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韜旗下龍韜娛樂遭強制執行2040萬元
2026 年 10 月 24 日
想知道中古世紀的巴黎是什麼樣子，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看電影 Les Misérables《悲慘世界》，這是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 於1862年所發表的長篇小說，故事中人物的生活背景是在19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 到1832年巴黎共和黨人革命期間的大時代。故事的主線圍繞在因偷麵包而入獄的罪犯尚萬強Jean Valjean服刑獲釋的贖罪歷程。 《悲慘世界》這類小說改編的電影是屬於故事有來歷的電影，好的電影劇組專業人員會對電影故事的大時代背景作深入的歷史文化考據，以搭設正確的電影場景及人物服裝，我們透過 《悲慘世界》這部考據過的電影時代場景 ，可以走入19世紀初期的老舊巴黎的世界。 中古世紀的歐洲城市一般市容狹窄污穢，擁擠不堪、黑暗不透光，有傳染病充斥的落後。小說中可以看出當時巴黎社會的動蕩，貧富差距懸殊，巴黎流民階層倍增，街頭充斥窮苦壓抑的人們，這一切與200年後的時尚、光猛、開闊的花都巴黎相比，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差別。回溯歐洲中世紀的大流行黑死病不就是在這樣一個腐臭不堪的社會溫床中滋生蔓延開來的嗎？福克斯歷史頻道節目曾播出The Filthy Cities「骯髒的城市」，有製作詳細報導過中世紀黑暗髒亂，傳染病流竄的歐洲大城市。 1845年法國的社會改革家維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erant曾寫道：「巴黎就像一座大型的工廠，內部已朽爛不堪。那裡人世間的疾苦、害蟲和疾病橫行四方，那裡連光和空氣都難以穿通。巴黎是一個討厭至極的地方，植物不是枯萎就是死亡⋯」。 交通也是當時巴黎的另一個主要問題，街道狹窄不容四輪或二輪的運貨載人馬車在街道通行。《悲慘世界》的故事場景所體現出來的就是部份當時巴黎市區街頭的真實寫照。 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路易-拿破崙•波拿巴Charles-Louis-Napoléon Bonaparte，拿破崙的侄子，在1848年當選法國總統，自七歲他就離開出生的巴黎，他到過義大利、瑞士、英國和美國，後來流亡在英國，他對倫敦寬闊的道路、廣場和大型的公共公園留下了深刻印象。 1852年拿破崙三世向公眾演講中發表宣言「巴黎乃法國之心臟，來用我們的努力建設一座偉大的城市；來讓我們為她開闢新的道路；來讓我們將沒有光照和新鮮空氣的工人階級的住所變得更加衛生宜居；並讓充滿生機的光穿透各位內心的牆，讓這光到達各個地方！」 拿破崙三世時期法國產業迅速現代化，經濟快速成長；拿破崙三世開始對巴黎進行了改造，大幅度地改變了巴黎的風貌，都市計划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基本奠定了巴黎今天的城市格局。 獲得拿破崙三世重用的法國都市計畫師，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接受拿破崙三世的委任，主導了1852年至1870年間的巴黎城市改造規劃，奧斯曼男爵也因為其大膽的城市規劃，有魄力地改造法國首都巴黎而享譽國際，現今巴黎的奧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即取其名以茲紀念。 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維基百科） 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的宏偉歷史性巴黎現代化工程一共花費了18年時間改變了巴黎的全貌，讓巴黎脫胎換骨；奧斯曼男爵的巴黎改造計劃核心是幹道網的規劃及建設，他拆除中世紀城區舊日建築物及貧民窟共二萬多戶，切割大型公共花園，開闢出一條條寛敞的大道，這些輻射狀大型街道直線貫穿各個人口密集的街區中心，成為巴黎的主要交通幹道。 