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证实“中美俄”三方峰会筹备启动
2026 年 10 月 25 日
2001年8月2日夜，河南平顶山市叶县湾李村一名13岁女孩在河堤被奸杀，村民李怀亮因当晚在现场附近经过，被当做犯罪嫌疑人刑拘后被捕。 但李怀亮的姐姐李爱梅说，案件存在三大疑点：现场的血迹属于O型血，李怀亮是A型；被害人体内的精液与李怀亮DNA不符；现场鞋印和李怀亮足迹对不上。 此后数年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案历经两次发回重审。2006年9月27日法院第二次发回重审后就没消息了，李怀亮一直被羁押在看守所不判也不放。 李怀亮和他的家人一直在喊冤。但有个内情他们并不知道，也根本无法想象——在证据不足、争议较大的情况下，法院一位副院长和被害人父母会面，死者家属承诺只要判李怀亮死刑或无期，就不再四处告。两名见证人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书签订时间为2004年5月17日。 2012年2月21日，有人把“死刑保证书”发到微博上后，我立即赶到河南叶县去采访李怀亮案。 我在叶县工厂的门房见到了李怀亮的三姐李爱梅，破旧的门房中一个冒烟的煤炉子，供她做饭、取暖之用。 在李怀亮案中，李爱梅一直在为他喊冤。她平均半个月去一次中院，一个月去一次北京，十几年来她一直奔走在为弟弟喊冤的路上。 通过和李爱梅交谈，我知道李怀亮的母亲孙景莲生前也一直在为他喊冤。 我2012年3月1日在《约定生死的“死刑保证书”》报道提级了孙景莲为李怀亮喊冤的细节： 孙景莲有6个子女，李怀亮是她的第三个儿子。为给儿子李怀亮申冤昭雪，孙景莲曾沿路乞讨，多次前往郑州和北京上访。 孙景莲想念儿子想得都要疯了，她一边上访，一边叩头求菩萨保佑她的儿子。 网络图片 2011年5月5日过世时，86岁的孙景莲头上还有叩头留下的脓包，但她在永远闭上双眼时也未能见上儿子李怀亮一面。 我当时在报道中还提及，虽然没有任何力证能证明李怀亮杀人，李也向家人亲属反映曾遭遇刑讯逼供，但在当地的协调下，李怀亮依然有可能成为河南第二个“赵作海”。 当时一位法院副院长也表示，为了不让被害人家属四处告了，他和对方谈了一天，表态可以由中院提审，尽量判李怀亮死刑，被害人家属同意并写下保证书，承诺如果法院按此处理，就不再四处告。 旧文回顾： 与信阳中院书——旧文重发 张战伟传——重发 孙力军传 过凉州户 王然救父 李书耀传 向于凯律师致敬 不整顿信阳公安卖官 整顿我也行嘛 释放周筱赟是盘锦唯一的正确选择 王栋检察官 你骂何光伟的样子“真帅” 《过冼村派出所》五周年 一定要阻止信阳公安的买官者继续升官 信阳公安卖官鬻爵 我告他们四年了 公开谴责中原区法院院长乔亦丹 过东亭派出所 谁给淮南寻衅滋事朱玉珍的底气？ 从信阳到内江 谁在袒护买官者？ 登闻鼓考 公开谴责信阳前市长尚朝阳 和信阳前市长尚朝阳睡过的女性 你们还好吗？ 我被迁西县委书记李贵富跨国投诉 袒护信阳公安买官者 信阳纪委书记杨蕾落马 信阳的领导们为何热衷卖官鬻爵？ 敦促新密法院院长郭红伟等人立即投案 并不是每个派出所都在冼村 舆论和权力谁能干预司法？ 青岛要容得下张文鹏 贵州高院认定我对省领导发布“不负责任”评论 毛星火没资格代表我起诉莫言 我对李怀亮案的报道引发河南高院高度关注，河南高院不仅在极短的时间内立即再审李怀亮案宣告他无罪，河南还籍此启动了“长期羁押案件专项清理”活动。 后来我的同事石玉（原名施平，现执业律师）曾就此专访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张立勇表示面对错案会勇于承认错误……“该宣告无罪的要宣告无罪”。 这些年我见过了太多的冤案受害人及其家属，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喊冤者好像都是女性，遇到冤案后站出来的往往都是母亲、姐妹、妻子、女儿。 这些女性家属通过鸣冤叫屈为亲人争取一个公正的说法，不了解情况的人很难想象他们的遭遇和苦痛。 在我看来，诸如李怀亮案中磕头喊冤的老母亲孙景莲和多年来奔波在喊冤路上的姐姐李爱梅们，他们就是司法不公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是他们的不屈照亮了中国的法治之路。 李怀亮案是我接触的其中一起冤案，如果没有他的母亲孙景莲、没有他三姐李爱梅，他可能至今还被羁押在看守所。 今天又是国际三八妇女节了，这些年很多冤假错案都让我们深感震惊，期待司法公正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要向所有为亲人蒙冤而努力的当事人家属们说声“加油”，向在所有不公中站出来的女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正是因为你们的努力才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我想起来念斌案中念斌的姐姐念建兰、还有十几年前在微博上结识为其弟鸣冤如今又被寻衅滋事的朱玉珍大姐、为弟弟连卫东喊冤数年最终让弟弟无罪的连蜀教授……她们这些姐姐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她们一直是弟弟生命中的参天大树，血浓于水的姐弟之情是人世间最坚固的亲情； 念斌案平反时，我在微博上为念斌写了个传： 念斌者，闽中平潭人。和谐三年夏，邻家二子，惨遭毒杀。斌成疑犯，下狱。或竹签插肋、榔头敲打，或恐抓其妻。乃咬舌抗暴，不堪刑讯，认罪判死。斌父闻之，悲伤辞世。斌母亦失常。三司会审，四判死刑。斌姊建兰，为弟鸣冤，XX二年，终获重审 ，还斌清白。太史公曰：命案必破，冤狱不绝，苍生何辜？ 我还想起了为母亲李淑莲蓄发鸣冤十数年的李宁，当年她的那一跪让我深感震惊，还有她十数年几乎天天都在微博上为母亲喊冤，她为她母亲讨要公正付出了大好的青春年华。在这里我也要对新浪微博和微信公号等社交媒体平台说声谢谢，新浪微博等让诸如李宁这样的鸣冤者有了一个说话的地方； 网络图片 我想起了广西来宾律师冯波涉黑案中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周凌燕，她不仅四处奔走呼号，还为儿子亲自写文章喊冤，在冯波的辩护律师刘长、王昊宸公开网络辩护后该案二审才允许更多人旁听。如果没有这位老母亲的坚持，冯波这会应该也只能认罪服刑了。 为了丈夫而勇于站出来的妻子就更多了，比如安徽的吕先三律师，如果没有他妻子赵静的坚持，没有她找到周泽、斯伟江为吕先三冒险辩护，吕先三可能这会还在服刑；山西太原水利勘测设计院原院长韩建忠的夫人，不仅长年为丈夫喊冤，这位韩夫人还亲自出庭为夫辩护，哪怕被警方传唤她也一样勇往直前；在江苏泰州的林明亮冤案中，林明亮的妻子李昀耘不仅坚持天天在微博上为他喊冤，这几年她还参加司法考试并且通过了司法考试，她正在学习并将法律付诸于实践为丈夫鸣冤；我还知道广东有位厅级干部的妻子也过来司法考试，她原本毕业于北大化学专业，在丈夫被冤后她也发奋学习过了司考；而在四川绵阳的曾建斌案中，曾建斌的妻子陈思宇在其姐姐过世火化完她姐姐后就被抓走，她是为丈夫喊冤而被团灭的家属。她去年被抓走时她的小儿子尚未断奶，两个大点的女儿也就才几岁，她为了她丈夫，用她的话说她可以“付出生命”…… 赵静、韩夫人、李昀耘、陈思宇……她们用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勇气在为丈夫喊冤的同时，他们更是在用实际行动证明爱情的美好，他们为了另一半一直在争取公平和正义，他们甚至还以自由为代价在为丈夫喊冤，他们的做法足以感动并鼓舞我们每一个人。 管子说，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以治国。只有让法律公平公正的得到实施，将冤假错案加以纠正、对制造冤假错案的办案人员进行追责，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我希望我们能立即实现依法治国，你们的每次努力和抗争都要流泪甚至流血，不让女人被欺负、让女人得到公平和公正也应该是每个男人的职责。 我也希望所有执法人员面对鸣冤的女性家属们多些理解，而不能只听命于那些不法领导做家奴，把诸如陈思宇这样的鸣冤者赶尽杀绝。你们也有母亲、姐妹和妻女，虽然我不信佛，但我始终坚信有“报应”一说。 看看新闻我们就能知道，不仅有普通老百姓喊冤，也有检察官、法官和警察甚至纪委干部的家人喊冤。为了我们的司法公正，我希望每一位执法者也要尊重女性鸣冤者，因为你们的家人或者你们母亲、妻女也可能会为你们喊冤，善待喊冤者就是善待你们自己。 面对不公时站出来的每一位女性都值得我们尊重，我再次以个人名义在妇女节向你们致敬并跟你们说声谢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何光伟v
某地有个宾馆修停车场，应该是扩建影响到了周边小区，再加上酒店为了方便把十字路口圈了起来，导致业主和市民纷纷跑去投诉。 原本到这里都属于“正常矛盾”，也就是说正常解决就好了。坏就坏在市民报警后，一个带着徽章、类似干部的人（也可能只是酒店领导）跑出来放了一句狠话：我跟你说，这按照十年前把你埋了，你都不知道。 这就有点牛逼了，明明是你有错在先，还要埋别人。你是开酒店呢，还是开黑社会？ 更诡异的是，这件事发生之后，大部分当地网友录下并上传到网上的视频，都消失了。发得快，删得更快，并且没有任何媒体去报道这件事。媒体的嗅觉是敏锐的，他们同时沉默，自有我们想不到的原因。 比如一个小小的宾馆领导，从哪里动用的力量全网帮自己擦屁股呢？只有一种可能，宾馆本身太牛逼。 目前网上几乎已经查无此事，不仅视频被处理的干干净净，之前看到的几篇文字描述也消失了。但对于已经看到过视频，了解过经过的人来说，这并不代表未曾发生，他们只会更加好奇，并与周围的人口口相传。 所以说，有些人再一次发现并使用了最差劲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与此前很多事件都极其相似，且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 鼠头鸭脖原本就是个食品安全问题，结果学校和市监局联起手来忽悠，到现在“指鼠为鸭”几乎已经成了人人皆知的笑谈，消耗了不知道多少公信力。 还有周公子从来不喝20万一斤的茶叶，递烟给他的领导没有任何问题。可随着胡强副省长落马，周公子又被人们拉出来谈论了：当初不是说胡副省长没有问题吗？ 北极鲶鱼更是典型，原本几天就能解决的问题，硬生生拖了几个月，由于群众不肯松嘴，最终还是只能公开处理。但显而易见，若把同样的处理结果提前3个月，北极鲶鱼事件只会被人们当个屁一样给放了，哪会像现在一样存在每个人深深的脑海里。 每次都能找到一种看似迅速解决了问题，实际上却付出了更大代价的办法，真得好吗？当事人当然不介意，得到便宜的是他，但付出代价的却不是他，而是官方、是公信力、是帮他擦屁股压消息的人。 最后说一下媒体，阿根廷的新总统米莱，取缔了一大批媒体，他说他们没用，只是一些人发声的喉舌。我并不是说我们的媒体无用，但米莱的话是值得思考的：媒体的价值在哪里？媒体的受众又是谁？ 如果媒体不能给社会上那些不公的事情、匪夷所思的新闻、口出狂言领导一个特写，那么他们如何为受众体现自己的价值？而没有价值的东西，必然随着时代而被淘汰。 我们的媒体自然还是有点用的，比如之前李树山举报县委书记反被抓的时候，有媒体站了出来；前几天女企业家讨薪不成反被抓的时候，又有媒体站了出来……他们不常出来，但偶尔也会出来。当然，还有一些从不出来的。 我越来越好奇，那些从不出来的媒体他们存在的意义。他们的拍摄装备似乎早已被那些抢记者手机的人砸烂，如今全身上下，只剩了一个“转发”的按钮，和判断能否点击那个按钮的脑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走读新生
