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菲 2025年复活节周日，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我与几位家人和朋友坐在富士贵(Footscray)中心Albert街Kmart旁的Nan’s Bakehouse，一边品着咖啡，一边闲话家常。店面不大，顾客稀少，我们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透过玻璃窗望出去，街道上少了往日的车水马龙与熙熙攘攘，显得格外冷清。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沉静，毫无节日应有的欢快气息。 因为这反常的冷清，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向了4月17日——那起震惊社区的枪击事件。 我说：“大前晚看电视时，忽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螺旋桨声。我立刻冲出房间，只见一架警用直升机正悬停在夜空中。当时我就意识到，富士贵中心肯定出事了。直到前晚看新闻，才知道原来就在这家店前面的步行区，两名警察开枪击毙了一名持刀男子。” 霏接着说：“那天晚上我九点下班，从墨尔本回来，路过这里大约是九点半。远远就看到整条街已经被警察拉起封锁线。我昨天在新闻里也看到了相关报道。” 苗插话道：“我室友正好在事情发生时经过Paisley街和Albert街的交叉口。她说当时街上还有不少行人。她先是听到了几声枪响，然后就看到一个人应声倒在了人行道上，两名持枪警察慢慢走近那名倒地者。” 大卫皱眉问：“两个警察对付一个拿刀的人，为什么不用电击枪或者胡椒喷雾？非得开枪？” 卓说：“警察这份工作不容易。还记得去年四月悉尼Bondi Junction Westfield购物中心的那起持刀杀人案吗？六人遇害，十二人受伤。幸好赶到现场的女警果断击毙凶手，否则伤亡可能更惨重。街上人多，死者又挥舞着刀，警察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刻开枪是本能反应，根本来不及细想。” 霏点头道：“富士贵这两年治安每况愈下。街头经常能见到流浪汉、醉酒者和吸毒者，晚上下班走回家时我常常感到不安。就连白天，我也会刻意避开从Paisley街通往Irving街的Nicholson街那一段。那段路近年来成了‘非洲街’，街上几乎见不到其他族裔，让人感觉那里的街道氛围与整个富士贵格格不入。” 我轻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深有同感。富士贵这些年的变化，真的让我感到心痛。每当看到店铺门窗的涂鸦、被砸碎的玻璃橱窗、路边散落着空酒瓶和注射针筒，心里总会涌上一阵不安。” 大卫问：“造成现在这种社区治安状况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么复杂、又如此敏感的问题，哪是一时三刻能说得清的？ 离开咖啡馆后，我独自沿着市中心走了一圈。Barkly街上，两家店铺的钢化玻璃橱窗被砸碎，裂纹如蜘蛛网般蔓延开来。沿街商铺门窗的涂鸦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黑夜中遭受的凌辱。 两晚前枪击事件的发生地附近，几位非洲裔男子坐在街边的长椅上，另有几人站在他们面前围成一圈，气氛凝重低沉，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复活节过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这起警察开枪致死事件。据《The Age》4月23日和26日的报道，死者名为Abdnasir Abdulaha Salad（ “萨拉德”，又名 Ahmed），35岁，来自索马里，是一位在澳大利亚生活多年的难民。据称他患有精神疾病，长期露宿街头，当地的慈善机构和很多本地无家可归者都认识他。 根据报纸刊登的照片，我记得也曾在富士贵中心与他插肩而过。他身材高大，五官端正，蓄着一头浓密的小卷发，浓眉下是一双略带忧郁与疲惫的大眼睛，上唇覆着一簇修剪整齐的小胡子。无论是面容还是体型，他都颇具特色，令人过目难忘。 案发当晚约9点，警方接获报案称在Paisley街角有人挥舞刀具。两名警察迅速赶到现场，命令该男子放下武器，但萨拉德却持刀冲向他们。警察随即开了六枪，萨拉德当场中弹身亡。 当晚正值复活节长周末前夜，街上人流密集。事发时，有目击者在现场高声质问：“为什么要开枪？！”警员回应：“他手里拿着刀！” 媒体报道证实，现场的两名警员当时均未配备电击枪（Taser）。尽管维州政府早在2021年宣布将投入2.14亿澳元，在四年内为所有一线警员配备Taser，但由于培训进度滞后与经费限制，该计划推行缓慢，涉事警员尚未完成培训和配备。 4月22日，约250人参与了抗议游行。游行者高举“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与“Mental Health Needs Care, Not Bullets”（精神病患需要关怀，而非子弹）等横幅，高喊“No Justice, No Peace”（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口号。队伍途经警察局，穿越市中心，最终抵达枪击案现场。虽然大部分示威者保持和平，但约有30人一度向警方投掷酒瓶，现场出现紧张局面。 据《The Age》5月16日的报道，关于萨拉德死亡事件的首次听证会于5月15日在维多利亚验尸法庭举行。协助验尸官的律师在庭上表示，当晚8点，萨拉德在Kmart商店内撕开一包刀具，罔顾店员的制止，劫走其中最大的一把刀。 法庭获悉，警方在开枪前曾命令萨拉德“趴在地上”，但他仍走向警员。警员再次高喊：“放下刀，放下刀”。据称，萨拉德突然冲向喊话的警员，警方随即开火。 听证会上还提到，这并非萨拉德第一次与警方发生持刀对峙。去年1月，他在Altona North的一家工厂旁，手持刀具冲向一名警察。该警员曾对其喷射胡椒喷雾，但未能将其制服。尽管萨拉德没有放下刀，却停止了冲锋，转而走向附近的停车场。警方随即持枪尾随，并用警棍击打其头部将其制服。萨拉德因此被控多项罪名，包括袭警和持有管制武器。他对相关指控认罪，并被判入狱32天。 由于萨拉德是非洲裔移民，示威者指控警方的开枪具有种族歧视动机。维州警方坚决否认这一指控，发言人表示：“这是一起可能危及大量市民安全的事件。” 为了更好地理解事件的背景，我查阅了非洲裔移民来澳的历史。直到19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非洲裔人口相对较少。早期的非洲裔移民主要来自埃及、西非国家及非阿拉伯裔族群，如加纳等国，其中部分移民是通过英联邦援助计划来到澳大利亚的。 1990年代后，非洲裔人口在澳大利亚迅速增长。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约有32.6万人在非洲出生，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3%；其中约9万人居住在维多利亚州。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移民占非洲出生人口的七成以上，构成了澳洲非洲裔社区的主体。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多通过技术移民或留学途径定居澳大利亚。 相比之下，来自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刚果的家庭多因战乱与饥荒，通过人道主义项目移居澳大利亚。以索马里为例，约80%的移民是通过难民和人道主义渠道来到澳大利亚的。截至2021年，全国约有1.8万名自认祖籍为索马里的居民，其中超过一半定居在维多利亚州。死者萨拉德正是于2013年以难民身份来到澳大利亚的索马里裔移民。 自1973年正式废除“白澳政策”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在立法与财政投入上不断体现包容与接纳的精神。然而，每一波移民的到来，仍伴随着新的挑战。尽管各级政府以及广大民众在消除种族歧视方面付出了持续努力和诚意，族群间的误解与隔阂依然存在，持续影响着不同社区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自1970年代起，富士贵接纳了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各地的移民和难民。近十年来，富士贵市中心的非洲商店数量日益增多，沿Nicholson街和Paisley街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非洲商圈”（Little Africa Precinct）。维多利亚州政府将该区域列为重点发展区域，并大力投入公共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升级、文化推广和经济振兴。根据2024年8月23日的新闻发布，州政府与马里比农市政府（Maribyrnong City Council，富士贵为其行政中心）联合再投资45万澳元，用于“小非洲商圈更新计划”，旨在“打造更安全、更充满活力的文化空间，彰显富士贵的多元文化特色”。 说来惭愧，尽管我每周都会在富士贵市中心走动，却从未真正踏足过“小非洲”商圈。5月3日星期六，也就是枪击事件发生两周后，我决定亲自走访一趟。那天，我从Albert街出发，沿着Paisley街一路走到Leeds街，然后折返Nicholson街——那里每一根路灯柱上都挂着写有‘小非洲’字样的旗帜。沿途所见，各类非洲商铺林立：15家时装与礼品店、15家餐饮店、7家发型屋、3家果蔬杂货店，另有面包店、肉店、酒店、药房和税务所各一间。 最让我意外的是一处名为“富士贵中庭商业中心”（Footscray Hub – Business Centre）的通道，连接着Nicholson街与Albert街。沿着这条狭窄的商业街，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四十多家风格各异的店铺：从各式假发，到饰有刺绣与亮色镶边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传统长裙，再到阿拉丁的神灯，应有尽有。