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加入法国核威慑倡议
2026 年 9 月 15 日
惨遭阴毒的阳谋迫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来自贫寒之家的新凤霞终日苦练于红毡之上时，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吴祖光已经是名声大振的“戏剧才子”。 二十多岁就成为香港知名电影编导的吴祖光，1949年受中共“统战”返回北京。而后，经老舍介绍，遇到了年轻貌美、在评剧舞台上正当红的新凤霞。两人互相倾慕，相濡以沫，厮守终身。 她演过他写的《风雪夜归人》，十分仰慕他的才华；他知道她特别渴望有文化，于是送给她的新婚礼物是一间大大的书房。婚后，他教她认字、读书；她则帮他洗衣、连早晨的牙膏都替他挤好。 可是，恩爱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在中共建政之初的一次“两会”上，身为政协委员的吴祖光率先发言：“法规一定要建立。否则，中央领导犯错误谁监督。”直率的一句话致灾难从天而降。 多年后，作家冯骥才忆起吴祖光敢言的这一幕都不寒而栗，连称吴祖光胆大；挚友黄苗子曾以一种别样的口气乞求吴祖光：“凤霞贤淑，唯你是忧，免开尊口，别无他求。” 1957年，是一个风云突变的年份。这年5月，中共号召大家帮它“整风”。人缘颇好的吴祖光家里一时聚集了众多访客，被煽动的朋友来劝说，官方派人指示他提意见。本来就好打抱不平的他，这次准备“响应号召”，对文艺界的高官提意见。 5月31日，官方邀请吴祖光出席全国文联的一个会议，派人派车来接。妻子仿佛预感到不祥之兆，一向温顺的她叉著腰站在家门口，坚决不许丈夫跨出一步。但轿车在按喇叭，接的人在旁催促，从来都被称为“爱妻号”的吴祖光焦急地推开妻子，大步走出了家门。 在人数寥寥的会议上，吴祖光再次率先发言，“文学艺术本是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读的、看的，只有自由写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应当给作家、艺术家绝对的自由。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事后，他的发言被加上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见诸报端后，毛泽东竟亲自参战，抛出“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论”。结果，秀才书生的理性败于流民兵家的暴力，吴祖光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份子”，成为专门与“党”作对的戏剧界、甚至整个文艺界的第一个“大右派”。 1957年，北京的首都剧场曾上演过很荒诞的一幕：白天，整个剧院对吴祖光展开连篇累牍的批斗；晚上，则由新凤霞主演丈夫吴祖光的剧作《风雪夜归人》。 在经受了五六十次的大批判之后，吴祖光的第一次人生大变故定格在1958年。 那年的初春，天气陡变严寒，他被发配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去劳改。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他身负行囊去向病卧在床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告别，然后看看自己三个年幼的孩子。 那时大的还没有上学，最小的女儿不满周岁。吴祖光亲吻著他们，百感交集，如乱箭穿心。 他不知这一走，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自己的亲骨肉。最后，他与妻子新凤霞泪眼相对，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家门。 之后的三年，是一段极为漫长的时间：父亲撒手人寰，老母忍辱负重，孩子饱受欺凌，妻子被百般虐待…… 他与五百多个“右派”一起前脚出门，还没被押送到遥远的北大荒，官方马上派人召见新凤霞：“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一向很怵高官的新凤霞此时义正词严：“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 对方指著报纸上的离婚案例，先是命令她必须与丈夫划清界限，然后威逼利诱：“如果同意离婚便可入党；否则，后果自负。” “你不能再继续唱戏！”高官威胁她。“评剧是我的生命，吴祖光是支撑我生命的灵魂；如果不能两全，我宁愿要祖光”，不到30岁、正值演艺事业高峰的她一字一顿地说，“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18年，我可以等吴祖光28年！” “那你就去等吧！”新凤霞话音未落，对方拍著桌子将她赶出了办公室。 她一路哭著跑出了文化部楼上的长甬道。第二天，她去剧院上班，迎头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尽管被定性为“反革命右派份子”对她进行批斗，但剧院仍指靠她的招牌演出。 只要是她主演的剧目登出海报，立即满座；而她不参加的演出，则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剧院就在演出的后台贴上大标语：“右派份子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以此警示观众与记者不能接近她。 她白天挨批斗，晚上唱戏从舞台上下来之后，就要去刷马桶。她心里委屈，老舍就劝她多给吴祖光写信。她寄东西，写了很多信，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都告诉他，不会写的字就用画画代替；他也写厚厚的信给她，书信成了他们唯一的安慰。 1960年底，闯关万里的吴祖光幸获生还—因为不只一个同时被遣送北大荒的同难者就此埋骨荒原、魂归绝域。 相比之下，他说自己竟成了“幸运者”，因为中共要利用他写歌功颂德的剧本，没将他折磨致死，他终于与妻小团聚。 他回到北京当天，妻子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将四合院装扮一新，让三个孩子写下好多“热烈欢迎爸爸回家”的大小字幅，和各式剪纸剪花一起贴在家的各处。她对孩子们说：“你爸从冰天雪地回来，我们要让他感到温暖。” 想起自己之前被定罪为“右派”，他百思不得其解：当初自己对中共满腔赤诚，但为甚么它对知识份子无法容忍，针对知识份子的批判运动一个接著一个：《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事件”批判…… 他敢言，也敢问。问不了别人，他问自己：为甚么“反右运动”中批判知识份子的也全是知识份子？不是“伟大领袖”发出“庄严号召”、要求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吗？不是要求大家对党提意见、指缺点、出建议吗？不是再三指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 当他知道，毛泽东与中共种种“诚挚”和“谦虚”的动员，是一种策略，是一条“妙计”，是将阴谋变成“引蛇出洞”的阳谋时，他才明白，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乖乖就范的原因了。 历经磨难 自嘲“生正逢时” 三年北大荒的劳改，没有改变吴祖光嫉恶如仇的性格。没过几年平静的日子，转眼间，“文革”汹涌而来，他又因敢言的“右派文人”成为戴罪之身，失去自由，又被关押了八年。 1966年的中国已成一片打、砸、抢的人间血海，38岁的新凤霞再次受到牵连，除了挨打挨骂，还被发配到几十米的地下挖了七年防空洞。 一次，吴祖光被“造反派”临时押送回家—他用在香港挣的钱买的一所四合院，全被抄了个底朝天。地下的瓷砖被撬开，地板被挖成坑，天花板也被打穿洞，“造反派”要他承认家里藏有军火。 一天上午，“红卫兵”在剧院中间烧了一大堆戏衣和剧照，火苗高得过了房。被打成 “牛鬼蛇神”的人都被逼著围著火跪了一大圈。 这时就听见有人高喊：“打！”“红卫兵”手里的皮带瞬时上下起落。皮带一下去，一条血印就从白衬衣里渗出来。打得这些人满地打滚，全身是血。老舍就是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回家翌日早晨离家出走，在什刹海投水自尽。新凤霞被打得左膝盖遭受重伤，导致永久的左膝伤残。 1975年，“文革”结束前夕，新凤霞发高烧还被迫去劳改。在跨出家门的一刻，她突发脑溢血昏倒。因单位不给开介绍信耽误医院治疗，导致左半身偏瘫，永远地告别了钟爱的舞台。 算是不幸之中有大幸，早已拜师于齐白石、充其量只有小学文化的新凤霞，用她那唯一能动的右手，将她那坎坷的一生及丰富的阅历一点一滴地记录，还画国画，画梅花、藤萝、南瓜和桃子…… 尽管每篇文章中都有大量的错别字、同音或近似音的假借字、甚至有她自己随手创造的只有吴祖光才能认识的字、也有重复繁琐和需要猜测才能辨识的字和句子，甚至还有用画来代替的字，但其深挚朴实的感情、传奇式的生活经历、独具风格的语言，谁也无法代替。 从她残疾到她去世的二十三个年头里，她留下了《评剧皇后与作家丈夫》、《我和皇帝溥仪》等达四百万字的回忆文丛，画了几千幅齐白石风格的水墨画。由于她的毛笔字缺少功夫，所以每幅画上吴祖光都为爱妻题上字，是谓“夫妻画”。 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中，夫妻俩也互相欣赏、互相造就。因为新凤霞的残疾，吴祖光到晚年都保持著与中共抗争的斗志；因为有吴祖光，被迫害致残的新凤霞才能从文盲成为28本书的作者，并画出数千幅画作。