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汽车赛道上,从来不止一个贾跃亭。 都想靠讲故事捞钱,最后留下的只有事故! 一 当神话沦为笑话,也没几个人见过赛麟的汽车。 以后更见不到了,因为这个品牌已经从ICU被推进了停尸房。 近日,阿里拍卖平台上发布了一则拍卖信息,拍卖标的为“江苏S汽车公司”位于江苏如皋的土地使用权和生产线等设备资产,起拍价23.77亿。 随后被证实,这就是曾名震一时的“赛麟汽车”破产后留下的最后遗产,还不到24亿。 同样是造车的游戏,老闆王晓麟也早已紧跟贾跃亭的步伐潜逃美国,以“买不到回国机票为借口不肯回国”,人称“第二个贾跃亭”。 但比贾跃亭更狠的是,王晓麟在出事前将地方国资拉下水,硬是骗走了国家66亿的真金白银,让地方财政损失惨重。 被称为“中国第一大忽悠”,一点都不为过! 二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 将一个国外都没几个人知晓的美国汽车品牌,拉回国内一番包装,最终让江苏如皋亏到吐血,王晓麟将空手套白狼的把戏,玩到了极致。 1、赛麟汽车是一位美国前赛车手于1983年创立的超跑品牌,即便有40年历史,在美国却属于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品牌之一,断断续续经营几十年后,自身留有一堆难以言说的问题。 2014年,赛麟被王晓麟收入囊中,在一连串操盘下,这家超跑品牌摇身一变成了“国际知名超跑”,还拥有诸多先进的技术和工艺。 机缘巧合下,借庞青年的牵线搭桥,赛麟同江苏如皋地方政府达成合作,正式成立江苏赛麟汽车。 没错,就是那个宣称造出“全球第一辆水氢燃料汽车”的庞青年,这家同样在江苏如皋的青年汽车,已在去年先走一步破产。 正是基于对赛麟所谓技术的信任,江苏如皋国有独资控股的“南通嘉禾”在2016年成了赛麟的股东,持股33.42%,代价是出钱、出地。 而王晓麟则借“技术入股”,通过一连串的虚假证明文件,将价值2050万美元的“技术”,包装成了作价60亿人民币的资产,成功置换到了如皋国资66亿的资金。 2、有了钱的赛麟,开始疯狂造势,起初还有模有样的为造车做了不少工作,现代化的衝压、焊装和组装车间都建好了,包括试车场、办公楼等相应设施也一样俱全。 然后就进入了PPT模式,一辆车都没造出来,就开始在一线城市大肆铺设广告,宣称“要让更多人实现超跑梦”。 2019年7月的鸟巢发布会,赛麟高价请来了杰森·斯坦森、吴亦凡等大牌明星助阵,将赛麟的名头瞬间推向了顶点。 然而就在那场烈火烹油的现场,赛麟汽车暴露了真面目,瞬间从天堂跌入了臭水沟! 正当人们满怀期待的憧憬人生“第一例跑车”何时量产之际,谁曾想赛麟就带来了一辆撑场子的超跑SUV,重头戏却是推出一款名为“迈迈”的“老头乐”电动车,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 就是这麽一辆其貌不扬,最高续航仅305公里,比高配版的五菱宏光miniev相差无几的“老头乐”,补贴后售价居然高达15.88万,足够买两辆高配五菱宏光或是一辆小鹏汽车了。 这场耗资3个亿的发布会,就这样向所有人露了底,当然也包括悔不当初的如皋国资,他们成了最大的冤大头。 3、发现被骗的如皋国资,将王晓麟和赛麟汽车送上审判席,狠狠揭露了王晓麟的骗局和险恶用心。 更令如皋国资上火的是,赛麟同其他奔著骗国家补贴的车企不同,赛麟在出事前总共就卖出了27辆老头乐,摆明就是专骗他们的。 王晓麟曾对媒体公开钱都花在什麽地方,其中建工厂花掉30亿,人员开支、营销费用等花掉14亿,剩下的12亿资金用于开模具,做零部件配套。 56亿国资就这样打了水漂,从超跑到老头乐,赛麟留下的一地鸡毛,还得如皋地方花钱收拾,代价不可谓不昂贵! 三 赛麟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如今躺在ICU里等著抢救的新造车势力,早已排成了长队。 败光84亿的拜腾汽车,2021年已宣告破产清算,同样是一辆车都没造出来,却险些将合作方一汽集团给拖垮,本身就值得如皋地方警惕。 曾令保时捷老闆露出迷之表情的众泰汽车,还在想著东山再起,不断的闢谣背后,是这家昔日“中国新能源第一车”不甘心被收购的命运,“保时泰”还想重新来过。 就在4月8日,自称奔驰、宝马“兄弟”的宝沃汽车,被股东北汽集团申请破产清算,2021年还烧掉了国资50亿的真金白银。 一年就卖出3011辆车的爱驰汽车,两年前就被爆出资金链紧张的消息,比品牌更出名的是屡次爆出的起火事件。 还有挣扎在年销2000辆的云度汽车、天际汽车,以及更多连名字都没能留下的汽车品牌,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烧掉的数亿乃至几十亿资金,彷彿一切都没来过一样。 这张2020年发布的中国造车新势力名单上,9成都已不复存在,除了零跑等极个别车企外,能起死回生的几乎没有。 这些都给我们重重敲响了警钟,造车是一项极其複杂且长期的事业,绝非脑袋一热有钱了就能干成功的事情,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满盘皆输。 合肥这座中国公认的最成功“赌城”,也不是想学就都能模仿成功的,一不留神,老百姓的血汗钱,就可能白白被“贾跃亭们”坑骗一空。 投资需谨慎,跟风投资更要睁大眼睛,真的是大意不得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
他姓马,也是一个“马某”,地道的杭州人,属兔,快60岁了。 这个年龄的人都赶上了文革,他初中没读完就进余杭的一个农场当了工人。1981年,自学考进了金华的一家师专,毕业后回到杭州当小学老师。1993年,他辞职下海办了一家食品厂,生产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方便面。2000年前后,杭州的房产热了起来,他在城郊卖了块地,盖了一个住宅小区,自持的物业开成了一家中型商场。 他那一代人是改革开放最大的获益者,对邓小平感恩戴德。我去他家里做客,客厅里挂着去世的父母像,旁边还有一个小镜框,里面的黑白照片是1984年国庆游行的那张“小平您好”。 前几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一起吃个饭吧。见面之后,他告诉我,刚刚抢到一张机票,从成都转机飞加拿大,后面的一年应该不会回来了,也可能去得更久。商场的生意非常清淡,租户天天吵着要降租金,如果有合适的人接手,他打算转出去算了,如果真的没人要,就不死不活地拖着,或者抵押给银行。 “为我们的时代干杯吧!”他突然举起酒杯,很大声地说,眼里仿佛有泪花。 这顿饭吃了很久,气氛一直很压抑。临出餐馆的时候,杭州下起了绵绵的春雨,我们在冷雨中告别,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这是怎么了?” 最近有两张图表,很多人在朋友圈里转。 一张是“中美新增独角兽数量对比图”。在2015年到2017年的三年里,中国独角兽数量分别是20家、12家和21家,连年超过美国,2018年,美国51家反超中国的42家,不过差距并不大。然而,到2019年,美国为58家,中国只有22家,2020年,美国73家,中国14家,到去年,美国132家,中国仅区区3家。 另一张是“中国科技与互联网公司市值两年变化”。在2020年4月,苹果公司的市值是1.2381万亿美元,中国的阿里、腾讯、美团、京东和拼多多的市值之和约1.2573万亿美元,相比多了192亿美元。