财政转移支付，到了在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老家，就变成了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从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中获益之人的财富。老家生活越来越接近大城市，有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的一份功劳。 又到一年返城时，今年从老家返城的年轻人，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近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讲述过年回老家见闻的视频，引发热议。 这位年轻人，来自江西一个人口不足40万的小县城，毕业后过上了北漂的日子。这次回家发现，小县城生活的同学们，日子过得无比滋润。当年的老同学有人开上了宝马，有人住进了大别墅。 县里也似乎越来越富，越来越像大城市了：“县城一两百块买不到好衣服，羽绒服都上千”“街道是赛博朋克风”“出现了手绘街景墙”“老同学喜茶瑞幸奈雪的茶都喝腻了”“开车去省会城市代购波士顿龙虾”。而且，这些老同学，每天5点下班，工作和生活“无忧无虑”，完全没有在大城市打拼的压力。 这个年轻人再想想自己，穿的是网淘的45块的毛衣，在网上买衣服还要凑“满200减30”，可能还会生出“当年不如留在县城发展”的感慨。 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回乡后有这样的感受，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 在县城生活越来越舒适、越来越接近大城市，很重要的一个论据，就是县城的生活越来越像大城市了。大型商业体、IMAX电影院、各种连锁餐厅、奶茶，这几年都在逐渐向中小城市发展。而且，不再是不知名的品牌，而是瑞幸、霸王茶姬这类连锁品牌。 网络图片 县城和大城市的生活越来越相似，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是，从规律上讲，大型的游乐场、剧院、博物馆、医院、学术机构，这些东西只会出现在大城市。 县城越来越富裕，除了经济发展本身，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转移支付和地方债。 所谓转移支付，指政府无偿支付给下级政府以增加其收入和购买力的费用，目的是为了实现各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水平平等。具体来说，每年地方都要向中央缴纳财政，中央又要根据各地方的财政实力，给予转移支付。一般经济越发达的省份返还的金额越少，相反，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获得返还的额度越大。 把缴纳的扣除返还的，就是财政净贡献。广东净贡献最大，2019年净贡献了8307亿元。其次是上海，贡献了8202亿元。北京第三，2019年贡献了7310亿元。然后是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建、辽宁。其他22个省市自治区，都非常依赖中央财政的拨付，也就是说，每年都是中央给钱。 简单理解，就是“富省养穷省”。2023年，中国的转移支付规模达到10.29万亿元。从各省获得的转移支付金额来看，四川省的转移支付是最多的，2023年转移支付高达5882.53亿元。河南省第二，转移支付也达到5095.21亿元；湖南省、湖北省的转移支付，也达到4000亿以上。 这些转移支付，到了在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老家，就变成了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建设中获益之人的财富。 那么，财政净贡献的省份，钱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在那生活工作的人所缴纳的。从这个角度，老家生活越来越接近大城市，有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的一份功劳。 网络图片 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地方债。中国地方债务问题是指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幅攀升，截至2022年，仅显性的地方债务就达到了35万亿。被称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城投债等，负债规模更是估算已达到了65万亿。这些钱花下去，自然能发展当地经济。一些人也能从中得到机会，获得可观的财富。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的那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往往都是有学历的人。而在他们社会关系网中的那些人，在县城的学历、人脉都不会差，属于县里的能人、上层人士。这个群体更能从转移支付、地方债中得到机会。这种结构性的差异，会加大在县城过得更好的印象。 此外，这种感知，还会被具体的社交场景构建起来的氛围放大。 亲戚的年夜饭桌上，同学的聚会饭局中，在老家县城的人，有相同经历的经历，自然有相同的观念。要知道，人会合理化自己的选择：在老家的人自然会或明或暗地论证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呈现县城生活好的一面，同时贬低、负面评价在大城市的打拼、生活。 他们人数占优，联系更加紧密。对老家的人来说，远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即便再是高薪，也没有任何社交上的价值，但在老家的人，可能不时帮得上忙，特别是有各种编制的人。所以，在老家的人自然相互应和，不太在乎生活在远方大城市的年轻人的感受。这就会形成一种多数派的强势氛围。返乡的年轻人或多或少会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产生一种“老家生活更富裕、更舒适”的印象。 但是，这种结构性偏差，终究不如数据来得真实。 据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2022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2.0%，达到79610元。北京的人均收入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74万元。也就是说，一线大城市，人均月收入在7000元。换到河南的地级市许昌，只有30320元。陕西安康则还要低一万元，只有21420元，折算下来，每个月只有2000-3000元。 而且，随着当下经济承压，地方政府巨额债务和财政收支问题已经严重；在转移支付方面，富省也越来越拿不出钱来。这两个因素所支撑的县城富裕氛围，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开始节省开支，一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降薪提效，也不时见诸媒体。 所以，对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而言，不必懊悔。当年选择去大城市，恐怕正是因为没有某些资源。自己的选择好不好，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舆论操盘手们的炒作屡屡得手，从流量生意已经升级为资本游戏。这种升级版的民粹生意实现了唱空到做空的无缝衔接，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唱空民营经济”。 中国民营企业先驱者、“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老先生去世后，社会各界以不同的形式纪念和哀悼。 可是，有一些人的“纪念方式”别具一格——狙击农夫山泉。一时之间，农夫山泉和农夫山泉的掌门人钟睒睒遭到网络舆论的围攻。港股上市的农夫山泉，两天之内市值暴跌225亿元。 3月3日，中国首富钟睒睒以千字长文《我与宗老二三事》回应近期网络上大量对其个人及农夫山泉公司的“传闻”。3月4日，农夫山泉的跌幅缩小，收盘时跌幅-1.17%，事态能否就此归于平静，有待观察。 网络图片 宗老逝世，农夫山泉躺枪，何其荒诞。 01 从任何角度看，宗老逝世和农夫山泉之间都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只是我们的舆论场从来都是不要逻辑，只要情绪。炒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以行云流水的手法炒作。