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妒嫉（詩）
2026 年 6 月 8 日
维州蘑菇毒杀案庭审显示，在毒蘑菇午餐的几天后，谋杀罪嫌疑人Erin Patterson将其一台食品脱水机弃置在垃圾场，并支付了电子垃圾处理费用。警方称在内发现了毒蘑菇残留物。 在第三周庭审中，陪审团观看了一段视频，显示Erin从一辆红色汽车中走出来，从后备箱里拿出一台黑色脱水机，然后将其扔进一个垃圾回收站的绿色棚屋里，并支付了费用。陪审团还看到了一张黑色Sunbeam食品脱水机的照片。 重症监护专家出庭作证 重症监护专家 Andrew Burston教授告诉法庭，他曾查阅嫌疑人2023年3月2日至2023年8月2日的病历，证实她在午餐时并未患癌症。 控方问，“有足够的医疗信息表明Erin Patterson在那段时间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吗？” Burston教授：“我找不到任何证据。”他说，Erin Patterson在2023年3月做过自我筛查，结果完全正常，他还告诉嫌疑人“五年内无需进一步筛查”。 Burston教授被要求审查嫌疑人在莱昂加塔医院、转院至莫纳什医院以及住院期间的病历。他表示，嫌疑人的一些检查结果表明她患有腹泻，到医院就诊时有轻度脱水。 然而，他表示病情似乎并不严重，也没有其他生化证据表明她有肝损伤。 毒理学家出庭作证 维州法医研究所首席毒理学家Dimitri Gerostamoulos告诉法庭，他在嫌疑人丢弃的食品脱水机中发现了致命毒素的证据。同时，他在致命午餐剩余残渣中检测到了β-鹅膏蕈碱，这是一种存在于野生蘑菇中的毒素。 此前，科学家Camille Truong表示，她用显微镜检测来剩余的惠灵顿牛肉，未发现死亡帽蘑菇的痕迹。 Gerostamoulos检测了四位午餐客人以及Erin Patterson的血液和尿液样本，他表示，对嫌疑人的9个样本的分析结果显示，未发现有毒化合物。 一名陪审员被解雇 在本周的庭审中，法官Christopher Beale解雇了一名陪审员，因为他违反规定，与家人和朋友谈论了案情。 法官告知陪审员们不要联系被解雇的陪审员，“你们应该只在陪审团办公室的私密环境中与其他陪审员讨论此案。”Beale 说道。
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在今年一月份致信澳大利亚总理，“衷心感谢”联邦政府营救他的努力。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令亲友深感担忧。 北京以间谍罪名将杨恒均拘押5年后，判处其死缓。历届澳洲政府都曾游说北京释放杨恒均，并要求在审判过程中遵循基本的程序公正。尽管近年来澳中在其他外交领域取得了突破，包括记者成蕾的获释以及贸易禁令的取消，但政府消息人士去年警告称，杨恒均的情况“非常不同”，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的迹象。他的一侧肾脏被确诊患有巨大囊肿，人们对其健康状况的担忧加剧。 他在给阿尔巴尼斯的信中说，“在我人生中最艰难、最黑暗的阶段，我感受到你们所有人的支持，让我沉浸在人性的温暖之中。” “这让我理解了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言行的价值——让我充分理解作为一名澳大利亚公民的真正意义。” “所有这一切比以往更加清晰地表明，澳大利亚不仅拥有蔚蓝的天空、美丽的沙滩、广阔的土地和无边无际的海洋，还拥有坚定的信念、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基于事实和美德的远见卓识。” 杨还感谢外长黄英贤写给他的信，说这封信帮助他“保持力量、韧性和勇气”，并感谢现任和前任驻华大使以及前来探望他的外交部工作人员。“他们不是家人，胜似家人。”“我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黄英贤说，“杨恒均在信中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我们希望看到他回到澳大利亚，与家人团聚。” “我们将继续利用一切机会，在最高层面维护杨博士的利益和福祉，包括确保其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我们始终与杨博士和他的亲人同在。” 杨恒均来信全文 尊敬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先生： 在辞旧迎新和被关押六周年之际，我想借此机会向您和澳洲政府以及所有关心我的澳洲民众表达我衷心的感谢。然而此时此刻，即便是曾经用文字触动过千百万读者心弦的写作者，也难以找到适当和充足的文字说出我内心深处感激与感情的万分之一。 尊敬的总理先生，您在澳中领导人峰会中多次向中国最高领导人表达了对我案子的关注和对我日益恶化的身体状态表示关切。您还在多个场合对我和我的家人表示关心，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尊敬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女士的亲笔信，鼓励我保持勇气和力量，还有克服苦难的坚忍毅力。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党派领袖和多个政府部门的领导也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我和家人伸出了援手。