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话谈

哈尔科夫K大学的宿舍楼，地下室还是土坯房，没有电，四五十名学生躲在里面，靠着手机屏幕的光辨认彼此。有人把毛毯铺在纸箱搭的床上睡觉，抢不到地方的就蜷在椅子上睡。没有充电的地方，多数人玩一会手机就关掉省电，没什么人说话。装甲车在头顶开过，砂土扑簌扑簌地掉下来。 这是留学生何熙语防空洞记忆中的一帧。每过一天，洞里手机的光亮就少几点，学生陆续走掉了，渐渐只剩下十几个人。有人说屯了食水，宿舍有网有电，没必要走，出去才更危险；有人说外面炮火太激烈，再观望一下局势。 何熙语心里没底，她刚到乌克兰才三个月，今年22岁，还不太会说俄语，同一批留学的朋友一共9人，8人都去了首都基辅，只有自己到了哈尔科夫——乌克兰离战火最近的城市之一。炮声响起的早晨，她想上街买食物和水，又被连续的炮声和空袭警报吓了回来。犹豫到中午，一个人去了超市排队。 人群一片静默，战斗机不时从头顶轰然飞过。排了3个小时，何熙语只抢到了一些意大利面、几袋米、一颗白菜。因为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残留问题”，乌克兰的自来水不能饮用，她又拎了两桶5升的矿泉水回家。囤好物资，何熙语过上了“两点一线”的生活，每天在学校宿舍和负一层地下室——也就是她的“防空洞”间垂直移动。 在我接触的近20名中国留学生中，很多人回忆起躲在防空洞的日子，都觉得时间像是静止了。白天到外面抢购，防空警报响起时藏在里面，“乏味”“没什么可讲的”是多数人的感觉。地面上千万种不同的生活，在这里坍缩成生存——水、电、网、食物、干净、保暖、睡眠，在一些地方显得珍稀可贵。 记忆最深的是，大家各自在黑暗中刷着手机，他们更在乎手机里的世界：交火地点、实时战报、避险警告、逃生攻略，杂乱的信息流里藏着战时的“生机”。在防空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制定逃亡路线。俄乌交火以来，据乌克兰官方数据，7天内约有2000名平民丧生，截至3月17日，已有超300万难民离开故土。 战火降临的时刻，留学生们躲进唯一有安全保证的防空洞，又想尽一切办法，从那里走出来。 二月炮火 进入地下躲避炮火，是战火中心城市居民的共同记忆，真正感到炮火威胁生命时，人们并没有太多选择。 “打仗了，快起来”，2月24日早上5点，张鸿被女室友尖锐的喊声吵醒时，他才睡了2个小时。前一天他跟研究生导师约定好，28日一起讨论物理实验项目，他准备了一瓶伏特加，计划见面时送给老师，那晚他学习到凌晨3点。 他所在的哈尔科夫郊区，离局势紧张的俄乌边境只有约10公里远，一直有要打仗的传言，张鸿以为室友在开玩笑。但一阵夏日雨前闷雷般的炮火声驱散了睡意，张鸿彻底醒了。 室友都起来了，有人提议去防空洞避险。此时炮火声已经停了，天微微发亮，居民区恢复了平日的静谧。他们想去的“防空洞”就是地铁站，走过去要十几分钟，天气很冷，张鸿磨蹭着懒得动弹，说先吃个早饭吧——他不想离开温暖的别墅，跑去除了安全“一无是处”的地下空间。 炮火一阵一阵地响，大概每小时会有一轮，在远处闷闷地“嘣”上七八声就停了，像腹部的阵痛一样，不发作时好像无事发生。后来对炮声“免疫”了，张鸿干脆不出门，在电脑桌前打起了游戏。正开着麦跟国内的好友对战，外面响起了一轮炮声，张鸿说，“你们听外面热闹不，在打仗呢”。 他没忘记把跟导师的约见，改成线上讨论实验项目，然后他拍了那瓶伏特加的照片发给导师。 这种淡定一直持续到2月28日，做晚饭的时候，他从小别墅二楼的窗户望出去，天空一片淡黄色的光，炮声更近，像是在身边炸开，另一个方向传来冲锋枪还击的声音。过了几分钟，手机刷到了新闻，交火处就在直线距离5公里左右的地方。张鸿缩进防空洞躲了整整一天。 