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首富送汉森玩具推土机：“你给了我们国家希望”
2026 年 6 月 23 日
当经济循环受阻的时候，很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企业当中存在大量的毒瘤，这些毒瘤不仅不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反而会吞噬社会财富，导致财富流失到极少数人的钱包。 恒大，是一个已经被戳破的毒瘤，但还有没有高科技、制造业界的恒大？ “有效需求不足”，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定性。 也就是说，在顶层视角当中，消费不振的确是现在制约经济的最大因素。但是问题就来了，究竟为什么14亿人的庞大人口，消费却成了问题？按道理说，如此庞大的市场足以养活任何巨大的产业了。 很多人的回答都简单：老百姓没钱。 是，老百姓没钱，但仍然不止于此。今天这篇文章，就从方方面面来分析一下，除了收入差距之外，14亿人撑不起消费的其他一些原因。 网络图片 首先，要理解清楚消费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理解的消费，就是指吃吃喝喝，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也正是这个误区造成了一些常见的困惑，比如：景区人山人海，步行街也人满为患，怎么就说消费不振呢？ 吃吃喝喝是消费，但只是消费的小头、末端。在经济学上所指的消费，主要是指大宗消费。除了买房之外，就是买车、大宗电器、电子产品、中高端旅游、教育培训支出等等。 肉眼可见的，这些消费在2022年以来都大幅下滑。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数据，是奢侈品的销量下滑、高端商场业绩下滑、文玩收藏市场的“崩盘”。 在教育方面有一个特别的数据，就是中国的钢琴价格遭遇了几乎是腰斩的下跌。在这背后，是马术、钢琴之类的城市新中产子女教育“标配”遭遇“支付不起”的窘境。 网络图片 也就是说，中高端消费，不行了。尽管我们在观感上觉得餐厅排长队、景区人山人海才是消费，但实际上，中高端消费才是真正花钱的地方——毕竟这个领域的一宗消费就等于几万名老百姓吃一碗面了。 北京上海还有一个数据，就是中高端餐饮也遭遇了“滑铁卢”，在过去两年不是降级就是倒闭。 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消费确实变差了。 那么究竟为何呢？除了老百姓钱包干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我们要注意到，老百姓钱包紧缩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在这背后，是整个经济环境的紧缩化，是企业盈利能力减弱、经济循环受阻、流动性停滞，这些宏观性的问题。 说实话，老百姓的钱包本来就不属于自己，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市场流通货币的中转站。 这个中转站的作用，是作为央行、商业银行、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 网络图片 当经济循环好的时候，钱的流动性很高，那么老百姓的钱包就比较鼓——因为钱从你这里经手的比较多。但这并不意味着钱真的属于你。这时候的老百姓就像是银行的柜员，啪啦啪啦数钱，看起来很阔气，但这钱最终还是得回去。 但我们依然可以视为，这个钱是有效的——毕竟它带来了消费，带来了愉悦感，也换成了实打实的东西，比如新房子、车子、家具家电。 只要经济正向循环还在，那这一切就没问题。这里要注意，当我们看到DeepSeek、电动车、机器人这些“经济很好”的标志的时候，其实并不意味着经济很好。 因为那只是生产端，也就是说，当一个经济体只能生产很好的东西，却卖不掉的时候，这不叫经济好，只能说是生产得多，或者生产质量提高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循环停滞甚至失速呢？ 就是因为，从生产到消费的这个中间环节，出了问题。 从生产到消费，中间沟通的桥梁主要是企业。企业负责两件事，一是搭建起“生产——就业”的循环，二是构成“就业——消费”的通道。也就是说，企业其实是负责财富分配的第一环节。现在，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络图片 举个例子，在“生产——就业”循环当中，企业要扩大生产，才会扩大招聘也就是扩大就业。那么企业扩大生产的理由是什么？应当是内需旺盛，才是健康的。 最近，比亚迪扩招引起热议，有人认为这是经济转好的标志，其实并不是。因为比亚迪扩招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外市场的购车需求，而非国内市场，那么这个扩招起到的宏观经济正向循环作用就比较差。 在“就业——消费”循环当中，企业扩大生产、扩大就业，这就意味着将社会创造的总财富通过工资分配到了民众手里。民众就成了那个“经手钱包”，再将钱花出去，反哺企业的业绩和利润，从而完成经济循环。 所以我们看到，在企业承担的分配和循环作用当中，是企业的两个问题导致经济循环受阻，一是企业卖不出去东西，二是企业不愿意扩大生产。 企业卖不出去东西，意味着企业的业绩变差，那么企业利润下降之后就不愿意扩大生产，也就意味着就业变差，进一步促进民众消费力下降。 这看起来是个循环论证，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是在本质上，它是社会经济总体僵化所导致的一种悖论。 这种僵化是指，经济的大环境、大背景，导致企业和民众都失去了继续投资和消费的动力与信心。 从外部来说，是地缘政治紧张、贸易摩擦升级；从内部来说，是企业本身的发展走向僵化所导致。 这一点可以参考当年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问题。尽管说日本的房价腰斩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紧缩问题，但在根源上，是僵尸企业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1995年才暴露出来，也就是在日本房价暴跌5年后才表现出来。 日本僵尸企业的问题，除了企业呆坏账多，主要还有存在大量的假装高科技但实际上是骗补贴的企业、皮包公司，另外，很多公司搞钱的方式根本不是好好生产，而是各种歪门邪道的投资，甚至操纵股市、与黑社会勾结搞钱，等等。 当年日本的僵尸企业问题，其实也是日本市场化机制不够健全、法治不够健全的表现，导致很多企业有空子可以钻。 以上，才是日本出现“虚假繁荣”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循环受阻的企业弊病。 网络图片 1995年以后，日本才意识到需要下狠手整治这些僵尸企业，不断健全法律和监督，让它们该破产的破产，这才用十来年时间逐渐清除了经济循环当中的毒瘤。 正是因为有这种大刀阔斧走向法治化的基础，日本经济才不至于像阿根廷那样坠落到发展中国家。 那么我们参照日本就会很容易联想到，当经济循环受阻的时候，很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企业当中存在大量的毒瘤，这些毒瘤不仅不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反而会吞噬社会财富，导致财富流失到极少数人的钱包。 恒大，是一个已经被戳破的毒瘤，但还有没有高科技、制造业界的恒大？ A股上市公司整体的利润还不如李佳琦带货，那么我们也要反思：为什么中国企业的整体盈利如此之弱？ 要进行真正彻底的经济改革，就必须也以法治之利器，戳破这些隐匿的毒瘤企业，方可治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2011年11月26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发表获奖演讲。以下为实录： 网络图片 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就是由无耻导致的行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全民的无知，他们以为喝了神水以后就可以刀枪不入了。对慈禧太后来讲，既包含着无知的一面，也更包含着无耻的一面，她利用义和团的运动加强她自己的统治。 还有我们的大跃进，可以说发起大跃进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亩产一万斤、十万斤，那不仅是无知，而是无耻的。 网络图片 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么多的国家、世界人口比重高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的政治家，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集中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呢?