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晉：棋錯一著滿盤皆輸
2026 年 7 月 22 日
朝鮮、蘇聯、中國……許多紅色國家的「二號人物」風光一時，下場如何？集體悲催。 老二，在家庭排行中或許最為不堪，一方面聽老大的，年齡甚至就差一兩歲，還要照顧小的。反映在專制社會政壇上，一方面積極效忠領袖，一方面安撫眾生，一旦稍有差錯，從王侯哪怕是國家主席，也落得個慘死的下場。 2013年12月8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平壤舉行，會議宣布張成澤一夥有反黨反革命行為，解除其一切職務並開除出黨。朝中社的報道說，最近黨內的「異色分子」在繼承主體革命事業的重大歷史時期企圖廢除黨的唯一領導體制，通過派別陰謀擴大自己勢力，對黨提出挑戰。筆者發現，除掉他的理由讓全體朝鮮人民不得不服，那就是「張成澤濫用職權，生活腐化墮落，與多名女性有不正當關係，在高級餐廳大吃大喝。在思想上放鬆，吸食毒品，利用去外國治病機會用外匯進行賭博」。 張成澤為朝鮮「二號人物」，今年67歲，是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朝鮮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勞動黨中央行政部部長，人民軍大將軍銜。張成澤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二號人物的命運十分相似，曾經一人之下億人之上，最後鋃鐺入獄，甚至更為凄慘。 那麼蘇聯呢？好多政軍要員被斯大林清洗掉了，不乏蘇聯前二號人物被執行槍決。斯大林是當時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是蘇聯最高領導人，是一號自不必說，在二戰時期擔任國家元首（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是加里寧，擔任政府首腦的是莫洛托夫（蘇德戰爭爆發前，衛國戰爭開始後由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首腦），而且莫洛托夫長期擔任蘇聯的外交部長，所以加里寧和莫洛托夫是當時蘇聯的二、三號人物。這兩人也算善終，也歸於他倆聽話。 貝利亞曾是斯大林身邊最親近的人。但是，斯大林死後貝利亞被逮捕並被判處死刑。貝利亞1938～1945年一直擔任蘇聯政府重要職位，幾乎控制了國防工業的重要部門，特別是核武器製造部門。1953年，貝利亞被指控為英國擔任間諜，企圖顛覆蘇聯。同年12月23日，貝利亞被判處死刑。 筆者發現，據悉，斯大林去世後還不到一個月，貝利亞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和批判個人崇拜問題，停止了對斯大林的歌頌，不再用領袖畫像來裝飾遊行者的縱隊和各種建築物，共有1,201,738人獲得大赦，另有40萬人的案子停止了偵查。這些方案引起斯大林黨羽的震怒，剷除了貝利亞。 中國也曾有「二號人物」。井岡山時期「朱毛二人轉」，朱德老二，為人實在，輔佐毛澤東一心一意，也算善終。此後二號人物命運不堪。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改組。會議決定劉少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從此，劉少奇躋身中央核心領導層，並奠定了黨內第二號人物的地位。此之謂劉少奇在延安的崛起。 鑒於蘇聯赫魯曉夫在斯大林身後批判斯大林的教訓，劉少奇被看作是潛在的中國的赫魯曉夫，並以防止修正主義為名，發動文革。劉少奇於是成為文革的第一號對象——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1969年10月17日被押送到河南開封一座監獄「監護」，拒絕為其提供一切必需的醫療條件。11月12日凌晨四時，劉少奇因病不準醫治去世，終年71歲，頭髮一尺多長。 劉死後，林彪坐上第二把椅子，林彪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59年9月任國防部長，隨即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主持軍委常務工作。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叛國出逃，墜機身亡。 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說：「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通知》指出林彪叛黨叛國，是林彪這個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的總暴露、總破產。 （全文轉自網路）
紫陽並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在他的早年實際上也沒有經歷過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紫陽他本身怎麼走過來的，我真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紫陽有兩件事情大徹大悟。 一件事情，他說，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徹大悟。很多人都講同樣的話，文化大革命大徹大悟。紫陽怎麼說文化大革命大徹大悟呢？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當廣東省委書記，人家斗我斗得很兇，而且斗得不講道理，為什麼呢？我想了一下，我們斗別人也斗得很兇，也斗得不講道理。 我覺得在很多領導幹部當中是沒有這個想法的。紫陽講，人家為什麼斗得那麼凶，斗得那麼不講道理，斗得我很委屈？他說，我們自己斗人家那麼凶，那麼不講道理。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個想法，但是在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嘴巴里說出來，我聽了以後非常驚訝。 【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的女兒李南央在一次採訪中對美國之音說，鮑彤曾說：胡耀邦的反思是平凡冤假錯案，這非常了不起，但是紫陽的反思是徹底的。趙紫陽說：「我們黨的基本理論有問題，我們黨的鬥爭哲學是錯誤的。」他從根上看到了黨的路線、黨的工作方法一貫是左的錯誤，這就是他大徹大悟的基礎。 鮑彤還說，很多文革冤假錯案的受害者、很多老幹部認為造反派是冤假錯案的製造者，他們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迫害。這樣一來，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是造反派的罪惡。 趙紫陽說：「不對，斗老幹部的造反派也是受害者，全國人民都是受害者。人都變得沒有人性了，都變成獸性了，這還不是受害者？最後毛澤東的老婆也成了受害者，變成了反革命。弄到最後，他自己（毛澤東）也是受害者。他怎麼是受害者？因為他變成了反革命家屬。全中國人，當時10億人，包括毛澤東，都是受害者，都是黨的理論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是根據黨的理論造反的。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從黨的基本理論上解決起。」這是紫陽文革後的大徹大悟，他找到了根源。 趙紫陽的老部下、《炎黃春秋》雜誌前社長杜導正也曾撰文說：「紫陽說過，他過去很左，確實。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等極左性質的運動中，趙紫陽並不消極」，但是文革十年讓他的人品覺悟有了大的升華。」】 再一次大徹大悟，我想是他下台以後，關在屋子裡面，看這個世界，讀一點書，想一點問題。他想了一個事情，我們不是共產黨嗎？我們共產黨不是要改造中國改造世界嗎？為什麼我們不能自己改造一下自己呢？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一個普通人的普通想法。但是呢，在很多領導人裡面，大概活一輩子也沒有想過這兩個問題。紫陽考慮這兩個問題，那就是作為一個普通人來考慮，這是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紫陽考慮很多問題的時候，我覺得他有一種，怎麼說呢，農業要弄上去，怎樣做？農民自主權。經濟要弄上去，紫陽說企業自主權。電影要誰來審查？由觀眾去審查，由觀眾去評論。案件應該怎麼辦？紫陽說，由檢察官去偵查，由法院去判案。碰到了社會矛盾怎麼辦？應該由社會群體來協商對話。我看紫陽碰到問題就是這樣的解決——公民的權利，人民的主動。從毛澤東以來一貫的一個想法就是任何問題由黨領導，由黨決定，聽黨命令，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紫陽說了，我們這個社會，這個社會的主體是人，是這個社會的公民。 我覺得中國的問題沒什麼了不起，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見。習仲勛說中國就是要立一個法來保護不同意見，使我肅然起敬，我認為這抓住了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這個問題解決了，我看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大家也心情愉快了，也沒有恐懼了，政府言路也開通了，民情也能上達了，領導也不會昏頭昏腦了，我看中國政治就清明了。一句話，只要能夠保護不同意見，中國一切問題通通解決。所以我對習仲勛老人是欽佩的。我覺得他這一句話，可以解決中國一切問題，沒有一個問題不能解決，比人家千言萬語還好。 我看建黨百年的第一件事，應該說向被中國共產黨殺死、餓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這樣建黨百年就有紀念意義了。如果敲鑼打鼓，說我殺了多少人，取得了偉大勝利，那我想習仲勛同志是大概不會高興的，不會贊成的。我想一想如果習仲勛老先生現在還活著，他一定會說，要懺悔，要改正，要從此不再殺人。 趙紫陽，1919年生人，中國前總理、前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改革派領導人，1989年北京發生要民主反腐敗的和平抗議示威，他因反對鎮壓、反對出動軍隊戒嚴而被撤職並被軟禁，直至2005年去世。中國官方至今禁止民眾公開紀念他。 鮑彤，1932年生，浙江海寧人。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中國其他地方發生抗議示威期間，鮑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的政治秘書。在中共當時實際上的領導人鄧小平提出要調遣軍隊鎮壓和平息抗議之際，鮑彤支持趙紫陽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並採取實際行動指令中國媒體宣示這一主張。在中共最高當局6月3日開始實施鎮壓一個星期前，鮑彤被秘密逮捕。當年7月，他被判刑七年，罪名是泄露國家秘密和反革命宣傳煽動。刑滿釋放後，他長期被軟禁。 鮑彤認為，在趙紫陽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儘管趙並非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但他仍竭盡所能全力推進中國走向法治和政治自由。因此，那段時間是中國大陸1949年以來政治上最自由的時期，那時沒有一個人因言獲罪受到刑事處罰。 在鮑彤看來，趙紫陽思想開明是因為他是中共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中罕見的思想認真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人。那些少見的對中共政權的所作所為有反思能力並有認真反思的人也包括習仲勛，即當今中共領袖習近平的父親。