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决赛中场秀，中国却在看广告：世界杯转播为何总是「特殊处理」
2026 年 7 月 21 日
朝鲜、苏联、中国……许多红色国家的“二号人物”风光一时，下场如何？集体悲催。 老二，在家庭排行中或许最为不堪，一方面听老大的，年龄甚至就差一两岁，还要照顾小的。反映在专制社会政坛上，一方面积极效忠领袖，一方面安抚众生，一旦稍有差错，从王侯哪怕是国家主席，也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2013年12月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平壤举行，会议宣布张成泽一伙有反党反革命行为，解除其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朝中社的报道说，最近党内的“异色分子”在继承主体革命事业的重大历史时期企图废除党的唯一领导体制，通过派别阴谋扩大自己势力，对党提出挑战。笔者发现，除掉他的理由让全体朝鲜人民不得不服，那就是“张成泽滥用职权，生活腐化堕落，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在高级餐厅大吃大喝。在思想上放松，吸食毒品，利用去外国治病机会用外汇进行赌博”。 张成泽为朝鲜“二号人物”，今年67岁，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人民军大将军衔。张成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二号人物的命运十分相似，曾经一人之下亿人之上，最后锒铛入狱，甚至更为凄惨。 那么苏联呢？好多政军要员被斯大林清洗掉了，不乏苏联前二号人物被执行枪决。斯大林是当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是一号自不必说，在二战时期担任国家元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是加里宁，担任政府首脑的是莫洛托夫（苏德战争爆发前，卫国战争开始后由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首脑），而且莫洛托夫长期担任苏联的外交部长，所以加里宁和莫洛托夫是当时苏联的二、三号人物。这两人也算善终，也归于他俩听话。 贝利亚曾是斯大林身边最亲近的人。但是，斯大林死后贝利亚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贝利亚1938～1945年一直担任苏联政府重要职位，几乎控制了国防工业的重要部门，特别是核武器制造部门。1953年，贝利亚被指控为英国担任间谍，企图颠覆苏联。同年12月23日，贝利亚被判处死刑。 笔者发现，据悉，斯大林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贝利亚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批判个人崇拜问题，停止了对斯大林的歌颂，不再用领袖画像来装饰游行者的纵队和各种建筑物，共有1,201,738人获得大赦，另有40万人的案子停止了侦查。这些方案引起斯大林党羽的震怒，铲除了贝利亚。 中国也曾有“二号人物”。井冈山时期“朱毛二人转”，朱德老二，为人实在，辅佐毛泽东一心一意，也算善终。此后二号人物命运不堪。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刘少奇跻身中央核心领导层，并奠定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此之谓刘少奇在延安的崛起。 鉴于苏联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身后批判斯大林的教训，刘少奇被看作是潜在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并以防止修正主义为名，发动文革。刘少奇于是成为文革的第一号对象——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10月17日被押送到河南开封一座监狱“监护”，拒绝为其提供一切必需的医疗条件。11月12日凌晨四时，刘少奇因病不准医治去世，终年71岁，头发一尺多长。 刘死后，林彪坐上第二把椅子，林彪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59年9月任国防部长，随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务工作。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叛国出逃，坠机身亡。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说：“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 （全文转自网络）
紫阳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他的早年实际上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紫阳他本身怎么走过来的，我真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紫阳有两件事情大彻大悟。 一件事情，他说，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彻大悟。很多人都讲同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大彻大悟。紫阳怎么说文化大革命大彻大悟呢？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当广东省委书记，人家斗我斗得很凶，而且斗得不讲道理，为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我们斗别人也斗得很凶，也斗得不讲道理。 我觉得在很多领导干部当中是没有这个想法的。紫阳讲，人家为什么斗得那么凶，斗得那么不讲道理，斗得我很委屈？他说，我们自己斗人家那么凶，那么不讲道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想法，但是在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嘴巴里说出来，我听了以后非常惊讶。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在一次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鲍彤曾说：胡耀邦的反思是平凡冤假错案，这非常了不起，但是紫阳的反思是彻底的。赵紫阳说：“我们党的基本理论有问题，我们党的斗争哲学是错误的。”他从根上看到了党的路线、党的工作方法一贯是左的错误，这就是他大彻大悟的基础。 鲍彤还说，很多文革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很多老干部认为造反派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他们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迫害。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是造反派的罪恶。 赵紫阳说：“不对，斗老干部的造反派也是受害者，全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都变成兽性了，这还不是受害者？最后毛泽东的老婆也成了受害者，变成了反革命。弄到最后，他自己（毛泽东）也是受害者。他怎么是受害者？因为他变成了反革命家属。全中国人，当时10亿人，包括毛泽东，都是受害者，都是党的理论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是根据党的理论造反的。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从党的基本理论上解决起。”这是紫阳文革后的大彻大悟，他找到了根源。 赵紫阳的老部下、《炎黄春秋》杂志前社长杜导正也曾撰文说：“紫阳说过，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赵紫阳并不消极”，但是文革十年让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 再一次大彻大悟，我想是他下台以后，关在屋子里面，看这个世界，读一点书，想一点问题。他想了一个事情，我们不是共产党吗？我们共产党不是要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改造一下自己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想法。但是呢，在很多领导人里面，大概活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这两个问题。紫阳考虑这两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考虑，这是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紫阳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种，怎么说呢，农业要弄上去，怎样做？农民自主权。经济要弄上去，紫阳说企业自主权。电影要谁来审查？由观众去审查，由观众去评论。案件应该怎么办？紫阳说，由检察官去侦查，由法院去判案。碰到了社会矛盾怎么办？应该由社会群体来协商对话。我看紫阳碰到问题就是这样的解决——公民的权利，人民的主动。从毛泽东以来一贯的一个想法就是任何问题由党领导，由党决定，听党命令，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紫阳说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主体是人，是这个社会的公民。 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习仲勋说中国就是要立一个法来保护不同意见，使我肃然起敬，我认为这抓住了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看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也心情愉快了，也没有恐惧了，政府言路也开通了，民情也能上达了，领导也不会昏头昏脑了，我看中国政治就清明了。一句话，只要能够保护不同意见，中国一切问题通通解决。所以我对习仲勋老人是钦佩的。我觉得他这一句话，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比人家千言万语还好。 我看建党百年的第一件事，应该说向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如果敲锣打鼓，说我杀了多少人，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我想习仲勋同志是大概不会高兴的，不会赞成的。我想一想如果习仲勋老先生现在还活着，他一定会说，要忏悔，要改正，要从此不再杀人。 赵紫阳，1919年生人，中国前总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改革派领导人，1989年北京发生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抗议示威，他因反对镇压、反对出动军队戒严而被撤职并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中国官方至今禁止民众公开纪念他。 鲍彤，1932年生，浙江海宁人。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发生抗议示威期间，鲍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在中共当时实际上的领导人邓小平提出要调遣军队镇压和平息抗议之际，鲍彤支持赵紫阳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并采取实际行动指令中国媒体宣示这一主张。在中共最高当局6月3日开始实施镇压一个星期前，鲍彤被秘密逮捕。当年7月，他被判刑七年，罪名是泄露国家秘密和反革命宣传煽动。刑满释放后，他长期被软禁。 鲍彤认为，在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尽管赵并非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仍竭尽所能全力推进中国走向法治和政治自由。