可是,到2022年的4月,苹果的市值增长到2.6581万亿美元,中国上述五家公司的市值之和减少到8877亿美元。即便把其他44家中国的科技和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值全部加上,跟苹果一家相比,仍然差了1.2565万亿美元。 “我们这是怎么了?” 在我个人的经历中,有一次的对话场景久久难以释怀。 那是去年的12月,我受邀去上海参加一个闭门研讨会,与会的四十多人都是互联网公司的CTO或技术主管。在我做完演讲后,有一个Q&A问答环节。一位大厂的CTO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我们都是搞技术开发的。现在谁能告诉我们,哪一类产品创新是不涉及垄断的?” 我被问得哑口无言。这个问题很冷,冷到像一个笑话或悲剧。当中国最优秀的这批IT技术人员在畅想创新的时候,需要像我们这些写文章的文科生那样进行小心翼翼的“脑删”,中国互联网的“创新之轮”显然已经缓缓地停滞了下来。 今天,恐怕有很多人在问:“我们这是怎么了?” 有问制造业前途的,有问服务业未来的,有问股市和楼市的,有问疫情和公共治理的。问题在冷雨中飘荡,像一个突然失去了家园的孤儿。 我们这一轮改革开放,有过两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发生在1970年代末,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初。它们都在经济跌入深深低谷的时候,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发动,它们的共同问题都是:“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无比幸运的是,我们都找到了答案,并因而引发了两次激荡人心的制度变革和民间活力的宏大释放。 如果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次的难度显然要远远的大于上两次。因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已经呈现出来。 首先是某些全民共识的丧失。前两轮思想解放,在经济界的最大共识是“发展是硬道理”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前者的含义被丰富化和多层次化,后者则已然被抛弃。 其次是思想市场的断层。随着传统媒体的式微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被污名化,健康而富有辩论精神的空间日渐狭窄和稀少,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土壤亟待被重新培育。 其三,在我看来也是最为棘手的现状,是“马某”们的心意阑珊。 正如列宁所揭示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产者阶层因其既得利益的特征,往往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他的软弱、妥协和绥靖,他们首先会选择逃避和自我保护,而在商业行为中则体现为消极和极端避险。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便是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家群体及数亿新中产阶层的出现,他们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他们的经营创业和消费,构成了经济成长的基本动力,而对这一动力的保护和唤醒,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底层要素。 而今天,他们正是在问“我们这是怎么了?”的那一群人。 一个人把生命投注于商业,在一开始都是为了摆脱贫穷,然而在原始积累完成后,他们更多的生命动力来自于自我挑战和社会责任,心理上的成就追逐将大大超过物质意义上的生活需求。然而,当他们突然发现这种社会荣誉感被剥夺的时候,创业创新的热情将迅速消失。 对于量化理性的企业家群体而言,获得信任和树立信心很难,而失去它们则显然要容易得多。 “我们这是怎么了?” 要“轻松”地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也很容易,比如归因于可诅咒的疫情和外部势力。 甚至也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到今年结束,中国的经济总量将逼近美国的八成,通过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和货币注入,我们仍然能保有一定的成长惯性,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仍是指日可待。 疫情得到控制后,马路上、商场和游乐场里仍然会繁荣鼎沸,基础于十四亿人口的“内循环”大市场,还是会创造出无数的消费机会。与此同时,无论是制造业的智能工厂和“专精特新”,还是服务业的模式变革,仍然会持续迭代,推动产业经济的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还是会很遗憾地发现,当今的中国商业世界,曾经的那一股“精气神”似乎不见了。 做互联网的人畏惧了,做实业的人退缩了,做投资的人迟疑了,在进行创业的人迷茫了,很多人都在问:“我们这是怎么了?” 几年前还饱满丰润的那股“精气神”是改革开放的丹田元气,是这一代中国人冒险探索、改变自我命运、向世界证明华夏荣光的动力之源。一百二十年前,梁启超在茫茫太平洋上写下《少年中国说》——“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曾几何时,我们接续前辈,鲜衣怒马,气足成势,势可破竹。 在过去的某些年里,我一度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超越前代的能力和制度保障。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经嘲讽说:“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他继而尖锐地提问:“中国的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这个设问,在中国的互联网和新科技产业似乎已经得到过破解,而它的实现正有赖于一代创业者们的百无禁忌。面向未来,我们仍然需要捍卫这股前所未见的“精气神”。 到今天,我仍然顽固地相信,属于我们的时代没有结束,属于中国的时代没有落幕,玲珑棋局,百子待落,企业家群体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都没有退场颐养的权利。 也正因此,“我们这是怎么了?”的疑惑,仍然需要集体地直面以对。 (文章作者吴晓波,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原文已被删除)
