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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9 月 15 日
慘遭陰毒的陽謀迫害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當來自貧寒之家的新鳳霞終日苦練於紅氈之上時，出生於書香門第的吳祖光已經是名聲大振的「戲劇才子」。 二十多歲就成為香港知名電影編導的吳祖光，1949年受中共「統戰」返回北京。而後，經老舍介紹，遇到了年輕貌美、在評劇舞台上正當紅的新鳳霞。兩人互相傾慕，相濡以沫，廝守終身。 她演過他寫的《風雪夜歸人》，十分仰慕他的才華；他知道她特別渴望有文化，於是送給她的新婚禮物是一間大大的書房。婚後，他教她認字、讀書；她則幫他洗衣、連早晨的牙膏都替他擠好。 可是，恩愛幸福的日子沒過多久，在中共建政之初的一次「兩會」上，身為政協委員的吳祖光率先發言：「法規一定要建立。否則，中央領導犯錯誤誰監督。」直率的一句話致災難從天而降。 多年後，作家馮驥才憶起吳祖光敢言的這一幕都不寒而慄，連稱吳祖光膽大；摯友黃苗子曾以一種別樣的口氣乞求吳祖光：「鳳霞賢淑，唯你是憂，免開尊口，別無他求。」 1957年，是一個風雲突變的年份。這年5月，中共號召大家幫它「整風」。人緣頗好的吳祖光家裡一時聚集了眾多訪客，被煽動的朋友來勸說，官方派人指示他提意見。本來就好打抱不平的他，這次準備「響應號召」，對文藝界的高官提意見。 5月31日，官方邀請吳祖光出席全國文聯的一個會議，派人派車來接。妻子彷彿預感到不祥之兆，一向溫順的她叉著腰站在家門口，堅決不許丈夫跨出一步。但轎車在按喇叭，接的人在旁催促，從來都被稱為「愛妻號」的吳祖光焦急地推開妻子，大步走出了家門。 在人數寥寥的會議上，吳祖光再次率先發言，「文學藝術本是給廣大的讀者和觀眾讀的、看的，只有自由寫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應當給作家、藝術家絕對的自由。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事後，他的發言被加上標題—「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見諸報端後，毛澤東竟親自參戰，拋出「外行可以領導內行論」。結果，秀才書生的理性敗於流民兵家的暴力，吳祖光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份子」，成為專門與「黨」作對的戲劇界、甚至整個文藝界的第一個「大右派」。 1957年，北京的首都劇場曾上演過很荒誕的一幕：白天，整個劇院對吳祖光展開連篇累牘的批鬥；晚上，則由新鳳霞主演丈夫吳祖光的劇作《風雪夜歸人》。 在經受了五六十次的大批判之後，吳祖光的第一次人生大變故定格在1958年。 那年的初春，天氣陡變嚴寒，他被發配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去勞改。一個大雪紛飛的深夜，他身負行囊去向病卧在床的父親和年邁的母親告別，然後看看自己三個年幼的孩子。 那時大的還沒有上學，最小的女兒不滿周歲。吳祖光親吻著他們，百感交集，如亂箭穿心。 他不知這一走，何年何月才能再見到自己的親骨肉。最後，他與妻子新鳳霞淚眼相對，戀戀不捨地走出了家門。 之後的三年，是一段極為漫長的時間：父親撒手人寰，老母忍辱負重，孩子飽受欺凌，妻子被百般虐待…… 他與五百多個「右派」一起前腳出門，還沒被押送到遙遠的北大荒，官方馬上派人召見新鳳霞：「吳祖光是一個政治上的壞人！」一向很怵高官的新鳳霞此時義正詞嚴：「你們認為他是壞人，我認為他是好人，他對我沒壞啊！」 對方指著報紙上的離婚案例，先是命令她必須與丈夫劃清界限，然後威逼利誘：「如果同意離婚便可入黨；否則，後果自負。」 「你不能再繼續唱戲！」高官威脅她。「評劇是我的生命，吳祖光是支撐我生命的靈魂；如果不能兩全，我寧願要祖光」，不到30歲、正值演藝事業高峰的她一字一頓地說，「王寶釧等薛平貴等了18年，我可以等吳祖光28年！」 「那你就去等吧！」新鳳霞話音未落，對方拍著桌子將她趕出了辦公室。 她一路哭著跑出了文化部樓上的長甬道。第二天，她去劇院上班，迎頭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儘管被定性為「反革命右派份子」對她進行批鬥，但劇院仍指靠她的招牌演出。 只要是她主演的劇目登出海報，立即滿座；而她不參加的演出，則門可羅雀、無人問津。劇院就在演出的後台貼上大標語：「右派份子吳祖光的老婆新鳳霞不要翹尾巴！」以此警示觀眾與記者不能接近她。 她白天挨批鬥，晚上唱戲從舞台上下來之後，就要去刷馬桶。她心裡委屈，老舍就勸她多給吳祖光寫信。她寄東西，寫了很多信，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都告訴他，不會寫的字就用畫畫代替；他也寫厚厚的信給她，書信成了他們唯一的安慰。 1960年底，闖關萬里的吳祖光幸獲生還—因為不只一個同時被遣送北大荒的同難者就此埋骨荒原、魂歸絕域。 相比之下，他說自己竟成了「幸運者」，因為中共要利用他寫歌功頌德的劇本，沒將他折磨致死，他終於與妻小團聚。 他回到北京當天，妻子把家收拾得乾乾淨淨，將四合院裝扮一新，讓三個孩子寫下好多「熱烈歡迎爸爸回家」的大小字幅，和各式剪紙剪花一起貼在家的各處。她對孩子們說：「你爸從冰天雪地回來，我們要讓他感到溫暖。」 想起自己之前被定罪為「右派」，他百思不得其解：當初自己對中共滿腔赤誠，但為甚麼它對知識份子無法容忍，針對知識份子的批判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武訓傳》批判，《紅樓夢》批判，「胡風事件」批判…… 他敢言，也敢問。問不了別人，他問自己：為甚麼「反右運動」中批判知識份子的也全是知識份子？不是「偉大領袖」發出「莊嚴號召」、要求全國人民幫助共產黨整風嗎？不是要求大家對黨提意見、指缺點、出建議嗎？不是再三指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 當他知道，毛澤東與中共種種「誠摯」和「謙虛」的動員，是一種策略，是一條「妙計」，是將陰謀變成「引蛇出洞」的陽謀時，他才明白，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乖乖就範的原因了。 歷經磨難 自嘲「生正逢時」 三年北大荒的勞改，沒有改變吳祖光嫉惡如仇的性格。沒過幾年平靜的日子，轉眼間，「文革」洶湧而來，他又因敢言的「右派文人」成為戴罪之身，失去自由，又被關押了八年。 1966年的中國已成一片打、砸、搶的人間血海，38歲的新鳳霞再次受到牽連，除了挨打挨罵，還被發配到幾十米的地下挖了七年防空洞。 一次，吳祖光被「造反派」臨時押送回家—他用在香港掙的錢買的一所四合院，全被抄了個底朝天。地下的瓷磚被撬開，地板被挖成坑，天花板也被打穿洞，「造反派」要他承認家裡藏有軍火。 一天上午，「紅衛兵」在劇院中間燒了一大堆戲衣和劇照，火苗高得過了房。被打成 「牛鬼蛇神」的人都被逼著圍著火跪了一大圈。 這時就聽見有人高喊：「打！」「紅衛兵」手裡的皮帶瞬時上下起落。皮帶一下去，一條血印就從白襯衣里滲出來。打得這些人滿地打滾，全身是血。老舍就是在被打得遍體鱗傷之後，回家翌日早晨離家出走，在什剎海投水自盡。新鳳霞被打得左膝蓋遭受重傷，導致永久的左膝傷殘。 1975年，「文革」結束前夕，新鳳霞發高燒還被迫去勞改。在跨出家門的一刻，她突發腦溢血昏倒。因單位不給開介紹信耽誤醫院治療，導致左半身偏癱，永遠地告別了鍾愛的舞台。 算是不幸之中有大幸，早已拜師於齊白石、充其量只有小學文化的新鳳霞，用她那唯一能動的右手，將她那坎坷的一生及豐富的閱歷一點一滴地記錄，還畫國畫，畫梅花、藤蘿、南瓜和桃子…… 儘管每篇文章中都有大量的錯別字、同音或近似音的假借字、甚至有她自己隨手創造的只有吳祖光才能認識的字、也有重複繁瑣和需要猜測才能辨識的字和句子，甚至還有用畫來代替的字，但其深摯樸實的感情、傳奇式的生活經歷、獨具風格的語言，誰也無法代替。 從她殘疾到她去世的二十三個年頭裡，她留下了《評劇皇后與作家丈夫》、《我和皇帝溥儀》等達四百萬字的回憶文叢，畫了幾千幅齊白石風格的水墨畫。由於她的毛筆字缺少功夫，所以每幅畫上吳祖光都為愛妻題上字，是謂「夫妻畫」。 在中共的殘酷迫害中，夫妻倆也互相欣賞、互相造就。因為新鳳霞的殘疾，吳祖光到晚年都保持著與中共抗爭的鬥志；因為有吳祖光，被迫害致殘的新鳳霞才能從文盲成為28本書的作者，並畫出數千幅畫作。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吳祖光以三個月的高速度，創作了一出五幕話劇《闖江湖》。這是一部反映中國民間藝人的苦難生活、飽含辛酸的喜劇，妻子新鳳霞就是女主角的原型。 一生創作過四十多部劇本的吳祖光曾說：「我寫了大半輩子劇本，可是最使我感情激動、甚至產生一種特殊偏愛的，就是這個《闖江湖》！」箇中原因自然不是別的，就是因為夫妻倆都是深受中共迫害的藝術家。 