因此，那段时间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政治上最自由的时期，那时没有一个人因言获罪受到刑事处罚。 在鲍彤看来，赵紫阳思想开明是因为他是中共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中罕见的思想认真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人。那些少见的对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有反思能力并有认真反思的人也包括习仲勋，即当今中共领袖习近平的父亲。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干部子弟。文革的时候大家不都把家里的照片烧掉嘛。这些干部都怕万一自己倒霉了去连累其他的朋友。我帮我妈妈烧照片时，发现一张照片，咦，我说，这不是江青嘛，那抱着的小孩是谁？我妈说，那不就是你嘛。我说，你怎么认识江青的？我妈说，那时候两家是邻居。她跟江青又都是青岛老乡。她们俩的关系开始的时候很不错，但是后来关系也不好了，还特别跟我说：“咱们家遇到任何灾难，你不要去找她。” 我妈在这方面的看法其实要比我父亲更早。她很早的时候就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很有看法了。196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还没公开翻脸，但是在党内已经传达了。我妈妈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企业的党委书记。她就在公开大会上提前讲了这件事儿了。因为还没有公开这件事，只是在党内传达，所以她就等于是犯了错误。一下子把她贬为普通工人，就是党委书记一撸到底。从那个时候她可能就开始怀疑这个共产党。她应该比我父亲更早的觉悟到共产党就是一个大骗局。 因为是干部子弟，生活条件比一般老百姓要好一些，上的学校也比一般老百姓要好。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从小在学校受的教育就是共产党怎么怎么好；老百姓怎么怎么拥护；老百姓生活的多么幸福；台湾的人民都在吃香蕉皮；美国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等等。当时确实满脑子都是这些教育观念。所以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很多人都参加了红卫兵，保卫毛主席，保卫共产党，热情很高。那真是死了都不怕那样子。 我第一次产生怀疑呢，是那时候大串连。我们是最早串连的嘛，那时候还没大规模串连，就坐普通的列车，跟普通的旅客都混在一起，往西北去。走到甘肃定远那一带，过了天水以后那里，在一个临时停车的站，我就把头伸出来，因为当时在天水买的烧饼没法吃，杂和面儿的，特别难吃，我就想把那个烧饼给要饭的。 我当时吓了一跳，我面前一个要饭的，17、18岁一个女孩儿，根本就没穿衣服。身上黑的，都是脏的东西，拉着可能是她弟弟，披着个麻袋。我当时就非常震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对面坐了一个可能是外出办事人员。他说，哎呀，这种情况很普遍啦，在这种穷地方，你花十块钱就能买这么一个姑娘。我当时对这些情况就不能理解，非常震惊。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当时在学校里受的那些教育。共产党真的这么好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编注：1966年12月，大批中共高级官员受到文革冲击之时，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成立了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想保护自己的父母。他们还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不出一个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00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逮捕。】 文革中后期为了躲避公安部的追踪，我逃到乡下我们老家去了。我们老家其实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就是在（安徽）巢湖周围，自古以来兵和粮食都特别多的地方。后来我居然发现，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在大跃进的时候饿死了一半的人口。我们那个村子旁边就饿死了一半人。我们那个村子呢，我们的亲戚壮着胆儿把公家的粮食给分了，他差点被判刑。因为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就没给他判刑，只给他开除党籍。 我在当地做了一些调查，我说那个时候都是怎么活过来的。人们说，那个时候连老鼠都被吃光了，老鼠窝全都被挖了，然后就开始吃人。我说还有这种事儿啊，吃人啊？人说你看旁边有个村子，离我们可能有两三里的路程，全是土墙。都八年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是68年，大饥荒过去八年了，还没有人活着回来，等于说那个村子全部都饿死掉了。从此我就对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对共产党产生彻底了解可能是在我当兵以后，那时候接触全国各地的人，我发现我们老家饿死人的状况啊，不仅仅是那一块地方，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只不过一些穷困地区的人，历史上就知道怎么度荒年。他们知道挖野菜、挖树根，死的人可能还没那么多。而我老家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没有说吃不饱的问题。一遇到大饥荒，人都饿死掉了，非常凄惨。我看到那个情况以后，对共产党的印象就逐渐地走向负面。 在部队的时候，星期天我们经常到镇子上买东西。镇子上有一个书店，书店里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卖不出去，农村谁看那书啊？我全给整套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像过去那时候都是抱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这时候我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看。我也看了很多马克思以外的书。那个时候中国有很多内部刊物嘛，很多共产党人可以看很多被禁止的书。高级干部每天有两份《内参》，或者叫《大参考》。《大参考》里主要讲的是外国的事儿，《内参》主要讲中国内部的事儿。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对中国现实有了客观了解。从客观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你怎么能用一个专政，一个暴政去建立起民主呢？你怎么能用暴政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呢？ 从我下乡以后到当兵这段时间，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基本上完全转变过来了。通过当兵和当工人这段时间，我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社会的现状有了很深刻的了解。这是我人生里面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一段时间。 【编注：70年代末，在北京动物园当电工的魏京生投身西单民主墙运动，张贴了小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参与创办地下刊物《探索》。在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4天后，他被逮捕，先后两次坐牢，共计18年。】 民主墙的时候我不是出去干这些事儿嘛，父亲没有反对。他的思想实际上也有转变。民主墙到了快要受到镇压的时候，他有很多内部消息，他跟我说，你干的这个事情是掉脑袋的事情，你赶快停止吧。我当然说，我已经不能停了。 有时候一个人该干什么有点命中注定的。（重新来过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还会这么做。因为在民主墙之后，在中国逐步掀起了这种要民主要自由的机会非常多。民主墙是第一次机会。所以呢，即使我没在民主墙出现，我想我后来也逃不过去。 现在的小青年日子过得好了，离文革，离大饥荒，离六四屠杀都已经很远了。小青年们现在不一定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事情，但你可以看看自己国家的历史。再看一看别的国家的历史，引以为戒。不要别人喊什么就热情一高，跟着干什么。比如说看看德国的历史吧。德国希特勒经济也是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然后希特勒和纳粹党就煽动起来以种族主义面目出现的爱国主义，跟中国现在煽动的所谓的爱国主义其实内容差不多。在这种热潮的煽动下，第一，专制暴政巩固了；第二，由于他的稳固，他就开始野心膨胀了，这和今天习近平搞的战狼越来越凶猛是一模一样的。下一步就要开始对外扩张，不但给德国人民，也给周边人民带来很多灾难。 我老想对现在年轻人说不要去崇拜什么东西，不要去崇拜什么人。别人说的话你要想一想，要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要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要去相信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看看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持续了70年的这场灾难，就是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开始的，灾难的苗子，是被欺骗的苗子。能维持到现在100年了，那它也应该寿终正寝了。 魏京生，1950年生，父母均为中共高级干部。从小一边在北京最好的学校接受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教育，一边耳闻目睹着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6岁的魏京生参加了红卫兵。他说，那时候热情很高，保卫共产党、保卫毛主席，真是死了都不怕。在走南闯北的“大串联”中，这个高干子弟头一次见识了底层民众疾苦，偏远地区的贫困令他震惊。 为了躲避当局迫害，父母将他送到安徽老家务农。曾经的鱼米之乡如今满目疮痍，这是上世纪50年末60年代初，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在经济上瞎指挥一意孤行，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恶果。魏京生说，在农村的这段经历让他对共产党产生了极大怀疑。 1970年，和很多干部子女一样，魏京生凭借父母的关系得以参军，1973年复员后回到北京，成为北京动物园的一名电工。他说，当兵和当工人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珍贵的阶段。他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读了很多书，对中国和历史和社会现状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对共产党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1978年，西单民主墙运动爆发。一些工人和知识分子自发在北京西单以大字报的形式宣扬民主、自由，魏京生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先后发表《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等一系列文章，参与创办地下刊物《探索》。 隔年3月，他又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地批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在走一条独裁道路。几天后，他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西单民主墙也被取缔。 1993年，魏京生第二次被逮捕，重判14年。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1997年魏京生获准赴美就医，从牢房直接被送上一架飞往美国的班机。 民主墙是红色中国历史上第一波被镇压的公开的异见运动。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他知道这是个“会掉脑袋的事”，但他从不后悔投入那场运动。民主墙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波又一波争取民主自由运动。即使当年他没有跳出来，以后恐怕也逃不过去。 流亡海外后，有一天，他接到父亲的电话。这位当年曾喝令他收手的老共产党员告诉他，北京的好多“老大姐”（共产党内部对高级女干部的称呼）想要去美国看他。她们说：“京生是个好孩子。他做了我们当年想做但不敢做的事。”