他的計劃目標是建設兩倍大的巴黎行政區，由中心向外擴張，實施方案包括遷居巴黎城區勞動人口至市郊，並讓他們就近工廠從事勞動工作。 輻射狀大型街道直線貫穿各個人口密集的街區中心.（網路圖片） 奧斯曼同時在巴黎的地下建造了較為完善的地下水道和地鐵網路系統，保證了巴黎的前瞻發展，直到今天這些空間都仍然充滿生命的活力。 此外，奧斯曼塑造了一新的巴黎特殊氣息，在這些新建豪邁的大道兩側種植高大喬木，成為林蔭大道。開闢了「蔥鬱空間」就是近距離增加綠地公園和園林；開闢廣場讓光線及空氣進入巴黎的各個角落。 巴黎歌劇院的建設打造出巴黎優雅的藝文氣息，同時設計了新法國的建築風格，規範了各種民用住宅的規格沿用至今。 現今人們在遊歷巴黎的時候，巴黎地標建築埃菲爾鐵塔Le Tour de Eiffel、巴黎聖母院Norte Dame及凱旋門Arc de Triomphe 是觀光客必游巴黎的代表景點。在遊歷了很多國家和地區後才發現，巴黎處處可見的奶油色外牆、灰黑色屋頂的居民公寓才是巴黎，那時第一時間浮現在我腦海中獨有的巴黎市貌風情，而非那些代表性的旅遊景點。 這樣獨具特色的灰黑色屋頂建築，在整個法國也只有在巴黎可以看見，這種「巴黎灰」公寓建築，其外觀統一為奶油黃色，屋頂為黑灰色，固定規格高度不能超過37米，也就是不能高過凱旋門的內門高度。為了彰顯個性，門窗可以用不同樣式，但是外觀必須保持協調一致。 這種19世紀新建的市民公寓統一了巴黎的街景，奧斯曼建築風格的樓房一共興建了四萬戶，排列整齊地划過巴黎的天際線，「灰黑色搭配米色」有著典雅大方的氣質，給人輕快舒適的感覺，讓巴黎市貌充滿著希望和喜悅，象徵著明朗與和平。以現在眼光來看，這種獨具特色的建築不但毫無過時的感覺，反而成為代表巴黎的象徵。 奧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維基百科） 作為世界上最適合於城市漫步之一的巴黎，當您漫步在它的街道上時，您會遇到各種引人注目的景點，例如法國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舉世聞名的地鐵入口、獨一無二的店面，而那些寬闊的大道兩側，整齊排列的方石和錯綜複雜的鍛鐵陽台所構建的奧斯曼公寓建築才是真正的巴黎專屬風貌。 1852年開始改造，三年後，巴黎第一條大道Rue de Rivoli .（網路圖片） 19世紀奧斯曼男爵的宏偉巴黎城市現代化規劃，讓巴黎人民的生活品質、公共衛生條件得到大幅改善，傳染病絕跡，交通較以前順暢，統一氣派的奧斯曼新建築公寓實用又美觀；在國際上，奧斯曼男爵因其對法國首都的規劃改造，廣受讚譽。 在21世紀的今天，當我們走在巴黎的街頭，眼前是經歷了時間洗禮的奶油黃色樓房和黑灰色屋頂，從老佛爺百貨Les Galeries Lafayette頂樓看奧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摩登時尚的現代化巴黎已成為帶領世界時尚的藝術首都。 本文取材不同百科及歷史傳記，由筆者林思允Suellyn Lin編纂成篇。
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王東峰上周率領包括省公安廳長等多名官員前往中共元老消暑勝地北戴河，為了中共高層和元老到北戴河度假做好安保工作，惹來「北戴河會議已經召開」的猜測。姑勿論傳聞的真假，歷史上的「北戴河會議」過去對中共運作確實曾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據中共南方網2003年7月24日的報道，1953年秋天，中央決定每年夏季在北戴河辦公，北戴河辦公制度正式形成，1954年更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員會，下設暑期工作辦公室。但隨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北戴河辦公制度中斷，暑期工作委員會也被取消。 