我仿佛置身于摩洛哥老城区的集市，异域风情扑面而来。 然而，尽管商铺琳琅满目、五彩斑斓，整条街却意外地冷清——行人寥寥，顾客更是少之又少。 我拍了几张照片，一位中年妇女走近，严厉地质问：“你在这里拍什么？” 我解释道：“这些店铺和色彩鲜艳的服饰让我想起了摩洛哥的集市。” 她似乎放下了戒心，语气也变得亲切起来：“你是从中国来的吗？我去年刚去过广州。” 我告诉她：“我就是从广州来的。你去广州是旅游吗？” 她笑着说：“不是旅游，是去进货。我在这里经营一家非洲发型屋。我们每年都去广州采购假发。” 她还告诉我自己来自苏丹。 我好奇地问：“这些商铺都是苏丹人开的？” 她连忙摇头：“当然不是。”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指数道：“这里有来自非洲各国的店铺：埃塞俄比亚、西非、索马里、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刚果、厄立特里亚……太多了，我都数不过来了。” 我注意到，这里的店铺门窗也有刺目的涂鸦，两家店铺的玻璃被打碎，一扇窗的正中央赫然留下两个弹孔，令人不寒而栗。 离开那条街后，我来到了热闹非凡的富士贵市场。市场内人来人往，喧嚣热闹的人间烟火气，与不远处“小非洲”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购物的人以亚洲人为主，包括越南人、中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也不乏一些欧洲面孔，却几乎看不到非洲裔的身影。 这让我不禁思考：是他们出于本能，抗拒与外族人群的交融？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使他们与这片多元热闹的土地始终保持着距离？ 回家的路上，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从未真正踏足过“小非洲”？是不是在内心深处，也潜藏着某种偏见？坦白说，对他们的不了解，加上他们的肤色与高大体型，确实让我产生下意识的畏惧。但换个角度想，他们对外界的戒备，何尝不是源于过往的创伤太深？他们曾在难民营中颠沛流离，饱受饥饿与战火，亲眼目睹家园被摧毁、尊严被践踏。这样的伤痕，不会因一次迁徙或跨越国界而自动痊愈。 如果我也曾经历那种几近难以承受的苦难——家园的失落、亲人的离散、信任的崩塌，我是否还会有勇气，走近他人？ 记得数年前乘坐出租车时，司机曾讲起自己的故事。苏丹内战爆发时，他才十二岁，独自在首都求学。内战的第一枪打响在他的家乡。学校紧急疏散，他急忙赶回老家，却发现家人早已逃难无踪。他只得跟随邻居一路逃亡，辗转进入肯尼亚的一个难民营。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他孤身一人从一个营地流落到另一个营地，尝尽人间冷暖。他后来到达了津巴布韦並找到一份临时工作。也正是从那里，他获得机会，踏上前往澳大利亚的移民之路。 他说，刚来澳洲时，他一无所有，而且与家人失联已有近二十年。但他始终怀抱一个信念：他有能力在这里生存下来，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并最终找回失散的亲人。他感恩澳大利亚向他敞开大门，给予他重新开始的机会。 如今，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性格开朗，在富士贵拥有一套小公寓，还有一辆配有真皮座椅的出租车——这一切让他倍感自豪。 他还告诉我，在澳大利亚稳定下来后，他开始努力寻找失联多年的家人——最终，他真的找到了他们。 原来，他们逃亡后辗转于多个难民营，几经流离，最终返回了故乡。只是，当他终于重新与家人取得联系时，母亲却已经不在人世。 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并非个例。在无数非洲移民的身上，我们都能感受到：即便命运多舛、历经创伤，他们依然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在富士贵市中心，有几个定点每周定期为无家可归者和经济拮据者提供免费食物。5月5日（星期一）傍晚，我路过Nicholson 行人区，看到食物发放点前排起长龙，约有两百人。令我意外的是，人群中竟看不到一张非洲裔的面孔。那一刻，我仿佛触碰到了他们内心深处那份坚韧的自尊，以及不愿示弱的敏感骄傲。 政府斥资建设和更新“小非洲”商区，沿街插上印有“小非洲”字样的旗帜，初衷固然是善意的，却也可能无形中营造出一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文化孤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真正的融合，应建立在跨种族的理解与信任之上。唯有协助非洲移民走出创伤、融入社会，同时引导主流社会放下偏见、尊重他们的尊严与价值，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共融。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在《礼运大同篇》中描绘了“大同世界”的理想图景。进入全球化时代，澳大利亚已走在民族交融的前列。作为多元文化的前沿阵地，富士贵既享受着多元带来的活力与丰富，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融合期的阵痛与考验。 世界大同的根本，在于爱、信任与包容。千百年来，仁人志士为此而奋斗，道阻且长。可以预见，民族融合终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也许千年以后，地球上只剩下一种族群：地球族。到那时，多元文化不再是彼此的差异，而将镌刻在每个人的DNA之中。
作者：邓菲 每年1月26日澳大利亚国庆日，澳大利亚政府都会颁发澳大利亚勋章（The Order of Australia），以表彰那些对国家或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今年，共有1,085人获此殊荣，他们的名字刊登在当天的《The Age》报纸上。我仔细查阅了获奖者名单，发现华裔获奖者仅有三位。 首先是获得澳大利亚勋章伴勋（AC，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艾伦·程（Professor Allen Cheng）。他是莫纳什大学传染病学教授兼主任，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公共卫生专家之一。他的父母于20世纪50年代分别从香港和马来西亚移居澳大利亚求学。 其次是获得澳大利亚勋章会员（AM，Member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的菲利普·铁·忠（Professor Philip Tiet Chung）。他参与创立了法律数据库AustLII，使公众能够免费查阅法律法规和法院判决。（注：除其姓氏外，未能找到关于忠教授华裔背景的资料。） 第三位是获得澳大利亚勋章奖章（OAM，Medal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黄宝光（Pho Quang Hang）先生。他是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华人及后裔互助会（ACDMA） 主席，因长期致力于支持和提升华人社区的地位与影响力而获奖。 除了澳大利亚勋章，每年的澳大利亚节还会评选 “澳大利亚年度人物”（Australian of the Year）。我查阅了 1980 年至 2025 年 的获奖名单，发现在这 45 年里，仅有 一位华裔获奖——1996 年的余森美医生（Dr. John Yu）。他于1934年生于中国南京，童年时期随家人移居澳大利亚，因在儿科医疗与医院管理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此殊荣。 当看到这些数据，我不禁思考：—— 为什么获得澳大利亚最高荣誉的华裔比例如此之低？ 为探讨这一问题，我查阅了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历史，并将华人移民潮大致归纳为四个阶段：淘金潮（1850 年代）、东南亚难民潮（1970 年代）、六四事件前后的留学潮（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以及 技术与投资移民潮（20 世纪中期至今）。 淘金热：华裔移民的第一次浪潮 自 1757 年起，清朝实施 “一口通商” 政策，西方商人仅能在 广州进行贸易，使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被誉为 “天子南库”。 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 《南京条约》，除支付巨额赔款外，还开放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 五个港口通商。这改变了中国的贸易格局。上海凭借接近丝绸和茶叶产地的地理优势，以及作为南北海运中转站的便利条件，迅速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 贸易重心的转移、沉重的赋税以及经济衰退，使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失业率急剧上升，民生困苦。 19 世纪中期，美国旧金山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巴拉瑞特（Ballarat “新金山” ） 相继发现黄金。走投无路的珠江三角洲众多居民纷纷远渡重洋。富裕者自费购票前往，贫困家庭则将子女卖给中介商人，成为契约劳工（俗称“卖猪仔”），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矿区工作。 在淘金热的 高峰期（1853–1863 年），约有 4 万多华人淘金者抵达澳大利亚，占当时矿工人口的 20% 至 25%。 