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 已披露的上海官方人员与相关居民的对话视频、音频显示,上海新冠病毒防疫采取的两项措施引起的事态非常严重,在市民中反应也很强烈,很可能造成某种法治灾难,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以为各方处事的参考。 一、对居民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方舱隔离的任何做法都是非法的,应立即停止 本市某区某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人员与居民对话视频显示,有关官员强硬声称,同楼层密接人员一律送方舱隔离,不服从就使用强制手段实施强制。有关官员声称,这是全市统一部署,实施强制的依据是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 条中第 1项的规定。实际上,这些官员的说法明显误解乃至故意曲解了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50 条规定的第 1项不可能成为支持他们强制行为的法律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相关规定的原文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 为什么说以上规定不可能成为支持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人员强制行为的法律依据呢?对于稍微有点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人来说,这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1.“紧急状态”是一种法律状态,必须经有权机关依宪法宣布才出现或存在,绝对不是任何机构或官员可以随意认定和信口开河宣告的。我国《宪法》第67条第21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我国《宪法》第89 条第16款规定,国务院“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国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外,我国没有任何组织和官员有权决定和宣布上海市或上海市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2.现实情况是,上海市或上海市任何地区都没有依法进入紧急状态,因而国务院和上海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不可能依法发布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布的决定、命令,也确实没有发布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表的相应决定、命令。 3.即使考虑到《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的规定,有关机构也无权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居民到方舱隔离。该条第 1 款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该条第 2款规定:“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第2款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强制隔离治疗措施,显然只是针对前款第(一)项和第(二)项中所提到的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病人,而不包括第(三)项的密切接触者,更不会包括其他居民。 结论: 1.依据宪法,在目前,上海市任何组织、官员决定和宣称上海市或上海市某地现在处于紧急状态,那一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虚假的,切组织和个人对谎称“紧急状态”之说法的非法性都应予以揭露、抵制; 2.上海市任何组织或官员声称根据人民政府发布的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布的决定、命令,有权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市民到方舱隔离的说法或做法,都是非法、无效的; 上海市任何组织或官员用强制手段强行把除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以外的任何居民送方舱隔离的做法都构成对相关公民人身权利的非法侵犯,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上海市各级各类公共机关都有责任有义务立即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制止使用强制手段强行把除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以外的任何居民送方舱隔离的做法,保障市民合法的人身权利与自由; 5.人身权利与自由受到威胁的任何市民有权要求执行强制命令的工作人员出示人民政府盖章发布的决定、命令的纸面文本或国家机关网站文本。 6.已经受到人身权利被侵犯的任何市民在事后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得到法律保护和补救。 二、上海市任何机构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井进入市民住宅“消杀” 录音音频显示,本市虹口区有关官员强制要求飞虹路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离家,并声称要入户进行病毒消杀,态度非常强硬。这种做法在上海恐怕已经不是个别情况。 相关法律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让居民向公务人员交出住宅钥匙后离家,让后者进入居民住宅进行病毒消杀。 结论: 1.上海有关官员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由他们派人入户“消杀”(的区域已经开始实施这种做法)这是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的行为; 2.上海市各级各类公共机关都有责任有义务立即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制止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由公共机构派员入户“消杀”的做法; 3.《传染病防治法》关于“消毒”的规定不会、也确实没有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行获取居民住宅钥匙、进入居民家中“消毒”。 三、上海市委市府若认为出现了紧急状态,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根据宪法采取相应措施 病毒毒性不强,危害不大,应防止防疫过度,防止严重得不偿失。 