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吴祖光以三个月的高速度，创作了一出五幕话剧《闯江湖》。这是一部反映中国民间艺人的苦难生活、饱含辛酸的喜剧，妻子新凤霞就是女主角的原型。 一生创作过四十多部剧本的吴祖光曾说：“我写了大半辈子剧本，可是最使我感情激动、甚至产生一种特殊偏爱的，就是这个《闯江湖》！”个中原因自然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夫妻俩都是深受中共迫害的艺术家。 关于自己一生中所遭受的磨难，吴祖光晚年曾这样概括：“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后半辈子都生活在“生不逢时”悲惨境遇里的吴祖光，1993年76岁时在一篇千字文中叹道：“我的冬天太长了！”而经历了无数狂风暴雨的他，从来都笑对磨难，仗义执言，最喜欢说自己“生正逢时”。 1992年6月的一天，吴祖光到医院去探望曹禺，两位老友坐在一起谈心。曹禺忽然满面愁容地说起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讲出一句心里话：“你太听话了！”令曹禺叫喊起来：“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在中共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太不听话”的吴祖光又被批判。之后，他与新凤霞的书画联展三次布展就绪，临开展时却生生被官方出动警车强制停展，参观展览的数百名来宾、无数的花篮一律被警方拦截在外。 吴祖光曾笑言，“文革”后他获得的一门知识是，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有它不能公开说明的政治目的”。曾有港媒报导，因敢言而被劝退出中共的吴祖光，晚年的最大愿望是盼望中共早日解体，他曾指著江泽民巨幅画像轻蔑地说，“虚张声势，心中其实战战兢兢，不知共产党何时就垮台！” 吴祖光于2003年4月9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终年86岁，日子竟然和新凤霞过世是同一天，新凤霞在1998年的4月9日离世。为此，他们的儿子吴欢说，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他“突然有所悟，妈妈和爸爸是一个灵魂，属天作之合”。 新凤霞去世之后，吴祖光花了半个月才写就一篇《怀凤》短文，这位天才作家竟第一次感觉到写作上的吃力。写写，哭哭，停停……在妻子天天坐的座位上、书桌旁；在清晨、黄昏、灯下，总恍惚她仍旧坐在这里……最后五年，他对妻子的怀念，痛苦程度远超他一生所经历的全部磨难。 吴祖光以戏为生：少年逃学看戏，青年写戏，中老年编导戏剧，晚年评论戏剧、讲演戏剧。他自称最喜爱喜剧，希望给观众带来欢乐。然而在观众笑逐颜开之际，往往是他体验无数的辛酸之时。 “不屈为至贵”，这句典出隋朝王通的“不辱于人谓之贵”、也是吴祖光经常送给友人的报恩诗，成为这对惨遭中共迫害的文艺伉俪一生的写照。 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吴祖光这样的丈夫，也缺少像新凤霞这样的妻子。这不仅是从才华和成就上看，也是从他们在反抗中共的残暴与邪恶中所彰显的性格上去看。
我读高中的时候，受我酷爱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成为一个比较激进的学生，像绝大多数旧社会的青年学生一样，反对黑暗向往光明。1950年6月，参军半年后我在军政大学参加了青年团，并一直担任了好几年的团支部副书记。 土改时我在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我们这支小分队由战旗文工团、西南军区警卫团等几个单位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工作队的队长叫武觉（音）。我们最初在重庆嘉陵新村——那是西南军区招待所——在那儿集中起来学习土改政策，由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新庭（音）来给我们作报告。当时的口号是“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这就是说，土改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改造机会。 我共参加了两期土改，第一期是在四川省合江县先市区，村子我记不起来了，是在一个山里面，第二期在四川省叙永县。这两个地方都紧靠贵州的赤水县，当地老百姓赶场就要到赤水去。 唉呀，我去的那几个村都是最穷的地方，穷到甚么地步？村子里，要找一个富农都难，有个中农就了不起了。但还是要划地主。我们到地主家收浮财，看到那些所谓的“地主”可怜得很，衣服破破烂烂，家徒四壁，根本说不上是有钱人。现在想起来，那时划出的一些地主实在可怜得很。 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宣传、教育、发动穷人诉苦——也就是挑拨离间。第二阶段清理、划分成分。第三阶段分浮财、分土地。第四阶段成立基层组织。 其实农民对地主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仇恨万分，有很多农民当面斗了地主，私下又去给他们道歉。我们工作组就要去煽动农民，先集中起来诉苦。有个歌叫“干人歌”，据说是个民间的歌，主要是述说生活苦难，以前我还把歌词抄下来，现在忘了，记得有甚么：“正月是新年哪，干人要过年哪……没得钱买盐哪……”我们就用这个歌来让农民想到在过去——中共建政之前——那所谓的“万恶的旧社会”里受的苦难，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歌唱起来很悲惨，唱得那些贫下中农都哭。 斗地主一般先诉苦，然后再斗。那时认为对一个人的最大侮辱是“摸屁眼屎”——把下身摸一把然后打他一耳光。在当时当地，在那个贫穷的山乡，这种侮辱就被认为是顶点了。所以对地主也用了这种手法。 为了发动群众，还要杀人。 当地有个地主叫贾欲雄（音），那个地方姓贾的比较多。区委书记是个南下干部，大概是个江浙人。那一天他去了之后为了打地主的威风就要杀人，那天要枪毙哪几个我记不清了，但是其中没有贾欲雄。在会上，区委书记说了一句：“贾欲雄，到了这个地方你还要强辩？！”“强辩”就是辩解，不听话的意思。民兵听错了，把那个江浙话“强辩”听成“枪毙”。书记话音一落，民兵把贾欲雄拖起就往那个预定的场所（即刑场）跑，那只有50到100米远。后面的人觉得不对劲，喊：“转（回）来，转（回）来！”那些民兵哪里想到甚么转来不转来，一枪就把贾欲雄打死了。 那时连判决书之类的东西都没有，假如有个法律程序，就是走走过场，贾欲雄也不会被冤杀。当时我就想，杀个人怎么这么草率？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杀一个土匪，他叫张国华，同西藏军区司令员一模一样的名字。我为甚么印象这么深，因为那次是我当的审判长，我去宣判的。当时我才十多岁，看起来都不像。我看我儿子十五、六岁那个样子，好笑。我去当审判长是上级指定我去，我不认识这个人，对他一无所知。上级给我送个判决书来，让我在这儿把他枪毙了就完了。 我们那是山区，要找一个像样的坝子都难，记得我们是在一个洼地里开的会。张国华被押来，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他，但是，也得找几个“苦主”来诉说他抢劫的事。其实一看他那个样子，十分普通，个子也不高，简直不像土匪。我一读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马上给我跪倒，说：“放我一条生路，我还有一个老母亲。” 我们当时没得一点恻隐之心，而且，有恻隐之心也不行。我们西南军区土改工作团里有一个女娃娃，她比我也只大两、三岁，她家里也是地主。她看到把地主整成那个样子，悄悄地哭。我们内部过不了多久就要整顿一次，整风呀，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总结。那次总结时，就把那个女娃当场开除军籍，罪名是同情地主。所以说，对我们内部，也要杀鸡吓猴，起警示作用。当时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啥不对，是嘛，对地主你哭啥子呢？地主这么坏。 我喊：“拖下去！”刚喊完，他态度立马就变了，没得希望之后，他非常勇敢地站起来。 我们原先准备把他押到一个预定的地点枪毙，路上，有一个两米宽的空地，在两个田埂的中间。他看到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好，就要求就在这儿打。他跪下去，喊行刑者开枪。那个执行的人是个“二杆子”（即不务正业、有些痞气）的农民，这些人在土改斗地主时都是最积极的人。他把子弹在鞋底下磨，弹头有了毛剌，打进脑壳就要炸，他要以此来表现他的斗争性。我们同意了张国华的要求，他被打死在他看中的那个地方。 在两期土改中，我只有这次参与杀人，而且是当审判长，好笑。 土改期间，有些地主遭整得受不了，自杀的不少，但我们那个村好像没得地主自杀，那些人一个个看上去都像叫花子（乞丐）。我们到一些地主家抄家时看到，全家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一件破蚊帐到处都是补丁。浮财，根本找不到。 还有所谓的反革命集团，也遭杀。有一次，上面说，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我们那个村的一个积极份子也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上面布置下来，我去找他谈话，要他坦白交待。