那些人深信不疑。 我们仔细想一下，老子所讲的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我们这些灾难。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的计划经济，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政治家，更多来自于经济学家，包括兰格在论证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时候，他用的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模式。新古典经济学有好多的假设本身被当做一个现实，所以被认为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击败了反对计划经济的人的理论。 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我想问一下，iPad没生产出来的，怎么统计它的需求呢?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无知，但是科学的进步同时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 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社会学家号召各国砍树，为了改进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树引起的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卫生就可以改善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 网络图片 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创新工程一类的软科学、硬科学。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可以通过像工程师那么设计出来，本身就是一个无知的表现。 回顾一下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神奇在什么地方呢?按照生产价值计算?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计算。 政府也深信这一点，买了大型计算机，在1981年成立的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50多位研究人员，全部的投入产出数据统计出来，算出投入产出表。 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改革这个价格了。大家知道一直计算不出来，即使计算出来没人相信它。这是我当时看到基本的情况。 对我来讲，价格怎么靠计算出来呢?这是我当时的反应，我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怎么样形成?我的基本结论是说，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不可能是价格。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定的价格，类似于温度计，即使定的时候温度是合适的，今天室外零下八度，定完之后外边的温度怎么样变化，温度计本身是不变化的，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络图片 要真正解决中国价格问题，无论大调和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通过双轨制的方式。 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我要放，但是我不可能一下子都放。当时形成一个历史情况，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全部放开，这就是双轨。接下来的工作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怎么样使得计划内的逐步消失，那是技术性的问题。 搞完这个以后，我自己还是比较兴奋的，这篇文章应该在1984年4月21日写的，84年6月发表在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能源组的专家建议内部刊物上，大概在莫干山会议之前的4个多月。在莫干山会议之前，我有了第二稿，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公开的刊物。 我总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面对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 今天也是这样的问题。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这些都带来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产业、主导的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 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未来什么是核心的主导的产业。宁波市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人类的灾难。如果市场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可能死那么多人? 市场经济有贫富差距，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我并没有认为美国就是最理想的市场。 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知识、对未来判断准确就决定输赢，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探索发现的过程。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行为不变成伤害别人的行为。你在市场当中，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 我怎么保证我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需要竞争，需要思想的自由。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幺正确，一旦变成垄断的思想，就会助长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有自由，如果我们能有竞争，我们就会变得无知少一点，无耻也少一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据说南京几家媒体都发了文章，讨论南京为什么没有像杭州那样，有deepseek和“六小龙”，其中一个最大的不解是：明明南京好大学很多，211都有好几所。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过去很多年，都学都在搞创新孵化，甚至和地方一起合作办产业园，但是为什么大学多的地方，却不一定有“创新”呢？ 大学很多，意味着年轻人很多。但是，创新却不是基于人数，而是基于各种“自由”：钱能自由流动，人不但能肉身能够自由，也能够自由思想。 郑州据说有现在有百万大学生。先不说这些大学的质量如何，他们都不能自由骑共享单车去开封，又能指望同学们能有多少新想法呢。 杭州的大学和郑州南京区别不大，但是那里更重视民企、私企，至少钱能更自由地流动。 大学要引领创新，至少需要一个条件：大学要比社会整体更前沿和开放。但是，至少从2020年开始，大学在各方面，都开始落后于社会，成为全社会最保守的区域。 大学的院系，不但不能和民营企业相比，甚至比一般国企都要僵化。大学老师面对的条条框框，比社会上的研究机构要多得多。 前几天在书店见一个朋友，他问我对新华文轩如何评价，我说，作为国企，它仍然有鼓励创新的机制，至少在书店业务上，进行着无穷无尽的尝试。这说明，能做事、敢尝试的人，在这个结构仍然是前途的，能挣到更多的钱。 而我们的大学，又在做什么呢？据说某校文学院院长主要工作就是审查老师们的研究计划和项目中，有没有什么“不妥”和“有问题”的内容，确保政治正确。 他的工作当然非常辛苦，也在确保“学术增长”，但是，又有多少新东西，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中呢。在任何领域，那些看上去“不妥”“片面”“有危险”的东西，也许更有可能蕴含着创新。 自然科学当然和文科不同。但是，“把关”和“审核”，重点并不在于内容本身，而是在强调一种服从权威的文化，一旦这样的文化确立，就会有无穷多的会议、审批、审查……不会有漏网之鱼。