整个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经不起推敲，但是都准确地动员了舆论情绪，实现了无事生非的“完美效果”。 最初放出来的消息是“钟睒睒没有给宗老送花圈”，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破绽。 以宗老的资历和地位、这次治丧的规格，花圈数量是非常多的。即便是出席了葬礼，在现场也不可能看得全，连宗家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统计清楚送花圈的完整名单。 言之凿凿的“钟睒睒没有给宗老送花圈”，显然是故意挑事的情绪预热。 有了“不送花圈”的铺垫后，各种“传闻”越传越邪乎。诸如“钟睒睒靠娃哈哈赚第一桶金”“钟睒睒忘恩负义被娃哈哈开除”等等。这些谣言并不高明，钟睒睒曾是娃哈哈的代理经销商，不是娃哈哈员工，也不存在开除的事儿，这些都不是秘密。 娃哈哈率先使用代理经销模式铺设营销模式，是迈向成功的重要一步。正因为代理商不是公司员工，而是合作商家，主动营销的积极性高。这种代理经销模式在当时是一种成功的创新，降低了营销成本，提高了营销效率。 这样的代理营销模式中，上下游合作的分分合合很正常。出于理念分歧也好，因为利益分配矛盾也罢，钟睒睒离开娃哈哈营销体系自立门户是正常的商业选择，在商言商无可厚非，谈不上“背叛”“忘恩负义”。宗老这样的商业元老，见过多少大风大浪，不可能对这种事耿耿于怀几十年。 至于20多年前那场著名的“矿泉水VS纯净水”之争，的确是一场精彩的商战。 娃哈哈和农夫山泉之间连番鏖战、几度攻防易手，即使有些个人化的恩恩怨怨，也和想象中的“正邪大战”毫不沾边。而且，这场大战最后基本上是双方打个平手的结局。 网络图片 时至今日，矿泉水和纯净水作为瓶装饮用水的两大分支，各有拥趸。两家企业也都在正常经营。当事双方何至于20多年后还耿耿于怀？ 炒作者重提这段20多年前的江湖旧事，无非是借题发挥，强化公众对农夫山泉和钟睒睒的负面情绪，真正的目标是把火引到他们熟悉的民粹议题。那才是真正的“主菜”。 于是乎，“钟睒睒把农夫山泉卖给外国人了”“钟睒睒的儿子是X国籍”的老牌谣言再次上架，“真糊涂”的和“装糊涂”的齐上阵，水就这么被搅浑了。 这场人为制造的“负面舆情”从头到尾和农夫山泉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农夫山泉的225亿市值，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人间蒸发了。 舆论场的流量闹剧，终于成了资本市场的悲剧。这已经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常驻演出”，堪称“中国特色做空”。 02 上一个被“中国特色做空”害惨的企业是中国著名运动服品牌李宁。 2022年10月，李宁推出的新款冬装系列的帽垂设计被“网友”指出与侵华日军的军帽相似。由此引发了轰动全网的“大佐帽事件”。其实，帽垂是古今中外很常见的服饰配件，甚至侵华日军的帽垂也是抄欧洲军服的作业。 而且，李宁运动服饰是知名的国货品牌，李宁本人更是国民英雄级的体坛明星，有理由刻意模仿侵华日军的服饰吗？刻意模仿日军服饰，仅仅为了极端小众的“精日”，哪有这样做生意的？ “大佐帽事件”于情于理都是荒谬异常的无厘头，却在大规模炒作中成了负面舆情的腥风血雨，进而重创了李宁运动品牌。半年间销量大减、门店大量关闭，市值缩水1500亿元，元气大伤。 几乎与李宁深陷“大佐帽事件”同时，“调味料一哥”海天酱油也遭遇了类似的舆情炒作事件，那就是“海天双标事件”。 这一事件不是单纯的碰瓷找茬，可谓精心布局，一路挖坑。 最初是2022年9月末，网红博主用食用盐、味精、呈味核苷酸二钠、高浓酸酱油香精、焦糖色素等原料调制出了“丝毫没有豆子和黄豆的酱油”。将国人的“添加剂恐慌”向酱油引流。 随即，社交媒体平台上有短视频博主称，海天在国内售卖的海天酱油和国外售卖的海天酱油成分表不一样，前者含有添加剂而后者不含，存在双标行为，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短视频以此为“流量密码”，炮制“酱油致癌”等谣言，并直指海天酱油。 这场舆论风波在当年正值十一长假，给了负面舆情充分发酵的时间。10月10日，长假后A股开盘，海天味业大幅低开7.99%，最大跌幅接近10%，市值损失300多亿元。 网络图片 复盘这一事件，堪称“化腐朽为神奇”的负面舆情狙击企业经典案例。 这套“组合拳”的每一个环节都经不起推敲。“没有黄豆的酱油”其实是酱油风味调味汁，上世纪80年代的常见商品，后被主流市场淘汰。“酱油致癌”“添加剂有毒有害”则是反复辟谣的千年老梗。 至于所谓“双标”，只要点开电商平台查一查很容易发现真相。海天旗舰店有多款纯酿产品，日本原装进口酱油也有含添加剂的品种。真相很简单，海天有纯酿酱油产品出口日本，而日本也并没有禁止酱油含添加剂。 “海天双标事件”巧妙拼凑翻新老梗和粗糙谣诼，制造了一场资本市场的做空盛宴。舆论操盘手环环相扣地把社会舆论导向情绪陷阱，与这次“农夫山泉躺枪事件”的操作手法如出一辙。 03 李宁的“大佐帽事件”“海天双标事件”和这次“农夫山泉躺枪事件”有着明显的共性。爆点都是经不起理性推敲、反常识、反逻辑的“舆论热点”，这些“热点”都和正常的企业经营状况、财务健康水平无关，强行设置议题、操纵大众情绪的人为痕迹非常明显。 这样的事件一次两次或许是偶然，每年来几回的高频发生，应该予以高度警惕。企业经营的舆论风险失控，导致资本市场风险失控的连锁反应，已经造成了投资信心下降、资本市场健康度恶化的宏观风险。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仇外、仇富的民粹舆论风气大行其道，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成为社会情绪宣泄的靶子。虽然从高层到各界有识之士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抵消了民粹风气的部分影响，但是，那些舆论操盘手们并没有偃旗息鼓的打算，他们的民粹生意已经形成了产业链，不会轻易退场。 而是改变了操作手法，从攻击民营经济整体的高调出击，转为化整为零的定点狙击。在具体操作中，有意识地采用拉踩战术，狙击李宁时捧鸿星尔克、狙击农夫山泉时捧宗老和娃哈哈。这种操作手法更具欺骗性，但是深文周纳、歪曲造谣的基本手法还是一样。 网络图片 很多人面对那些低劣的谣诼，并不是真的缺乏分辨能力，而是主动降智“宁信其有”，只为了满足仇外、仇富的情绪需求。因此，舆论操盘手们的炒作屡屡得手，从流量生意已经升级为资本游戏。这种升级版的民粹生意实现了唱空到做空的无缝衔接，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唱空民营经济”。 那些主动降智“宁信其有”的网友，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付出怎样高昂的代价，无意中成了资本玩家的帮凶。 目前舆论风气民粹化已然成势。任何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都要做好准备。中国民营企业应对舆论风险的能力存在明显的短板。当初李宁应对“大佐帽事件”行动迟缓，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海天虽然积极正面澄清，但是公告内容缺乏针对性，乏善可陈。 这一次农夫山泉的应对较为出色，千字回应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复杂环境下，民营企业面对舆论风险，躲避不是办法，花钱消灾也不是长久之计，唯有积极应对。 言及于此，不得不佩服宗老始终不上市的先见之明。中国民营企业有承受市场风险的韧性，却很难抵御舆论操盘手们的摧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不了这一关，营商环境的改善、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都无从谈起。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全国首富钟睒睒做梦也没想到，纪念宗庆后的这股风潮，吹着吹着就变味了，从全民力挺娃哈哈，变成了对农夫山泉的围攻。 3月3日，针对“被娃哈哈开除”“对娃哈哈忘恩负义”等传言，钟睒睒发文《我与宗老二三事》，进行了澄清，称“从未在娃哈哈领薪、更谈不上因冲货被开除”。 网络图片 这篇文章就像在舆论漩涡中投入一块巨石，非但没有让水面更平静，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波澜，新闻跟帖后面，还是一边倒的声讨之声。 网络图片 对农夫山泉和钟睒睒的猎巫，声势浩大地发展成了抵制浪潮。还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 01 登顶中国首富榜的企业家中，从马云、许家印、到钟睒睒，毁誉参半者居多，很少有人像宗庆后这样，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赞誉。 在深厚的反资本的情绪中，悼念宗庆后，让企业家精神得到更好地传承，原本是一件好事。 但放眼望去，舆论表情正在迅速变脸，全民悼念很快变成了全民拉踩，作为娃哈哈竞争对手的农夫山泉，以及它的创始人钟睒睒，成了众矢之的。 在网友们的口中，宗庆后和钟睒睒，分别是良心企业家和资本家、奸商的代表。钟睒睒的发家史是“农夫与蛇”的故事，肮脏不堪。其中有几个代表性的说法： 比如，说钟睒睒当时是农夫山泉的经销商，因为违背行规跨区域串货，坑了娃哈哈的高额运费补贴，因此被宗庆后开除了。 那些人可能根本不懂串货，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点赞传播，借此痛骂钟睒睒第一桶金来源的不正当。 再如，说农夫山泉搞垄断，不准超市的冷藏柜放娃哈哈。一堆网友看过后醍醐灌顶，“难怪在超市很少看到娃哈哈了”。 当然，串货、垄断的指控还算轻的，钟睒睒最多落下个忘恩负义、为富不仁的骂名，更具杀伤力的，还是那套熟悉的阵营划分的斗争办法，而攻击矛头直指股权结构。 没上市的娃哈哈，是杭州上城区国资委控股，而关于农夫山泉，网上流行的说法是，钟睒睒个人控股超80%，他个人背后站着的是西方资本（一会儿美国资本，一会儿卖给了日本人），农夫山泉就是一家被外资渗透的企业。 网络图片 切入到民族企业/外资的叙事角度，那事情就变得再熟悉不过了。