这个老几（人）回去就上吊自杀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的老母亲冲进我们工作组住的那个院坝里来，一冲进来就呼天抢地地大哭，像发疯一样。那次对我的震惊很大。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现在想起来他是绝对的老实农民，老实得难以想像，这种农民也说他参加了反革命。 我还做了一件缺德事。有一次斗地主，开大会，把那一带的地主富农都押来，捆起来跪一坝，要他们接受农民的教育，农会的主席要讲话。我们工作组的每个人都配有一支枪，我有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有一个地主，不，是个富农，姓赖，留个山羊胡子，他动了几下，我用驳壳枪在他额头上戳，说：“你不规矩你看我今天收拾你！”敲了几下血就从他头上流下来。我想，马上要进会场了，血流起不大好。他头上围得有帕子，四川农民以前都是围帕子。我把他的帕子盖住他的伤口，然后一推他的头，说：“你老实一点。” 我后来挨冤枉，被共产党整得很惨时，反省自己的错误：人家是个老人，又没有伤害我，又没有触犯甚么，只不过动了几下，或者那个姿势我看不顺眼，真的没有甚么。我一个十几岁的娃儿，拿枪在他头上敲打，他怕不怕？万一走火不就是把他打死了？我觉得自己很恶劣，像个……像个……简直没得人性，只因看不顺眼，就下手。那个时候自己认为自己有无上的权威——我就是代表共产党来镇压你们这些坏人的，所以无论怎么做都不过分。 不过，我们当时搞土改还算比较文明的——比在解放战争时期文明。我在部队里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王箭元，河北人。他私下悄悄对我说，在解放区斗地主时，设一个“望蒋台”。把地主吊起来升到旗杆上，然后问地主：“看到蒋介石没有？”地主说“看到”或“没看到”结果都一样，一刀把绳子砍断，地主从旗杆上栽下来摔死。他还说，奶娃娃——没满周岁的奶娃娃——就提著脚在石头上摔死。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这样整的。我们搞土改时全国已经解放——所谓“解放”，上面控制得很严，但是仍然发生很多地主受不了，被迫自杀。 很多地主省吃俭用，吃苦耐劳，勤劳一生积累的财产一夜间全部被夺光，绝望了，因这种情况自杀的也不少。 清匪反霸比土改还血腥，抓到土匪就把头割下来，高高吊起，让赶场的农民看。 你问现在怎么看中共的土改？ 我想，首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算地主对农民有剥削、有压榨，这也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制度上的毛病。1949年共产党掌权之后，让一代地主来偿还他们祖辈的债，这是很不公平的。其次，据我所知，中国的地主在没有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前，都是非常勤劳，生活非常节俭的。坐享其成就当地主，中国的传统道德都不允许。因此，这些地主，勤劳苦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慢慢挣一点田土。土改时我去那些地主家，发现他们生活寒酸得很，可怜得很，啥子地主嘛。 还有，在旧社会，一个地主对农民的残暴一定是有限的，绝不会像共产党的权力一样无止境。为甚么？因为当时的舆论，还有传统道德对这些地主是有约束的。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组织也可以制约地主，平衡一些社会矛盾。例如，如果一个地主的雇工是哥老会成员，地主对雇工刻薄了，哥老会的大爷、二爷会出面来谴责他。如果一个地主做得过分，其他地主也要指责他。遇到灾荒年，地主都要减租，这已经成为不成法的规则。真正吃不起饭的时候，地主都要施舍粮食，很慷慨的，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么残酷无情，不是那种情况呀。如果真是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社会早就无法维持了。退一万步说，农民真正没法生活了，他还可以离乡背井出去逃荒嘛。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逃荒都不行，那是“盲流”，要受处理。 此外，以前遇到社会不公，还有发泄的渠道，也还有人敢于出来主持正义，新闻界呀、知识界呀也还有良心，现在同“旧社会”根本无法相比。这几十年共产党彻底摧毁了以前的一切人文基础，一切都是共产党说了算，根本没有老百姓申辩的途径。 共产党利用土改，就是为了煽动阶级仇恨，把其他个别地主的罪恶，说成所有地主都是这样。共产党说：“地主本质都是一样的。”我看本质并不一样。土改实际上是对地主非常残酷的掠夺，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很惨的呀。很多地主家徒四壁，所有东西都被扫光，你说这些地主难过不难过。如果这些地主真正是剥削，是偷来的抢来的，他都要好过一点。人家是勤劳俭省一辈子积下来的呀。电影里像黄世仁那种地主，我一个都没有见到，那种地主即便有，也一定是极其个别。那种典型，绝不是中国，特别是四川农村具有代表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土改作为一个煽动阶级仇恨的过程和手段，是相当卑劣的。 我对自己那段时期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忏悔之情。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这种状况，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负很大的责任，包括我。正因为我们的愚昧，所以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人人平等，我们出于年轻人的一种正义感，也希望人类走向这种美好的状况，共产党就利用这些来欺骗我们。实际上他不仅做不到这一点，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这几十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个政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腐朽、最反动、最残忍、最不讲信义的一个骗子集团。这个定义是一点不过分的。 说到不讲信义，就以土改为例。我们走时，农民舍不得，拉著我们的手，哭。很感激呀，因为我们把土地给他们了。后来我们工作团团长，他是西南军区政治部的一个官，叫张宜（音），给我们作报告时说，美国的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国会说过，共产党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但他们很快就会把土地收回去。当领导给我们作这个报告时，我觉得美国人太卑鄙了！我亲自参加的土改，土地证是我亲手交给农民的，怎么可能把土地拿回去？美国人造谣生事，真是坏得很！ 嘿，过了不几年，互助组、合作化，共产党硬是把土地收回去了！美国人说的是对的。 就我个人而言，共产党把我利用完了，然后一脚把我踢到劳改队去受折磨。我应当说是罪有应得。 不过，我当右派被发配劳教时，我还认为是下面的人坏，毛主席是好的。我对一个同劳教的原地下党的右派说：“老肖，我不相信这一切是毛泽东干的，把我们整来劳教，肯定是下面的人乱搞，毛主席咋个会干这种事嘛。”他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就是他！！”唉呀，他一呼那三个字，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开始想，是呀，不是他，哪个有这个能耐做这种事呢？就这样，又随著大饥荒的到来，我慢慢对这个“主义”有了认识。现在当然彻底认清了，回头看自己的当年，真的是傻得可怜。 如果有人再来审讯我，我一定这样回答：“我想问问你，一个要死的老人，他有没有权力知道他这一辈子究竟是咋个活过来的？！一个临死的人都没得这点权力，你这个叫做甚么政府？！叫甚么政权？！叫甚么政体？！” 我这一生正如我在名片上印的：是傻子、是疯子、是回头浪子。傻子是被共产党骗，疯子是被骗之后像疯狗一样到处去咬人、整人。最后我醒悟了，是回头浪子。