我父亲很小就离开家。抗战的时候，17岁就开始逃亡，到西南联大当了流亡学生，在大二的时候自愿退学，去替飞虎队做翻译。 来美国以后跟着飞虎队又是几年，之后去念书，加在一起在美国八年。中共建政后，燕京大学一再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回去任教。当时他就是很爱国，觉得在这个战乱之后的国家，他想回去帮着建设。 当时李政道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李政道说，他不愿意回去被洗脑，我爸觉得很滑稽，根本就不相信真的会有1984这种事情，最后我爸去意已决，李政道就帮他收拾行李，在他的行李箱上写上 “北京燕大 巫宁坤”。 回去以后，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和周遭格格不入。不到一年，燕大就解散了。 肃反运动开始后，我爸在学校里被批斗。他有一个姓阎的同事，参加批斗会看到他被批斗的样子，吓得回家，当天夜里就自杀了。 反右运动时他被划为 “极右分子” 。他在自传《一滴泪》里讲了很多，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 老百姓什么事也没有的都是饿死，他们在牢里更是饿得不行。他的所谓的工作就是去埋死尸。大炕上睡几十个犯人，可能今天是睡在你左边的，明天是睡在你右边的，早上起来就是一个死尸。一天的工作就是把那一晚上死掉的人拉了去埋。 那时候我爸就觉得差不多，他也快了，已经饿得浮肿，随时都可以倒下去。他就给我妈发了一个电报，说“速来见最后一面”。我妈形容说，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耳朵是透明的。 这个人一点点油水都没有，真正的皮包骨了。 他是58年4月17号给抓起来的。我爸被抓起来以后，学校就跟我妈说，你要跟他划清界限。你必须离婚，如果不离婚，你就必须辞职，准备去要饭去吧。当时我哥哥两岁，我还在我妈妈肚子里。我妈妈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妈就说：你们迫害巫宁坤，就像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罪的不是他，是你们！我辞职。 我是6月3号出生的。直到三岁生日那天，我才在劳改营里第一次见到父亲。他那时候的样子肯定是很可怕的，衣衫褴褛、饿得要死的样子，后来我妈妈告诉我，叫我喊爸爸，我不叫，就哭，就闹。当时觉得很恐惧，这是人是鬼啊？ 我自己开始有意识觉得和别人不一样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刚开始，二三年级的时候，上学的话就打你啊，你就是一个小右派，那个学校里面你走在路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很多就是 “打倒巫宁坤”啊、“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巫宁坤就是一个纸老虎”。上学都不敢走正门，砖墙上挖一个洞，就这样爬进爬出。我从小就有这种乐观的精神，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说这是我的“月亮门”。 那时候批斗，在大礼堂，他在台上站着，挂个牌子，“牛鬼蛇神巫宁坤”，喊口号。每天都是大喇叭，高音喇叭，早上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唱），这一天就开始了。“勒令极右分子巫宁坤到大礼堂，受革命群众批判”，你就得去啊，还要自己准备袖章啊，牌子啊。 那种年代啊，一般人都是跟你划清界限，你是右派，又是美国特务，又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躲还来不及呢。我那时候就说要跟这个爸爸躲远一点，我还改了名字。我这个 “一毛”惹麻烦呐。人家说，你居然用伟大领袖的姓给你女儿起名字，这也是他的罪。 文革的时候讲 “三忠于四无限”嘛。我就改了名字，我叫李忠。 【 编注：巫一毛所说的“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流行的政治术语，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三忠于”指的是 “忠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指的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都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当时中国各地流行跳 “忠字舞”、对毛主席 “早请示、晚汇报”。文革结束后，这种说法受到中国官方的批判。】 上学的路上有学生拦着我，跟我说：“你要造反，你要革你爸爸的命。你要给你爸写大字报。”我说：“我不会写啊。”他们说：“不会写没关系，我们教你写。”他们就这样把着我的手，毛笔就写：打倒巫宁坤，反革命这一类的。我说：“我还是不想写，我写了回家爸爸会打我的。”他们说：“不怕不怕，你爸爸打你，我们打你爸爸。” 觉醒的瞬间来得也很快。文革开始后不久，也就8、9岁吧，有一天我去买菜。两毛钱买了一个西瓜，四分钱买了一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彩色画像。那天我不知是感冒还是发烧，头疼得不得了。我就路边上坐下来。 那时候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整天都是“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 ”，“毛主席的像看一眼浑身有力量”。我想，我来看一眼我们伟大领袖的像吧，马上我的头就可以不疼了。 打开来一看，头还疼，再打开一看，头还疼。我就知道了，毛主席是坏人，就这么简单。小孩子的直觉，一下子就想通了。那时候已经不上学了，整天武斗、死人、开枪已经是家常便饭。看到了很多很荒唐的事情，所以就有这种直觉。就觉得还是爸爸对，毛主席不对。 2007年我也出版了一本自传，被翻译成很多文字，卖得最好的是德国，他们管我叫”中国的安妮·弗兰克”。在德国演讲时，有一次一个老先生颤巍巍地向走过来。走到我跟前的时候，真是欲语泪先流啊，不是一两滴眼泪，哗哗哗地眼泪就下来，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一大堆我也听不懂的德文。翻译告诉我，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这个时候，语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灵魂已经碰撞。我给他一个拥抱，陪着他一起哭。共产党和纳粹的这种迫害是一样的。 延伸阅读：万古云霄一羽毛 巫宁坤，1920年生人，江苏扬州人，美籍华裔翻译家，代表译作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抗日战争期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期间中断学业，为美国飞虎队担任翻译，后赴美留学。 1951年受红色中国感召，回到燕京大学任教。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被划为“极右分子”，在劳改农场九死一生。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重执教鞭。晚年赴美定居，发表以英文写就的他一家人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与亿万中国人受难的回忆录《一滴泪》，该回忆录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但在中国国内至今仍是禁书。2019年在美国去世。 巫一毛，1958年生于北京，出生前七个星期，父亲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她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最小的受害者之一。 据历史研究者丁抒统计，当年约有150万中国人在这场运动中受迫害，其中80%以上是知识分子。 文革结束后，中共承认当年错划55万右派，并宣布除五人外全部平反。 当年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职务坚决贯彻毛泽东指示的邓小平后来坚称，“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只是 “扩大化了”。 1981年巫一毛赴美留学，2006年出版英文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 》，用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被残暴、荒诞的政治碾压的家庭的女儿在动乱年代挣扎求生的故事。 她在自传的前言中写道：“经历革命风暴，我侥幸活下来。数千万受难者，包括许多孩子，没能逃过厄运。那些天真无辜的孩子中，有好几个我的朋友。希望这本自传能够为历史存照，为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生命的孩子们立碑。” 采访中，巫一毛笑中带泪地回忆往事。她说，现在好多了，早年间谈起这些，常常泣不成声。她告诉美国之音，长大后的她也曾埋怨父亲：“你当年为什么要回中国，害我们几个孩子也跟着受罪？”父亲总是乐呵呵地答：”我要是不回来，也就不会有你们啦。”巫一毛说，正是这种乐观、豁达的精神和一家人的不离不弃，让父亲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还能以99岁的高龄走完自己的人生。
在他们进延安之前，共产党只有四、五万的党员，是一个非常小的党，但是到了延安以后，因为大批知识青年的涌入，在大后方也有很多知识青年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就一下子从四、五万扩展到四、五十万，一下就壮大了很多。他是在共产党里的新生血液和新生力量。 进到延安以后，他一下就感受到了这种不平等。但是他说，他是接受的，因为那些老红军经历长征的艰难困苦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一个老红军跟他讲过，长征途中，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把路边死掉的人的胳膊砍下来，一边咬一边走。 他对他们有一种崇拜的心情，所以他对等级制度并不反感。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一种很平等的意识——本来皇帝就是皇帝，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怎么能跟皇帝比呢？ 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毛泽东来讲话，他也去听了。他说，毛泽东针对丁玲啊、王实味等人对延安等级制度的不满大讲一气。他（毛泽东）说，我就是点两根蜡了 ，我就是穿斜纹布，我就穿吊口袋。 我父亲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心胸狭窄呀，我们无非就是批评批评嘛，也没有要怎么样，你反而这么激烈地反驳回来，这么大肆地宣扬自己就是要特殊。这点他非常反感。 他后来一直说，他受刑受得是最轻的。他是五天五夜不许睡觉，不许眨眼睛。他说，他熬过来了，但是关到保安处的另一个人是15天15夜不许睡觉，而且是把人绑在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捆起来。你知道他说还有什么吗？有老虎凳。其实厉害的不是他们保安处，是党校。党校是社会部康生直接领导的。