南方網又指，1984年，在趙紫陽擔任總理時期，北戴河辦公制度恢復。1985年，中央五套班子（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包括中顧委的領導都來北戴河辦公休養，直到2002年，北戴河每年夏季都是中共處理內政外交的重要地點。2003年7月19日，即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後大半年，人民網發布消息稱：「中央已經決定，⋯⋯五大領導班子將不到北戴河辦公。」 北戴河曾經作出的重要決策包括：1958年敲定「大躍進」運動的推行；1962年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號召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掀起毛跟劉少奇惡鬥的序幕；1983年，鄧小平在北戴河下令展開「嚴打」運動；1988年，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價格闖關」由此開始，這一措施造成大量「官倒」現象，直接觸發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事件；另據2019年8月13日新華網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委託其親信、中央組織部部長陳希看望慰問在北戴河休假的「專家」，由於當時正值中美貿易戰以及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浪潮，外傳中共「政治老人」討論了相關問題。
本周二（3日），中共官媒、官媒新華社旗下的《經濟參考報》稱大陸網上遊戲軟體是「精神鴉片」；與此同時，中共更以「大躍進」模式發展體育產業，發展目標是到2025年體育產業總規模達到5萬億元人民幣。應該說，中共站在「道德高地」上譴責「精神鴉片」，又以「舉國體制」大搞體育產業，總令人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因為中共在1949年之前，自己也曾販賣真正的鴉片。 大陸敢言雜誌《炎黃春秋》2013年8月刊發《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一文說，種鴉片的地區，在中共歷史上不止於陝甘寧邊區，時間也不限於延安時期，比如所謂「解放戰爭」時期曾在東北大量種植罌粟。該文援引1947年在東北行政委員會遼東辦事處工作的王錫富的回憶：「為支援前線，一九四七年，東北行政委員會在臨江、長白、扶松、蒙江（今為靖宇）等四縣大量播種罌粟。直接由元興商店經營管理，由總店負責組織領導，總店下設四個分店，每縣設一分店。當時總店經理由遼寧省公安局秘書長孫敬之兼任」，「種大煙的多為個體煙戶，也有機關和部隊參加生產」。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者陳永發曾於1990年發表論文《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該文指出，當年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時，甚至被任命為「鴉片問題專員」。朱德、賀龍和王震等等軍頭都是鴉片販子。當年中央靠賣鴉片獲得經濟支援，成了延安半公開的秘密。毛澤東《為人民服務》一文中表揚「死得重於泰山」的八路軍戰士張思德，其實是死於燒制鴉片過程。 據北京新四軍研究會七師分會蔡曉鵬《往事輝煌——新四軍七師暨皖江根據地創新發展戰時經濟的歷史回顧》一文：1942年—1943年，中共領導下的全國各根據地處於最艱難時期。根據地縮小、部隊減員、供給困難成為各根據地面臨的三大難題。而新四軍七師皖江根據地，主要靠拓展「特種貿易」（即販賣鴉片），以百倍以上的差價，為根據地獲取了巨額利潤。 毛澤東曾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號召全國「鍛煉身體，保衛祖國」，但他領導之下的中共卻又曾經種植罌粟和販賣鴉片，都令人有一種「違和感」。