澳洲和国际组织、知识界和媒体圈的很多朋友们也从未曾忘记我，从未让我陷入无助于无望的孤独境地。 整整六年，亲切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吉思德先生（和他的前任一样）带领他优秀的团队（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官员），风雨无阻，坚持来探视我，关心我的状况，给我带来家人的爱，读者的问候，还有澳洲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在我难以为继的艰难时刻，他们带给我是关照和安慰。他们虽不是家人，但胜似家人。 对于这一切，我无法用文字清楚地表达出我的心情。 所有这一切，伴我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痛苦的六年，让我时刻感受到人性的温暖；所有这一切，让我这位以向有需要的平民百姓传播理念与理想为己任的写作者亲身体验了个一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所作所为，让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澳洲公民的意义。 所有这一切让我更清楚认识到，澳大利亚不只是拥有蓝天白云、美丽沙滩和一望无际的大陆，不只是拥有繁荣的经济和富裕的人民。她更是被赋予了坚定的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宪政体制和自由、开放的人民，还有基于真实与德性的愿景。作为一个年青和谦卑的国家，澳洲人民坚定地拥抱多元文化，走出历史的阴霾，崇尚思想与言论自由，同时坚定地坚守和捍卫人类的常识共同拥有的自由、平等、民主与法治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我澳洲梦的最重要部分，超越国界，跨过大洋，像灯塔一样，吸引、引领和鼓舞了众多的亚洲民众和世界各地的人民。 我深深地热爱澳大利亚，这是我心爱的孩子们的祖国，珍惜与保护她的生活方式、推广和捍卫她的核心价值观，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我从未后悔把青春岁月献给中国的思想和改革开放事业，报效国家贡献青春力量。我更未后悔过去20年为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华侨写作两千万字，“为人民服务”。如果生命允许，我也不会放弃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福祉做出一份“老杨头”特色的贡献。我尊重、向往、呵护丰富多样的 “中国梦”、“澳洲梦”、“非洲梦”、“美国梦”……我梦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成，我梦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 我梦想有一天地球上不再有战争、强权、奴性、愚昧和霸凌，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国籍的人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我希望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与最年青的国家坐在一起，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为混乱和分裂的世界树立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榜样；我期望有一天，我能为这个愿景出一份力量。 我有一个梦！ 有一天，让法治精神与司法正义的阳光终将照亮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与地方。我期待同读者促膝交谈，分享“民主小贩”式的故事、眼泪、欢笑和梦想…… 亲爱的阿尔巴尼斯总理，此时此刻任何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远不足表达我内心深处的钦佩和所思所想所盼。再次感谢您和澳洲政府，还有所有关心我、向我和家人伸出援手的朋友。我知道你们为把我接回家治病与家人团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相信，只要我们在一起，心中充满信念与信心、期望和力量，任何梦想都会成真！ 我有一个梦！让和平赢得未来，让人性光茫万丈，让爱充满世界，让自由引领我们！ 上帝保佑所有人。 此致！ 杨恒均