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幹部子弟。文革的時候大家不都把家裡的照片燒掉嘛。這些幹部都怕萬一自己倒霉了去連累其他的朋友。我幫我媽媽燒照片時，發現一張照片，咦，我說，這不是江青嘛，那抱著的小孩是誰？我媽說，那不就是你嘛。我說，你怎麼認識江青的？我媽說，那時候兩家是鄰居。她跟江青又都是青島老鄉。她們倆的關係開始的時候很不錯，但是後來關係也不好了，還特別跟我說：「咱們家遇到任何災難，你不要去找她。」 我媽在這方面的看法其實要比我父親更早。她很早的時候就對共產黨、對毛澤東很有看法了。1960年代初中國和蘇聯還沒公開翻臉，但是在黨內已經傳達了。我媽媽那時候是一個很大的企業的黨委書記。她就在公開大會上提前講了這件事兒了。因為還沒有公開這件事，只是在黨內傳達，所以她就等於是犯了錯誤。一下子把她貶為普通工人，就是黨委書記一擼到底。從那個時候她可能就開始懷疑這個共產黨。她應該比我父親更早的覺悟到共產黨就是一個大騙局。 因為是幹部子弟，生活條件比一般老百姓要好一些，上的學校也比一般老百姓要好。我們這些幹部子弟從小在學校受的教育就是共產黨怎麼怎麼好；老百姓怎麼怎麼擁護；老百姓生活的多麼幸福；台灣的人民都在吃香蕉皮；美國人民都在水深火熱之中等等等等。當時確實滿腦子都是這些教育觀念。所以文化革命的時候，我們這批人很多人都參加了紅衛兵，保衛毛主席，保衛共產黨，熱情很高。那真是死了都不怕那樣子。 我第一次產生懷疑呢，是那時候大串連。我們是最早串連的嘛，那時候還沒大規模串連，就坐普通的列車，跟普通的旅客都混在一起，往西北去。走到甘肅定遠那一帶，過了天水以後那裡，在一個臨時停車的站，我就把頭伸出來，因為當時在天水買的燒餅沒法吃，雜和面兒的，特別難吃，我就想把那個燒餅給要飯的。 我當時嚇了一跳，我面前一個要飯的，17、18歲一個女孩兒，根本就沒穿衣服。身上黑的，都是髒的東西，拉著可能是她弟弟，披著個麻袋。我當時就非常震驚，怎麼會有這種情況呢？我對面坐了一個可能是外出辦事人員。他說，哎呀，這種情況很普遍啦，在這種窮地方，你花十塊錢就能買這麼一個姑娘。我當時對這些情況就不能理解，非常震驚。從那時候我就開始懷疑當時在學校里受的那些教育。共產黨真的這麼好嗎？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編註：1966年12月，大批中共高級官員受到文革衝擊之時，以高幹子弟為首的紅衛兵成立了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公開與中央文革對抗，想保護自己的父母。他們還揚言：「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不出一個月，「聯動」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100多名「聯動」骨幹成員被逮捕。】 文革中後期為了躲避公安部的追蹤，我逃到鄉下我們老家去了。我們老家其實是全國著名的魚米之鄉，就是在（安徽）巢湖周圍，自古以來兵和糧食都特別多的地方。後來我居然發現，我們老家那個地方在大躍進的時候餓死了一半的人口。我們那個村子旁邊就餓死了一半人。我們那個村子呢，我們的親戚壯著膽兒把公家的糧食給分了，他差點被判刑。因為他是一個老共產黨，就沒給他判刑，只給他開除黨籍。 我在當地做了一些調查，我說那個時候都是怎麼活過來的。人們說，那個時候連老鼠都被吃光了，老鼠窩全都被挖了，然後就開始吃人。我說還有這種事兒啊，吃人啊？人說你看旁邊有個村子，離我們可能有兩三里的路程，全是土牆。都八年了，我說這話的時候是68年，大饑荒過去八年了，還沒有人活著回來，等於說那個村子全部都餓死掉了。從此我就對共產黨產生了極大的懷疑。 對共產黨產生徹底了解可能是在我當兵以後，那時候接觸全國各地的人，我發現我們老家餓死人的狀況啊，不僅僅是那一塊地方，全國各地都差不多。只不過一些窮困地區的人，歷史上就知道怎麼度荒年。他們知道挖野菜、挖樹根，死的人可能還沒那麼多。而我老家是魚米之鄉，自古以來沒有說吃不飽的問題。一遇到大饑荒，人都餓死掉了，非常凄慘。我看到那個情況以後，對共產黨的印象就逐漸地走向負面。 在部隊的時候，星期天我們經常到鎮子上買東西。鎮子上有一個書店，書店裡有很多的馬克思主義的書。賣不出去，農村誰看那書啊？我全給整套買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不像過去那時候都是抱著一種崇敬的心情，這時候我抱著一種批判的態度看。我也看了很多馬克思以外的書。那個時候中國有很多內部刊物嘛，很多共產黨人可以看很多被禁止的書。高級幹部每天有兩份《內參》，或者叫《大參考》。《大參考》里主要講的是外國的事兒，《內參》主要講中國內部的事兒。通過這些東西，我們就對中國現實有了客觀了解。從客觀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基本的邏輯錯誤。你怎麼能用一個專政，一個暴政去建立起民主呢？你怎麼能用暴政來保護老百姓的利益呢？ 從我下鄉以後到當兵這段時間，我對共產黨的認識基本上完全轉變過來了。通過當兵和當工人這段時間，我對中國的歷史、中國社會的現狀有了很深刻的了解。這是我人生裡面最重要，也是最珍貴的一段時間。 【編註：70年代末，在北京動物園當電工的魏京生投身西單民主牆運動，張貼了小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參與創辦地下刊物《探索》。在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4天後，他被逮捕，先後兩次坐牢，共計18年。】 民主牆的時候我不是出去干這些事兒嘛，父親沒有反對。他的思想實際上也有轉變。民主牆到了快要受到鎮壓的時候，他有很多內部消息，他跟我說，你乾的這個事情是掉腦袋的事情，你趕快停止吧。我當然說，我已經不能停了。 有時候一個人該幹什麼有點命中注定的。（重新來過的話）我覺得我應該還會這麼做。因為在民主牆之後，在中國逐步掀起了這種要民主要自由的機會非常多。民主牆是第一次機會。所以呢，即使我沒在民主牆出現，我想我後來也逃不過去。 現在的小青年日子過得好了，離文革，離大饑荒，離六四屠殺都已經很遠了。小青年們現在不一定都知道那個時候的事情，但你可以看看自己國家的歷史。再看一看別的國家的歷史，引以為戒。不要別人喊什麼就熱情一高，跟著幹什麼。比如說看看德國的歷史吧。德國希特勒經濟也是快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然後希特勒和納粹黨就煽動起來以種族主義面目出現的愛國主義，跟中國現在煽動的所謂的愛國主義其實內容差不多。在這種熱潮的煽動下，第一，專制暴政鞏固了；第二，由於他的穩固，他就開始野心膨脹了，這和今天習近平搞的戰狼越來越兇猛是一模一樣的。下一步就要開始對外擴張，不但給德國人民，也給周邊人民帶來很多災難。 我老想對現在年輕人說不要去崇拜什麼東西，不要去崇拜什麼人。別人說的話你要想一想，要通過自己的眼睛去看。要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東西。要去相信自己思考得出的結論。看看從50年代開始到現在，中國持續了70年的這場災難，就是從1921年共產黨成立的時候開始的，災難的苗子，是被欺騙的苗子。能維持到現在100年了，那它也應該壽終正寢了。 魏京生，1950年生，父母均為中共高級幹部。從小一邊在北京最好的學校接受熱愛中國共產黨的紅色教育，一邊耳聞目睹著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6歲的魏京生參加了紅衛兵。他說，那時候熱情很高，保衛共產黨、保衛毛主席，真是死了都不怕。在走南闖北的「大串聯」中，這個高幹子弟頭一次見識了底層民眾疾苦，偏遠地區的貧困令他震驚。 為了躲避當局迫害，父母將他送到安徽老家務農。曾經的魚米之鄉如今滿目瘡痍，這是上世紀50年末60年代初，中共獨裁者毛澤東在經濟上瞎指揮一意孤行，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惡果。魏京生說，在農村的這段經歷讓他對共產黨產生了極大懷疑。 1970年，和很多幹部子女一樣，魏京生憑藉父母的關係得以參軍，1973年複員後回到北京，成為北京動物園的一名電工。他說，當兵和當工人這段時間是他人生中最珍貴的階段。他接觸了社會各階層的人，讀了很多書，對中國和歷史和社會現狀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對共產黨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轉變。 1978年，西單民主牆運動爆發。一些工人和知識分子自發在北京西單以大字報的形式宣揚民主、自由，魏京生是其中的領軍人物。他先後發表《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等一系列文章，參與創辦地下刊物《探索》。 隔年3月，他又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地批評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正在走一條獨裁道路。幾天後，他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西單民主牆也被取締。 1993年，魏京生第二次被逮捕，重判14年。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下，1997年魏京生獲准赴美就醫，從牢房直接被送上一架飛往美國的班機。 民主牆是紅色中國歷史上第一波被鎮壓的公開的異見運動。魏京生對美國之音說，儘管他知道這是個「會掉腦袋的事」，但他從不後悔投入那場運動。民主牆之後，中國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爭取民主自由運動。即使當年他沒有跳出來，以後恐怕也逃不過去。 流亡海外後，有一天，他接到父親的電話。這位當年曾喝令他收手的老共產黨員告訴他，北京的好多「老大姐」（共產黨內部對高級女幹部的稱呼）想要去美國看他。她們說：「京生是個好孩子。他做了我們當年想做但不敢做的事。」
我父親很小就離開家。抗戰的時候，17歲就開始逃亡，到西南聯大當了流亡學生，在大二的時候自願退學，去替飛虎隊做翻譯。 來美國以後跟著飛虎隊又是幾年，之後去念書，加在一起在美國八年。中共建政後，燕京大學一再向他發出邀請，請他回去任教。當時他就是很愛國，覺得在這個戰亂之後的國家，他想回去幫著建設。 當時李政道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李政道說，他不願意回去被洗腦，我爸覺得很滑稽，根本就不相信真的會有1984這種事情，最後我爸去意已決，李政道就幫他收拾行李，在他的行李箱上寫上 「北京燕大 巫寧坤」。 回去以後，很快他就發現自己和周遭格格不入。不到一年，燕大就解散了。 肅反運動開始後，我爸在學校里被批鬥。他有一個姓閻的同事，參加批鬥會看到他被批鬥的樣子，嚇得回家，當天夜裡就自殺了。 反右運動時他被劃為 「極右分子」 。他在自傳《一滴淚》里講了很多，當時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幾千萬人。 老百姓什麼事也沒有的都是餓死，他們在牢里更是餓得不行。他的所謂的工作就是去埋死屍。大炕上睡幾十個犯人，可能今天是睡在你左邊的，明天是睡在你右邊的，早上起來就是一個死屍。一天的工作就是把那一晚上死掉的人拉了去埋。 那時候我爸就覺得差不多，他也快了，已經餓得浮腫，隨時都可以倒下去。他就給我媽發了一個電報，說「速來見最後一面」。我媽形容說，見到他的時候，他的耳朵是透明的。 這個人一點點油水都沒有，真正的皮包骨了。 他是58年4月17號給抓起來的。我爸被抓起來以後，學校就跟我媽說，你要跟他劃清界限。你必須離婚，如果不離婚，你就必須辭職，準備去要飯去吧。當時我哥哥兩歲，我還在我媽媽肚子里。我媽媽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她是一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媽就說：你們迫害巫寧坤，就像當年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有罪的不是他，是你們！我辭職。 我是6月3號出生的。直到三歲生日那天，我才在勞改營里第一次見到父親。他那時候的樣子肯定是很可怕的，衣衫襤褸、餓得要死的樣子，後來我媽媽告訴我，叫我喊爸爸，我不叫，就哭，就鬧。當時覺得很恐懼，這是人是鬼啊？ 