上海市委市府若认为出现了紧急状态,可提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按宪法规定宣布上海市或其中某些区域处于紧急状态,然后制定系统的工作方案。 新冠防疫要与保障市民权利、自由兼顾;各级国家机关和官员应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不可为办事方便违反法治原则、破坏法制。 新中国以来,上海从来就是以开明、法治、繁荣著称于全国乃至世界,倡导多年的上海“十六字精神”即“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已经成为广大市民的骄傲。当前,我国防疫形势依然严峻,上海的情况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如何在科学防疫、民主防疫方面向全国做出表率,是上海各级领导和市民的责任和使命。 专此提出如上法律意见,谨请各位深思! (作者童之伟为上海居民、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本文形成过程中,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华南理工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北京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的总共 20 余位教授表达了意见;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文章发表后受到严厉审查,多个微信公众号用不同的标题转载本文均被删,5月8日,童之伟微博被禁言)
一片森林+草原的天然牧场,一个富饶美丽的动物世界。这地方有个奇怪的名字一一花剌子模,谁也不知晓这地名的来历,就是世世代代传续下来的,有着独特的传统。(传统的具体内容参见王小波《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花剌子模(以下简称模境)本来动物种类很多: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里钻的,水中游的,强壮凶悍的,狡猾灵活的,温顺弱小的,奇形怪状的,掠食的,被掠的……也算是各得其所,形成完整的生态链。 不知起自何时,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动物种类急剧减少,因为花剌子模的管控者拽艮大王要一统天下保持和谐,”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因而把那些身大力魁有战斗力的都关进深谷地狱或赶出模境,把那些能发出各种叫声的百兽百鸟都给消声或干脆咔嚓了,把更多不知名的千奇百怪的生物直接清零。如此清理一番后,虎豹狮熊鹰隼类的猛兽猛禽不见了,狼狐野猪鹿鹿等等活蹦乱跳的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安静、柔弱的绵羊和兔子;模境遂成为一片太平国度,和谐盛世,朗朗乾坤。羊和兔都是哺乳类食草动物,区别只在羊是反刍类动物,兔子是啮齿类动物;相比较之下,羊的性情更加温顺怯懦,兔子则更活泼好动,喜欢蹦蹦跳跳,加上俗话所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不如绵羊听话好管。 兔子和绵羊被允许生存不仅仅因其驯顺,还因其产能:公羊供肉,母羊供奶,公母都要供羊毛,每天都可岬羊毛,岬的不够就剪羊毛;羊皮也是好供品,可以做成大皮袄;兔子生育能力超强,公兔负责打洞,母兔负责生育,每家生三个兔崽子是最低标准;当然,兔肉也是上好的野味。 协助拽艮大王维持模界秩序的是土狼,也称鬣狗,属犬科食肉动物,贪婪而凶狠,且成群结队,劫掠起来十分残暴。土狼团队也不能过于发展壮大,一方面它们过度消耗羊、兔会导致生态失衡;另一方面要防范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情形。为解决犬力不足的问题,拽艮采取了一项英明决策:选择兔、羊中的积极分子披以犬皮充当协犬助力管理工作;同时,经常清理队伍,把贪赃枉法、工作不力的剥下犬皮打回原形。这样既节省了管理成本,也保持了上下流动。 管理模境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拽艮大王于此有着复杂的理论模式和战略方针:首先要解决代表性的问题。消失了许多种动物种类,理由呢?拽艮自身就是理由:它虽然不属于真正的动物,但却能代表所有的动物一一具有兔眼、鹿角、牛嘴、驼头、蜃腹、虎掌、鹰爪、鱼鳞、蛇身(东汉学者王符概括),为多种动物合而为一的形象;且与始祖伏羲、女蜗相类似。更生有巅质、螭吻、蒲牢、狸汗、饕餐、蚣蝮、睚眦、狡猊、椒图九子各司其职,令模境井然有序。如此还要那么多动物种类做甚?分门别类也是最重要的战略。群体中必须有所区分,等级分明,即使只有处境完全平等且顺从的兔子和绵羊,也还是要再加区分。羊者,阳也,凡属阳者集中居住,建造大型方圈区隔开来,不得出圈散布吃草,须由外部定时定量供应储存的干草。兔者,阴也,因其先祖曾在月宫捣药,而“月乃太阴之象”,凡属阴者居住各自的洞穴,亦不得随意外出觅食,由土狼队视情况和心情供食。阴、阳之间的转换不得随意进行。除了阴阳之分,动物群中还分为积极分子、落后分子、反动分子、不明真相群、两面兽等等,并依照此分类进行奖惩。对了,不能忽略的还有兔、羊中的智识阶层,它们以博大精深、严谨细密的方式论证所有动物都是拽艮传种;虽然拽艮对此并不置可否。 管理的策略和技术方面也不可忽视,其中最有效的当属运动式治理,即打破常规,定期不定期地折腾一番,以防官僚科层制的懈怠、低效和不作为。别小看这类非宏观的具体策略、技术,其功能绩效远超行政系统的常规运作,让所有动物都参与其中,身不由己,群情亢奋,充满着幸福和感恩的情绪,而且借此傲视群雄,整个模境从运动中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力。 概言之,模境属于森林生态,自然依循森林法则:成王败寇,弱肉强食,模境归一,天下和平。这不,模境的口号声又响起来了:运动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于华看世界)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可贵的品质恰恰不是激进,而是沉静。 每到五四这天,就有很多人站出来,吹捧年轻人,各种肉麻。 战无不胜、前途似海、美哉、壮哉、冲吧、浪花、青春、进步、革命、希望、博爱、“世界是你们的”、“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要我说,这类话,恰恰是最需要特别警惕的,前方有坑,务必小心。 朋友们,这句简单体会,是我用多年教训所换来。我也曾为那些又大又高的讲话感觉到慷慨激昂,直到后来,步入中年,才发现别有洞天。那些话,套着一个又一个宏大词汇,有些可能确实包含善意,但大多数并非自坚实的土地上生长,而来自于隐秘的私心:一些人肉麻吹捧年轻人,是因为他们总想让年轻人充当炮灰。 要警惕混迹其中的那一部分人,那些“潜台词”“潜规则”。 确实,他们吹捧年轻人,说年轻人代表了进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打算改变过自己的想法,他们始终生活在旧思想里,始终相信自己掌握真理而年轻人有的只是幼稚。 