中研院發布新聞稿證實，一代史學大師、中研院院士余英時8月1日在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余英時193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先是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西方學界皆推崇其為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 中研院指出，余英時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他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更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 出版「余英時回憶錄」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聞訊表示意外與難過，直呼不敢相信。 余英時許多重要著作都由允晨出版，7月25日廖志峰才打越洋電話給余英時，請他為允晨文化成立40年紀念題幾個字，余英時也一口答應。沒想到今天傳來這樣的噩耗。 除了學術研究外，中研院表示，余英時也是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公眾知識分子，在2014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殊榮後，為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中研院說，余英時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一生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含1991年獲行政院文化獎、2004年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屆唐獎漢學獎等，並於1974年當選中研院第10屆院士。
今年是中國大饑荒結束60周年。到底在1959至1961年間發生的中國大饑荒合共造成多少人死亡？2011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表示：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凈減少1000萬；2010年12月，北京大學學者孫尚拱根據國家人口年鑒的總人口數據估算，認為1961-1962年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4400萬人；1996年，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至4600萬；但有一個說法聲稱，中共元老楊尚昆通過公安部統計得出一個更加驚人的數字：9600萬人。 據稱在1964年，中國進行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很重視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楊尚昆主政中央辦公廳時，可不是毛澤東的「大內總管」，他是聽命於黨的，而當時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所以後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楊尚昆就成為第一批被打倒的中共元老，原因是毛澤東要除去肘腋之患。 再說回1964年的人口普查。楊尚昆認為，幾年前所有從下級上報的數字，即那些經過地方書記簽名的官方數字，都是假的；於是他成立了一個「普查辦公室」，自己兼任這個辦公室主任；他又起用了公安部一個副部長兼任「普查辦公室」副主任；這次普查直接由公安系統負責，經過省的公安廳，或再下面的公安局負責，完全不經過地方。