即便你搞的是化学，也只能叹气。 所以，真相甚至可能相反：现在，大学越多的城市，可能越缺乏创新。 原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不就是一碗面嘛，多大点事？” 去年冬天，我偶然在网络发现，许多小餐馆决定为生活遇到困难的人提供“免费吃饭”，这些店铺星星点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大到北京、上海、广州、乌鲁木齐，小如广元、湘潭，店主多是个体户，散落在大城市的边边角角。谈不上作秀，因为小本经营既无实力也无必要。我很好奇，这些平常的店家为什么决定去做免费餐？又是什么样的人会去吃？他们都是在怎样的困窘之下，决定接受这“一饭之恩”？ 我拨通一家广州名为“茹意竹升面”的面馆的电话，对面传来爽朗的声音，“你尽管过来，我请你吃面啊。” 店长叫李茹，经营面馆四年。我在广州越秀区见到了她。李茹头戴厨师帽，口罩拉到鼻梁，一双有神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她指给我看那张贴在店门右侧，小小的红色海报，标题很简单，“免费吃饭”。 网络图片 文案是“如果你在广州没有收入，遇到困难，您可以来小店，告诉服务员来份‘单人套餐’，吃完直接走就是，不必客气。” 如果仔细看，左上角已经略微卷边，翘起的褶皱泛黄。李茹很自豪地告诉我，自开业以来，这张海报就贴在门口，现在已经四年了。 面馆不大，十多个平方，摆着四五张小桌，干净整洁，李茹和弟弟东林两人分工，一个在后厨煮面，另一个就在店里招待客人。面馆的客人多是附近居住的熟客，退休的老头老太混杂着附近工作的年轻人，他们跨进门不看菜单，熟练地点一句：“老样子，加点云吞啊。” 李茹想做免费餐很久，她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她18岁时从湖北独自跑来广州，当时身无分文，没饭吃是常有的事，有时就捡烂苹果烂饼干充饥。有一次，她在角落蹲了一整天没有进食，李茹想：谁能看见我，给我一口饭？ 这样的人当年没有出现，如今李茹想做那个给“一口饭”的人， “人真饿的时候，就需要这一根救命稻草吧？” 她原本想效仿香港，在电视上看到香港有免费派饭的传统，许多富人会花钱购买多份盒饭，每周挑几天，雇佣志愿者在大街上发放。她想过每周固定时间，提供免费餐，但权衡之后放弃了，“真正有需要的人不会在固定时间才来吧？” 弟弟东林想了想也答应，“不就是一碗面嘛，多大点事？” 在茹意竹升面馆，免费餐的暗号是“单人套餐”。只要你进门和老板对上暗号，他们就会操作点单机器，选择“单人套餐”，标价0元，出票机会打印点菜单和结账单两个小票，套餐转为流水号，上菜时只叫号不问人——东林一边演示机器一边告诉我，面子是很重要的事。对于大多来吃免费餐的人，他们“不听不看不问”，最多询问，“还需要加面吗？” 在面馆里，单人套餐可选一份拌面或汤面，能加云吞，标价大概10元到15元之间，“加肉的我们供不起，但我们能解决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李茹记得刚开店时，每天都有人围在店门口端详海报，“免费吃饭真的假的哦？”她就大声强调，“当然是真的，你们要不要进来吃？”大多人都会立刻摇头走开，仿佛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晚上十点，茹意竹升面馆到了打烊的时间，而在广州市天河区的另一个城中村街头，这却是胖哥炸串店最热闹的时候。一个几平方的空间，支撑起加班夜宵的好归宿。 一把把新鲜的肉串摊开在烤架，大火炙烤。胖哥人如其名，啤酒肚，后退的发际线，眉毛浓密。对于烤串，他有自己的要求：最多同时烤两份，以保证熟而不焦。 网络图片 图片胖哥炸串店 食客多是年轻面孔，大部分是附近的打工人，背着双肩包或斜挎小包，点份炸串坐下来，打开短视频，却难掩疲惫神态。偶尔唠上两句，无非是“刚下班”、“换工作”、“要出差”。 这么一家几平方的小店，也要做“免费餐”，当然与店主人的经历有关。 胖哥从湖南来广州打拼20多年，有过最窘迫的时候，那是十多年前，当时做生意亏钱，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次坐地铁出站时，他突然愣在闸机前：他连5元车费都掏不出了，而身后出站的人流已经汹涌而至。那是最不堪的一段回忆，胖哥在地铁站内来回乱转，掏出身份证，求人给他转车费，“有时人就差这么一点帮助对吧？” 2022年底疫情结束，胖哥决定挂出“免费餐”的牌子。“每个人受的苦都不同，就是那一刻想到，我是不是可以做免费餐？” 一块发光的屏幕，简单的四个字：“免费吃饭”，从此闪亮在烧烤摊前。 不要小看“一饭之恩”的意义，胖哥记得今年六月份有个青年，穿着破大洞的衣服，站在门口询问“单人套餐”。他吃完后离开，胖哥去收拾时看见一张纸条和压在底下的50元，纸条写着“我愿意留下我的全部家当，帮助下一位有需要的人。有缘再会！” 网络图片 那些来吃免费餐的人 来吃免费餐的人，穿着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偶尔裤脚磨破的洞，鞋带趿拉卷边的迷彩鞋会露出一点困窘，但也仅此而已。但李茹依然觉得很好辨别：如果是年轻人，进店总向地面瞟，小声问，“可不可以有份单人套餐？”；中年人就默默坐角落里不说话，等他们忙完再要份面；老年人徘徊在店门口，不进来也不离开，偶尔往店里看一眼。“给你吃份面啊？”李茹会主动问。 来吃免费餐的老年人多是附近的低保户。最近几个月常来的大爷在菜市场干一份小工糊口；之前路过的老奶奶坐在门口等碗面，家里人不给饭吃，她晚上去睡公园。 “其实绝大多数人我都不记得，他们只会来吃一顿，我和我弟不问也不打扰人家，都要尊严对吧？只有那种连续几天甚至几个月都来的人，我会主动搭话：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李茹记得年轻人的局促。2020年时，几乎每天都有人来，一来就是两三个，她记得有两个还提着行李箱的小伙，进门也没看菜单，凑到身边特别小声问，这能免费吃面吗？然后还说，我没有钱啊，等我找工作挣到钱…… 有一个拿着苹果手机的男孩，每天晚上准时来吃面，也是没找到工作，李茹帮他询问附近的机会：服务员、洗碗工、工地日结都打听过，男孩也愁眉苦脸，抱怨到处都不招人，直到有天男孩突然没来，李茹开心地想，他肯定找到工作了。 还有个染着黄毛的小男孩，夏天从外地过来，沿着街上店铺一路问招不招工，最后问到李茹这里，“他说没钱吃饭，想找个小工，但没人要他。我一问还没成年。我（开玩笑）说你头发太长，如果在面馆做工要剪头，小男孩还挺不服气，最后我拿了十元，跟他说，年纪这幺小，回家吧。” 如果人到中年，找不到工作就会更加气短。去年年底，有个中年男人来吃了一周，军绿色的裤子撇着线头，白色运动鞋磨掉了边。他已经失业小半年，下午吃份面，晚上就去麦当劳过夜。男人问这里还招工吗，李茹劝他过年回家吧，男人快要把头埋进碗里，“没有回家的钱。” 来吃免费餐的人，都有自己的身不由己，通过李茹的回忆，我想如果这其中有心酸的话，那并不是他们的错。后来我从广州去了深圳坂田，坂田号称“深圳学历最高的城中村”，周边环绕诸如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这里有一家盲公紫金八刀汤店，也推出了“爱心餐”，我见到了店主袁志勇。他加入了当地街道办事处组织的“爱心餐计划”。他告诉我，爱心群里很多老板都会给来吃免费餐的食客拍照，也许是为了计数或宣传，但他没有参与，“我不想冒犯他们的生活。” 他说，有位来过两三个月的中年男人，是爱心餐常客，他在不同餐厅轮流吃。男人已经大半年没找到工作，他记得对方有两次很高兴地说，别人给他介绍了蛋糕店的工作，之后不会再来吃爱心餐了。但没过几天，男人又出现在店里，袁志勇就明白，面试肯定没过。现在男人又已经两个多月没来，“不知道他是不是找到了工作呢？” 当一个人真正需要帮助，他不想拒绝 因为爱心餐，李茹告诉我，店里也常常会迎来不速之客。 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小孩，进门就说“来份单人套餐”，她回后厨端了两碗素面，母子俩吃完后，女人告诉她来意：“我就是来考察你们这里免费餐是真是假，还以为骗人呢！”然后又原价付钱。李茹错愕又无奈，她不知要以什么态度面对这种“实验”，“你说怎么就不信呢？” 也有少不了被“薅羊毛”的时刻。一个年轻男人，一身黑色修身西装，皮鞋亮得反光，挎着相机，点了份15元的云吞面，吃完又续了份面，结账时从口袋里掏出五元纸币，“你们给人免费吃不用钱，我给5块可以吧？” 也有直接上门要钱的。每年年末，沿街乞讨的人都会变多，有个阿姨进店找她要钱，说想坐车回家，李茹给了10元，结果没几天她又来，说“我不要吃面，我要钱。” “我也很生气，告诉她，阿姨你又年轻，又好手好脚的，我们免费提供面食，包吃到饱，钱是不给的。” 被“薅羊毛”的行为不胜其扰，但李茹最终说服了自己，因为“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进店要求免费吃饭”，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会以真心回应她。 李茹遇到过一个青年，吃完免费面后，扭捏着找她借50元，因为手机证件都被派出所扣下，想借钱去酒吧睡一晚，承诺下周一定还钱。李茹给了这笔钱，没留电话，“我也没去判断真不真，但没想到两周后他还提了个果篮来还钱！” 袁志勇很理解身边一些老板为什么放弃做爱心餐厅，袁志勇也经历过这种挣扎。