我们似乎可以套用下模板——你每喝一瓶农夫山泉，将来就会变成射向中国人的一颗子弹。 至于钟睒睒儿子钟墅子国籍为美国，则成了天然的攻击把柄，成了外资渗透的证据。更荒诞走板的是，农夫山泉的产品名字，甚至都被有的网友拿来，和日本“小泉”进行了强行关联。 网络图片 义愤填膺的一些网友，最后不出意外地，喊出了抵制农夫山泉的口号。对敌人怎么能仁慈呢？猎巫行动的参与者们，通过“用脚投票”完成了最后一击，然后不约而同的达到了颅内高潮。 02 宗庆后去世，农夫山泉跌倒，娃哈哈吃饱。 矿泉水行业几十年的发展史中，充满了各种跌宕起伏的商战故事，但再厉害的观察者，恐怕也预料不到如此魔幻的竞争名场面。 力挺娃哈哈，如果说非要拉一个垫背的，为什么是农夫山泉呢？ 原因倒也不奇怪。贵为首富的钟睒睒，再低调自己也是树大招风。再者，农夫山泉和娃哈哈两家品牌本身就恩怨颇多，可以说是瓶装水市场的一对宿敌了。 钟睒睒在创立农夫山泉之前，曾经是娃哈哈的经销商。在创业之前，瓶装水的市场已经被娃哈哈、乐百氏等牢牢占据，农夫山泉能够脱颖而出，杀向行业龙头，靠的就是对娃哈哈所在的纯净水赛道的“打压”。 今天的互联网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商战的痕迹。 在2000年前后，农夫山泉从纯净水转向天然水，并喊出了那句极具争议的口号——“担心贻误一代人，农夫山泉停产纯净水”。“纯净水对人体无益”的概念抛出来后，彻底打破了消费者的认知，在主打纯净水的娃哈哈、乐百氏强大的护城河上，农夫山泉硬生生凿出了一条通道。 网络图片 据说，当时娃哈哈、乐百氏等69家纯净水企业齐聚杭州，共同声讨农夫山泉。农夫山泉因此背上了不少诉讼官司，当然它并没有阻挡钟睒睒做大做强。 在几年后，面对康师傅提出的矿物质水的概念，农夫山泉用同样的营销战略，又赢了一次。钟睒睒不愧是媒体出身，营销占领消费者心智，这套打法运用自如。 站在今天来看，瓶装水当年的份额之争，画风的确是有一些野蛮的。作为后来者的农夫山泉，它的一些营销策略，比如用水仙搞实验，搞所谓的酸碱性测试等，既缺少科学性，也涉嫌破坏市场公平竞争。 然而，农夫山泉的突围之路，是在法律框架下竞争的结果，手段要说见不得光，那只能说明当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对广告营销、市场竞争的监管不够成熟。 如果它能够成品牌发展史上的污点，那么其他的几大瓶装水品牌，同样好不到哪里去。 而现在对农夫山泉的围剿，已经超越了市场规则和商业伦理的正当批评层面，变成了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污名化，一些无脑的谣言漫天飞舞，钟睒睒就差要被当成资本家挂路灯了。 03 事实上，对农夫山泉的很多指控，几乎不值得一驳。 比如第一桶金的来源，钟睒睒进行了澄清。那些说宗庆后开除钟睒睒的，恐怕连经销商和员工的区别，都分不清楚。 至于垄断问题，稍微有点市场经济理论的人，都知道其中的荒谬。 瓶装水是个充分竞争的开放领域，垄断就是伪命题。农夫山泉再头部，它只能管控自己的渠道，超市和便利店里的货架上，到底摆放哪些品牌，它的手伸不了那么远。 我也敬佩在宗庆后这样的优秀企业家，但扎心地问一句，如果娃哈哈的产品真的足够优秀，有绝对的竞争力，超市的货架上，可能少得了它吗？ 至少就我来看，很少看到哪家超市或者便利店，只卖农夫山泉一种矿泉水。娃哈哈如果真的好卖畅销，利润再薄，超市老板也不傻，他们一定会趋之若鹜地将娃哈哈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至于外资控股问题，农夫山泉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就公开写在财报里，去查一下并不难。 当然，股权穿透有一定的认知门槛，对于有门槛的事物，人们通常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所以农夫山泉背上外资的骂名，说它不怀好意地挣中国人的钱，再正常不过了。 在围剿农夫山泉的风暴中，太多人脑补了一个民族企业大战外资品牌，良心商人勇斗黑心资本家的商战故事，抵制浪潮的发端，似乎成了宗庆后走后声援竞争弱势者的一种自发复仇，它制造了爽剧爽文一样的快感。 支持哪个企业和企业家，或者抵制某个品牌，当然是个人自由。农夫山泉如果今天被舆论反噬，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当年的野蛮营销还债。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在官方发文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要制止造谣中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时，作为民营企业的农夫山泉，遭遇群体猎巫的无妄之灾；在敞开怀抱欢迎外资时，民企农夫山泉，被当成外资力量打翻在地。 批斗首富这件事，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只需动动小手指，人人都可以化身正义使者，完成对民族企业的切身支持。反正他们抵制一家企业时，从来不关心这家企业的员工，是不是自己人。 这股风潮，因纪念宗庆后起，以抵制农夫山泉为高潮，它自然不是终点。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具体一家企业受到了伤害，而是舆论环境的恶化，动辄造谣抹黑的恶劣氛围之下，广大的民营企业家和外商投资者失去信心，不安全感增加，不敢投资，担心成为下一个农夫山泉。 一场悼念行动，异化为猎巫行动，企业被随意污名化，还得自证清白，宗庆后如果在世，看了不知作何感想。 当然，我对农夫山泉的发展依旧比较乐观。从鸿星尔克到白象，再到娃哈哈，一些优秀的国产品牌，屡屡被当成爱国宣泄的工具，但市场份额和销量，还是能说明问题。 所以别看力挺娃哈哈、围斗农夫山泉的声浪很大，那是因为喊口号抵制不花一分钱，真正要花钱做选择的时候，那些人马上又会变得精明起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声道
在我上高中时，还分文理科，进入高二即分。 高二时，政治老师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小伙，挺帅气的，比学生们也就大几岁吧。他爱穿白衬衣和牛仔裤，流露出的志向很远大，但囿于种种实际，又不得不窝在县域教书。 饶是如此，他还是努力给学生们灌输梦想，三天两头喊上学生去他的蜗居聊天谈心。这在旨在培养一代又一代小镇做题家的学校可不常见。 他的蜗居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隔着一片小树林，与大河相望。那条河在历史中已存在千年，蜿蜿蜒蜒，汇入长江，最后奔腾入海。 每逢夜谈完毕，我回宿舍途中，见月朗星稀林木婆娑，听河水哗哗昼夜不歇，此情此景，分外令人畅想联翩。 我就想呀，未来在何方？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直到某日，恍然间有了个念头。 那段时间正值两会，对于文科生而言是个紧要的关口，每次政治考试都会涉及两会热点。 总理记者会那天，政治老师把他新买的电视机搬进了教室，大家一边看，一边讨论考点。 那场发布会的视频现在还能从网上找到，气氛非常热烈。记者们提问很积极，朱总妙趣横生，留下诸多金句。 政治老师突然指着电视屏幕说，做记者真好啊，能在人民大会堂采访总理。 那一刻，他脸上有光。多年后，我还记得那副模样。 我心想，嘿，做记者还真不赖。 兜兜转转数年后，我还真做了一个记者。 按惯例，春节前，各地紧锣密鼓地开两会；春节后，全国两会再召开，一般在三月份。 起初，我在地方新闻部，只不过跑的是社会线，整天都是采访打打杀杀的新闻，与时政新闻完全不搭界。 很巧，有一年，部门人手不够，领导让我带个新记者去支援某市两会报道。 那座城市GDP过万亿，制造业尤其发达，云集了一批明星企业家代表和委员，颇受外界关注。 我兴冲冲而去，但第一天会还没开完，抱着厚厚一摞材料就提前离场了。见宏伟的礼堂前有几盆金橘树，我摘了一颗金橘给新来的记者，告诉她，很甜，贼好吃。 她还真吃了。然后表情很奇怪。 我故作高深地教导她，咱们干的活儿嘛，就像广东盛产的金橘，过年了，楼宇厅堂都会摆放，好看，可不好吃哟。 这个新记者很有天分，现在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 后来，我调去了报社另一个部门。那部门在报社地位蛮特殊，专门采访报道国际国内重大的新闻事件。但部门的前辈们从不去跑全国两会，每逢三月，都集体休假。 既是部门传统，那我自然就跟全国两会无缘了。 不过，我在媒体圈的一些好朋友都多次参加全国两会。有许多人还曾在记者会上向总理提问。 他们都很厉害，那些经历成为各自职业生涯的闪光点。 再后来，我离开报社后，就甚少关注这些了。直到昨天，看新闻通报说，今年的总理记者会取消了。 又一个恍然，这距离我第一次看总理记者会都过去了20来年呀。 我特意打听了下，当年的政治老师还在学校教书。今年若有机会回老家，我想去寻下他，一起喝顿酒。 我要给他讲，梦想真的很宝贵，即使日后会破灭，也不会掩盖它当初的光芒。 我还要给他讲，真实世界里的记者到底是什么样子，两会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书本上都没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猛哥
