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年以来,我已经习惯在固定的时间打开“北京之春”,拜读上面的文章和新闻。 最近上面登的中国民主党人在贵州浙江等地被迫害致死和被囚禁者的名单,又有香港四十七位民主斗士被判长期徒刑的新闻,以及全世界各民主平台对此事的抗议对勇士们的支持。 我不禁仰天长叹,共匪暴政何时是个了啊?人民何时能解放啊?中国人民何时才能过上人的日子,自由平等人权何时才能降临到中国这块被共匪蹂躏了75年的苦难土地啊! 这些为了给中国苦难众生盗火 的普罗米修斯们,他们不能无视共匪暴政下人民猪狗不如的生存状况,奋身而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令自己身陷囹圄,与亲人离散。 中国的民间正式反抗共匪暴政,进军的号角是由民运先驱遇罗克烈士吹响的,从1967年一月份,“中学文革报”刊登讨伐法西斯纳粹红卫兵共匪暴政算起已经整整58年了! 民主运动已由几十个人发展到千千万万声势浩大、势不可挡的洪流。 在此,向那些身陷囹圄的勇士表示敬意与支持,严厉抗议并谴责共匪的又一罪行。 并向勇士们的亲人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这几天,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是火力全开,各种开怼,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看到好多人写文章说这个事,可有人写拼多多,有人说张一鸣,我一时都不知道这首前首富到底说了个啥。 于是,我去上网搜索了一下,终于弄明白钟睒睒到底说了些什么。 接下来我给大家梳理一下钟睒睒的近期言论和引发的争议。 首先要说明,钟睒睒的这些言论,几乎都是他前几天,在赣州媒体交流会上发表的。他就近期社会上广泛关注的各类围绕他和农夫山泉的争议与质疑,进行了公开回应。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01、关于绿瓶纯净水 言论内容: 农夫山泉,一向是主打天然水,广告语“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和“农夫山泉有点甜”,更是耳熟能详。 但“农夫山泉有点甜”的广告语,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比如,是否有科学依据、是否涉嫌虚假宣传、水源地保护和水质问题等。 今年4月,农夫山泉推出了绿色瓶盖纯净水,定价低至9.9元12瓶,让人出乎意料。 今年8月,钟睒睒在央视《对话》节目中表示,推出纯净水是为了回应“农夫山泉有点甜”的争议,“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要有点甜,喝味道就选绿瓶纯净水;想健康就喝红瓶天然水。” 网络图片 然而,但11月19日,他在江西赣州的交流会上却改口了,说推出纯净水是 “意气之举”,“我是为了恢复我的名誉,我把红瓶水拉开了差距,我要告诉大家,红瓶水就是值这个钱,绿瓶水就是不值钱。” 他还“非常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长期喝这种水一定有问题”,还表示希望消费者偶尔喝一瓶,不希望整个家庭长期饮用。 网络图片 引发争议: 同一个事情,钟睒睒两次表态,却前后矛盾,不引发争议都难。 有网友表示,你一气之下,就生产了不适合长期引用的,你一气之下就拿我们撒气?为啥不一气之下就不干了呢? 作者项栋梁质疑,在明知长期饮用该产品会“有问题”的情况下,为何没有在包装上明确标示提醒健康风险? 而且,钟睒睒称推出 “小绿瓶” 是 “非常克制” 的行为,但实际上绿瓶水卖得特别火爆,产品仅有 550ml 单一规格,却铺满货架且超低价促销,根本没有任何限时购买或限量购买的措施,这也不是希望消费者“偶尔饮用”的架势啊。 另外,2024 年半年报中农夫山泉称绿瓶纯净水 “来自优质天然水源”,与他不建议长期饮用的说法相悖。何况,就算是纯净水不含矿物质,可“谁光喝水不吃饭,还缺那点矿物质?” 在价格方面,钟睒睒明确反对低价竞争,炮轰 “拼多多这种低价导向劣币驱逐良币”,可他自己的绿瓶水定价却低于市场主要竞品,言行不一,自我否定,也让人很疑惑。 02、关于直播带货 言论内容: 钟睒睒直言 “我永远不会去做直播带货,我也看不起那些直播带货的企业家”。 钟睒睒认为那些企业是 “平面型” 的,而农夫山泉是 “垂直型” 的,我有根,那些人没有根,企业家应做更有价值的东西。 他进一步表示,“为了这个阿里巴巴都来找我,但是公司主要(销售渠道)在小店,每天那么多快递、外卖小哥在社会挣扎,为什么要和他们争?”钟睒睒要求,公司在电商平台的收入占比不能超过销售的5%。 “这种(电商)平台的人,我看不起他,我鄙视他。” 引发争议: 不认同的人,觉得钟睒睒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是老一代传统企业家对新兴商业模式的偏见。也有人表示,农夫山泉官方直播间都在直播带货,所以钟睒睒的意思是他不亲自下场,交给手下去做,但却看不上带货的? 认同的人,觉得钟睒睒的提醒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垂直型企业需要多人多岗位互相合作,一个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靠个人IP开直播间,会抢占许多底层销售和小店的饭碗,有钱有势的资本家,不应该跟底层的穷人抢垃圾桶里的易拉罐。 有网友总结:看得懂的人都会称赞,看不懂的人在嘲笑。 03、关于炮轰拼多多 言论内容: 钟睒睒说,他们仍然在提升价格体系,尽量把价格拉上来。他认为互联网平台让价格体系下来,尤其是平多多这样的价格体系,对中国品牌、中国产业是一种巨大伤害,不仅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更是一种不好的产业导向。 引发争议: 有人认为,你农夫山泉的绿瓶水也在打低价战,以低价抢占市场,和拼多多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而且,农夫山泉在拼多多上明明也很卷,价格比怡宝、娃哈哈都低,甚至比线下夫妻店更便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也有人说,我一个月收入一万多,我也绝对不去拼多多。老百姓工资上不去,谁便宜买谁的,你不为老百姓想,就不要怪别人便宜。一斤麦子买不来一瓶农夫山泉,提议钟睒睒也建议一下,把粮食的价格提上去。 甚至有人说,中国可以没有农夫山泉,但不可以没有拼多多。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很多低价产品,质量确实不怎行。从商业角度看,他说的没错,利润是企业的源泉,所有人都在消费价格最低的产品,那么中间层就会空缺,形成风气后,这类产品就不容易起来了。 有网友总结得好:我的脑袋支持钟睒睒,身体支持拼多多。 04、关于炮轰张一鸣和算法 言论内容: 这一部分的言论比较多。钟睒睒指出今年上半年农夫山泉遭受网络暴力,造谣和恶意解读其及公司的言论成为流量锚点。 中国前首富钟睒睒,喊话现首富张一鸣,说他“倚强凌弱,霸凌弱小”,“你是今日头条、抖音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你的企业是盈利性和有力量的企业,有足够力量掌控舆论的平台企业,也请你承担起文明的责任。这种整治的准则要对所有强者、弱者进行无差别的公平公正,法律公正就是这种无差别的服务机制之一。” 钟睒睒说:“谣言的存在、不实的报道,这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伤害,这是现代技术在互联网上实施野蛮人的丛林法则,以强欺弱,我敬请今日头条和抖音,不要以所谓的避风港原则,逃避责任。谣言的传播者与制造者同罪。请他们立即删除对我的污蔑言论、图片,停止对一个中国公民的侵害,停止!停止!” 钟睒睒还称,希望张一鸣先生,抖音、今日头条及一切对我个人有过谣言伤害的媒体自媒体,我在等待你们诚恳的道歉! 钟睒睒说,很多恶是认为造成的,尤其是利用科学、科技手段、技术能力,那造成的恶比普通人造成的恶更大,但这种大恶是需要社会去遏制的。 他还说,平台为获得流量,需要像好莱坞一样,一定要有个反面角色,没有反面角色,这个平台就不能那么长的时间,持续地得到流量,这种平台就是最恶的平台,垃圾! “社会的恶,是上层的、有知识的人产生的,不是底层老百姓,底层老百姓仍然是受害者,那些天天在骂钟睒睒的人,不是利益所得者,而是受害者。” 引发争议: 在关于算法作恶这一点上,支持钟睒睒的声量大了起来。有人说,这段话能点醒很多爱跟风被利用的人。而钟睒睒在企业家都不敢说话的年代,说出来了,这一波站钟睒睒。 但关于张一鸣的部分,翻看评论区,分歧很明显。很多网友都表示,抖音上张一鸣都被骂,张一鸣只是大自然视频的搬运工。有人则认为钟睒睒是性情中人,指名道姓,佩服佩服。 挺钟睒睒和挺张一鸣的,几乎可以对半分。 如果不仔细梳理钟睒睒的发言,我也不知道他的火力经历这么猛。 他的这些言论,注定会引发争议,有很多我自己都不见得赞同。 但我觉得,在企业家集体噤若寒蝉的时候,有著名的企业家,说出一些话,打破陈旧的平静,引发人们的思考,展开一些讨论,还是有必要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同样的道理,钟睒睒和我说出来,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关于钟睒睒的这些言论,你是怎么看的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亮见