具體的工作，則由公安部人口統計處的副處長趙文奇來主持；最後他們得出一個結果，「餓死的農民合共9600萬人」。 據稱這個數字太令人震驚，當時的公安部高層也不敢相信，兩次詢問趙文奇能否確認這個數字。據稱當時趙文奇回復說：「這個數經過我們反覆核對，是正確的，而且已經存在公安部人口統計處的檔案裡邊了。」 應該指出，到底楊尚崑調查中國大餓荒死亡數字這件事是否屬實，仍有待歷史學家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當年情況十分嚴峻，正如當年出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所指出，這段中共官方口中的「三年困難時期」很可能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推行極左路線的毛澤東絕對是難辭其咎！
中共為了宣傳需要，把很多編造出的小說情節寫入課本以美化自己。「飛奪瀘定橋」是其中之一。最近，官方甚至把所有自己他們編造歷史的質疑都打成「謠言」。但是編造的歷史畢竟是偽史，普通人只要動動腦就能看出其編造的痕迹。 紅軍長征「飛奪瀘定橋」的故事早就被編入大陸小學語文課本，故青少年無不耳熟能詳。 課文說，1935年5月下旬，打著「北上抗日」旗號的「中央紅軍」在四川省中西部強渡大渡河成功後因僅一艘渡船，故兵分兩路，右岸紅四團（林彪麾下）官兵冒著大雨在崎嶇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進，一晝夜奔襲120公里，終於在5月29日凌晨6時許先敵趕到目的地。第2連連長和22名突擊隊員，沿著槍林彈雨和火牆密布的鐵索踩著鐵鏈奪下橋頭，並與左岸部隊合圍佔領了瀘定橋。 「團長黃開湘、政委楊成武，在5月29日凌晨6時按時到達瀘定橋西岸，橋東面有兩個營的守軍，橋板也已被守軍收去。戰前雙方有喊話，紅軍方面向川軍說：我們是北上抗日的，請你們讓開路，不想和你們打。川軍方面回應說：你們有本事就長翅膀飛過來。由一營二連廖大珠為首的22人的突擊隊，突擊隊員腰插手榴彈，駁殼槍，後背一把大刀，冒著槍林彈雨，攀踏著鐵索強攻前進。他們後面是三連，每人抱一塊木板，在後面鋪木板。三連的後面是全副武裝的一連，準備最後時刻拚死衝擊。當突擊隊員到達河對岸時，守軍點燃了堆放在橋頭的澆上煤油的木板，突擊隊員不懼燃燒的火焰，衝到岸上，後續部隊也隨後跟上，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消滅了守軍，奪占瀘定橋，22名突擊隊員楊成武回憶都活了下來，而瀘定橋紀念匾則記載有4名隊員陣亡。」這段文字就在維基百科上。 上面瀘定橋戰鬥的故事約300字，稍稍細心讀一下，就會發現這絕非林彪所隊過瀘定橋的真實歷史，純屬宣傳幹事或者通訊員編寫的故事。編的痕迹太明顯，經不起如此質疑： 1935年日軍在華北，中央紅軍跑四川來抗什麼日？如果是借道，說清楚了，川軍為啥不放行？22人的突擊隊，人數不多，這麼輝煌的戰績，為什麼不一一列出他們的姓名和軍職。顯然，編寫上面文字的宣傳幹事們沒法說清楚這些問題。 首先應該肯定：「飛渡瀘定橋」並非無中生有。看資料：天塹大渡河曾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當年全軍覆沒之處。喜馬拉雅山融雪捲起的奔騰咆哮的激流，漩渦密布，河床布滿尖利的岩石，無法涉水。瀘定橋建於十八世紀初葉，是四川通往西藏的一座雄偉的弔橋，全長一百零一米，寬兩米多，十三根鐵索連接東西兩岸，九根作橋底，上面鋪著木板做橋面。紅軍過河時，橋上無板只有鐵索。 再看戰前紅軍和川軍的喊話，紅軍是在江西戰敗了被攆出來的喪家之犬，從江西到湖南再到貴州、雲南、四川，完全就是逃命的心理，跟川軍交戰前會喊「北上抗日」這種沒有意義的話？當然不會。打仗是槍彈下闖活命的，跟川軍喊這些可笑的話，心理上就輸了，仗還能打嗎？林彪會讓他的紅軍這麼瞎喊嗎？ 再說川軍如果真是守衛目的明確，就是要在大渡河邊把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喊話中擺明了是要拼本事，槍林彈雨中22名槍全別在腰上的突擊隊員居然都走過了無板的鐵索，怎麼可能？