1月21日，华中农业大学动科动医学院11名学生联名举报导师黄飞若学术造假事件在网络上发酵数天后，《人物》作者抵达武汉。次日，《人物》作者如约见到了11名学生中的张黎，听对方讲述了事件的大致经过。 为了争取和其他参与举报的学生、学院相关领导、老师聊聊，接下来的几天，《人物》作者都在华中农业大学寻找愿意接受访谈的人。我们说服了一位在读博士生黄璐分享了她决定参与举报的过程，众多细节显示，造假行为令人触目惊心。 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和黄飞若本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交谈。在华中农业大学发布通报，宣布对黄飞若的处理结果后再回顾，最令我们触动的是学生们的不易与勇气。因此，对这桩已经不再是讨论热点的事件，我们仍决定记录下了解到的每一个细节。 1 从华中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华农”）正门到动科动医学院所在的综合楼，开车需要三分半钟。这所大学拥有武汉高校中最广阔的领地，校园里有商业街、隧洞、红绿灯，像一座小城镇。或许因为临近期末，夜晚的校园并不明亮，笼罩在路灯半明半暗的昏昧里。 张黎穿过这样的昏昧来见我。第一次联系时，电话那端的他声音嘶哑，问访谈能不能尽量简短些。作为当时实名接受访谈的当事学生，张黎那些天密集地接待着媒体。他处于博士生涯的最后一年，是11名学生中年纪最长的。微博上，很多网友称他为“大师兄”。 举报事件在网络发酵的程度显然超出“大师兄”和师弟师妹们的预期，华中农业大学这所公众知名度并不算太大的高校一时成为热议的焦点。这天下午，我去了华农第四教学楼。张黎在社交媒体上说，决定举报时，自己感到前途未卜，想“跟当本科阶段在三教四教楼道里背书的自己说声对不起”。也是在这栋教学楼上，曾悬挂着“教学名师”黄飞若的大幅照片。事发后，校内外有不少人到这里打卡，有人还拍下自己和黄飞若照片的合影发到网上。 这是一栋U字形的教学楼，两条对称的长廊上，几个学生正就着冬日难得的阳光背书。或许他们也和当日的张黎一样，想用努力博取一个好前途。爬上4楼，我按照网络照片上的标志找到了那面墙。黄飞若的照片已经被取下，墙上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更多印记显然不那么容易被抹去。举报时，11名学生附上了一份长达125页的pdf文档，详细列举、解释了黄飞若指导或是任通讯作者的多篇论文中的造假之处。这是一场准备充分的战斗，学生们试图撼动在当下的学术体系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 网络图片 变成对手前，黄飞若的形象曾是一位主动向学生伸出橄榄枝的老师。张黎记得，大四时黄飞若找到自己，说自己的实验室有很多成果，学生毕业后都找到了高薪的工作。黄飞若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系主任，曾给张黎上过课。基于对老师的信任，2018年保送硕博连读时，张黎选择了他作为导师。漫长的5年过去，现在的张黎感叹：“我的学术之路已经被他（黄飞若）堵死了。” 张黎眼镜后的脸色有些疲惫。他不愿多回忆在黄飞若手下读书的细节，故事在他的讲述里浓缩成几个关键节点：刚上研究生时，他发现兼作自习室的实验室只有约20平方米，环境简陋，连基础的实验设备都没有，而动科专业需要大量做实验。黄飞若解释，很快就要搬到新楼了，到时候就会好的。搬到第四综合楼后，有了独立的自习室，实验室也比从前宽敞明亮，但实验设备仍然没有解决。 硕士阶段，张黎很少接触实验，发表的期刊论文也是综述性质的，是对已有的研究进行论述和评价，不需要做实验。虽然对导师的教学方式有疑虑，张黎作为一个硕士生也没敢说什么。进入博士阶段后，接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就知道有问题了”。 怎样察觉到“有问题”，另一名博士生黄璐之后说得更具体些。他们发现，实验室里并没有见到有人做实验，数据详尽的论文却在持续不断地产出。实验室甚至没有分析天平——有专业人士打比方，这好比一家互联网公司没有wifi。黄璐做实验需要称样品，只得去别的实验室借天平。在借用登记簿上签字时她发现，上面全是自己导师的学生们借设备的记录。“真的嫌丢人。” 一次组里有名同学做猪饲料的实验，计划将自己调配的特定饲料喂给猪，观察前后变化。因为实验规模较大，需要导师帮助联系合适的饲养场。不久黄飞若在会上称，猪已经喂好了。那名同学觉得奇怪，饲料配方还在自己手里，且自己还没有提交详细的饲养实验方案，猪怎么就喂好了？过了段时间，黄飞若又称，因为非洲猪瘟，猪场的560头猪都死光了。 学生们不敢当面质疑黄飞若，但私下都在议论：“这也太夸张了吧？”渐渐地，这种怀疑成了实验室大部分学生心照不宣的秘密。 作为大师兄，张黎被怀疑导师学术造假的念头折磨得最长久。他曾向好友倾诉，好友劝他忍一忍，拿到自己的学位最重要。他也想过退学，准备拿着学士学位回家乡县城。 退学需要导师签字同意，这条路显然走不通。聚餐的饭桌上，夜晚的自习室里，一些想法却在学生中间慢慢聚集，直到大家都觉得刻不容缓。“又要面对这么多虚假的东西，每次开会又要配合他们演戏，很痛苦。”黄璐回忆当时的心情。 “就想少几个受害者。”张黎说。他们不只想从泥沼里把自己拔出来，也想让以后的学生不再受害。 网络图片 2 和张黎见面的第二天，我进入了华农综合楼。综合楼簇新光亮，出入需要刷门禁卡。绕楼一圈后，我找到背面一扇没锁的小门。动科动医学院在这栋楼的3-6层，我想去试试能否找到更多访谈对象。 这是一栋H形的建筑，每层有ABCDEFG7个区域，包括办公室、实验室、自习室等，每间门口都挂了名牌标明用途。 在5楼，我找到了黄飞若的实验室。名牌上的信息显示，这是黄飞若和另一位老师共用的实验室，安全负责人是黄飞若，下方写着手机号码。接下来的几天，我多次拨打这个号码，不出意料地没有人接。黄飞若的办公室在实验室斜对面，名牌还在，但已被停职的他显然不可能在这时出现在办公室。 网络图片 整个下午徒劳无功。晚上9点多，张黎出现在5楼走廊，八九个学生紧随其后，一同进入实验室。我猜测这就是参与举报的学生们——张黎曾告诉我，最近他们11个同学几乎每天都聚在一起开会，讨论事件进展。我在实验室外等待，想等他们出来时和张黎之外的学生聊聊。前一天张黎说，其他10名学生都不愿接受访谈。但作为报道者，总希望能了解得更多些。 一小时后，学生们从实验室鱼贯而出。看到我，张黎有些惊讶，随即向其他学生介绍：“这是‘人物’的作者。”学生们看看我，又相互看看，脸上都浮出有些腼腆的笑容。一个穿黑色羽绒服的女生说：“刚才我们进去的时候她就在这里了，等了好久。”捕捉到她语气中的善意，我和女孩搭上了话，得知她叫黄璐，博士二年级在读。 黄璐和我交谈时，其他学生一直围在她身边。看得出，他们不愿让团体里的人落单。身处风波中的学生们，选择用谨慎与团结来应对外界。 两天后，在华农门口的一家便利店，我见到了如约前来的黄璐。她沉稳文秀，说话条理清晰。从黄璐的讲述里，更多细节呈现出来—— 和张黎类似，黄璐本科就进入华农，上过黄飞若的课，选择研究生导师时也同样相信过黄飞若的自我吹嘘。开始读研后，黄璐发现做实验很少，大部分时间被黄飞若安排看文献。黄璐学习很刻苦，本科就申请到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经常泡在实验室。读研反而实验少了，她有些疑惑，又觉得可能是自己的水平还不够。 进入博士阶段，情况依然没多大改变。博二要确定毕业论文的题目，黄璐被黄飞若叫到办公室，给了她几个关键词“胆汁酸”、“乙酰化”、“表观遗传学”，让她搜一搜。黄璐没搜出什么有用的信息，黄飞若自己动手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会儿，指着一篇文章对黄璐说：这个题目有做头。前后一共几分钟时间，黄璐的博士论文题目就这样被确定了。 黄飞若给黄璐选定的论文题目是用山竹醇调节妊娠期母猪的胆汁酸分泌，从而影响母猪的生产性能。山竹醇是一种化合物，最早发现于印度藤黄的果实中。黄飞若曾被视为山竹醇研究专家，在知网搜索可以发现，已有7位硕博士在黄飞若的指导下完成了山竹醇相关论文。 黄璐着手设计了实验方案，需要200多头妊娠期母猪和大量山竹醇。2022年，黄飞若让黄璐联系购买大叶藤黄，再从其中提炼山竹醇。虽然黄璐知道以实验室的条件，提取出足够用于检测浓度的山竹醇都困难，她还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四处寻找合适的卖家。刚联系好云南的一家卖主，黄飞若又说，自己已经联系好了某公司，种好了几百斤大叶藤黄，公司还有现代化的提取流水线，让黄璐不用管了。 和那500多头“死了”的猪一样，这几百斤大叶藤黄也始终只存在于黄飞若的言语里。 没见到大叶藤黄，也没见到猪，本来早该开始的实验遥遥无期，读博士的两年里，黄璐除了做一些小规模实验外，要么在帮黄飞若写学校布置的各类材料，要么按黄飞若的要求写综述。但无论她怎么写、改，黄飞若都不满意，在组会上当着众人的面批评她完全没有精神状态。黄璐汇报自己的实验方案，黄飞若总是不耐烦地说，不要汇报这些了，我一时半会也看不了，你去找几个师兄商量。 实验室里等级分明。和两个博士后说话时，黄飞若把张黎、黄璐这些学生叫做“下面的人”，甚至当着他们的面也这么说。他也对黄璐说过“让下面的人去做”，指的是比黄璐年级低的学生。“反正就是一层一层的下面。” “现在下面的人联合起来了。”黄璐说。 3 举报同时通过校内和网络渠道进行。1月16日下午，把实名联合举报信和证明材料发到网上后，11名学生一起前往学院递交举报材料。 黄璐记得，那天走在路上，大家都怀着“超级悲壮”的心情。不时有人说，跟紧点，走近一点。11个人聚成堆，彼此依靠着往前走。 为了收集证据，他们花了一个多月。黄飞若学术造假几乎是肯定的，毕竟学生们都看到了实验室的种种怪异。一名参与举报的硕士生在社交媒体上披露，2022年11月，黄飞若让自己撰写实验性文章，由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负责指导。由于一部分实验结果不显著，黄飞若和那名博士后交流后，博士后直接修改了那部分结果，令硕士生大为震惊。审稿意见回来后，那名博士后还要求硕士生自己画图补上一部分数据，硕士生没有照做，最终论文被拒稿。 刚开始找证据时，学生们都认为，证据一定存在，但需要非常精细地查找搜索才能找到。就像确定房间里有某件东西，被精心隐藏起来了，得耐心寻找。 但当他们把黄飞若指导的数十篇硕博论文及担任通讯作者的期刊论文打出厚厚的一叠，分工查看后发现，东西就明晃晃地躺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 网络图片 这些论文中，有将小鼠的蛋白质免疫印迹结果直接移作猪的印迹结果的，有在猪饲料里加入山竹醇和恩倍酸两种不同的物质，实验结果却完全一致的，还有3个人用不同的物质饲喂蛋鸡，得出的数据也完全相同。 “没想到造假的方式这么拙劣。”黄璐还记得大家当时的震惊。他们也越来越有信心，收集、整理汇总证据的一个多月里，没有人动摇过。白天6楼自习室有其他同学，学生们就等到晚上集中行动。而这一切，就在一层之隔的5楼办公的黄飞若完全没有察觉。 怀着对“铁证如山”的信心，11名学生到学院递出了纸质的实名联合举报信。11个人的签名在信的最下方，每个名字上都印着红色的指印。他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有人去学院前甚至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随时离开。 舆论迅速发酵。许多网友称赞学生们“少年热血”，当事者却承受着悲壮后的巨大恐惧。 