天津人李一帆初次注意到有小餐馆提供免费饭是在去年秋天,来自一家面馆贴出的告示: “如果您在天津没有收入,遇到困难,可以来本店,告诉本店人员来份爱心餐,吃完直接走就好,不必客气!在以后您有了能力的日子里,记得帮助一下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谢谢!” 之后一年,李一帆又陆续找到7家愿意无偿请无收入者吃饭的天津小店,他整理了店名和地址发布在社交网络上,希望困窘的人可以按图索骥,吃上一顿饱饭。李一帆说,作为美食博主,他前几年没见过有餐厅主动不收钱的,“疫情之后就多了起来”。 事实上,“对无收入者免单”现象正在全国蔓延。凤凰网发现,包括但不限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重庆、郑州、杭州、银川、菏泽、赤壁等一二三线城市都有出现,一个城市出现一两家后,很快会有餐厅效仿加入,其中有连锁餐饮,但更多是个体小店。 2024年11月,凤凰网走访了北京、天津、成都总共10家为困顿者提供免费餐食的餐馆。一些店主告诉凤凰网,自己是看到别家这么做继而模仿的,比如北京“小湘旺”湘菜馆宋庄分店的店长兰兰。半年前她到北京大兴区培训,在一家卖包子油条的早点铺看到了这样的海报。她用手机拍下,找了一家广告公司打印,第二天贴了出来。之后,公司的几家分店也跟着贴了出来。 还有店主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跟着加入的,比如天津津南区“聚鑫源”烧烤摊的老板宋浩。2023年4月的一天,宋浩刷到一家烤鱼店老板的视频,后者站在贴出的免费吃饭海报前对网友说,如果你很困难,可以来找我,说“来一份江湖套餐”,我可以帮助你。宋浩把海报截图保存,也找了一家广告公司打印,在原有内容上还加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希望你以后坚定信念,努力生活。 “我就属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在能力范围之内,我可以帮助一下跟我一样的人。”宋浩说。 为保护处境困难者的自尊心,很多提供免费餐的小店设置了“暗号”——来寻求帮助的人,不必讲述前因后果,只要报上暗号,就能获得一份免费餐。 在天津南开区古文化街的“蒙式牛肉面”面馆,暗号是“1号牛肉面”,它对应的是一份牛肉面,用店里最大的碗装的,以及加倍的牛肉和一个鸡蛋、一瓶饮料。 网络图片 在天津和平区的盒饭小店“肘子西施”,暗号是“告诉董事长,来碗肉汤饭”,它对应的是一份22元的肘子饭。 在天津烧烤店“聚鑫源”,宋浩沿用了烤鱼店老板的暗号“江湖套餐”,“同为江湖沦落人嘛”。它对应着10根烤肉串、两个大饼、一碗方便面,分量足够一个成年男性吃饱。 在成都西北部一家不愿具名的、做大众小炒的餐馆,暗号是“单人套餐”,它对应的是一份售价20多元的炒回锅肉或青椒肉丝,以及米饭。 在北京“小湘旺”宋庄分店,暗号是“39元辣椒炒肉盖饭”,它对应的是一份现炒的肉菜和米饭。 “如果不够,可以再加,”所有提供免费餐的店主都表示,“以吃饱为准。” 凤凰网接触的店主们常提到,希望有困难的人来了能无负担地吃饱饭,不被差异化对待。有的店主会专门培训服务员,比如成都“正反面”面馆的老板张平定下四个“不要”:不要盯着求助者看;不要指指点点;不要问人家为什么吃不上饭;说话声音不要太大(“不要刺激到了”);“把他当普通客人正常服务就好”,唯一的区别是,要过去问一下“用不用再添点什么”。 张平家的面馆从2022年八九月开始提供免费套餐,标配是一碗小面、一杯豆浆。店里没贴免费吃饭海报,但每张桌子的玻璃下压着一张“0元爱心餐”宣传纸。 “真正遇到困难的人,在门口来回走几圈都不好意思进店。叫我们给他煮面更是难以开口,很低声下气。”成都“青三椒三碗面”面馆经理许晓霞说。 “青三椒三碗面”店主黄明和“正反面”店主张平分别向凤凰网讲述了自己如何被美国“墙上咖啡”故事打动和启发——两人在2023年刷到了同一个视频,讲的是美国有一家咖啡小店,有钱人进店会点两杯咖啡但只喝一杯,多的一杯是捐赠的,服务员会把对应的“咖啡一杯”标签贴到墙上,有喝不起咖啡的穷人进店就可以取下标签,换取一杯咖啡。 有人说这个故事是杜撰的,但当时,黄明和张平都选择相信,并立竿见影地效仿起来。 现在,顾客在张平的店里捐出1元,或者在黄明的店里捐出任意金额,都可以领到一个爱心贴,贴在墙上。困难者进店后,只需要揭下一个爱心贴,就可以去换一碗面——连暗号都不用说。 网络图片 在黄明店里,有顾客在爱心贴上写下给使用者的鼓励: “吃饱饭,不想家。” “早日度过难关!” “困难有时,希望有时。” “会好起来的,加油。” …… 很多提供免费餐的小店,也同时给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提供价格优惠的爱心餐和免费水。 在北京朝阳区的豫石记羊汤店管庄分店,爱心套餐有两款:标价23元的精品全羊套餐和标价16元的河南烩面套餐。店员陈玉娟告诉凤凰网,作为爱心餐两款都只售12元,“我们对骑手都是不赚钱的”。陈玉娟说,店里一天能卖出四五十份爱心餐,骑手们多数下午一点半后来,一个骑手可能会吃8两,甚至1斤面。 张平面馆的爱心餐配置是一份小面、一个鸡蛋、一碗豆浆,售价8元。如果不够吃,面也可以免费加,“让他吃饱”。 张平店里的服务员多数是50多岁的女性,他跟她们说,你老公在外面打工,可能就是个骑手,他们送餐有时有电梯,有时没有,如果爬七八楼,他会特别累,多吃点是正常的。 “去年和今年多起来了。以前那种来吃免费面的,可能吃一顿就走了,过路客居多。去年和今年的,(有的)长期他就找不到工作。”黄明说。 2024年8月,他在手机上刷到一条推文,说一个西安女大学生饿死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尽管事件后续扑朔迷离,但读到的当时黄明很难过。他想,要是这个女孩住在自己店附近,可以过来吃饭,就不至于饿死了。 他拿这条消息教育店员:“你看,西安的大学生没找到工作,在房子里都饿死了,人家不好意思出来吃,你们一定要让他吃。” 多家免费餐店主告诉凤凰网:来吃免费餐的人里,年轻人居多。 有时受助者会主动说起自己的故事。张平记得一个20多岁的姑娘吃完面后在网上留下留言,她说自己遇到困难,在朋友家借宿一晚,听朋友说这里有爱心餐就过来吃了,很感谢。另一个年轻人来吃了三天免费面,到第三天说自己要离开成都了,最近自己确实特别难过,身上没钱,谢谢这几天的照顾。还有一个男士在附近派出所被关了一晚刚放出来。那个早晨特别冷,店里给他煮了三两面。 张平说服务员问过他,如果有人连吃一个月怎么办?他告诉服务员,没关系,他天天来,你就天天给他煮。 2024年8月,西安女大学生的消息过去不久,一个小伙子在黄明店里吃了好几顿免费面,此后经理许晓霞发现,小伙子不好意思来了——他怕煮面的大姐认出他,给他脸色看。他把店里贴的许晓霞电话记下来,后几次来都是站在门外打电话,让许把自己领进来吃面的。 小伙子告诉许晓霞和黄明,自己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他大专毕业,失业后交完房租身上就没钱了,还曾去寺庙要吃的。 黄明跟他说,只要没找到工作,就可以一直来吃。 另一个连吃了两周面的男士三十岁出头,一米八几的大块头,口齿不太清楚,智力似乎有些异常。他一次会吃两大碗面,每碗三两。后来,大块头男士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只要找到了工作,他们就不会来了。”黄明说。 黄明注意到,来吃免费面的另一个群体是打暑期工失败的在校大学生。