二月初去新加坡探儿子明哲、这位现任美国CSC电脑科技公司驻亚洲区的主管，见到父母依然笑嘻嘻的展露一脸孺慕之情；高兴的说要为我们安排乘“双子星号”作海上游，并滔滔不绝的介绍著这艘超级大邮轮上各种设备。 从他侃侃而谈中得知邮轮上有大小泳池、影院、舞厅、赌场、自助餐厅、舞台、按摩院、健身室、蒸汽浴室、理发店、咖啡厅、酒楼、酒巴、商店、邮局等等。并形容了甲板上清晨观日出、水天一线处那火球红彤彤在放射万丈金光飞跃，忽然冒出海面的伟大景观；夜晚欣赏海上明月、清风轻拂中绝世美女般的嫦娥隐藏著的那面银镜从水平面浮到天际的刹那，动人心魄的浪漫情调。 心想他若是该艘邮轮的推销员，必定会为船公司招徕不少顾客。谈笑间他同时把早已备好的中英文资料和图片展示，外加一句是补送给我们的圣诞节礼物。妻子笑得合不拢口，芳心早已大动；我郤不置可否的收下那叠广告，引开了话题。 那夜、辗转难眠，二十七载前的陈年往事，早已封锁在记忆深处，宛如存入了电脑程式中的密档，无密码是再难开启。没想到儿子一番孝心竟然无意中触动脑海内记忆细胞的旧档案，涟漪圈圈的荡漾而出…… 携妇将雏奔向怒海前，多少个无眠夜和爱妻共同研究、思量再三，是抱著赴死之心，带同五个稚气仍浓的子女和岳父母、小姨，一家十口冒险犯难，无非是想逃离猛于虎的苛政。当时南越首都西贡和华埠堤岸流传著一句不知何人创造的话： “电灯柱若有脚也要投奔大海。” 在越共治下的华裔若非身处绝境，又哪会有如此决绝生动的“金句”流传呢？ 超载的渔船气喘喘的航出了公海，蒙蒙乌黑中喜见那艘货轮停在水上，仿佛大山般屹立著就为了营救这几艘渔船上千馀老少亡命之人。摇晃起伏的浪涛淹没了呼娘唤儿声，大家苍白著脸又惊又喜又慌乱的抢著爬上货轮，好像只要能挤上去，贱命就从地狱里捡回来了？十多公尺长的小渔船比之八九十公尺的铁船，实在是有大小巫之别；当然、那是人心所想，对于怒海的无涯宽广郤并无大小之分。 以为很大的铁船，想不到是同时被四艘渔船上的难民涌进，千多男女老少抢登之后，所有上下舱的空间刹时被人潮淹没了。想起“挤沙丁鱼”的形容，是眼前最恰当生动的一句词语了。 货轮缓慢的时速几乎像乌龟在陆地上前进般，若不留心，还以为如如不动的老停在原处呢。凉风微拂，白云飘移，远眺水天一线，波浪拍打敲击，水声节奏宛若渔歌晚唱；细心聆听，有如催眠、令人身心舒畅，就想在海韵中好好寻梦。如此安静宁祥的海阔天空，仿佛一切人世间的苦难都已被浪涛卷走无踪了。 黄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降临，西天彩云缤纷的颜色，以极其美艳的粉红到深紫，大笔横扫而过；日头笑吟吟勾出那张涨红如醉酒的彩脸，像在微笑在挥手，展示无限风姿的幌幌摇摆中一点点的在水平线沉沦而下。船舷处挤拥著暂时忘郤了苦难的男女老少，大家都被眼前落日雄伟的美景所迷惑，莫不痴痴的尽情观赏，把未知的命运留待彩霞隐没之后再让黑夜去计较吧。 炊烟在甲板上处处冒起，饭香诱惑著饥寒交迫的老幼；人声沸腾中，烧开水冲奶粉的女人正和邻近炒菜的汉子拉开嗓门吵架，大多闲得发慌的旁观者有点兴高采烈的一如观赏舞台表演的心情般，等待事态的发展。笑声闹声吵声风声浪声混和著稚子的啼哭声，成了天赖的交响曲。这本是人间应有的浮世绘，遗憾的竟然是发生在汪洋中一艘残旧破落的货轮上；难怪不少历经过人生风霜的长者，脸色凝重，心事重重，把忧虑都写在微皱的脸颊上。 夜在风声的吹拂里悄悄撒下了黑幕，广漠天际被淡淡的乌云把本来闪烁的星星掩藏了，自然无法偷窥半弦月娇嫩的美姿。 不知天高海阔的儿童们倚著慈母怀抱安心的甜睡了，一些乐天知命或心无城府的男女也在摇晃的水声中寻梦去。死寂的暗夜前方，隐藏著无尽的凶险，平静无波的海洋，温柔得有若少女初识情味时的千依百顺；无人知晓，那一平如镜的水面正像女人深不可测的心，说变就变了。 全无预兆的航行中，风声呜咽得有点令人心寒似的带动了天际的黑云，密密的把原先还隐约可辨的天空全包裹了；让人仿佛走进了传说中的鬼域，浓墨般犹如被整块大黑幕罩下的感觉，心中已让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所围堵，再没半分思考的馀力。 风的力气渐渐加强，像比武台上对著拉扯的两个柔道高手，硬要把对方推倒而出尽了饮奶力似的；货轮看来是败的一方，开始了呻吟，摇摆不定的越来越颠簸。要命的是老天爷一丝也不怜惜这船亡命的苦命人，居然嘿嘿冷笑的撒下了雨珠，先是点点滴滴，好像要试探我们的承受力一样；再来就如丝如网的从四面八方，直淋横打斜扫的拼命将狰狞暴雨强泼到我们身上。 播音室高喊著封舱，印尼藉的水手们茫然的面对著舱面东一堆西一组的男女，舱底早已挤迫得无处再容身，如何能把这些都成了落汤鸡的难民推下舱底去？因而、封舱的命令喊过也只好不了了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该是共业之劫，能怨谁呢？ 一些奇怪的声音开始响起，仿佛神秘海域中的某种传染，在浪涛狠狠的袭击下，风雨又如竞赛输赢似的拼命发出吓人的怒吼声。那种怪声就在左右附近，没有人留意，可当我的胃翻滚、喉咙再也忍不住被迫张开，才在矇眬中知晓是呕吐发出的可怕声响。一口又一口的吐著，好像要将五脏六腑都呕出来才会称心如意。原先用过的食物经已成了残渣馀滓，呕光吐尽后，再来是苦水，是黄胆汁，是无可名状糊糊的液体，也许就是内脏的脏物，是肉身即将腐烂前的征兆？ 果真会传染似的，身前身后，左右的难民，在抖动摇摆不定的硬要控制著身躯；往常文雅之人，再有教养的绅士淑女也好，最终敌不过风雨的催眠，一一张口畅快无比的大吐大呕。污物残羹喷到对方脸上，连说声对不起的气也没有；对方同样的动作下，并非故意的回报，也照样狂呕的吐到他脸颊去了。 浪声嘲笑般如魑魅低吼，仿佛是海底无数水鬼要找替身，非要把这千馀条命弄到龙宫去不可？货轮颠簸得东幌西摆，被抛上高高的浪尖上，刹那又顺著下滑的波涛低低的跌进海水的中心；就这么一上一下的犹若抛球似的摇动，似要把人的心掬掀而出。昏昏迷糊中，那份难受真非笔墨所可形容于万一；不痛不痒，但在凄怆的知觉中，嗅到的是千万种苦汁同时涌现的味道，天在旋海在转，人像在飘渺的死阴道上徘徊。害怕的感觉消失了，被折腾中、只求那狂风那暴雨收收手，快快的回心转意。不然、就让一切赶早结束吧，纵然把铁船吞噬了，也好让大海回归安静温柔美好的面貌。 谁说过暴雨不终夕？整船苦难的男女，能求的神祇能祈拜的菩萨能祷告的观音、妈祖、如来和耶稣基督等等天界一众全能之神、佛、天主，大家想必在心底在呕吐折磨里在生死一线中都恳求过。而那暴戾的狂风和无情的豪雨依然不止不息，继续肆虐呼啸，好像这船老幼是这雨这风的宿世死仇般？非要让我们受尽百般凌虐不可。 就如此这般的一整晚狂击著、折腾吹打著，让这千馀人死去活来的在极度恐惧的漫漫黑夜中等待死神的召唤。 妻在虚脱里仍然紧紧地搂著五岁的幼子、我朦胧晕眩中死命的抱紧八岁的女儿，其馀三个较大的子女与外公婆互相依靠，也都剩下了半条人命似的昏迷过去了。我也早已是到了泥菩萨自身难保的地步，心中凄凉无告的顿涌起无限的愧疚，对妻子儿女无法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他们，真枉为人夫人父啊。虽然和妻子在逃难前早已抱著赴死之心，但孩子们何其无辜，他们难道就要追随父母走上绝路吗？ 迷迷糊糊里，铁船仿佛也虚脱了，像闹够了脾气的驴子，居然无声无息的安静了下来，不再摇晃乱动。也不知过了多久，那风那雨都累了、都困了，悄悄的收起了凶残的嘴脸，隐入了空虚的云层。 远天显现了曙色，挣扎著起身的我，奇迹似的发现自己居然还好好的活著，那些被吐在身上的残渣滓并无留存。女儿发出均匀的呼吸，她过度倦怠的沉沉睡了；悄悄张眼，内人恰恰也把眸光迎向我，她乏力的伸出手，我挪移过去，紧紧的握著她那冰冷的玉掌。心中百味杂陈，苍天慈悲、可怜我们这千馀个落难人，没有让我们在黑夜里成了深海鱼群的粮食。夫妻默默对视，无言的感恩，我有哭的冲动，哭一家人哭整船人的再生。泪珠忍不住的滚下，是喜极而泣的泪水，希望这些泪水从此洗涤扫除了所有的灾难吧！ 微曦中，在矇眬视线内的水面，飘浮著大小不一的木块、有人惊叫著呼喊著，大家一下子都拥到船弦，仿佛觅宝般的用尽眼力去搜寻海面那些让人心悸浮动的东西。货轮也宛若不忍惊动四周幽魂似的放慢了航速。终于让人的心揪得更痛更紧了，那是昨晚被发怒的海龙王吞噬去的一艘逃亡小渔船，从一片破木板上隐约可见的越文船名Vung Tau ( 头顿 ) 而证实。不少人默默的向海面那些浮游杂物合十，为这船不幸罹难的难民们致哀。 晨曦的鲜艳色彩并无引起我的兴趣，全身乏力的一如大病初愈者，肚子的饿虫开始翻腾了；五个儿女也陆续起身，甲板上、舱底下再次的人声沸腾，大家唏嘘感慨不已。有了重生的喜悦，大难不死后，彼此间仿佛一下子都成了至亲好友般的，人人脸上莫不旋开了璀璨笑容，或问候或互握或颔首传递了心意，开心的气氛洋溢著整艘货轮。 八天后正是中秋节、晚上铁船进入了马来西亚的海域，欢呼声笑闹声鼓掌声轰轰动动的回响。许多人虔诚的伏在甲板上，恭敬向著那高挂夜空的美丽月姐跪拜，无非祈求平安，感恩终能到达了陆地。 遥望岸上万家灯火、温馨映照中，嫦娥并不垂怜这班无家可归无国可容无寸土可立足的“孤儿”们；马来西亚海军两艘军舰用机关枪强迫著货轮驶出公海，把凄凉的失望当成中秋节的“礼物”抛给我们。货轮唯有无奈的再航向茫茫无涯的汪洋，徬徨的要为我们找一片栖身的陆地。 在第十三天的曦光里，骤然一声震耳轰隆大响后，船触礁了，前舱被海水冲进去，船身以三十度倾斜后再也动弹不得。 大家欢呼拍掌，终于可以登陆了，不论哪国的海军也无法再驱赶我们啦。芬兰籍的船长宣布我们到了印尼国境，还说这小岛在航海图上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平芝宝岛”，要大家弃船上岸。 扶老抱幼的难民开心的下船涉水登陆，命捡回来，彼此额手称庆，互相祝福，一片喜洋洋，犹如过节的心情。天大亮后，千馀人几乎都上了岸，大家才知道老天和我们开了个要命的大玩笑。这个有著美丽名字靠近赤道的岛屿，居然是寸草不生绝无人烟的荒岛，大人们一下子脸色都变白了，仿佛遇上鬼魅般，但郤已无路可退啦。 往后的日子，是无尽的煎熬，每天正午几个时辰中定要在摄氏五、六十度的高温受折磨。我们都将身体浸泡在海水里，只留下头颅在水面上呼吸，用以抵抗毒日头的烧烤。 绝没想到要在荒岛上度过十七天最原始可怕的生活，而我们居然奇迹的都存活而获救了。当印尼七千吨海军军舰、把踯躅地狱门前的我们，从荒岛上载往“丹容比娜”市的难民暂居中心时，我们仿佛还在梦中而不敢相信真的获救了。 前后一个月逃亡、魂惊怒海的赌命经验，往事历历在目；这么多年，午夜梦回还经常会惊悸而醒。三儿明哲当年十岁，幸而没有留下恐怖的记忆。他如何能明白我面对大洋的惧怕及二十馀年来被恶海梦魇不断的纠缠呢？ 感谢儿子的孝心，我们想改去马来西亚观光；肯接受“礼物”、本来孝顺的他自然尊重父母决定，翌日便为我们订好七天沙巴游。他还自作聪明的发电子信给兄弟姐妹们，说南亚海啸令双亲惊悸而不敢乘邮轮了呢。 二零二零年三月初秋修订于墨尔本