确实,他们吹捧年轻人,说年轻人代表了希望,说“世界是你们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打算交出自己的权力,即便到自己死了也不会。 确实,他们吹捧年轻人,说年轻人代表了开放,但他们自己却筑起一道道有形的无形的高墙,让年轻人一个个像鸡蛋一样砸碎在墙上。 确实,他们吹捧年轻人,就像当年的法国人一样,让年轻人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去发动革命,建设终极理想社会,冲啊冲啊,结果呢?结果是大革命以拿破仑称帝告终。 对于那些人来说,年轻人是韭菜,是炮灰,唯独不是他们嘴上宣扬并承诺的那样。 他们,惯于使用云山雾罩的宏大词汇,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缺乏逻辑训练的年轻人无法真正驾驭这些词,却很容易被这些词汇鼓动。 他们,善于运用“传播话术”,以专家的名义,制造海量的“意见垃圾”,让年轻人在诡辩逻辑中深陷泥潭不可自拔。 他们,精于运用套路和算法,制造一个个“信息茧房”,让年轻人淹没在信息碎片中,成为群氓、乌合之众,以为自己在集体表达,实则是无数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井底之蛙在彼此鼓励愚蠢。 由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问事实,只问动机和利害;不辨是非,只辨亲疏和远近。年轻人在庞大的“术”世界,为学习各种“技巧”而内卷,真正的“道”却越来越遥远。 于是,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新韭菜,铺天盖地的好炮灰。 然后,他们大喊一声:年轻人,冲吧! 今天,炮灰们为那些几十年不下台的打着肉毒素玻尿酸的战争狂人高喊“杀杀杀”“太帅啦”,全然不顾这场战争多少年轻人洒干鲜血,多少儿童在异国流浪。 今天,炮灰们为那些“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领袖所鼓舞,要以爱国的名义,将一个个看不顺眼的人“吊死在路灯上”。 今天,炮灰们为其他国家遭灾受难而欢欣鼓舞,诅咒其他国家的人灭国断代。 今天,炮灰们举起U型锁,“反手一个举报”;炮灰们踹开百姓的家门,把人拖走;炮灰们要整条街上没有一个呼吸。 当年轻人中了养蛊术,就是这般模样。荒诞吗?每个时代都说对年轻人充满期待,但世界仍然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种种古老的愚蠢和卑劣。 朋友们,别让他们成功,别让他们继续成功。 朋友们,我想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可贵的品质恰恰不是激进,而是沉静。 我们沉静,是因为我们如此热爱世界,我们知道维系并推动着这个世界的,并非“年轻”,而是逻辑与良知。 我们沉静,是因为我们如此热爱自由,我们知道自由意味着责任与牺牲,意味着要链接传统与世界。 我们沉静,是因为我们知道文明进步绝非一蹴而就,而是“日拱一卒,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我们沉静,是因为我们知道,在真理面前,整个人类都无比脆弱和渺小。 我们沉静,是因为我们知道人性中有嫉妒、贪念、自私、懒惰,但我们仍然保有理想,让美好渐次生发。 我始终反对让年轻人冲在前面去牺牲,特别是反对学生冲到前面去。那些鼓动学生的人,都是别有用心。 年轻人真正要做的,是守住底线——尤其是身边的具体的一件件小事的底线,少一些宏大叙事,多一些具体而微,在底线之上增长力量,逐渐构建属于自己的美好世界。 确实,永远不会有“完美的世界”,人性也永远不会被改造得完美无缺,但如果你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会说:守住底线,世界就会向善向好,越来越好。 1923年3月23日,为了回应指控——“为博得法国听众的喜爱而否认了自己的德国血统”,爱因斯坦在一封公开信中说:“我保证,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 这一年的爱因斯坦44岁,刚刚从青年步入中年。这句话是爱因斯坦一生的写照,也是一句醒世之言,我想,今天,在这个五四,也许我们可以做一点补充,作为期待与自勉: 从不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但也从不被别人的取悦所迷惑。 20220504呦呦鹿鸣
自封控以来,我一直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把悲愤转化为行动,在小区担任积极的志愿者角色,尝试实践一种社区自治的可能,能解决的问题社区自己解决,不给居委会添任何麻烦。我们小区的上下老小更是团结一致,最终从封控区一路披荆斩棘成为了防范区。 但长宁区自4月11日发布了第一批「三区名单」,4月19日发布了第二批,之后就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的官方信息,哪怕连一纸通告都没有,防范区就被提级管理,与管控区同级对待。那请问之前划分的三区还健在吗?「无疫小区」又是什么? 为什么我对“无疫小区”会如此愤怒? 1.等了2周的三区名单迟迟没来,又整了个“无疫小区”的新概念。那么请问“三区”还有效吗?它与“三区”的区别是什么?感觉就是政策很随意。 2.无疫小区将矛盾指向“疫者”,也就是确诊的病人。这难道不会制造全小区对确诊患者的歧视吗?难道大家是有意要成为有疫小区的吗?【如小区新增阳性感染者,即取消“无疫小区”认定。】这不就是让确诊患者背锅吗?为什么不公布“无烂菜小区”、“无挨饿小区”、“零投诉小区”?这不是混淆视线,误导群众内部的矛盾吗? 3.“无疫小区”将问题简单化,忽略了不同社区抗疫的复杂性。一栋楼的社区和100栋楼的社区b所面临的难度根本不在一个维度。第一批无疫小区名单里,有几个小区是人数超过两千人的小区?还有的社区老人居多,转运困难;有的社区住着医护及防疫工作者,回家困难;既不让出门采购,又说外卖员有“阳”,吃饭困难。这些在“无疫小区”四个字里,都被一一掩盖。 4.形式主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起码目前公布的信息是这样)。这到底是给谁看的?这是一种荣誉还是阶段性的目标?到底谁在意这东西?这政策的背后就是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驱动力了吧!可能街道也不想浪费时间整理这些申报表吧。一则通告,不解释其来意,其作用,其好处,似乎这通告本身就不是准备给老百姓看的。 5.无疫小区并不是上海所兴起,早在2020年武汉之后,就先后在吉林长春、福建福州、泉州等城市作为一种社区抗疫的终极胜利的象征,长春已经公布了十七批无疫小区,但别人的无疫小区起码是可以出门的。很多小区颁布为无疫小区之后又频繁有新增确诊,无奈又取消。 6.无疫本身就是一个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目标,通过流动红旗式的低幼化鼓动,反复折腾,意义何在?最终又为了守住这个红旗而提级管理,严防死守,一边表彰,一边紧锁小区大门。 7.社会面清零已是毫不动摇的总方针,既然我们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作为市民我们也完全配合,积极行动。但是总是上面说一套,下面做一套,昨天这样说,明天那样做,实在是难以响应。 8.当下我们的确需要目标,需要动力,需要团结,甚至需要口号。但是政府能不能再多加思考一些,不要把管理问题转移为病患问题;能不能再附身贴地一些,不要把行政目标绑架为民众意愿;能不能再自信一些,不要用“无疫小区”来证明治理有效。 最后的诉求是: 1.解释清楚三区划分为什么不公布了? 2.无疫小区的目的是什么?与防范区有何区别? 3.如无本质区别,请停止使用及再公布“无疫小区”。 普通市民 真诚发问 爱党爱国 请勿举报 谢谢? (全文转自DOGVILLE狗镇,作者:长宁热心市民)