“这两年出来找暑期工的年轻人很多,但是本来正常找工作的都找不到,更不用说你暑期工。”暑期工学生会找很便宜的住处,比如每个床位一天二三十元的六人间。曾有个小姑娘拿着家里给的1000多元出来打暑期工,钱花完了都没找到,又不想灰溜溜地回去,就来吃免费面。“这样的不止一个。”黄明说。 天津“蒙式牛肉面”面馆老板张凯飞记得一个二十多岁、听口音是两广一带的年轻人,“真是饿极了,吃得狼吞虎咽”。吃完后,年轻人提出干活抵账——他不愿意白吃这碗面。 陈玉娟工作的羊汤店分店开业只有半年多,目前还没接待过免费吃饭的客人,但她说其它分店(比如北京西大望路、灯市口分店)的同事们接待过一些,“90后、00后偏多”,同事说,去年和今年来吃免费餐的比以前多了很多,“尤其今年比去年还要多”,“现在大家赚钱都很难,没钱”。 来吃免费餐的还有少数落魄的中年人,以及极少数的老年人。 一位男士在生意失败后来张凯飞店里吃面。男士三十多岁,离异,有两个孩子。吃完面,他说自己想去廊坊找朋友,手头上还有一点卖剩的商品,想300块钱便宜处理给张凯飞。 “他不是骗子,但那些东西也真的很次。”张凯飞说。她还是给了他500元。 今年早春的一天中午11点左右,兰兰店里还没贴免费吃饭告示时,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失业女白领。当时店里正在招聘,女白领是来看工作的,她说公司倒闭了,自己一直在找工作,现在借住在前同事家,住久了很不好意思。兰兰记得她“衣着不差,但不太干净,神情也很窘迫”。 最后这位女白领还是没能放下身段做服务员。正好是饭点,兰兰留她吃饭,让后厨现炒了一份香干炒肉,又上了一份煨好的鸡汤。“现在很多人轻生,可能你只是帮助了他一点点,但可能会改变他的一些想法**。**”兰兰说。 许晓霞接待过一个说自己两天没吃饭了的中年男士,他看上去四十多岁,不好意思在店里吃,希望打包带走。许晓霞找了一个店里最大的塑料圆盒,给他装了一盒面,加了两个鸡蛋。煮面过程中,男士多次鞠躬和说谢谢。 在天津,一位老太太曾用老年卡坐一个多小时公交到“肘子西施”店。老板康晓彤记得她指着免费吃饭的条幅问是什么,康晓彤答但凡有需要,您说一嘴,我们都能免费提供一份饭。老太太问自己能不能吃,说老伴病了很长时间,家里没钱了,孩子也不大管,她是在网上看到康晓彤的店提供免费饭的消息后专门过来的。 康晓彤记得聊到最后,老太太说还是不吃了,说他们干买卖也不容易,她就是想看看社会上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事。康晓彤坚持给她打包了两份饭。 张平的店位于成都中环路西侧,他说店里每个月也只有一两人来吃免费面,“今年到目前(送出)不到10碗”,在他看来,“更多的人还是不好意思”。黄明的店位于成都市中心,他说以前没在社交媒体发布时,一个月也就送出2-3次,发布后有人会找过来,一个月能送出10-20次甚至更多,“高峰期天天都有来吃的”。 网络图片 聊天时,想看社会上是不是真有这种事的老太太问过康晓彤,你不怕有人骗你吗? 提供免费餐的小店老板,确实会遇到骗子和“羊毛党”。某种程度上,这是“免费”不可避免会带来的。 “正反面”的店长遇到过一名四十多岁的男性顾客要求吃免费面,店里免费面是售价12元的小面套餐,但顾客非要吃售价26元的猪蹄面。最后,店长只好给他煮了一碗猪蹄面。 康晓彤的店承诺免费续饭和蔬菜,于是就有人“薅羊毛”,点一盒肘子饭,再要5份免费米饭和蔬菜,一起打包带走。 康晓彤把规则修改为只能在店里吃。“羊毛党”改成吃饱之后,再加点饭,再加点菜,当作“剩菜”打包带走。有时两个人来只点一份餐,然后俩人一起免费续饭续菜。遇到这种情况,康晓彤会给每人拿一只小碗,方便他们分食。 康晓彤妈妈认为女儿的“烂好人”行为是一种“神经病”。康妈妈曾在马路上遇到过一名经常来女儿店里吃免费饭的男性,当时男性正在向身旁朋友炫耀,自己在康晓彤家可以吃饭不花钱。 康晓彤承认自己被这件事伤害了,她的反应是,“(那个男性)再来,我就不给他了”。 更深的伤害来自另一件事。康晓彤的店夏天常要排队,她会给等位的顾客送麻花。麻花装在不透明袋子里,一次,店员把新换的3000元零钱误装进麻花袋,被一个外地游客领走了——当时他们还给这个游客录了欢迎视频,欢迎他来天津。回看视频时,康晓彤发现了袋子缝隙露出的纸币。 这个游客此前曾在社交网站私信康晓彤,问怎么到她的店。当晚康晓彤私信他,说不好意思,我们把钱不小心装麻花袋子里了。刚发过去,她就被这个游客拉黑了。 “他知道他拿了你的钱,他知道你每天干这个小买卖这么辛苦,他也知道你知道他是谁,但他就这样做了。”康晓彤很生气,自己店里9个人忙一天都赚不到3000块钱。 当她决定擦亮眼睛,不再做烂好人后,一个家长在她的社交媒体动态下发来自己患癌症孩子的照片,说孩子想吃她家的肘子饭。她觉得家长不会这样随便发孩子照片,带着肘子饭和打假心态去了医院——在病房,她见到了照片上的孩子。 这件事让康晓彤内疚不已,她不再“打假”,重新有求必应。“咱们被坏人骗怕了……但我总不能因为一个坏人放弃了我当好人的心。”康晓彤说。 这些为无收入者提供免费餐的店主们多数经济并不宽裕。有的家人生病,有的债务缠身,有的是“房奴”。其中好几位告诉凤凰网,自己属于“穷人”和“底层”。 提供“10串烤肉串、两个大饼、一碗方便面”免费餐的聚鑫源烧烤摊如今挪到了天津津南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从市中心开车过去要一小时。小摊非常简陋:只有一个烧烤炉加一辆放肉串的三轮车。人员只有老板宋浩和一个年轻人。羊肉串、羊肉筋和鸡架3元一串,羊排10元一串,没有桌椅,食客或打包,或就地站着吃。 在这里卖烧烤不需要交场地费,但“会有人举报”,宋浩得随时做好搬家的准备。 37岁的宋浩是一名退伍军人、单亲父亲,带着儿子生活。因为忙烧烤摊,儿子多由爷爷奶奶照顾,“这几年过得确实心里挺酸,现在钱不好挣,说白了,能养家糊口就行”。 提供“一份大碗牛肉面、加倍牛肉、一个鸡蛋、一瓶饮料”免费餐的张凯飞家面馆30平米出头,有七张桌子。在天津古文化街这个热门旅游地,张凯飞没有溢价:一碗牛骨清汤面12元,一碗经典红烧牛肉面16元,免费续汤续面。她今年34岁,高中肄业,有两个女儿,到现在还没在天津买上房,一家人租房居住。 提供免费肘子饭的康晓彤家盒饭档口位于居民楼底层,顾客从窗口购买,店内是20平左右的操作间,月租3000多元,一共8个员工,其中5个是康晓彤的家人,另外3个是聋哑人。康晓彤家一份肘子饭卖22元,白菜饭和土豆胡萝卜饭10元。她说自己一天能卖300份盒饭,尽管利薄,但因为量大,“我就背得过来”。小店一个月净利在2-3万元之间。 康晓彤34岁,6岁的儿子在3岁时疑似自闭症,治疗花费高昂,公公婆婆的身体也不好。她每月还在还房贷车贷。康晓彤把自己归为穷人之列,“不穷不能卖盒饭啊”。 而在成都,“正反面”面馆店主张平和“青三椒三碗面”店主黄明都曾损失惨重:疫情影响叠加选址失误,张平关闭了自己的两家分店,赔了七八十万元。黄明的主营店面是面馆旁的一家鱼馆,高峰期曾有两家分店,但先后倒闭,让黄明背下了两三百万元的债务;疫情期间,目前这家鱼馆也岌岌可危,为了救它,黄明卖掉了自己的房子,一家人租房居住。 尽管生活不易,但很多店主念念不忘自己困难时感受到的点滴善意。张平告诉凤凰网,他曾“北漂”20年,最初打工的餐馆一度拖欠工资,让他无法支付房租,房东阿姨得知后不但没催他,反而叫他去吃炖排骨。阿姨知道南方人吃不惯大葱,排骨里没有放葱。 为了挽救即将倒闭的分店,黄明曾去四川达州借钱,在达州火车站,他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没有借到钱,钱包还被偷了。本来精神压力就大到连续一周失眠的他,状态跌至冰点。 那天下午五六点,还没吃午饭的黄明走到火车站旁一个小巷深处,那里有一家面馆,客人寥寥。因为不好意思吃霸王餐,他犹豫了半个小时才进去。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性。吃完面后,黄明跟老板说了自己的经历,“我(跟老板说)后面会来还你,如果不相信,我帮你洗碗”。 老板没要他洗碗。他从面馆出来后,老板追出来,给了他200块钱。 这些年,黄明也遇到过和当年的自己一样,穿得很周正,但声称遇到困难、身上没钱的客人。请吃面之外,他给过他们好几次钱,有时50块,有时100块,最多时200块。 “你没法考证真伪。”黄明说。有人说他肯定被骗了。这时,他总是会想起当年自己的经历——也许那个火车站的老板到最后还是对他半信半疑,还是不能确定他是不是骗子,但仍然给了他200块钱。 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免费餐。一次,有人在黄明店里免费吃面,一个老人上前指着骂:“有手有脚,连碗面都吃不起。”黄明连忙把老人请走。另一次,他妻子给天桥下的流浪汉送了碗面,一个三四十岁的女性跟过去骂:有手有脚,饿死都活该。 “他们生活比较优越,不理解那些人的困难。”黄明说。 2024年11月10日晚,凤凰网辗转联系到了那位在黄明店里吃了好几顿面的小伙子,他告诉凤凰网,到黄明店里吃面那一周是他人生最捉襟见肘的一周:全部身家只剩银行卡里的几毛钱,微信零钱里的十几块钱,作为一个日结工,他还要把这十几块留着用于接下来的日结工作路费。 他租住在一个七八平米的单间,房东建了七八个这种单间,被一条走廊串起,外面有一个公共灶台,总有人占着。有工作时他一直在街头吃十几元一份的盒饭。找不到工作的日子里,他去市区一家寺庙领过面包和饼干,还在超市买了一些打折泡面。弹尽粮绝那天,他分两次吃完最后的两袋泡面。第二天,他饿到中午,想起刷到过黄明店里免费吃面的视频,在高德地图上搜索到面馆电话,打了过去。 他说,自己在黄明家一共吃了5次免费面。“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去吃的时候羞耻感是最强的。”他不允许自己每天三顿像吃食堂一样去,“吃一次,相当于管一天”。每天他都选择下午2点左右去,“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已经有饥饿感了,但还能承受。下午2点吃,往后推一点,晚上的饥饿感会减轻,不然凌晨会被饿醒。”他说自己遇到店员会脸红,总担心店员看自己的眼神带有蔑视,每次去,他都在心里默念:“赶快啊,第二天干上一个活,尽快结束这个(吃免费饭的日子)。” 吃完第5碗面,他得到了一个兼职安保的机会,从此再没去吃过免费面。 一名提供过免费餐的店主康华告诉凤凰网,他的餐馆现在已不提供免费餐了。他的店面刚装修升级完毕,多了很多包间,菜品价格也更贵,如果吃免费餐的人来,对店里“多少有点影响”。 康华说,最初贴出免费餐海报时,一方面是真心想做好事,另一方面也确实想给自己的餐馆引流。他觉得顾客看到免费餐海报可能会想,老板既然对困难人群都有爱心,对顾客也差不到哪里去,“就会多过来吃两顿”。康华认为做善事不该张扬,从未发过社交网络,所以实际引流效果寥寥。 对比之下,黄明和康晓彤属于社交网络重度用户。康晓彤目前在抖音有15.1万粉丝,她会在视频里播出自己的开店日常,包括给排队顾客送小吃饮料等内容。黄明和妻子还会发布自己帮助他人的视频,这给他带来了争议,被认为与“做好事不留名”的传统理念相悖。 一些不理解来自同行。康晓彤听说,一些同行对她的评价是:立人设、假善良。“餐饮行业已经很难了,你还这么卷。” 而在黄明所在的餐饮一条街,有店主认为他是“演员”,也有店主表示佩服他。表示佩服的店主说,这两年大家都生意惨淡,自己去年亏了几万块,没法再承担“免费吃饭”的成本,但黄明还能坚持做善事。“要做善事,先要活下来。”他理解黄明发视频引流,也是为了能活下来。 无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黄明的周边同行,都对凤凰网表示,成都千千万万家小餐馆,一个遇到困难的人走进来想讨一口饭吃,他们相信绝大部分小餐馆的老板都会给。因为他们也会给。 那个在黄明店里连续吃了两周面的大块头,找到工作后又过来了。他买了一箱水,放进了店门口为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提供饮料的爱心冰柜。 一些粉丝会从其他城市专程来天津看康晓彤。康晓彤说,她理解的原因是,一方面,自己在视频里表现得乐观开朗,为大家提供了情绪价值,另一方面,大家和那个老太太想法一样——想看看真有这种事吗。 人们想找到一些确证,证明有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作为美食博主,李一帆如今还是经常探店。他有时在大商场溜达到晚上十一二点,然后发现,如果在已经歇业的商场里找个地方坐着,保安不会来驱逐了,“就感觉给穷人提供了一个住宿的地方”。 而在天津繁华的商业街滨江道上,这两年多出了很多卖小吃的小摊,甚至在天津地标“天津之眼”下就有,“以前城管管,现在也不怎么管了”。 他觉得,大家都生存不易,大家都在共克时艰。 康华、许晓霞、李一帆、陈玉娟为化名。全文转自凤凰号在人间
最近,电视剧《小巷人家》的热播,把人们的回忆再次拉回到当年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过渡阶段。 那是一个凌乱的年代,老一辈人刚从计划经济、政治运动的不安与恐惧当中走出来,新一辈人却已经开始了对改革开放大潮的追赶。老人因此而反对年轻人干个体,怕以后政治风向变了被抓起来治罪,年轻人却啥也不怕,靠着冒险和胆子大,赚了第一桶金。 这个电视剧里还有关于户口限制等时代问题的描述,比如,那时候户口问题能直接影响人们的择偶。当然,现在或多或少也有,但程度已经轻微了许多。 这部剧的出现很好,希望它能让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对计划经济时代祛魅。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计划经济时代重新开始向往?其中原因很值得玩味。 第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人普遍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对那时候的生活细节不了解,产生了一种距离美。 他们以为的那个时代,工作包分配、房子也是由单位分,不像现在这样一辈子做房奴,找工作也难。当然,这些都是事实,但就像穿越剧一样,你确保自己穿越回去,能成为有资格分房子的那种人? 那个年代,农民才是中国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农民人口所占比例远高于现在。想要有资格分房子,得是城镇户口、是工人和体制内的人,在那个年代所占人口比例是极低的。 视频截图 农民那时候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可以说普遍都是处于半饥饿状态和赤贫状态。在我的老家农村,六七十年代长期存在着一家十来口人只有一条裤子可以穿的境况,谁出门谁穿。 白米白面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北方农村,日常主食比较好的有黑面、麸皮和一些杂粮,或者就是地瓜之类的东西,白米白面基本上只能在过年的时候吃到。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这些食物不是很健康嘛? 但他们需要知道,那是在饭菜没有油水、也终年吃不到肉的情况下,只能将那些现在看似健康食品的糙粮作为食物。感兴趣的年轻人可以试试,这样连着吃一个月,不要放任何油水,也没有蔬菜水果,看想不想吐。 蛋白质、油脂、糖分,在那个年代都严重匮乏。我们今天为了健康所需要减少摄入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全部都极度稀缺。 所以,农村绝大部分人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 城市人就很好吗?当然不是。别以为有资格分工作、分房子,日子就很舒服。城市人购买任何物资都需要票证,票证的额度则是有限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生活物资都是严重匮乏的,因为不可能给你充裕的票证。 视频截图 那时候,作为南方城市人想吃鱼虾是很不容易的,作为北方人,想吃点肉或者白面也相当不易。尽管比农村人好一点,但好不了太多。 也有的年轻人说,那时候虽然物资匮乏,但人们心情很好、生活很快乐。 首先,这一点并不真实。在物质极度匮乏、精神生活匮乏的状态下,其实“大家都很快乐”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日常的苦恼太多了,劳动的压力其实也很大。 作为农村人需要每天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活都是很苦很累的,谈不上多快乐。 有的人说那时候没有贫富差距,也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那时候阶层完全固化,农民不可能变成工人,难道工人和农民之间没有贫富差距吗?难道干部和工人之间没有贫富差距? 那时候的人也不能自由迁徙,只能一辈子生活在很小的一块土地上,光这一点,现在的年轻人能受得了? 除了这些, 还有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 政治运动并非只有最著名的那次,其实还有过很多很多其他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政治运动从未停歇过。