有时一出名，“薅羊毛”的人都会蜂拥而至。妻子曾经和他争执，“出来开餐饮是为了挣钱，为什么要做爱心餐？” 他计算过成本，一份最普通的腌粉面大概3元左右，这在汤店的负担范围内。原本店里爱心餐标是一碗汤粉加一瓶任选饮料，但店铺经营困难，今年十月后去掉饮料，“我们只能解决温饱，真正需要这口饭的人应该不会计较，对吧？” 谈到做餐饮，“生意不好做啊”。袁志勇略带愁苦地感叹，他观察过，两年前店铺开张时，周边的餐馆都在营业；今年附近的店铺几乎全部换成新店，还有不少店铺贴着“转让”，有家店已经挂了一年，但无人问津。 十月份时，袁志勇刚经历关店危机，他甚至已经撕下门口的“免费餐”海报，但还是觉得不甘心，又贴了回去。 当一个人真正需要他的帮助，他不想拒绝，他说这是个心态问题，他不想被“薅羊毛”的人分心。即使来吃爱心餐的人衣服最时髦、手表最闪亮，看向他的眼神，也是略微向下躲闪的，“你不能直接用穿着去否定他，人都要尊严的对吧？” 晚上12点去垃圾桶那里看看 必须承认，在广州或者深圳的这段时间，无论是在茹意竹升面馆还是盲公紫金八刀汤店，我都没有真正看到来吃免费餐的人。饭点或非饭点，人们来来往往，收银台总会传来“到账xx元”的声音。 李茹记得留着黄毛的小男孩扭捏不肯走，找张白纸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和住址，许诺以后一定会再来。这张白纸至今妥帖地放在收银台，我拨过去，对面无人接听。“也许都过上正常日子了吧？” “现在社会这么发达，还会有人需要免费餐吗？”李茹既是对我说，也是自问自答， “晚上12点去垃圾桶那里看看。” 每天打烊后，厨房里大量的废料都会运到公共垃圾桶。出店左拐数十米，左手边有条小巷，巷底有一排垃圾桶。深夜十一点，李茹经常在那里看到，有人围着垃圾桶仔细翻找食物充饥。 钟点工王叔就是这么找来的。每天晚上十点半，面馆打烊后，他就来打扫卫生。 他和李茹就是在垃圾桶旁遇到的。当时是去年底，深夜，垃圾桶边，李茹看见他拖着小半袋的塑料瓶和纸袋，就以闲聊的口吻问起：“在这儿多久啦？能不能给我找个钟点工到面馆做卫生？”王叔回答的有些腼腆，“您看我行吗？” 王叔刚过60岁，四川人，操着一口粤语味儿的四川方言。他前半生都是农民，做农活望天收，但种地养不活家里人，儿子出生没几年，四十岁时他决意和妻子一起来到广州——这个亲戚口中能赚到钱的地方，现在已经近20年。 他和妻子租住在附近的小单间，白天两人一起上工，下班后妻子回家休息，他接着来做钟点工。王叔的力气很足，一个人麻利地拖着齐腹高的大垃圾桶到公共区，不带喘息地擦桌椅拖地板，他工作麻利而认真，打扫时偶尔停下来，是用手指捻起地上的一两根头发。 王叔只有一个没插卡的手机，要联网就蹭免费的Wi-Fi，每天出租房和做工处往返，他不觉得自己应该为一个号码花钱，而且他说“没人会联系我的”。王叔很少想以后的事情。我问他，有没有想过，比如到了彻底干不动的那一天？ “到那一天再说吧。”他想想补上一句，“我也没有后路。” 洗碗工陈巧则从吃免费餐的人里发展而来。年初，陈巧进到店里，一个人坐在桌前，不点餐也不讲话，直到李茹去问，“我给你下碗面？”陈巧点点头，吃完后默默离开。后来她连着吃了一周免费餐，李茹忍不住搭话，“你有什么困难吗？” 陈巧说话和行动都慢吞吞的，李茹想了想说，“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这里干点活？你会洗碗吗？” 陈巧听懂了最后一句话，她说行。李茹问她要多少工资，陈巧想了想，“你给多少钱都可以。” 陈巧是本地人，家就在附近，她大多时候很沉默，洗碗的速度不快，脸上丛生的皱纹掩盖住她刚满四十的年龄。李茹也想过让陈巧帮忙处理厨余垃圾，但陈巧身体没力气，有时坐着都会发抖。陈巧的手腕会无意识地颤抖，偶尔端个盘子，她要用大拇指扣住边沿，双手掌心挪到盘下，李茹担心地嘱咐她，“慢点儿，不急。” 陈巧是低保户，她还有残疾证，后来熟悉之后，李茹知道了她的故事，“你知道吗？她原来很聪明的，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但当时生孩子大出血，捡回一条命，对脑神经还是有损伤。”丈夫继续工作，她自此完全回归家庭，负责小孩的接送：八点前送孩子上小学，三点后，接孩子放学，中间的七小时就在面馆洗碗。原来，这块时间是空白一块，她要么回家里发呆，要么就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 我尝试和她对话，但她很少对外界的响动有反应，仿佛隔着罩子打交道。每一句话她都要在脑中过滤，说不出太长的句子。李茹笑着帮我翻译，“阿姨，她这是在问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呢？” 她点点头，用力牵动嘴角上方的肌肉上扬。“现在有事做，就没那么孤独。” “不好意思和愧疚占据超过90%的情绪” 我辗转联系到吴进时，他刚刚在惠州入职新工作九天。去年九月底到十月初，29岁的吴进依靠爱心餐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是湖南人，在深圳马蹄山待了近七年，那里聚集着许多出口外贸公司。 从今年年初开始，吴进一直在找工作。他没想到找工作的形势会如此艰难。他曾经在亚马逊做过to C运营，但现在出海业务收缩，同类公司卷低价的竞争压力大，求职者又有大量廉价应届生。吴进说，在深圳gap一两周还行，如果超过一个月，很多公司就不会想要。 每一次面试，吴进都感觉是一场漫长的服从性测试。有些hr把他当作完成KPI的机器，有的不忘贬低他过往的职业经历；谈薪资时报高了认为他不值得，报低了又觉得他实际能力也就那样。 经济和心理状况一起向下，他不敢和家人联系，挨到九月，只能用仅剩的几十元一天一天续青旅，再没有额外的钱吃饭，实在没办法了，他想到曾经在路边看见过的“爱心餐厅”。 吴进选择的店铺就是紫金八刀汤店，因为“店铺越小，心理压力也越小”。但走到店门口，来回踱步十多分钟，还假装低下头玩手机，就是不敢进去。他用余光观察店里的客人，一直等到店里没人了，才鼓足勇气进店。 “我性格很内向胆小，又是求助者的下位身份，很怕麻烦别人，进店之前就要做一阵子心理准备，脑补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包括被拒绝。” “不好意思和愧疚是占比最大的情绪，超过90%的。”他小声和店员小哥开口，要一份爱心餐，庆幸的是，没有想象中的拒绝，店员反而很体贴地询问他想喝什么饮料，吴进很紧张，只听清可乐或芬达的选项。点完河粉和小瓶可乐，他感觉自己的声线一直在颤抖。 这是吴进当天的第一顿饭，也是唯一一顿，吃饱后他没有离开，坐在原位积攒勇气，去后厨前向店员道谢。事实是，袁志勇和店员都不记得他，他只是那些来吃免费餐的“不好意思”的年轻人中的一位。 那段时间吴进白天硬扛，饿了就喝水，晚上去爱心餐厅，一天就吃这一顿。他在网上寻找那些提供爱心餐的店家，有时就意外发现，原本计划前往的，有的已关店，有的只剩建筑废材。还存在的爱心餐厅，有的也带给他羞辱的体验，餐厅前台和服务员要求他去街道办证明再来，他转头离开了。 每家爱心餐厅他只去一次，因为开口要免费餐已经无比艰难，他无法承受去同一家店多次。他害怕被记住，以一个“吃白食”的形象。一位给他端菜的阿姨宽慰他不要有心理负担，“都是老乡，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吃完了，还让他提着满满几盒饭菜回去吃。 十月过后，他在惠州找到一份售后客服的工作，因为各种刁难，他只做了九天，对方并不想为此支付工资。吴进正在申诉，等这几天的工资下来，就补上房租，买车票回老家休整一段时间。 “如果还有机会，”他始终有一点忧伤，“我会再回那些很好的爱心餐厅，去真正消费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
小镇做题家是近年来的热议话题，而作为他们阶层跃迁故事的背景，是那些一直没有机会离开村镇的人。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留守村镇，隔绝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家庭资源有限，城市生存经验不足，这些没机会离开小镇的人，将进城视为一种“妄念”。 小镇修理铺，日入三元 晚上约莫5、6点光景，王学勤和妻子杨凤珍开饭了。桌上摆着临街店铺卖的熟牛肉、炝炒过的自家种的青菜，还有一瓶太原高粱酒。王学勤边喝酒边吃菜，杨凤珍说话间，则不停对丈夫翻着白眼。 年前，两人闹了点儿矛盾，王学勤开一家家电修理铺，这天他不在，有人来取修好的电视机，杨凤珍作主收了三十元。王学勤回来后，立马发了脾气，他认为那三十块钱收“贵了”。而杨凤珍也丝毫不让理。“光图名声能图来钱？”提及此事，二人不免又是一番拌嘴。 争执间，一位老人来修电饭锅。开关坏了，王学勤为他换了副新的，连零件带修理费，只收了三元钱。按杨凤珍的说法，这就是开年后的第一份收入，听起来不免带着点儿穷酸。 这是2020年春节，正月大年初八，王学勤和杨凤珍夫妇守在修理店内，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春节。 王学勤夫妇在镇上开修理铺已30余年。铺子就在自家自建房内，毋需房租。一年四季，王学勤大概都戴着墨镜，坐在一张旧木桌前，进行电路板焊接，杨凤珍负责招呼顾客。2014年她患上中风，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身体状态好些时，店里一有人来，她仍会倚着门框走出，笑着招呼，要给人倒水、同他们聊天。 