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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富士贵有个约会之风生水起

我的家在Footscray,距离墨尔本CBD以西5公里。广东人将Footscray称为富士贵,寓意“富且贵”。清澈秀丽的马里比农河(Maribyrnong River)环绕着它的东侧和南侧,流经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和四季常青、姹紫嫣红的富士贵公园(Footscray Park)。公园的对岸,便是维多利亚州最负盛名的Flemington赛马场。

从澳大利亚勋章到华裔在澳洲

作者:邓菲 每年1月26日澳大利亚国庆日,澳大利亚政府都会颁发澳大利亚勋章(The Order of Australia),以表彰那些对国家或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今年,共有1,085人获此殊荣,他们的名字刊登在当天的《The Age》报纸上。我仔细查阅了获奖者名单,发现华裔获奖者仅有三位。 首先是获得澳大利亚勋章伴勋(AC,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艾伦·程(Professor Allen Cheng)。他是莫纳什大学传染病学教授兼主任,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公共卫生专家之一。他的父母于20世纪50年代分别从香港和马来西亚移居澳大利亚求学。 其次是获得澳大利亚勋章会员(AM,Member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的菲利普·铁·忠(Professor Philip Tiet Chung)。他参与创立了法律数据库AustLII,使公众能够免费查阅法律法规和法院判决。(注:除其姓氏外,未能找到关于忠教授华裔背景的资料。) 第三位是获得澳大利亚勋章奖章(OAM,Medal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黄宝光(Pho Quang Hang)先生。他是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华人及后裔互助会(ACDMA) 主席,因长期致力于支持和提升华人社区的地位与影响力而获奖。 除了澳大利亚勋章,每年的澳大利亚节还会评选 “澳大利亚年度人物”(Australian of the Year)。我查阅了 1980 年至 2025 年 的获奖名单,发现在这 45 年里,仅有 一位华裔获奖——1996 年的余森美医生(Dr. John Yu)。他于1934年生于中国南京,童年时期随家人移居澳大利亚,因在儿科医疗与医院管理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此殊荣。 当看到这些数据,我不禁思考:—— 为什么获得澳大利亚最高荣誉的华裔比例如此之低? 为探讨这一问题,我查阅了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历史,并将华人移民潮大致归纳为四个阶段:淘金潮(1850 年代)、东南亚难民潮(1970 年代)、六四事件前后的留学潮(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以及 技术与投资移民潮(20 世纪中期至今)。 淘金热:华裔移民的第一次浪潮 自 1757 年起,清朝实施 “一口通商” 政策,西方商人仅能在 广州进行贸易,使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被誉为 “天子南库”。 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 《南京条约》,除支付巨额赔款外,还开放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 五个港口通商。这改变了中国的贸易格局。上海凭借接近丝绸和茶叶产地的地理优势,以及作为南北海运中转站的便利条件,迅速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 贸易重心的转移、沉重的赋税以及经济衰退,使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失业率急剧上升,民生困苦。 19 世纪中期,美国旧金山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巴拉瑞特(Ballarat “新金山” ) 相继发现黄金。走投无路的珠江三角洲众多居民纷纷远渡重洋。富裕者自费购票前往,贫困家庭则将子女卖给中介商人,成为契约劳工(俗称“卖猪仔”),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矿区工作。 在淘金热的 高峰期(1853–1863 年),约有 4 万多华人淘金者抵达澳大利亚,占当时矿工人口的 20% 至 25%。 由于华人矿工人数众多、工资低廉、工作勤奋,且他们不加入白人矿工工会,引发了白人矿工的不满,导致歧视和暴力袭击。为限制华工流入,各殖民地政府相继出台歧视性法律。例如,维多利亚州于 1855 年通过《华人移民法》,对入境华人征收人头税,以限制他们进入淘金场。 淘金热结束后,尚未还清债务的契约劳工转向其他矿业或农场工作。自由劳工则有的返回中国,有的留在澳大利亚,转型从事农业、商业或服务业。墨尔本小柏克街(Little Bourke Street)的唐人街,正是由这些离开金矿的华人矿工逐渐聚居并发展而成。 1901 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移民限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正式实施 “白澳政策”,禁止非欧裔人口移民澳大利亚。此政策使华人人口在 19 世纪末至 1950 年代 维持在约 50,000 人 左右。 难民安置:第二次华裔移民潮 20 世纪 50 年代后,澳大利亚对亚洲移民的政策逐步放宽。1951 年推出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成为关键转折点之一。作为英联邦合作项目,该计划旨在帮助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并提供奖学金资助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香港的学生赴澳大利亚等国留学。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约有1万名亚洲学生通过该计划来到澳大利亚。 科伦坡计划成为1973年 “白澳政策” 正式废除的先声。随着政策改变,澳大利亚迎来了第二次华人移民潮,主要包括逃离越南、柬埔寨和东帝汶战乱的难民。 1975 年 4 月 30 […]

陶洛诵:Lisa 的后半生(第16章至第18章)

89民运期间,Lisa去了两次田广那儿两次,问组织上有什么任务?田广说刚才开了个会,去领事馆门口示威游行,说他也打电话给领事馆了,让他们不要害怕。

陶洛誦:Lisa 的后半生(第13章至第15章)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一篇文章有她最合适的归宿。即发表的刊物和喜欢她的读者

陶洛誦:Lisa 的后半生(第10章至第12章)

到悉尼后最想拜见给我发表文章的“星岛日报”主笔刘渭平先生。和他约好在悉尼唐人街附近的“星岛日报”报社见面。

朱红:非洲之旅

英国历史学家巴兹尔·戴维森在他1959年出版的《古老非洲再发现》一书中说过: “黑暗大陆(非洲)”根本不是那么黑暗;虽然曾经遭到西方史学家的否认,但它确实有灿烂的历史。

陶洛誦:Lisa 的后半生(第7章至第9章)

阿辽沙老爹弯腰驼背,满头白发,一个大鹰钩鼻子,一双鹞子眼,嘴唇上翘着两撇白胡子。出门必是西服革履,在门口的衣架上取下礼帽手杖。像个没落贵族。

张奥列: 情有独“钟”

我居住的小区叫Hornsby(康士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确实“情有独钟”。那真的是一口钟啊,一座庞然大物的“水钟”。这水钟不仅是康士比的“地标”,也是悉尼的景点,更是全澳大利亚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陶洛誦:Lisa 的后半生(第4章至第6章)

阿德莱德是南澳首府,拥有一百多万人口。语言学校班里有位叫张耀的同学说“澳洲人心眼儿好,在这儿饿不死。” Lisa 深有同感,她拿着纸条寻找某处,总有人主动上前帮忙。

陶洛誦:Lisa 的后半生(第一章至第三章)

住在悉尼市中心apartment 的儿子Simon 为了填一张表格,短信给妈妈Lisa, “你是哪天到澳大利亚的?” “1987.7.11。” Lisa 不厌其烦地写下自己变身份的原因,所聘律师和事务所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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