在哈尔科夫，另一名留学生孙柏然开战第一天就躲到了地下——和几百名同学在宿舍门口的地铁站避险。地下有5-8米深，近千人席地而坐，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别人脑袋。几个乌克兰人带了露营装备，整个防空洞只有他们拥有桌椅。 孙柏然的“撤离书包”里有证件、药品、衣服、现金、水以及6个即开即食的肉罐头，足够生存3-5天，但比起旁边一位乌克兰谢顶大叔，他的装备还是差远了。孙柏然凑过去跟大叔搭讪，试背了人家厚实的大登山包，十分羡慕。 四五十个中国同学聚在靠出口的位置，基本都在玩手机，刷新闻。每当外面传来炮击的声音，在地面上放风、抽烟的人就又回到5-8米深的地下，往地铁站深处走。 中国留学生和朋友们在防空洞里看《霹雳娇娃》。图片由讲述者黄大河提供。 500公里之外的乌克兰首都同样卷入了战火。李睿是基辅大学的留学生，炮火声中他等来了老师发的消息：照常上课。由于疫情严重，同学们已经上了一段时间网课。那天的课上到一半，一架战斗机轰鸣着从李睿家上空飞过。过了一会儿，一模一样的声音从课程直播视频中传来，同一架飞机飞过了老师家的窗户。后面半堂课，老师讲课的兴致明显受到了打击，但没有忘记布置作业。 李睿从小就是“军迷”，从影像资料和游戏里对战争有一些了解。他分辨着窗外不同炮火的声音，一种像过年时炸开的礼花，另一种像远处有人在“打毛巾被”。据他分析，这是在搞“精确打击”，不是无差别轰炸。于是李睿学了一句俄语，“Я китаец. Я не участвую в войне. Не делай мне больно.（我是中国人，不参与战争，请不要伤害我们）”——万一有军队打上门，他感觉能派上用场。 早在今年1月，乌克兰官方就发布了一份地图，上面标注了5000余个位于基辅各处的“防空洞”，有专门为战时掩蔽修建的地下建筑，日常会用到的地下停车场、地铁站、地下室也可以用于紧急避险。纽约客报道，战时的每日宵禁之后，有多达1.5万人在基辅的地铁站过夜。 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里，在一间墙壁斑驳的地下室，聚集了几十个避难的人。当一名乌克兰女童用稚嫩清澈的嗓音，唱起动画片《冰雪奇缘》中的歌曲《Let It Go》，所有人都停止了手中的动作，地下室里婴孩的哭声，至少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停止了。 断断续续的炮火声中，李睿开始写作业。身边很多比自己小的同学都逃进了防空洞，李睿留学前工作过两年，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在地下被失控人群伤害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导弹“失去准头”炸到自己家。 而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候，同在基辅的刘雅什么都顾不上拿，直接从14层的出租屋往地下车库冲。炮火声让她连续几天都睡不好，车库里有个封闭的房间，没有地方睡觉，只能坐着，但进去以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两个世界 激烈的交火逼近张鸿住所时，他不敢去地铁站了，同学在那里看到两个持枪的人闯进来，不知是谁第一个开始跑，里面的人都跟着跑，争着冲上地面。 附近一个乌克兰人同意收留张鸿和3个中国室友，进入自家别墅的地下室避险。那是一个还没装修好的毛坯房，大概三室一厅的结构，有七八十平米，每间屋拉了个布帘隔开，其中一间分给了中国人。里面没有电、没暖气、不通风，也没有网络，张鸿每次进出地下室，都要先跟父母报平安。 有的邻居已经准备打“持久战”，开始搬运气垫床、应急灯、桌椅等。