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菲:阿拉斯加鲑鱼的启示

鲑鱼的生命短暂却目标明确;人类的生命漫长却迷惘。看着它们一次次奋力跃上凯奇坎的瀑布,我仿佛理解了意志与牺牲的真义

跟随顾睿老师欣赏《睡莲池塘》

2025 冬季巨献《法国印象派展》于 6 月 6 日至 10 月 5 日在 维多利亚州国家美术馆(NGV)举办,全部作品来自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超过 100 幅珍贵画作,包括莫奈(Claude Monet)、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德加(Edgar Degas)、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卡萨特(Mary Cassatt)、莫里索(Berthe Morisot)等大师的代表作品,堪称视觉盛宴。

《我与富士贵有个约会之幸福读书会》

图书馆位于Paisley街56号,占地约36米宽、46米深,于1994年落成,是一栋外观朴实的两层楼建筑。虽然规模和藏书数量或许不及市区一些新近落成的现代图书馆,但那挑高的主楼设计、贯通两层的天花板,以及匠心独具的露天庭园,却令人眼前一亮。

邓菲:我与富士贵有个约会之“小非洲”杂感

2025年复活节周日,在富士贵中心Albert街Kmart旁的Nan’s Bakehouse,作者与家人朋友谈及4月17日两名警察在店前步行区开枪击毙一名持刀男子Abdnasir Abdulaha Salad的事件,该索马里裔难民患有精神疾病,曾有持刀袭警记录,因警察未配备电击枪而直接开枪,引发250人抗议游行,并暴露出富士贵治安恶化及“小非洲商圈”族群融合的挑战。

我与富士贵有个约会之缘起

命运注定的故事,终究会发生。这便是“缘”。而“份”呢?却需要自己去把握。缘分让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磁场和事件中,邂逅一件或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生命的轨迹或许因此而改变。

我与富士贵有个约会之风生水起

我的家在Footscray,距离墨尔本CBD以西5公里。广东人将Footscray称为富士贵,寓意“富且贵”。清澈秀丽的马里比农河(Maribyrnong River)环绕着它的东侧和南侧,流经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和四季常青、姹紫嫣红的富士贵公园(Footscray Park)。公园的对岸,便是维多利亚州最负盛名的Flemington赛马场。

邓菲:从澳大利亚勋章到华裔在澳洲

2024年1月26日澳大利亚国庆日,澳大利亚政府颁发澳大利亚勋章,表彰1085位对国家或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其中华裔获奖者仅有艾伦·程、菲利普·铁·忠和黄宝光三位,引发作者对华裔获最高荣誉比例低的思考。