5月13日（周二）的自由党党内选举中，前副党魁Sussan Ley （莱伊）以29票对25票击败了影子财政部长Angus Taylor，成为首位在联邦层面领导自由党的女性。Ted O’Brien当选为副党魁。 自由党阵营在这次大选中遭受重创，联盟党目前在众议院150个席位中仅占有42席，而工党占有93席。 莱伊在她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试图营造团结的氛围，赞扬竞争对手Taylor领导该党的意图。但两人的选票如此接近，表明自由党内部仍然存在严重分裂。 莱伊表示，她希望以“全新的方式”来领导，“我想做些不同的事情，我们必须采取全新的方法。我想充分利用党内每个人的才能……我迫不及待地想开始工作了。” 她表示，政府的组建始终是“理性的中间路线”，并说她将关注那些未能为自由党投票的女性选民。“我们都应该为选举结果承担责任……我确实听取了澳大利亚女性的声音。我尊重许多女性在5月3日发出的信息。” 莱伊表示，新自由党将专注于核心价值观，包括税收和经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未来党内讨论的焦点。我们对经济政策抱有极大兴趣。” 莱伊还强调，她将特别关注社会凝聚力以及如何应对澳大利亚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主义。 她猛烈抨击总理阿尔巴尼斯对中东冲突的回应，称其对“社会凝聚力”构成重大威胁，并宣称自己支持以色列，试图与过去的亲巴勒斯坦观点划清界限。 莱伊说，虽然她仍然是巴勒斯坦人的“坚定朋友”，但她已经改变了对冲突的看法。 莱伊曾担任议会巴勒斯坦之友组织的联合主席，她表示，在访问以色列后，她现在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此举受到了犹太领导人的赞扬。 莱伊曾在2008年表示，巴勒斯坦人已被“抹去存在感”，但她周二表示，在与同事们“彻底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她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观点。 “在我被任命为副手后，我应我杰出的同事和挚的邀请，前往以色列访问，我花了很多时间观察当地的情况。那次访问的影响，，以及随后10月7日发生在加沙的可怕事件，改变了我对整个问题的看法。” 莱伊抨击了阿尔巴尼斯和外长黄英贤对以哈战争及国内反犹浪潮的回应，并誓言要“追究工党的责任”。 她指责外交部长黄英贤在联合国让澳大利亚失望，而总理让澳大利亚犹太裔民众感到“孤立、恐惧和真正的担忧”，“是这个国家社会凝聚力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莱伊的态度受到了澳洲犹太人的赞扬，称她在面对现实时，拒绝了以色列长期批评者本能的敌对态度，已成为犹太社区的“坚定朋友”，“为此，她值得我们尊敬。” “我们错了” 莱伊在准备竞选党魁期间，上周五接受了Sunrise节目采访。她表示，自由党需要改变方向，“我们在选举中遭遇了重大失败，从那时起，我一直在与我的同事、社区成员、党员以及普通澳大利亚人进行多次沟通。我一直在倾听，”她说。 “我们错了。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向前迈进，我们确实需要一种新的方法。” “我们希望采取一种强有力的、包容所有人的方法。我想充分发挥团队的所有才能，在我的领导下推动团队前进，并切实满足澳大利亚人民的需求，因为显然，我们在上次选举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们确实需要体现一个现代自由党的形象，与全国各行各业的现代澳大利亚人沟通交流。” 节目主持人向莱伊提问了“玻璃悬崖”现象，即女性在危机或困境中更容易被提拔到更高的职位，而这往往意味着女性更有可能失败。 “这些说法来来去去。在我看来，它们与现在的情况无关。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选出最合适的候选人来带领我们的政党前进，”莱伊回答道。“我在议会工作超过25年的经验，以及我的团队合作方式，正如我所说，就是充分利用团队中每一位成员的才能，提出具有竞争力的政策方案，以体现自由党永恒的价值观——这就是我现在所要做的。” “我们一定能赢得下届选举” 莱伊告诉Sunrise节目的观众，她将在继续捍卫自身政策的同时，向澳大利亚女性发出强烈信号。 “这关乎现代澳大利亚对我们自由党人的期望，”她说道。“这关乎我们党内上下齐心协力，也关乎坚定的职业道德，在这些方面，我在党内和国家层面都享有盛誉。”“我不会后退。我们一定能成功。我们一定能赢得下届选举。这是一个展望未来、真正带领澳大利亚人民与我们携手同行的时刻。”
随着生活成本压力加剧，越来越多的澳洲人正放弃大牌货，转而购买更便宜的超市自有品牌。各州之中，维州人更加精打细算。 今年3月，比价网站Compare the Market针对1000多名澳洲人做了一项调查，调查统计显示，过去12个月中，全澳平均有49%的消费者从购买大牌货改换到超市自有品牌。其中，维州比例高达53%，居全国最高。紧随其后的是昆州和西澳，均为48%。新州为47%，南澳46%。 现在澳洲人每周在杂货上的平均支出为213.64澳元，比2024年1月的191.66澳元增加了11.5%，也就是每周多支出21.98澳元，一年下来相当于多花1142.96澳元。 Compare the Market发言人福特（Chris Ford）说：“澳洲家庭早已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如今超市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飙升，因此看到这么多澳洲人放弃大牌转向自有品牌，并不意外。” 数据显示，消费者在购买一系列日常消费品时放弃了大品牌。牛奶消费的这一比例高达65%、清洁用品58%、面包57%、冷冻蔬菜52%、卫生纸50%。 今年5月进行的物价调查发现，以13种常见商品为例，从大牌货改用自有品牌后的单次消费可节省41%的支出，相当于32.80澳元。同样一篮子商品，大牌货的总价为79.15澳元，而自有品牌则仅需46.35澳元。 福特说：“有些商品的价差非常惊人，例如伯爵茶包（Earl Grey teabags），大牌与自有品牌之间的价格差可达63%，这是非常可观的。” 他还建议澳洲消费者不仅要在超市“精挑细选”，还应将这种比价意识扩展到能源、保险等服务领域：“无论是选择较小型的能源零售商，还是换一家不那么知名的保险公司，你都会惊讶于省下多少钱的。”