由于华人矿工人数众多、工资低廉、工作勤奋，且他们不加入白人矿工工会，引发了白人矿工的不满，导致歧视和暴力袭击。为限制华工流入，各殖民地政府相继出台歧视性法律。例如，维多利亚州于 1855 年通过《华人移民法》，对入境华人征收人头税，以限制他们进入淘金场。 淘金热结束后，尚未还清债务的契约劳工转向其他矿业或农场工作。自由劳工则有的返回中国，有的留在澳大利亚，转型从事农业、商业或服务业。墨尔本小柏克街（Little Bourke Street）的唐人街，正是由这些离开金矿的华人矿工逐渐聚居并发展而成。 1901 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移民限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正式实施 “白澳政策”，禁止非欧裔人口移民澳大利亚。此政策使华人人口在 19 世纪末至 1950 年代 维持在约 50,000 人 左右。 难民安置：第二次华裔移民潮 20 世纪 50 年代后，澳大利亚对亚洲移民的政策逐步放宽。1951 年推出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成为关键转折点之一。作为英联邦合作项目，该计划旨在帮助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并提供奖学金资助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香港的学生赴澳大利亚等国留学。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约有1万名亚洲学生通过该计划来到澳大利亚。 科伦坡计划成为1973年 “白澳政策” 正式废除的先声。随着政策改变，澳大利亚迎来了第二次华人移民潮，主要包括逃离越南、柬埔寨和东帝汶战乱的难民。 1975 年 4 月 30 […]
作者：邓菲 圣诞假期是澳洲人一年中最快乐、最热闹的时光。这个假期包括两天公共假期：25号是耶稣的生日，26号是拆解礼物日。从26号到新年之间的公众假期仅相隔五天，政府部门大多从圣诞节一直休息到新年。许多公司和个人也将圣诞假期与新年假期连在一起，再加上相连的周末，便形成了长达十天的假期。而圣诞节正是这十天假期的开端，接下来还有一周多的休息时间。因此，无论年龄大小，是否信仰基督教，大家都会感到无比欢乐。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信仰在澳洲的影响力日益淡化。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43.9%的人选择了基督教各派，而38.9%的人则表示没有宗教信仰。与2006年相比，当时有63.9%的人选择了基督教派，18.7%的人表示无宗教信仰。而每周都去教堂的虔诚信徒，到2021年大约只占人口的4%。 这种变化让我不禁回想起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出生在新中国，那个时代没有宗教自由。小时候，我被教育要“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如今，与我一同成长的人，几乎没有谁真心希望自己是“无产阶级”。至于是否还有人将“共产主义”视为信仰，那更是难以知晓。 在澳大利亚，圣诞节已不再是一个宗教的节日，而是一个所有人与家人团聚的庆典。如今，“丢几只虾进烧烤炉”已经成为圣诞节的经典元素，与袋鼠和沙滩一起，构成了澳洲文化的标志。 今年的圣诞节，我从墨尔本飞往黄金海岸，跨越了1335公里，参加了一个家庭聚会。此次旅行的起因是我儿子与Elle订婚，而Elle的母亲热情邀请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就一起庆祝圣诞节和订婚吧。”虽然一开始我有些犹豫，但为了不扫他们的兴，最终还是愉快地决定随行。 与黄金海岸重逢 圣诞前夜，墨尔本的冷风瑟瑟，但飞越云霄后，黄金海岸温暖的海风迎面扑来，令人顿感舒适。二十多年前，我曾带着全家、姐姐一家以及父母一同来到黄金海岸，度过了难忘的一周。当时，我们住在Burleigh Head海滩旁的一套公寓里。那时的海滩格外安静，每当清晨和黄昏，我们的大家庭是唯一的游客。直到父母已步入耄耋之年，他们依然时常提起那段我们在晨曦与夕阳下在海边翩翩起舞的美好回忆。这次千里迢迢而来，难免期待在那片沙滩上再度漫步，也算是对已故父母的怀念。Elle的父母和妹妹欣然陪我们一起去了Palm Beach和Burleigh Head。 Palm Beach的沙滩宽阔细腻，海水清澈如翡翠，浪花一波波涌上岸。我们脱下鞋子，欢笑着踩入清凉的海水中，随着海浪一蹦一跳。瞬间，所有的疲惫都被大海的气息冲散。我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黄金海岸，感受到父母就在身边！忽然，一阵强风夹带着浮沙扑面而来，我们急忙半闭着眼睛，拾起沙滩上的鞋子，匆忙跑回岸上。 稍晚些，我们来到Burleigh Head，选择静坐在高地上远眺。眼前，海浪拍打着巨石，气势磅礴，随着震耳欲聋的“哗哗”声，海浪撞击起千万片晶莹剔透的浪花，在空中绽放，再坠落回归大海。远处，冲浪者天堂（Surfer’s Paradise）的高楼群在夕阳下闪烁，恍如海市蜃楼。 不一样的圣诞大宴 在回Elle家路上，我脑海中浮现出摆满餐桌的圣诞大餐。中国人的任何庆祝活动都少不了美食，而澳洲西方人的圣诞聚会同样充满了各式美食和甜品，令人期待。回到主人家，Elle的两位姐妹和她们的妈妈一同进入厨房，准备各自的拿手好菜。Elle的妈妈做了一种用黄油果、奶油奶酪、番茄粒、香草和瓜子仁层层叠加的蘸酱，搭配玉米片食用。Elle则做了一道羽衣甘蓝、碧根果和干酪做成的沙拉，而Elle的妹妹做的是意大利面配番茄、伏特加和奶油做成的酱料。我这时才突然发现，Elle的家人是素食者。 我平时很少吃含奶油的食物，更不会把它们当作主食。本能地觉得这些食物口感黏腻，油脂较多。相比之下，我偏好更健康的食物，越自然越好，比如大块的肉、新鲜的蔬菜和香喷喷的米饭。这次只好入乡随俗。晚餐时，Elle的妈妈说第二天早上会陆续有客人来。 第二天清晨，果然听到客厅传来的笑语声。我走出房间，看到Elle的母亲和Elle的妹妹忙着在厨房准备食物。Elle的妈妈把奶油和草莓、蓝莓放在酥皮上，送进烤箱，烤至金黄；Elle的妹妹则用一片酥皮加奶油奶酪和新鲜香草做酱，再盖上一层酥皮，切成圣诞树或麻花的形状，放入烤箱，烤至金黄。 我跟随客人来到房屋后面与房子相连的宽敞露台。房子建在山谷的高处，扶着露台栏杆眺望，风景壮丽。周围的楼房与绿树鳞次栉比，沿山坡延展。远处，一条运河蜿蜒穿过，河水反射着清晨的阳光，熠熠生辉。客人和主人围坐在露台中间的一张大户外餐桌旁，桌上摆着刚出炉的酥皮点心，还有一个客人带来的水果、羊奶酪和香菜沙拉。吸引我的只有那盘沙拉。 来客中有房客、亲戚和朋友。十几位宾主因缘际会围坐在一起，共同庆祝圣诞。微风轻拂，阵阵凉意让人神清气爽。宾主间你一句我一句，气氛和谐融洽。以往参加的圣诞派对，我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美食上，话题也围绕着美食展开。而这次聚会，却与美食无关，客人们的对话成为了聚会的主角。 青春无界 在聆听客人谈话时，我忽然意识到，坐在这里的年轻人来自不同的国度，而且大多数人在2024年经历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移。有从新西兰来的实习兽医，从堪培拉到黄金海岸的职员，从马德里来的护士，从泰国来求学的学生，还有一位逆向迁移，从黄金海岸搬到布里斯本的占星师。这些迁移者自然地分享了各自适应新环境时遇到的挑战。 新西兰来的兽医感叹道：“澳洲的税务申报太复杂了。我至今还没有申报2024年的收入税，因为不知道哪些项目可以扣减。新西兰的‘随薪扣税’系统是雇主直接从工资中扣除所得税和意外事故赔偿基金费用，没有扣减的概念。我只有工资收入，所以根本不需要年终报税。” 从堪培拉到黄金海岸的女士接着说：“你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难免会遇到因制度不同而产生的困难。我只是从澳洲的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结果也遇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难题。我的车在堪培拉的车辆注册是五月份到期，我花了近千块做了车辆‘道路合格’检测，又交了超过一千块的注册费。六月份我搬到了这里。好家伙，不但我的车要在昆士兰重新注册，还必须先通过昆士兰的‘道路合格’检测，他们不接受堪培拉的检测报告。结果，我又花了差不多两千多块钱才把车注册上。光在两省注册一辆车就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现在物价高，房租贵，政府一点也不体谅百姓。” 占星师是Elle的远房表姐。她搬迁前住在Elle家车库后的一个小套间里。她说：“对啊，现在什么都贵。房租不仅贵，而且不好找。刚到布里斯本，因为没有经纪公司的租房推荐，我申请了几个单间都没被接受。我只好暂时在朋友家沙发上睡。几个星期后，我的朋友也不耐烦了，说我‘待得太久’，让我几天内搬出去。我还以为我要变成流浪汉，幸好限期内找到了住处。” 马德里来的护士现在住在Elle父母家车库后的那个小套间。她说：“天啊，我也差点被赶到街头。我到达这里后，看到了一个分租的广告，房租每周500块，是一个新买房子的房东出租其中一间房以减轻房贷压力。我去看房时，房东说：‘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我毫不犹豫地搬了进去。谁知道搬进去后，每次我在厨房做饭，房东就不高兴。两个星期后，房东说：‘你在家煮饭影响我工作，请你中午12点到下午6点不要进客厅和厨房。’我的工作是三班倒，难免白天要在家。于是，从那天起我连午餐都不在家做，都出去吃。但是，过了两个星期，房东又说：‘你还是影响我工作。你必须在12点到下午6点之间出去，不能留在家里。’我气愤地问：‘我每周按时付房租，为什么不能待在家里？’结果房东说：‘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必须搬走。’我搬走时，房东还不肯退还押金。” 从泰国来的学生说：“在澳洲租房子实在太贵了。我刚来时住的学生公寓，每周租金550块，还要和别人共用浴室。后来找到便宜一点的，但还是很贵。