它是把人关在一起，让你们自己和自己斗，可以斗到把耳朵都咬掉。他说那个地方就完全没有章法，是非常厉害的。 后来我问过他，我说都给你关了一年多，你觉得这个是胡来，完全是胡来，你怎么不想想这个共产党不对劲呐，后来又跟着它一块儿往前面走啊？他说，因为很快就开七届一中全会了，那个时候抗战也很快就要胜利了，当时李富春做的报告给他非常大的鼓舞，大家团结起来，向着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前进。 我觉得还是受那种思潮的影响：在整个大的革命洪流里，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受点委屈，受点迫害是无所谓的，这是一种必然的牺牲。还是置于骨髓的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这一套，个人更是无所谓的，特别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人就是螺丝钉嘛，他不是有人性的东西。 【编注：晚年的李锐曾对延安整风有过深刻反思。他说：“所谓整风，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整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没有成为‘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来说，延安整风运动当然是成功的，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尤其知识分子，思想都被‘改造’了，阶级性、党性，消灭了一切人性，党员都变成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只是李锐挨整的开始。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上，他因为批评当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被打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劳动。文革期间因为批评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被投入秦城监狱八年，直至1975年获释，1979年平反复出。】 他后来自己对这一段的回忆说，那时候已经不涉及对这个党，对毛泽东还有崇拜的成分在里头，但我觉得他对党，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他的日记和上诉材料里都反映得非常清楚。他想说：我本质上是要革命，我是党里的忠诚的战士，我对这个党，对毛泽东没有二心；我犯了错误，我诚心诚意地承认我犯了错误，我是要改正错误，我还是希望党能够启用我。我觉得他并不是很明确地认识到这个党已经真的是不能要了，真的是一个反人性、反人民、反国家的这样一个党。可能是当时整个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是非常的高压的，人其实没有很多自由的思考空间。 我觉得后来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彻底地回过头去反思、去思考那还应该是六四了。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党了。他觉得共产党走到这一步就已经完了，走到头了。 六四以后让他接手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他就接触到了很多他进延安之前的资料。因为共产党的级别是很森严的，他一个做工程的水利电力部的人是接触不到这些共产党的组织方面资料的。而他又是进了延安以后的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之前中央苏区的事情，红军在进延安之前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这一部分的历史档案资料使他非常的震撼。还有就是当时邓颖超看着、守着，一定要把周恩来生前的很多东西销毁，这是经过他的手。在销毁之前，他看到了周恩来的很多批示，他觉得比“四人帮”还“四人帮”，那对他也是非常大的震动，认识到从党的根儿上，一开始就不对，我觉得跟他接触到的大量的史料有非常大关系。 【编注：李锐在《李锐口述往事》中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对自己人的整肃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苏区的肃反、打AB 团等，共杀了十万人，直到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各根据地的反托派，小的无数，真是太可怕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结论。”】 我问过我父亲，你从什么时候就比较大彻大悟了？是不是因为59年庐山会议把你给开除（党籍）以后，文化大革命你又在秦城监狱里头呆着，所以就想明白了。他说不是。他说是他平反复出以后，1979年，我记得应该是5月份到美国来。一下飞机，他一下明白了。他看到美国那种富足，老百姓那种自由，脸上那种很随意、很坦然的样子，大家都很平和的氛围。他对超市、大街上的汽车、高速公路也都特别有兴趣。因为他过去只去过苏联，苏联那时候其实很贫穷。但是他到了美国一看，原来是这个样子。他不知道西方世界已经这样富足了。他说是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瞬间，他彻底醒悟了：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国度。当时一下就觉悟过来了——共产党的这条路线已经完全错误了。 他最后彻底的醒悟就是习近平要修宪要连任，这个老头子就彻底绝望了。因为习近平迈出了这一步，那他彻底看明白了。 【编注：2019年2月，李锐去世，享年102岁。中国历史学者、《李锐口述往事》的编纂者之一丁东写道：“李锐先生早年满腔热情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晚年对革命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民族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 李锐，1917年生，中共元老，毛泽东前秘书，先后三次受整肃，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1950年代，李锐在有关是否应当兴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御前辩论”中力陈建坝的弊端和危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旋即被收纳为毛的秘书。在1959年中共领导层在庐山召开的会议上，李锐表示支持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在经济上的瞎指挥，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整肃。 毛泽东拒绝接受彭德怀的批评，将彭与彭的支持者打成“反党集团”予以撤职和迫害，坚持他的已经造成灾难的经济政策，最后导致几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被饿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依据当时其本人在会议期间的笔记写成，成为中共党史上罕见的当事人基于当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高层残酷斗争的第一手详细历史记录。 1937年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李锐以地下活动人士的身份加入中共，1939年抵达延安。他后来回忆：“我二十二岁进延安，二十八岁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应当讲对我这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李南央称，她从小很少跟父亲在一起，跟父亲不亲；只是后来随着她自己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以及李锐的思想转变，他们父女关系才越来越亲密，她成为父亲生前最信任的人。最后，李锐把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非常有价值的个人生平档案资料都交托给李南央，并由她转赠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那里的资料对所有的研究者开放。 李南央在这里主要讲述了李锐在延安的经历，其经历显示中共在其党内斗争中诬告和有系统地、大规模地使用酷刑是它的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在延安经历了诬告和酷刑之后，李锐并没有因此而觉醒。李南央说，李锐的彻底觉醒是在他102岁生命最后的时期。
我是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大院儿里长大的。我父母曾经是军人。父亲之前是北大毕业的。 49年以后，他们还属于军队系统，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转到地方了，不穿军装了。 【编注：在毛泽东为清除异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大批共产党的干部被被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严酷迫害。 郭于华的父亲被造反派揪斗，剥夺了医治权利，1968年因肝硬化去世。】 我父亲去世那会儿我还不到12岁，当然会对人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比如说性格。我小时候性格特别的怯懦，特别胆小，遇到什么事儿就只会哭这种。但是经历文革这个时代之后，其实是逼出来的嘛。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十几岁，都去外地工作了。我姐姐大我五、六岁，还没有成年，但是也工作了。她老在那个工厂里面，特别晚也不回家，我就特别害怕，一个人都不敢回家，老在外面等着她。我记得我姐姐当时跟我说：“从今往后，你遇到什么事儿，遇到别人欺负你，你只能靠自己。”没有办法，我爸爸也不在了，我妈妈那段时间也不能回家，家里只有我一个，脖子上挂着个钥匙，那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 但那会儿年龄小，很多事儿不懂，也没有觉得活不下去那种感觉。反正就是遇到事儿了，使劲儿记着哥哥姐姐说的话，遇到人家欺负你，首先你不欺负别人。但你也不能软弱，被人欺负。一旦有人欺负你，就记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那会儿我性格也就变化比较大吧。多年以后同学聚会，他们还回想说，我是班里唯一跟男生动手的女生。 那会儿就是有点无依无靠的那种，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了，包括生活。那段时间，都是票证经济，每个月要去领粮票啊、油票啊。要把这些供应的东西买回来。这个月你要是忘了，就没有了。 【编注：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政府机关，发动夺权风暴后，中共党内温和派最终部署军队恢复了对政府机构的控制，他们还允许一些未成年人参军，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特权。】 我们那个院儿的很多孩子去参军，都是都很小，15、6岁，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也想去。我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去，因为那会儿你要是不去，中学毕业，你就要下乡插队了嘛。后来就特别使了一些劲，找了一些人。最后我比别人去的都晚，人家12月就都走了，我是1月份才离开家走的，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契机吧。 【编注：1971年，14岁的郭于华参军入伍。在那之后的九年间，她在武汉军区空军通讯团担任士兵和副连职技术员。刚满18岁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兵那会儿感觉要是不入党，就是比较落后，比较有问题的这种。