我自己開始有意識覺得和別人不一樣是在上小學的時候。文革剛開始，二三年級的時候，上學的話就打你啊，你就是一個小右派，那個學校裡面你走在路上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很多就是 「打倒巫寧坤」啊、「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巫寧坤就是一個紙老虎」。上學都不敢走正門，磚牆上挖一個洞，就這樣爬進爬出。我從小就有這種樂觀的精神，我還給它起了個名字，說這是我的「月亮門」。 那時候批鬥，在大禮堂，他在台上站著，掛個牌子，「牛鬼蛇神巫寧坤」，喊口號。每天都是大喇叭，高音喇叭，早上起來， 「東方紅，太陽升」（唱），這一天就開始了。「勒令極右分子巫寧坤到大禮堂，受革命群眾批判」，你就得去啊，還要自己準備袖章啊，牌子啊。 那種年代啊，一般人都是跟你劃清界限，你是右派，又是美國特務，又是國民黨殘渣餘孽，躲還來不及呢。我那時候就說要跟這個爸爸躲遠一點，我還改了名字。我這個 「一毛」惹麻煩吶。人家說，你居然用偉大領袖的姓給你女兒起名字，這也是他的罪。 文革的時候講 「三忠於四無限」嘛。我就改了名字，我叫李忠。 【 編註：巫一毛所說的「三忠於四無限」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流行的政治術語，強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三忠於」指的是 「忠於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四無限」指的是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都要「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當時中國各地流行跳 「忠字舞」、對毛主席 「早請示、晚彙報」。文革結束後，這種說法受到中國官方的批判。】 上學的路上有學生攔著我，跟我說：「你要造反，你要革你爸爸的命。你要給你爸寫大字報。」我說：「我不會寫啊。」他們說：「不會寫沒關係，我們教你寫。」他們就這樣把著我的手，毛筆就寫：打倒巫寧坤，反革命這一類的。我說：「我還是不想寫，我寫了回家爸爸會打我的。」他們說：「不怕不怕，你爸爸打你，我們打你爸爸。」 覺醒的瞬間來得也很快。文革開始後不久，也就8、9歲吧，有一天我去買菜。兩毛錢買了一個西瓜，四分錢買了一張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親密戰友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彩色畫像。那天我不知是感冒還是發燒，頭疼得不得了。我就路邊上坐下來。 那時候毛主席檢閱紅衛兵嘛，整天都是「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 」，「毛主席的像看一眼渾身有力量」。我想，我來看一眼我們偉大領袖的像吧，馬上我的頭就可以不疼了。 打開來一看，頭還疼，再打開一看，頭還疼。我就知道了，毛主席是壞人，就這麼簡單。小孩子的直覺，一下子就想通了。那時候已經不上學了，整天武鬥、死人、開槍已經是家常便飯。看到了很多很荒唐的事情，所以就有這種直覺。就覺得還是爸爸對，毛主席不對。 2007年我也出版了一本自傳，被翻譯成很多文字，賣得最好的是德國，他們管我叫」中國的安妮·弗蘭克」。在德國演講時，有一次一個老先生顫巍巍地向走過來。走到我跟前的時候，真是欲語淚先流啊，不是一兩滴眼淚，嘩嘩嘩地眼淚就下來，嘴裡嘰里咕嚕說著一大堆我也聽不懂的德文。翻譯告訴我，他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這個時候，語言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我們的靈魂已經碰撞。我給他一個擁抱，陪著他一起哭。共產黨和納粹的這種迫害是一樣的。 延伸閱讀：萬古雲霄一羽毛 巫寧坤，1920年生人，江蘇揚州人，美籍華裔翻譯家，代表譯作包括《了不起的蓋茨比》。抗日戰爭期間就讀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期間中斷學業，為美國飛虎隊擔任翻譯，後赴美留學。 1951年受紅色中國感召，回到燕京大學任教。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嚴厲批判，被劃為「極右分子」，在勞改農場九死一生。文革結束後獲得平反，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重執教鞭。晚年赴美定居，發表以英文寫就的他一家人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與億萬中國人受難的回憶錄《一滴淚》，該回憶錄後被譯成多種文字，但在中國國內至今仍是禁書。2019年在美國去世。 巫一毛，1958年生於北京，出生前七個星期，父親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發配北大荒。她也因此成為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中最小的受害者之一。 據歷史研究者丁抒統計，當年約有150萬中國人在這場運動中受迫害，其中80%以上是知識分子。 文革結束後，中共承認當年錯劃55萬右派，並宣布除五人外全部平反。 當年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職務堅決貫徹毛澤東指示的鄧小平後來堅稱，「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只是 「擴大化了」。 1981年巫一毛赴美留學，2006年出版英文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 》，用細膩的筆觸講述了一個被殘暴、荒誕的政治碾壓的家庭的女兒在動亂年代掙扎求生的故事。 她在自傳的前言中寫道：「經歷革命風暴，我僥倖活下來。數千萬受難者，包括許多孩子，沒能逃過厄運。那些天真無辜的孩子中，有好幾個我的朋友。希望這本自傳能夠為歷史存照，為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生命的孩子們立碑。」 採訪中，巫一毛笑中帶淚地回憶往事。她說，現在好多了，早年間談起這些，常常泣不成聲。她告訴美國之音，長大後的她也曾埋怨父親：「你當年為什麼要回中國，害我們幾個孩子也跟著受罪？」父親總是樂呵呵地答：」我要是不回來，也就不會有你們啦。」巫一毛說，正是這種樂觀、豁達的精神和一家人的不離不棄，讓父親在經歷了這麼多苦難之後，還能以99歲的高齡走完自己的人生。
在他們進延安之前，共產黨只有四、五萬的黨員，是一個非常小的黨，但是到了延安以後，因為大批知識青年的湧入，在大後方也有很多知識青年加入共產黨，共產黨就一下子從四、五萬擴展到四、五十萬，一下就壯大了很多。他是在共產黨里的新生血液和新生力量。 進到延安以後，他一下就感受到了這種不平等。但是他說，他是接受的，因為那些老紅軍經歷長征的艱難困苦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一個老紅軍跟他講過，長征途中，人餓得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會把路邊死掉的人的胳膊砍下來，一邊咬一邊走。 他對他們有一種崇拜的心情，所以他對等級制度並不反感。他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或者說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沒有一種很平等的意識——本來皇帝就是皇帝，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怎麼能跟皇帝比呢？ 1942年《解放日報》改版，毛澤東來講話，他也去聽了。他說，毛澤東針對丁玲啊、王實味等人對延安等級制度的不滿大講一氣。他（毛澤東）說，我就是點兩根蠟了 ，我就是穿斜紋布，我就穿吊口袋。 我父親就覺得你怎麼這麼心胸狹窄呀，我們無非就是批評批評嘛，也沒有要怎麼樣，你反而這麼激烈地反駁回來，這麼大肆地宣揚自己就是要特殊。這點他非常反感。 他後來一直說，他受刑受得是最輕的。他是五天五夜不許睡覺，不許眨眼睛。他說，他熬過來了，但是關到保安處的另一個人是15天15夜不許睡覺，而且是把人綁在一個木頭的十字架上捆起來。你知道他說還有什麼嗎？有老虎凳。其實厲害的不是他們保安處，是黨校。黨校是社會部康生直接領導的。它是把人關在一起，讓你們自己和自己斗，可以斗到把耳朵都咬掉。他說那個地方就完全沒有章法，是非常厲害的。 後來我問過他，我說都給你關了一年多，你覺得這個是胡來，完全是胡來，你怎麼不想想這個共產黨不對勁吶，後來又跟著它一塊兒往前面走啊？他說，因為很快就開七屆一中全會了，那個時候抗戰也很快就要勝利了，當時李富春做的報告給他非常大的鼓舞，大家團結起來，向著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前進。 我覺得還是受那種思潮的影響：在整個大的革命洪流里，個人是無足輕重的，受點委屈，受點迫害是無所謂的，這是一種必然的犧牲。還是置於骨髓的中國文化的根深蒂固，再加上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的這一套，個人更是無所謂的，特別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那人就是螺絲釘嘛，他不是有人性的東西。 【編註：晚年的李銳曾對延安整風有過深刻反思。他說：「所謂整風，講得簡單一點，就是整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沒有成為『馴服工具』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來說，延安整風運動當然是成功的，黨內黨外，上上下下，尤其知識分子，思想都被『改造』了，階級性、黨性，消滅了一切人性，黨員都變成馴服工具。」 延安整風只是李銳挨整的開始。1959年中共「廬山會議」上，他因為批評當局發動的「大躍進」運動被打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撤銷黨內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北大荒勞動。文革期間因為批評時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他被投入秦城監獄八年，直至1975年獲釋，1979年平反覆出。】 他後來自己對這一段的回憶說，那時候已經不涉及對這個黨，對毛澤東還有崇拜的成分在裡頭，但我覺得他對黨，對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他的日記和上訴材料里都反映得非常清楚。他想說：我本質上是要革命，我是黨里的忠誠的戰士，我對這個黨，對毛澤東沒有二心；我犯了錯誤，我誠心誠意地承認我犯了錯誤，我是要改正錯誤，我還是希望黨能夠啟用我。我覺得他並不是很明確地認識到這個黨已經真的是不能要了，真的是一個反人性、反人民、反國家的這樣一個黨。可能是當時整個社會氣氛和政治氣氛是非常的高壓的，人其實沒有很多自由的思考空間。 我覺得後來能夠讓他靜下心來，徹底地回過頭去反思、去思考那還應該是六四了。那個時候他其實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這個黨了。他覺得共產黨走到這一步就已經完了，走到頭了。 六四以後讓他接手中共組織史資料的編纂工作，他就接觸到了很多他進延安之前的資料。因為共產黨的級別是很森嚴的，他一個做工程的水利電力部的人是接觸不到這些共產黨的組織方面資料的。而他又是進了延安以後的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對於之前中央蘇區的事情，紅軍在進延安之前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這一部分的歷史檔案資料使他非常的震撼。還有就是當時鄧穎超看著、守著，一定要把周恩來生前的很多東西銷毀，這是經過他的手。在銷毀之前，他看到了周恩來的很多批示，他覺得比「四人幫」還「四人幫」，那對他也是非常大的震動，認識到從黨的根兒上，一開始就不對，我覺得跟他接觸到的大量的史料有非常大關係。 