张鸿只有吃饭睡觉时回别墅，其他时间大多在地下室里度过。里面有4位中国老人偶尔闲话家常、3个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开心地看动画片。一个室友拿了本关于赫鲁晓夫的历史书去“洞里”读，张鸿带的是编程书，“编程需要思考，就不会想太多战争的事”。 战争开始后，防空洞成为生活的第二空间。在米科拉夫的妇产医院，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孕妇们就转移到地下室改造的产房，媒体报道显示，医院里的49名产妇，几乎有一半在地下室分娩。 开战时，乌克兰每日还在新增大量新冠病例，防空洞里人员密集，除了口罩，没有其他防疫措施。有留学生为了避难进洞，却感染了新冠，得不到治疗，吃点感冒药自己挨着，“健康”在这种时候被排在了“安全”之后。 因为害怕在混乱中遭遇袭击，2月25日，孙柏然的“安全区”从地铁站转移到宿舍楼的地下室。那里原本是学校的储物间，存了很多厚床垫和枕头，正好用来堵住窗户，防止炸碎的玻璃伤人。地下室只有10平左右，十几个人挤挤挨挨地坐着，想伸伸腿都不能。里面只有一盏约15瓦的小灯，光线昏暗，空气里都是潮湿发霉的味道。 进入地下空间，外界失序的喧嚣反映在了手机里。进洞后第一件事，留学生们拉了个群。之后有任何细微的变动，都可能再拉个群，几天下来，孙柏然的手机里多了三十几个群——交火地点、实时战报、避险警告、逃生攻略，瞬息万变的局势在手机的虚拟世界里变成真假莫辨的消息，在不同的群里接力传递。 杂乱的信息流里藏着战时的“生机”，每个人都生怕被落下。而防空洞内的生活还在勉强继续。 每天快到入睡的时间，孙柏然就说想去一楼吃东西、想去寝室充电——这是留学生想回寝室睡觉找的借口，在他之前已经有十余个学生溜回去了，一个学生干部模样的娇小乌克兰女生，怕留学生出危险，不允许再有人离开。 孙柏然坚持回寝室拿衣服，她就冒着风险陪同上楼，之后再“押送”他回地下室。地面太冷了，孙柏然睡在与肩膀等宽的条凳上，两只胳膊没有空间放，向着地面垂下来。 凭借着俄语基础，孙柏然要求当学校与中国留学生的沟通志愿者，才获准去一楼“工作”，偶尔溜回寝室也不会被发现。一楼摆着各种零食，冰箱里还有主食，这些是乌克兰同学们集资买的，谁都可以吃。 每顿饭每人大概能分到一碗肉汤，里面放了土豆和胡萝卜块，再加一片黑面包。那几天，孙柏然在一楼蹭吃蹭喝，尽量避免消耗自己的存粮。临走时才把带不走的物资拿出来分给大家，想要减轻心里的愧疚。 哈尔科夫约200公里之外，在苏梅国立农业大学读书的杨彬，开战以后和中国同学出去买过一次物资。路上见到了几个乌克兰士兵，有的年龄很小，有的看上去很老。他们穿着防弹衣，背着枪，身上都是土和血，其中一个脸上有伤。同学看了这个场景觉得心酸，也不知道士兵对外国人是友善还是排斥，他鼓起勇气，上去送了一包烟。 这件事让杨彬记忆深刻。吃饭、进洞、睡觉，在战时几乎构成了他的全部生活，留在回忆里的，反而是与外界为数不多的接触。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学校附近炸响了一颗炮弹，震感像有人用拳头砸玻璃。50多岁瘦瘦的乌克兰宿管阿姨，没有自己先跑，反而先上楼喊留学生进防空洞。学校有好几个防空洞，其中一些彼此连通。杨彬入住的防空洞大概几百平，摆满了简陋的弹簧床，锈迹斑斑的暖气管道裸露在外面。只有一个充电插口，大家就拿来很多插排，插排连着插排，电线堆了一地，很难理出线头。 学校每天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储备的粮食越来越少，食堂阿姨把生蛋用的近500只鸡杀了做饭，有中国学生帮忙一起拔了鸡毛。外面的消息说，整个苏梅已经被包围，铁路被炸无法通行。学生联系不到本地大巴车，偶尔还会断网。