關於自己一生中所遭受的磨難，吳祖光晚年曾這樣概括：「中年煩惱少年狂，南北東西當故鄉；血雨腥風渾細事，荊天棘地也尋常。年查歲審都成罪，戲語閑談盡上綱。」 後半輩子都生活在「生不逢時」悲慘境遇里的吳祖光，1993年76歲時在一篇千字文中嘆道：「我的冬天太長了！」而經歷了無數狂風暴雨的他，從來都笑對磨難，仗義執言，最喜歡說自己「生正逢時」。 1992年6月的一天，吳祖光到醫院去探望曹禺，兩位老友坐在一起談心。曹禺忽然滿面愁容地說起一生寫作上的失落，吳祖光脫口講出一句心裡話：「你太聽話了！」令曹禺叫喊起來：「你說得太對了！你說到我心裡去了！」 在中共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太不聽話」的吳祖光又被批判。之後，他與新鳳霞的書畫聯展三次布展就緒，臨開展時卻生生被官方出動警車強制停展，參觀展覽的數百名來賓、無數的花籃一律被警方攔截在外。 吳祖光曾笑言，「文革」後他獲得的一門知識是，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有它不能公開說明的政治目的」。曾有港媒報導，因敢言而被勸退出中共的吳祖光，晚年的最大願望是盼望中共早日解體，他曾指著江澤民巨幅畫像輕蔑地說，「虛張聲勢，心中其實戰戰兢兢，不知共產黨何時就垮台！」 吳祖光於2003年4月9日因心臟病突發病逝，終年86歲，日子竟然和新鳳霞過世是同一天，新鳳霞在1998年的4月9日離世。為此，他們的兒子吳歡說，在父親的追悼會上，他「突然有所悟，媽媽和爸爸是一個靈魂，屬天作之合」。 新鳳霞去世之後，吳祖光花了半個月才寫就一篇《懷鳳》短文，這位天才作家竟第一次感覺到寫作上的吃力。寫寫，哭哭，停停……在妻子天天坐的座位上、書桌旁；在清晨、黃昏、燈下，總恍惚她仍舊坐在這裡……最後五年，他對妻子的懷念，痛苦程度遠超他一生所經歷的全部磨難。 吳祖光以戲為生：少年逃學看戲，青年寫戲，中老年編導戲劇，晚年評論戲劇、講演戲劇。他自稱最喜愛喜劇，希望給觀眾帶來歡樂。然而在觀眾笑逐顏開之際，往往是他體驗無數的辛酸之時。 「不屈為至貴」，這句典出隋朝王通的「不辱於人謂之貴」、也是吳祖光經常送給友人的報恩詩，成為這對慘遭中共迫害的文藝伉儷一生的寫照。 有人說，中國缺少像吳祖光這樣的丈夫，也缺少像新鳳霞這樣的妻子。這不僅是從才華和成就上看，也是從他們在反抗中共的殘暴與邪惡中所彰顯的性格上去看。
我讀高中的時候，受我酷愛的文學作品的影響，成為一個比較激進的學生，像絕大多數舊社會的青年學生一樣，反對黑暗嚮往光明。1950年6月，參軍半年後我在軍政大學參加了青年團，並一直擔任了好幾年的團支部副書記。 土改時我在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我們這支小分隊由戰旗文工團、西南軍區警衛團等幾個單位的幹部和戰士組成，工作隊的隊長叫武覺（音）。我們最初在重慶嘉陵新村——那是西南軍區招待所——在那兒集中起來學習土改政策，由西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王新庭（音）來給我們作報告。當時的口號是「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載難逢」，這就是說，土改對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是一個很好的改造機會。 我共參加了兩期土改，第一期是在四川省合江縣先市區，村子我記不起來了，是在一個山裡面，第二期在四川省敘永縣。這兩個地方都緊靠貴州的赤水縣，當地老百姓趕場就要到赤水去。 唉呀，我去的那幾個村都是最窮的地方，窮到甚麼地步？村子裡，要找一個富農都難，有個中農就了不起了。但還是要劃地主。我們到地主家收浮財，看到那些所謂的「地主」可憐得很，衣服破破爛爛，家徒四壁，根本說不上是有錢人。現在想起來，那時划出的一些地主實在可憐得很。 土改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宣傳、教育、發動窮人訴苦——也就是挑撥離間。第二階段清理、劃分成分。第三階段分浮財、分土地。第四階段成立基層組織。 其實農民對地主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仇恨萬分，有很多農民當面鬥了地主，私下又去給他們道歉。我們工作組就要去煽動農民，先集中起來訴苦。有個歌叫「幹人歌」，據說是個民間的歌，主要是述說生活苦難，以前我還把歌詞抄下來，現在忘了，記得有甚麼：「正月是新年哪，幹人要過年哪……沒得錢買鹽哪……」我們就用這個歌來讓農民想到在過去——中共建政之前——那所謂的「萬惡的舊社會」里受的苦難，以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歌唱起來很悲慘，唱得那些貧下中農都哭。 鬥地主一般先訴苦，然後再斗。那時認為對一個人的最大侮辱是「摸屁眼屎」——把下身摸一把然後打他一耳光。在當時當地，在那個貧窮的山鄉，這種侮辱就被認為是頂點了。所以對地主也用了這種手法。 為了發動群眾，還要殺人。 當地有個地主叫賈欲雄（音），那個地方姓賈的比較多。區委書記是個南下幹部，大概是個江浙人。那一天他去了之後為了打地主的威風就要殺人，那天要槍斃哪幾個我記不清了，但是其中沒有賈欲雄。在會上，區委書記說了一句：「賈欲雄，到了這個地方你還要強辯？！」「強辯」就是辯解，不聽話的意思。民兵聽錯了，把那個江浙話「強辯」聽成「槍斃」。書記話音一落，民兵把賈欲雄拖起就往那個預定的場所（即刑場）跑，那只有50到100米遠。後面的人覺得不對勁，喊：「轉（回）來，轉（回）來！」那些民兵哪裡想到甚麼轉來不轉來，一槍就把賈欲雄打死了。 那時連判決書之類的東西都沒有，假如有個法律程序，就是走走過場，賈欲雄也不會被冤殺。當時我就想，殺個人怎麼這麼草率？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殺一個土匪，他叫張國華，同西藏軍區司令員一模一樣的名字。我為甚麼印象這麼深，因為那次是我當的審判長，我去宣判的。當時我才十多歲，看起來都不像。我看我兒子十五、六歲那個樣子，好笑。我去當審判長是上級指定我去，我不認識這個人，對他一無所知。上級給我送個判決書來，讓我在這兒把他槍斃了就完了。 我們那是山區，要找一個像樣的壩子都難，記得我們是在一個窪地里開的會。張國華被押來，所有的人都不認識他，但是，也得找幾個「苦主」來訴說他搶劫的事。其實一看他那個樣子，十分普通，個子也不高，簡直不像土匪。我一讀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他馬上給我跪倒，說：「放我一條生路，我還有一個老母親。」 我們當時沒得一點惻隱之心，而且，有惻隱之心也不行。我們西南軍區土改工作團里有一個女娃娃，她比我也只大兩、三歲，她家裡也是地主。她看到把地主整成那個樣子，悄悄地哭。我們內部過不了多久就要整頓一次，整風呀，工作人員集中起來總結。那次總結時，就把那個女娃當場開除軍籍，罪名是同情地主。所以說，對我們內部，也要殺雞嚇猴，起警示作用。當時我們並沒有覺得這樣做有啥不對，是嘛，對地主你哭啥子呢？地主這麼壞。 我喊：「拖下去！」剛喊完，他態度立馬就變了，沒得希望之後，他非常勇敢地站起來。 我們原先準備把他押到一個預定的地點槍斃，路上，有一個兩米寬的空地，在兩個田埂的中間。他看到這個地方，覺得這個地方好，就要求就在這兒打。他跪下去，喊行刑者開槍。那個執行的人是個「二杆子」（即不務正業、有些痞氣）的農民，這些人在土改鬥地主時都是最積極的人。他把子彈在鞋底下磨，彈頭有了毛剌，打進腦殼就要炸，他要以此來表現他的鬥爭性。我們同意了張國華的要求，他被打死在他看中的那個地方。 在兩期土改中，我只有這次參與殺人，而且是當審判長，好笑。 土改期間，有些地主遭整得受不了，自殺的不少，但我們那個村好像沒得地主自殺，那些人一個個看上去都像叫花子（乞丐）。我們到一些地主家抄家時看到，全家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一件破蚊帳到處都是補丁。浮財，根本找不到。 還有所謂的反革命集團，也遭殺。有一次，上面說，有一個反革命集團，我們那個村的一個積極份子也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上面布置下來，我去找他談話，要他坦白交待。這個老幾（人）回去就上吊自殺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天剛蒙蒙亮，他的老母親衝進我們工作組住的那個院壩里來，一衝進來就呼天搶地地大哭，像發瘋一樣。那次對我的震驚很大。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現在想起來他是絕對的老實農民，老實得難以想像，這種農民也說他參加了反革命。 我還做了一件缺德事。有一次鬥地主，開大會，把那一帶的地主富農都押來，捆起來跪一壩，要他們接受農民的教育，農會的主席要講話。我們工作組的每個人都配有一支槍，我有一支二十響的駁殼槍。有一個地主，不，是個富農，姓賴，留個山羊鬍子，他動了幾下，我用駁殼槍在他額頭上戳，說：「你不規矩你看我今天收拾你！」