【編註：李銳在《李銳口述往事》中說：「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對自己人的整肅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蘇區的肅反、打AB 團等，共殺了十萬人，直到延安的審干、搶救運動，各根據地的反托派，小的無數，真是太可怕了。這些問題至今沒有結論。」】 我問過我父親，你從什麼時候就比較大徹大悟了？是不是因為59年廬山會議把你給開除（黨籍）以後，文化大革命你又在秦城監獄裡頭呆著，所以就想明白了。他說不是。他說是他平反覆出以後，1979年，我記得應該是5月份到美國來。一下飛機，他一下明白了。他看到美國那種富足，老百姓那種自由，臉上那種很隨意、很坦然的樣子，大家都很平和的氛圍。他對超市、大街上的汽車、高速公路也都特別有興趣。因為他過去只去過蘇聯，蘇聯那時候其實很貧窮。但是他到了美國一看，原來是這個樣子。他不知道西方世界已經這樣富足了。他說是踏上美國國土的那一瞬間，他徹底醒悟了：這個是我們追求的社會主義，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國度。當時一下就覺悟過來了——共產黨的這條路線已經完全錯誤了。 他最後徹底的醒悟就是習近平要修憲要連任，這個老頭子就徹底絕望了。因為習近平邁出了這一步，那他徹底看明白了。 【編註：2019年2月，李銳去世，享年102歲。中國歷史學者、《李銳口述往事》的編纂者之一丁東寫道：「李銳先生早年滿腔熱情參加了這場革命運動，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晚年對革命進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一個縮影，是中國民族百年滄桑的一個縮影。」】 李銳，1917年生，中共元老，毛澤東前秘書，先後三次受整肅，中共黨內自由派代表人物。1950年代，李銳在有關是否應當興建長江三峽大壩的「御前辯論」中力陳建壩的弊端和危害，受到毛澤東的注意和賞識，旋即被收納為毛的秘書。在1959年中共領導層在廬山召開的會議上，李銳表示支持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反對毛澤東在經濟上的瞎指揮，因此受到毛澤東的整肅。 毛澤東拒絕接受彭德懷的批評，將彭與彭的支持者打成「反黨集團」予以撤職和迫害，堅持他的已經造成災難的經濟政策，最後導致幾千萬中國人在風調雨順的三年里被餓死。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依據當時其本人在會議期間的筆記寫成，成為中共黨史上罕見的當事人基於當時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高層殘酷鬥爭的第一手詳細歷史記錄。 1937年在武漢大學學習期間，李銳以地下活動人士的身份加入中共，1939年抵達延安。他後來回憶：「我二十二歲進延安，二十八歲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應當講對我這一生有著根本性的影響。」 李南央稱，她從小很少跟父親在一起，跟父親不親；只是後來隨著她自己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以及李銳的思想轉變，他們父女關係才越來越親密，她成為父親生前最信任的人。最後，李銳把對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非常有價值的個人生平檔案資料都交託給李南央，並由她轉贈給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那裡的資料對所有的研究者開放。 李南央在這裡主要講述了李銳在延安的經歷，其經歷顯示中共在其黨內鬥爭中誣告和有系統地、大規模地使用酷刑是它的歷史悠久的傳統。然而，在延安經歷了誣告和酷刑之後，李銳並沒有因此而覺醒。李南央說，李銳的徹底覺醒是在他102歲生命最後的時期。
我是在北京的中央機關大院兒里長大的。我父母曾經是軍人。父親之前是北大畢業的。 49年以後，他們還屬於軍隊系統，到我出生的時候已經轉到地方了，不穿軍裝了。 【編註：在毛澤東為清除異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中央到地方，大批共產黨的幹部被被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嚴酷迫害。 郭於華的父親被造反派揪斗，剝奪了醫治權利，1968年因肝硬化去世。】 我父親去世那會兒我還不到12歲，當然會對人產生特別大的影響，比如說性格。我小時候性格特別的怯懦，特別膽小，遇到什麼事兒就只會哭這種。但是經歷文革這個時代之後，其實是逼出來的嘛。我的兩個哥哥比我大十幾歲，都去外地工作了。我姐姐大我五、六歲，還沒有成年，但是也工作了。她老在那個工廠裡面，特別晚也不回家，我就特別害怕，一個人都不敢回家，老在外面等著她。我記得我姐姐當時跟我說：「從今往後，你遇到什麼事兒，遇到別人欺負你，你只能靠自己。」沒有辦法，我爸爸也不在了，我媽媽那段時間也不能回家，家裡只有我一個，脖子上掛著個鑰匙，那是比較艱難的一段時間。 但那會兒年齡小，很多事兒不懂，也沒有覺得活不下去那種感覺。反正就是遇到事兒了，使勁兒記著哥哥姐姐說的話，遇到人家欺負你，首先你不欺負別人。但你也不能軟弱，被人欺負。一旦有人欺負你，就記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那會兒我性格也就變化比較大吧。多年以後同學聚會，他們還回想說，我是班裡唯一跟男生動手的女生。 那會兒就是有點無依無靠的那種，什麼事兒都得靠自己了，包括生活。那段時間，都是票證經濟，每個月要去領糧票啊、油票啊。要把這些供應的東西買回來。這個月你要是忘了，就沒有了。 【編註：在紅衛兵和造反派衝擊政府機關，發動奪權風暴後，中共黨內溫和派最終部署軍隊恢復了對政府機構的控制，他們還允許一些未成年人蔘軍，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特權。】 我們那個院兒的很多孩子去參軍，都是都很小，15、6歲，我就跟我媽媽說，我也想去。我媽媽也特別希望我能去，因為那會兒你要是不去，中學畢業，你就要下鄉插隊了嘛。後來就特別使了一些勁，找了一些人。最後我比別人去的都晚，人家12月就都走了，我是1月份才離開家走的，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契機吧。 【編註：1971年，14歲的郭於華參軍入伍。在那之後的九年間，她在武漢軍區空軍通訊團擔任士兵和副連職技術員。剛滿18歲時，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兵那會兒感覺要是不入黨，就是比較落後，比較有問題的這種。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是這麼想。特別是在軍隊，如果你沒入黨，會覺得肯定是你有什麼問題，或者說你不努力，或者說出了什麼問題。入黨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如果你入不了的話，會被視為不正常的狀態。那個氛圍就是這樣。如果你不是在軍隊，在其它地方，可能那個自由空間還稍微大一點。軍隊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個人自由的空間。我不是小粉紅，那時沒有「粉紅」這個概念，那個時候大家都要很紅很紅，通紅通紅的。 我是79年末的最後一天回到北京，80年考的大學。恰好80年到89年都是在大學校園裡度過的，其實從原來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有點啟蒙或者覺醒的過程是在校園這將近十年的過程中完成的。 我們剛進大學的時候，看見77、78級那些學長們在自由競選人民代表，有大學生、也有青年教師，在校園裡演講，參加競選。這對於我們來說都特別新奇，就覺得他們是在參政嘛，希望參與到政治治理當中。那時候的爭論、討論都很活躍。一個是社會氛圍變了，再一個畢竟高等教育停了十年。被擠壓了那麼長時間的求知的慾望，需要追尋真相的力量、動力非常之強。再加上西方各個門類的思想，學術的翻譯、引進，像《走向未來叢書》、《中國與世界》叢書，都對中國的學者起到啟蒙的作用。 我上大學時已經24歲了，之前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沒有什麼質疑和批判的意識。比如說像林彪事件的時候，那時候畢竟還未成年，也不會思考那些問題。改革開放的時候，起碼知道再偉大的人，或者宣傳上再偉光正的一個組織，它也是會犯錯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詩人葉文福來學校組織講座。當時他的詩作也是引起特別大的轟動，對於高官貪腐的抨擊，實際上是很具批判性的。他寫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那個長詩，真的讓很多人很振奮，覺得這些東西是應該去批評的，這些黑暗是應該去揭露的。 但是我覺得徹底放棄這樣的期待，當然還是89六四。六四之後就不會覺得它只是犯了錯誤，有改革的希望，是以前不切實際的幻想的一種破滅吧。後來這30多年過去了，實際上你看到它是不可能認錯的嘛。你不認錯的話，要靠什麼來維持？你就只能靠欺騙。這個欺騙就等於是你告訴大家的歷史是不真實的。我自己是做口述史研究的，當然知道歷史不能只有一種聲音。當我們只有一種聲音，一種現實的時候，當然要打一個問號，一定要質疑。你還要用強制的方法讓人家接受，不接受就會用壓制的這種方式。那我當然反對這個東西。 我聲明退黨是14年。其實我2000年進清華（任教），我就從來不參加這種活動，我也不交黨費。我說，我每年都資助貧困山區的孩子讀書，每年大概是2000塊錢吧。我就把人家給的那個捐資助學的回執就給他。我說：「就這個，沒有錢」。 我覺得他們一個是反歷史——不讓大家知道歷史真相；再一個就是不許人們追尋真相。你要追尋真相，或者你要說句真話，那麼這也會帶來巨大的風險。這些年其實我們也都感同身受嘛。那就導致一個問題就是，你這個權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黨統治全社會，這是一件特別可怕的事。在改革開放之前，在毛時代肯定是這樣的。但是今天這種狀況改變了嗎？我覺得根本沒有根本改變。它權力獨大，它獨斷專行，想怎麼著怎麼著。毛時代是計劃經濟體制，不讓你發展市場經濟體制。而今天呢，它鼓勵你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但是這個市場是為它來謀取巨額利益的一個空間。那你說，哪會企業家精神啊？他財產都不安全，敢創業嗎？他精神都不自由，怎麼創新？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發展？看一看那些農民、那些農民工，他們有什麼樣的發展？很多都是韭菜。整天割來割去的自己還不知道，還挺驕傲。改革開放巨大的好處、紅利都被誰拿去了？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郭於華，1956年生，社會學家，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主要關注中國底層社會的苦難，包括農民工、失業下崗工人、勞工維權等。對北京直言不諱的批評讓她成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也時常是當局噤言、打壓的目標。 童年時成長於北京的機關大院，父母曾是軍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父親被打成「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受到批鬥。他1968年因病去世時，郭於華尚未滿12歲。家庭的變故讓這個內向膽小的女孩一夜長大。 1971年9月「偉大領袖毛澤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林彪所謂的「叛黨叛國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事件發生後，毛迫於形勢不得不降低鬥爭的調門。因為家庭的背景，14歲的郭於華被批准參軍，成為當時年輕人最嚮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一員。那時候的她愛黨愛國，用她自己的話說，「通紅通紅的」。不僅是她，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氛圍都是如此，尤其是在軍中。剛滿18歲時，郭於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郭於華說自己的覺醒不是來自某個瞬間，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1980年她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寒窗十年，獲得博士學位。從原來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再到覺醒，大都是在這十年間校內校外的所見所聞的啟蒙中完成的。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還記得那蓬勃、自由的80年代。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西方思想文化湧入，讓剛剛經歷了十年「文革」浩劫和連續三十年思想文化封閉的中國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舒暢和希望。然而，1989年中共當局出動野戰軍攻入中國自己的首都。北京的槍聲似乎在一夜之間扭轉了中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前進方向。郭於華說，她也跟千百萬中國人一樣，自那時以來就不再對未來抱任何幻想了。