“外面的救援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杨彬说。 像他这样困在防空洞里的苏梅地区中国留学生，大约有130人。3月8日，他们乘坐中国驻乌使馆协调的大巴，撤离了危险区域。 苏梅和哈尔科夫均属于炮火集中的“战区”，也有一些留学生对战争的感知，停留在几声亲历的或只在传闻中存在的炮火。 李睿住在基辅一个略偏僻的小区，邻居在遥远的炮火声里遛狗，带着小孩荡秋千。3月1日，他抵达使馆撤离大巴的集合点，整个撤离过程，乌克兰警察和持枪的民兵一路护送。大巴上40几个中国留学生，穿得干干净净，身上“加拿大鹅”，脚踩AJ，手里拿着新款iPhone，路上有说有笑。李睿说，“从没见过这么不像难民的难民”，撤离大巴就好像一列旅游观光车。 放大的细节 在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附近，摇滚“青年”黄大河41岁了，样貌和声音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他就读的大学200多年历史了，教学楼下面就是苏联时期修建的防空洞，地下室分成许多个隔间，摆满了废旧家具，进来避险的大多是学生和附近居民，勉强能收拾出睡觉的地方。 只有一个房间堪称“豪华”，里面有洗手台、暖气、电、床和电脑。几个中国学生打算进去烧点水、充下电，一个广西留学生排在最前，一看里面都是老人和小孩，他转身就走，不进去占位置了。黄大河很欣赏他，跟着也不进去了。 战争到来的时候，比起日常，人们更能留意到一些细节。黄大河有三个印度邻居，其中一个大哥做饭只做自己的，一听到防空警报自己背上包就跑，不跟任何人打招呼。那之后，黄大河和另外两个印度同学相依为命。 他所在的防空洞条件虽然艰苦，氛围却不错——手机随便放在一边充电，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年轻的乌克兰大学生聊得火热，就差“拉歌”了。开始打仗以后，超市就不卖酒了。印度小哥阿米尔掏出了2升珍藏的廉价啤酒，还找来了许多杯子，一群人在避难时举杯，喝上了一顿终身难忘的大酒。 黄大河所在的防空洞。图片由讲述者提供。 黄大河的学校所在的小城，只有约7万人口。他毕业于迷笛音乐学校，去年又到乌克兰学习心理学，计划做“音乐疗愈”。在防空洞里，他拿出来一盒费列罗，身旁的印度朋友阿米尔掏出巧克力棒，两人一起发给洞里的小朋友。第二天回到地上吃饭时，食堂里很多面熟但没说过话的学生，开始主动和他打招呼。 战争中有许多人与黄大河一样，目睹了生活的另一面。3月4日，22岁的女孩何熙语宿舍楼下的防空洞关闭了，整栋楼只剩下她和另一个中国男生。 在K大学，之前跟她说打算留下的同学们，第二天早上拖着行李箱，匆忙地互相催赶。她抓住其中一个男生问：“我可以跟你们走吗？” 对方说不行，包好了的车，没有多余的座位。 楼里的人越来越少，何熙语把写着“阖家欢乐”的大红对联和窗花都撕了，在单人宿舍里不敢开灯，怕被发现有人居住。每天入夜以后，风平浪静时呆在宿舍的黑暗里，炮火猛烈时转移到防空洞的黑暗里。她最怕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蔓延到学校来，失去与外界最后的微弱连接。 防空洞关闭后，何熙语逐个楼层找人，发现连垃圾都被清走了。在微信群里求助，群友问她，怎么不早点说，当地中国商会的车免费接送撤离的学生，已经一整天了，刚刚截止。没有人告诉过她这条信息。听说当天也是最后一天“黄金通道”开放的日子，何熙语不敢单独行动，她摸黑在宿舍里小声哭。 她跟仅剩的那个男生不熟，仅加了微信。何熙语拜托他，“如果你要走，千万带上我，就剩我自己了”。那个男生跟其他同学之前说的话一样：不打算走，留在宿舍最安全。 何熙语心一直悬着，偷偷去他门口看了一次，发现人还在里面，觉得他人还不错，至少做到了承诺，没有抛下自己。 