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是这么想。特别是在军队，如果你没入党，会觉得肯定是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不努力，或者说出了什么问题。入党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入不了的话，会被视为不正常的状态。那个氛围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在军队，在其它地方，可能那个自由空间还稍微大一点。军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个人自由的空间。我不是小粉红，那时没有“粉红”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很红很红，通红通红的。 我是79年末的最后一天回到北京，80年考的大学。恰好80年到89年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其实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有点启蒙或者觉醒的过程是在校园这将近十年的过程中完成的。 我们刚进大学的时候，看见77、78级那些学长们在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有大学生、也有青年教师，在校园里演讲，参加竞选。这对于我们来说都特别新奇，就觉得他们是在参政嘛，希望参与到政治治理当中。那时候的争论、讨论都很活跃。一个是社会氛围变了，再一个毕竟高等教育停了十年。被挤压了那么长时间的求知的欲望，需要追寻真相的力量、动力非常之强。再加上西方各个门类的思想，学术的翻译、引进，像《走向未来丛书》、《中国与世界》丛书，都对中国的学者起到启蒙的作用。 我上大学时已经24岁了，之前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质疑和批判的意识。比如说像林彪事件的时候，那时候毕竟还未成年，也不会思考那些问题。改革开放的时候，起码知道再伟大的人，或者宣传上再伟光正的一个组织，它也是会犯错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诗人叶文福来学校组织讲座。当时他的诗作也是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对于高官贪腐的抨击，实际上是很具批判性的。他写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那个长诗，真的让很多人很振奋，觉得这些东西是应该去批评的，这些黑暗是应该去揭露的。 但是我觉得彻底放弃这样的期待，当然还是89六四。六四之后就不会觉得它只是犯了错误，有改革的希望，是以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一种破灭吧。后来这30多年过去了，实际上你看到它是不可能认错的嘛。你不认错的话，要靠什么来维持？你就只能靠欺骗。这个欺骗就等于是你告诉大家的历史是不真实的。我自己是做口述史研究的，当然知道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当我们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现实的时候，当然要打一个问号，一定要质疑。你还要用强制的方法让人家接受，不接受就会用压制的这种方式。那我当然反对这个东西。 我声明退党是14年。其实我2000年进清华（任教），我就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我也不交党费。我说，我每年都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读书，每年大概是2000块钱吧。我就把人家给的那个捐资助学的回执就给他。我说：“就这个，没有钱”。 我觉得他们一个是反历史——不让大家知道历史真相；再一个就是不许人们追寻真相。你要追寻真相，或者你要说句真话，那么这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些年其实我们也都感同身受嘛。那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权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党统治全社会，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毛时代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今天这种状况改变了吗？我觉得根本没有根本改变。它权力独大，它独断专行，想怎么着怎么着。毛时代是计划经济体制，不让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而今天呢，它鼓励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市场是为它来谋取巨额利益的一个空间。那你说，哪会企业家精神啊？他财产都不安全，敢创业吗？他精神都不自由，怎么创新？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发展？看一看那些农民、那些农民工，他们有什么样的发展？很多都是韭菜。整天割来割去的自己还不知道，还挺骄傲。改革开放巨大的好处、红利都被谁拿去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郭于华，1956年生，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苦难，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让她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时常是当局噤言、打压的目标。 童年时成长于北京的机关大院，父母曾是军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受到批斗。他1968年因病去世时，郭于华尚未满12岁。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内向胆小的女孩一夜长大。 1971年9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所谓的“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事件发生后，毛迫于形势不得不降低斗争的调门。因为家庭的背景，14岁的郭于华被批准参军，成为当时年轻人最向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那时候的她爱党爱国，用她自己的话说，“通红通红的”。不仅是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氛围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军中。刚满18岁时，郭于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于华说自己的觉醒不是来自某个瞬间，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80年她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寒窗十年，获得博士学位。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再到觉醒，大都是在这十年间校内校外的所见所闻的启蒙中完成的。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还记得那蓬勃、自由的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西方思想文化涌入，让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连续三十年思想文化封闭的中国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舒畅和希望。然而，1989年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攻入中国自己的首都。北京的枪声似乎在一夜之间扭转了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前进方向。郭于华说，她也跟千百万中国人一样，自那时以来就不再对未来抱任何幻想了。
中国人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终事情成不成还得上天安排。历史中的无数事例说明，人间事成事败，一切皆有定数，这大概就是人说的“天意”吧。看看下面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可思议的逆转取胜的故事。这场激烈的战斗发生在1942年，发生在美国和日本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这场战役之后主掌了对日海上攻击的控制权。 美日军事实力对比悬殊 二战时，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占有绝对优势。当时，日本有四艘航空母舰直接参加了战斗；而美国人只有三艘（其中一艘还是经过抢修而带伤参战）；日本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而美国飞行员缺乏经验，常常在大海上找不到目标；日本的战斗机速度快、机动性好，而美国的轰炸机投下的鱼雷，命中率太差。而在作战人才方面，日本的指挥官是成功指挥奇袭珍珠港的那批指挥官，能力自不用说；美军因为珍珠港事件后才宣战，临时应战缺乏经验，更没有孙武、孔明、周瑜之类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旷世奇才。 一方是拥有8艘航空母舰、23艘巡洋舰、11艘战列舰，共42艘战舰的日本联合舰队。 一方是仅有3艘航空母舰、8艘巡洋舰，共只有11艘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地点：太平洋中途岛海域。日美展开激烈战斗，日军准备一举摧毁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 日军侦察意外 航空母舰之间的战斗，侦察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谁的侦察机先发现对方舰队，就能先派出轰炸机，就能先飞到对方舰队上空、轰炸对方舰队，谁就容易取胜。 1942年6月4日凌晨4：30分，经验老到的日军军官派出4艘日本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苍龙”号的第一波攻击机群，携带高爆炸弹，去攻击中途岛；第一波攻击机群起飞后，日本人立刻下令第二波攻击机群装上鱼雷，在甲板上待命，并派出7架水上侦察机，搜索美国航空母舰，准备用鱼雷消灭美国航空母舰。 如果不出意外，日本“筑摩号”的侦查机原本将会从美国第17特混舰队上空飞过，发现美国舰队。然而，似乎是天意要与日本人开个玩笑。日本“筑摩”号的1架侦察机的发动机发生故障，中途返航，没有继续往前探察，使美国第17特混舰队免遭被发现的厄运。而日本“利根”号重巡洋舰上的2架侦察机，恰巧因为弹射器发生故障，起飞时间耽误了半个小时，所以直到7时15分，仍未发现美国舰队。 美军误打误撞的巧合 因此，日本的南云中将，认为既然周围没有美国航空母舰存在，就应该对中途岛发动第二波轰炸，于是，在7时15分，下令“赤城”号和“加贺”号航空母舰甲板上已经装好鱼雷的飞机，卸下鱼雷而换装高爆炸弹。要知道鱼雷才能对付军舰，高爆炸弹只能攻击陆地，万一此时出现对方的军舰，高爆炸弹就派不上用场了。 等到日本“利根”号的那架晚起飞半小时的侦察机，完成了五百公里的弧形搜索任务、准备返回时，突然发现了美军军舰，紧急报告“似乎随有航空母舰”，这时已是大约8：20分了。 于是，南云下令立即停止往飞机挂炸弹，改为挂装鱼雷，打算发起对美国舰队的鱼雷攻击。日本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一片混乱。为了争取时间，卸下的炸弹，都堆放在甲板上。而炸弹堆放在甲板上，万一被敌人击中，后果不言而喻。 8：30分，攻击中途岛的第一波日本机群，已返航飞抵日本舰队的上空，需要立即在母舰上降落。等到日本人让返航的机群降落完，已经是上午9：18分了，延误了战机。 9：25分至10时，从三艘美国航空母舰派出的41架鱼雷攻击机，先后抵达日本舰队上空，向日舰投下鱼雷，然而美军命中率奇差，鱼雷无一命中。 