中國人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終事情成不成還得上天安排。歷史中的無數事例說明，人間事成事敗，一切皆有定數，這大概就是人說的「天意」吧。看看下面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可思議的逆轉取勝的故事。這場激烈的戰鬥發生在1942年，發生在美國和日本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在這場戰役之後主掌了對日海上攻擊的控制權。 美日軍事實力對比懸殊 二戰時，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島海戰中，日本海軍佔有絕對優勢。當時，日本有四艘航空母艦直接參加了戰鬥；而美國人只有三艘（其中一艘還是經過搶修而帶傷參戰）；日本飛行員作戰經驗豐富，而美國飛行員缺乏經驗，常常在大海上找不到目標；日本的戰鬥機速度快、機動性好，而美國的轟炸機投下的魚雷，命中率太差。而在作戰人才方面，日本的指揮官是成功指揮奇襲珍珠港的那批指揮官，能力自不用說；美軍因為珍珠港事件後才宣戰，臨時應戰缺乏經驗，更沒有孫武、孔明、周瑜之類的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曠世奇才。 一方是擁有8艘航空母艦、23艘巡洋艦、11艘戰列艦，共42艘戰艦的日本聯合艦隊。 一方是僅有3艘航空母艦、8艘巡洋艦，共只有11艘艦的美國太平洋艦隊。 地點：太平洋中途島海域。日美展開激烈戰鬥，日軍準備一舉摧毀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力量。 日軍偵察意外 航空母艦之間的戰鬥，偵察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誰的偵察機先發現對方艦隊，就能先派出轟炸機，就能先飛到對方艦隊上空、轟炸對方艦隊，誰就容易取勝。 1942年6月4日凌晨4：30分，經驗老到的日軍軍官派出4艘日本航空母艦──「赤城」號、「加賀」號、「飛龍」號、「蒼龍」號的第一波攻擊機群，攜帶高爆炸彈，去攻擊中途島；第一波攻擊機群起飛後，日本人立刻下令第二波攻擊機群裝上魚雷，在甲板上待命，並派出7架水上偵察機，搜索美國航空母艦，準備用魚雷消滅美國航空母艦。 如果不出意外，日本「築摩號」的偵查機原本將會從美國第17特混艦隊上空飛過，發現美國艦隊。然而，似乎是天意要與日本人開個玩笑。日本「築摩」號的1架偵察機的發動機發生故障，中途返航，沒有繼續往前探察，使美國第17特混艦隊免遭被發現的厄運。而日本「利根」號重巡洋艦上的2架偵察機，恰巧因為彈射器發生故障，起飛時間耽誤了半個小時，所以直到7時15分，仍未發現美國艦隊。 美軍誤打誤撞的巧合 因此，日本的南雲中將，認為既然周圍沒有美國航空母艦存在，就應該對中途島發動第二波轟炸，於是，在7時15分，下令「赤城」號和「加賀」號航空母艦甲板上已經裝好魚雷的飛機，卸下魚雷而換裝高爆炸彈。要知道魚雷才能對付軍艦，高爆炸彈只能攻擊陸地，萬一此時出現對方的軍艦，高爆炸彈就派不上用場了。 等到日本「利根」號的那架晚起飛半小時的偵察機，完成了五百公里的弧形搜索任務、準備返回時，突然發現了美軍軍艦，緊急報告「似乎隨有航空母艦」，這時已是大約8：20分了。 於是，南雲下令立即停止往飛機掛炸彈，改為掛裝魚雷，打算髮起對美國艦隊的魚雷攻擊。日本航空母艦的甲板上一片混亂。為了爭取時間，卸下的炸彈，都堆放在甲板上。而炸彈堆放在甲板上，萬一被敵人擊中，後果不言而喻。 8：30分，攻擊中途島的第一波日本機群，已返航飛抵日本艦隊的上空，需要立即在母艦上降落。等到日本人讓返航的機群降落完，已經是上午9：18分了，延誤了戰機。 9：25分至10時，從三艘美國航空母艦派出的41架魚雷攻擊機，先後抵達日本艦隊上空，向日艦投下魚雷，然而美軍命中率奇差，魚雷無一命中。 美國飛行員實在太缺乏訓練了，41架魚雷攻擊機竟無一能命中日軍艦隊。於是，上天幫了美國人一把。上午10：24分，32架從「企業」號上起飛的美國「無畏」式俯衝轟炸機，飛臨日本艦隊上空。此時，日本航空母艦，正在掉頭轉向，準備讓艦上的飛機起飛，處於極易受攻擊的境地。美機恰恰在日本艦隊無法還手的最佳時機來到。 缺乏經驗、命中率太差的32架美國轟炸機，終於有四顆炸彈命中了日本「加賀」號航母。「加賀」號這艘巨艦在幾分鐘內就被徹底摧毀了。 「加賀」號上的大火，把在「赤城」號上的日本人驚得呆若木雞，因而沒有注意到美國轟炸機也在向「赤城」號飛來。「赤城」號中彈後，甲板上飛機、炸彈、魚雷，接二連三連鎖爆炸。大火蔓延到胡亂堆放在甲板上的燃料和彈藥，再度引起大爆炸，把飛行甲板大塊大塊炸飛到空中。 「飛龍」和「蒼龍」號兩艘日本航空母艦，也遭到美機轟炸，因為甲板上都堆積著魚雷炸彈，一旦被擊中就引發連串爆炸。在這場戰役中，日軍突擊艦隊的4艘航空母艦全部毀滅，而美國人僅損失一艘航母。 日本人就在天意的捉弄下，不斷進行著魚雷換炸彈，又把炸彈換魚雷，在甲板上堆滿魚雷和炸彈的混亂中，被命中率極差的美國飛機炸毀了。 軍隊將領更換的「巧合」 中途島海戰役還有一個有趣的巧合。 在當天白天的戰鬥結束後，日軍還有四艘航母因沒參戰而倖存，並且還有多艘戰列艦。6月4日當晚，在後方坐鎮的、由山本指揮的日軍主力艦準備使用拿手好戲－偷襲，時間定在夜間。因為日軍仍擁有威力強大的多艘戰列艦，在黑夜裡，航空母艦的艦載機不能起飛，等於失去了戰鬥力，而配有猛烈炮火的戰列艦輕易就可將航空母艦擊沉。而美軍竟然沒有一艘戰列艦。因此，擅長夜戰的日本人仍在當夜尋求戰機，部署了用戰列艦炮轟美航母，以期扳回一局，反敗為勝。 然而，天意又幫了美國人一把。美國的航空母艦原本由哈爾西指揮，卻恰巧因為哈爾西生病，而任命了斯普魯恩斯代替哈爾西指揮。斯普魯恩斯性格謹慎，在白天美軍取勝後，連夜下令美軍艦隊駛離日艦的作戰半徑，使日軍打夜戰的企圖落空了。如果哈爾西沒生病，如果由性格激進的哈爾西指揮，美軍會不會落入日軍圈套就很難說了。哈爾西恰巧生病，也是天意啦。 連美國人自己都認為：中途島海戰的勝利，靠的是運氣。只能說，天意如此。 歷史背景 從1936年義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帝國。到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後爆發中日戰爭，直至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正式開啟了世界範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整場戰爭涉及到全球絕大多數的國家，包括所有的大國，並最終分成了兩個彼此對立的軍事同盟─同盟國和軸心國。 作為軸心國之一的日本，為了在太平洋擁有海事主控權，決定不惜發動戰爭，也要消滅同盟國在遠東的主力海軍艦隊。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在海軍上將山本五十六的指揮下，通過六艘航空母艦機動部隊、400多架飛機等大型兵力，不宣而戰，對美國太平洋基地歐胡島上的珍珠港發動空襲。日軍恐襲，徹底癱瘓了美國太平洋艦隊，以極小代價獲得極大成功，美國海軍幾乎失去了反擊能力。 但，讓日本人失望的是，日本在珍珠港的主要目標是美國航空母艦，但空襲時沒有一艘停在港內。同時，日本犯下了幾個重大錯誤：未徹底摧毀島上的維修設備、油庫和其基地功能，導致美國部分受創艦隻得以恢復其作戰能力，以及珍珠港仍能作為美國的太平洋前線基地。 此舉成功「偷襲」珍珠港，迫使美國正式對日本宣戰，而軸心國的納粹德國和義大利亦趁機對美國宣戰， 與此同時，日本除了對東南亞英美荷殖民地的攻佔外，還接連佔領太平洋的各個島嶼，由於美國太平洋艦隊在珍珠港中被摧毀，無法援助其戰區，且日軍大規模進攻，島嶼紛紛被日軍所佔領。 在海上，日本海軍局部巡弋陸續消滅盟國海軍，其中最大的戰果是在印度洋空襲中將英國皇家海軍徹底逐出太平洋。 此時，美日兩國的航空母艦群的存亡幾乎決定了誰將主控太平洋。也就誘發了歷史上第一次使用航空母艦的海戰，中途島海戰。 美軍在中途島海戰中打敗摧毀了日本的航母主力，得以獲得寶貴的喘息時間，故中途島戰役在太平洋戰爭中具有極重要的地位。 中途島 中途島是太平洋中部一群島，屬於珊瑚環礁，陸地面積約5.2平方公里。它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日中途島戰役而聞名世界。 1867年中途島被美國首先發現，1903年起由美國海軍部管轄，1939年建航空站和潛艇基地。成為美國的重要海軍基地之一。在1942年6月4日中途島海戰中，美國奪回了太平洋地區的海事控制權。中途島目前仍是軍事要地。每年僅開放一次，供戰後老兵憑弔。 近年來與中途島相關的消息莫過於，2011年日本地震引起的海嘯傳播到中途島時浪高約1.5m，海浪深入中途島環礁東島內地，約60%的陸地遭海水淹沒。 編者按： 中途島海戰（Battle of Midway）發生於1942年6月4日到7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場關鍵逆轉的戰役。這場戰役之後，盟軍扭轉了節節敗退的局面，為轉向勝局奠下基礎。