【人在澳洲】千里赴会

作者:邓菲 圣诞假期是澳洲人一年中最快乐、最热闹的时光。这个假期包括两天公共假期:25号是耶稣的生日,26号是拆解礼物日。从26号到新年之间的公众假期仅相隔五天,政府部门大多从圣诞节一直休息到新年。许多公司和个人也将圣诞假期与新年假期连在一起,再加上相连的周末,便形成了长达十天的假期。而圣诞节正是这十天假期的开端,接下来还有一周多的休息时间。因此,无论年龄大小,是否信仰基督教,大家都会感到无比欢乐。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信仰在澳洲的影响力日益淡化。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43.9%的人选择了基督教各派,而38.9%的人则表示没有宗教信仰。与2006年相比,当时有63.9%的人选择了基督教派,18.7%的人表示无宗教信仰。而每周都去教堂的虔诚信徒,到2021年大约只占人口的4%。 这种变化让我不禁回想起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出生在新中国,那个时代没有宗教自由。小时候,我被教育要“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如今,与我一同成长的人,几乎没有谁真心希望自己是“无产阶级”。至于是否还有人将“共产主义”视为信仰,那更是难以知晓。 在澳大利亚,圣诞节已不再是一个宗教的节日,而是一个所有人与家人团聚的庆典。如今,“丢几只虾进烧烤炉”已经成为圣诞节的经典元素,与袋鼠和沙滩一起,构成了澳洲文化的标志。 今年的圣诞节,我从墨尔本飞往黄金海岸,跨越了1335公里,参加了一个家庭聚会。此次旅行的起因是我儿子与Elle订婚,而Elle的母亲热情邀请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就一起庆祝圣诞节和订婚吧。”虽然一开始我有些犹豫,但为了不扫他们的兴,最终还是愉快地决定随行。 与黄金海岸重逢 圣诞前夜,墨尔本的冷风瑟瑟,但飞越云霄后,黄金海岸温暖的海风迎面扑来,令人顿感舒适。二十多年前,我曾带着全家、姐姐一家以及父母一同来到黄金海岸,度过了难忘的一周。当时,我们住在Burleigh Head海滩旁的一套公寓里。那时的海滩格外安静,每当清晨和黄昏,我们的大家庭是唯一的游客。直到父母已步入耄耋之年,他们依然时常提起那段我们在晨曦与夕阳下在海边翩翩起舞的美好回忆。这次千里迢迢而来,难免期待在那片沙滩上再度漫步,也算是对已故父母的怀念。Elle的父母和妹妹欣然陪我们一起去了Palm Beach和Burleigh Head。 Palm Beach的沙滩宽阔细腻,海水清澈如翡翠,浪花一波波涌上岸。我们脱下鞋子,欢笑着踩入清凉的海水中,随着海浪一蹦一跳。瞬间,所有的疲惫都被大海的气息冲散。我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黄金海岸,感受到父母就在身边!忽然,一阵强风夹带着浮沙扑面而来,我们急忙半闭着眼睛,拾起沙滩上的鞋子,匆忙跑回岸上。 稍晚些,我们来到Burleigh Head,选择静坐在高地上远眺。眼前,海浪拍打着巨石,气势磅礴,随着震耳欲聋的“哗哗”声,海浪撞击起千万片晶莹剔透的浪花,在空中绽放,再坠落回归大海。远处,冲浪者天堂(Surfer’s Paradise)的高楼群在夕阳下闪烁,恍如海市蜃楼。 不一样的圣诞大宴 在回Elle家路上,我脑海中浮现出摆满餐桌的圣诞大餐。中国人的任何庆祝活动都少不了美食,而澳洲西方人的圣诞聚会同样充满了各式美食和甜品,令人期待。回到主人家,Elle的两位姐妹和她们的妈妈一同进入厨房,准备各自的拿手好菜。Elle的妈妈做了一种用黄油果、奶油奶酪、番茄粒、香草和瓜子仁层层叠加的蘸酱,搭配玉米片食用。Elle则做了一道羽衣甘蓝、碧根果和干酪做成的沙拉,而Elle的妹妹做的是意大利面配番茄、伏特加和奶油做成的酱料。我这时才突然发现,Elle的家人是素食者。 我平时很少吃含奶油的食物,更不会把它们当作主食。本能地觉得这些食物口感黏腻,油脂较多。