美国飞行员实在太缺乏训练了，41架鱼雷攻击机竟无一能命中日军舰队。于是，上天帮了美国人一把。上午10：24分，32架从“企业”号上起飞的美国“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飞临日本舰队上空。此时，日本航空母舰，正在掉头转向，准备让舰上的飞机起飞，处于极易受攻击的境地。美机恰恰在日本舰队无法还手的最佳时机来到。 缺乏经验、命中率太差的32架美国轰炸机，终于有四颗炸弹命中了日本“加贺”号航母。“加贺”号这艘巨舰在几分钟内就被彻底摧毁了。 “加贺”号上的大火，把在“赤城”号上的日本人惊得呆若木鸡，因而没有注意到美国轰炸机也在向“赤城”号飞来。“赤城”号中弹后，甲板上飞机、炸弹、鱼雷，接二连三连锁爆炸。大火蔓延到胡乱堆放在甲板上的燃料和弹药，再度引起大爆炸，把飞行甲板大块大块炸飞到空中。 “飞龙”和“苍龙”号两艘日本航空母舰，也遭到美机轰炸，因为甲板上都堆积著鱼雷炸弹，一旦被击中就引发连串爆炸。在这场战役中，日军突击舰队的4艘航空母舰全部毁灭，而美国人仅损失一艘航母。 日本人就在天意的捉弄下，不断进行著鱼雷换炸弹，又把炸弹换鱼雷，在甲板上堆满鱼雷和炸弹的混乱中，被命中率极差的美国飞机炸毁了。 军队将领更换的“巧合” 中途岛海战役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 在当天白天的战斗结束后，日军还有四艘航母因没参战而幸存，并且还有多艘战列舰。6月4日当晚，在后方坐镇的、由山本指挥的日军主力舰准备使用拿手好戏－偷袭，时间定在夜间。因为日军仍拥有威力强大的多艘战列舰，在黑夜里，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不能起飞，等于失去了战斗力，而配有猛烈炮火的战列舰轻易就可将航空母舰击沉。而美军竟然没有一艘战列舰。因此，擅长夜战的日本人仍在当夜寻求战机，部署了用战列舰炮轰美航母，以期扳回一局，反败为胜。 然而，天意又帮了美国人一把。美国的航空母舰原本由哈尔西指挥，却恰巧因为哈尔西生病，而任命了斯普鲁恩斯代替哈尔西指挥。斯普鲁恩斯性格谨慎，在白天美军取胜后，连夜下令美军舰队驶离日舰的作战半径，使日军打夜战的企图落空了。如果哈尔西没生病，如果由性格激进的哈尔西指挥，美军会不会落入日军圈套就很难说了。哈尔西恰巧生病，也是天意啦。 连美国人自己都认为：中途岛海战的胜利，靠的是运气。只能说，天意如此。 历史背景 从1936年义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帝国。到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爆发中日战争，直至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正式开启了世界范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整场战争涉及到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包括所有的大国，并最终分成了两个彼此对立的军事同盟─同盟国和轴心国。 作为轴心国之一的日本，为了在太平洋拥有海事主控权，决定不惜发动战争，也要消灭同盟国在远东的主力海军舰队。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在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的指挥下，通过六艘航空母舰机动部队、400多架飞机等大型兵力，不宣而战，对美国太平洋基地欧胡岛上的珍珠港发动空袭。日军恐袭，彻底瘫痪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以极小代价获得极大成功，美国海军几乎失去了反击能力。 但，让日本人失望的是，日本在珍珠港的主要目标是美国航空母舰，但空袭时没有一艘停在港内。同时，日本犯下了几个重大错误：未彻底摧毁岛上的维修设备、油库和其基地功能，导致美国部分受创舰只得以恢复其作战能力，以及珍珠港仍能作为美国的太平洋前线基地。 此举成功“偷袭”珍珠港，迫使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而轴心国的纳粹德国和义大利亦趁机对美国宣战， 与此同时，日本除了对东南亚英美荷殖民地的攻占外，还接连占领太平洋的各个岛屿，由于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中被摧毁，无法援助其战区，且日军大规模进攻，岛屿纷纷被日军所占领。 在海上，日本海军局部巡弋陆续消灭盟国海军，其中最大的战果是在印度洋空袭中将英国皇家海军彻底逐出太平洋。 此时，美日两国的航空母舰群的存亡几乎决定了谁将主控太平洋。也就诱发了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航空母舰的海战，中途岛海战。 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打败摧毁了日本的航母主力，得以获得宝贵的喘息时间，故中途岛战役在太平洋战争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 中途岛 中途岛是太平洋中部一群岛，属于珊瑚环礁，陆地面积约5.2平方公里。它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日中途岛战役而闻名世界。 1867年中途岛被美国首先发现，1903年起由美国海军部管辖，1939年建航空站和潜艇基地。成为美国的重要海军基地之一。在1942年6月4日中途岛海战中，美国夺回了太平洋地区的海事控制权。中途岛目前仍是军事要地。每年仅开放一次，供战后老兵凭吊。 近年来与中途岛相关的消息莫过于，2011年日本地震引起的海啸传播到中途岛时浪高约1.5m，海浪深入中途岛环礁东岛内地，约60%的陆地遭海水淹没。 编者按： 中途岛海战（Battle of Midway）发生于1942年6月4日到7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场关键逆转的战役。这场战役之后，盟军扭转了节节败退的局面，为转向胜局奠下基础。
洪晃资料：导演、演员、媒体人、专栏作家。母亲是外交家章含之，父亲是学者洪君彦，继父是前外交部长乔冠华，前夫是导演陈凯歌。 没想到，我跟外交部的房产官司，打了两年。 史家胡同51号的产权在外交部，2008年母亲去世后，他们就想收回房子，要求我搬出。我同意搬出，但要求外交部支付房子30年的维修费用。2009年，外交部将我告上法庭。我提出索赔，但没有任何证据。 我当时只知道，法院是政府的，原告也是政府的，这官司我肯定会输。没想到还拖了两年。最后，由法院指定评估公司判定总维修费用80万，由外交部支付。我跟外交部的官司这才了结。 我妈妈一直说，51号院也就到她这一代，我从小就走出去，不属于这个院子。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不属于史家胡同51号，它也不属于我。所以，当官司了结后，我在微博上写下这句话：终于把史家胡同51号还给外交部了，彻底逃出中国的特权阶层。值得庆祝一下。 51号院曾经是我家享受过的特权，特权的存在和我的价值观念是冲突的，对我来讲，曾经沾光并不值得骄傲。我没有对这种特权恋恋不舍。对我而言，51号院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回忆。 从北京地铁5号线灯市口站出来走几步，就到了史家胡同。从这个胡同往西走一公里，是故宫；往南走一公里，就是长安街。 鼎盛时期，这里曾有80多个四合院，居住过很多高官和名流，如华国锋、徐向前、荣毅仁等。 当年胡同两边成片的四合院，现在早已不复存在。胡同西口，马路南边的院子已经拆了正在盖大楼，很远就能听到叮叮咣咣的施工声，一栋蒙着绿色防尘网的大厦已经盖了十几层，往上还不知道要盖多高。 马路北边，从西往东数，59号是曾经的史可法祠堂旧址，现在的史家胡同小学；53号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外宅，现在是一家宾馆；外墙很高的55号，住的是荣毅仁的儿子、登过首富宝座的荣智健；有着大红门的51号，就是我的家。 我的关于过年的所有记忆，都在这里。 小的时候，过年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那时候物资缺乏，我们都拿着有配额的小本本，跟着大人的屁股后面去买几斤花生，几斤瓜子。因为每家都有限量，所以我们都很小心，那时候买东西都自己带网兜，里面衬一个塑料口袋，我们回家的时候，都把装满花生瓜子的网兜抱在怀里，哪怕一粒都不能掉。 我外公（指章士钊）在的时候，过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师椅后面看所有来拜年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个老头，像电影里面的地主，穿着大马褂，外面套个棉背心，头上顶着瓜皮帽，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老爷子印象特别深，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学者，“文革”的时候被斗死了。 “文革”的时候，史家胡同51号是最热闹的，这里成了很多人的避风港，大部分是我爸爸家的人，比如我小叔叔，北大一个数学系的高才生，学校武斗了，他就躲在51号陪我外公聊天，给我讲小人国的故事。 我6岁那年，大人允许我和他们一起熬夜，我就逼着小叔叔给我讲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讲到他自己睡着了。后来，小叔叔被分配到贵州去了，他是老三届，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不让他去，好像都不行，因为他大学毕业了，要服从分配。小叔叔从史家胡同走的那天是阴天。他背着一个军书包，我爸爸走在他旁边，不时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两句。我们就这样从史家胡同51号走到北京火车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来越冷清、凄凉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前后过世的。外婆走了之后我也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平常就我外公一个人在家。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国，史家胡同51号院后来成了乔部长的家。 据说那些年间的春节，51号又热闹起来，回到我小时候那种气象，来拜年的能踩破门槛。那年头没有大款和老板，所以部长是非常值钱的，不像现在，说什么北京的部长能拿箩筐装。 但是那几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经回来休假，可以体会当时史家胡同51号的盛况。我家旁边的55号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从那院儿里出来一个阿姨，手里拎着一筐苹果，冲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苹果给我，嘴里说着：“问你妈妈好，问乔部长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号过了这辈子最惨的一个春节。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部长被撤职，他和我妈妈都被隔离审查。我妈妈被关在老外交部楼里一个储藏室，乔冠华被一个12人的学习班关在史家胡同后院，我从半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四人帮爪牙”的后代。 我春节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没有让我去找我父亲，而是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机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住，让我也好好交代问题。 他们轮流找我谈话，问我知道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不知道，这绝对不是我犟嘴，或者有“斗争意识”，只是我那时候是个16岁的美国孩子，除了觉得这些大人完全像美国电影里欺负人的恶霸，对其他事情都毫无概念。 后来，这些问话就越来越不友好，再后来，干脆把我外公的图章、烟枪、部分书画，我妈妈的照相机、录音机都摆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收了。至今这些东西没有还给我们。这天是1978年腊月二十九。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跟学习班的人要求去见我父亲，他们笑嘻嘻地说：去吧，去吧，随便去。