洪晃資料：導演、演員、媒體人、專欄作家。母親是外交家章含之，父親是學者洪君彥，繼父是前外交部長喬冠華，前夫是導演陳凱歌。 沒想到，我跟外交部的房產官司，打了兩年。 史家衚衕51號的產權在外交部，2008年母親去世後，他們就想收回房子，要求我搬出。我同意搬出，但要求外交部支付房子30年的維修費用。2009年，外交部將我告上法庭。我提出索賠，但沒有任何證據。 我當時只知道，法院是政府的，原告也是政府的，這官司我肯定會輸。沒想到還拖了兩年。最後，由法院指定評估公司判定總維修費用80萬，由外交部支付。我跟外交部的官司這才了結。 我媽媽一直說，51號院也就到她這一代，我從小就走出去，不屬於這個院子。這個說法是對的，我不屬於史家衚衕51號，它也不屬於我。所以，當官司了結後，我在微博上寫下這句話：終於把史家衚衕51號還給外交部了，徹底逃出中國的特權階層。值得慶祝一下。 51號院曾經是我家享受過的特權，特權的存在和我的價值觀念是衝突的，對我來講，曾經沾光並不值得驕傲。我沒有對這種特權戀戀不捨。對我而言，51號院留給我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回憶。 從北京地鐵5號線燈市口站出來走幾步，就到了史家衚衕。從這個衚衕往西走一公里，是故宮；往南走一公里，就是長安街。 鼎盛時期，這裡曾有80多個四合院，居住過很多高官和名流，如華國鋒、徐向前、榮毅仁等。 當年衚衕兩邊成片的四合院，現在早已不復存在。衚衕西口，馬路南邊的院子已經拆了正在蓋大樓，很遠就能聽到叮叮咣咣的施工聲，一棟蒙著綠色防塵網的大廈已經蓋了十幾層，往上還不知道要蓋多高。 馬路北邊，從西往東數，59號是曾經的史可法祠堂舊址，現在的史家衚衕小學；53號是清朝大太監李蓮英外宅，現在是一家賓館；外牆很高的55號，住的是榮毅仁的兒子、登過首富寶座的榮智健；有著大紅門的51號，就是我的家。 我的關於過年的所有記憶，都在這裡。 小的時候，過年真是非常快樂的事情，那時候物資缺乏，我們都拿著有配額的小本本，跟著大人的屁股後面去買幾斤花生，幾斤瓜子。因為每家都有限量，所以我們都很小心，那時候買東西都自己帶網兜，裡面襯一個塑料口袋，我們回家的時候，都把裝滿花生瓜子的網兜抱在懷裡，哪怕一粒都不能掉。 我外公（指章士釗）在的時候，過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師椅後面看所有來拜年的人，我記得很清楚，有各式各樣的人。有個老頭，像電影裡面的地主，穿著大馬褂，外面套個棉背心，頭上頂著瓜皮帽，不知道為什麼我對這個老爺子印象特別深，後來才知道他是個學者，「文革」的時候被斗死了。 「文革」的時候，史家衚衕51號是最熱鬧的，這裡成了很多人的避風港，大部分是我爸爸家的人，比如我小叔叔，北大一個數學系的高才生，學校武鬥了，他就躲在51號陪我外公聊天，給我講小人國的故事。 我6歲那年，大人允許我和他們一起熬夜，我就逼著小叔叔給我講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講到他自己睡著了。後來，小叔叔被分配到貴州去了，他是老三屆，我們想了各種辦法不讓他去，好像都不行，因為他大學畢業了，要服從分配。小叔叔從史家衚衕走的那天是陰天。他背著一個軍書包，我爸爸走在他旁邊，不時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兩句。我們就這樣從史家衚衕51號走到北京火車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來越冷清、凄涼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前後過世的。外婆走了之後我也被送進了寄宿學校，平常就我外公一個人在家。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國，史家衚衕51號院後來成了喬部長的家。 據說那些年間的春節，51號又熱鬧起來，回到我小時候那種氣象，來拜年的能踩破門檻。那年頭沒有大款和老闆，所以部長是非常值錢的，不像現在，說什麼北京的部長能拿籮筐裝。 但是那幾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經回來休假，可以體會當時史家衚衕51號的盛況。我家旁邊的55號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從那院兒里出來一個阿姨，手裡拎著一筐蘋果，衝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蘋果給我，嘴裡說著：「問你媽媽好，問喬部長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號過了這輩子最慘的一個春節。1977年「四人幫」倒台後，喬冠華部長被撤職，他和我媽媽都被隔離審查。我媽媽被關在老外交部樓里一個儲藏室，喬冠華被一個12人的學習班關在史家衚衕後院，我從半個高幹子弟一下子變成了「四人幫爪牙」的後代。 我春節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沒有讓我去找我父親，而是在史家衚衕的前院把司機的房間騰出來讓我住，讓我也好好交代問題。 他們輪流找我談話，問我知道不知道他們犯了什麼錯誤，我說不知道，這絕對不是我犟嘴，或者有「鬥爭意識」，只是我那時候是個16歲的美國孩子，除了覺得這些大人完全像美國電影里欺負人的惡霸，對其他事情都毫無概念。 後來，這些問話就越來越不友好，再後來，乾脆把我外公的圖章、煙槍、部分書畫，我媽媽的照相機、錄音機都擺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氣說：這些東西我們沒收了。至今這些東西沒有還給我們。這天是1978年臘月二十九。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跟學習班的人要求去見我父親，他們笑嘻嘻地說：去吧，去吧，隨便去。你又沒被隔離。我問他們，能不能幫我打聽一下我父親在什麼地方，他們都哈哈大笑，說，你還以為你是高幹子弟，我們得替你找你爸！之後，喬冠華帶來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買點蝦，她說不管怎麼樣，是過年，她想給喬部長做點好吃的。 我拿著供應本跑到東單菜市場，已經快關門了，但我還是買到了蝦。走到家，大紅門關著，我使勁按鈴，就是沒人開門，我開始喊，還是沒人。 我突然意識到，也許我在大年三十就是賣火柴的女孩，凍死在門洞里。我真的開始害怕了，坐在門墩上嚎啕大哭。最後是鄰居杜大媽救了我，看見我哭，把我拽到她們家去過了這個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媽和她一家給我講了喬冠華是部長的時候，51號有多少人來拜年，「多得嚇人，比你外公在的時候多！」杜大媽說，「那好日子你可沒趕上。」 春節過了以後，我決定自己去找我父親，或者乾脆搬到杜大媽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從51號出來，真的沒感覺我還會回來。衚衕里，我又碰到那位蘋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唾沫，惡狠狠地說：「四人幫爪牙！」 我的吃驚和半年前她塞我蘋果的時候沒什麼不同。我開始長大了，開始懂得什麼是中國的政治。 1979年春節前，我已經在國際廣播電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辦公室來了一個女的，說是外交部的，找我。我兩年沒有回51號，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來往。 所以面對這個阿姨我態度很壞。她卻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邊，說：「你媽媽回家了，喬伯伯也在家，快過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誰？」我問她。「我是你媽媽學習班的，看她的。但是現在我們倆是好朋友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沒有馬上回去，緩了兩天，心情很複雜。後來那個阿姨又來了，說你怎麼還不回去，你媽難受死了，以為你不認她了，要和她劃清界限。聽到這個我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節我們又是在史家衚衕51號過的，那年特別熱鬧，因為我媽媽剛被放出來，所以大家都決定要好好過。 我舅舅一家過來了，帶著我的表哥和表妹，我們買了很多鞭炮，說要把外交部學習班的晦氣用鞭炮趕走。幾個小孩對東西的貴重毫無概念，拿了一個巨大的玻璃盤子放鞭炮，結果一個火花進了盤子，裡面所有的鞭炮和盤子一起炸得粉碎。 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沒有罵我們。後來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給喬冠華的禮物，是水晶的。 媽媽放出來之後，我只在51號住了兩年，就又自費出國上大學了。這一走就是5年。就在我大學畢業的前一年，喬冠華去世了，媽媽沒有告訴我，我是在《紐約時報》上看見的。 我往51號打電話，沒人接，怕媽媽想不開，出事。後來才知道媽媽去南方在朋友家住了一陣子，51號對她來說也是很傷心的地方。 3年前，我媽媽也在春節前過世了，我的朋友把我拉到海南去過春節，我當時非要抱著骨灰一起去，被朋友勸下。那年的春節，51號院里只有媽媽了。 媽媽去世的那個春節，還沒出正月十五，外交部的人就來了。 那次來了三個人，一個姓沈的處長，一個「誰說什麼都在那狂記」的戴眼鏡的小夥子，還有一個「長得像打手」。他們很專業，公事公辦，也不喝水，10分鐘就把事情講完了。我當時就表了態：你們拿房產證出來，賠償維修費，我就搬。 接下來就收到了一封來自外交部的函件。信上說：洪晃女士，經過幾次溝通，我們限你在某月某日之前搬出去，我們要收這個房子，至於你所提到的補償，將在你搬出去之後予以考慮。 我也回了一封信，說同意搬出去，但補償的問題必須在搬出去之前先談好。後來他們又發了一個函，還是一樣的內容，我就沒管它。等第三封函的時候，他們說已經雇律師了。 接下來，我就收到一張法院的傳票。再接下來就是預審，雙方在法院見面。時間已經到了2009年冬天，登記護照身份證時，法官說，原來你拿的是美國護照。然後就問，補償的話，你有沒有任何房子花銷的記錄？我說沒有。於是又給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去舉證。 後來實在沒有證據，我和律師商量，直接找評估公司評估一下算了。但法院卻遲遲沒有指定評估公司。又過了3個月我才知道，原來是外交部還要追加被告人。 預審的時候他們就發現我拿的是美國護照，沒有戶口，起訴我是沒有用的，所以要追加被告。我丈夫楊小平的戶口在51號，追加上；媽媽當年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中國城鄉發展研究協會當主任，為了辦公方便，協會的註冊地址也在這裡，也追加上。 直到2010年9月，追加被告的程序終於走完，法院通過公證搖號，定下了評估公司，評估才算正式開始。 官司這樣又拖了大半年，最後，評估公司評定總維修費用80萬，由外交部支付。我接受了這個結果。至此，經法院調解，我與外交部的「史家衚衕51號」之爭終有定論。 打這個官司不是因為我想留在院子里，而是因為我不想在和外交部談定搬遷條件之前搬出四合院。我的朋友們都說我太輕易就放棄了這麼好的一個四合院，其中一個懂房地產的跟我數著兩個手指頭說： 「估價得兩個億啊，你想好了。」 其實，我總是在想，搬出來完了，這個院子對我最重要的東西我都有了，就是記憶，這個誰也拿不走。而我不想讓自己變成那個送蘋果的阿姨，不想為了得到一個四合院，讓我的靈魂變成一個廢墟。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註冊公眾號，原文已被刪除）
李劫夫是中國近現代著名作曲家，他曾創作了大量的毛澤東詩詞歌曲和毛澤東語錄歌曲，最為著名的就是曾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文革期間，他與妻子被關入「學習班」，進行審查，「學習班」一辦五年多，直到「四人幫」被打倒，還沒有「散班」的信息。 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臟病發作，死於「學習班」中。本文摘自《南方周末》，作者陳益南，原題為《紅色音樂家李劫夫在「文革」中》。 （一）李劫夫是誰？ 由於年代，也許，你已不知道他是誰。 但，你應該聽過《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首歌，或許還知道《革命人永遠是年輕》那支歌；並且，幾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紅領巾的那陣，必然唱過「牛兒還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卻不知道哪兒去了······」 而，這首被傳唱了大半個世紀、並至今不衰的哀婉動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於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大批膾灸人口流唱甚廣的歌曲，如《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一代一代往下傳》、《蝶戀花》、《沁園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則也都是李劫夫的傑作。 劫夫是一個非常勤奮的音樂創作家。