相比之下,我偏好更健康的食物,越自然越好,比如大块的肉、新鲜的蔬菜和香喷喷的米饭。这次只好入乡随俗。晚餐时,Elle的妈妈说第二天早上会陆续有客人来。 第二天清晨,果然听到客厅传来的笑语声。我走出房间,看到Elle的母亲和Elle的妹妹忙着在厨房准备食物。Elle的妈妈把奶油和草莓、蓝莓放在酥皮上,送进烤箱,烤至金黄;Elle的妹妹则用一片酥皮加奶油奶酪和新鲜香草做酱,再盖上一层酥皮,切成圣诞树或麻花的形状,放入烤箱,烤至金黄。 我跟随客人来到房屋后面与房子相连的宽敞露台。房子建在山谷的高处,扶着露台栏杆眺望,风景壮丽。周围的楼房与绿树鳞次栉比,沿山坡延展。远处,一条运河蜿蜒穿过,河水反射着清晨的阳光,熠熠生辉。客人和主人围坐在露台中间的一张大户外餐桌旁,桌上摆着刚出炉的酥皮点心,还有一个客人带来的水果、羊奶酪和香菜沙拉。吸引我的只有那盘沙拉。 来客中有房客、亲戚和朋友。十几位宾主因缘际会围坐在一起,共同庆祝圣诞。微风轻拂,阵阵凉意让人神清气爽。宾主间你一句我一句,气氛和谐融洽。以往参加的圣诞派对,我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美食上,话题也围绕着美食展开。而这次聚会,却与美食无关,客人们的对话成为了聚会的主角。 青春无界 在聆听客人谈话时,我忽然意识到,坐在这里的年轻人来自不同的国度,而且大多数人在2024年经历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移。有从新西兰来的实习兽医,从堪培拉到黄金海岸的职员,从马德里来的护士,从泰国来求学的学生,还有一位逆向迁移,从黄金海岸搬到布里斯本的占星师。这些迁移者自然地分享了各自适应新环境时遇到的挑战。 新西兰来的兽医感叹道:“澳洲的税务申报太复杂了。我至今还没有申报2024年的收入税,因为不知道哪些项目可以扣减。新西兰的‘随薪扣税’系统是雇主直接从工资中扣除所得税和意外事故赔偿基金费用,没有扣减的概念。我只有工资收入,所以根本不需要年终报税。” 从堪培拉到黄金海岸的女士接着说:“你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难免会遇到因制度不同而产生的困难。我只是从澳洲的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结果也遇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难题。我的车在堪培拉的车辆注册是五月份到期,我花了近千块做了车辆‘道路合格’检测,又交了超过一千块的注册费。六月份我搬到了这里。好家伙,不但我的车要在昆士兰重新注册,还必须先通过昆士兰的‘道路合格’检测,他们不接受堪培拉的检测报告。结果,我又花了差不多两千多块钱才把车注册上。光在两省注册一辆车就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现在物价高,房租贵,政府一点也不体谅百姓。” 占星师是Elle的远房表姐。她搬迁前住在Elle家车库后的一个小套间里。她说:“对啊,现在什么都贵。房租不仅贵,而且不好找。刚到布里斯本,因为没有经纪公司的租房推荐,我申请了几个单间都没被接受。我只好暂时在朋友家沙发上睡。几个星期后,我的朋友也不耐烦了,说我‘待得太久’,让我几天内搬出去。我还以为我要变成流浪汉,幸好限期内找到了住处。” 马德里来的护士现在住在Elle父母家车库后的那个小套间。她说:“天啊,我也差点被赶到街头。我到达这里后,看到了一个分租的广告,房租每周500块,是一个新买房子的房东出租其中一间房以减轻房贷压力。我去看房时,房东说:‘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我毫不犹豫地搬了进去。谁知道搬进去后,每次我在厨房做饭,房东就不高兴。两个星期后,房东说:‘你在家煮饭影响我工作,请你中午12点到下午6点不要进客厅和厨房。’我的工作是三班倒,难免白天要在家。于是,从那天起我连午餐都不在家做,都出去吃。但是,过了两个星期,房东又说:‘你还是影响我工作。你必须在12点到下午6点之间出去,不能留在家里。’