敲了幾下血就從他頭上流下來。我想，馬上要進會場了，血流起不大好。他頭上圍得有帕子，四川農民以前都是圍帕子。我把他的帕子蓋住他的傷口，然後一推他的頭，說：「你老實一點。」 我後來挨冤枉，被共產黨整得很慘時，反省自己的錯誤：人家是個老人，又沒有傷害我，又沒有觸犯甚麼，只不過動了幾下，或者那個姿勢我看不順眼，真的沒有甚麼。我一個十幾歲的娃兒，拿槍在他頭上敲打，他怕不怕？萬一走火不就是把他打死了？我覺得自己很惡劣，像個……像個……簡直沒得人性，只因看不順眼，就下手。那個時候自己認為自己有無上的權威——我就是代表共產黨來鎮壓你們這些壞人的，所以無論怎麼做都不過分。 不過，我們當時搞土改還算比較文明的——比在解放戰爭時期文明。我在部隊里有個很要好的朋友，叫王箭元，河北人。他私下悄悄對我說，在解放區鬥地主時，設一個「望蔣台」。把地主吊起來升到旗杆上，然後問地主：「看到蔣介石沒有？」地主說「看到」或「沒看到」結果都一樣，一刀把繩子砍斷，地主從旗杆上栽下來摔死。他還說，奶娃娃——沒滿周歲的奶娃娃——就提著腳在石頭上摔死。解放戰爭時期就是這樣整的。我們搞土改時全國已經解放——所謂「解放」，上面控制得很嚴，但是仍然發生很多地主受不了，被迫自殺。 很多地主省吃儉用，吃苦耐勞，勤勞一生積累的財產一夜間全部被奪光，絕望了，因這種情況自殺的也不少。 清匪反霸比土改還血腥，抓到土匪就把頭割下來，高高吊起，讓趕場的農民看。 你問現在怎麼看中共的土改？ 我想，首先，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就算地主對農民有剝削、有壓榨，這也是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制度上的毛病。1949年共產黨掌權之後，讓一代地主來償還他們祖輩的債，這是很不公平的。其次，據我所知，中國的地主在沒有發展到相當規模之前，都是非常勤勞，生活非常節儉的。坐享其成就當地主，中國的傳統道德都不允許。因此，這些地主，勤勞苦幹，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慢慢掙一點田土。土改時我去那些地主家，發現他們生活寒酸得很，可憐得很，啥子地主嘛。 還有，在舊社會，一個地主對農民的殘暴一定是有限的，絕不會像共產黨的權力一樣無止境。為甚麼？因為當時的輿論，還有傳統道德對這些地主是有約束的。另外還有一些民間組織也可以制約地主，平衡一些社會矛盾。例如，如果一個地主的僱工是哥老會成員，地主對僱工刻薄了，哥老會的大爺、二爺會出面來譴責他。如果一個地主做得過分，其他地主也要指責他。遇到災荒年，地主都要減租，這已經成為不成法的規則。真正吃不起飯的時候，地主都要施捨糧食，很慷慨的，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麼殘酷無情，不是那種情況呀。如果真是像共產黨所說的那樣，社會早就無法維持了。退一萬步說，農民真正沒法生活了，他還可以離鄉背井出去逃荒嘛。只有在共產黨統治下，逃荒都不行，那是「盲流」，要受處理。 此外，以前遇到社會不公，還有發泄的渠道，也還有人敢於出來主持正義，新聞界呀、知識界呀也還有良心，現在同「舊社會」根本無法相比。這幾十年共產黨徹底摧毀了以前的一切人文基礎，一切都是共產黨說了算，根本沒有老百姓申辯的途徑。 共產黨利用土改，就是為了煽動階級仇恨，把其他個別地主的罪惡，說成所有地主都是這樣。共產黨說：「地主本質都是一樣的。」我看本質並不一樣。土改實際上是對地主非常殘酷的掠奪，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很慘的呀。很多地主家徒四壁，所有東西都被掃光，你說這些地主難過不難過。如果這些地主真正是剝削，是偷來的搶來的，他都要好過一點。人家是勤勞儉省一輩子積下來的呀。電影里像黃世仁那種地主，我一個都沒有見到，那種地主即便有，也一定是極其個別。那種典型，絕不是中國，特別是四川農村具有代表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土改作為一個煽動階級仇恨的過程和手段，是相當卑劣的。 我對自己那段時期的所作所為，充滿了懺悔之情。我曾經想寫一篇文章，中國之所以成為現在這種狀況，中國的知識分子要負很大的責任，包括我。正因為我們的愚昧，所以被共產黨利用。共產黨宣傳共產主義人人平等，我們出於年輕人的一種正義感，也希望人類走向這種美好的狀況，共產黨就利用這些來欺騙我們。實際上他不僅做不到這一點，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共產黨這幾十年的實踐告訴我們，這個政權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腐朽、最反動、最殘忍、最不講信義的一個騙子集團。這個定義是一點不過分的。 說到不講信義，就以土改為例。我們走時，農民捨不得，拉著我們的手，哭。很感激呀，因為我們把土地給他們了。後來我們工作團團長，他是西南軍區政治部的一個官，叫張宜（音），給我們作報告時說，美國的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在國會說過，共產黨現在把土地分給農民，但他們很快就會把土地收回去。當領導給我們作這個報告時，我覺得美國人太卑鄙了！我親自參加的土改，土地證是我親手交給農民的，怎麼可能把土地拿回去？美國人造謠生事，真是壞得很！ 嘿，過了不幾年，互助組、合作化，共產黨硬是把土地收回去了！美國人說的是對的。 就我個人而言，共產黨把我利用完了，然後一腳把我踢到勞改隊去受折磨。我應當說是罪有應得。 不過，我當右派被發配勞教時，我還認為是下面的人壞，毛主席是好的。我對一個同勞教的原地下黨的右派說：「老肖，我不相信這一切是毛澤東乾的，把我們整來勞教，肯定是下面的人亂搞，毛主席咋個會幹這種事嘛。」他眼淚一下子就湧出來：「就是他！！」唉呀，他一呼那三個字，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我開始想，是呀，不是他，哪個有這個能耐做這種事呢？就這樣，又隨著大饑荒的到來，我慢慢對這個「主義」有了認識。現在當然徹底認清了，回頭看自己的當年，真的是傻得可憐。 如果有人再來審訊我，我一定這樣回答：「我想問問你，一個要死的老人，他有沒有權力知道他這一輩子究竟是咋個活過來的？！一個臨死的人都沒得這點權力，你這個叫做甚麼政府？！叫甚麼政權？！叫甚麼政體？！」 我這一生正如我在名片上印的：是傻子、是瘋子、是回頭浪子。傻子是被共產黨騙，瘋子是被騙之後像瘋狗一樣到處去咬人、整人。最後我醒悟了，是回頭浪子。
二月初去新加坡探兒子明哲、這位現任美國CSC電腦科技公司駐亞洲區的主管，見到父母依然笑嘻嘻的展露一臉孺慕之情；高興的說要為我們安排乘「雙子星號」作海上游，並滔滔不絕的介紹著這艘超級大郵輪上各種設備。 從他侃侃而談中得知郵輪上有大小泳池、影院、舞廳、賭場、自助餐廳、舞台、按摩院、健身室、蒸汽浴室、理髮店、咖啡廳、酒樓、酒巴、商店、郵局等等。並形容了甲板上清晨觀日出、水天一線處那火球紅彤彤在放射萬丈金光飛躍，忽然冒出海面的偉大景觀；夜晚欣賞海上明月、清風輕拂中絕世美女般的嫦娥隱藏著的那面銀鏡從水平面浮到天際的剎那，動人心魄的浪漫情調。 心想他若是該艘郵輪的推銷員，必定會為船公司招徠不少顧客。談笑間他同時把早已備好的中英文資料和圖片展示，外加一句是補送給我們的聖誕節禮物。妻子笑得合不攏口，芳心早已大動；我郤不置可否的收下那疊廣告，引開了話題。 那夜、輾轉難眠，二十七載前的陳年往事，早已封鎖在記憶深處，宛如存入了電腦程式中的密檔，無密碼是再難開啟。沒想到兒子一番孝心竟然無意中觸動腦海內記憶細胞的舊檔案，漣漪圈圈的蕩漾而出…… 攜婦將雛奔向怒海前，多少個無眠夜和愛妻共同研究、思量再三，是抱著赴死之心，帶同五個稚氣仍濃的子女和岳父母、小姨，一家十口冒險犯難，無非是想逃離猛於虎的苛政。當時南越首都西貢和華埠堤岸流傳著一句不知何人創造的話： 「電燈柱若有腳也要投奔大海。」 在越共治下的華裔若非身處絕境，又哪會有如此決絕生動的「金句」流傳呢？ 超載的漁船氣喘喘的航出了公海，蒙蒙烏黑中喜見那艘貨輪停在水上，彷彿大山般屹立著就為了營救這幾艘漁船上千餘老少亡命之人。搖晃起伏的浪濤淹沒了呼娘喚兒聲，大家蒼白著臉又驚又喜又慌亂的搶著爬上貨輪，好像只要能擠上去，賤命就從地獄裡撿回來了？十多公尺長的小漁船比之八九十公尺的鐵船，實在是有大小巫之別；當然、那是人心所想，對於怒海的無涯寬廣郤並無大小之分。 以為很大的鐵船，想不到是同時被四艘漁船上的難民湧進，千多男女老少搶登之後，所有上下艙的空間剎時被人潮淹沒了。想起「擠沙丁魚」的形容，是眼前最恰當生動的一句詞語了。 貨輪緩慢的時速幾乎像烏龜在陸地上前進般，若不留心，還以為如如不動的老停在原處呢。涼風微拂，白雲飄移，遠眺水天一線，波浪拍打敲擊，水聲節奏宛若漁歌晚唱；細心聆聽，有如催眠、令人身心舒暢，就想在海韻中好好尋夢。如此安靜寧祥的海闊天空，彷彿一切人世間的苦難都已被浪濤捲走無蹤了。 黃昏在不知不覺中悄悄降臨，西天彩雲繽紛的顏色，以極其美艷的粉紅到深紫，大筆橫掃而過；日頭笑吟吟勾出那張漲紅如醉酒的彩臉，像在微笑在揮手，展示無限風姿的幌幌搖擺中一點點的在水平線沉淪而下。