從他在抗日根據地開始創作歌曲時起，一生中，他一個人竟就寫了二千多首歌；其中，有相當部分，被人傳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創作，更是進入一個特別的時代：因那個時代的需要，他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讓毛澤東的詩詞，成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還為那些散不成詞、律不成韻的《毛澤東語錄》，寫下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並被廣為傳唱。 無疑，共產黨員李劫夫的音樂創作，是非常的政治化，而且可以說，基本就是為政治服務。如何看待劫夫寫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見。 但是，劫夫則的確是誠心誠意地以藝術的規律去為政治服務，以音樂的美感來傳導時代的旋律，而並不是生硬地將政治塞進歌曲。 所以，他創作的歌曲，甚至連那些《語錄歌》，都能讓人傳唱，流行多年。這是一個已經時間長期打磨了的事實。有人總主張藝術要遠離政治脫離政治，認為有政治就會沒有藝術。 其實，這是一種偏見。 我們之所以不喜歡政治介入藝術，是因為往往這種「介入」，不是生硬直白地塞入，就是以強暴藝術、壓制藝術為前提，活活地扼殺了藝術。 我們平日多見的所謂藝術介入政治的作品，如《X啊，母親！》之類，其實只是體現了宣傳。而宣傳僅是政治需要本身，僅是目的，卻還不是藝術。很遺憾，對此，許多的宣傳人員與仁者智者，都沒能看到想明。 其實，具有政治意義的藝術，常常最能釋放人性的情懷，展現人性美的高度，最能使人努力奮進，讓人始終能常生激情，永葆青春。 抗日戰爭時的《松花江上》，好不好聽？ 對越反擊戰時的《血染的風采》，動不動人？ 反映二戰的美國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好不好看？能不能讓你久久不會忘懷？當然，真正要讓藝術體現政冶，並非容易的事，並非簡單的事。 情況往往是這樣：藝術真要進入政治，不是出傳世之作，就是大量製造垃圾。風花雪月，固然也是藝術需要表現的範圍，因為她們都是人性的組成部分。只是，政治往往顯現了人性的剛，而風花雪月則往往展露了人性的柔。 純剛易折，純柔易溶。唯剛柔相濟，一張一弛，才是人性的全面，也是藝術的全面。劫夫的歌，至今能被人唱，能讓人記得，這應該已表明，他的音樂創作藝術，確已達到一種高度了。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後長達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的天空，不論是廣播電台中，還是電視里，卻突然再也聽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麼原故？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出來說明。 流傳的只有小道消息：與林彪的事有關。 （二） 李劫夫本名李雲龍，吉林省農安縣人，讀了幾年縣立師範。繪畫與音樂，原本都不過是他的熱愛，卻並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參加過抗日活動被迫逃亡到青島時，開始了以繪畫與音樂為手段的謀生生涯，「劫夫」一名，則自此起。 1937年5月，24歲之際，他到了延安，參加了八路軍西北戰地文藝服務團。 1938年9月，加入中共。同時，由丁玲主編的《戰地歌聲》一書，由武漢生活書店出版，書中有29首歌，而之中的13首，即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擔任了瀋陽音樂學院院長。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參加救災活動。其時，遇到了周恩來總理。周對劫夫說：「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們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詞我都會唱。」說罷，周總理還真唱了幾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災區便創作了後來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一歌。劫夫一生中，擔任的最後一個官職，是瀋陽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1968年8月）。他的蓋棺政治結論，遼寧省委在1979年11月對他下達的決定，則是：「犯有嚴重政治錯誤」。 而他最後欲擬創作的一首歌、並親筆寫下了的歌題，竟是《緊跟林主席向前進》！——這個「林主席」是誰？ 是「林副統帥」、林彪啊！ 為何會這樣？下文將一一說明。 上述這三件事，從劫夫一生的經歷中看，其實都不是他要追求的東西。對當官，他的確歷來無什麼興趣；對政治，他也從來沒有過真正的認識；他想做的，就只是專業醉心於音樂創作。頂多，只想用音樂，來為黨的事業服務。 然而，鬼使神差，陰差陽錯，劫夫卻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給吸了進去，且英華之年，便斷了他的創作，也斷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幫」後兩個月的一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臟病發作，猝逝於尚在辦他的那個專案「學習班」中，終年 63 歲。天妒英才，收他而去。 （三） 李劫夫的「政治錯誤」，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團」。 一個音樂人，一個作曲家，怎麼會陷到那個嚇人的槍杆子集團中去的呢？用一句政治術語說，是「事出有因」，但絕對「查無實據」。 文革開始後，劫夫其實就很害怕。因為，他是個音樂天才，在音樂方面，能無師自通，但對其他方面，則常顯幼稚。尤其，他的確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遊戲中的潛規則，而他從延安時期起，卻又看到過很多個人政治的悲劇。因此，對政治運動，他常常害怕，害怕會無端整到自己頭上來。 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侯選」的黑名單中。在那運動中，他就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對家人，對老朋友說：「我完蛋了，就等著抓我的右派了！」 幸虧，當時的省委宣傳部長是劫夫在抗日戰爭時的老上級，非常了解他，而負責抓右派的省委書記，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詩化性格，故不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來勸他放心，不要作急。 不過，1959年進行黨內「反右傾」，作為瀋陽音樂學院院長的劫夫，卻沒能逃脫。因為，他那業務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風，幾乎眾所周知。因此，瀋陽市委給他定了一個「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不過，還算幸運，沒載正式的右傾帽子，只需作撿討。 文革開始後，象成千上萬的那些領導幹部一樣，劫夫自然逃脫不了被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批鬥、抄家的厄運。對此，劫夫只好逆來順受，等著挨批鬥，等著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與絕大多數其他領導幹部們一樣，若熬過了此關，以後文革及文革後的日子，無非就是撿討撿討所謂「走資派」之類的錯誤，然後，便能隨「眾神歸位」的大流，可重新回到音樂學院院長之類的地位。 然而，此時發生的一件好事，卻可能在之後對他發生的滅頂之災，預伏了危機。瀋陽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分為兩派：一派為「紅色造反團（紅造團）」，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岡山」，卻是想保劫夫的。 「紅造團」是激進造反派，勢力不小，而「井岡山」雖是擁軍派（擁護軍區），但估計力量鬥不過「紅造團」。於是，他們為了不讓「紅造團」劫走李劫夫院長，1967年元月15日，便派專人將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來，同時，向中央文革與周恩來總理送信反映。 結果，元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書劉漢，來李劫夫的住處了解，並將李劫夫轉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學院。因當時，北航已由「北航紅旗」造反派紅衛兵掌了權，沒有中央文革的話，誰也不可能從北航將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見了劫夫與瀋陽音樂學院各派紅衛兵代表，並公開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與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為，他們認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他們都熟悉，也都認為是符合毛澤東文藝路線的。 這一來，劫夫總算脫了一次難，回瀋陽安然無恙了。 當然，這次保劫夫，雖是戚本禹出的面，還打了中央文革的旗號，但實際是當時的中央高層都知道的事，而並非只中央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後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的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對此事就作過證：「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當戚本禹不久就倒台時，劫夫便沒有因這一接見而受到整肅。 不過，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護，李劫夫便對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當他於3月8日回瀋陽後，僅過一個多月，在瀋陽發生了武鬥，又據軍區情報，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鬥之時，他便以要為《人民日報》寫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瀋陽軍區的安排下，於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報》招待所。 以後一年多中，京沈之間，來來往往，劫夫便大多數時間留在了北京。在京期間，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領導人的重視，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參入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一些活動，而重點則是大量為一段段的《毛主席語錄》，作歌譜曲，同時寫下了那首當時全國億萬人都會唱、至今在每個卡拉OK歌廳也都會有的《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一歌。 這樣，原本是從外省逃亡來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過起了充實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還被邀出席了當年中央舉行的「八一」宴會。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強了他與黃永勝一家的往來。而正是這事，導致讓他李劫夫最後陷入了萬劫不復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時，任三分區下屬的文藝機構「衝鋒劇社」的副社長，當時，三分區的司令就是黃永勝。