我很幸运刚到这里就找到了一份药店的工作，可是药店里的一位老职工对我特别不友好，无缘无故向经理投诉。为了保住工作，我也只能忍气吞声。” Elle的妹妹是搞流行音乐的。她说：“过了年我就要去英国待三个月，录制一张音乐专辑。希望我在英国不会遇到你们那样的挫折。” 我插话说：“挫折肯定会有，但每个人遇到的挫折可能不同。挫折和挑战总是与机遇和成功并存的。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且踏实努力，就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难。我相信，你的音乐专辑一定会很成功。” Elle的妹妹看了看我，说：“那你今年遇到了什么挫折，又实现了什么梦想？” 我的2024 我之前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突然被问到时，不禁有些不知所措。回顾过去的一年，算是我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一年。除了在工作上得心应手，工作之外的收获也相当丰盈。2023年底，我出版了《子夜对谈 – 客家旧事》（《客家旧事》）一书，结识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并与其中几位建立了纯洁而深厚的友谊。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重新拿起笔，开始写散文和短篇故事。幸运的是，这些作品都被《看中国》报刊登了。另有一篇创作更被选入《世界海外华人作家最佳短篇小说2024年选》。年底时，我与台湾的博客思出版社签约，计划在2025年出版《客家旧事》的第二版。 我想了想，最后说道：“我和你们的人生阶段不同。我处于人生的稳定期，而你们都还年轻，站在人生的起点。记得在你们这个年龄时，我独自一人从当时仍闭关锁国的中国，漂洋过海来到陌生的墨尔本。刚到墨尔本时，我的英语几乎听不懂，也说不流利，更糟的是，我身无分文。为了续签证，我每半年还需要支付昂贵的学费。当时我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肯定比你们今年遇到的更加严峻。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经历了无数的人生波折，终于走到了今天。我敢肯定，你们现在的起点，比我当初刚到澳洲时要高得多。既然我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们更有能力超越挑战，成就自己理想。” 时间飞逝，转眼间已经是下午一点，到了我和女儿赶飞机的时刻。临别时，我们与新旧朋友一一拥抱告别。短短几个小时的相聚，每个人的心中都悄悄装载了一份他人的故事与祝福。 当我们乘坐的波音737-800翱翔于湛蓝的天空，白云悠然飘荡，仿佛在向2024年挥手告别。匆匆的旅程让我见证了一场充满温馨与欢乐的聚会，也让我从中窥见了2024年澳洲社会的缩影，并反思自己走过的历程。 在全球动荡的背景下，这些年轻人面临的却是柴米油盐、房租物价等现实的重重挑战。尽管每个人的困境各不相同，但他们勇敢地走出家门，迎接未知的挑战，展现出的坚韧与努力，依然令人由衷钦佩。 每段人生旅程，都有它的美妙与独特。这段让我饥肠辘辘的“千里赴会”，注定会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圣诞聚会。我忆起了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历经半生风雨，我依然心怀期待。也愿与年轻的朋友们共勉。
作者：邓菲 一年半前，冰拿起手机，拨通了表哥的电话。 “喂，阿冰， 表哥亲切的声音传来，冰的心瞬间崩溃，泪水夺眶而出。 “表哥，我妈两天前在过马路时被车撞倒了，抢救无效，当天就在医院离世了。” 她哽咽着说道，声音微弱如同无助的风。 表哥失声道：“怎么会这样？再过几天就是她的87岁生日了。上个月我还和她视频聊天，她声音洪亮，气色也好，活到一百岁都不成问题啊！” 话语中透露出他难以置信的震惊。 冰努力控制住情绪，缓缓说道：“表哥，这两天我一直在想，死亡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我在医院见到妈时，她非常安详，就像在酣睡。除了额头有些淤青，身体上没有其他伤痕。医生说根据伤势分析，车祸撞击头部的力度应该使她顷刻失去知觉，一直到去世都处于无痛状态。理性来说，这是几辈子修来的“好死”。你也别太难过了。我们都要节哀顺变。” 表哥沉默片刻，声音低沉却坚定：“你现在肯定心乱如麻，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但等你稍微冷静下来，一定要起诉肇事司机。被撞了怎么能算“好死”？那个司机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只有让他赔偿，才能稍解你心头之恨。” 挂断电话后，冰感到一阵无力，仿佛心中积压的悲痛与愤怒同时涌来。她意识到有必要了解澳洲的交通事故赔偿条例，于是上网查找相关资料。维州交通事故委员会（TAC – Transport Accident Commission）的网站上有很多关于索赔的详细信息。 母亲去世后两个月，九月来临，冰终于办妥了所有文件，飞往广州为母亲处理国内的后事。她的住处自然是表哥家。 表哥与冰并没有血缘关系——冰的伯母是表哥的姨妈。三十多年前，冰的父亲曾帮助表哥和表嫂从韶关调到广州工作。冰的父母移民澳洲后，表哥一家搬进了冰父母的房子，既照看了房屋，也改善了自己的居住条件。表哥一家一直住到冰的父亲去世并卖掉房子为止。表哥知恩图报，每次冰一家回国时，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的起居。 表哥对交通事故索赔的事始终念念不忘。冰刚在他家安顿下来，表哥便迫不及待地问道：“你有没有着手起诉和索赔？司机撞死你妈，理应赔偿，至少得索赔上百万才能解恨。” 冰平静地告诉表哥：“我们那儿有个机构叫维州交通事故委员会。车主每年要缴纳一项‘无过错’保险费，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者或家属都可以向这个机构索赔。如果事故导致死亡，他们会支付在澳洲境内的葬礼费用，但金额有上限。如果死者有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还会提供一次性赔偿金。对小于十八岁的未成年的子女，这个机构也支付抚养费。但我妈既没有配偶也没有未成年子女，所以唯一的保险赔偿就是葬礼费用。” 表哥愤愤不平：“这太不公平了！怎么撞死了人却不用赔偿？” 冰解释说：“危险驾驶的司机会根据情况受到罚款或刑事监禁。最严重的情况下，罚款额接近五十万，或判处二十年监禁，甚至两者并罚。” 表哥依然愤难平，“肇事司机实在可恶。最近，我女婿的父亲骑电瓶车时被撞，司机还拒绝调解。我现在正帮亲家写诉状呢。” “他伤得重吗？现在情况怎么样？” 冰关切地问。 表哥说，“现在好多了。被撞后看了一个多月的中医，去医院的每次都花不少钱。这个官司必须打！” 冰认真看了一遍表哥写的诉状。表哥退休前是建筑公司的工程师，诉状条理清晰，还附上了所有治疗费用的清单和发票。 “表哥，你写得这么专业，是不是学过法律？” 冰好奇地问。 表哥耸耸肩：“现在这种官司很多，法院有诉状模板，照着式样组织材料就行了。” “除了这种个人诉讼的方式，中国有没有类似维州交通事故委员会的机构，能向交通事故受伤者支付医疗费用？” 冰继续问，“如果肇事司机身无分文，而受害者因受伤失去了工作能力，有没有政府机构能支付受害者的医疗、护理费用和收入损失？” 表哥摇头：“没有这样的机构，一切都由肇事者赔偿。如果肇事者没钱，法院也无法执行，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这种双方都一地鸡毛的情况太常见了。” 回忆起母亲出事后那段天昏地暗的日子，冰心中不禁感慨：如果那时还得顾及打官司，赔偿可能还没到手，她自己的精神就崩溃了。一个公平的社会应有完善的机制来帮助弱势群体和困境中的人们。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和家人已承受生命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哪还有精力投入到繁琐的索赔诉讼中？最令人心痛的是，那些失去经济来源却得不到任何社会帮助或补偿的人，可能连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也折断了。 冰在中国期间，表哥骑着电瓶车载她到银行和母亲生前的单位办理各种手续。每次坐在后座，冰总觉得表哥视交通规则为儿戏，坐在后座的她仿佛置身于一部惊险的动作片，冷汗直流。她忍不住对表哥说道：“你这样开车太冒险了。你不是有汽车吗？开车会安全一点。” 表哥回答：“车是给阿婷买的，现在是阿旺在开。他每天要开车送孙女孙子上学。” 表哥和表嫂只有一个女儿阿婷，三十年来对她百般疼爱。阿旺是阿婷的丈夫，这对小夫妻工作不稳定，买车买房都向父母求助，典型的“啃老族”。表嫂曾是生意场上的女强人，但两年前因突发中风去世，表哥失去了伴侣，变得形单影只，对女儿和女婿更加百依百顺。 回澳洲前，冰与表哥、阿婷一家外出吃饭。阿旺一路开车像个暴发户，不时按喇叭。冰嘴上提醒道：“不要急，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不必争分夺秒。”心里却轻蔑地想：“一个伸手族，居然还有胆量摆出一副成功人士的嘴脸！” 在广州住了三个星期后，冰便返回了澳洲。 元旦时，冰给表哥打电话拜年，但他没接，只回复了“祝新年快乐”几个字。农历新年到来时，冰拨打了几次电话，终于接通了。 “表哥，你好吗？” 冰问。 “一样啦。” 表哥答道，声音中透出万般疲惫。 “阿婷一家好吗？” 冰再问。 表哥沉默了片刻，突然脱口而出：“好个屁！” 冰心头一紧，赶忙问：“出了什么事？” 表哥语气中带着气愤和焦虑：“阿旺开车撞死了人，快要进监狱了。” 冰被突如其来的坏消息震惊，只能沉重地说：“怎么回事？慢慢说。” 表哥断断续续地讲述事情经过。几个月前，阿旺带着儿子去游乐园，途中撞死了一位匆匆过马路的中年男子。死者是来广州打工的外地人，家中有老人和孩子。调解时，死者家属要求二百万赔偿，而阿旺东拼西凑最多只能拿出五十万。调解失败后，案件交由法院审理。