杨凤珍患病前，王学勤夫妇除春节或特殊节日，几乎都要开店、守着店面做生意。大儿子王大雷在镇子几公外的乡村开家电修理铺，二儿子王小雷在镇上开摩托车修理铺。顾客大都是四里八乡的熟人，店铺开在自家的房子，吃的是自家土地里产的粮食和菜园里的菜，肉去街上买，生活成本低，虽一年四季守在店里，但有钱赚，日子还算自在。 镇子位于山西晋南，这里丘陵和坡梁起伏，在此地靠种地挣不上钱。镇子十多公里外的东山，蕴藏有丰富的铁矿，上世纪90年代，一座铁矿厂矗立于此，昼夜不息地闪烁着火光，输送矿产资源的交通干道与镇子主街交叉，构成一条繁荣的商业地带。 王学勤夫妇是最早把握这波经济红利，从村里移居到镇上的人家。王学勤的父辈是农民，高考落榜后，王学勤开始自学家电维修技术，初来镇上干个体户时，只能住在租借的马房中，积攒财富后，才在镇上置地建房、娶妻生子。 那时，繁荣的小镇吸引来一波流入人口。有王学勤这样来自附近村子的农民，凭手艺开店，诸如小饭店，理发店、蔬果店、车辆修理铺等等。也有来自四川、湖南的外省人被矿场吸引，前来卖力气。 2005年后，矿场陆续关停，镇子的发展速度放缓。2012年前后，县城房地产生意红火起来，镇子迎来了人口外流时期。镇，作为城市与县城的中间态，曾被许多从乡下渴望到县城的人们视为中转站。镇子衰落，年轻一代纷纷选择离开，去往经济更发达的县城，或去省城务工，汇入浩浩荡荡的城市打工潮之中。 但那时，王学勤和两个儿子不想进城，也不怎么想出远门。他们的生存围绕本地的社会关系和人情展开，一家人也留恋故土。 王家第二代中，王大雷夫妻是最早选择出走小镇的人。2014年前后，他们苦于乡里的生意冷清，率先关掉修理铺，分别进入省城的家电城和电子厂。两年后，二儿子王小雷关掉铺子，为儿女读书，也搬往县城。 留守此地的王学勤，和镇上没落的邮局、家具厂、服装店以及坑坑洼洼的炮弹路一起，像是兀自构成守护旧世界的结界。 2015年，杨凤珍一阵阵犯头晕，她身形高大，自认为身强体壮，起初并未在意，直到一次，上厕所时差点儿晕倒，王学勤带她去县医院检查，人已患上脑梗。不久，杨凤珍爆发肢体障碍，住院治疗了一阵，因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县医院医生无奈告知，只能靠药物和锻炼尽量维持现状。 王学勤一面看顾维修铺的生意，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大儿子留守在家的两个孩子。他不堪重负。为给妻子看病，让她的日常生活可以自理，王学勤没少求医问药，从大医院到小诊所，从游医偏方到神汉假药，只要听说有用，他们都愿意尝试。年近60岁，为外出看病，夫妻俩才偶尔会闭店，离开小镇。 出走 作为小生意人，王学勤几乎一辈子未离开县域范围。本地人信奉扎根守业，王学勤也几乎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小镇和家电修理铺。 王学勤的家乡在镇子十几公里外的乡下。他颇有些少年“天才”，年幼时在村子里拆卸组装家中的半导体收音机、村里广播喇叭，甚至能靠修半导体录音机挣上工分。70年代末，王学勤高考落榜，父亲一卷铺盖，将他送到镇上租借的一间闲置马房，王学勤干起了“个体户”。 8、90年代，王学勤抓住县城购买电视机、收音机等电器的热潮，靠看《无线电》杂志等自学，成为镇上最早的家电修理师傅之一。那时，镇上人对他最深的印象，便是他骑一辆二手摩托车，红色漆皮，超大油缸，发动机一开动，便发出破锣声响。行驶起来，更会拖出一条浓黑的尾烟。骑着这辆摩托车，王学勤也因此成为镇上最早的万元户之一。 随着业务扩展，王学勤的修理铺从马房搬迁到了镇上最热闹的庙场，赚到了钱，王学勤渴望在镇上安居乐业，他买下平房所在的地基，房子先起一层，又加盖一层，楼上楼下七八间，在镇上也称得上“豪宅”。 当时，县供电局甚至来挖“人才”，想安排他入编制，但王学勤觉得干个体也更自由，拒绝了这份“官差”。 或许是自学技术谋生给的底气，王学勤对儿子的学习不算重视， “读个九年义务教育就行”。大儿子王大雷从小爱跟父亲捣鼓家电，初中毕业后，王学勤教给他修理家电的技术。后来，将上门维修这部分工作分配给王大雷。2003年，王大雷结婚后，在距离镇子3公里的D乡开设维修铺，专注于“大锅”（卫星接收器）安装业务，父子二人修完大半个县城的家电，完全不愁生意，他们也成为亲戚中最阔绰的人。 小儿子王小雷15、6岁时，去一家摩托维修铺成为学徒。学成后，王学勤花费6万元，在镇子街道购置一块土地，为王小雷建造自建房，并开设摩托维修店铺，王小雷也成家并自立门户。 同年，王大雷的女儿和王小雷的儿子出生。儿孙满堂的王学勤迎来人生最高光的时刻。那几年每逢年节，王学勤家中格外欢闹，连鞭炮和礼花都要放得比别家要多，要响。 一派繁荣背后，也有暗面。2005年后，私挖乱采导致的事故频出，加之生态政策的收紧，大小矿场逐步关停，在镇上繁忙了十余年的炼铁厂火光冷却。这座炼铁厂一度是小镇经济繁荣的象征。在矿场打工的本地人在其中赚到了钱，成为镇上首先富起来的一批，前来打工的四川人、湖南人等外省人，都带动和促进了镇上的经济和消费。 矿场关停，本地和外地人都走了一批。王学勤那时并为想到，经济支柱的逝去，成为镇子营商环境慢慢衰落的起点。 直到2012年前后，亲戚间开始有人在县城或镇上买房、读书，向县城流动。但王学勤仍没有这方面的心思，两个儿子也“恋家”。他们喜欢吃本地的面食，住惯了宽敞的自建房，也走惯了泥土路。对于王学勤来说，乡土宛如身上的肋骨，抽掉后会感到切肤之痛。 不断更新的技术，也冲击着王家的生意。2012年，宽带网络和机顶盒在镇上逐渐普及，传统的“大锅”逐渐从各家各户的屋顶上消失，数字电视服务成为潮流。王学勤和王大雷的业务量一落千丈。为维持生计，王大雷在家电修理铺拓展了一块区域，开始兼营五金业务，效果并不理想。当时，有人跟他说了博彩这一赚钱门道。随后，他铤而走险，在店里顺带经营起黑彩网站的代理生意，能扩大收入，但也比不过镇上经济好时、家电维修铺的鼎盛期。 没过两年，这一非法业务就被打击和取缔。2014年，王大雷无奈关闭了维修铺，他远赴省城谋取机会，在一家大型家电商城担任维修咨询师，起初月薪3000元。他的妻子李玫随后也追随他前往省城，进入了省城的富士康电子工厂工作。 他们将在镇上开铺子时的经济头脑延续到省城。李玫在工厂工作2年，得了腮腺炎，厌倦电子厂的工作环境后，她退出工厂，做起产品直销，王大雷也被妻子带入了这一行。刚开始，夫妻二人顺利赚到了些钱，手头宽绰，消费也升级了，先是在县城买了地段最好的期房，后来又换了新车。 弟弟王小雷的进城务工之旅则相当曲折。大哥的家电修理铺关停后，他的摩托车修理铺在镇上勉力维持了2年。生意冷清，时间久了，他心气受挫，妻子看店时，他流连于附近的麻将桌。挨到2017年前后，镇上撤学并校，先是中学撤销，后是小学生源外流，教学质量滑坡。尽管不愿离开镇上的家，为了孩子读书，王小雷和妻子还是决定带着孩子前往县城租房陪读，一面打打零工以维持生计。 他先是由嫂子介绍进入富士康，在镇上开店自由散漫惯了，他不适应工厂里严苛封闭的工作环境，不久便离职而去。2017年秋，他由一位朋友介绍来到北京找工作，结果误入传销组织，最终由一位在城市工作的表亲将他接回。 自此，王小雷对城市心生排斥。回乡后，他选择留在家乡开金杯货车，接的活儿也围绕家所在的区域展开，不过，这样跑车能赚到的钱不多。 而这时，王学勤在镇上打拼的根基、经验与智慧，已无法再助力两个儿子在城市的生活。他同时自身难保。妻子患病后，家中大多积蓄都花在看病上。2019年前后，急于为妻子看病的他，曾花5千元买下据说有神效的“西藏灵芝”，杨凤珍服药后却出现高血压、便秘等症状，停用、送检后，才知道是假的。他又受“医托”鼓动，冲动买下去山东滨州的联程车票，打算去一家号称用“干细胞疗法”治疗、吹嘘得天花乱坠的民营医疗机构治疗。 幸好在出发前夕，在县城的小儿子王小雷及时发现并阻拦。为此事，父子俩一度陷入冷战。被传销欺骗过的王小雷认为“医托”不靠谱，王学勤则指责儿子怕出医疗费用。“医托”的骗子身份被揭露，山东之行不了了之。王学勤后怕，如果再去一次，怕是家底儿要空掉了。 这次经历，让王学勤也生了对城市“魔窟”般的想象。他性格本就沉默，不爱说话，那之后，王学勤鲜少再提去城里带妻子看病的事儿，有时杨凤珍向过路人打听哪个地方的医院好，王学勤只摆一摆手，脸上是听天由命的平静，“别想了”。 雪后的小镇 活成镇上基建服务的一部分 如今，王学勤还在努力维持着败落的生意。他有心研究电脑和手机的维修业务，但到底年龄大了，脑力和精力跟不上探索。 而他的修理铺仍在服务着镇上的人们。来修东西的多是上岁数的老人。老人们过惯节俭日子，送来的老物件拆调一番，换个不值钱的小零件，又能支撑个一年半载。一次，一台修好的旧电视长达一个月没人来取，连王学勤都忘了是谁，回头看到戴孝的人来，猛然记起那台旧电视。对方面容惨淡，叹一口气，“取不取也没多大意思，上次赶集之后的第二天，人没的。”这台电视到底没被拿走，王学勤硬塞了对方二十块，等于收个旧东西。 店里留有太多旧家电和物件，因“人情”一概堆积在店铺的角落。平生第一次，王学勤把油漆涂写的“家电维修”四个字明示在月亮门的墙面上，以此说明他还在干这一行。 固守镇子的两代人，似乎仍在等待转机。2022年，王学勤从他人口中得知，儿子和儿媳大打出手，据说要离婚。他询问后才得知，2021年，李玫搞直销过程中听信他人，误入网络“杀猪盘”，还拉了不少亲戚朋友下水，每家都出借了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结果对方卷款跑路，夫妻俩最终背上三四十万的外债。但得知后，王学勤无奈地说：“管不了了，自己解决吧。” 王小雷在大城市遇挫后，2017年后，他大多数时间，像候鸟般往返于县城和乡村，没事儿时，他还会回到村里的老家住上一阵。