我气愤地问:‘我每周按时付房租,为什么不能待在家里?’结果房东说:‘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必须搬走。’我搬走时,房东还不肯退还押金。” 从泰国来的学生说:“在澳洲租房子实在太贵了。我刚来时住的学生公寓,每周租金550块,还要和别人共用浴室。后来找到便宜一点的,但还是很贵。我很幸运刚到这里就找到了一份药店的工作,可是药店里的一位老职工对我特别不友好,无缘无故向经理投诉。为了保住工作,我也只能忍气吞声。” Elle的妹妹是搞流行音乐的。她说:“过了年我就要去英国待三个月,录制一张音乐专辑。希望我在英国不会遇到你们那样的挫折。” 我插话说:“挫折肯定会有,但每个人遇到的挫折可能不同。挫折和挑战总是与机遇和成功并存的。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且踏实努力,就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难。我相信,你的音乐专辑一定会很成功。” Elle的妹妹看了看我,说:“那你今年遇到了什么挫折,又实现了什么梦想?” 我的2024 我之前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突然被问到时,不禁有些不知所措。回顾过去的一年,算是我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一年。除了在工作上得心应手,工作之外的收获也相当丰盈。2023年底,我出版了《子夜对谈 – 客家旧事》(《客家旧事》)一书,结识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并与其中几位建立了纯洁而深厚的友谊。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重新拿起笔,开始写散文和短篇故事。幸运的是,这些作品都被《看中国》报刊登了。另有一篇创作更被选入《世界海外华人作家最佳短篇小说2024年选》。年底时,我与台湾的博客思出版社签约,计划在2025年出版《客家旧事》的第二版。 我想了想,最后说道:“我和你们的人生阶段不同。我处于人生的稳定期,而你们都还年轻,站在人生的起点。记得在你们这个年龄时,我独自一人从当时仍闭关锁国的中国,漂洋过海来到陌生的墨尔本。刚到墨尔本时,我的英语几乎听不懂,也说不流利,更糟的是,我身无分文。为了续签证,我每半年还需要支付昂贵的学费。当时我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肯定比你们今年遇到的更加严峻。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经历了无数的人生波折,终于走到了今天。我敢肯定,你们现在的起点,比我当初刚到澳洲时要高得多。既然我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们更有能力超越挑战,成就自己理想。” 时间飞逝,转眼间已经是下午一点,到了我和女儿赶飞机的时刻。临别时,我们与新旧朋友一一拥抱告别。短短几个小时的相聚,每个人的心中都悄悄装载了一份他人的故事与祝福。 当我们乘坐的波音737-800翱翔于湛蓝的天空,白云悠然飘荡,仿佛在向2024年挥手告别。匆匆的旅程让我见证了一场充满温馨与欢乐的聚会,也让我从中窥见了2024年澳洲社会的缩影,并反思自己走过的历程。 在全球动荡的背景下,这些年轻人面临的却是柴米油盐、房租物价等现实的重重挑战。尽管每个人的困境各不相同,但他们勇敢地走出家门,迎接未知的挑战,展现出的坚韧与努力,依然令人由衷钦佩。 每段人生旅程,都有它的美妙与独特。这段让我饥肠辘辘的“千里赴会”,注定会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圣诞聚会。我忆起了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历经半生风雨,我依然心怀期待。也愿与年轻的朋友们共勉。