一审判决阿旺和死者各负一半责任，但死者家属不服，上诉后，二审判决阿旺负七成责任，需要赔偿抚慰金及老人和孩子的抚养费。 冰关切地问：“阿婷是不是正在卖车卖房来凑钱赔偿？” 表哥叹了口气：“调解失败后，他们办了假离婚。车和房都在阿婷名下，房子是小产权房，只有六十年居住权，没有买卖权。阿旺拿不出赔偿金，所以要坐两年牢。他本该早已入狱，但因同类案件太多，不知是法院忙不过来还是监狱没空位，他现在还在外等着进去。出狱后，如果找到正规工作，工资也得全部给死者家属。” “阿婷怎么样？” 冰问，心中隐隐担忧。 表哥绝望地回答：“她能好吗？车祸后受了很大打击，不久就小中风了。她工作的幼儿园趁她住院时直接把她辞退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倒霉事一桩接一桩。” 冰回忆起当初表哥和表嫂极力反对阿婷与阿旺在一起，但阿婷坚持说：“他虽然没什么本事，但他对我真心。” 事实确实如此，结婚多年，两人育有一双儿女，女儿刚上大学，儿子刚上小学。阿旺一直包揽了家务，对阿婷也始终温柔体贴。尽管冰觉得阿旺无能又浮夸，但她也为阿婷找到一个爱她的人而感到高兴。如今看来，或许是父母的宠溺为阿婷建造了一座虚幻的 “海市蜃楼”，让当事人和旁观者都看到了“有情饮水饱”的假象。冰不禁叹道：“表哥和阿婷以后的日子，真难啊！” 农历新年过后不久，冰收到了来自维多利亚州验尸法院关于母亲交通意外死亡的报告。报告裁定事故是由于路面可见度低而引发的意外，司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冰心中默默思忖，母亲在天之灵或许会对这样的裁决表示宽恕。事故发生后，司机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救护车及时赶到，将母亲送入医院急诊室，冰得以在母亲离世前见到她那仿佛沉浸在梦中般安详的面容。 此刻，冰不禁想起了那个被阿旺撞死的中年人——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今后该如何渡过生命中的惊涛骇浪？这场车祸给两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冰突然意识到，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深刻影响命运的走向和人性的权衡。假如社会机制并非完全依赖肇事双方自行处理，而是能够根据死者和伤者及其家属的需求，提供经济和心理援助，两个家庭虽同样会经历巨大的悲痛，但社会保障制度至少能为死者家属带来一些安慰，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同样，若存在类似TAC的保险机制，阿婷和阿旺也许就不必为了逃避责任而假离婚、自保逃避。 阿旺或许会因为这场车祸而领悟到生命的脆弱，从而收敛那份浮夸的个性；阿婷也许会在经历巨变后，逐渐体会到父母为她构筑的那座虚幻“海市蜃楼”的难得与珍贵。然而，命运的悲剧早已将他们的悔悟掩埋在无尽的绝望之中。至于表哥，他或许能因此更深刻地理解换位思考的意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内心的宁静。然而在短暂的通话中，她却感到表哥的人生如一条滑坡的河流，静静滑向深渊，无法自拔。 泪水一滴滴滑落在阿冰的脸颊上。她仿佛听见死者的父母、妻子和儿女，表哥、阿婷、阿旺绝望的哭喊声。她默默地祈祷：祖国母亲啊，请您早日听到儿女们撕心裂肺的求救声，早日设立一个完善的车祸保险制度，为那些突遭不幸的个人和家庭带去黑暗中的一丝心灵之光。 她小心翼翼地收起母亲的死亡报告，嘴角浮现出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自言自语道：“至少那位意外撞到母亲的人可以释怀了。这个世界若少一分焦虑，便会多一分安宁、良知与温暖。”
又是星期六清晨，雯匆匆走去市场，买母亲每天必吃的水果：苹果、香蕉和牛油果。她还买了一个热腾腾的越南肉粽和一条新鲜的鱼。 到家后，她麻利地煮饭、煎鱼，然后把热粽子、米饭和鱼放进一个保温袋，把冰箱里的炖牛腩、姜醋猪肘和客家酿豆腐放进另一个保温袋，再把刚买的水果放进一个塑料袋。 当雯开车缓缓驶进停车道时，已近中午。母亲正在门前步履蹒跚地扫地，腰弯成一百二十度，寒风吹动着她花白的头发，干瘦的脸上布满皱纹。看到年迈的母亲，雯的脑海浮现出童话中姆指姑娘在漫天飞雪中行走的画面。母亲曾是远近闻名的美人，时光却无情地侵蚀了她曾经的嫩滑肌肤、丰满红唇和流彩杏眼。 雯把带来的食物提进屋，对母亲说：“妈，快带上耳机，阿姐已经在等我们了。” 母亲嘀咕道：“催命吗？一来就要这快那快。没看到我在扫地吗？” 雯解释：“你忘了，姐姐与我们有十四小时的时差。印第安纳现在已经晚上十点多了。而且我带来的饭菜还热着呢。” 珍从来不是个和颜悦色的母亲。如今上了年纪，她愈发感到生命的光在逐渐远去，似乎只有与雯斗嘴时，她才感受到一丝曾经拥有的把控和尊严。 车道后是个佛手瓜棚，雯顺手摘了一个。 珍说：“都怪你，今年的瓜这么少。刚长苗时，你偏要掐苗吃。我种了二十多年的佛手瓜，每年都结几百个果，今年不到五十个。” 雯把食物分别放入冷冻和冷藏箱中。佛手瓜切片后在微波炉加热两分钟后上桌。把饭和鱼从保温袋拿出来，准备好两套干净的碗筷，连上视频。雯大声喊：“妈，饭菜准备好了，姐姐也上线了。快来。” 珍慢慢挪步过来：“无人叫你等！如今全身处处都疼，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怎么快得了?” 雯拉好椅子，让母亲坐到桌前，再将椅子推到合适位置，珍就势坐下，稳稳地夹在桌子和椅背之间，面对着苹果笔记本的屏幕，看到了笑盈盈的大女儿阿兰。雯帮母亲戴上助听器，兰亲切地说：“妈，你好吗?” 珍说：“不好，哪里都不好。” 雯把饭菜和鱼肉放进母亲的碗。“妈，趁热吃吧，边吃边聊。” 兰问：“妈，阿妹煎的鱼好吃吗？” 珍说：“还不错。现在对什么都没兴趣，只对吃还有一点欲望。” 吃完饭，雯收拾碗筷，拿出一叠打印的稿纸。这是雯根据父亲在南洋和梅县的成长经历写的一本小说。近一年，每次视频时，雯都让母亲读一章。这样既能让母亲动脑，她又能从中校正书稿。 这天，母亲的声音格外缓慢含糊，仿佛异常困倦。 雯推了推她，说：“妈，怎么读得这么慢？读大声点。” 母亲的声音突然像留声机断了电，一声“嗞”后就没了声音。 雯看到她的头垂下去，双眼微闭，推了几下，没反应。视频里的兰大声喊：“快叫急救车！” 雯拨通000，接线员问清情况和地址后，指导她将母亲侧卧在地上。几分钟后，救护车到了。 两个护理人员进来时，珍却像刚睡醒一样睁开了眼。雯松了口气。 雯陪着珍乘救护车到医院急诊室，医院决定留珍观察几天。 第二天，雯赶到医院。珍清爽愉快地对雯说：“病房的小护士真好，今天早上帮我洗发洗澡。” 由于手臂关节积水肿胀疼痛，近两年来，珍的手已经无法伸到背部。只能依赖雯每周带她去公共游泳馆，利用残疾人洗澡间帮她洗发洗澡。 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雯听着她轻轻的呼吸声，看着被子里卷曲的小小身躯，曾经让她畏惧的母亲，如今竟显得如此无助。那曾经的气焰，已不会再灼伤她。 珍和雯的母女关系错综复杂，难以言表。珍对雯的厌恶源于一个将随她进入坟墓的惊天秘密，那是她心底深处的红线，没有人可以触碰。雯的记忆中，珍看她的眼神总是充满怒气。她一直以为母亲不喜欢自己，是因为幼年时的保姆格外宠爱她，却对兰非常排斥。珍因为对兰感到亏疚而对雯生怨。 珍进入更年期后更加脾气暴躁。当时，雯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兰在学校寄宿。只有珍和雯在家时，珍对雯苛刻虐待并经常打骂。一天晚饭后，邻居小珊过来聊天。珍喝道：“雯，立刻去洗碗。”雯答：“等等。”珍立刻拿起门边的扁担，照头照脑地打向雯。小珊吓得逃跑回家。狂怒的珍边打边咆哮：“是我生了你，就可以打死你。” 那些年，雯像老鼠怕猫一样怕珍，总是盼望父亲回家。父亲回家短暂的几天，珍的脸上才会露出难得的温柔，让雯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 初二那年，雯突然持续两个多月低烧不退，鼻血流个不停。珍厌恶地看着她，不闻不问。直到父亲回家休息，二话不说立刻带雯去医院。 母亲总抹着眼泪对亲戚朋友诉说雯的不是，雯却从未向父亲告发母亲家暴。在中国，挨父母打是一种羞耻，证明子女不孝。尽管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却深信自己是让母亲生气的罪魁祸首。考上大学时，她向往的不是知识的海洋，而是摆脱珍的桎梏，自由翱翔。 雯上大学时，同宿舍一个香港来的同学借给她一本宣传基督教义的日本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一个从小被母亲虐待的女孩。那个女孩通过对原罪的认识原谅了母亲。书的结尾处揭晓，那个女孩的亲生父亲是她养母的杀父仇人。养父母收留她是为了实现基督教的博爱。雯痛哭着看完那本书。她想：母亲或许也有痛恨我的隐情。我要像书里的女孩一样原谅母亲。奇怪的是，雯对珍越恭敬孝顺，珍对她越凶狠。 珍微微张开眼睛，看到雯坐在床边看手机。她现在处处依赖雯，却对她依然爱不起来。让她心安的是雯始终对她不离不弃。雯在澳大利亚定居后立刻申请父母家庭团聚。珍对她说：“你可以申请，但别指望我们去了澳洲帮你带孩子。我们辛苦了一辈子，现在要享受生活。在中国我们过得很好，不会去澳洲当保姆。”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珍和丈夫阿诚来澳洲时才六十岁，精力充沛。他们参加了英语班、老人会和交谊舞社，很快适应了澳洲的生活。两年后，他们在离雯很近的地方买了一套房子。 搬到新家后，她和诚在花园种了很多青菜，还有桃李、枇杷、杏和柠檬树。两人从来不需要买蔬菜。雯家庭事业两头忙。她真心对父母说：“你们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后来，诚生病了。珍对雯说：“我老了，没有能力照顾别人。”雯便照顾了父亲两年。珍的朋友们都夸她有福气，不仅不用帮忙带外孙，还不用亲自照顾生病的丈夫。 诚去世后，珍要面对自己的养老问题。雯问：“妈，你愿不愿意与我同住？”珍断然拒绝：“不，我留在家里。我能自己住一天就是一天。要是哪天我得了老年痴呆症，去养老院或去你家就由你决定。” 珍制定了每天的体能和智力锻炼计划。每天晨跑，隔天游泳，非游泳日则在家里做瑜伽和打理花园，每个周末去跳交谊舞。另外，她按计划阅读书籍和辞海，读完后写下自己的读书心得。她还会写日记和练习写大字。