船舷處擠擁著暫時忘郤了苦難的男女老少，大家都被眼前落日雄偉的美景所迷惑，莫不痴痴的盡情觀賞，把未知的命運留待彩霞隱沒之後再讓黑夜去計較吧。 炊煙在甲板上處處冒起，飯香誘惑著饑寒交迫的老幼；人聲沸騰中，燒開水沖奶粉的女人正和鄰近炒菜的漢子拉開嗓門吵架，大多閑得發慌的旁觀者有點興高采烈的一如觀賞舞台表演的心情般，等待事態的發展。笑聲鬧聲吵聲風聲浪聲混和著稚子的啼哭聲，成了天賴的交響曲。這本是人間應有的浮世繪，遺憾的竟然是發生在汪洋中一艘殘舊破落的貨輪上；難怪不少歷經過人生風霜的長者，臉色凝重，心事重重，把憂慮都寫在微皺的臉頰上。 夜在風聲的吹拂里悄悄撒下了黑幕，廣漠天際被淡淡的烏雲把本來閃爍的星星掩藏了，自然無法偷窺半弦月嬌嫩的美姿。 不知天高海闊的兒童們倚著慈母懷抱安心的甜睡了，一些樂天知命或心無城府的男女也在搖晃的水聲中尋夢去。死寂的暗夜前方，隱藏著無盡的兇險，平靜無波的海洋，溫柔得有若少女初識情味時的千依百順；無人知曉，那一平如鏡的水面正像女人深不可測的心，說變就變了。 全無預兆的航行中，風聲嗚咽得有點令人心寒似的帶動了天際的黑雲，密密的把原先還隱約可辨的天空全包裹了；讓人彷彿走進了傳說中的鬼域，濃墨般猶如被整塊大黑幕罩下的感覺，心中已讓一種無法形容的恐怖所圍堵，再沒半分思考的餘力。 風的力氣漸漸加強，像比武台上對著拉扯的兩個柔道高手，硬要把對方推倒而出盡了飲奶力似的；貨輪看來是敗的一方，開始了呻吟，搖擺不定的越來越顛簸。要命的是老天爺一絲也不憐惜這船亡命的苦命人，居然嘿嘿冷笑的撒下了雨珠，先是點點滴滴，好像要試探我們的承受力一樣；再來就如絲如網的從四面八方，直淋橫打斜掃的拚命將猙獰暴雨強潑到我們身上。 播音室高喊著封艙，印尼藉的水手們茫然的面對著艙面東一堆西一組的男女，艙底早已擠迫得無處再容身，如何能把這些都成了落湯雞的難民推下艙底去？因而、封艙的命令喊過也只好不了了之，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也該是共業之劫，能怨誰呢？ 一些奇怪的聲音開始響起，彷彿神秘海域中的某種傳染，在浪濤狠狠的襲擊下，風雨又如競賽輸贏似的拚命發出嚇人的怒吼聲。那種怪聲就在左右附近，沒有人留意，可當我的胃翻滾、喉嚨再也忍不住被迫張開，才在矇矓中知曉是嘔吐發出的可怕聲響。一口又一口的吐著，好像要將五臟六腑都嘔出來才會稱心如意。原先用過的食物經已成了殘渣餘滓，嘔光吐盡後，再來是苦水，是黃膽汁，是無可名狀糊糊的液體，也許就是內髒的臟物，是肉身即將腐爛前的徵兆？ 果真會傳染似的，身前身後，左右的難民，在抖動搖擺不定的硬要控制著身軀；往常文雅之人，再有教養的紳士淑女也好，最終敵不過風雨的催眠，一一張口暢快無比的大吐大嘔。污物殘羹噴到對方臉上，連說聲對不起的氣也沒有；對方同樣的動作下，並非故意的回報，也照樣狂嘔的吐到他臉頰去了。 浪聲嘲笑般如魑魅低吼，彷彿是海底無數水鬼要找替身，非要把這千餘條命弄到龍宮去不可？貨輪顛簸得東幌西擺，被拋上高高的浪尖上，剎那又順著下滑的波濤低低的跌進海水的中心；就這麼一上一下的猶若拋球似的搖動，似要把人的心掬掀而出。昏昏迷糊中，那份難受真非筆墨所可形容於萬一；不痛不癢，但在凄愴的知覺中，嗅到的是千萬種苦汁同時湧現的味道，天在旋海在轉，人像在飄渺的死陰道上徘徊。害怕的感覺消失了，被折騰中、只求那狂風那暴雨收收手，快快的回心轉意。不然、就讓一切趕早結束吧，縱然把鐵船吞噬了，也好讓大海回歸安靜溫柔美好的面貌。 誰說過暴雨不終夕？整船苦難的男女，能求的神祇能祈拜的菩薩能禱告的觀音、媽祖、如來和耶穌基督等等天界一眾全能之神、佛、天主，大家想必在心底在嘔吐折磨里在生死一線中都懇求過。而那暴戾的狂風和無情的豪雨依然不止不息，繼續肆虐呼嘯，好像這船老幼是這雨這風的宿世死仇般？非要讓我們受盡百般凌虐不可。 就如此這般的一整晚狂擊著、折騰吹打著，讓這千餘人死去活來的在極度恐懼的漫漫黑夜中等待死神的召喚。 妻在虛脫里仍然緊緊地摟著五歲的幼子、我朦朧暈眩中死命的抱緊八歲的女兒，其餘三個較大的子女與外公婆互相依靠，也都剩下了半條人命似的昏迷過去了。我也早已是到了泥菩薩自身難保的地步，心中凄涼無告的頓湧起無限的愧疚，對妻子兒女無法用我的生命去保護他們，真枉為人夫人父啊。雖然和妻子在逃難前早已抱著赴死之心，但孩子們何其無辜，他們難道就要追隨父母走上絕路嗎？ 迷迷糊糊里，鐵船彷彿也虛脫了，像鬧夠了脾氣的驢子，居然無聲無息的安靜了下來，不再搖晃亂動。也不知過了多久，那風那雨都累了、都困了，悄悄的收起了兇殘的嘴臉，隱入了空虛的雲層。 遠天顯現了曙色，掙扎著起身的我，奇蹟似的發現自己居然還好好的活著，那些被吐在身上的殘渣滓並無留存。女兒發出均勻的呼吸，她過度倦怠的沉沉睡了；悄悄張眼，內人恰恰也把眸光迎向我，她乏力的伸出手，我挪移過去，緊緊的握著她那冰冷的玉掌。心中百味雜陳，蒼天慈悲、可憐我們這千餘個落難人，沒有讓我們在黑夜裡成了深海魚群的糧食。夫妻默默對視，無言的感恩，我有哭的衝動，哭一家人哭整船人的再生。淚珠忍不住的滾下，是喜極而泣的淚水，希望這些淚水從此洗滌掃除了所有的災難吧！ 微曦中，在矇矓視線內的水面，飄浮著大小不一的木塊、有人驚叫著呼喊著，大家一下子都擁到船弦，彷彿覓寶般的用盡眼力去搜尋海面那些讓人心悸浮動的東西。貨輪也宛若不忍驚動四周幽魂似的放慢了航速。終於讓人的心揪得更痛更緊了，那是昨晚被發怒的海龍王吞噬去的一艘逃亡小漁船，從一片破木板上隱約可見的越文船名Vung Tau ( 頭頓 ) 而證實。不少人默默的向海面那些浮游雜物合十，為這船不幸罹難的難民們致哀。 晨曦的鮮艷色彩並無引起我的興趣，全身乏力的一如大病初癒者，肚子的餓蟲開始翻騰了；五個兒女也陸續起身，甲板上、艙底下再次的人聲沸騰，大家唏噓感慨不已。有了重生的喜悅，大難不死後，彼此間彷彿一下子都成了至親好友般的，人人臉上莫不旋開了璀璨笑容，或問候或互握或頷首傳遞了心意，開心的氣氛洋溢著整艘貨輪。 八天後正是中秋節、晚上鐵船進入了馬來西亞的海域，歡呼聲笑鬧聲鼓掌聲轟轟動動的迴響。許多人虔誠的伏在甲板上，恭敬向著那高掛夜空的美麗月姐跪拜，無非祈求平安，感恩終能到達了陸地。 遙望岸上萬家燈火、溫馨映照中，嫦娥並不垂憐這班無家可歸無國可容無寸土可立足的「孤兒」們；馬來西亞海軍兩艘軍艦用機關槍強迫著貨輪駛出公海，把凄涼的失望當成中秋節的「禮物」拋給我們。貨輪唯有無奈的再航向茫茫無涯的汪洋，徬徨的要為我們找一片棲身的陸地。 在第十三天的曦光里，驟然一聲震耳轟隆大響後，船觸礁了，前艙被海水衝進去，船身以三十度傾斜後再也動彈不得。 大家歡呼拍掌，終於可以登陸了，不論哪國的海軍也無法再驅趕我們啦。芬蘭籍的船長宣布我們到了印尼國境，還說這小島在航海圖上有個美麗的名字叫「平芝寶島」，要大家棄船上岸。 扶老抱幼的難民開心的下船涉水登陸，命撿回來，彼此額手稱慶，互相祝福，一片喜洋洋，猶如過節的心情。天大亮後，千餘人幾乎都上了岸，大家才知道老天和我們開了個要命的大玩笑。這個有著美麗名字靠近赤道的島嶼，居然是寸草不生絕無人煙的荒島，大人們一下子臉色都變白了，彷彿遇上鬼魅般，但郤已無路可退啦。 往後的日子，是無盡的煎熬，每天正午幾個時辰中定要在攝氏五、六十度的高溫受折磨。我們都將身體浸泡在海水裡，只留下頭顱在水面上呼吸，用以抵抗毒日頭的燒烤。 絕沒想到要在荒島上度過十七天最原始可怕的生活，而我們居然奇蹟的都存活而獲救了。當印尼七千噸海軍軍艦、把躑躅地獄門前的我們，從荒島上載往「丹容比娜」市的難民暫居中心時，我們彷彿還在夢中而不敢相信真的獲救了。 前後一個月逃亡、魂驚怒海的賭命經驗，往事歷歷在目；這麼多年，午夜夢回還經常會驚悸而醒。三兒明哲當年十歲，幸而沒有留下恐怖的記憶。他如何能明白我面對大洋的懼怕及二十餘年來被惡海夢魘不斷的糾纏呢？ 感謝兒子的孝心，我們想改去馬來西亞觀光；肯接受「禮物」、本來孝順的他自然尊重父母決定，翌日便為我們訂好七天沙巴游。他還自作聰明的發電子信給兄弟姐妹們，說南亞海嘯令雙親驚悸而不敢乘郵輪了呢。 二零二零年三月初秋修訂於墨爾本
座落於台中公園旁的瑞成書局創立已有109年，為台灣現存最老的書店。該書店歷時2年、斥千萬元裝潢後，於29日重新開業。70歲的董事長許欽鍾強調，「實體書店不能滅」，要讓讀者感受閱讀溫度，瑞成書局還要再延續下一個百年。 據自由時報報導，瑞成書局花2年時間，將1至4樓空間重新改裝，接受新時代的經營模式，空間寬敞明亮、增加「我的書房」閱讀區等貼心設計外，也加入複合式經營，增飄咖啡香，配合專業圖書路線。 據中央社報導，書店內部引進東方園林的意象，門片、牆面的設計塗上青白色的水墨畫作，山水、明月、輕舟的畫境與生活實境相輝映，雅緻靜謐。店內並增設「解憂室」，傳達書局以擺渡人的身分，協助尋找自我的旅人，可有靠岸暫歇的處所。 瑞成書局董事長許欽鍾說，民眾購書、閱讀習慣改變，實體書的銷售量下降5成之多，開書店早已是賠錢生意，但他篤信，無論時代如何改變，實體書有電子書無可取代的價值與閱讀深度、感受，「連書味都是實體書的獨特之處……瑞成書局要保存實體書店讓人與人接觸、交流的空間」。他還希望這個百年老店重新出發，能夠走出第2個100年。 瑞成書局由許克綏創辦，當年從台中市第一市場賣種子兼賣書起家。瑞成書局至今已有109年的歷史，是台灣最老的百年書店。第一代以保存漢學、弘揚佛法為主，交棒至第三代，定位為宗教、五術（山、醫、命、相、卜）、心靈、保健、人文的專業書店。