唯有在乡土，王小雷才觉得亲切和安全。2020年，他加入村委会，当起小组长，为母亲杨凤珍办理二级残疾证，争取到每月发放的50元生活补贴。 王小雷育有两个儿子，如今，一个已上大学，一个在上小学，都处在“花钱”阶段。他和妻子在县城租房住，妻子在快递点打包，王小雷则靠开小货车赚点儿小钱。 他挖空思想想赚钱。但没落的山乡小镇，如若不外出打工，实在出路难觅。2023年，王小雷去了趟吕梁的矿场，但险些遭遇矿难。这趟回来后，迷茫的王小雷多半时间选择了在县城“躺平”。没有拉货生意的日子，王小雷保留着搓麻将的爱好，赢了请客吃饭，输了则蹭吃蹭喝，状态看似潇洒，实则要靠拆借以及“撸口子（借网贷）”举债来维持。 眼见着儿子未能出人头地，现在的王学勤，只将希望寄托在孙子辈上，总想着哪天哪一个能出头，至于“能出头”究竟意味着什么，王学勤也说不清。 王学勤的家电修理铺仍在镇上矗立，但偏于一隅，像个垂垂老者，仿佛被时光所遗忘，再难找到结实的存在感，而承受着“摩托”风湿腿病的他，也同修理铺一道，正弯曲地步入他的暮年。 窘境同样悬挂在杨凤珍脸上。她如今靠着服药和锻炼，拖着病体，需要一点一滴算计过日子。一件拆封的快递衣服，说是拼团所购，试穿了，质量太差，样子也和网络图片不对版，要拿去退。她从不去镇上新市场的实体店买，在镇上的人看来，除了逢集或节日时，“那地方卖东西的比买东西的多。” 过去十年家中从小康陷入困顿的生活，她无法全然理解。有时，杨凤珍会想象当初丈夫进了供电局去了县城，今天的日子是否会不一样。 “发祥（王学勤的朋友）在供电局退休，现在一个月三四千。”她慨叹自己“没那个吃财政的命”。 提及镇上其他小店的生意，除了一家老字号的牛肉馆还很红火，王学勤对别的营生只有摇头叹息。不过，之前王学勤去买牛肉时店里要送上一块肉的习惯，店家已经悄然更改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网络图片 过夜 深冬的上海，夜里气温逼近零度。27岁的王林森被冻醒，站起来踱步暖和下身子。他到得太迟，没抢到有桌子的好位子，在长椅上睡睡醒醒一夜。伴随他的，还有玻璃墙上那句“住宅里没有书，犹如房间没有窗户”。 这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图书馆，和平书院，位于虹口区和平公园五号门。第二天一早要在市区面试，王林森不舍得花钱住宾馆，就在网上搜索免费过夜的地方，找到这里。上一次这样过夜，还是在北京坐彻夜的环线公交——没赶上地铁末班车。终点站下车，刷卡再坐下一趟，就这么一直坐到早上五点，等头班地铁回家。 图书馆门口的王林森。（网络图片） 元旦前两天，他来到上海，想在春节前找到一份工作，趁假期干活多挣点加班费。面试的公司离和平书院不远。他到图书馆时已经晚上十点，一楼餐厅闭餐了，免费阅读区的十来张圆桌已有“领主”，尤其是靠墙的一排，因为方便充电早早就被占据。 多是备考的年轻人和加班的白领，也有王林森这样拎着大旅行包的，把包立起来当抱枕，支着下巴睡。角落的位置通常被常居客占领，他们很容易辨认——穿拖鞋，袜子脏脏的，带着背包、编织袋，或干脆就是个透明塑料袋，装着换洗衣物，可能还有剩下的半盒饭菜，散出味道。他们自觉地不坐到用餐区，即使打烊后那里已经变成免费区域。 凌晨两点过后，大部分人泛起困意，以各种姿势睡去。有桌子能趴着睡的位置是有限的，去晚了只能像王林森一样坐着睡。一晚上至少要醒两三次，可能是打鼾被喊醒，也可能是睡麻了身子，干脆起来上个厕所，回来换条胳膊枕着继续睡。 王林森在图书馆过夜的第三天，晚上八点左右到的，占到了包皮面的椅子座位，桌子也大些，还背靠墙，“想怎么趴就怎么趴”。他新加了一件棉衣，度过了最舒坦的一晚。 那是今年元旦，他遇到了常居客鄢悦。鄢悦笑起来颧骨隆起，穿12块钱的白色橡胶拖鞋，漫步在图书馆，就像在自己家客厅。 白天在“书房”溜达——在图书区看书，累了就到外面公园凉亭里躺一会儿，那是白天的“卧室”兼“餐厅”。图书馆二楼的沙发区不能躺，会有工作人员过来提醒，但躺下是必要的，鄢悦见过一个大哥，趴着睡了几个月脚肿得发紫，不得不去租房住。阳光好的午后，鄢悦喜欢在凉亭和图书馆之间的草坪上，晒会儿太阳。 每天十几块团购一餐饭，比外卖便宜。洗漱在公厕，洗脚就着洗拖把的池子。冬天不太出汗，每两周到健身房去洗次澡。周卡20块，用优惠券还能便宜几块，没有浴巾，就用吹风机吹干身体。 他的行李只有一个充电宝和一个像导游常背的黑色腰包，包里放着牙签，数据线、黑色袜子。没有换洗衣物，就那么一身，穿脏了就扔。入冬后扛不住，五十块网购了一件里面带绒的防风衣。鄢悦介绍经验，一定买那种户外的面料，“脏了擦一下就干净了”。 偶尔到肯德基或者麦当劳蹭网，图书馆的Wi-Fi需要办读者卡。他去问过，除了押金还要填家庭住址等一堆个人信息，他放弃了。 鄢悦去年九月中旬来的上海，十三四个小时慢火车晃过来，票价177.5元。在上海，去哪里都靠走，连公交都不坐。到图书馆的路上，路过袁记水饺店，他用团购券买了一份6块7毛钱的拌面。 300块钱半个月花完了。后来他借了五六千块网贷，还在手机软件上做返现任务赚零花钱。现在每天的饭钱减少到十几元，有时在拼多多买压缩饼干吃一天，“躺着不动，减少消化。”鄢悦总结出最新经验。 四个月在图书馆过夜的日子，他摸索出一套方法论：找几本书垫在桌上，这样就不会被桌子冰到；两个手掌上下一叠，脑门扣下去，一晚都不用换姿势。凭着这套生存法则，鄢悦成了王林森眼里的“三和大神”——以一种非常低消耗的姿态生存，活在困顿生活里的人。 保安对躺沙发不那么严格管理的夜晚，鄢悦就半仰在沙发靠背上，脸冲着屋顶，和王林森讲自己过去35年的经历。王林森开始担心，如果再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也会和他一样，滞留在这里。王林森心里盘算着，第二天的面试如果通过，就不用再回来这个地方。 过客 住进图书馆，鄢悦以为找到了同类，盘算着拉一个省钱互助群，最好能结成搭子，这是他来和平书院最大的动力。 观察了几天，他发现五六个常居客。有一位中年人，隔几天来一次，白天固定的时间出门，他猜测对方是打零工的。一个00后女孩也每晚来，有天坐着突然失声哭出来，发觉引来目光，赶紧低头趴到桌上。还一位高个子男士，身体也壮，看着不好惹的样子，但声音温柔，会主动帮别人捡掉落的东西，有人同桌睡觉，会把胳膊缩一缩。 他尝试跟这几位挑起话题，问吃过饭没，对方都以“吃过了”或“没吃过”三个字中断对话。后来他改变话术，琢磨出最容易拉进距离的话题——“4块钱一顿吃不吃？”——把手机上的拼单展示出来。也没能打开话题，那位00后女生第二天没再来，鄢悦猜是被自己吓跑了。 鄢悦和王林森坐在图书馆二层的沙发上，谈论对未来生活的规划。（网络图片） 去年十二月，他遇到做二次元虚拟主播的一个小伙，身上汗味很大。他犹豫要不要分享健身房洗澡的路子，又担心伤了对方自尊。失败的社交尝试让他发现，大家并不需要抱团也不要帮助。 倒是两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主动跟他攀谈。一个是学哲学思修的，想要靠教育赚钱。另一个在图书馆用传统茶道方式泡茶，聊佛学，请人到自己的茶室饮茶，付不付费随意。后来俩人合作创业，自称会长和副会长，还吸纳了一个年轻人，具体做什么不清楚。 “好像跟茶有关”，鄢悦说，“会长”第一回来的时候，急着要充电，找他借充电宝，另一个句句不离钱。 这里不缺做梦赚钱的人。英语补习教师于枫今年40岁，带着一副眼镜，喜欢带两大一小杯子，放在图书的隔断上冲泡速溶咖啡，啜上几口，开始畅想未来——用补习挣到的钱投到一支好的股票里，“过个十年翻个3倍”。 三年前，他在股市赔了钱，也辞掉留学申请中介的工作，开始一门心思搞补习培训班。现在计划寒假招一批学生，在他的描述中，这种补习来钱很快，一个家长一次性支付七八万，“100个学生就是700万”。 于枫目前招揽到的学生有7个，天气暖和的季节，他和陌生人合租住八人间，自从羽绒被在共享单车筐里丢了之后，就开始来图书馆过冬。离100个学生的目标还差得远，他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结识中产圈层的家长，一起做投资，在股市卷土重来。” 的确有很多家长带孩子来这里看书、写作业，尤其是周末。除此之外来这里最多的，就是为工作发愁的年轻人。早上八点，图书馆门口就挤满占座儿的队伍，二楼的几张宽大桌子是首选目标。午饭时，他们会把东西留在座位上。 25岁的投行从业者邹琪点了一份肉酱意面，49元。上班快一年，周末加班是常态，邹琪不想独自窝在家，更愿意到图书馆、咖啡厅这些有人气的地方，她喜欢被陌生人陪伴的感觉。去年圣诞夜，她也是这么带着工作离开办公室，找了一家餐厅坐下来。 英国法学硕士毕业回国，律所的工资只能从三千开始，她转而进入金融业，赶上整体降薪，工资一万出头，相比往年的新人少了大几千。 父母补贴她租房，每月四千，然而并不能抚慰她工作上的受挫。因为数据弄错被客户当面讽刺，又被领导臭骂一顿，父母常在夜里收到她的哭诉。她在上海有不少同学，亲密的一个月才能见上一回，大部分时候是两点一线。 租房的时候，邹琪特意选了一间带阳台的，视野宽阔，能看到陆家嘴的高楼。她还买了一套卡通厨具，收在橱柜里一直没用。1月5日那天，她待到晚上十点才离开。 来自河南的张剑稍早几天圣诞夜来到图书馆。他做过电销和房产经纪，但性子内向，讲话有些吞吞吐吐，常常业务没做成，还被客户要求换人对接。 双胞胎哥哥在武汉工地上做工程造价，一月到手万把块钱。父母在老家是茶农，前些年给哥俩在郑州买了房子。不过他听父亲说，今年茶叶销量大跌，现在还有500多斤货压在家里。 他不愿主动联系哥哥，似乎大学毕业后，他们的轨迹就走向两个方向。2022年，他从一家二本院校软件工程专业毕业，但没有实习经验，找工作时屡屡被卡在门外。