每天晚饭后，她都到前花园放声唱歌和背诵诗词，每一首歌和诗词都有编号，一个周期结束后再开始新的一轮。 在进行锻炼时，她获得了很多意外的收获。每天在前花园的放声高歌让她成为了左邻右里的名人。经常碰到的男女老少都竖起大拇指称赞她为“Singer – 歌唱家”。这个称号让她感到非常自豪。 一天晨跑时，她偶然跑过马路对面的肯德基，发现外卖窗口下的车道上洒落着一些硬币。或许是深夜买外卖的司机没有及时接住找零时掉落的硬币。她那天捡拾起的硬币加起来大约有两块钱。从那天起，她的晨跑路线必然包括肯德基的外卖窗口。 游泳馆旁边的一个周末农家市场也是她的必去之地。每星期六她游泳后正好是市场的收市时间。一些卖家把剩余的蔬菜水果丢进了大垃圾桶。她每个星期六都去市场。开始只是捡一些被丢掉的蔬菜水果。珍虽然对雯极少露出欢容，对陌生人却笑容灿烂。她的笑容和深度驼背赢得了一个卖面包点心的老板娘和一个卖鸡蛋的大叔的好感和同情。老板娘送她面包点心，大叔则送她有磕碰的鸡蛋。每次满载而归地离开市场时，她的心都洋溢着欢乐。 这样的日子自由潇洒。珍仿佛在洒落地下的硬币中，在装满果蔬和食物的购物车里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她的快乐单身老年生活，被新冠肺炎一夜打碎。一开始，雯三番五次劝她不要再去游泳馆。她鄙视地说：“胆小如鼠！我不怕死！” 雯说：“你想想，你得了病谁去照顾你？” 珍大声反驳：“谁要你照顾！我出去是我的自由！我病是我的事！我死是我的选择！与你无关！” 直到有一天，游泳馆和市场都因疫情关闭了。这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她愤怒地说：“什么瘟疫！什么新冠肺炎！都是一些无聊人的骗人把戏！连出门的权力都没有，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随后几年，珍的健康迅速恶化。连走路都越来越艰难，更不能跑步。雯为她购置了扶手推车和轮椅。不论春夏秋冬，她坚持每天晨曦微现时推着扶手推车去肯德基的外卖窗口。每过一两个月，她便把捡来的硬币交给雯，每次大约十到二十块。 雯对她说：“妈，你不要再去肯德基了，那条马路很多车。出了事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珍斥责道：“这又不行，那又不行。干脆不活了。”对她而言，去肯德基捡硬币已经成为自己存在价值的唯一证明，她决不放弃。 ……… 雯还在病床边静静地看手机。珍突然坐起来，用力扯开了贴在胸部和腹部的24小时心脏监测仪的电极。雯连忙说：“妈，这些仪器是用来持续记录你一天内的心脏电活动的。你不能随意扯下来。” 珍理直气壮地说：“我要上厕所。都老成这样了，测这测那有什么用？” 上完厕所后，早上帮她洗澡的护士进来帮珍重新贴上电极，并亲切地叮嘱她不能擅自扯掉它们。 珍对雯说：“这个小护士态度很好，你一定要向她的领导汇报一下。” 雯见珍情绪不错，答应道：“好的，有机会一定会提起。你今天看起来气色不错，也许做完这个24小时心电图就可以回家了。你出院后打算回自己家还是来我家？” 珍思索片刻后说：“还是先回我家吧。现在做事情比以前慢了许多。虽然每天都列出要做的事，有时还是不能全做完。有一阵子我想，日子过得又痛苦又艰难，不如不活了。但上周看完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我想：章诒和经历了那么多苦难都能活下来？我也不能放弃，要好好地活下去。” 雯把手机放进背包，调整好椅子，对珍说：“妈，听到您的决心我很感动。说真的，我一直非常佩服您的毅力和坚强。您现在依然坚持读书、练字、做运动、背诗词、唱歌和种菜。等我到了您这个年纪，我一定要像您一样勇敢和坚强。” 珍听到如此真诚的赞美，心情大好。她兴致勃勃地向雯描述最近结合意念和运动的“一到十心诀”。珍从来没有在与雯独处时那么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雯忍不住拿出手机，按下录像键。 那天晚上接近十二点时，雯的手机响了。她急忙接通电话，是病房的值班护士：“对不起这么晚打扰您。您的母亲在发火。可能有些误会，请您帮忙解释一下。” 珍的吼骂声渐近：“我要投诉她！告诉她的领导，她完全不负责任。我按铃叫了十几次，她才来。我说要上厕所，她也不陪我。万一我摔倒怎么办？” 雯劝她：“别吵，会吵醒其他病人。我明天一早去医院处理。” 护士请雯翻译珍的抱怨。雯简单说明，并说：“我母亲年纪大了，身体有很多痛症，请原谅她发脾气。” 挂下电话，雯叹了口气，多么倔强的老太太！八十七岁了，还像年轻人一样斗志昂扬。她想起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的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无奈地笑了，母亲绝对是依然燃烧咆哮的暮年之人。 第二天，雯稍微晚起。医院来电通知，验血和心电图都没发现昏厥的原因。珍今天可以回家了。 雯到医院时，珍对她说：“你昨晚对那个护士说了什么？她原来很不负责任。但给你打电话后，她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今早还帮我洗了澡，我决定不告她了。她改过自新，我要给她一个机会。” 把母亲接回家后，雯去上班，但心里始终放心不下。她打算明天和姐姐商量怎样把珍搬到自己家。 珍回到家，感到有些恍惚。离开才两天，家里的一切似乎有点陌生。晚上八点，雯按时打电话来，每天这个时间她都会电话问候。珍拿起电话说：“没事，一切正常！”便挂了。 今天从医院回家时已经接近中午，计划好的事情还没做完，但珍感到疲倦。她决定好好睡一觉。她做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梦。梦里，她见到了久别的诚。诚笑着说：“珍记，你好吗？” 珍委屈地说：“你明知道我没有方向感，却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现在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这条路好像不是回家的路。你为什么不等等我？” 诚说：“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他伸出手说：“你准备好了吗？来，跟我走吧。” 珍感觉全身的疼痛瞬间消失，沉重的身体变得轻盈舒展，弯曲的腰也直了起来。她仿佛又成了那个心灵如水晶般清澈的温柔少女，没有秘密，没有红线。那是她二十岁与诚第一次相见的艳阳天。两人郎才女貌，前程似锦。 她紧紧拉着诚的手，微笑着说：“我什么都不用准备。走吧。” ………… 那天晚上，雯辗转难眠。第二天清晨，她开车直奔珍家。 珍安详地躺在床上，仿佛带着微笑。她已温柔地走进那良夜，找到了轻舟已过的安宁。 雯轻轻握住母亲的手，泪水静静滑落。她低声说：“妈，安静地睡吧。您不再需要愤怒、咆哮和对抗。“
在参加安的大学毕业典礼时，君看着穿上学士袍和戴着学士帽的儿子，与几个高大英武的同学站在一起，飞扬地说着笑着。君禁不住问自己，他真的长大了吗？ 她仿佛还能清晰地听见安咿咿呀呀的哭闹声。可能是取错了名，他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没有安宁过，似乎对世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焦虑和排斥。君被那不绝于耳的哭泣声弄得又累又烦。 苗推了她一下，说：“妈，你在发什么呆？安去排队了。我们进礼堂吧，仪式快开始了。” 君轻轻握住苗纤细的手，感慨地说：“我跟安一路走来磕磕碰碰。如果没有你，我早就疯掉了。” 苗笑了笑，眼角微微上扬，“你知道就好。替你们当了十几年的和事佬，多不容易呀。” 君说：“我当然知道。你出生前，安日哭夜啼了两年半。你出生后，他才逐渐安静下来。从小到大，安处处跟我顶牛，偏偏与你相处得水乳交融。我一个人既是父亲，又是母亲。如果没有善解人意又宁静快乐的你，这个家会多么不堪啊。” 毕业典礼结束，一家人随着安和他的几个朋友走出Dockland体育场。安的朋友说：“安，你理应得到荣誉毕业证书。” 君问安是怎么回事。安说：“如果一个学生每门功课都得特优(HD)，他就能获得荣誉毕业证书。除了一门课，我所有科目都得了HD。” 其他同学插嘴说：“那科老师太不公平了，全班没有一人得HD！” 君感慨地说：“安，一般人中学毕业才走进青春叛逆期。你比别人快了十几年，一出生就开始反叛。你平时做事总是精神涣散，为什么大学成绩这么棒？” 安说：“软件工程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我特别能应付考试。” 君说：“我真替你高兴和骄傲！” 安上大学时，君对他说：“我希望你能从A到B地毕业。”安问：“什么意思？” 君说：“选好了专业就从入学到毕业。中间不转专业，科科及格。” 安远远超过了她的期望。他不仅实现了从A到B，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大学三年级实习后就被一家软件工程公司录用。 君的育儿思路从一开始就与其他中国同胞不同。可能因为她一个人要应对太多事情，无法送孩子参加五花八门的课外活动。她总对自己说：“与其期待子女成材，不如努力让自己成材。我成材靠的是自己，是可控的。子女成才靠的是他们自己，我控制不了。” 上小学时，受其他同学影响，安要求参加Aussie Kick（澳式足球），苗要求学跳芭蕾。君理所当然地说：“学校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你们要是在学校的同类活动中显示出潜质，我就会考虑让你们参加额外的训练。” 她在安和苗很小的时候就教他们认时间：“长针对着十二，短针对着七，现在是几点了？” 安和苗说：“七点。” 君说：“对了，七点，是上床听故事的时间了。” 安和苗同在一间卧室。君先给他们读半小时的故事书，然后叫他们关灯睡觉。君先搞一下卫生，便开始自己的学习。她的硕士学位和会计师证书就是通过晚上的苦读完成的。 她到政府部门工作后，碰到一个也是从广州来的同事。这个同事的女儿从在学前班起就上补习学校。同事开口闭口都是精英学校、精英班考试、私立名校奖学金。可能因为君成家后与华人圈没有多少交集，她从来没听过这些话题。 君对同事说：“选学校这么重要吗？我的小孩都上离家近的学校。我对两个孩子的期望是他们成为正直善良的人，长大后没有不良嗜好。” 同事说：“你这是不负责任！你既然生了他们，就有责任把他们培养成才。你还是帮他们准备公立精英中学的考试吧。” 