除非守軍這兩個營官兵全都被隔空點穴定住了。如果林彪或者他的軍隊中沒有這樣的高人，那麼不需要兩個營，有一個槍法好的人就可以擊倒這22個「人靶」。只要是摸槍打死過麻雀的人都能做到。 為了自圓其說，大陸官方補充了這麼一段話： 「根據2003年當地86歲的老人李國秀老人的目擊陳述，他看到有22個紅軍過橋，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後面，幾個老百姓被國民黨擊中掉進了河裡，橋上沒有木板，只掛著鐵鏈。」這個李國秀「看到有22個紅軍過橋」，這個數字他是一一數來的嗎？他怎麼會有看人就數數字的習慣？李國秀18歲時記下的數字，居然隔了68年還記得，莫非他一輩子就為作這個證而活？既然橋對面有敵人，工農子弟兵紅軍怎麼會讓老百姓擋子彈？川軍的子彈怎麼能把老百姓打下河，卻打不下後面的紅軍呢？ 此外，「有分析認為，當時駐守對岸的川軍劉文輝部隊裝備落後。紅軍在火力上有著壓制性的優勢。因此，紅軍只遇到有限的抵抗，並且守軍的抵抗很快就瓦解了。」 其實以上分析也不經一駁：既然川軍裝備落後，也沒防守和殲敵的頑強意志，戰前怎麼會喊話要比本事？如果劉文輝根本就沒打算阻止紅軍過路，也就沒必要派兵駐守瀘定橋。這才是實情。 查看百度百科「飛渡瀘定橋」的詞條，很容易看出這個故事出爐前後煞費苦心。 食緣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採訪陝北。毛澤東和楊尚昆聯署命令發起對外宣傳和向外國人募捐的徵文，紅一軍團政治宣傳科科長彭加倫寫的《飛奪瀘定橋》很生動，被斯諾採用。斯諾看了毛澤東給的《飛奪瀘定橋》後，進行了再創作： 「木板有一半給抽掉了，從岸邊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鐵鏈。在東岸的橋頭，敵人的一個機關槍陣地正對著他們，它的後面是由一團白軍把守的陣地……誰能想到紅軍會發瘋似的試圖從光鐵鏈上過河呢？可是紅軍卻偏偏這樣做了……頭一個戰士中了槍，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個也掉下去了，接著是第三個……敵人把煤油扔到橋板上，橋板開始燃燒起來。這時，大約有二十名紅軍戰士用雙手和膝蓋匍匐前進，把手榴彈一個接一個地扔進敵人的機關槍陣地。」 匍匐前進過無板的鐵索橋，還扔手榴彈。電視劇集《長征》就是按此拍攝的，神了！ 事實上過橋時紅軍無一傷亡。首批過橋的二十二名戰士，在六月二日過橋後，每人得了一套列寧裝、一枝鋼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受傷。其他紅軍過橋時也沒有傷亡。周恩來致電詢問過橋的指揮官楊成武：「人有沒有受損失？」當聽說沒有時，周又問：「一個都沒有？」答覆是：「一個都沒有。」 中共最會忽悠，如玩魔術。林彪左路軍有楊成武（王開湘）團飛奪瀘定橋的故事，彭德懷部彭雪楓團就有覃應機偵察連12人奪橋的故事。於是，所謂瀘定橋戰鬥的故事就有了紅一軍團楊成武紅四團和紅三軍團彭雪楓紅十三團兩個版本：一個是楊成武部下二連連長廖大珠率領22名突擊隊員奪取的，但這22位勇士的名字一直沒有公布）。第二個是彭雪楓部下偵察連指導員覃應機帶領12名勇士（均有名有姓）奪取的，這個版本最早報到黨中央，1935年就由陳雲帶去蘇聯。 不過，網上也有資料稱，覃應機偵察連12人所奪乃另一鐵索橋，不是瀘定橋。到底是否如此，玆不作進一步考證，錄以備用。 不管怎樣，由於彭加倫和楊成武會宣傳，毛澤東就給了斯諾這個版本（彭原作，楊署名）。 1946年，彭德懷被一位英國作家問起，怕說漏嘴，就推說「記不清了」。而記得清楚對岸敵軍的彭加倫說有兩個旅，楊成武說有兩個團。邏輯學告訴我們，這兩種對立的故事版本，完全可能同假。 1935年蔣介石是在驅趕紅軍進四川入西北，而不是要消滅，那是他統一西南、西北的軍事戰略。鄧小平身為當年中央紅軍《紅星報》主編，自然對此很清楚。1982年他會見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親口說：「（楊成武部喋血飛奪瀘定橋）這只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軍隊的戰鬥精神。