举报信递交当晚，几名学生聚在一间会议室。黄璐突然从透明的玻璃门里看到，黄飞若正在向会议室走来。几乎是条件反射式地，黄璐立即转过身，背对大门。她看不到黄飞若的表情，只听到他走进来，云淡风轻地说：“没关系，大家一起把事情解决好，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也是我以后带好学生的一步。”随即离开。一片死寂里，一个女孩吓得哭了出来。 黄璐同样感到“很恐怖”。“他还在这里大摇大摆地出现，走动，感觉有恃无恐。我们就害怕，难道这不是什么大事吗？” 那是学生们最后一次见到黄飞若。1月18日，黄飞若对媒体称，举报不实，有学生带头威胁别人一起举报。张黎在社交平台调侃：这回应不由让我想起了您编造数据时的拙劣。第二天，华农宣布，初步认定黄飞若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将其停职停课，组建导师组全面负责该课题组研究生培养工作。 取得初步胜利的学生们，还要面对自己学术生涯的瑕疵。张黎表示要和之前的科研课题完全切割，举报时他就知道，这意味着自己肯定不能如期毕业，但他愿意承担这份代价；“一切还可以重来。”黄璐觉得，这比永远背负着造假的心理负担好得多。 结束访谈走出便利店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看着黄璐的身影没入校园，我想，学生们完成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而我该做的事，是尽量找到更多信息。 再次进入综合楼，我敲了黄飞若实验室对面的办公室门。两位男老师一听我的来意就表示：不接受访谈。没过一会儿，几个工作人员在走廊一角围住我，称正在排查外来的推销人员，并说这栋楼只有华农的师生能进入。一个工作人员一边“护送”我下楼离开，一边让其他人赶紧去检查楼门是否都锁好了。 我离开武汉10天后，2月6日，华农通报，经调查，黄飞若存在伪造、篡改实验数据和图片、论文署名不当、指导学生失职失责等问题，撤销黄飞若校内一切职务，解除聘用合同。而黄飞若此前担任的校内职务中，有一项是动科动医学院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委员。 通报公布后，黄璐没有回复我问她感受的信息。她在社交平台回顾了自己和战友们报考黄飞若研究生时的心情，说“往事暗沉不可追，来日之路光明灿烂”。其他学生更新的动态，也多在告别过去，为这段特别的经历划上句号。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人物
今天的文章会有一点不太下饭，有些屎尿屁。所以我尽量写短点，言简意赅。 作家莫言最近有点小麻烦，说他涉嫌抹黑英雄之类，要发动万人起诉他，而且还真有不少人签名。对方还曾声称，五年之内要看到莫言受惩处，否则要被迫“使用暴力手段”。 聊天时朋友私下问怎么看，我说其实很简单，莫言还是那个莫言，他从头到尾几乎就一点没动，只不过是屎忽然涨上来了，就把他给淹了。温水煮青蛙，涨屎淹作家，一个道理。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水位，是标记水体位置的。其实还有一个词，叫屎位，是反映基本盘文明程度的。屎位这个东西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一旦高起来就会把人淹了，有的人是全淹，有的人是半淹。你看杜甫就没被淹，回老家居然没事，没被乡亲们扭送有关部门，说明屎位还比较低。苏东坡就被半淹了，差点完蛋，给弟弟的绝命诗都写了。 我是非常敬重莫言老师的。莫言老师其实那么多年一直都是站得比较高的，离屎位比较远的，年轻一点的朋友或许还不太了解，莫言老师曾经被抨击很多的不是犀利，而是挑剔他不够犀利，说他反映现实问题不够，而且莫言老师对被淹这件事一直是比较警觉的，说话一直很小心，莫言嘛。莫言等于是站在小山包上，还踩了个高跷，高跷底下还有个马扎，三层保险，谁想到屎涨起来居然能淹到他呢？ 他都被淹，那很多比莫言之前站得还低的咋办？可想而知，都被屎给泡了。 在这件事里，最搞笑的是有些人，多年来就是爱弄屎去淹别人的，一直努力开渠、通沟、引屎、灌溉，误以为自己御粪有术，结果屎位一涨，把自己也淹了，都逼近嗓子眼了，情急之下还想对暗号呢，可一开口就顿顿顿往里灌。大水冲了龙王庙，大屎淹了化粪池，大肠刺身捅自己嘴里了，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没办法，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之前杨丽萍的孔雀舞居然网上被骂伤风败俗，我说都怪杨丽萍老师太出圈了，一下出到傻瓜圈了。现在莫言老师被屎淹了，是涨屎涨过事业线了。注意不是涨过安全线，而是一家伙涨过了事业线。 你要问我金庸先生保险不保险，我只能说也讲不好。虽然老爷子写的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但是谁知道呢。屎线涨上来，是非常随机随意的，全看“短屎频”怎么解读，比如一个老板，你不知道自己突然被“短屎频”宣布是“企业家”，还是“资本家”，如果被宣布是企业家，就万人起哄膜拜之；如果被宣布是资本家，就万人起诉喂屎吃。 4号的时候，余秀华写了一首诗叫《我拒绝一元钱的赔偿》，有这样几句： 获得诺奖的作家是伟大的，起诉作家的人更伟大 ——这个世界越来越好玩了 我的孙子和我下象棋轻易打破象棋规则 他的炮是核武器，秒杀我的“帅” 我还不能骂他狗日的，因为他说狗狗比人可爱 起诉作家的人要求作家赔偿中国人每一个一元钱 我拒绝这一元钱的赔偿 因为我没有授权他代表我， 我有权拒绝这份耻辱 在正义的肩膀上取下一元钱的重量 经常被叫“脑瘫诗人”的余秀华让我困惑了：这世界，到底是谁脑瘫？这首诗很好，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四个字： 吃屎吧你。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内蒙古旅行，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当地农民，他好奇地谈到那会儿刚出现的“剩女”现象，小心翼翼地问我，是不是在上海真的这样，当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挠着头一脸困惑地说：“怪了怪了，俺们这里只有男的找不到老婆，女的不会嫁不出去。” 在当时，大龄单身女性的确主要还只是一种大城市现象，然而现在，有一个特殊群体甚至比大城市女性更不好找对象，那就是体制内女性——尤其是县城的体制内女性。 大城市里再怎么难，至少“鱼塘”够大，只要有耐心，还是能捞到自己想要的，然而一个县城通常不过数万人，可挑选的范围就窄了很多。与此同时，越是小地方往往越是注重“门当户对”的面子，而这在婚恋观上首先意味着就算女性本人愿意下嫁，父母也很难接受，那可挑选的余地势必就更小了。 在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县城，体制内公务员，那都差不多是本地最好的工作了，如果不肯下嫁，那最好的选择就是也找一个公务员，然而问题在于：这两年来体制内的性别比例越来越失衡。2021年上半年成都公务员拟录用公示的男女比例为148:249，下沉到县一级，女性只多不少。 网络图片 欧阳静、马海鹏2018-2019年间调研了中部某县，发现该县2008年以来体制内新招聘2993人，女性就占了1895人（63.3%），而其中30岁以上未婚女性就有248人，结论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教育系统里更是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大量未婚女教师，她们在县域婚姻市场上成了弱势群体，“不仅失去了主动挑选的主体地位，而且处于被动‘剩下’的尴尬境地”。 为什么体制内会出现这样“女多男少”的结构性不平衡？杨诗栋等人的研究《女生，从高校学生会骨干到公务员？》发现，在高校学生组织中，“女性优势”普遍存在，女生在沟通能力、统筹能力这两个方面明显强于男生。女性更愿意向主流评价体系靠拢，将“稳定”视为自我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评判指标，这又使得她们有更强的意愿考公，这是在社会价值观浸染下追求最大收益的选择。 如果说以前的女性知识精英还能凭借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在大城市开启人生的无限可能，那么近年来的一个现实是：要留在大城市，机会越来越少，要付出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开始务实考虑“性价比”更高的选择，那就是回老家的小城市。然而这么一来，她们又会遇到一个新的现实困境：越是小地方，“体面”的工作机会就越少。 在这种情况下，考公就成了救命稻草，在许多方面都符合女生及其家长的务实打算：只要进入体制内，至少工作安稳有保障，也不需要像做生意那样承担太多风险，婚后还能兼顾家庭（特别是育儿），哪怕收入不高，但个人生活质量有了下限的保障。相比起来，小地方的私企普遍缺乏劳动保障，风险很大，社会也不鼓励女性创业、闯荡，正因此，家长也普遍认为，女孩子最好谋一个安稳的饭碗，更倾向于进体制内。 之所以如此，说到底是因为女性所面临的选择比男性要少得多：虽然理论上说，现在绝大部分职业都向女性开放了，但在现实中，无论是社会角色期待，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都使得女性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其结果，哪怕绝大部分同等条件的岗位，女性岗位的报录比是男性岗位的2-3倍起，如此激烈的竞争仍然没有打退女生的考公热情。有些男生可能考公一年没考上就算了，但女生有的却困在考研考编中五年之久，因为她们的生活通道更为狭窄。 网络图片 然而，更难的还在后头：就算她们考编成功上岸，还有婚恋这一关。父母和女儿再三理性权衡下来，回老家小城市当公务员是性价比最高的理性选择，但随后就会发现，唯一麻烦的就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在大都市里，婚姻还可能是两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基于浪漫情感的自愿结合，但婚恋市场越往下沉，就越带有“拉出来配对”的粗暴风格。