那天晚上，何熙语订到了一辆出租车，第二天一早可以送她去火车站，又问了一次那个男生，他执意留下。她下定决心自己走。 上了火车，宿舍楼里最后留下的那个男生，发微信问了她这一路的行程，订出租的电话、挤火车的攻略、撤离的方向……然后他自己出发了。何熙语若有所悟：“他可能把我当探路的了。” 3月2日下午6点的哈尔科夫的火车站，检票妇人的嗓音粗野，大喊着“——只有女人、孩子和老人可以上车！”但是所有人都拼命往上挤。有人开了一枪，像是发令枪的声音，现场从那时起才逐渐恢复秩序。 在火车站，孙柏然遇到了战时唯一一次危险。他的包上有一面指甲盖大小的俄国国旗，一个乌克兰人发现了，抓住他问：你是不是“他们”的人？幸好偶遇了之前交谈过的乌克兰女士，她帮忙解围说，“他是我们的朋友”。孙柏然重获自由，立刻拿指甲刀把那面旗刮了下来。 战争将陌生人推到一起，友善或是戒备，暴露得更加赤裸直接。还住在防空洞的时候，一次外出买补给的路上，一些当地士兵的形象在孙柏然脑子里打转，那是他在网上看到的照片，其中几张年轻的脸，他确信在现实里见过。他想起父亲说过，自己的血型比较罕见，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两个，特殊时刻也许能派上用场。 他徒步走了3公里，找到了一个献血站。里面的工作人员见到他都很惊讶，没在忙抽血、止血的人过来逐一和他握手。工作人员笑得很开心，解释说，“按照法律，我们不能抽外国留学生的血”。临走时，保安给了孙柏然一个拥抱。 火车来了，他找到自己的座位，4人的软卧包厢里面有8个人了。一个中年人很勉强地说：“都是同胞，你进来吧”，半晌又补了一句，“可我是花了大价钱买了票的。”意思是他找中介买的高价票，本应享受宽敞的包厢，结果挤进去一堆“蹭包厢的难民”。 不少乌克兰男性上不了火车，把逃生机会留给妇女儿童，“这人却在想着自己的宽敞包厢”——孙柏然心里不舒服，掏出自己的票给他看，票面价格比“高价票”少了一倍，坐席却相同。对方得知是被中介骗了，不再说话。 走出防空洞 出发撤离之前，摇滚“青年”黄大河掏出了所有存粮，鸡腿肉、洋葱、中国带去的卤肉料、油和米，和印度朋友们连做三天“大菜”。他战时的部分安全感，来源于充足的屯粮。战火刚起的时候，他就冲到超市抢购，足够吃一个月，而印度留学生阿米尔只买了两袋米。 “原来最后是来吃我的”，黄大河笑骂他的印度朋友，几天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太多。一天晚上，他和阿米尔从防空洞上楼回宿舍，听见平素凶巴巴的宿管阿姨边打电话边哭——原本住在学校的一个学生，开战后回到了家乡哈尔科夫，被炸死了。黄大河心想，宿管阿姨跟这个学生一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阿姨看到了他们，流着泪挤出一个笑容，比了一个大拇指。黄大河冲过去拥抱了她，默默记下了她的姓名发音，Ekaterina，打算为她写一首歌，歌名或许叫《不要哭泣》。 即便是在这个仅有7万人的小城里，学校也给教授们发了枪，里面没有子弹，主要用来提防趁火打劫的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黄大河认出了其中一个物理学教授，战前曾去过他家小聚，一群老头老太太边弹边唱，那时教授拿枪的手拿着吉他，和黄大河还聊过共同喜欢的乐队——平克·弗洛伊德。 3月7日，黄大河坐上撤往基辅火车站的包车，是辆几乎全封闭的货车，里面只有一盏昏暗的小灯，以及门缝处透出来的一点光亮。加上小孩，里面坐了大约20个人。一共150公里的车程，碰到10次停车检查，扛着枪的士兵一次次打开车厢，核对一张写满乌克兰语、类似“人道主义”通关证明的文件。 