那么,在这些运动中你如何才能保证自己家完全不受牵连? 当然,“越穷越光荣”是真的。如果你喜欢赤贫状态的话。 但凡牵扯到政治运动当中,你的家庭关系就彻底毁了。还要看你的“成分”,作为“黑五类”之类的后代,从升学到工作,你将无缘很多很多的机会,一辈子受歧视。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都不够了解,却把那个年代想得很浪漫。 除了年轻人不够了解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中老年人,即便经历过那个年代,也还是对“倒回去”心存向往,这又是为什么? 据我观察,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当年没有真正吃过苦的,家人没有在政治运动中被牵连过的。 很多人觉得,现在的一些社会乱象,都是由于脱离了计划经济造成的,这完全是一种错误认知。 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这些乱象,是因为那时候对社会有着极其严密的控制,没有社会乱象的原因,是所有人都在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付出贫困的代价。 现在的乱象,一些是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出现的,也自然会修正的,还有一些则是因为法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 我们要做的是坚持呼吁建立法治社会,而非人治社会,这样才能逐渐减少社会乱象。但计划经济其实是妥妥的人治社会,因为计划经济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法律,当经济都能依靠行政命令解决、结婚也要组织批准,还有什么是行政命令无法控制的呢? 行政命令,就是人治的表现。 如果觉得现在有问题,就主张倒退回去,跟一个人因噎废食有什么区别?想要所有人一起贫穷来解决问题、实现公平,这是一种极端幼稚的思维方式。 可能也有人说:计划经济也未必就导致贫穷嘛。 不好意思,人类历史的无数次实验已经全部证明,计划经济只会导向物资短缺和贫穷,无一例外。如果还是头铁,想要继续做社会实验,请您自己去做,不要牺牲别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倪刃
我尽量用完全客观的语言来描述这件事: 11月19日,男足世界杯预选赛中国对阵日本的一场比赛在厦门举办。赛前,一名身着日本队球衣的男子在场馆外步行通过,现场数百名身着中国队球衣的球迷对其围观、拍照、阻拦、推搡,并齐声高呼其为“汉奸”。 网络图片 多名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先是试图隔离冲突,发现情况未有改善后强行脱掉了该男子身上的日本球衣。 网络图片 后经媒体证实,该男子为日本人,在购票时注册为日本球迷。 11月18日晚,某视频博主曾路遇该男子身着同款球衣与同伴一起出现在厦门街头,在视频博主连续呼喊“中国队必胜”后,该男子回应“Good luck”,意思是“祝你们好运”。 网络图片 赛后,韩联社(YTN)新闻台在其官网用英文报道了该事件,并在标题中表示“China is compeletely defeated in manners”,意思是“中国在礼仪方面完败了”。 网络图片 信息来源:https://m.ytn.co.kr/en/news_view.php?key=202411202053454554 以下是纯主观评论: 第一,无论如何,一名日本人是不可能成为汉奸的,这是基本常识。 第二,日本球迷身着日本队球衣到场支持日本队,无论在日本主场还是在中国客场,又或者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客场,都是完全合理正当的。 相应的,当中国球迷在日本客场支持中国队,或者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客场支持中国队时,我们都希望中国球迷不会被推搡、辱骂、扒衣服。 第三,自己支持的主队在场上输了球,很遗憾,很痛心,但并不丢人。但球迷没有容人之量,粗暴对待客队球迷,安保缺乏专业素质,强行脱去球迷合理穿着的球衣,还被第三方国家媒体报道出去,这非常丢人。 很遗憾,某些球迷的行为在国际舆论上展现出来的不是爱国血性,而是粗暴无礼和智商欠费。 第四,我是一名中国人,出生在这里,热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但我并不喜欢,更不支持中国男子足球队。当然,我也不支持日本国家男足或其他国家队。我喜欢的是南葛小学队的大空翼球员。 第五,假如有一名中国人,因为某些原因喜欢日本足球队的某位球员,或者喜欢日本国家队,注册为日本球迷,穿着日本队球衣到比赛现场支持,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的合法权利。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希望中国男足知耻而后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能让我整理一下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和思考。很多在北大待过的人,都有一种“北大情结”。我的这种“北大情结”,也许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从没有进北大的时候,我就已经沾染了这种情结。我在高考之前的一年里,一直把《精神的魅力》放在桌上。在到了北大之后,更是在这种情结中越陷越深,以致在美国的六年中,都要想尽办法重新回到北大。今天,如果谁在我面前说哈佛有什么不好,我会心安理得地接受;但如果谁在我面前攻击北大,我一定会和他翻脸。 但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却发现,北大变得太多,变得我不大认得了。当然,这些变化也许是因为,我从北大的学生变成了北大的老师,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但我知道这绝不是全部的答案。真正的变化,是在于现在的中国,和我上学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甚至和北大曾经经历过的中国社会都不一样。在我成为北大老师,各位成为北大学生的当前中国,既不是处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寻求光明的时代,也不是在黑暗的摸索中等待启蒙的时代,既不是革命激情熊熊燃烧的时代,也不是文化争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北大人,已经不必再以文化巨人的振臂高呼唤醒愚弱的国民,也无法以崭新的口号塑造民族的未来命运;似乎再没有醍醐灌顶般的新思潮洗礼时代的精神,也找不到昂扬的青年斗志去对抗腐朽的社会现实。 北大,没有了激情,没有了狂妄,精神的魅力也在歌舞升平的现实中渐渐消褪,甚至连一个三角地都无法保住”。我们满眼看到的,是一个个拔地而起的古怪建筑,不知所云的雕像,和花枝招展的公司名号;满耳听到的,是娱乐社团拉人招新的锣鼓喧天,和震耳欲聋的叫卖与广告。老师们,在花样翻新而又许以重金的课题压迫下,制造着成堆的学术垃圾;学生们,在层出不穷的教学改革的驱赶下疲于奔命,浪费着青春;北大,则在专业化的迷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梦呓中阉割着自己。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北大吗?这是曾经高高举起五四旗帜的北大吗?这是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吗?这是八十年代引领中国文化反思潮流的北大吗?从这样的北大校园走出去,你凭什么让人辨认出你是一个北大人?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生活,你靠什么让几十年后的人们记得你是一个北大人,就像我们记得几十年前的北大人一样?在今天的中国,怎样做一个北大人? 北大情结,使我们觉得自己和其他学校的人不一样,甚至和整个中国的其他人都不大一样。