这样的配对，双方情感往往都根本来不及培养，首先就考虑各自出身的种种“硬指标”了。城里女性找对象难往往是因为条件太高（婚恋网站VIP付费找对象的都是大龄优质女青年，占了8成），这未必是她们自己“太挑”，有时也是“男强女弱”的婚配观念，使得许多男人担心自己“镇不住”。 现在的年轻一代女性已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全社会的婚恋观念变迁却严重滞后。她们但凡多去相亲几次就会心灰意冷地发现：人们仍然普遍相信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黄金期”很短暂，22岁大学毕业，在小县城25岁还未出嫁的话，父母就得着急了，一过30岁这道坎就更难了。不像男人30多岁只要事业有成，完全没问题，女性仿佛就急剧“贬值”了，不管你多优秀、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本质上你发现，在婚恋市场上你的价值还是体现在子宫上。 网络图片 不久前，情感专栏作家连岳就提到一个案例：37岁女海归，对离异有娃无房的男人有所顾虑，就已经被看作是不切实际了，底下一堆人说“男的是公务员，条件好，但她就要生不出孩子了”。时至今日，对很多男性来说，找老婆从根本上而言仍然只是找个子宫，甚至只要年轻能生，别的都可以不挑；但你可想而知，这样的价值观很难让觉醒了的女性接受，那些离异的女性甚至更挑，因为她们的想法是：我好不容易跳出火坑，为什么还要再跳一次？ 也就是说，在这种传统男权社会价值观占主导的地方，男性仍然普遍认为，婚姻的目的就是生育，女人的基本功能就是生孩子，有时还必须得是男孩；然而对越来越多的新女性来说，抱有这种想法的男性本身就不是合适的婚恋对象，不仅因为这否定了她们的自身价值，也无法满足她们的情感需求。 《南方周末》记者在皖北某县观察县城青年相亲市场时发现，男生自我介绍完，女生离场一大半。这有时是因为话不投机，但更多时候是因为男性身上没什么特别能吸引她们的地方。有位女性朋友曾和我说，她的老同学大龄单身，感叹家里什么都有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每天回家来凉锅冷灶的；我这位朋友基于对本地男人的了解，当即就回了一句：“那你要是结婚了，回家来就是凉锅冷灶再加一个大爷。” 按照经济学原理，激励相容就可以持续，否则就难以持续。传统社会的模式，婚姻对女性而言往往是一种谋生手段：女性不怎么在家庭之外工作，部分也是因为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么男主外女主内的安排，至少在当时也算是激励相容的。到了现代社会，像体制内的女性本身就已有了稳定的独立经济收入来源，很多女性赚钱能力甚至可能比另一半更高，还指望她伏低做小可就真太考验你的手段了。 网络图片 这种“结婚难”的问题，乍看起来是“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但说到底关键还是在人的观念上：两边都无法接受“下嫁”，也都不愿意做出自我调适，与此同时，全社会又继续死守着原有的婚恋观念，爱情、婚姻、生育的神圣三位一体不可撼动。对无数焦虑的女生家长们来说，“结婚”仍是人生中的必经阶段，而不仅仅是一个选项，然而对很多新女性来说，如果结婚到头来只是降低自己生活质量，那为什么非结不可？ 在前些年上映的电影《爱情神话》中，有一点明确无误：在三位女人的生活中，男人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男主角老白或多或少都给她们带来了快乐，但她们没有他，也能过得不错，生活的精彩程度，并不会受到影响。 网络图片 《单身女性的时代》一书说得好：“现代女性有更多的自由选择，她们面前有无数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们蜿蜒交错，一路上有爱，性，伙伴关系，为人父母，事业和友谊，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向前延伸。所以说，女性单身不是一种‘约束’，恰恰相反，它是‘解放’。”这当然不是说女性都单身才好，而只是说，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应当先立足于独立自主的生活，爱情、婚姻和生育都应当是加分项和选项，而不是沉重的任务和枷锁。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活法，单身也只是一个选择，然而在我们社会，女性大龄未婚却被普遍看作是一个“问题”，并且主要根源是她们缺乏结婚意愿。当然，男性打光棍也是老大难，但社会认知是觉得他们不是不想结婚，只是结不了，所以才需要分配老婆。这其中透露出这样一层意思：出现这样的状况，男性不用调整，而应当由女性做出自我调整，“往回走”，那就问题解决了，但问题真的在这里吗？ 在我看来，县城体制内女性找对象难，反倒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在这样基层的社会，也开始有新女性不愿意固守传统的婚恋模式，不肯将就，而坚持更高的婚恋质量和生活品质。问题不是她们“要求太高”，而是当地男性的素质整体低于女性，无法自我调适，响应这样的需求。 网络图片 本质上，这是两种旧模式（“不下嫁”和“必须结婚”）的拉锯与对决。真正的出路不应该是硬要求女性迫于现实勉强妥协（那样恐怕结婚了也不幸福），而是为她们提供更多选择，那就需要打破原有的观念，既不是“非结不可”，也不是不能下嫁，尤为重要的是男性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等到哪一天，这种“雌性选择机制”能促使社会有所改变时，或许我们才能说，积极的变化真的发生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网络图片 昨天，瑞士又来了一次全民公投。 众所周知，瑞士生活成本比较高，所以瑞士选民投票决定，向养老金领取者每年额外增发一个月的养老遗属保险金。当天还有另一项公民提案，为“逐步将该国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66岁及以上”，在公投中则遭到明确否决。 这样一来，从2026年起，瑞士按月发放的养老金将每年支付13次。养老金领取者个人最高退休金将每年增加245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99万元)，全年总计达到31850瑞郎(约合人民币25.92万元)；已婚夫妇的最高退休金将每年增加3675瑞郎(约合人民币2.99万元)，达到47775瑞郎(约合人民币38.88万元)。 对这一提案坚决支持的主要是左翼党派，右翼和中间党派以及国内几大主要经济团体则表示不满，瑞士政府和议会也认为此举将大幅增加支出，明确表示反对。但根据全民公投的结果，这些反对声都已无效。 增加养老金自然有利有弊，瑞士国内的分歧也说明了这一点。但相比事情本身，有些人更不习惯的可能是公投。他们会认为，国家大事岂能儿戏？政府都不同意的事情，怎么老百姓投个票就定下来了呢？ 公投的定义是指公民就被提议之事案，表明赞成与否时所举行之投票，是一种直接民主制。与广泛使用的代议制相比，公投处于补充地位，但一旦动用，所谋多为大事要事。 网络图片 瑞士人是公投先行者，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尝试全民公投，从1848年至今已经进行过六百多次公投，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公投次数的总和。 许多人对公投的反感，是因为他们认为公投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形同闹剧。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值得深深警惕的全民公投，比如希特勒就喜欢这一套。1936年，希特勒将国会改选与“恢复民族荣耀及国家主权”的公投一并举行，投票率高达99%，纳粹党获得了98.8%的支持率。1938年，希特勒又以全民公投方式并吞奥地利，支持率达到99.08%，有人正是就此得出“公投制造民粹”的结论。 也许正因为希特勒的阴影，在自由主义底蕴深厚的英国，二战后曾有不少反对公投之声。如1945年，首相丘吉尔提出针对是否继续战时联合政府举行全民公决，工党领袖克艾德礼明确反对，认为全民公决违反英国民主传统，是独裁者可以利用的工具。后来的撒切尔夫人同样认为全民公投是独裁者的工具，因为独裁者往往会按照自己意愿掌控公投。 但这种判断偷换了概念，即将“全民公投”等同于“独裁者控制下的全民公投”。当年希特勒独裁下的公投，实则是伪公投，并非真正民意的体现。而宪政制度下的公投，即使也有政党政治的左右，即使也有舆论的各种引导，但它充其量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诱导，不具有强制性。 而且，不应低估宪政制度下的民众智商，也不能滥用“民粹”一词。 瑞士前几年曾有一次公投引发热议，主题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即针对瑞士政府是否每月给瑞士成年人发放2500瑞士法郎（约合2万元人民币）这一问题进行公投，最终76.9%的选民对该项提案说不，26个州也全部表示反对。 这个结果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政府每个月给你白发2万人民币，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是大多数瑞士人都表示拒绝，这是不是疯了？ 这甚至不是瑞士人第一次拒绝“馅饼”。2012年，瑞士人以67%的反对率拒绝将原本4周的带薪假期提高至6周，2014年，瑞士人以76%的反对率否决了每小时22瑞士法郎的最低工资标准。反对者们认为，无论最低工资标准、延长带薪假期还是直接发钱，都会腐蚀年轻人，使之丧失学习与工作的动力，不利于社会的长久发展。 按照某些人对“民粹”的理解，上述几个公投理应获得超高支持率才是。可瑞士人的选择一点也不“民粹”，觉悟之高实在让人感慨。