货车驶入基辅市区，司机在一栋被导弹轰炸过的高楼处停下来，提醒外国学生可以下车拍照，发到网上，“让世界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 基辅火车站的场面直追春运，每个站台都有持枪警察和士兵，只能看见每辆火车进站，搞不清楚是往哪里开的。“赶不上车的话，那也是生命危险”，黄大河拎着一个大号行李箱横穿两三道铁轨，枕木很高，每一步都要花大力气，火车正慢速驶近，离他大约还有100米。他拼命跑，被好心人拉上站台时，火车已经开到近前了。 早在炮弹在学校附近爆炸的时候，黄大河就给表姐发了视频，交代“自己那点遗产该怎么弄”。他觉得死在战火中这件事，听上去挺特别，“人的一生多无聊啊，如果最终离开的方式与众不同，也是一种摇滚”。可现在他不是孤身一人了。 困在防空洞里的时候，黄大河挂念着国内7岁的儿子，给他录视频加油打气：黄小河，因为疫情的关系，你这周不能回家了。你一定要好好上课，要坚强，不要哭。等爸爸回家，带你去游乐场蹦床。 终于来了一辆发往西部城市利沃夫的车，黄大河身边的一个乌克兰老头，一边亲吻妻子、女儿一边哭，把行李都交给她们，自己退到了后面，嘴里喊着“只准妇女和小孩上车”。  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黄大河惊喜地发现，只有110斤的印度小哥阿米尔和另一个邻居、印度姑娘萝丝，此时不愧为“最会挤火车的民族”，在几乎无处下脚的车厢里，两人一下子占了三个座位，阿米尔还有余力挤到门口帮黄大河拿箱子。 火车上大部分都是女士和小孩，有的小朋友对近日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乐呵呵地跟车上的二哈玩在一起；也有略懂些事的小女孩微微皱着眉，眼角挂着泪。 黄大河身边的一对夫妇，带了两个儿子，小儿子患有小儿麻痹，看上去智力有些缺陷。近10个小时的长途旅程，渐渐大家都困了，妻子把头靠在丈夫肩膀，小儿子睡在父母腿上，大儿子在旁边玩耍。黄大河觉得温暖，拍下了这个画面。虽然是逃难，一家人整整齐齐的，都在一起。 孙柏然抵达摩尔多瓦与乌克兰的边境时，人们被分成4队，平均一小时放过去50多人，他过边境排了6小时队。 队伍里有位来自浙江的妈妈，推着婴儿车，实在憋不住要去上厕所，委托孙柏然帮忙照看小孩。那位妈妈刚走，孩子就哭了起来。孙柏然尝试去哄，当成年人壮硕的身型靠近宝宝时，他哭得更厉害了。孙柏然只好抱起孩子，行李箱也不管了，满队伍里找华人妈妈帮忙哄孩子。一位女士哄了几分钟，孩子很快就不哭了。 婴儿车就在四五米远的地方，孙柏然瞥见浙江妈妈回来了，正对着空空的婴儿车发愣，赶紧过去把孩子还给她，那一瞬间，他感知到了一位母亲的惊恐。 通关后换乘大巴，又开了6个小时，孙柏然抵达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在酒店安顿好，他开始担忧自己在乌克兰的俄语老师达莉娅，她家在哈尔科夫的市中心，正是交火猛烈的位置之一。在这片普遍使用俄语的地区，达莉娅和母亲曾经在同一所大学任教，后来校长跑了，学校破产，达莉娅也失去了“体面”的工作，只能接一些私教课，经济情况一直不好。 达莉娅恰好也到了布加勒斯特，是被一个埃及学生带出来的，学生帮她支付了逃难的所有费用。孙柏然打车过去探望老师，给她送去了300美金。聊起家乡战事可能还要持续很久，达莉娅的母亲抽噎起来。 哈尔科夫的张鸿和他的三个室友靠给保安送钱，“走后门”上了火车，最终也抵达了罗马尼亚。他读的大学有着两百多年历史，一个学校群里的同学描述说，“在黑夜里，天突然就亮了”——张鸿就读的物理系宿舍楼，炸了。 张鸿的论文老师，物理系系主任最终没能如约和他面谈，也没收到学生送的那瓶伏特加。张鸿担忧战争过后，学校还在吗？正常的学业生活还会回来吗？导师说，“未来怎样，谁也不知道。”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