当你第一次走进北大校门的时候,就应该觉得肩膀上沉甸甸的,似乎已经担上了中国的命运,这是使北大人骄傲和沉重的使命感,是我们很多来到北大的人都曾经感到过的。但是在现在的北大待上几年,无论是当上几年老师,还是做上几年学生,在校园里的喧嚣声中,这样的感觉是不是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慢慢地就不复存在,或者你想甩掉它了?我记得我的一位学生,在北大待了几个月之后, 她对北大的界定是“北大这样一个休闲的地方”。这句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但事后想想,真的不能怪这位同学。试问在座诸位,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说出你所感受到的,而不是你所读到的北大的精神,你能说得比她更好吗?或者,如果让你描述一下,你理想中的,并且也是你正在做的那种北大人,你能说得比她更好吗? 在北大的历史上,曾经有无数对北大精神的描述,在我们的头脑中,也会有无数种北大人的形象;但是,这些描述和这些形象,究竟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和我们正在塑造的自我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群体有什么关系?也许,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和我们每个北大人都最切身的问题。 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北大在世人面前表现得最辉煌的时代,也就是它能引领中国思想的时代,在我看来只有两个(或者三个)。第一个,当然是二十世纪的一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第二个,应该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是文革之后的文化讨论时期;还有一个不好界定的时期,就是六十年代,也就是WG时期,虽然北大未必起了正面的作用,但毕竟,文革也是在北大率先发动的。不管我们把它算作北大的耻辱还是光荣,北大也是和在一十年代、八十年代一样,在六十年代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因为文革当然也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文化运动。 在这几个时期,影响整个中国的文化运动,都是在北大发端,并在相当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在这几场运动中,北大人都充分展示了他们对中国命运的担当。我们生活在平凡时代的北大人,都非常羡慕那些生活在风起云涌的时代的北大人,能够有机会看到自己和中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而我们现在的北大人,也许只能用找工作的疲于奔命,来模仿当年的奔走呼号;用自己都不愿读第二遍的杂志文章,来模仿前人的惊世之作;用网络上的轰动新闻和四面八方的攻击,来模仿引领中国文化精神的风采;以对国际时尚的低贱谄媚,来模仿兼容并包的气魄。这就是今天可怜的北大人。在今天,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做一次真正的北大人? 当我们回忆几十年前的北大的时候,绝不是怨天尤人,更不是在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在现代中国几个最关键的文化转折期,都是北大带动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潮流;北大在中国的这个地位,并不会因为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沉寂而丧失。我相信,如果若干年后中国的文化再次进入一个辉煌的巅峰,我们还会看到峰顶上的北大人。不过,这似乎不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和我们自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这里关心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平凡的时代,一个处处弥漫着商业气息的时代,究竟怎样做一个北大人,一个有尊严、有力量,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担当起中国文化的命运的北大人。而这背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一百多年来到底在形成怎样的精神气质,北大在其中到底在起到怎样的作用,她以前、现在,和将来,都在怎样塑造中国的精神?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和北大有关的第一个著名口号,为北大精神涂上了第一层底色。从此之后,尖锐的思想交锋、广博的学术胸怀、真诚的批判精神、倔强的独立意志,就成为北大的最根本特征,同时也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与教育的一个基本标准。“科学与民主”,这是北大为现代中国贡献出的又一个响亮口号;不论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口号中存在怎样的问题,就是靠着这几个字,北大的知识分子率先使自己变成了世界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在精神上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凭借这最初的两个口号,北大已经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现代中国的希望和困惑。正是靠了这样的精神,北大崇尚独立自由的学术思考,张扬积极向上的现代文明,拒绝文化专制、学术霸权,和任何腐朽落后的东西。这就是北大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 靠着这简洁而有力的口号,北大已经为现代中国勾勒出了一个粗略的精神气质。不过,还有太多太多的细节,并没有被这两个口号说尽。后来的北大人通过自己的诠释,逐渐为北大,也为现代中国,添加更多的色彩。 比如,鲁迅先生用他设计的著名校徽,将北大精神诠释为:“北大是常为新的”;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为新时代的中国贡献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八十年代以甘阳老师为首的北大青年学者,用“文化:中国与世界”这简洁但宏大的气魄,再次诠释了现代中国人应有的文化胸襟;而谢冕先生,更以“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界定了北大“精神的魅力”。每一代,乃至每一个真正的北大人,在秉承了五四以来的北大精神的前提下,都在以自己的思考和实践,重新诠释着北大的精神,既为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勾画出更丰富的色彩,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自己的北大气质。承担起塑造现代中国的精神气质,这是每个北大人的责任和使命,是无可推诿的;无论是在文化剧烈变革的时期,还是在我们这样平凡的年代,只要是认同北大精神的北大人,都需要以自己的诠释,来承担他的这个历史使命,塑造自己作为北大人的人生境界,这样,他就没有白白地在北大待过几年。 诠释北大精神,其实就是诠释现代中国的精神气质;丰富和建构北大精神,就是以北大的方式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与希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北大人,就是成就一个有尊严、有担当、迈上现代中国的文化制高点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几次伟大的文化运动当中,北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每次都倾其全力,为现代中国奉献出一张文化蓝图。