2019年6月4日，在一個柏林原東德國安部舊址舉行的討論會上，當年在東柏林抗議北京暴力鎮壓的兩名東德人，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 敘述者之一是當年東德的一名反對派人士舍恩菲爾德(Andreas Schonfelder)。他從80年代中期起就致力於東德的環保運動。1989年春天，他和許多東德民眾一樣，十分關心天安門廣場上示威者的命運，認為遙遠東方的年輕人反抗極權的舉動，有可能也為其他極權國家起到參考作用。 「六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要前往東柏林Prenzlauer Berg區，去參加音樂家約斯維希(Rex Joswig)的一個活動。約斯維希的樂隊在當時東德小有名氣，一個星期前剛剛因為在音樂會上號召全場觀眾為北京鎮壓的死難者默哀而被東德政府下令禁止演出。結果還在半路上，我們就被國安部拘捕了。我記得很清楚，審訊時，他們用恐嚇的口吻說，『真可惜，民主德國已經在幾年前廢除了死刑。』」 另一名當年東德的「異議人士」希爾斯貝格(Stephan Hilsberg)也講述了自己的六四經歷。他說，許多東德民眾都對官方媒體「堅決支持中國政府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口徑非常不滿，他們也都從西德廣播電視節目了解到北京發生了流血鎮壓。「關注了好幾個星期，結果卻是這樣，我們因此非常悲傷，同時也非常憤怒。當時我們有一點很明確：為了表示對中國年輕人團結的敬畏，我們決不能被東德政府的威脅所嚇倒。」 希爾斯貝格所在的教會在進行和平運動中擬就了一封抗議信，原計畫是由希爾斯貝格直接送到中國駐東柏林大使館。「不過，我駕車接近大使館時，就發現有便衣警察在抓捕像我一樣的年輕人，塞進卡車。我當然不想進監獄，於是沒有停車，而是駛離了中國使館，找了一個郵筒，把抗議信郵寄出去。」 他介紹說，當年六月，北京的流血事件發生後，大多數東德民眾都不知道自己國家的今後命運究竟如何。「我自己也很迷茫，只清楚一點：社會應該民主、開放，但是這絕不可能在執政的統一社會黨治下實現。同時我也明白，光靠抗議是不夠的，一定要有建設性的方案。」 舍恩菲爾德當年擔心，天安門廣場上的鎮壓，將會對東德的反對派形成重擊。「我當時就想：從現在起，局勢將會變得很艱難。我們倒不是擔心蘇聯會武裝干涉，我們最擔心的是東德當局會否採用所謂的『北京方案』。」 希爾斯貝格認為，東德政府沒有採用「北京方案」，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如一些東德高官在兩德統一後所宣稱的那樣，是因為害怕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就會在國際社會上遭到孤立，「這確實可以說是『北京方案』所帶來的教訓。但是這並非出於人道的考慮，而是因為理性的算計。畢竟當年東德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了。」 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歷史學家、漢學家余凱思(Klaus Muhlhahn)也參加了此次討論會。他認為，不論東德政府出於何種原因沒有採用「北京方案」，東德、乃至東歐的民眾，都受到了中國示威學生的鼓舞。「要是沒有這些抗議的中國年輕人，東歐民眾也許不會有那麼大的勇氣。」 舍恩菲爾德還呼籲，三十年後的今天，西方依然要警惕新型「北京模式」。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形態依然是六四鎮壓後的模式，而這種模式目前正在全球擴張。
圓明園被說成是人民的「恥辱」，每到危機時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問過許多人，當年英法聯軍以甚麼理由或者說是以甚麼借口燒毀圓明園，卻沒有多少人答得上來，人們想當然的認為：帝國主義對外擴張血與火的本性決定了他們所到之處的野蠻行徑。不過，難以想像的是，當英國及法國的道德水準只是停留在燒殺搶掠層次之上的時候，他們怎麼可能創造出空前繁榮的物質文明；如果他們真的只是像那些當年燒毀羅馬的野蠻人一樣隨便在北京放火，很難想像在他們中間竟會產生出幾乎是不可盡數的思想大師，深刻影響著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 我注意到，對於英法聯軍當年用於焚燒圓明園的借口，被小心翼翼的掩蓋起來，似乎其中真有甚麼難言之隱。十多年前有一場火爆的電影，片名就叫《火燒圓明園》，裡面的英國人莫名其妙就把圓明園給燒了。其實，對於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的可恥借口，完全可以公開予以揭露，他們用以掩飾其滔天罪行的所謂理由，應該予以堅決駁斥。但在中國的歷史著作當中，對此居然諱莫如深，最多也就只用幾個字提及，一掠而過，好像是害怕泄露甚麼國家機密。當人們對事情經過知之甚少時，怎麼就可以發表那麼多的感慨。 被人們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那場戰爭，借用塞繆爾．亨廷頓的話來說，本質上是一場文明的衝突。當時滿清政府與英法兩國激烈交涉的主要焦點是「公使駐京」一項，皇帝曾提出以向西方商人全免關稅等更多優惠來換取英法兩國取消「公使駐京」的要求。 在解釋這些史實時，需要從中國傳統的「天下一統」觀念談起，按照這一觀念，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皇帝為天下共主，所有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所有人見到皇帝都必須磕頭表示臣服。 但按照西方外交模式，公使駐京必然導致覲見皇上，基於他們國家之間一律平等的理由拒絕接受磕頭這樣的禮節，而對皇上不行跪拜之禮將在事實上促使「天下一統」觀念的破產。 因此，拒絕公使駐京，就成了皇帝維護其磕頭外交的第一道防線。之後，皇帝又在「親遞國書」條文上設置了第二道防線，即使西方公使駐京，但不「親遞國書」，皇帝也不用與他們照面，自然不會涉及到磕頭與否的問題。 就在北京附近通州談判的最後關頭，英方在照會中堅持要向皇帝親遞國書，這樣就把磕頭問題直接端上了談判桌。英方毫不理解磕頭一事維繫著滿清政府統治合法性的公開證明，就像皇帝弄不明白選票就是西方政府合法統治的公開證明一樣。他們反而懷疑皇帝拒不接受國書裡面包藏著巨大的陰謀，更加頑固堅持要親遞國書。 對於導致通州談判破裂的直接原因 「親遞國書」一項，直到戰後，滿清政府才明白過來，這只是西方各國的通常作法，並沒有特別要為難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聯軍雖然在談判中堅持要親遞國書，卻並沒有打算為此事開戰。雙方背後都沒有陰謀。如此看來，這場戰爭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頭外交」的滿清政府與奉行國際法準則的英法兩國在國與國之間行為方式上的衝突，這兩種行為方式又根植於「天下一統」和「國家平等」這兩套絕不相容的觀念之中，在它們的後面，則是由不同文明所構成的知識背景。正是這種文明的差異，使得雙方對於對方行為完全無法理解，只能按所謂「利益分析法」去猜測對方的動機與目的，最後得出錯誤的結論。 當英方代表在中國沿海遞交信件，要求與中方談判，結果被推至廣州，英方自然感到被戲弄一場。 通州談判破裂之後，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方當場拘禁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使團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給巴夏禮等人定下「叛亂」的罪名，當時的清政府根本沒有把英國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們仍然認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滿清王朝的屬國，因此，滿清政府對英法開戰則被理直氣壯的宣布為「剿夷」、「討逆」。 那些被逮捕的英法談判代表則被解押到北京交刑部審問。據一個當時被監禁的英國外交官後來回憶： 沉重的監獄大門被打開，我被帶了進去，大門在我身後又轟隆隆的關上。這時，我發現自己是在一群大約七八十個外表粗野的囚犯之中，像在中國的監獄裡通常所能見到的那樣，這些囚犯受疾病和不衛生的環境影響，多數都極富攻擊性。他們自然都帶了焦慮的神情瞪視著我這新來者。 獄卒們把我放在一塊囚犯睡覺用的墊起來的鋪板上，並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鐵鏈把我牢牢拴在頭頂上的樑柱上。這根鐵鏈既長又重，先從脖頸繞一圈，並固定在雙腳上，雙手被兩條交叉的鐵鏈和手銬緊緊捆住，雙腳也是一樣。 