这段时间,胡锡进是摊上事了,正被一群昔日的“老朋友”围殴。 比较狠的是这个,要把老胡的微博帐号收了。这招够毒辣。 但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一向对老胡亲热有加的司马南,也参与进来了。 司马南在微博中,又是“反对派的意见也有正确的意见”,又是“妖魔化胡锡进张文宏那是要粗大事的”。 这话怎么看上去,像是在冷嘲热讽啊? 这段时间来,司马南对张文宏可是明里暗里的批评不断,还专门录了个视频,借他人之口,把张文宏狠狠地损了一番。 这次,司马南在谈胡锡进的时候,还特意把张文宏并列进来,这是要把这两人一块“收拾”了? 司马南与胡锡进,俩人关系素来亲密,司马南还常常亲切地称呼“我的朋友胡锡进”。 这是怎么了? 司马南与胡锡进有没有反目?司马南有没有想要去踩上胡锡进一脚? 我并不知道。 但是,在围殴老胡的人中,有一个人出手颇为狠辣。 谁? @明德先生。 这个 @明德先生 与司马南关系可不一般。 @明德先生 从一无名小卒,到在网上呼风唤雨,司马南的帮助功不可没。想当初,正是司马南的转发帮助,让 @明德先生 从无人关注,到人气快速增加,“才有了后来与方方叫板的资本与底气”。 在后来 @明德先生 感到“惴惴不安”时,又是司马南及时给予安慰,“小伙子,不要怕”“我帮你找律师”。 司马南对 @明德先生 有提携之恩, @明德先生 对司马南也是非常感谢。 这两年来,司马南和 @明德先生 携手合作,先是“攻击”方方,后又“讨伐”联想,难道这次是要一起围殴老胡了? 前几天,一条杭州马某某涉嫌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抓的新闻,上了头条和抖音热榜。 杭州,姓马,利用互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这人是谁? 很多人立刻联想到了杭州姓马的互联网大佬,这下舆论更加沸腾,达到顶点。 随后,港股开盘,有关公司股价大跌。 胡锡进通过权威部门确认,赶紧辟谣,被抓的是“马某某”,不是“马某”。 老胡的这个辟谣,让 @明德先生 如获至宝,搬出《保密法》,欲将老胡治罪。 昨天,老胡发了一条微博。随后,老胡又将这条微博删除了。 嗅到机会的 @明德先生 又扑了过来,这次出手更为狠辣,又是写公开信谈党性修养,又是指责老胡屁股歪了,“站稳的不是人民立场”。 当然, @明德先生 对老胡的打击还有更狠的:“毫无斗争精神”“跟中央政策唱反调”“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共党员”,“胡锡进必须公开道歉”! 讲真的,对于胡锡进,我并不是很喜欢,以前也有在文章中调侃过他。但是,如今看到这些对胡锡进的网络批判,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已经不是扣帽子了,这是要“一剑封喉”的节奏啊。如果按照 @明德先生 给老胡安的罪名,老胡该在劫难逃万劫不复了啊。 胡锡进这些年来,一向自诩态度强硬,外怼美帝内怼公知,战斗力爆棚。 但估计让老胡没有料到的是,这些与自己一起战斗的后辈一个比一个更狠,狠到要将老胡这个“前浪”拍在沙滩上。 这些年来,从攻击方方,到批斗罗翔,再到围殴陈行甲……当那些曾经被称为“公知”的人,一个个从社交平台上销声匿迹以后,现在,被围殴的,轮到跟“公知”斗争了多年的老胡了。 我不喜欢胡锡进,但是当胡锡进被围殴时,我却只有担忧,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网络上的舆论生态,正在变得越来越激进。公共平台上的争论,不是讨论问题的对错,而是在拼命证明对方是坏人。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如果任由这种越来越偏执的言论占据舆论主流,只会把社会越来越推向极端的危险边缘。 在这个一天比一天激进的舆论环境,理性的文字注定只能是少数派。 但我还是想努力发出一些理性的声音。(作者:敏敏郡主)
全村老少爷们注意了呀,刚才我让派出所巡察抓住了。 前几天,河北迁安的一位老农对着村里的大喇叭,开始做自我检讨。 老人双手端在胸前,单薄的身躯不停地颤抖,看得出来,他很紧张。 这紧张,是因为面对全村做检讨,还是因为被派出所巡察抓住,只有老人自己知道。 不过,通过老人的检讨,大家搞清楚了,他被抓并要求公开检讨,原因只有一个: 他偷偷下地干农活了。 老人觉得很惭愧,因为他对眼下的形势有点麻痹。 在这条视频下,点赞量最高的热评,是一条灵魂疑问: 下地干活,有什么问题?! 这话要是搁2年前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现在,有没有问题,还真不好说。 01 某地农民,拉着一拖拉机的肥料运往田里。 半路上,被警察拦住了,不由分说,就让下车。 老实巴交的农民赶紧下车,笔直地站在拖拉机边上。 他以为只是被训几句,但他想错了,让他下车只是警察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让他上警车,要带他到派出所。 警察一脸的不耐烦,不停催促农民上车。 农民问,能不能他先把肥料送到田里,然后再去。 回答直接两个字,不行,这是口头传唤。 末了,警察还给扣上一顶超大的帽子: 你现在涉嫌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发布的命令和决定。 老农民哪见过这个,吓得赶紧扔下一拖拉机肥料,老老实实地跟着警察就去了。 后续是何结果,只是被训话,还是被行政拘留,无从得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老农民之所以被警方带走,就是因为他在疫情期间私自下地干活。 类似的画面,在多地出现,就不赘述。 但天南地北,理由都是同一个。 02 个顶个盯梢,效率太低。 于是,河北一镇里想出了好主意: 发放春耕证。 美其名曰,这春耕证是通过走访调研,多方征求意见建议后才出炉的。 所以,这春耕证很珍贵,使用起来也很特别。 网络图片 全镇总共只有260张,每个村更是少到只有20张。 这么少的春耕证,怎么用呢? 别慌,镇里早就计划好了。 每个村20张证件,每天每个村只能有20个村民有下地资格。 每天,村支书在村里选出20个村民,发给春耕证,然后在完成登记、测温、消毒后,才可以持证下地。 每天劳动结束,回村时,再将证件上交。 而且还特别规定,春耕证必须配合身份证一起使用,下地时必须随身佩戴,随时接受检查。 也就是说,没有春耕证,你就无法种地。 几千年来,农民持证下地,绝对还是头一回。 这一史无前例的创举,彻底颠覆了人类农耕以来的历史。 03 有警察到地头盯梢,有春耕证限制,农民种地变得如此艰难。 但是,农时不等人。 农民祖祖辈辈靠地吃饭,什么时候该耕地,什么时候该下种,什么时候该育苗,他们门儿清。 