随后，她向君介绍了几间公立精英中学。 君那天回家后对安和苗说：“这些年我把时间留给了自己去深造，因为我不希望自己一无所长，更不能接受以救济为生。现在我总算学有所成。从今天起，我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你们。我的目标是帮助你们考上精英中学，如Melbourne High School、The Mac.Robertson Girls’ High School或The University High School。你们学习好了，长大后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是安和苗第一次听到那几所精英中学以及它们的考试。他们以为那些是旅游圣地而热血沸腾。 从那天起，君成了半个“虎妈”。每天给他们额外的算术题、综合能力题和作文。尽管安极力对抗她的“虎妈”攻势，还是顺利考上了Melbourne High。而苗考上了University High的精英班。两人上了精英学校后就双双拒绝君插手他们的学习。安使用的方法是硬对抗，苗使用的方法是软对抗。君只好挂出免战牌。父母是不能越俎代庖的，自己能做到的就是身体力行，为他们树立一个热爱学习的榜样。 ……… 安大学毕业后，苗升上了大学三年级。正值初秋，君的好几个同事都得了感冒。苗也开始咳嗽，还全身无力。君起初并不在意，因为苗的身体一直很好，从出生起得过的大小病少于五次。 过了一个星期，苗的病没好转，只好去看家庭医生。医生轻松地说：“可能有点发炎，吃一疗程的抗生素应该就好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苗的病情却越来越重。君对苗说：“我明天带你再去看医生。上次你自己去，可能没有说清楚病情。” 苗说：“我明天无论如何都要去大学，我们有一个小组作业。” 第二天早上，君对苗说：“我开车送你去车站。你放学后打电话给我，我带你去看医生。” 苗说：“好的，我先到对面油站买张车票。” 几分钟后，苗无力地推开了门。君问：“忘记带钱包了吗？”苗回答：“我走不动了！” 君问：“为什么？”苗说：“我不知道，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君说：“这不正常！我们马上去看医生。” 医生替苗验了血，并嘱咐她回家休息。 君送苗回家后去上班。下班回家后，她立刻开始做饭。突然，家庭医生打来电话：“苗的验血结果出来了，她的白细胞非常高。你要马上送她去医院。” 君问：“白细胞高意味着什么？我正在做晚饭，可以吃完再去吗？” 医生紧迫地说：“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你立刻放下手中的事，马上去医院。到急诊室后让分诊护士联系我，我会向他们说明情况。” 到了医院后，苗被带入急诊室。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有时抽血，有时询问病情。通过他们的对话，君得知苗已经来例假两个星期了。她对苗说：“你可能是贫血。都怪我太粗心了。我一个同事去年也贫血，输了血就好了，你可能也一样。” 两人在急诊室等到凌晨，一个女医生终于来了。她坐下对苗说：“验血报告显示你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这是血液和骨髓癌，病情严重，必须马上开始治疗。你这一个月都要住院。” 君的脑海里“轰”地一声，仿佛被炸出一个无底洞。她愣住了。苗握住她的手，声音仿佛从水泡中传来：“妈，你先回家吧。你还没吃饭，开车小心。我在医院就没事了。明天来的时候帮我带些换洗的衣服和我的Nintendo DS。” 君像是被牵引着一样，站起来，走出医院，穿过马路，启动了车子。开车时，她突然发现自己在颤抖，牙齿紧紧咬在一起。 回到家，她站在楼梯口愣了半天，然后一步步走上二楼。灯光从安的房门透出来，君敲了敲门。安开门，她的眼泪忽然像雨一样倾泻而下。安问：“妈，发生什么事了？”君哽咽着说：“苗得了白血病！”安“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扑到她怀里说：“这不是真的！” 第二天晨曦微露，君和安便赶到医院的血癌专科病房。医生、护士、社工、病人协调员来来往往，房间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和各种对话。君听到了很多医学名词。最关键的信息是： • ALL白血病是可以治愈的。 • ALL在二十岁以下人群中最常见，占该年龄段癌症患者的25%以上。 • 墨尔本皇家医院将与皇家儿童医院合作，为苗制定一个儿童模式的治疗方案。 • 儿童对化疗的耐受力比成人强，因此治疗强度更高。全程分为三个阶段： 1. 六个月的住院强化治疗，化疗药物种类多且剂量大，每周四天静脉注射，每月一次骨髓注射。副作用大时可能暂停一两周。 2. 巩固治疗，旨在消灭体内的残留病体，防止复发或扩散到中枢神经系统，通常包括几个月的治疗模块，静脉和骨髓注射。 3. 维持治疗，旨在防止未来复发，常用的是化疗片剂，这个阶段长达两年。 • 三个阶段结束后，一辈子都要定期跟踪。 安对医生说：“如果苗需要骨髓移植，我愿意捐献。” 医生回答：“如果化疗效果好就不需要移植。即使是兄妹，骨髓配对成功率也不高。我们会帮你做个测试。若不匹配，你愿意加入骨髓捐献者数据库吗？”安坚定地点点头。君忍住泪水，搂了一下安的肩膀。 安上班后，君留在医院。她看着女儿，有很多话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实在难以接受，苗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要面对生死的挑战。苗先开口：“妈，不要担心，我一定能战胜白血病。医生不是说了吗，ALL儿童治愈率很高，我很有信心。” 君说：“你有信心就好。我也相信你。我们一起打这场艰巨的战争。我每天来陪你，做些营养可口的饭菜。” 苗说：“这里的医生、护士都很好。你不用整天陪我。你也需要你的朋友和事业。” 君强忍着泪水说：“我真幸运有你这么优秀的女儿。我说不出爱你有多深。你要为我坚强，我也为你坚强。” 苗说：“我会好的，相信我。” 苗的第一阶段疗程持续了八个月。多出的两个月是因为感冒、肝功能下降、血浆或中性粒细胞减少导致的延误。医生和护士非常友善，病房里乐观的病人也让君的精神稍微放松了一点。 化疗副作用很多，君看着苗不停呕吐，头发渐渐掉落，心痛极了。仿佛受煎熬的是她自己，灵魂和身体在不断透支中干枯。化疗也引起苗情绪的大起大落，但她俩都在对方面前假装坚强。幸好苗的朋友们每天都来医院陪她。 在苗进行强化治疗期间，安从家里搬了出去。他与同事分租了一间公寓。君没有刻意挽留，因为做家务常导致她和安的矛盾。安最善拖拉，而君是急性子，总是吩咐安做什么时说：“你马上去做。” 安则是越催越拖，君等不及便自己动手。两人心情都不好，矛盾更容易激化。君默默希望安可以在独立生活后增强责任感。 苗结束强化治疗后对君说：“我想返回大学完成最后一个学期的课程，计划也从家里搬出去，在大学附近分租房住。” 君反对：“你还有两年多的巩固和维持治疗，哪能自己照顾自己？等完全好了再考虑。” 苗流泪说：“我想体验独立生活。” 君想到许愿基金会帮助患病儿童实现愿望。苗的愿望是重返大学和尝试独立生活，体现了她对未来的规划。帮助她实现愿望是她能奉献给她的强心剂。既然自己有能力，还犹豫什么呢？ 君开始关注大学附近出租房的广告，最后还是觉得租房不适合苗的现状。她担心如果苗在巩固治疗期间副作用大，不能自理，会进退两难。 她想到了另一方案。一天，她对苗说：“大学附近的房租很贵，而且没有灵活性，谁都可以搬进去。如果我以你的名义在大学附近买套公寓，你会接受吗？” 苗睁大眼睛：“不是在做梦吧？拥有房产没有后顾之忧，当然接受。但你能负担得起吗？” 君说：“我有能力才会提这个方案。我看中了Dockland的一套两房公寓，离南十字火车站近，安全时尚，适合你。多余的一间房可以租出去。明天去看看好吗？” 从看房子到苗成为公寓主人，前后才一个多月。君送苗进医院那天绝对没想到会在一年之内送一套两居室公寓给她。 苗搬进公寓并重返大学。但正如君所担忧，巩固治疗艰巨，引发许多副作用，苗只好搬回家。公寓立刻租了出去，没有加重君的财务负担。两年多后，战胜了病魔的苗终于搬进了公寓，实现了独立生活的愿望。 四年又过去了，她们迎来了苗的护士硕士毕业典礼。苗将成为一位血液癌症专科护士。 君、安和安的女友小艾一起参加庆典。小艾聪慧上进且善解人意。安也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好。为了找出焦虑症和拖延症的根源，安去咨询了心理医生，被确诊为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这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症状包括多动、冲动、焦虑以及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症状伴随安成长，君一直误以为安的行为是对她的违抗。ADHD近年才逐渐受到关注和认可。君曾在安上小学时带他看过半年多的儿童心理专科，却未找到原因。 当安把确诊结果告诉君时，君问：“你觉得这个诊断意外吗？” 安答道：“不意外。它解释了我以前的所有行为模式。我一直厌倦自己的毛病，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一下子释然了，心里舒服多了。” 君说：“我一直知道你有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帮助你。你能一步步走过来真不容易。如今你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你努力的结果，证明ADHD不能定义你。你依然可以成就梦想。我多么为你自豪啊！” 君的思绪被一阵口哨和欢呼声打断。苗正踏着轻快的步伐走上礼台，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接过了毕业证书。那一刻，君的心中荡漾着无法言喻的涌动。 时间多奇妙啊！在时光的长河中，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但当她抱着襁褓中哭泣的安时，日子仿佛无比漫长；陪伴在苗的病床前时，时间更如一日三秋。而此刻，看着坐在身旁高大帅气的安，再看着苗像踩着弹簧一样走下礼台，过去的二十多年恍如梭箭飞逝。 两个孩子都已成人，找到了各自的方向。君仿佛尝到了秋天果实的浓郁芳香。曾经的苦涩，曾经的泪水，都化作了金秋的甜美。收获时节的微风，拂去她经年的疲惫。她感受到一阵沁心怡人的清凉。