要好的几个同学都在互联网行业，他也想过，只是没办法从实习生做起，就算脱产几个月自学相关技术，还是会卡在缺乏项目经验。“错失实习机会”，他形容当初的自己。 在上海找了几天工作，约面试的都是网约车、外卖这类服务岗，他又开始投递销售岗。 过生活 这里像个人生中转站，大部分过夜者，住几天找到工作就走，也有打零工的在空档期断断续续回来。 鄢悦是那个被留下的人，沉浸在书海里雕琢思想。四个月里，他看了十来本书，最近看的是《非暴力沟通》《逍遥人生：庄子传》和《健全的社会》。有时状态好，一天就看完一本，有时一本书怎么也看不进去。他清楚这不是长久之计，“先混着，没钱了再说”。 刚来上海的时候，他试着找过工作，发出去的信息一大半都没有回音。也想过干体力活，七八千一个月做老年护工，他问对方，“是不是要对老人卑躬屈膝？”问宠物救助站，两千一个月，对方犹豫他没有经验。 找工作并不上心，鄢悦承认，或许是还没到绝境。“我是每次身无分文之后，马上就找到事做了。我知道解决方法，但我就是不去做，这才是问题所在。就像我的傲慢一样。” 父母从小离异，后来父亲有了新家，他也有了妹妹，小他一轮。在鄢悦印象里，继母待他不错，但父亲搬入新房后，他就很少回广西老家，开始了“没有下一步规划”的生活。 七八年前在北京的时候，他在昌平区合租到十平米的一个单间，月付600块，每天出去吃饭、到处闲逛。钱很快就花光了，父亲拒绝给钱，他只好找了份保安工作，带着狗巡逻。 在那之前，他在威海做过七八份工作，长的几个月，短则几天。中介不愿再介绍工作给他，他给对方发信息说想写个小说。最拮据的时候他每天喝白粥，后来闻到粥味就犯恶心，还是吃下去。 疫情期间他又去了威海，窝在那里，写了部二十多万字“自嗨的”小说，关于父亲和女儿。小说主角是按自己的形象描摹的，女儿是他在现实中无法达成的心愿。他发到网上，原本期待一些锐评，点醒自己的思维盲区，结果只有三十几个点击量，一条评论都没有。 和平书院本来只是个临时居住点，住着住着，鄢悦就习惯了。网上借了五六千元，分期13个月还，还剩下两千多。他承认自己算是啃老，“一直给的话为啥要干（工作）？” 在和平书院，他试过在二楼沙发躺几分钟，那边温度更舒服，但很快被保安叫醒。冬天夜里温度低，冻得待不住。他回忆，十二月某天，有个小伙子光脚穿拖鞋，冻得直抖腿，带着桌椅吱呀吱呀声音很大。凌晨四五点，一个高高壮壮的中年男人过去提醒，态度和气，小伙子却反应激烈，吼了一句：“滚！”男人也被激怒了。 鄢悦稍晚些在门口遇见那个被吼的男人，把手里用矿泉水瓶做的热水袋递给他，对方拒绝。他碰了下那人的手，冰凉，“还说不冷，骗谁呢？”男人没接话。后来鄢悦看到他也拿了一个矿泉水瓶去接热水。那次之后，图书馆温度调高了不少，他不清楚这之间有没有关系，“倒是凌晨两点，民警会上门查身份证。” 王林森跟鄢悦聊天的第二天，去面试一家造船厂，“虽然辛苦，但能学到一技之长”。他打算如果面试成功，就不会再回书店了。 过去两年，他过够了打零工的日子，外卖员、饭店服务员、超市收银员、物流员、网约车司机、群演都干过，在各种兼职之间横跳，“我之前觉得在这个社会接触得越广，机会就越多，就能找到一个真正适合我的职业”。 王林森是河北人，2017年中专毕业后入职一家湖南的环保企业，做废气处理。他形容自己笨手笨脚，抽管子弹到师傅脸上，干了四年多始终在做一些基础活。工资6千多，需要常去外地出差，有时还要上夜班。相亲见了两面的女孩嫌他工作不稳定，还有女孩闻到他身上残留的硫酸味，露出嫌弃的表情。 他就这样离职，到大城市闯了两年多，留下一些令他不想回头的片段：比如跑15个小时网约车，累到用矿泉水瓶垫在腰椎缓解疲惫；零点后结束群演，舍不得打车回家就坐环线公交到天亮。 他很难说清自己的状态，“一会随遇而安，一会儿勇于探索”。劳力性工作他觉得没挑战性，没什么技术难度，做一段时间就不干了。也幻想过一夜成名，像王宝强一样，但最终发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 来上海四天，王林森面试过三份工作。人事助理岗，面试没怎么问专业，倒是让先交1400块买两套工作服。汽修小工需要专业度，即使他愿意从学徒做起，人家也不收。还有一份工作，招大学的会议服务人员，因为身材宽，套不进现有的制服，穿着便服干了几个小时，就接到委婉的辞退电话。为了那次面试，他特意买了双黑皮鞋，“挺有吸引力的，工资5500，虽然过年不回家，但活儿很轻松。” 鄢悦仍在图书馆里过着临时生活，他过年没回家，上次跟父亲联系还是去年八月。在腰包深处的夹层里，他藏着一封父亲十年前写给他的手写信。跟别人聊到兴起，他会掏出来。 打开一层塑料袋，再打开另一个袋，他精确记得写信的日期，2014年3月2号，却故作潇洒说：“我还真不记得内容了。”折得整整齐齐几页信纸边缘已起了毛，破开了口。“鄢悦，我希望你做一个‘土豪级’的有志青年，所以送你一个土豪金的‘土豪级’手机。”父亲给他买了一部苹果手机，iPhone5S，那是他人生第一部智能手机。 他指着信里那句“不想左右你的想法”笑起来，像是自言自语，“他肯定是没做到，因为他忘了”。 （文中人物除鄢悦和王林森外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DeepSeek横空出世，成功破圈。破圈之后，照例就是各自发挥的“六经注我”。其中最值得警惕的，中美双方都出现了借题发挥的“技术孤立主义”。美方的“脱钩论”者把DeepSeek视为技术威胁，剽窃、盗用的指责满天飞；这边的“国运赌徒”则是把DeepSeek渲染为“中美争霸”的一击制胜的，自我感觉良好。 好端端的科技成果，却成了地缘政治的符号。妖魔化和神化看似针尖对麦芒，其实都是对科技进步事业的亵渎，是阻挠人类科技进步事业的合谋。 唯有屏蔽杂音，才能直面真相：DeepSeek到底是什么？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01 DeepSeek师承chatgpt 1月27日，DeepSeek应用登顶苹果美国地区应用商店免费APP下载排行榜，在美区下载榜上超越了ChatGPT。随即引发了资本市场的震荡，DeepSeek被形容为“英伟达的最大空头”，英伟达的股价大幅下跌。“DeepSeek碾压ChatGPT，吊打英伟达”的神话就此诞生。 先说Deepseek和ChatGPT之间的关系。DeepSeek和ChatGPT之间的竞争，是“师徒之战”。两者的师承关系源于“蒸馏技术”，这是Deepseek快速崛起的技术路径。 通俗的说，“蒸馏技术”就是用一个较为成熟的“教师模型”训练“学生模型”，这一过程类似低度酒蒸馏加工为高度酒。具体操作方式是，“学生模型”每分钟上百万次高频提问，从“教师模型”中汲取数据、学习逻辑。然后在人工干预下优化算法，最终形成独特的个性。ChatGPT就是Deepseek的“教师模型”，或许不是唯一的，肯定是主要的。因此，说ChatGPT是Deepseek的老师，不过分吧？ “蒸馏技术”不是近年来的新发明，发明者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佬杰弗里.辛顿在2015年提出的，比阿尔法狗一战成名还早一年。所以，当时“蒸馏技术”只是纯理论的屠龙技——压根就没有成熟的“教师模型”，没法蒸馏。直到ChatGPT等成熟大模型相继投入实际应用，“蒸馏技术”才有了实际应用的空间。因此，“先有ChatGPT，后有Deepseek”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显然，Deepseek不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而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衍生产品。咋咋呼呼的“国运赌徒”竭力否认、淡化Deepseek的师承ChatGPT，强拗“独立原创”的造型，是可笑又可怜的掩耳盗铃。 当然，也不能因为Deepseek是蒸馏技术的产物，就否认其原创性。蒸馏不等于盗窃、抄袭。要是能一抄了之，哪里轮得到Deeseek？在蒸馏技术的赛道上，有名有姓的玩家少说也有上百家。Deepseek能出圈，是有几把刷子的。“蒸馏”大同小异，人工干预的算法优化各显神通。简洁高效的算法是Deepseek的成功关键，颇有中国特色。 人工智能三大要素——算法、算力、数据，中国长于算法，美国重视算力。这种“偏科”倾向在赛道开启初期就已经显现了。昔日商汤为代表的视觉系AI“中国四小龙”，就是以算法著称。 ChatGPT崛起，“算力为王”的大力出奇迹成为主流。风水轮流转，Deeepseek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是“算法复兴”。这种技术风格的转换，在人类的科技进步史上反复发生，是一种常态。 Deepseek最大的优势是性价比，算法赋能大幅降低了算力成本。省钱永远是商业竞争的王道，绝大部分个人用户都没有很高的专业需求，免费、开源的Deepseek更有吸引力，这是人工智能商业化应用的成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Deepseek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更谈不上“碾压ChatGPT”。“蒸馏技术”和算法优化是做减法，以简化的方式提高效率。所以，Deepseek更垂直、更聚焦专业领域，这也意味着牺牲了一部分通用性。比如说，文生图等视觉系技术就不是Deepseek的强项，和文心一言比都有差距，遑论ChatGPT。而且，蒸馏技术的技术“天花板”到底有多高，现在也很难判断。未来能否实现性能全面超越，并没有清晰的预期。 