可现如今,却不让下地,他们能不急吗? 农民最老实,白天不让下地,那我就晚上干吧。 这两天,网络上热传的视频显示: 某地农民,晚上偷偷下地干活。 漆黑的田野里,亮起着点点灯光,一个个灯光下,是一个个忙碌的身影。 大晚上,黑乎乎的地里,大家都在忙着干活,没有一点说话声。 网络图片 看把农民给急的,有人笑言: 有史以来,偷啥的都有,就是没有偷着种地的。 这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滑稽,无与伦比的搞笑。 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农民们可能从没想过,怎么如今种个地,都能难到这个地步? 到底是怎么了? 04 这样的荒唐事,其实上面并非不知道。 就在4月26日,国家两部门就曾特地发文,严禁以防疫为由不让农民下地。 但结果怎样,不用我多说。 有人说了,当下地的农民被要求去派出所时,如果农民甩出这个文件,只会加快被带走的速度。 城里有疫情,短时间封控,还稍能接受。 但农时不等人。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眼下正是春耕季节,一旦错过,一年就白瞎了。 防疫重要,但庄稼同样重要。近4亿的农民,耕种着近20亿亩的耕地。 动辄以防疫为由,误了老百姓的农时,没了收成,损失谁来补,责任谁来负? 再说,吃不饱饭,又何来力气防疫抗疫? 从农业国到制造业国,这才过去几年,我们就开始忘本了? 民以食为天。连领导都说了,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当下地劳动都成为罪过,就真该深思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i看见)
一位75岁的老人,在尚未死亡的情况下,要被转运去殡仪馆。 如果不是殡仪馆工作人员发现老人还有生命迹象,将老人“退”回去,他很可能被活着火化。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5月1号的上海。这家骇人听闻的养老院,叫做新长征福利院。 调查组进驻十几小时后,该事件的责任人,从普陀区民政局领导到福利院院长,都被立案或免职。 蚝腩注意到,福利院的法人代表刘颖骅,并没有更多消息。 新长征福利院是非营利机构,也是一个医养集团的一部分。疫情面前,这两种体制的组织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1 刘颖骅早年的经商之路,可以说是劣迹斑斑。 1999年,刘颖骅跟着家人刘颖冰进入医疗器械领域。十年里面,刘颖骅自己已经拥有了两家医疗器械公司——上海天玑星诚和上海加诚生物科技。 他的第一桶金,赚的并不干净。 蚝腩查到,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为了获得上海市肺科医院的订单,刘颖骅以天玑星诚公司名义,向时任上海肺科医院检验科乐军行贿12万元。法院查明,刘颖骅从这一单中赚取了24万。 2011年,刘颖骅旗下两家医疗器械公司都被上海市卫生局拉入了黑名单,理由是: 商业贿赂不良记录。 卫生局要求全上海医疗采购单位,两年内不得接收这两家公司的投标书。后来,这两家公司先后注销。 刘颖骅并不气馁,他转头又成立了一家船新的公司,继续做医疗器械生意。 2012年,刘颖骅和刘柱成立了上海弈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虽然名称为“网络技术”,但弈迦主要销售的是医疗器械,其客户遍及上海医疗系统,包括长海医院、瑞金医院、闵行区中心医院、奉贤区政府、上海市儿童医院等等。 刘颖骅的这些医疗器械公司,合作伙伴都是同一个: 刘柱。 刘柱是上海民营养老院的开拓者之一,根据公开信息,刘柱原本是申新九厂的一名厂医。2001年,他联合厂里其他4名厂医,把申新九厂改造成了一家养老院——“申新敬老院”。 这是上海首家用职工闲置宿舍改造的养老院,入住人数超过1000人。媒体将其称为: 沪上创新养老机构的先行者。 在刘柱的带路之下,刘颖骅进入了一个新的行业: 养老院。 2 2011年,国务院首次提出了养老机构可以施行“公建民营”。 所谓公建民营,就是指由政府建设,通过外包给社会第三方机构运营。性质为民办非盈利,其收费由政府划定,每年政府也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这些机构主要收容一些高龄、有基础病、无子无女、失能残障的老年人。 2013年,国务院再次发文,要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民政部也下发文件: 明确推行养老机构“公建民营”。 也是在这一年,刘柱和刘颖骅合伙成立了上海颐佳苑医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两人分别占比54%和46%。 上海颐佳苑医养的扩张之路很顺利。一年之后,这家公司就拿下了静安区乐宁养老院和桃浦镇第一养老院的运营权。 乐宁养老院由静工集团建设,然后整体租赁给了江宁街道办事处。江宁街道再将其外包给了上海颐佳苑; 桃浦镇第一养老院则是普陀区规模最大的养老院,也是普陀区的市属试点项目,是由一家酒店改建的,2016年竣工之后,正式由颐佳苑运营。 显然,上海颐佳苑医养的出现,能够大大减轻街道和区的压力。乘着政策的东风,刘颖骅又拿下了多家养老机构的运营权。 2017年左右,原本是公建公办的新长征福利院,也被普陀区转交到了上海颐佳苑手中。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上海颐佳苑至少有八家养老院,共计1200个床位。 3 对于上海的区、镇、街道来说,养老院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以新长征福利院为例,在移交给刘颖骅的上海颐佳苑之前,200个床位基本上可以住满,老人的平均年龄80岁以上,最大的年龄98岁,有十多位老人常年瘫痪在床。 除了平时的运营支出,改造和升级也要钱。2012年,长征镇政府拨款1000多万元,对新长征福利院进行全面改造。 上海颐佳苑接手之后,新长征福利院依然被普陀区看作“保基本养老机构”,其收费一直受到强监管。 2020年的公示信息现实,其两人间的床位费是2000元/人/月,三人间到六人间分别为1650元、1400元和1250元;护理费则根据护理等级不同,从1400元到1900元不等。 而且,其收费项目不得随意涨价。从2017年到2020年,新长征福利院公示过两次调价,都需要上级部门审核批准,每次的涨价幅度,也不多100元左右。 以其最大载荷200人,每月收费最高限价4000元来算,新长征福利院的月营收理论最大值为80万,每年为: 960万元。 而且政府的补贴也大大减少,根据普陀区公示,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扶持资金是“以奖代补”的形式发放的。 2019年新长征福利院申请的财政补助为54000元。 4 众所周知,养老机构其实是一个利润很薄的行业。否则,政府也不需要发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而刘颖骅也并不甘心只做养老院,而是以养老院为中心拓展生意版图。到2020年,刘颖骅的生意转型已经基本形成,主要包含三大业务: 养老、养老衍生服务、医疗器械和系统销售。 医疗器械销售是他一直以来的主业。做养老院后,获得了新的活力。