其實沒有打過什麼仗。」 無獨有偶，英籍華裔女作家張戎寫過一本《鮮為人知的毛澤東》，還原了這段歷史的真實。摘要如下： 紅軍五月二十九日到達時，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長征故事中說的守橋的國民黨二十四軍第四旅李全山團，其實駐在遠處的化林坪一帶。駐紮瀘定的步二旅在紅軍到來前就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有西康地區專員六月三日的通報——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證明。當時國民黨無數通訊沒有一份講瀘定橋打了仗，只提到紅軍在去瀘定橋的路上和離開瀘定橋之後，有幾次小型遭遇戰。離橋不遠的天主教堂，一位九十三歲老太太，頭腦十分清晰地記得紅軍當年「陰一炮，陽一槍地打過去」，然後「慢慢過完橋」，過橋時「沒有打」。有兩三個人命喪此橋，朱德夫人和九十三歲老人都說是紅軍修橋時失足掉下去的。 由此可見，本文開頭引述的大陸小學課文所載故事，是真真假假相混雜。《紅樓夢》說得好：假作真時真亦假。歷史的本來面目理應讓後人知悉，去偽存真。 筆者不厭其煩搜集有關資料以飧讀者，並無抹黑共軍或國軍之意，僅此聲明。 （全文轉自議報）
古代封建社會，有很嚴格的階級之分，民間如此，皇宮、後宮也不例外；在皇宮內，說什麼話、做什麼事，都有明確的規定，不可逾越。連皇上的房事，也有很詳細的規矩要遵守，即使貴為皇上，也不能一時興起，想幹麼就幹麼；不只如此，就皇后和嬪妃要如何侍寢，也都有一定的規範要遵守。 先來說說嬪妃侍寢的過程。在唐朝定有陪侍御寢的一定順序，按照月圓月缺來定。每月的前十五日為漸滿，後十五日為漸缺。所以從初一到十五就由地位低的輪到高的，十六到月底前則反由地位高的輪到低的。皇后及三夫人有優先權，九嬪以下則”九九而御”，即每九個人共同承恩一夜。 而清代嬪妃侍寢與唐代不同，不再是皇帝親自登門。每天晚膳時，凡是備幸的妃子，敬事房太監都為她們準備了一面綠頭牌，上邊寫著妃子們的姓名。牌子的樣式與京外官引見之牌相同。或十餘面，或數十面。太監把這些牌子放在一隻大銀盤中，準備晚膳時呈進，所以也叫做「膳牌」。待皇帝吃完晚飯以後，太監即將盤跪呈於皇帝面前。皇帝若無所幸，則曰：「去！」。若有所屬意，即取牌翻轉，使牌背向上，太監退下。把此牌交給另一太監，這就是專門負責馱著妃子，把她放在御榻上的太監。被選中的妃子，不僅要沐浴，還要一絲不掛的裹在被子里，讓太監們抱到皇上的龍床上。 而為什麼要把妃子一絲不掛的裹在被子里，由太監抬到皇帝寢宮，據說這樣是為了防止帶兇器刺殺皇帝。因為清朝是經過戰爭入主中原的，宮裡有些人是前朝舊人，難免會有人想要報仇雪恨，為了皇帝安全著想，妃子只好被脫得一絲不掛。 而接下來皇帝也十分講究，要先躺床上露出頭和腳，然后妃子從皇帝腳那頭爬進皇帝的被窩，接著就開始翻雲覆雨一番，但在做這檔事時，侍寢的妃子沒有皇帝允許，還不準叫出聲；而完事之後，妃子也必須從皇帝腳那頭爬出來，再讓太監裹在被子裡帶走。 除此之外，清朝在侍寢上有著十分嚴格的規定，同房時間不能超過半個時辰，也就是現在的一個小時。在行房的過程中，太監會在窗外候著，站在窗外的太監會根據時間長短「體貼提醒」皇帝，如時間過長，太監就會高唱：「是時候了！」，皇帝如不應則再唱，如此三次；如果在經過第三次提醒，還沒聽見皇帝的任何答覆，太監們就要破門而入了，以防出什麼事。 而在階級分明的封建社會，皇后侍寢的待遇自然和嬪妃不同，主要有兩點： 其一，妃子們侍寢有時間限制，時間一到，哪怕是大半夜，也得起身走人，不會和皇上睡到天亮；皇后就不一樣了，和皇上睡到天亮是她的特權，期間下人們不能打擾，否則是會挨板子的。 其二，妃子們想要侍寢，要等皇上翻她們的牌子，皇后就不一樣了，沒有牌子，皇帝想了直接去皇后宮中就可以。 所以，都是侍寢皇帝但規矩不同，但皇后與嬪妃的區別還是蠻大的。