如果说北大也曾经参与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悲剧,那是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极端形态,以另外一种方式,揭示了中国现代精神的一种可能走向。而作为北大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则以自己的人生轨迹实践着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体会着其中的快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此中的成功与失败、光荣与耻辱,都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历史财富。 若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北大的精神,我们就能明白,既然现代中国的文化气质还远未成熟,北大的风格也还远未得到圆满的阐释。 比起北大的前辈,我们有着更大、更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而根本不该进入无事可做、随波逐流的虚无时代,也更不应该在专业化、技术化和国际化的幻影当中,炮制那些没有意义的学术产品。 商业的喧嚣当然是现代文明必然经常听到的声音,也是繁荣昌盛的标志,但北大人难道真的要把这种喧嚣当作阳春白雪来听吗? 专业化和规范化也是文化科学的基本要求,但北大人难道真的要把这最基本要求当作自己的事业吗? 不断地改革与更新,是吐故纳新的必由之路,但北大人难道真的要把走马灯般的变革当作中国最高的文化理想吗? 国际眼光也是融入现代文明和世界历史的必由之路,但北大人难道真的要把国际交流当作自己的最终目标吗? 北大人之所以能担当起现代中国的文化命运,并不是因为他们陶醉在现代文明的歌舞升平中,更不是因为他们追求着高楼大厦、国际化、专业化的梦幻泡影。现代中国之所以还需要北大精神的滋养和升华,是因为她不能靠这些喧嚣和梦幻实现自己的现代转换。 五四时期的北大,为现代中国打造了自由、宽容、科学、民主的基本色调;文革时期的北大,用自己的教训警醒中国,现代性的反叛狂热可能带来怎样的危险;八十年代的北大,在新的文化讨论中,为中国重新唤回了世界眼光和进入现代的勇气。而今,中国已经在八十年代的精神驱使下,飞速加入了现代世界的角逐,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赢得了真诚的赞誉的同时,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把北大也卷入这漩涡当中。在这种时候,如果北大不能抽身而出,以更深厚的现代文明来抗拒这种浮躁的现代梦幻,是不是要再次以自己的教训来警告中国呢? 现在的北大人根本就不是没有机会再次承担起中国的命运,而是面临着从所未有的新使命:要为一百年以来艰难塑造起来的现代框架填充更实质性的文明内涵,否则,这个框架就是空洞、单薄、脆弱的。就像一条大河,涓涓泉水的奔涌使它劈山开路,冲出一条河道;而今,我们需要为它提供汪洋丰沛的河水,如果仅靠起初的那股泉水,它很快就会干涸枯竭。北大人既然曾经帮助开辟出这股泉水,而今就有义务提供丰沛的河水。 之所以说这个任务比一百年前的任务更加艰难,是因为,它是不能靠振臂一呼完成的,也不能靠不断变革实现的,更不能靠什么工程的突击做到的。用北大以前贡献给现代中国的方式,我们已经无法担当起落在自己身上的历史使命,甚至还会毁掉中国和自己的未来。要完成这个使命,需要我们每个人认真地去思考和实践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逐渐体会出,身处现代世界,中国人如何能过一种真正有尊严、有快乐、有境界的生活。这是中国文明的现代提炼,要在文化与生活的深厚涵养中细细体验,在与世界文明的撞击中慢慢摸索,在对往圣绝学的继承中诠释出来。 要做到这一点,北大必须贡献出高深严谨的学问,但仅有学问并不够;要做到这一点,北大人必须关注现实中国的喜怒哀乐,但仅有对现实的敏感也不够。要以学问为天下之公器,承担起思考、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精神的使命,无论是盲目地批量制造学术产品,还是盲目地在繁荣的社会现实中随波逐流,其实是犯了同一种错误。北大并不只是培养学者的地方,她始终与中国的历史命脉息息相关;但学问是每个北大人的立身之本,因为他要把握的,是现实与历史最深层的律动。 今天的北大应该为中国贡献的,既包括高深的学问,在学问中提炼出的精神境界与文化理想,更包括大批经过高深学问的洗礼,曾经浸淫于中西经典,能够理性地思考现实与未来,能够为自己和他人塑造高贵生活的年轻人才。由于对西方经典的阅读,他们对现实敏锐的观察力,建基于对现代性深层价值和可能的局限的理解;由于对中国思想的熟悉,他们对未来的长远把握,来自于古圣先贤的生活境界。这些北大人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不再只是通过席卷中国、暴起暴落的文化运动,而是通过自己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方式。北大对中国的意义,也就不只在于几个文化精英和几句文化口号,而是一种更加深远的文化传承与创造。 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座诸位要想认真做一个北大人,并没有失去机会。只要北大尚在,中国尚在,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就都在。无论你将来留在学术界,为未来的中国贡献出你的著作和思想,还是将来离开学校,为未来的中国贡献出你的奋斗与事业,你都可以证明自己作为北大人的价值与意义,都可以向世界展示你作为北大人的骄傲与担当。能否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并不在于你选择什么职业,更不在于你生活在什么时代,而是在于,你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你在北大的意义,在于你是否谦恭地认同并吸纳她的深厚传统,是否认真接受并体验她教给你的中西思想与经典,是否愿意在她的怀抱中变成一个会独立思考、能担当起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的成熟的人,是否能在古怪迷离的国际化潮流中保持自己的尊严。 任何喧嚣终将沉寂,任何梦幻终将消散,你能带走和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人格和胸中的气象。在我进入北大的第一天,我的班主任老师一句朴素的赠言使我至今不忘,我也不断把它送给我的学生们,今天,我还是希望与各位用这句话共勉:“ 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读书。” 谢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岛,原文已被删除