这从资本市场的表现也可以看出端倪，Deepseek上架后，微软的股价仅仅下跌了2%。表明了市场投资者还处于观望态度，资本市场用真金白银的站队表态，不是各路“嘴强王者”的唾沫星子可比的。 反而是英伟达的股价“大跌”17%，Deepseek真是“英伟达终结者”吗？ 02 Deepseek不是“英伟达终结者” Deepseek到底使用了多少英伟达芯片，目前有三个版本分别是五万、一万和两千多，越传越少。其中“只有了两千多”的版本最假，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本人在采访中就说过，早在公司成立前额2021年就囤了一万块GPU。无论是一万还是五万，比起动辄几十万芯片的大厂产品，都是数量级的降低。大可不必在传播过程中人为夸大Deepseek的“省芯”。 必须指出的是，Deepseek的算法优化“省芯”，并不会降低人工智能领域的算力需求降低。算法优化和算力需求的关系，有点类似燃油发动机技术节油和燃油消费需求。燃油发动机开发省油技术，并没有降低汽油消费的总量。因为汽车的燃油成本越低，促进了汽车的普及度，燃油消费的总量不降反增。 Deepseek省芯降低了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资金门槛，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场。 人工智能的研发端将会进一步走向“群狼搏虎”的遍地开花。在应用端，Deepseek成功实现免费开源模式，大幅推进了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也会产生巨大的算力需求增长。别小看中小企业、个人用户本地部署的仨瓜俩枣，聚沙成塔是巨大的潜在需求增长。Deepseek不是“英伟达终结者”，而是英伟达的财神爷。 所以，英伟达对Deepseek的态度非常积极，不仅第一时间登陆NVIDIANIM，还给了权威背书——“DeepSeek-R1是最先进的大语言模型”。 至于所谓“股价大跌”，英伟达经历了市值十年增长222倍的超高增长，区区17%的跌幅不痛不痒。这轮回调，不是Deepseek对英伟达产生了实质性威胁，而是市场投资者借Deepseek释放一波回调势能。 当然，算力需求增长，未必是英伟达笑到最后。给英伟达造成竞争压力的不是Deepseek，而是其他大厂的算力芯片。英伟达的大客户谷歌、亚马逊、微软竞相推出自家算力芯片，算力大战已经开打。这场“神仙打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应用无疑是好消息。 因此，“国运赌徒”强行把Deepseek树立为英伟达的对手，是莫名其妙的“关公战秦琼”。这种强行对立，不是拔高，而是矮化——低估了Deepseek对整个人工智能领域的结构性冲击。 03 Deepseek是计划外的中美科技合作产物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Deepseek呢？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给出了标准答案，“我们不是有意成为一条鲶鱼，只是不小心成了一条鲶鱼”。 Deepseek的成功完全是计划外的市场产物。一家注册资金1000万的小公司，而不是“国运赌徒”心心念念的“国家队”。起点不高，也没有“星辰大海”的宏大目标——DeepSeek的初始目标是专攻金融交易，就是“国运赌徒”们最反感的“资本工具”。这样一家“起于草莽”的小民企，打造了一款成功的人工智能产品。不经意间改变了整个产业。这才是科技产业发展的正常模式。各种奇思妙想在开放的市场中竞争、试错，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升华。 Deepseek的成功，没有“赌国运”、中美争霸的宏大叙事，只有朴实的市场逻辑和水到渠成的科技路径。市场需要性价比高的人工智能技术，企业研发满足了市场需求。蒸馏技术从纯理论的纸上谈兵，到成熟大模型开道后真正落地。自然而然，不需要拔苗助长。 Deepseek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中美科技合作的成果。美国大厂的“教师模型”和算力技术，中国科技企业的研发力量，缺一不可。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总是撮合出“佳偶天成”。那些彩旗飘飘、仪式感十足的“合作签约仪式”十之八九只是“仪式”而已。只有市场机制下的合作才保真。 因此，大可不必刻意强调Deepseek的原创性、创新性。师承chatgpt的蒸馏技术、使用英伟达GPU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又何必遮遮掩掩？“微创新”的一小步，也可以是人类科技事业的一大步。瓦特并没有发明蒸汽机，而是改良了前辈的创作。这并不妨碍瓦特蒸汽机叩开了工业化的大门。 一款好产品本身，足以说明一切。Deepseek无疑是一款好产品，至于是否具备“划时代”的意义，无需“口头加冕”，时间会说明一切。就算没有又何妨？只要有良好的市场合作机制，而不是以邻为壑的自我封闭，划时代的好产品一定不会缺席。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本胖
今天（2月14日）下午，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刊发了一则声明，一下子就“出圈”了。 原来2月11日山东泰山足球队在主场和韩国光州FC进行了一场亚冠比赛，泰山队以3:1的比分获胜，本来是值得庆贺的胜利，但是因为球迷的行为，而让比赛蒙上了一层阴影。 泰山队有球迷在现场举着韩国前总统全斗焕的头像，为自己的主队助威，此举引发巨大争议。 1980年，全斗焕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对光州的民主化运动实施血腥镇压。光州成为转型后韩国的“民主圣地”，而全斗焕则被当地人称为“屠夫”。 球迷的想法可以理解：抬着全斗焕的照片出场，就是要“灭”对方；如果韩国球员看到，心理上受到干扰，也许会对自己的主队有所帮助。 韩国球迷和政府确实看到了，此事在光州乃至韩国都引发了影响，对中韩关系造成一定干扰。韩国方面已经投诉到亚足联，山东泰山或许会迎来罚单。 泰山俱乐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选择向公安部门报警，同时对球迷作出惩罚，“犯事”球迷终生不得再进主场看球；如果后面球队面临罚款，也会向涉事球迷索赔。据悉，公安部门采取行动，已经对相关球迷进行了处理。 有些网友的图片证实，泰山队球迷抬出的除了全斗焕的照片，还有韩国北方邻居领导人的——他们打定主意给对方“添堵”，如今看来，这种“玩梗”的方式最终却害了自己的球队。 你不能说球迷“无知”，相反，在这件事上球迷是下了功夫的，他们一定查了相关历史知识，知道光州乃至韩国人最忌讳什么，就用什么来“施法”，这是球迷之间的“作战”。只能说，球迷在玩梗的时候，没有底线和尊重。 有人说，体育就是体育，应该让政治走开。这话看上去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它强调比赛的纯粹性，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应该影响到赛场。但是，这是一种过时的体育观，在电视时代以及互联网时代，体育早已不仅是比赛本身，也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和大型的秀场，重要的比赛，像世界杯和奥运会，都是人们表达自我的一个场合。 经常看欧洲足球联赛的球迷会知道，过去20年，不管是英超、西甲还是欧冠赛场，反对种族歧视都是体育文化的一部分。球迷在“讨伐”或者嘲笑对方球员、球迷的时候，一定会小心翼翼地避免种族歧视，否则，可能会被重罚。 一些现代、先进的生活观念，也借助体育比赛得到传播和普及。比如，对同性恋的包容和尊重；对陷入战争境地的人们给予同情和支持；对自然灾害中遇到损害的人捐助……很多比赛，都有各种“政治表达”元素，不管是在比赛前的固定环节，还是在看台，人们都可以“表达”。 换句话说，泰山队球迷的错误，并不在于表达本身，而是其表达的内容不合乎现代伦理。可以换位思考，如果在和德国队踢比赛，你抬出希特勒的照片；或者日本队和中国队比赛，他们的球迷抬出当年日军的元素……这些所谓的“梗”，实在是太低级了，不但一点儿都不好玩儿，而且还暴露出了真正的无知（搜索和掌握历史知识，本身并不构成真知）。 看上去，这一场争论是关于“边界”的拷问，其实重要的思考，则在于构建一种健康的观赛文化。中超比赛，有些地方的球迷可谓臭名昭著。不仅有地域攻击，也有所谓国骂，更有对球员和家人的攻击，经常被视频录下来。这些都没有什么处罚，因为大家默认这是正常的——这说明，我们的观赛文化本身就有野蛮的一面。 这些年，日本足球获得全世界尊重，除了其成绩上升外，日本球迷在大赛中的表现也很重要，连续两届世界杯，日本球迷都因为为赛场捡垃圾，而被全世界媒体报道。有这样的球迷，日本足球又何愁不“上升”呢？ 与其指望聪明的、不越界的表达，不如呼唤一种更包容、尊重、现代的“体育价值观”。实际上，球迷是比赛的一部分，球迷输了，也是一种输，而且影响更加深远。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