這裡所關押的囚犯中，絕大部分都是犯有重罪的社會下層人物，包括殺人犯和夜間竊盜犯。監獄內的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犯人們面容憔悴，體弱多病，經常有被囚身亡者。 這些西方外交官在監獄中還受到了殘酷的心理折磨，滿清政府通知巴夏禮等人，他們將被立即處死，給兩小時寫遺書。待巴夏禮等人寫完遺書之後，又說將處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沒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對於已被宣布死刑的人來說，心理壓力也越來越大。滿清政府對他們施加巨大心理壓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們屈服之後再在獄中與之重開談判。 儘管巴夏禮等人最後並沒有被處死，但一個月後當滿清政府被迫釋放他們的時候，在被監禁的39人當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來。英法兩國被徹底激怒，可以說是怒不可遏，為了報復，英國專使額爾金準備燒毀紫禁城，後來為了照顧滿清王朝臉面，才另外選擇了圓明園。1860年10月18日，英軍第一師約3500人奉命放火焚燒了圓明園。 對於當時的咸豐皇帝來說，圓明園被焚毀是他個人的屈辱，他生於斯、長於斯，一直把它看著是和紫禁城一樣的聖地。當他聽到圓明園被焚毀的噩耗之後，當場口吐鮮血，舊病複發，一年不到就死於熱河。 皇帝的屈辱後來也被說成是人民的屈辱，圓明園成了人民和國家屈辱的象徵，真是天大的笑話。 皇帝的遭遇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西方公使向皇帝磕頭或不向皇帝磕頭與中國人民有何相干？ 咸豐四年，西洋通商國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約的修改。彼時中國稍為通融，對方就可滿意。清廷拒絕一切，偏信主張外交強硬論的葉名琛。葉氏反於全國糜爛的時候，因二件小事給英、法興師問罪的口實。咸豐時代與民國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區別呢？不僅是民國，今天我們也可以同樣自問，我們現在的所謂民意與咸豐時代又有多大區別呢？ 在對圓明園被焚毀經過有了一個大致上的了解之後，我們的義憤填膺就不只是指向英法兩國了。皇帝拘禁、虐殺英法外交官的行徑，不僅違反西方的國際法，也同樣違反中國自古以來「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行為準則，即使這一準則在中國幾乎沒有多少人遵守。額爾金勛爵在中國，最痛恨那些 「把這一古老文明踐踏在腳下的人」，由他來下令焚毀圓明園，不啻是歷史的悲劇。 後人在討論圓明園這場災難時，對英法聯軍放火報復的憤怒譴責與對專制制度野蠻暴行的有意隱瞞構成鮮明的對比，正是通過如此處理，圓明園才能在政治動員中發揮出巨大作用，除一般的激起狂熱情緒之外，還能把社會輿論導向現實政治所需要的主題。 （來源：看中國網，有刪減）
在故宮裡面開了兩天會，是關於故宮國寶南遷的歷史研討。抗戰時故宮國寶南遷，第一批第一站就是運到長沙，存放在湖南大學圖書館。我的報告就是「故宮國寶南遷與湖南大學」。 這次故宮會議上我還搞清楚了一個我過去一直關注，但苦於沒有材料而一直沒搞清的一件事—日本人佔領北京八年，故宮裡發生了甚麼事情？至少建築沒有被燒，但是是否發生了搶劫？實際情況是故宮裡沒有發生甚麼事，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條。故宮國寶南遷是選擇了精品遷走，並沒有全部遷走，因為太多。留下來的也仍然可以說是滿地金銀。但是日本人確實沒有搶劫故宮。而且1942年還完成了過去一直未完成的故宮文物大清點。準確記載的搶奪是在1944年，戰爭進入最後階段了，日本比較艱難了，發起「獻銅運動」（像我們大鍊鋼鐵的時候一樣）。這時就強行搶奪了故宮中66口大銅缸、91具銅燈亭、4尊銅炮，而且搶奪的銅缸還是「無款識」的。這真是讓人驚奇。而且更讓人驚奇的是，還有很多故宮文物淪陷在了南京（1931年9.18事變後就從北京運到了南京），也都安然無恙。其中最重要的，被故宮人稱為「二十五寶」的25枚皇帝御璽，也都得到完好保存。而且日本人佔領南京期間還曾把「二十五寶」拿出來展覽過，但他們並未拿走。 我無意為帝國主義侵略開脫責任，說這些只是想要實事求是地說出真正的歷史，不要帶著感情去編造歷史。不僅日本人佔領北京，當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的時候，故宮也沒有被搶被燒。唯獨當年英法聯軍對圓明園下手，說實話那也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惹的禍。人家派出外交使團來談判，我們卻把他們抓起來當犯人一樣折磨，甚至比犯人都不如。39個外交官和記者，被捆起來放在太陽下暴晒，不給吃不給喝，屎尿都在身上，傷口化膿生了蛆…… 這樣的非人折磨怎不讓人恨到骨子裡。人家兵臨城下要你交人，39個人質交出來只剩下18個，21人被活活折磨致死（不是殺死），其中一個《泰晤士報》記者，交出來的屍體被砍成了七八大塊。發生這樣的事，人家怎麼不把你中國人當野蠻民族看？稍有文明水平的人也不會幹出這種事來。曾國藩都說僧帥（僧格林沁）惹出這種禍來，應該自裁謝罪。而我們很多書中還以歌頌的口吻讚揚僧格林沁。這種事只有缺乏教養的野蠻民族才幹得出來，而我們卻報以歌頌讚揚。就是這個僧格林沁，抓人家外交談判的文人那麼輕鬆那麼起勁，而在北京城外真正遇到英法聯軍卻一觸即潰作鳥獸散！這種人還有人把他稱作英雄！虧得我們中國還有那麼多人喜歡讀武俠書，連最基本的武俠精神都不懂！ 英法聯軍選擇圓明園就是因為這件事發生在圓明園，他們明確說要報復。不然怎麼不選擇故宮？還有北海、中南海、頤和園等，這些地方都是遍地金銀。 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也說了，他去訪問英法等國的博物館的時候自己感到很驕傲，因為故宮沒有受過戰爭損失，裡面保存的全是真東西。不像英法等其他博物館，很多都在戰爭中損失了，展出的是複製品。他明確說到故宮600年未受戰爭搶劫的禍害，而這中間北京三次被外國佔領，一次英法聯軍（就是圓明園那次），一次八國聯軍，一次日本人，而且日本人佔領了八年。 居然故宮文物完好無損，這是我們過去的宣傳教育中可從來沒有說過！總說歐美日本的博物館裡展出的中國文物都是搶去的。這次在故宮會議上不只是故宮博物院的人，還有國家博物館、國家檔案館的人都一再說明，過去凡國家保存的文物根本不是社會上流傳的那樣被搶劫、被拍賣、流失海外，根本沒有。抗戰時故宮文物南遷運走的只是精選的一小部分，留在故宮裡的還有100多萬件。100多萬！這可不是小數字。這是故宮文物保管處梁金生處長親口說的，他是故宮「大內總管」，親自主持完成了故宮文物清點工作。今天流失海外的數以萬計的中國文物，多數都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盜賣出去的，或者是正常途徑買賣的。 我們的宣傳教育應該客觀，應該實事求是，不要為了仇恨帝國主義就編造一些子虛烏有事來。這些都是將來無法向歷史交代的。 （編者註：此文在原髮網站網易已經變成了「本文已被刪除或者不存在」）。
希特勒納粹德國的歷史告訴世人，國家的崛起，也有可能變成獨裁者冒險的本錢。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駕馭得當，就會害人害己，面目可猙。 1945年4月30日，56歲的希特勒自殺。5月7日，存在了十二年四個月的第三帝國，簽下了無條件投降書。5月8日午夜，鏖戰了五年八個月零七天的歐洲迎來了和平。炮火和轟炸停止了，但歐洲已是斷垣殘壁。這對六十年後熱愛和平和自由的人來說，依然是一場揮之不去的夢魘。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歷史上可怕的人物。」一位當代的德國歷史學家如是說。然而納粹德國給世界帶來六十年前的那場浩劫，卻不僅僅是因為希特勒品性的緣故。 納粹黨曾是德國的希望與驕傲 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納粹黨從在野黨一躍而成了德國主要的執政黨。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是在危機中執掌大權的。 那時候的德國經濟幾乎陷於停頓狀態，失業人數高達600萬，如果加上400萬臨時工，算上家屬，德國6600萬人口中，幾乎一半在飢餓和貧困線上掙扎。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廣播電台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聲稱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農民，維持給養和生存基礎！