座落于台中公园旁的瑞成书局创立已有109年，为台湾现存最老的书店。该书店历时2年、斥千万元装潢后，于29日重新开业。70岁的董事长许钦钟强调，“实体书店不能灭”，要让读者感受阅读温度，瑞成书局还要再延续下一个百年。 据自由时报报导，瑞成书局花2年时间，将1至4楼空间重新改装，接受新时代的经营模式，空间宽敞明亮、增加“我的书房”阅读区等贴心设计外，也加入复合式经营，增飘咖啡香，配合专业图书路线。 据中央社报导，书店内部引进东方园林的意象，门片、墙面的设计涂上青白色的水墨画作，山水、明月、轻舟的画境与生活实境相辉映，雅致静谧。店内并增设“解忧室”，传达书局以摆渡人的身分，协助寻找自我的旅人，可有靠岸暂歇的处所。 瑞成书局董事长许钦钟说，民众购书、阅读习惯改变，实体书的销售量下降5成之多，开书店早已是赔钱生意，但他笃信，无论时代如何改变，实体书有电子书无可取代的价值与阅读深度、感受，“连书味都是实体书的独特之处……瑞成书局要保存实体书店让人与人接触、交流的空间”。他还希望这个百年老店重新出发，能够走出第2个100年。 瑞成书局由许克绥创办，当年从台中市第一市场卖种子兼卖书起家。瑞成书局至今已有109年的历史，是台湾最老的百年书店。第一代以保存汉学、弘扬佛法为主，交棒至第三代，定位为宗教、五术（山、医、命、相、卜）、心灵、保健、人文的专业书店。
2019年6月4日，在一个柏林原东德国安部旧址举行的讨论会上，当年在东柏林抗议北京暴力镇压的两名东德人，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叙述者之一是当年东德的一名反对派人士舍恩菲尔德(Andreas Schonfelder)。他从80年代中期起就致力于东德的环保运动。1989年春天，他和许多东德民众一样，十分关心天安门广场上示威者的命运，认为遥远东方的年轻人反抗极权的举动，有可能也为其他极权国家起到参考作用。 “六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要前往东柏林Prenzlauer Berg区，去参加音乐家约斯维希(Rex Joswig)的一个活动。约斯维希的乐队在当时东德小有名气，一个星期前刚刚因为在音乐会上号召全场观众为北京镇压的死难者默哀而被东德政府下令禁止演出。结果还在半路上，我们就被国安部拘捕了。我记得很清楚，审讯时，他们用恐吓的口吻说，‘真可惜，民主德国已经在几年前废除了死刑。’” 另一名当年东德的“异议人士”希尔斯贝格(Stephan Hilsberg)也讲述了自己的六四经历。他说，许多东德民众都对官方媒体“坚决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口径非常不满，他们也都从西德广播电视节目了解到北京发生了流血镇压。“关注了好几个星期，结果却是这样，我们因此非常悲伤，同时也非常愤怒。当时我们有一点很明确：为了表示对中国年轻人团结的敬畏，我们决不能被东德政府的威胁所吓倒。” 希尔斯贝格所在的教会在进行和平运动中拟就了一封抗议信，原计画是由希尔斯贝格直接送到中国驻东柏林大使馆。“不过，我驾车接近大使馆时，就发现有便衣警察在抓捕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塞进卡车。我当然不想进监狱，于是没有停车，而是驶离了中国使馆，找了一个邮筒，把抗议信邮寄出去。” 他介绍说，当年六月，北京的流血事件发生后，大多数东德民众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今后命运究竟如何。“我自己也很迷茫，只清楚一点：社会应该民主、开放，但是这绝不可能在执政的统一社会党治下实现。同时我也明白，光靠抗议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建设性的方案。” 舍恩菲尔德当年担心，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将会对东德的反对派形成重击。“我当时就想：从现在起，局势将会变得很艰难。我们倒不是担心苏联会武装干涉，我们最担心的是东德当局会否采用所谓的‘北京方案’。” 希尔斯贝格认为，东德政府没有采用“北京方案”，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一些东德高官在两德统一后所宣称的那样，是因为害怕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就会在国际社会上遭到孤立，“这确实可以说是‘北京方案’所带来的教训。但是这并非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因为理性的算计。毕竟当年东德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了。”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汉学家余凯思(Klaus Muhlhahn)也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他认为，不论东德政府出于何种原因没有采用“北京方案”，东德、乃至东欧的民众，都受到了中国示威学生的鼓舞。“要是没有这些抗议的中国年轻人，东欧民众也许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舍恩菲尔德还呼吁，三十年后的今天，西方依然要警惕新型“北京模式”。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形态依然是六四镇压后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目前正在全球扩张。
圆明园被说成是人民的“耻辱”，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问过许多人，当年英法联军以甚么理由或者说是以甚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没有多少人答得上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不过，难以想像的是，当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层次之上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创造出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如果他们真的只是像那些当年烧毁罗马的野蛮人一样随便在北京放火，很难想像在他们中间竟会产生出几乎是不可尽数的思想大师，深刻影响著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我注意到，对于英法联军当年用于焚烧圆明园的借口，被小心翼翼的掩盖起来，似乎其中真有甚么难言之隐。十多年前有一场火爆的电影，片名就叫《火烧圆明园》，里面的英国人莫名其妙就把圆明园给烧了。其实，对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可耻借口，完全可以公开予以揭露，他们用以掩饰其滔天罪行的所谓理由，应该予以坚决驳斥。但在中国的历史著作当中，对此居然讳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几个字提及，一掠而过，好像是害怕泄露甚么国家机密。当人们对事情经过知之甚少时，怎么就可以发表那么多的感慨。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争，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当时满清政府与英法两国激烈交涉的主要焦点是“公使驻京”一项，皇帝曾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关税等更多优惠来换取英法两国取消“公使驻京”的要求。 在解释这些史实时，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 但按照西方外交模式，公使驻京必然导致觐见皇上，基于他们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拒绝接受磕头这样的礼节，而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将在事实上促使“天下一统”观念的破产。 因此，拒绝公使驻京，就成了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自然不会涉及到磕头与否的问题。 就在北京附近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这样就把磕头问题直接端上了谈判桌。英方毫不理解磕头一事维系著满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证明，就像皇帝弄不明白选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统治的公开证明一样。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著巨大的阴谋，更加顽固坚持要亲递国书。 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 “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作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法准则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使得双方对于对方行为完全无法理解，只能按所谓“利益分析法”去猜测对方的动机与目的，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 当英方代表在中国沿海递交信件，要求与中方谈判，结果被推至广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戏弄一场。