这显然与国民素质和公投传统有关，而且，频繁公投多少磨练了瑞士人的责任感和眼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瑞士并非历史上最早进行公投的地方，历史公认的首次公投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阿维尼翁公投，在当时的15.3万名投票者中，超过10万人支持阿维尼翁脱离教皇控制，同时并入法国。后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是基于阿维尼翁公投所创造的“独立公投”概念，在一战后提出“民族自决”。 网络图片 同样在瑞士产生公投之前的还有1845年的德克萨斯公投，公投结果为德克萨斯脱离墨西哥，加入美国。1846年，非洲大陆上的利比里亚发起独立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独立。 如今以高福利著称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是热衷公投的地区。1905年，瑞典-挪威举行解体公投，以99.95%的惊人支持率实现解体，诞生了瑞典和挪威这两个独立国家。作为独立国家的瑞典，1922年以来曾发起六次公投，议题涵盖禁酒、改变驾驶方向、以政府税收资助退休金、核能发电、加入欧盟和采用欧元等。不过瑞典的公投为咨询性质，不具约束力，议会也未必按完全按照投票结果制订政策。1944年，冰岛举行独立公投，支持率同样达到了惊人的99.5%。 二战后，亚非拉大陆的独立公投屡见不鲜，如1958年的几内亚公投、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公投、1964年的津巴布韦公投、1970年的巴林公投等，支持率都极高。但最有意思的公投来自于欧洲，而且与英国有关。1964年，“地中海心脏”马耳他举行独立公投，但独立支持率仅为54.5%，可算是险胜，这是因为马耳他的前宗主国是英国，民众担心离开英国后自己会变穷。 进入90年代后，因为东欧剧变、巴尔干硝烟，独立公投此起彼伏。如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便相继举行独立公投并成为独立国家，仅1991年便诞生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新生国家。同年的斯洛文尼亚独立公投也开启了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序幕。 此后，分离主义的独立公投越来越多。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两次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独立，均未成功。1991年和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两次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地区归属。2008年，巴斯克地区独立公投。该公投被西班牙政府阻止并取消。 如果从历史上公投的频密度和具体效果来看，将之视为“相对多数人的暴政”实在站不住脚。有人将公投的坏处归结为“谁也不能确定自己能赢”，可这个理由只需一句话就能推翻——“谁也不能确定自己一定有道理”。 之前英国的脱欧公投就是个例子，当时结果公布后，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说法：“连英国这种民主积淀如此深厚、国民素质相对较高的国家，搞起公投来都得到了一个人们不想看到的结果，可见公投绝不等于民主，甚至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如果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公投后果更会不堪设想”，并认为“民主绝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公投这种‘极端民主’行不通”。 这些说法都假设了一个前提，即“留欧好，脱欧不好”，所以公投的结果肯定有问题，进而推导出公投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适合地球。这种预设立场的思维方式显然缺乏逻辑，而且“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也似是而非。 在英国脱欧公投前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被嘲笑的肯定不应该是他们。”所谓公投，就是以全体民众的判断力来决定国家大事，结果或可商榷，但过程确实不该被嘲笑。 在英国脱欧一事中，“素质论”是反对意见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他们认为普通民众没有能力权衡利弊，无法胜任公投，尤其是像退欧这种关乎政治、经济、事关国家命运的议题，根本不应该让缺乏专业知识的民众来决定。但从公投历史来看，这显然是多余的担心。 关于这一点，英国前财长克拉克算是个反面教材。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投从未解决过任何问题，除非是在一个强大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或拿破仑的支持下。”这个说法不但抹杀了历史上各种公投的意义，还将公投与民主对立，其潜台词就是“如果公投的结果没有预先决定，那么公投便是有毒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 虽然法国大革命时的阿维尼翁公投是公认的史上首次公投，但公投雏形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被视为民主典范的雅典民主制度，其实就是直接民主形式。它由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等机构组成。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一年召开40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可自由发言，展开辩论，然后进行表决。在小国寡民的雅典城邦时代，这种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 但也有人认为，恰恰是直接民主形式导致了雅典帝国的覆灭。当雅典城邦成为雅典帝国后，国家实际事务繁多，直接民主形式无法适应这种发展，反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比如失败的西西里远征就是野心家煽动民众，利用公民大会所促成，这场失败也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导致帝国崩溃。也正因此，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曾声称“即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会仍将是一群暴民。”这句话也常被喜欢把“民粹”二字挂在嘴边的人士所使用。 可是，一个帝国的覆灭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如果从政治角度分析，以公民大会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形式当然有其局限，但更致命的问题是雅典帝国并没有及时发展国家管理的专业机构。换言之，公民大会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与现代政治的差距恰恰在此。 现代文明社会的直接民主，与古希腊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有着足够丰富的支撑与配套。这种支撑来自宪政和施行已久的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至于配套，现代国家的各种事务机构已臻完善，具有相对稳定的执行力。在这种情况下，以公投弥补代议制的缺陷，已有足够土壤。比如最热衷公投的瑞士，在国家制度上就相当完善，它有两院制的联邦议会，国民院（下院）代表人民，联邦院（上院）代表瑞士26个州。公投这一直接民主手段，始终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从历史来看，早在1848年首次公投之前，瑞士就已有悠久的“露天议会”历史。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使得人们十分担忧的“多数人暴政”没有出现，反而能始终以妥协和共识为底线。 关于公投，有一种思维差别值得注意：一些人认为，当面对大事时，国家领导人乃至政府、国会就应该挺身而出，如果他们将决定权交给民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国家领导人乃至政府、国会在无法代表民众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也会使得决策缺乏正当性，此时最需要的便是还权于民。 也有人认为，频繁公投是民众对于精英政治的失望，代议制也将走进死胡同。但如果我们明白公投是代议制的有效补充，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公投与代议制直接对立的思维。 特别要指出的是，瑞士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仍然坚守自由主义的国家之一。公投作为瑞士人的常用手段，其实是对国家控制的一种消解。 当然，民众会犯错，但即使真的如此，人们仍可在制度允许下进行纠错。一来民主制度本身就存在纠错空间，二来民众在公投中会提高学习能力，从而更好地纠错。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产税修正，1978年的公投结果是以压倒性优势通过缩减房产税等税种，在某些人看来当然是“民粹”的结果，但到了1988年和1990年，加州民众在两次公投中多半选择了增税。 文章来源：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