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業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全面進攻！」這不僅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號，事實上，通過納粹當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國失業率僅1.3%，而同時美國失業率為1.89%，英國為8.1%，比利時為8.7%，荷蘭為9.9%。用納粹黨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創造了「消滅失業的經濟奇蹟」。 在著力解決就業問題的同時，納粹德國也高度重視社會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說過，「用警察、機關槍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單獨維持統治」。這不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實踐。希特勒上台後大力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增加和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擴大了職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勞動陣線在療養勝地魯根島等地，修建了一批療養院和旅館，建造「力量來自歡樂」旅遊船。僅1937年1年內，全德約有1000萬人參加力量來自歡樂的休假旅遊，「一時間納粹報刊、電台和電影廣為宣傳過去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遊，現在納粹德國的工人也成為可能。」德國還通過勞動美化活動來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聲稱，德國要實現「每個德意志職工擁有一輛小汽車」。納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經濟發展而言，從1932年到1937年，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納粹創造了德國經濟恢復的奇蹟。 這一切無疑使人們在心理上得到一種滿足，從而「把對法西斯制度發泄道德憤怒的政治活動餘地，減少到最低程度」。民眾生活的改善，加上媒體的大肆宣傳和對其他聲音以及信息源的封鎖，使得人們產生了社會地位提高的錯覺，渙散了民眾內部對法西斯統治的抵抗情緒和抵制力量，而且也擴大下層民眾對它在政治上持順從和支持態度。 希特勒的執政經歷表明，獨裁統治可不是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面目可猙。 僅僅用了5年時間 德國再次成為歐洲強國 1936年柏林奧運會也成為了德國政治宣傳的工具。希特勒親自擔任柏林奧委會大會總裁，他下令建了一座能容納10萬人的運動場，建了一個可容納2萬名觀眾的游泳池，並修建了比洛杉磯奧運會還要豪華的奧運村，而且大肆宣傳德國的「繁榮與昌盛」。1936年8月1日，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堪稱歷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奧運會。在這次奧運會上，德國獲金牌33枚、銀牌26枚、銅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體育政治和體育民族主義的狂熱，被希特勒發揮得淋漓盡致。希特勒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和平政治家的形象，但在這一年，他在一份秘密備忘錄里要求，「德國軍隊必須在四年內具有作戰的能力。德國的經濟必須在四年內具有進行戰爭的能力。」 根據1919年6月28日的凡爾賽和約，德國一共喪失了擁有7,325,000人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國土，德國國防軍減少到10萬人，而且只能用於維護德國內部秩序和執行邊防警察任務。凡爾賽和約禁止實行義務兵役制，不準有任何空軍武器。 1935年，德國實行陸軍普遍徵兵制，並正式成立空軍，接著又大造軍艦和潛艇。國際聯盟對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的行為只是口頭上抗議，沒有誰準備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擴軍備戰。希特勒僅用短短的幾年時間，就使德國的空軍力量超過英國，陸軍力量超過法國，成為歐洲軍力最強大的國家。德國再次成為歐洲強國。 戰前，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使德國在戰敗的陰影中迅速崛起，而這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實現的。 希特勒稱霸世界的野心無人能阻擋 1939年3月15日，德軍佔領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壽，德國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典禮。所有各兵種的軍旗都集中起來組成了一個「軍旗營」，這麼多的軍旗都向希特勒前傾致敬。古德里安就說：「他的事業到這個時候可以說已經登峰造極。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適可而止的道理呢？當時的情況已具極度的爆炸性。」但希特勒不想止步，德國這時已經沒有人和力量能夠迫使他止步。 作為個人，希特勒是個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煙。就連古德里安也說，「從個人方面來說，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純潔，很值得人敬佩的。」但希特勒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權在握的絕對領袖，是否素食，是否喝酒抽煙，都是細枝末節。他可以不喜歡在個人生活上過多花納稅人的錢或者其他甚麼的，但他不怕多流納稅人的血。那時的德國自己已經不能遏制希特勒的瘋狂，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在德國已經建立起了讓德國人俯首帖耳的極權體制。 獨裁者的意志就是法律 「元首永遠是正確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希特勒和古代獨裁者一樣，他不僅要控制國家、土地和人民的肉體，還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 納粹讓孩子從小就接受納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年隊」、「希特勒青年團」、「德國少女聯盟」等組織，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齡都囊括進去，組織起來了，從而培養出符合納粹精神的新人。第三帝國的指導性口號是：「元首命令，我們緊跟！」德國人民必須聽希特勒的話，跟納粹黨走。1933年3月，德國政府成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戈培爾出任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他強調，大眾傳媒絕對是納粹黨的工具，任務是向民眾解釋納粹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納粹主義思想改造德國人民。他聲稱宣傳者的背後應該豎著一把劍。納粹當局迫害和驅逐「製造和傳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一點也不客氣。1938年8月，德國政府公布了第一批被革除國籍、成為不受法律保護者的名單。到1938年底，共有84批、大約5000名科學文化人士被迫流亡國外。 戈培爾有句講宣傳工作的名言：「即使是一個簡單的謊話，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可是謊言畢竟是謊言。為了維護謊言，除了繼續說謊之外，密探、監獄和死刑，總是納粹極權政治的孿生兄弟。