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叛乱”的罪名，当时的清政府根本没有把英国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的宣布为“剿夷”、“讨逆”。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谈判代表则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审问。据一个当时被监禁的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 沉重的监狱大门被打开，我被带了进去，大门在我身后又轰隆隆的关上。这时，我发现自己是在一群大约七八十个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国的监狱里通常所能见到的那样，这些囚犯受疾病和不卫生的环境影响，多数都极富攻击性。他们自然都带了焦虑的神情瞪视著我这新来者。 狱卒们把我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我牢牢拴在头顶上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 这里所关押的囚犯中，绝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会下层人物，包括杀人犯和夜间窃盗犯。监狱内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犯人们面容憔悴，体弱多病，经常有被囚身亡者。 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还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政府通知巴夏礼等人，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满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尽管巴夏礼等人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满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来。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可以说是怒不可遏，为了报复，英国专使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后来为了照顾满清王朝脸面，才另外选择了圆明园。1860年10月18日，英军第一师约3500人奉命放火焚烧了圆明园。 对于当时的咸丰皇帝来说，圆明园被焚毁是他个人的屈辱，他生于斯、长于斯，一直把它看著是和紫禁城一样的圣地。当他听到圆明园被焚毁的噩耗之后，当场口吐鲜血，旧病复发，一年不到就死于热河。 皇帝的屈辱后来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屈辱，圆明园成了人民和国家屈辱的象征，真是天大的笑话。 皇帝的遭遇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头或不向皇帝磕头与中国人民有何相干？ 咸丰四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不仅是民国，今天我们也可以同样自问，我们现在的所谓民意与咸丰时代又有多大区别呢？ 在对圆明园被焚毁经过有了一个大致上的了解之后，我们的义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两国了。皇帝拘禁、虐杀英法外交官的行径，不仅违反西方的国际法，也同样违反中国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行为准则，即使这一准则在中国几乎没有多少人遵守。额尔金勋爵在中国，最痛恨那些 “把这一古老文明践踏在脚下的人”，由他来下令焚毁圆明园，不啻是历史的悲剧。 后人在讨论圆明园这场灾难时，对英法联军放火报复的愤怒谴责与对专制制度野蛮暴行的有意隐瞒构成鲜明的对比，正是通过如此处理，圆明园才能在政治动员中发挥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热情绪之外，还能把社会舆论导向现实政治所需要的主题。 （来源：看中国网，有删减）
在故宫里面开了两天会，是关于故宫国宝南迁的历史研讨。抗战时故宫国宝南迁，第一批第一站就是运到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我的报告就是“故宫国宝南迁与湖南大学”。 这次故宫会议上我还搞清楚了一个我过去一直关注，但苦于没有材料而一直没搞清的一件事—日本人占领北京八年，故宫里发生了甚么事情？至少建筑没有被烧，但是是否发生了抢劫？实际情况是故宫里没有发生甚么事，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故宫国宝南迁是选择了精品迁走，并没有全部迁走，因为太多。留下来的也仍然可以说是满地金银。但是日本人确实没有抢劫故宫。而且1942年还完成了过去一直未完成的故宫文物大清点。准确记载的抢夺是在1944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了，日本比较艰难了，发起“献铜运动”（像我们大炼钢铁的时候一样）。这时就强行抢夺了故宫中66口大铜缸、91具铜灯亭、4尊铜炮，而且抢夺的铜缸还是“无款识”的。这真是让人惊奇。而且更让人惊奇的是，还有很多故宫文物沦陷在了南京（1931年9.18事变后就从北京运到了南京），也都安然无恙。其中最重要的，被故宫人称为“二十五宝”的25枚皇帝御玺，也都得到完好保存。而且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还曾把“二十五宝”拿出来展览过，但他们并未拿走。 我无意为帝国主义侵略开脱责任，说这些只是想要实事求是地说出真正的历史，不要带著感情去编造历史。不仅日本人占领北京，当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故宫也没有被抢被烧。唯独当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下手，说实话那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惹的祸。人家派出外交使团来谈判，我们却把他们抓起来当犯人一样折磨，甚至比犯人都不如。39个外交官和记者，被捆起来放在太阳下暴晒，不给吃不给喝，屎尿都在身上，伤口化脓生了蛆…… 这样的非人折磨怎不让人恨到骨子里。人家兵临城下要你交人，39个人质交出来只剩下18个，21人被活活折磨致死（不是杀死），其中一个《泰晤士报》记者，交出来的尸体被砍成了七八大块。发生这样的事，人家怎么不把你中国人当野蛮民族看？稍有文明水平的人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来。曾国藩都说僧帅（僧格林沁）惹出这种祸来，应该自裁谢罪。而我们很多书中还以歌颂的口吻赞扬僧格林沁。这种事只有缺乏教养的野蛮民族才干得出来，而我们却报以歌颂赞扬。就是这个僧格林沁，抓人家外交谈判的文人那么轻松那么起劲，而在北京城外真正遇到英法联军却一触即溃作鸟兽散！这种人还有人把他称作英雄！亏得我们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读武侠书，连最基本的武侠精神都不懂！ 英法联军选择圆明园就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圆明园，他们明确说要报复。不然怎么不选择故宫？还有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这些地方都是遍地金银。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说了，他去访问英法等国的博物馆的时候自己感到很骄傲，因为故宫没有受过战争损失，里面保存的全是真东西。不像英法等其他博物馆，很多都在战争中损失了，展出的是复制品。他明确说到故宫600年未受战争抢劫的祸害，而这中间北京三次被外国占领，一次英法联军（就是圆明园那次），一次八国联军，一次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占领了八年。 居然故宫文物完好无损，这是我们过去的宣传教育中可从来没有说过！总说欧美日本的博物馆里展出的中国文物都是抢去的。这次在故宫会议上不只是故宫博物院的人，还有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的人都一再说明，过去凡国家保存的文物根本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样被抢劫、被拍卖、流失海外，根本没有。抗战时故宫文物南迁运走的只是精选的一小部分，留在故宫里的还有100多万件。100多万！这可不是小数字。这是故宫文物保管处梁金生处长亲口说的，他是故宫“大内总管”，亲自主持完成了故宫文物清点工作。今天流失海外的数以万计的中国文物，多数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盗卖出去的，或者是正常途径买卖的。 我们的宣传教育应该客观，应该实事求是，不要为了仇恨帝国主义就编造一些子虚乌有事来。这些都是将来无法向历史交代的。 （编者注：此文在原发网站网易已经变成了“本文已被删除或者不存在”）。