你又没被隔离。我问他们，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哈哈大笑，说，你还以为你是高干子弟，我们得替你找你爸！之后，乔冠华带来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买点虾，她说不管怎么样，是过年，她想给乔部长做点好吃的。 我拿着供应本跑到东单菜市场，已经快关门了，但我还是买到了虾。走到家，大红门关着，我使劲按铃，就是没人开门，我开始喊，还是没人。 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在大年三十就是卖火柴的女孩，冻死在门洞里。我真的开始害怕了，坐在门墩上嚎啕大哭。最后是邻居杜大妈救了我，看见我哭，把我拽到她们家去过了这个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妈和她一家给我讲了乔冠华是部长的时候，51号有多少人来拜年，“多得吓人，比你外公在的时候多！”杜大妈说，“那好日子你可没赶上。” 春节过了以后，我决定自己去找我父亲，或者干脆搬到杜大妈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从51号出来，真的没感觉我还会回来。胡同里，我又碰到那位苹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唾沫，恶狠狠地说：“四人帮爪牙！” 我的吃惊和半年前她塞我苹果的时候没什么不同。我开始长大了，开始懂得什么是中国的政治。 1979年春节前，我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办公室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外交部的，找我。我两年没有回51号，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来往。 所以面对这个阿姨我态度很坏。她却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妈妈回家了，乔伯伯也在家，快过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谁？”我问她。“我是你妈妈学习班的，看她的。但是现在我们俩是好朋友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马上回去，缓了两天，心情很复杂。后来那个阿姨又来了，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你妈难受死了，以为你不认她了，要和她划清界限。听到这个我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节我们又是在史家胡同51号过的，那年特别热闹，因为我妈妈刚被放出来，所以大家都决定要好好过。 我舅舅一家过来了，带着我的表哥和表妹，我们买了很多鞭炮，说要把外交部学习班的晦气用鞭炮赶走。几个小孩对东西的贵重毫无概念，拿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盘子放鞭炮，结果一个火花进了盘子，里面所有的鞭炮和盘子一起炸得粉碎。 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没有骂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给乔冠华的礼物，是水晶的。 妈妈放出来之后，我只在51号住了两年，就又自费出国上大学了。这一走就是5年。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乔冠华去世了，妈妈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纽约时报》上看见的。 我往51号打电话，没人接，怕妈妈想不开，出事。后来才知道妈妈去南方在朋友家住了一阵子，51号对她来说也是很伤心的地方。 3年前，我妈妈也在春节前过世了，我的朋友把我拉到海南去过春节，我当时非要抱着骨灰一起去，被朋友劝下。那年的春节，51号院里只有妈妈了。 妈妈去世的那个春节，还没出正月十五，外交部的人就来了。 那次来了三个人，一个姓沈的处长，一个“谁说什么都在那狂记”的戴眼镜的小伙子，还有一个“长得像打手”。他们很专业，公事公办，也不喝水，10分钟就把事情讲完了。我当时就表了态：你们拿房产证出来，赔偿维修费，我就搬。 接下来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外交部的函件。信上说：洪晃女士，经过几次沟通，我们限你在某月某日之前搬出去，我们要收这个房子，至于你所提到的补偿，将在你搬出去之后予以考虑。 我也回了一封信，说同意搬出去，但补偿的问题必须在搬出去之前先谈好。后来他们又发了一个函，还是一样的内容，我就没管它。等第三封函的时候，他们说已经雇律师了。 接下来，我就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再接下来就是预审，双方在法院见面。时间已经到了2009年冬天，登记护照身份证时，法官说，原来你拿的是美国护照。然后就问，补偿的话，你有没有任何房子花销的记录？我说没有。于是又给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举证。 后来实在没有证据，我和律师商量，直接找评估公司评估一下算了。但法院却迟迟没有指定评估公司。又过了3个月我才知道，原来是外交部还要追加被告人。 预审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没有户口，起诉我是没有用的，所以要追加被告。我丈夫杨小平的户口在51号，追加上；妈妈当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城乡发展研究协会当主任，为了办公方便，协会的注册地址也在这里，也追加上。 直到2010年9月，追加被告的程序终于走完，法院通过公证摇号，定下了评估公司，评估才算正式开始。 官司这样又拖了大半年，最后，评估公司评定总维修费用80万，由外交部支付。我接受了这个结果。至此，经法院调解，我与外交部的“史家胡同51号”之争终有定论。 打这个官司不是因为我想留在院子里，而是因为我不想在和外交部谈定搬迁条件之前搬出四合院。我的朋友们都说我太轻易就放弃了这么好的一个四合院，其中一个懂房地产的跟我数着两个手指头说： “估价得两个亿啊，你想好了。” 其实，我总是在想，搬出来完了，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而我不想让自己变成那个送苹果的阿姨，不想为了得到一个四合院，让我的灵魂变成一个废墟。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新注册公众号，原文已被删除）
李劫夫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作曲家，他曾创作了大量的毛泽东诗词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曲，最为著名的就是曾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文革期间，他与妻子被关入“学习班”，进行审查，“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被打倒，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学习班”中。本文摘自《南方周末》，作者陈益南，原题为《红色音乐家李劫夫在“文革”中》。 （一）李劫夫是谁？ 由于年代，也许，你已不知道他是谁。 但，你应该听过《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或许还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支歌；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红领巾的那阵，必然唱过“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而，这首被传唱了大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动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于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脍灸人口流唱甚广的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则也都是李劫夫的杰作。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竟就写了二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是非常的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如何看待劫夫写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见。 但是，劫夫则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 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这是一个已经时间长期打磨了的事实。有人总主张艺术要远离政治脱离政治，认为有政治就会没有艺术。 其实，这是一种偏见。 我们之所以不喜欢政治介入艺术，是因为往往这种“介入”，不是生硬直白地塞入，就是以强暴艺术、压制艺术为前提，活活地扼杀了艺术。 我们平日多见的所谓艺术介入政治的作品，如《X啊，母亲！》之类，其实只是体现了宣传。而宣传仅是政治需要本身，仅是目的，却还不是艺术。很遗憾，对此，许多的宣传人员与仁者智者，都没能看到想明。 其实，具有政治意义的艺术，常常最能释放人性的情怀，展现人性美的高度，最能使人努力奋进，让人始终能常生激情，永葆青春。 抗日战争时的《松花江上》，好不好听？ 对越反击战时的《血染的风采》，动不动人？ 反映二战的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好不好看？能不能让你久久不会忘怀？当然，真正要让艺术体现政冶，并非容易的事，并非简单的事。 情况往往是这样：艺术真要进入政治，不是出传世之作，就是大量制造垃圾。风花雪月，固然也是艺术需要表现的范围，因为她们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只是，政治往往显现了人性的刚，而风花雪月则往往展露了人性的柔。 纯刚易折，纯柔易溶。唯刚柔相济，一张一弛，才是人性的全面，也是艺术的全面。劫夫的歌，至今能被人唱，能让人记得，这应该已表明，他的音乐创作艺术，确已达到一种高度了。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么原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流传的只有小道消息：与林彪的事有关。 （二）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绘画与音乐，原本都不过是他的热爱，却并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之际，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 1938年9月，加入中共。同时，由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有29首歌，而之中的13首，即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时，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便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歌。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而他最后欲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这个“林主席”是谁？ 是“林副统帅”、林彪啊！ 为何会这样？下文将一一说明。 上述这三件事，从劫夫一生的经历中看，其实都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对当官，他的确历来无什么兴趣；对政治，他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认识；他想做的，就只是专业醉心于音乐创作。顶多，只想用音乐，来为党的事业服务。 