台灣旅日作家李琴峰14日以新作「彼岸花盛開之島」榮獲日本純文學最重要獎項「芥川獎」。她日前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時表示，這部新作想得是人類歷史的反思。 「彼岸花盛開之島」描寫一名漂流到彼岸花盛開的島嶼海邊、失去記憶的少女宇實（umi）來到陌生的島嶼，接觸島上人們的生活文化，島民操的語言是「日本（nihon）語」，相當獨特，但另外有一種稱為「女語」的語言，只有一定年紀以上的女性才能學習，做為歷史傳承之用。 這座島嶼只有女性才能傳承歷史，擔任所謂的島嶼領導人（noro，暫譯祝女），最高領導人是大noro(大祝女)。故事寫到，大祝女下令宇實要與同齡的游娜（yona）一同成為祝女，生活在島嶼上。 小說中與宇實、游娜同齡的男孩拓慈（tatsu）是男生，不得學習女語，但偷偷地學習，女語學得比游娜還好。拓慈不懂為何男生不得學女語、無法當祝女。宇實與游娜承諾拓慈，倆人若當上祝女就改變男生不能當祝女的規則，並承諾也會教導拓慈歷史。 李琴峰受訪時表示，如果讀者閱讀過她的作品，像是「獨舞」、「倒數五秒月牙」、「北極星灑落之夜」、「星月夜」等，可知道有幾個蠻重要的主題，像是語言的問題、國界的問題、文化的問題及性少數的問題。 之前的作品在撰寫時都有確定的時間和地點，但新作「彼岸花盛開之島」是虛構的文本，是她首部幾乎全屬虛構的作品。故事發生在一個架空的島嶼，她希望透過有些科幻成份的小說，將她重視的幾個主題整合起來。她認為整合得不錯。 被問到為何將故事主軸設定在島上男性無法當領導人、沒權力等重點，李琴峰表示，權力這種東西其實文學作品，特別是她之前的幾部作品多所探討。 她說，回顧人類歷史，人類從原始的採集、狩獵生活，在很原始時候有很多母系社會存在，但進到農耕社會後，很不可思議的，都變成父權系社會。 她在「彼岸花盛開之島」想寫的是對人類歷史的一種反思。 她認為，幾千年來，透過男人的視野、男人的文字書寫的所謂的歷史、正史，其實都是經過男性視點解釋過的東西，即使是相對性別較平等的現在，大家習以為常的一些思維、邏輯、科學知識乃至於政治體制、意識形態都是男人建構出來的。 於是她思考，有沒有可能幻想出一種跟當今政治體制等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由女性的邏輯、由女性司掌的世界。她希望跳脫歷史脈絡，試著摸索一種幻想的共同體。 李琴峰在這部小說中用日文片假名（發音niraikanai）形容遠方海洋彼端的一個世界。她說，那是沖繩神話中位於海洋彼端的樂園，人們幻想海洋彼端是神仙居住的樂園。她將這樣的神話引用到小說中。 她表示，為了撰寫這部小說，構思相當久，最初靈感源自北歐丹麥哥本哈根里的嬉皮自治區「克莉絲汀安娜自由城」（Freetown Christiania），自治區內的氛圍與外界完全不同，若要踏出，有道拱門上面寫著「你將進入歐盟區」。 這讓她覺得很像與世獨立的一個烏托邦地區。烏托邦是西洋的概念，若以中國或東洋的概念來講，就是桃花源或紅樓夢裡的大觀園，是理想的樂園。因此她構思，有沒有可能在日本幻想出一個類似的桃花源或烏托邦地區，她讀了一些琉球（沖繩）歷史神話等，創出一個世界。 烏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人類幻想出來的理想，對某些人而言，可能是理想，但對另外某些人而言，不見得是理想。 李琴峰說，「彼岸花盛開之島」，彼岸花具有雙重意思，它是不會讓人感覺疼痛的麻醉劑，同時也是在加工後可變成毒品賣錢的，因此是雙重隱喻。同樣的道理，這座島嶼有光明面，也有其陰影的一面，將男性排除在宗教、政治體制這一點就是陰影面。 她說：「歷史不可能完美、人類所建構出的社會制度也不可能完美，包括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都不斷地在尋求改善或變革的契機，這座島嶼也走在變革的路上，雖然現在不那麼完美。」 這小說故事結局是光明的或灰暗的？她說，由讀者自由想像這座島嶼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這部小說融入許多題材也提出許多問題意識。李琴峰說，透過小說，虛構3種語言，某種程度反映出日語在過去歷史上的一些變化。除了語言之外，還有對政治、歷史的思考。像是對現代日本及現在台灣與中國的一些危機意識、危機感進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