台湾游随想

旅游的天气就像一个盲盒,只有当旅程结束的那一刻,才能揭晓运气的好坏。

车祸以后

作者:邓菲 一年半前,冰拿起手机,拨通了表哥的电话。 “喂,阿冰, 表哥亲切的声音传来,冰的心瞬间崩溃,泪水夺眶而出。 “表哥,我妈两天前在过马路时被车撞倒了,抢救无效,当天就在医院离世了。” 她哽咽着说道,声音微弱如同无助的风。 表哥失声道:“怎么会这样?再过几天就是她的87岁生日了。上个月我还和她视频聊天,她声音洪亮,气色也好,活到一百岁都不成问题啊!” 话语中透露出他难以置信的震惊。 冰努力控制住情绪,缓缓说道:“表哥,这两天我一直在想,死亡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我在医院见到妈时,她非常安详,就像在酣睡。除了额头有些淤青,身体上没有其他伤痕。医生说根据伤势分析,车祸撞击头部的力度应该使她顷刻失去知觉,一直到去世都处于无痛状态。理性来说,这是几辈子修来的“好死”。你也别太难过了。我们都要节哀顺变。” 表哥沉默片刻,声音低沉却坚定:“你现在肯定心乱如麻,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但等你稍微冷静下来,一定要起诉肇事司机。被撞了怎么能算“好死”?那个司机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只有让他赔偿,才能稍解你心头之恨。” 挂断电话后,冰感到一阵无力,仿佛心中积压的悲痛与愤怒同时涌来。她意识到有必要了解澳洲的交通事故赔偿条例,于是上网查找相关资料。维州交通事故委员会(TAC – Transport Accident Commission)的网站上有很多关于索赔的详细信息。 母亲去世后两个月,九月来临,冰终于办妥了所有文件,飞往广州为母亲处理国内的后事。她的住处自然是表哥家。 表哥与冰并没有血缘关系——冰的伯母是表哥的姨妈。三十多年前,冰的父亲曾帮助表哥和表嫂从韶关调到广州工作。冰的父母移民澳洲后,表哥一家搬进了冰父母的房子,既照看了房屋,也改善了自己的居住条件。表哥一家一直住到冰的父亲去世并卖掉房子为止。表哥知恩图报,每次冰一家回国时,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的起居。 表哥对交通事故索赔的事始终念念不忘。冰刚在他家安顿下来,表哥便迫不及待地问道:“你有没有着手起诉和索赔?司机撞死你妈,理应赔偿,至少得索赔上百万才能解恨。” 冰平静地告诉表哥:“我们那儿有个机构叫维州交通事故委员会。车主每年要缴纳一项‘无过错’保险费,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者或家属都可以向这个机构索赔。如果事故导致死亡,他们会支付在澳洲境内的葬礼费用,但金额有上限。如果死者有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还会提供一次性赔偿金。对小于十八岁的未成年的子女,这个机构也支付抚养费。但我妈既没有配偶也没有未成年子女,所以唯一的保险赔偿就是葬礼费用。” 表哥愤愤不平:“这太不公平了!怎么撞死了人却不用赔偿?” 冰解释说:“危险驾驶的司机会根据情况受到罚款或刑事监禁。最严重的情况下,罚款额接近五十万,或判处二十年监禁,甚至两者并罚。” 表哥依然愤难平,“肇事司机实在可恶。最近,我女婿的父亲骑电瓶车时被撞,司机还拒绝调解。我现在正帮亲家写诉状呢。” “他伤得重吗?现在情况怎么样?” 冰关切地问。 表哥说,“现在好多了。被撞后看了一个多月的中医,去医院的每次都花不少钱。这个官司必须打!” 冰认真看了一遍表哥写的诉状。表哥退休前是建筑公司的工程师,诉状条理清晰,还附上了所有治疗费用的清单和发票。 “表哥,你写得这么专业,是不是学过法律?” 冰好奇地问。 表哥耸耸肩:“现在这种官司很多,法院有诉状模板,照着式样组织材料就行了。” “除了这种个人诉讼的方式,中国有没有类似维州交通事故委员会的机构,能向交通事故受伤者支付医疗费用?” 冰继续问,“如果肇事司机身无分文,而受害者因受伤失去了工作能力,有没有政府机构能支付受害者的医疗、护理费用和收入损失?” 表哥摇头:“没有这样的机构,一切都由肇事者赔偿。如果肇事者没钱,法院也无法执行,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这种双方都一地鸡毛的情况太常见了。” 回忆起母亲出事后那段天昏地暗的日子,冰心中不禁感慨:如果那时还得顾及打官司,赔偿可能还没到手,她自己的精神就崩溃了。一个公平的社会应有完善的机制来帮助弱势群体和困境中的人们。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和家人已承受生命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哪还有精力投入到繁琐的索赔诉讼中?最令人心痛的是,那些失去经济来源却得不到任何社会帮助或补偿的人,可能连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也折断了。 冰在中国期间,表哥骑着电瓶车载她到银行和母亲生前的单位办理各种手续。每次坐在后座,冰总觉得表哥视交通规则为儿戏,坐在后座的她仿佛置身于一部惊险的动作片,冷汗直流。她忍不住对表哥说道:“你这样开车太冒险了。你不是有汽车吗?开车会安全一点。” 表哥回答:“车是给阿婷买的,现在是阿旺在开。他每天要开车送孙女孙子上学。” 表哥和表嫂只有一个女儿阿婷,三十年来对她百般疼爱。