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劫夫却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给吸了进去，且英华之年，便断了他的创作，也断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尚在办他的那个专案“学习班”中，终年 63 岁。天妒英才，收他而去。 （三）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个音乐人，一个作曲家，怎么会陷到那个吓人的枪杆子集团中去的呢？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开始后，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他从延安时期起，却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无端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侯选”的黑名单中。在那运动中，他就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 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作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载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捡讨。 文革开始后，象成千上万的那些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们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及文革后的日子，无非就是捡讨捡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的大流，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却可能在之后对他发生的灭顶之灾，预伏了危机。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院长，1967年元月15日，便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元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一次难，回沈阳安然无恙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还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中央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对此事就作过证：“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就倒台时，劫夫便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整肃。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之间，来来往往，劫夫便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入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大量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一歌。 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而正是这事，导致让他李劫夫最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的司令就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性关系。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多年没见的老上级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 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有了这层关系，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的“做媒”、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之事，使劫夫在旁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 “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 1968年初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边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 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给在文联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均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 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工作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二本《毛主席语录》，二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劫夫与张洛夫妇，便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在信中，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劫夫的一大罪行。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尔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这位当时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了瘾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动私下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给谱了曲。后来，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 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下。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 而到10月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象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照讲，这两口子之间说说话的事，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能让人家弄成了罪证呢？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 头盖骨变得象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 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莫名其妙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也许，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但是，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却都能明白那专案“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是大大强过正式的监狱的。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的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 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专业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有过的想法，会长期守住的，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是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那种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专案组”作法，在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高层领导，之所以都一致认为必须永远废除它，就是因都大吃过那玩意儿的苦头。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们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因的往来，只要确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 因为，毕竟劫夫并没有参入林彪集团的什么政事，而与黄永胜等有一般工作与生活往来的人，也不是仅他劫夫一人。但是，将劫夫审查后，却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从狭隘的逻辑上，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 一则，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的确没有他劫夫参入了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 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专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然而，按现行的体制，能有人为他担这个担子吗？ （四） 劫夫两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1979 年，辽宁省委的“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 “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不过对这结论，不服者众，认为有文革“左风”余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见不平，公开说话了。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7月24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 从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开始响彻于歌厅，进入到录音歌带、歌碟之中，重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家里。 199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60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乐曲。 1994年3月，当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楼需要迁移时，劫夫的亲属提出：为一直没有落土的劫夫的骨灰，建一个墓。然而，学院经请示后，省委意见却是：可以将劫夫骨灰放到回龙岗革命公墓，但不修墓，不建碑，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新注册公众号，原文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