比如几年前,新长征福利院所在的长征镇,和刘颖骅的颐佳苑共同打造了一个信息化平台,是一个融合了医生、护理和管理的智慧平台,可以及时了解老人的情况和需求,监督管理医护的工作。 而中标该平台的,是弈迦网络科技,刘颖骅的公司。相信这和他在长征镇所做的养老事业,不可能毫无关系。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养老只是刘颖骅生意的起点。 事实上,刘颖骅非常有平台思维,在不断向养老产业的上下游产业。 2020年,刘颖骅和刘柱的芃颐培训中心得到了上海人社部门的审批通过。该机构主要培训养老护理人员,可以取得国家承认的资格证,并且享受补贴,退还80%的学费。 刘颖骅和刘柱能获得这样的支持,显然与他们的养老院事业分不开。 5 巧合的是,因新长征福利院事件被处罚的五人中,普陀区民政局养老科科长名叫: 刘颖华。 刘颖骅和刘颖华,连读音都相同。在一款工商资料查询网页的百度快照甚至显示,他们是同一个人。 爱企查里“上海弈迦网络科技”的百度快照 刘颖华2019年被任命为民政局养老科副主任科员,一年之后,就被拟任为副科长。短短一个月后,刘颖华晋升科长。直到昨天被免职。 刘颖华和刘颖骅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普陀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 两者不是同一个人。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希望这确实是一个巧合。 6 与早年间以行贿推动销售的斑斑劣迹不同,刘颖骅的养老事业在政策支持和自身的努力下,正春风得意。 直到遭遇疫情,直到新长征福利院的恶性事件被摄像机记录下来。 刘颖骅这样的商人,是社会资本进入养老行业的典范,也是上海市所鼓励的。他们所做的工作,为很多老人及家属解决了问题,为缓解上海的老龄化难题做出了贡献。 我们不希望“公建民营”的探索因为新长征福利院的恶性事件而受阻,更不希望养老行业因此而疏远资本。事实证明,资本的进入对养老行业是一件好事;单凭政府治理建设养老院,成本是整个社会都无法承受的。 上海养老难题是一目了然的。这是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为581.55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3.4%,比2010年提高了8.3个百分点,独居老年人数超过30万。 相比其他也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上海已经在养老产业上探索了很多。2020年,上海的机构养老共有729家,有16万张床位。16万,只是上海60岁以上人口数的: 3%。 每100个老人,只有3个床位。没100个老人,只有1.5个能获得政府补贴。刘颖骅做的养老院,以及向上下游的探索,是有意义的。 上海疫情之中,曾有新长征福利院的员工发声称,他们院有人感染,医疗资源短缺,人手也不足。 根据公开信息,老人从裹尸袋中救出来之后,经过一天的治疗,生命体征就已经恢复了平稳。可见老人当时患的,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但新长征福利院的医生,却没有检查出来。 荒谬绝伦的事件背后,更重要的是,过去的一个月,新长征福利院到底面临着怎样的艰难,也许只能等待调查的结果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今天早上,一则重磅消息冲上热搜: 杭州市国家安全局对涉嫌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人员马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大家立即对号入座,杰克马躺枪了,投资者激烈抛售阿里巴巴,阿里狂跌近9%,连累京东也跟跌8%,恒生科技指数跌超4%。 9点45分,环球时报前主编第一个辟谣: 杭州市国家安全局抓的是“马某某”,不是“马某”。写“马某”的报道都是不准确的。 老胡在关键时刻一言救市,阿里股价瞬间暴力反弹。老胡挽狂盘于既倒,创造了叼盘史上的护盘奇迹,他游走于权场与资本磨合区间,有时也起到润滑剂作用。 微博截图 更让人惊奇的是文字的魔力,只因为少了一个“某”,就差点引发股市海啸,若不是老胡辟谣及时,得损失几百个亿。少一个“某”造成资本市场动荡,补上一个“某”风平浪静。“只因在人群里多看了你一眼”,顶多演绎出一段爱情传奇;只因少写了一个某,就激起资本市场的大型践踏事故。“马某”秒杀了多少一见钟情的传奇呀! 茅盾小说《子夜》里有个故事,股市大空头赵伯韬花了几十万大洋买通西北军阀,让部队佯退30里造势来影响资本市场。现在,少写一个“某”字,就能做空阿里,挑逗得资本市场跌宕起伏,一字之魔力,超过十万毛瑟枪。四两拨千斤,一“某”撬百亿。传说张艺谋都要改名“张艺某”了。 中国经济繁荣了几十年,也给有钱人带来了一个江湖绰号“资本家”。在一则通告就把股市吓得屁滚尿流的地方,哪有什么资本家!只不过江湖上花花轿子人抬人,互相吹捧过过瘾而已,如《水浒》里的“跳涧虎”“插翅虎”之类的绰号浑名。在某些地方,穷人和有钱人只是养殖场里瘦猪和肥猪的差异,最终都是砧板上的肉。没有自由民的基本权利,哪有什么资本家?一个富人企业被掀翻摊子,难度跟烧烤摊被城管取缔差不多。《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前银行家安迪,虽然坐上典狱长的经济总管高位,看似地位比其他囚犯高,但违规放歌剧唱片,照样关禁闭蹲小号。一旦想脱离肖申克监狱谋取自由,等待的是变本加厉的惩罚。 央视这则漏了个“某”字的通告,更像是一个实验,要考察一下马姓“资本家”胆战心惊的程度,条件反射的速度及温顺指数。那些所谓的资本家虽然受了惊吓,但还是要知足,若通告只写“某某某”,连姓氏都免了,得有多少三字名的“资本家”晕倒在洗手间! 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和冯玉祥决定分别派出一支精锐部队在河南省的沁阳县会师,准备一举消灭对手的驻河南部队。冯玉祥的参谋在拟定调军令的时候写错一个字,把沁阳写成了泌阳,而在河南还偏偏有这么一个地方。阎锡山在沁阳苦等冯玉祥的部队,而冯部却在200公里以外的泌阳。 反正,冯、阎注定赢不了中原大战,冯军只是损失了几十万大洋的开拔费。跟央视少了一个“某”造成的损失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了。 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欧阳锋、杨康杀江南六怪,六怪里的南希仁死前留下未写完的字,让郭靖误会是黄药师杀了师父们,差点终结了与黄蓉的传奇爱情故事。你说南希仁没文化就别乱写,写个“杀人者十”算个啥呀,“十”可以是杨也可以是黄的起手笔画,把傻小子郭靖坑死了! 南希仁在重伤中又没文化,不按笔画顺序写字,给黄蓉郭靖造成了极大的误会。但跟今天央视这则通报比,南希仁的文字水平简直大师级的。南希仁顶多让郭靖丢了好媳妇,通报却让股民丢了娶几千个媳妇的彩礼钱。 大媒体编辑应该郑重承诺:以后绝不漏字错字吓唬资本家!保护某某,人人有责!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丘千千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