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历史告诉世人，国家的崛起，也有可能变成独裁者冒险的本钱。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驾驭得当，就会害人害己，面目可狰。 1945年4月30日，56岁的希特勒自杀。5月7日，存在了十二年四个月的第三帝国，签下了无条件投降书。5月8日午夜，鏖战了五年八个月零七天的欧洲迎来了和平。炮火和轰炸停止了，但欧洲已是断垣残壁。这对六十年后热爱和平和自由的人来说，依然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一位当代的德国历史学家如是说。然而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六十年前的那场浩劫，却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品性的缘故。 纳粹党曾是德国的希望与骄傲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从在野党一跃而成了德国主要的执政党。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在危机中执掌大权的。 那时候的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不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号，事实上，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 在著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实践。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约有1000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纳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 这一切无疑使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从而“把对法西斯制度发泄道德愤怒的政治活动馀地，减少到最低程度”。民众生活的改善，加上媒体的大肆宣传和对其他声音以及信息源的封锁，使得人们产生了社会地位提高的错觉，涣散了民众内部对法西斯统治的抵抗情绪和抵制力量，而且也扩大下层民众对它在政治上持顺从和支持态度。 希特勒的执政经历表明，独裁统治可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面目可狰。 仅仅用了5年时间 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 1936年柏林奥运会也成为了德国政治宣传的工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万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洛杉矶奥运会还要豪华的奥运村，而且大肆宣传德国的“繁荣与昌盛”。1936年8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堪称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奥运会。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体育政治和体育民族主义的狂热，被希特勒发挥得淋漓尽致。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平政治家的形象，但在这一年，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里要求，“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有作战的能力。德国的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有进行战争的能力。” 根据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7,325,000人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德国国防军减少到10万人，而且只能用于维护德国内部秩序和执行边防警察任务。凡尔赛和约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不准有任何空军武器。 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著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口头上抗议，没有谁准备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扩军备战。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 战前，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德国在战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而这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的。 希特勒称霸世界的野心无人能阻挡 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寿，德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么多的军旗都向希特勒前倾致敬。古德里安就说：“他的事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呢？当时的情况已具极度的爆炸性。”但希特勒不想止步，德国这时已经没有人和力量能够迫使他止步。 作为个人，希特勒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就连古德里安也说，“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希特勒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权在握的绝对领袖，是否素食，是否喝酒抽烟，都是细枝末节。他可以不喜欢在个人生活上过多花纳税人的钱或者其他甚么的，但他不怕多流纳税人的血。那时的德国自己已经不能遏制希特勒的疯狂，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已经建立起了让德国人俯首帖耳的极权体制。 独裁者的意志就是法律 “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希特勒和古代独裁者一样，他不仅要控制国家、土地和人民的肉体，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 纳粹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纳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组织，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龄都囊括进去，组织起来了，从而培养出符合纳粹精神的新人。第三帝国的指导性口号是：“元首命令，我们紧跟！”德国人民必须听希特勒的话，跟纳粹党走。1933年3月，德国政府成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戈培尔出任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他强调，大众传媒绝对是纳粹党的工具，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著一把剑。纳粹当局迫害和驱逐“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一点也不客气。1938年8月，德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到1938年底，共有84批、大约5000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国外。 戈培尔有句讲宣传工作的名言：“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话，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可是谎言毕竟是谎言。为了维护谎言，除了继续说谎之外，密探、监狱和死刑，总是纳粹极权政治的孪生兄弟。可以说希特勒的监控体系卓有成效，比如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建立了周详的档案系统，为每一个可能的敌人设立案卷。德国的犹太人和那些无论是思想或者行动上否定纳粹主义的人，不管你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都不得不生活在纳粹的密探、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之下。