改工作。主要著作有《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从五个维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曲青山党史论集》（上卷、下卷）等，撰写发表《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历史主动》、《从哲学高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等260余篇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文章。 而从中共官网上可以查找到的江金权的“著作”和所谓“理论成果”，最突出的则是参与编写《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纲要》，《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概论》；出版了《江总书记抓党建重要活动纪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三个代表”与党建理论的新发展》、《从十五大到十六大——江泽民同志抓党建重要活动纪略》、《江泽民党建思想研究》等著作。 比较之后才会发现，相比于江金权，曲青山肯定是更被习近平信任和器重。所以，不排除习近平已经内定了明年三月由曲青山接替目前暂时由石泰峰兼任的社科院院长职务并同时被安排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可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期，日本媒体《夕刊富士》刊出资深记者峰村健司的评论，针对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发生的那一幕，胡锦涛质疑，是因为胡春华遭踢出政治局。该日媒甚至说：根据唇语专家解读，栗战书当时很可能是对胡锦涛说：“别看啦，都定了！” 鉴于日本媒体的信用通常较好，《夕刊富士》的这个报道受到广泛引用，尤其部分台湾媒体和专家似乎深信不疑，从而影响到海外其他中文媒体、媒体人和网站，纷纷跟进复述。 无论日媒的这篇报道主观意图如何，其客观效果有利于习派：让外界聚焦胡春华，淡化胡锦涛离场事件的震撼力，也淡化二十大舞弊和政变的重大痕迹。但，诚如笔者前文梳理，按照大会程序、时间顺序、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隔天出炉的先后顺序，胡锦涛质疑的，绝非政治局委员名单，乃是中央委员会名单；他质疑的，绝非胡春华是否在名单上，而是李克强和汪洋是否在名单上。 再说，习近平真有那么在乎胡春华吗？既然他已经把李克强和汪洋这种重量级的团派人物排挤出局，区区一个胡春华，又如何能翻起大浪？况且，胡春华本身已经是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即便在二十大上胡春华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原地踏步，不升不降。阻止胡春华入常，已经是对他莫大的打击。 其实，胡春华入常也好、留任政治局委员也好，以他为人低调、处事谨慎、又失去胡锦涛、李克强和汪洋等团派靠山，四周遍布习家军，处境孤立无援，能自我保全已经很勉强，怎可能对习近平构成一丝一毫的威胁？习近平何须那么在意胡春华、而为此不惜与前总书记胡锦涛反目？ 笔者高度怀疑，所谓日媒报道或资深记者的评论，源自习派的放风。因为，习派可以选择性地放风给任何境外媒体一样，就如二十大闭幕前两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忽然独家报出新科政治局常委的组成，与两天后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并非《华尔街日报》预测精准，乃是习派对他们独家喂料、放风。同样道理，并非日媒《夕刊富士》破解了唇语，很可能是习派暗中对他们喂料、放风，有意误导他们，让他们锁定胡春华说事，进而影响国际舆论，以此淡化二十大的重大舞弊和政变丑闻。这，正是习派的障眼法。 如果真有什么唇语，根据现场情况，极可能是这样的： 胡锦涛刚打开红色文件夹查看，发现不对，正要进一步细看、核对。 栗战书急忙伸手盖上胡面前的文件夹：不要看，不要看！现在不能看！ 胡锦涛疑惑：不能看？为什么不能看？ 栗战书：不能看，胡总书记，你真的不能看！ 胡锦涛愠怒：凭什么不让我看？你们搞鬼。 王沪宁：千万不要把它翻开！千万不要把它翻开！千万不要把它翻开！（王的话，并非唇语，而有现场录音。） 习近平一看大事不妙，偏头，招手叫来特工，吩咐道：他想翻看这个文件，你赶紧把他架离出场，赶快，马上就要表决了，不能在最后关头坏事！记住，无论如何，千万不能让他翻看文件。 胡锦涛遭强行架离时，回头对习近平说：“习近平，你在搞什么名堂？你在搞什么鬼？” 习近平厚黑地一边点头一边说：“你先走，你先走，你走好！” 胡锦涛拍拍李克强的肩膀：“克强，你挺住！” 李克强茫然失措，紧张而尴尬地回应：“好，好，我没事，你放心。” …… 至于胡春华虽仍为中央委员、却为何“落选”政治局？这一谜团，大致可以从政治局委员罕见出现24人的双数上解开。24人，不合历来的25人政治局常规；24人，双数，不合历来的单数常规，因为有可能无法表决，比如，针对某一议题，若须经由政治局同意，至少需要简单多数；但双数的政治局，极可能出现一半对一半的平局，从而无法下结论。 可见，24人，并非习近平或高层的提前设计，而是发生了临时变故。极可能，闭幕日当天，因发生胡锦涛与习近平等人的争拗，等于在形象上砸锅了二十大。出于对胡锦涛和团派的报复，习近平恼羞成怒之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决意一不做二不休，悍然剥夺最后一名团派人物 — 胡春华预定留任的政治局委员职位。 于是，在第二天（2022年10月23日）召开、并由习近平主持的所谓一中全会上，“选举”政治局委员，经由习派操纵，胡春华遭踢出政治局。年仅59岁、原本就是政治局员的胡春华，仅保留中央委员职务，等于遭无故降职，打入冷宫。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