约定的时间是六点，君准时到达日本餐厅门口。她是一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从来不会迟到。但约好的人却迟迟没有出现。夏季的风徐徐吹来，感觉很惬意。她想：“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就专心等好了。” 她为是否要赴这个约会纠结了很久。名义上她是有夫之妇，但丈夫九年前去海外工作后，越来越少回家。他本来就是个浪子，习惯了以行李箱为家的生活。而且他是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一生中演绎着一段段英雄救美的传奇。 君对他充满感激。没有他，她不可能在十年内从一个身无分文的中国留学生，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并获得硕士学位和注册会计师资格。现在，她有一份稳定的政府部门工作。她原以为经历过他们俩轰轰烈烈的爱情后，他会定下心来做一个家庭暖男。但她高估了自己的魅力。 几年前，他去了泰国工作，可能处处碰到需要救助的人，从此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他最后一次回家时，两人无言相对。他却一有空就往泰国打电话。她生气地说：“在泰国说得还不够吗？”他说：“你不要误会。”那是两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他不但不回家，干脆连电话也懒得打过来。 对自己的身份，君感到越来越尴尬。既不能融入单身人士的朋友圈，又不能加入传统夫妻家庭的行列。无论在哪里，她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儿子班上一个小朋友的妈妈是马来西亚人，熟悉之后总是说：“这哪里是婚姻呢？”就是这位朋友安排了那天的约会。 远处传来一阵急促有力的脚步声，“咚咚咚”。一个精壮魁梧的男子以极快的步伐从远处走到她面前。“Hello，你是君吧，我是杰。对不起，病人太多了，脱不了身。”君微笑着说：“天气很舒适，我等着没关系。现在进去正好，够安静。” 餐厅不大，寿司柜台前挂着三个圆筒状的灯笼，白色的底，素淡的字。不是周末，餐厅很安静。君径直走到角落一个靠窗的空位坐下，杰在对面坐下来。可能是紧张，他时不时抖动着双腿。杰算不上是美男子，却有一种粗犷的魅力，特别显眼的是宽阔的肩膀和白衬衫下若隐若现的胸肌。 两人的对话先从各自的来澳经历开始。 Gough Whitlam在1972年当选为澳大利亚总理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著名的是从1974年起取消澳大利亚大学的学费，让穷人的孩子也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这项大学免费措施惠及所有英联邦国家的学生。只要他们在所在国通过了相当于现在的VCE（维多利亚教育证书）的高中阶段资格证书，就可以到澳大利亚免费上大学。 当时的马来西亚实行基于种族的大学录取配额，90%的名额保留给马来人，仅10%的名额留给其他所有种族的人。华人重视教育，有钱的家庭都会送子女到英美加澳读大学。杰的父亲是一个乡镇的建筑工，有十一个子女，杰是老五。一家人艰难度日。比杰年长的几个哥哥姐姐在中学毕业后便参加工作。杰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全级第一，兄弟姐妹们都戏称他为“爱因斯坦”。 他在十一年级时偶然听说了澳洲大学免费的消息，便请求父亲送他去吉隆坡的泰勒学院（Taylor College）攻读十二年级。这所学院专门帮助中学生准备并参与澳大利亚的高中阶段资格证书考试。杰没有辜负父亲的信任，以骄人的成绩被墨尔本大学的医学系录取。来到墨尔本大学后，虽然不用交学费，但生活费要靠自己勤工俭学赚取。医学课程的学习量很大，他却要为生存干各种各样的零工，其中包括在建筑工地砌砖、搅水泥等体力活。可能从那时起，他练就了一身肌肉，看上去很难想象他是个穿白大褂的医生。 话题不知不觉地从穷学生的困境转移到了投资和创造财富。杰的声音渐渐变得兴奋起来。他问：“你读过《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吗？”君回答：“我听说过。这本书很火，但我还没有看过。”杰说：“你一定要去读这本书。Robert Kiyosaki（清崎）说得很对。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会勤奋工作，却不去投资理财，一辈子只能做钱的奴隶。穷日子我已经过够了，从出生到现在，从未有过钱。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通过投资成为一个有钱人。做一个自由人。” 君也是一出生就过穷日子的。但在中国的文革年代，全国人民都一样穷。一个月每人几斤米，几两油，几两肉，都是规定的，凭票供应。因此，成长中从来不知穷是一种不平等和耻辱。她的父母经历过七年抗战和四年内战，也是一路穷过来的，所以一家人从来不会谈论“钱”。加上她在中国学中国文学，沾染了文人骨子里对金钱的不屑。杰口口声声说起“钱”，让她有点尴尬。但转念一想，到了澳洲以后，她自己也尝过穷的苦滋味。为什么要自作清高？为什么不能讨论钱的事情呢？ 她迟疑地问：“你已经在当地行医十多年，为什么从未获得财务自由呢？医生的收入不是很高吗？”不问则已，一问打开了一罐虫子。杰脖子上的青筋一下子胀了起来，眼睛充满了伤痛和愤怒。“为什么？结婚时女的管着钱袋子。她要花钱，不肯储钱投资，男人能怎么办？两个人要分开，她不但霸占了孩子，还霸占了家，法庭处处护着女人，男人能怎么办？” 通过对话，君了解到杰和他的太太是在吉隆坡泰勒学院的同班同学。毕业时，他的太太摘取了桂冠，而他只能屈居第二。两人青梅竹马，从马来西亚到澳大利亚，二十多年的甜蜜感情逐渐变成了纠结的怨恨。 君一下子无言。幸福的婚姻是每个人的向往。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每颗心都在信誓旦旦。但有多少婚姻能甜蜜如一地走到底呢？即使勉强留在婚姻里，多少人在感受着被困围城的孤独？就像她自己一样，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下去呢？她告诉杰，她还没有正式分家或离婚。杰说：“哦，那你还不算单身。” 约会后，他们没有再互相联系。君的脑海里时不时浮现出杰的身影。她清楚地知道他内心深处伤痕累累，有很多不能触及的禁区，原则性强得近乎不近人情。但他也有很多吸引她的地方，比如他壮实的体魄、广博的知识和令人瞩目的职业。他虽俗气但不市侩。最让她感动的是，他并没有因为她有两个孩子而拒绝与她见面。可以看出他是不失善良的性情中人，肯定不会伤害她和她的孩子。 或许两人的吸引是一种化学反应，无需列举任何原因。 她终于拨通了到泰国的国际长途。“我们分手吧。”回答很直接：“好吧。我还是很爱你的。但你还年轻，我不能耽误了你。”这英国绅士的作派和口气让她感到不平。她宁愿听到失去理性的愤怒，至少那样她能知道他们曾经爱过，或者他还在乎她。但这样一句“我还是很爱你的”，显得那么空洞虚伪。 他们的介绍人把她正式分手的消息告诉了杰。杰说：“我们终于处于平等的地位了。” 他们第二次约会距离第一次在日本餐厅见面已经差不多半年。见面时，杰对她说：“澳大利亚的离婚率是30%，但第二次婚姻的失败率翻倍，为60%。” 君很清楚两人是不会走进婚姻殿堂的。杰对钱看得很重。经过上一段婚姻的创伤，他绝不会让离婚分财产的悲剧重演。她想自己也是过来人，大家开门见山地说清楚，比以后纠缠不清好多了。于是她爽脆地说：“婚姻是一纸婚书而已，什么都证明不了。反正我们都有房子，平时各住各的都可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行动上忠诚，互相照顾。我相信1加1大于2的无穷倍。”杰问：“这话什么意思？”君答：“一个手掌拍不响，两个手掌掌声不断。不就是无穷吗？” 杰问：“我们财政自理，各自投资，有问题吗？”君说：“我们都有各自的职业，可以各做各的。但投资的意向应该互相帮助和商量。两个脑袋总比一个好。”杰说，“既然都要投资，我们要立刻行动起来。我们从房产投资做起吧。根据统计，澳洲的房价平均每年上涨7%，每十二年翻一倍。把租金和负扣税的税务福利加起来，又会多出5%的收益。资本增值和收益加起来12%，全部都用于再投资，就产生复利增长。资产七年就能翻一番。而且投资房产只需要第一次投资时投入20%的资金作定金，其馀的向银行贷款。房产增值经银行评估以后，再投资项目可以用已增值的房产作为抵押品，自己连定金都不用付。” 他们之后周末的约会大都是看房子。一旦买到房子，就利用周末自己动手做一些必要的维修和装修，然后再出租出去。杰的动手能力很强，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适合的材料和方法解决碰到的难题。君也学会了油漆、补墙缝、贴瓷砖等工作。十几年下来，两人各自的收益竟然如杰所说的一样，实现了复利增长。 每次他们收拾好工具，驾车回家时，星星灯光已经从一家家的窗户闪亮。澳洲夏天的白昼很长，从外面看到屋内的灯光时，应该已经是九点多了。君暗自想，窗外看到的每一户的灯光都一样，只有在窗内灯下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故事。在与杰结伴同行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碰上这样一个向钱奔跑如火如荼的夏季。虽然她心底依然觉得跟着杰天天盘点房价升降有点俗气，但趁着自己正当壮年，这样火火热热地大干一场总比在家无病呻吟好千倍万倍。他是一个俗气的男子，她又何尝不是一个俗气的女人？灯光下的故事，只有灯下的人知道它的酸甜苦辣。此刻，她尝到了汗的咸味，更多的是创造的甜味。 从中国到澳大利亚，开始的十多年她总是觉得头重腿轻，仿佛风一吹就会倒。如今的她，终于通过自己的双手建立了稳固的根基。她明白了杰在与她第一见面时发表的“有钱自由人”宣言。澳大利亚的稳定社会制度让每个有梦想而又愿意为梦想付出汗水的人能将梦想变成现实。这样的人生既神奇又接地气。 人间烟火要由经济基础支撑。经过了撸起衣袖大干一番的火热夏季，金秋的收获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