可以說希特勒的監控體系卓有成效，比如黨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建立了周詳的檔案系統，為每一個可能的敵人設立案卷。德國的猶太人和那些無論是思想或者行動上否定納粹主義的人，不管你是共產黨人還是社會民主黨人，或者是和平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都不得不生活在納粹的密探、警察和集中營的恐怖之下。比如，大學生里的志願情報員會定期上交聽課筆記，這樣一來，大學老師的政治態度，也就在黨衛隊保安處和蓋世太保的掌握之中了。如此環境，老師上課自然也就會傾向於跟納粹黨和希特勒保持一致了，而希特勒的鎮壓體系也從來沒有吃白飯。據估計，1933～1938年，納粹人民法庭和特別法庭共判處34萬人長達100萬年的監禁；1939～1945年，納粹軍事法庭判處國防軍官兵25,000人死刑。在集中營被殺害的估計有1100萬人（包括佔領區），另外遭受殘酷摧殘的大約1800萬人。 在這樣的監控和鎮壓體系之下，所有的反抗和異議活動都面臨致命的危險。於是乎，對希特勒統治所表現出來的狂熱，最後很難分清是出於恐懼，還是出於真心。這個國家在獨裁者和納粹黨面前只會大聲說是，在世界面前大聲說不。 1940年6月，希特勒在埃菲爾鐵塔。（圖片來源：HarwoodKeystone/Getty Images） 納粹黨高於一切的時代 1938年之後，納粹德國政府內閣就再也沒有開過一次會議。部長都是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單獨工作。甚至連部長也常常是從報紙廣播中才知道「德國政府」做出了甚麼決定，或者頒布了甚麼法令。在政府機構之外，設置了一個與政府機構平行的納粹黨的機構。希特勒的口號是：「政府並不控制黨，而黨卻控制政府。」就連後來成為戰爭罪犯的古德里安在回憶錄里也說：「於是就發生了一種不正常的現象，行政權轉到了黨的手裡，一切實權操在黨委的手中。」黨老爺成了實權派。國會形同虛設，由於議員開會只是高唱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和納粹黨黨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此外沒有任何發言辯論，被稱為「昂貴的合唱團」。授權法案的規定，使得希特勒的命令具有和法律平等的權力。 當然，納粹德國也沒有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的相互制約了。用納粹的話來說，就是「國內不再有黨爭」。希特勒在1933年7月14日頒布《禁止組織新政黨法》，不僅取締了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而且解散了包括天主教中央黨和民族人民黨在內的一切政黨，而且納粹黨是「德國唯一的政黨」。這年12月1日頒布的黨和國家統一法，確立了納粹黨在德國至高無上的地位。既然沒有了在野黨，也就無所謂執政黨了，納粹成為了德國一黨專政的統治黨。希特勒在1934年9月的納粹黨黨代會上說：「黨是指揮國家的。不是國家指揮我們，而是我們指揮國家。」1937年1月25日頒布的《文職人員法》規定，今後政府官員必須由納粹黨員擔任，思想上真正信仰民族社會主義，無條件支持納粹的政治目標，政府官員必須同黨的幹部一樣宣誓效忠希特勒。1939年後，納粹黨籍成為當官的先決條件。希特勒在德國實現了黨國一體。 軍隊絕對服從於黨 曾經「戰無不勝」 與此同時，不斷強大起來的德國軍隊也成了納粹黨的軍隊，成了希特勒的軍隊。德國國防軍被黨化，成了希特勒的私家軍。軍隊不是忠於國家，而是忠於納粹黨，忠於希特勒。1932年2月，國防部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勃洛姆貝格下令軍人一律佩帶萬字標誌的軍鷹徽，1934年8月，他安排全體德國國防軍官兵宣誓：「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聖的宣誓：我將無條件地服從德國國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作為一個勇敢的軍人，願意在任何時候為實行此誓言不惜犧牲生命。」1944年3月，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隆美爾和一些積極的陸軍元帥又在給希特勒的第二份效忠書上親自簽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了二百萬士兵，但其中只有十位將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卻是另一番表現。英國歷史學家戴維．歐文這樣寫道：「實事求是地說，有數以百計的將軍就是由於他們盲目地服從自己的誓言，不顧顯然無望的局勢而在戰鬥中送命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希特勒挑起了戰爭。希特勒掌握著德國的方向盤，就是開向懸崖，德國也無人能夠阻止。除了去世、謀殺、政變，沒有甚麼東西能夠使希特勒下台。納粹德國沒有改弦易轍的內部機制。希特勒想要大炮不要黃油，他可以使德國人都不要黃油而只要大炮。這種制度是一條道走到黑的制度。這樣一個國家，就是想不瘋狂，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當然，德國發動戰爭之初的流血征服，也確實讓多數德國人興奮了一陣子。德國軍隊只花了五個星期的工夫，就開進了夙敵法國的首都巴黎，比俾斯麥打敗法國拿破崙三世、進逼巴黎的時間還要短。1940年6月22日，法國簽署了投降書。在同一節火車車廂里，1918年11月11日，德國曾簽署了戰敗的停戰協定。在現在的德國看來，這自然是「洗刷凡爾賽恥辱」的成就。希特勒被當成「所有時代的最偉大的統帥」而得到德國人的歡呼。再想想看，自從1939年9月戰爭爆發，直到1942年11月英美軍隊在北非的阿拉曼戰役中大敗德軍之前，英國軍隊可是戰無不敗。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裡，希特勒的德國是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在一般民眾的眼裡，這都是德國揚眉吐氣的有力證據。 希特勒的滅亡留給世界一個教訓 但是，德國緊接著就是大難臨頭。1943年2月，德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慘敗。這成了戰爭的轉折點。從此德國軍隊開始全線退卻，可它依然在大談「最終勝利」，真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最後，希特勒重複了威廉二世的悲劇。希特勒發動戰爭非但沒有拓展德國的「生存空間」，反而喪失了領土，德國還被一分為二。當然，希特勒本人最後一刻也沒有屈服，可1945年德國的城市卻躺在一片瓦礫之下。英國工黨政府在給下議院的一份報告中稱，柏林的瓦礫即使每天清除100噸，也要30年才能清除乾淨。而根據《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報導，擁有43萬人的德國杜塞爾多夫市這年冬天定量供應的衣服，只有26套男裝，15套童裝，33件成人外衣和兩條毛巾。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德國的歷史告訴世人，國家的崛起，也有可能變成獨裁者冒險的本錢。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駕馭得當，就會害人害己。德國在短短几十年的時間裡出現兩次這樣的悲劇。從1871年1月18日俾斯麥在凡爾賽宣布德意志帝國的誕生，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裡，1914年的德國已經成為歐洲軍事和經濟最強大的國家。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苦心經營獲得的是崩潰、廢墟和死亡，它不但沒有得到「陽光下的地盤」，倒是丟掉了東普魯士和阿爾薩斯、洛林。1930年4月3日，德國的一份報紙就這樣寫道：「戰前德國曾有540,858平方公里疆土……如今已減到472,082平方公里。」 希特勒重複了威廉二世的悲劇。納粹德國的崛起，成了一種危險，一種具有世界影響的危險。鮮花結出了苦果。除了國際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之外，僅就德國內部而言，缺乏有效制約希特勒濫用國力的機制，是德國崛起成了世界性禍害的重要原因。 德國的歷史表明，國家需要發展，但為了發展崛起不能不擇手段。否則，富強一旦成了簡單的無條件追求，那不但是一種國內危險，也是一種世界性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