阿旺是阿婷的丈夫,这对小夫妻工作不稳定,买车买房都向父母求助,典型的“啃老族”。表嫂曾是生意场上的女强人,但两年前因突发中风去世,表哥失去了伴侣,变得形单影只,对女儿和女婿更加百依百顺。 回澳洲前,冰与表哥、阿婷一家外出吃饭。阿旺一路开车像个暴发户,不时按喇叭。冰嘴上提醒道:“不要急,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不必争分夺秒。”心里却轻蔑地想:“一个伸手族,居然还有胆量摆出一副成功人士的嘴脸!” 在广州住了三个星期后,冰便返回了澳洲。 元旦时,冰给表哥打电话拜年,但他没接,只回复了“祝新年快乐”几个字。农历新年到来时,冰拨打了几次电话,终于接通了。 “表哥,你好吗?” 冰问。 “一样啦。” 表哥答道,声音中透出万般疲惫。 “阿婷一家好吗?” 冰再问。 表哥沉默了片刻,突然脱口而出:“好个屁!” 冰心头一紧,赶忙问:“出了什么事?” 表哥语气中带着气愤和焦虑:“阿旺开车撞死了人,快要进监狱了。” 冰被突如其来的坏消息震惊,只能沉重地说:“怎么回事?慢慢说。” 表哥断断续续地讲述事情经过。几个月前,阿旺带着儿子去游乐园,途中撞死了一位匆匆过马路的中年男子。死者是来广州打工的外地人,家中有老人和孩子。调解时,死者家属要求二百万赔偿,而阿旺东拼西凑最多只能拿出五十万。调解失败后,案件交由法院审理。一审判决阿旺和死者各负一半责任,但死者家属不服,上诉后,二审判决阿旺负七成责任,需要赔偿抚慰金及老人和孩子的抚养费。 冰关切地问:“阿婷是不是正在卖车卖房来凑钱赔偿?” 表哥叹了口气:“调解失败后,他们办了假离婚。车和房都在阿婷名下,房子是小产权房,只有六十年居住权,没有买卖权。阿旺拿不出赔偿金,所以要坐两年牢。他本该早已入狱,但因同类案件太多,不知是法院忙不过来还是监狱没空位,他现在还在外等着进去。出狱后,如果找到正规工作,工资也得全部给死者家属。” “阿婷怎么样?” 冰问,心中隐隐担忧。 表哥绝望地回答:“她能好吗?车祸后受了很大打击,不久就小中风了。她工作的幼儿园趁她住院时直接把她辞退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倒霉事一桩接一桩。” 冰回忆起当初表哥和表嫂极力反对阿婷与阿旺在一起,但阿婷坚持说:“他虽然没什么本事,但他对我真心。” 事实确实如此,结婚多年,两人育有一双儿女,女儿刚上大学,儿子刚上小学。阿旺一直包揽了家务,对阿婷也始终温柔体贴。尽管冰觉得阿旺无能又浮夸,但她也为阿婷找到一个爱她的人而感到高兴。如今看来,或许是父母的宠溺为阿婷建造了一座虚幻的 “海市蜃楼”,让当事人和旁观者都看到了“有情饮水饱”的假象。冰不禁叹道:“表哥和阿婷以后的日子,真难啊!” 农历新年过后不久,冰收到了来自维多利亚州验尸法院关于母亲交通意外死亡的报告。报告裁定事故是由于路面可见度低而引发的意外,司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冰心中默默思忖,母亲在天之灵或许会对这样的裁决表示宽恕。事故发生后,司机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救护车及时赶到,将母亲送入医院急诊室,冰得以在母亲离世前见到她那仿佛沉浸在梦中般安详的面容。 此刻,冰不禁想起了那个被阿旺撞死的中年人——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今后该如何渡过生命中的惊涛骇浪?这场车祸给两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冰突然意识到,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深刻影响命运的走向和人性的权衡。假如社会机制并非完全依赖肇事双方自行处理,而是能够根据死者和伤者及其家属的需求,提供经济和心理援助,两个家庭虽同样会经历巨大的悲痛,但社会保障制度至少能为死者家属带来一些安慰,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同样,若存在类似TAC的保险机制,阿婷和阿旺也许就不必为了逃避责任而假离婚、自保逃避。 阿旺或许会因为这场车祸而领悟到生命的脆弱,从而收敛那份浮夸的个性;阿婷也许会在经历巨变后,逐渐体会到父母为她构筑的那座虚幻“海市蜃楼”的难得与珍贵。然而,命运的悲剧早已将他们的悔悟掩埋在无尽的绝望之中。至于表哥,他或许能因此更深刻地理解换位思考的意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内心的宁静。然而在短暂的通话中,她却感到表哥的人生如一条滑坡的河流,静静滑向深渊,无法自拔。 泪水一滴滴滑落在阿冰的脸颊上。她仿佛听见死者的父母、妻子和儿女,表哥、阿婷、阿旺绝望的哭喊声。她默默地祈祷:祖国母亲啊,请您早日听到儿女们撕心裂肺的求救声,早日设立一个完善的车祸保险制度,为那些突遭不幸的个人和家庭带去黑暗中的一丝心灵之光。 她小心翼翼地收起母亲的死亡报告,嘴角浮现出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自言自语道:“至少那位意外撞到母亲的人可以释怀了。这个世界若少一分焦虑,便会多一分安宁、良知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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