报复社会,报复社会,又是报复社会。接连发生报复社会类案件,人的精神难以承受。周六晚上,正要上床睡觉,看到宜兴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的那起案件。原本是个美好平和的周末,兴致一下子被彻底破坏。 之前有一次报复社会事件后,我忍不住发了一条朋友圈: 看了几个现场视频,太惨了。天天特么“报复社会”,难道“社会”就永远躲在后面不出声,只让无辜的平民随机遇害吗?! 但是事后又觉得无味,说给谁听呢? 今天有朋友在朋友圈里转了篇分析“个体为何报复社会、怎么防控”的文章,我忍不住发了句牢骚“谁能听得见呼吁呢?”朋友说:“总会有人的,该表达得表达。”我却没有这样的心力了,因为我知道没人听的。听见的人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人听不见,或者假装听不见。 我有时候觉得,必须得过得自私一点、分裂一点、麻木一点,间歇性关闭感知和分析外部世界的触角,才能过得下去。否则真的太痛苦了。每天上网都有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美好与罪恶,救赎与毁灭,希望与绝望,宏大与繁琐,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并排发作,不容许沉浸不容许思考,人的一张脸必须同时做出许多相反的表情,才能回应这个世界,比如半边脸大哭半边脸大笑,半边脸微笑感动半边脸歇斯底里。总之,再不学会发疯就真的疯了。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放弃思考,放弃认为自己和这些事情有关系,放弃做一个灭火队员的执念。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尊重社会命运。 从前有一段时间,人们喜欢问,这个社会怎么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这个社会怎么了”逐渐变成了羞辱人的梗——“这社怎”。谁要这么说,谁就是不识趣的家伙。现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充分的理由去问: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个社会特么到底怎么了。但是已经没人还有力气和兴趣继续这样问了。 “能够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些糟糕的局面,又不是我造成的。”“即便分析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想。 发现没有,这个社会已经瘫痪了,它已经无力证明自身是一个可以自我修复的社会了。 把社会比作一具身体的话,神经已经坏死了,但各个器官可能还在垂死挣扎。 具体来说,胳膊腿儿感到自己不舒服,但自己还能支配点钱,于是就找人按摩按摩。看起来还能撑一会儿。 嘴巴呢,还能说话,但自己也知道说的话没人听,还是忍不住说,所以说的话越来越不在调上。比如刚才看到有人说对报复社会的人“只能建议恢复古代的凌迟处死”,这是解决方案吗?当然不是,既没有可行性,又绝不可能解决问题。你只需要想一下,在有凌迟处死的古代,社会更文明更美好吗? 但是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同某种极端方案,来回应某种极端现象。这其实就是社会瘫痪的表现,因为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处于无力的状态,他们知道自己怎么说怎么想都是没用的。健康的反馈链条断裂了,过度压抑且被无力感支配的个体,是没有办法理性思考的。 想象一个掉链子的自行车,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拼命去蹬,而不是停车检修。蹬着蹬着,假如突然有树枝卡了进去,你会感到突然有了着力点,第一反应是链条又挂上去了,于是更加用力去蹬。最后会是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一个身体,每一个器官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它们已经无法组成一具完整的身体,去思考,去行动,去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 作为一个个无助的细胞,假如我们还不愿意放弃思考能力的话,我们只能把自己想象成植物。动物通常要生活在群体中,守望相助,植物却可以从单一个体分裂成庞大的群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而且很多植物很神奇,连种子都不需要,一个枝条,一段根茎,都可以发育成完备的整体。 我们能够变成植物吗? 原谅我今天比较丧。期待被反驳。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人间三角
网上看到一个新词叫“四无五失人员”。 所谓“四无”指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无稳定收入;无法正常沟通交流;无房子车子等资产。“五失”指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或异常。 据说最近有些社区在统计“四无”人员和“五失”人员。“这些人最大的特征是没有软肋,了无牵挂,是社区的重点关注对象。” 说到软肋,不由得想起前些天,在一个诗人朋友的鼓励下写过一首叫《软肋》的小诗—— 那天,在马路上遇见一只甲壳虫 ———— 在这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 它穿过峡谷、溪流、阳光斑驳的小道 小心翼翼地避开大型爬行动物如公交车 再小的地名,它也能准确抵达 看着它爬进草丛,我放下心来,也突然有点感伤 面对危险时,它毕竟还有甲壳护体 而我,暴露给这个世界的 全是软肋 是的,这个世界上,谁都是有或曾经有软肋的人。当然,生活也是随时可以去除一个人的软肋的,比如,按照“四无五失人员”的标准,按照男女失衡的比例,若干年后,多出来的数千万光棍也会加入“四无五失人员”行列,够社区工作人员忙的了。 想起了网传上海曾对常住人口开展疑似精神病患者调查,有“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等症状的居民将成为疑似精神病患者线索。揽镜自照,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有成为精神病的潜质? 为了安全,有地方将广场舞也暂时给禁了。 所谓“四无五失人员”当然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在特定情况下走极端的概率会增加。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境遇乃至身份是流动的,兼之基数巨大,排查“四无五失人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我昨天的原创文章里,排在第一的留言是——就在这几天,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个号开放留言功能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从学校以及周边环境,接受“爱”的教化多?还是“恨”的教化多? 这条留言有一定说服力。我认为,这个社会,一些人之所以充满戾气,本质上,与‘人“的教育的缺失有关。 简单说,就是把人符号化、标签化了。很多人为暴力杀戮叫好,并且理直气壮,是因为,被害者被他们贴上了一个特定标签,比如,他们都知道,一个成年人向孩子行凶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那个孩子是日本人,被贴上了日本孩子的标签,马上觉得这是一种正义之举、英勇之举了。 不久前,微博认证为作家的四川省新龙县副县长黄如一在一个微信群里说,杀一个日本小孩,才多大点事? 网络图片 同理,当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很多人拍手叫好,不同样是因为死难者被他们贴上了美国人的标签吗? 能给外国人贴标签,当然也可以给国人贴标签。这样的悲剧,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发生很多起了。 具体到珠海这起事件来说,据闻凶手的行凶原因,是妻子与某个暴走团的人有染,在他那里,暴走团的成员都成了一个可以被抹去的符号。 当一个人被标签化、符号化,被抽离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份,附着其上的人类基本情感也就消失了。杀害一个人时,世人常有恻隐之心;但是,消灭一个标签、一个符号,一些人心里涌起的可能只有快感。 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的安全,我们的社会要取得脱胎换骨的进步,最终还得回归人的本身。熊培云说过这样一句话,符号抵达的地方,也常常是理智崩溃的地方。那么换过来,当贴在他人身上的标签与符号消失,为他人赋予人的基本情感与温度,常识与理智才能在我们的社会回归。 当更多人拥有了良知、理智这样的“软肋”,也就不必为“四无五失人员”绷紧了神经。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原文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