因此，從那時起，李劫夫與黃永勝便有了一種部屬性關係。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廣州開會，遇到了多年沒見的老上級黃永勝（時任廣州軍區司令）。當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得知劫夫是瀋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時，便讓劫夫將黃永勝的三兒子黃春躍，招到瀋陽音樂學院去學音樂。 結果，12歲的黃春躍到「沈音」後，劫夫讓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從生活上能照顧這個小孩子。後來，項輝芳還讓黃春躍做了李劫夫的乾兒子。 黃春躍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時間，就搬到學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則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讓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開始後，黃春躍離開了學校，當兵去了廣州部隊海上文化工作隊。有了這層關係，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間，便同當時也常住北京的黃永勝一家，有了較多的往來。劫夫的夫人張洛與項輝芳的往來，則更是越來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稱。 1968年3月後，黃永勝正式調往北京，任總參謀長。 由於兩家的這層關係，特別是張洛與項輝芳的親密往來，使劫夫不僅得知了高層很多人對江青的不滿，更扯出了一件為林立衡（林豆豆）找對象的「做媒」、接著又受到林彪接見之事，使劫夫在旁人眼中的「林彪集團」要犯色彩，愈加濃重。 「做媒」之事是項輝芳惹來的。 1968年初一天，項輝芳告知張洛，葉群委託她幫林豆豆找一個非幹部子弟做對象；可她項輝芳周邊哪來合條件的工農子弟？ 因此，問張洛能否在文藝界找找，因張在瀋陽文聯工作。張洛還真給在文聯找了一個小夥子，經帶給項輝芳與葉群先後目測，均合格後，葉群便讓項、張帶給林彪看。 可是，怎麼讓林彪看呀？葉群便安排了一個由林彪接見革命音樂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動，讓那小夥子冒充劫夫的隨行工作人員，一道參加接見。 這是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見。 接見中，葉群將劫夫介紹給林彪，為劫夫吹了一頓，說他是八路軍出來的音樂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說了幾句鼓勵話，表揚了寫語錄歌的方式。接見後，林彪還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幾樣小禮物：二本《毛主席語錄》，二套毛澤東像章，一些治心臟病的葯等。 雖說事由「做媒」起，但當時受到「林副統帥」接見，畢竟是大事。回家後，劫夫與張洛夫婦，便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在信中，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 這封信，日後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劫夫的一大罪行。除此以外，劫夫還有兩個「投靠林彪集團」的問題。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張洛在林彪的另一位愛將李作鵬家裡，偶爾看到了林彪寫的那首《重上井岡山》，當時是寫在條幅上。張洛便將它抄下，回瀋陽時，帶給了劫夫。 這位當時為毛澤東詩詞譜曲譜上了癮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動私下為林彪的這首《重上井岡山》給譜了曲。後來，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醫院治病時，黃永勝與吳法憲、葉群便特地又接見了他一回，並請吃了一餐飯。 其間，劫夫便向黃、吳、葉展示了他為林彪詩詞所譜之曲，併當場演唱了一下。黃、吳、葉聽後，都很滿意，說曲子「很雄壯」。也不知是客套，還是真心。反正這事，劫夫的罪已鑄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從偷聽到的外蒙古電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時墜毀了，但飛機上有許多文件，是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危了。 而到10月國慶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象往年那樣舉行慶祝，便愈來愈猜想高層出了事，但見報上報道了周恩來總理依然如舊，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文人集團而接了班。 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草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其他歌詞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時，他的夫人張洛進來看了，問他寫什麼，劫夫就告訴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現在寫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張洛卻說：你現在寫這個幹什麼？趕快別寫了。劫夫一聽，也就停止了寫作，並將那寫了歌題的紙給燒了。照講，這兩口子之間說說話的事，無影無蹤，怎麼日後卻能讓人家弄成了罪證呢？ 據張洛後來回憶說：她被關進「學習班」後，1972年春節左右的一天晚上，吃過飯後，她突然覺得腦袋裡轟的一下，隨後，她便感到自己 頭蓋骨變得象木頭一樣了。她便問「學習班」的人，是不是給她吃了什麼葯？ 反正，自那以後，她就控制不住了，什麼都講。後來，出「班」時，她收拾東西時發現，抽屜里有她莫名其妙寫的東西，如交待她與基辛格（美國國務卿）的關係等等。 張洛懷疑的事，應該是不會發生的。也許，是她自己產生了幻境。但是，凡經歷過文革中那種所謂「學習班」的人，卻都能明白那專案「學習班」的厲害，「學習班」雖然不是正式監獄，但其精神摧殘力度，是大大強過正式的監獄的。 為什麼？ 你想想，不讓你好好睡覺，一批又一批的專案人員對你搞「車輪戰」，連番來上陣對付你；還有精神戰，拿你的親人的前途，威脅恐嚇你，沒日沒夜。不怕你是個多麼堅強的人，也能將你的神經折磨成病態。 在那種情況下，除非是曾受過專業特別訓練的人，是沒有一個人能將心中有過的想法，會長期守住的，都會一一吐出來的——只要是辦班的專案人員認為需要。 那種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式的「專案組」作法，在打倒四人幫後，鄧小平陳雲彭真等高層領導，之所以都一致認為必須永遠廢除它，就是因都大吃過那玩意兒的苦頭。因此，劫夫兩口子之間的一些話，也能被掏出來，並不奇怪。 只是，劫夫兩口子當時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問題中，這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寫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歌一事，也許是導致他們長期受審、並永無政治上翻身之日的關鍵。 因為，當1971年10月20日，上面決定將劫夫作為林彪集團的人而進行隔離審查時，也許僅僅還只是因他們與黃永勝等有往來。而這種有各種工作與生活上原因的往來，只要確查清了，問題也就還有消除或減輕之日。 因為，畢竟劫夫並沒有參入林彪集團的什麼政事，而與黃永勝等有一般工作與生活往來的人，也不是僅他劫夫一人。但是，將劫夫審查後，卻發現，在1971年9月與10月間，劫夫竟寫出了準備迎接林彪上台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一歌題目，這，卻是全國全軍獨一無二！ 你劫夫說你沒有投靠林彪的意圖，可是人家亮出這歌的題目，從狹隘的邏輯上，你還能說清楚？誰還能為你劫夫說話辯解？ 當然，如果真正按實事求是的原則看，從全面的邏輯上講，分析一下劫夫作為音樂家作曲家的歷史與性格，也就會知道，即便他寫了這個什麼《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也不應將他視為林彪集團的人。 一則，當時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團，顯然還不夠格，並且，也的確沒有他劫夫參入了林彪集團活動的證據； 其二，他原本就是個喜歡為黨的事業、為黨的領袖寫歌的文化人，並非專只為林彪而寫。況且，當時，林彪還是進了黨章的名正言順的領袖接班人，在情況不明之時，為他寫了歌，也不是什麼投靠。 若真正按實事求是的精神辦，劫夫的這些問題，都不應算什麼的。然而，按現行的體制，能有人為他擔這個擔子嗎？ （四） 劫夫兩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從錦州押到瀋陽，正式被解放軍戰士予以分別逮走的，爾後，被關進了地處瀋陽的「學習班」，進行審查。 專案「學習班」一辦五年多，直到「四人幫」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還沒有「散班」的信息。終於，老天來喚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時多一點，因心臟病發作，李劫夫不幸猝逝於「學習班」中。 1979 年，遼寧省委的「紀委」於11月20日作出決定： 「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歷史與全部工作，定為嚴重政治錯誤，並因其已死，對其處分不再提起。」這是官方對李劫夫問題的最後正式結論。不過對這結論，不服者眾，認為有文革「左風」餘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屆長春音樂會」上，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路見不平，公開說話了。他說：「劫夫同志寫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後應該繼續唱。他生前的後期有過錯誤，但他寫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說是我們音樂創作中的珍品。」7月24日，《遼寧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上刊登了呂驥的這番話。 從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們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開始響徹於歌廳，進入到錄音歌帶、歌碟之中，重新走進了千家萬戶的老百姓家裡。 1999年國慶節，天安門廣場進行的盛大閱兵式上，展示60年代成果的方隊經過廣場時，伴隨著前進步伐的，便是雄壯高昂的《我們走在大路》樂曲。 1994年3月，當瀋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樓需要遷移時，劫夫的親屬提出：為一直沒有落土的劫夫的骨灰，建一個墓。然而，學院經請示後，省委意見卻是：可以將劫夫骨灰放到回龍崗革命公墓，但不修墓，不建碑，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註冊公眾號，原文已被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