比如，大学生里的志愿情报员会定期上交听课笔记，这样一来，大学老师的政治态度，也就在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掌握之中了。如此环境，老师上课自然也就会倾向于跟纳粹党和希特勒保持一致了，而希特勒的镇压体系也从来没有吃白饭。据估计，1933～1938年，纳粹人民法庭和特别法庭共判处34万人长达100万年的监禁；1939～1945年，纳粹军事法庭判处国防军官兵25,000人死刑。在集中营被杀害的估计有1100万人（包括占领区），另外遭受残酷摧残的大约1800万人。 在这样的监控和镇压体系之下，所有的反抗和异议活动都面临致命的危险。于是乎，对希特勒统治所表现出来的狂热，最后很难分清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真心。这个国家在独裁者和纳粹党面前只会大声说是，在世界面前大声说不。 1940年6月，希特勒在埃菲尔铁塔。（图片来源：HarwoodKeystone/Getty Images） 纳粹党高于一切的时代 1938年之后，纳粹德国政府内阁就再也没有开过一次会议。部长都是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单独工作。甚至连部长也常常是从报纸广播中才知道“德国政府”做出了甚么决定，或者颁布了甚么法令。在政府机构之外，设置了一个与政府机构平行的纳粹党的机构。希特勒的口号是：“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就连后来成为战争罪犯的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也说：“于是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政权转到了党的手里，一切实权操在党委的手中。”党老爷成了实权派。国会形同虚设，由于议员开会只是高唱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和纳粹党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此外没有任何发言辩论，被称为“昂贵的合唱团”。授权法案的规定，使得希特勒的命令具有和法律平等的权力。 当然，纳粹德国也没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相互制约了。用纳粹的话来说，就是“国内不再有党争”。希特勒在1933年7月14日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不仅取缔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而且解散了包括天主教中央党和民族人民党在内的一切政党，而且纳粹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这年12月1日颁布的党和国家统一法，确立了纳粹党在德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没有了在野党，也就无所谓执政党了，纳粹成为了德国一党专政的统治党。希特勒在1934年9月的纳粹党党代会上说：“党是指挥国家的。不是国家指挥我们，而是我们指挥国家。”1937年1月25日颁布的《文职人员法》规定，今后政府官员必须由纳粹党员担任，思想上真正信仰民族社会主义，无条件支持纳粹的政治目标，政府官员必须同党的干部一样宣誓效忠希特勒。1939年后，纳粹党籍成为当官的先决条件。希特勒在德国实现了党国一体。 军队绝对服从于党 曾经“战无不胜” 与此同时，不断强大起来的德国军队也成了纳粹党的军队，成了希特勒的军队。德国国防军被党化，成了希特勒的私家军。军队不是忠于国家，而是忠于纳粹党，忠于希特勒。1932年2月，国防部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勃洛姆贝格下令军人一律佩带万字标志的军鹰徽，1934年8月，他安排全体德国国防军官兵宣誓：“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1944年3月，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和一些积极的陆军元帅又在给希特勒的第二份效忠书上亲自签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二百万士兵，但其中只有十位将军。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是另一番表现。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这样写道：“实事求是地说，有数以百计的将军就是由于他们盲目地服从自己的誓言，不顾显然无望的局势而在战斗中送命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挑起了战争。希特勒掌握著德国的方向盘，就是开向悬崖，德国也无人能够阻止。除了去世、谋杀、政变，没有甚么东西能够使希特勒下台。纳粹德国没有改弦易辙的内部机制。希特勒想要大炮不要黄油，他可以使德国人都不要黄油而只要大炮。这种制度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制度。这样一个国家，就是想不疯狂，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当然，德国发动战争之初的流血征服，也确实让多数德国人兴奋了一阵子。德国军队只花了五个星期的工夫，就开进了夙敌法国的首都巴黎，比俾斯麦打败法国拿破仑三世、进逼巴黎的时间还要短。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署了投降书。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1918年11月11日，德国曾签署了战败的停战协定。在现在的德国看来，这自然是“洗刷凡尔赛耻辱”的成就。希特勒被当成“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统帅”而得到德国人的欢呼。再想想看，自从1939年9月战争爆发，直到1942年11月英美军队在北非的阿拉曼战役中大败德军之前，英国军队可是战无不败。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的德国是一个胜利接著一个胜利。在一般民众的眼里，这都是德国扬眉吐气的有力证据。 希特勒的灭亡留给世界一个教训 但是，德国紧接著就是大难临头。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这成了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德国军队开始全线退却，可它依然在大谈“最终胜利”，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最后，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希特勒发动战争非但没有拓展德国的“生存空间”，反而丧失了领土，德国还被一分为二。当然，希特勒本人最后一刻也没有屈服，可1945年德国的城市却躺在一片瓦砾之下。英国工党政府在给下议院的一份报告中称，柏林的瓦砾即使每天清除100吨，也要30年才能清除干净。而根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报导，拥有43万人的德国杜塞尔多夫市这年冬天定量供应的衣服，只有26套男装，15套童装，33件成人外衣和两条毛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国的历史告诉世人，国家的崛起，也有可能变成独裁者冒险的本钱。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驾驭得当，就会害人害己。德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两次这样的悲剧。从1871年1月18日俾斯麦在凡尔赛宣布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1914年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军事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苦心经营获得的是崩溃、废墟和死亡，它不但没有得到“阳光下的地盘”，倒是丢掉了东普鲁士和阿尔萨斯、洛林。1930年4月3日，德国的一份报纸就这样写道：“战前德国曾有540,858平方公里疆土……如今已减到472,082平方公里。” 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纳粹德国的崛起，成了一种危险，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危险。鲜花结出了苦果。除了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之外，仅就德国内部而言，缺乏有效制约希特勒滥用国力的机制，是德国崛起成了世界性祸害的重要原因。 德国的历史表明，国家需要发展，但为了发展崛起不能不择手段。否则，富强一旦成了简单的无条件追求，那不但是一种国内危险，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