澳大利亚政府即将于6月正式实施高等教育贷款减免计划，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根据立法草案，符合条件的学生将自动获得现有债务20%的减免，还款工资门槛也将从56,156澳元大幅上调至67,000澳元。这一政策预计将直接削减160亿澳元的学生贷款总额，但专家警告，其短期救济性质可能无法根治高等教育成本持续攀升的深层矛盾。 根据澳大利亚税务局公告，6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将自动获得现有债务20%的减免，覆盖高等教育贷款计划（HELP）、职业教育贷款（VET Student Loan）及学徒贷款等多类债务。以20多岁借款人平均31,500澳元债务为例，此次减免将直接抹去6,300澳元。澳大利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Jack Thrower指出，尽管减免仅针对6月前的现有债务，但其“普惠性”设计避免了繁琐的申请流程。 配合债务减免，还款机制改革同步推进。新规将还款门槛提升至67,000澳元，收入仅超该门槛1,000澳元的借款人，年还款额将从现行制度下的1,200澳元锐减至150澳元。即便收入超过125,000澳元的高收入群体，其边际还款率也仅从15%温和上调至17%。Thrower测算显示，此次调整可使普通借款人年还款额减少约30%。 尽管政策获部分群体欢迎，但其“治标不治本”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澳大利亚教育部数据显示，当前借款人平均需10年清偿债务，较2006年延长近3年。Thrower指出，实际还款周期可能更长。更严峻的是，学位费用持续失控：自HECS体系建立以来，文科三年制学费已从1,800澳元飙升至50,000澳元，增幅远超通胀。 批评者认为，现行政策未能触及核心矛盾。2021年莫里森政府曾试图通过提高人文社科专业学费引导学生转向STEM领域，但效果甚微。Thrower强调：“减免债务如同给高烧患者吃退烧药，但真正的病因是教育成本增速持续跑赢家庭收入增长。” 随着议会审议临近，这场关于学生贷款改革的博弈进入关键阶段。支持者认为，债务减免是缓解青年经济压力的必要之举；反对者则担忧，一次性政策可能削弱HECS体系的公平性设计。可以预见的是，若高等教育成本增速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类似的政策争议或将持续数十年。
根据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澳洲所有家庭的生活成本均出现上涨，涨幅介于0.6%至1.6%之间。其中医疗、住房、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是推高本季度各类家庭生活成本的主要因素。 澳洲统计局主管Neel Tikaram表示：“药品、医疗和医院服务、电力以及水果和蔬菜价格的上涨，导致本季度所有类型家庭的生活成本均有所上涨。” 以政府补贴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包括养老金领取者）生活成本涨幅最大，主要原因是医疗支出增加。 自己缴纳养老金的退休人群生活成本在所有家庭类型中涨幅最小，仅为0.6%。主要原因是假期旅行和住宿价格都在下跌，而这两项服务在这类家庭预算中占比较大，有助于保持支出增长较低。 打工族家庭的生活成本在第一季度上涨了1.1%，这类家庭的支出增加主要源于抵押贷款利息和教育成本的上升。抵押贷款利息在本季度上涨了1.5%，教育支出（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因开学季学费上涨而增长5.3%。 再往前追溯，过去一年里，房贷利息、保险费用、食品价格上涨，推动各类家庭的年生活成本上升。按年计算，依赖政府福利的家庭生活成本上涨了3.5%，而打工族家庭的涨幅为3.4%。 Tikaram表示：“打工族家庭生活成本的年增长率已在本季度继续放缓，低于2023年第二季度的峰值9.6%。
5月13日上午，Sussan Ley击败保守派对手Angus Taylor当选自由党新党魁，成为该党80年历史上首位女性领袖。 多位消息人士向ABC透露，这位63岁的前副党魁得得了温和派的支持，在党内投票中获得了29张票，而反对党财政发言人Taylor获得了25张。 最近担任该党能源发言人的Ted O’Brien在党内选举中以38比16击败Phil Thompson，将出任副党魁。 在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后，Ley女士现在面临着团结自由党的艰巨任务。关于这位担任了三年反对党副领袖、如今成为自由党领袖的女性，我们了解多少呢？ Ley1961年出生于尼日利亚，父亲是英国情报官员。她年仅一岁时，父亲就带着全家搬到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任职。 一段时间后，Ley被送往英国，在那里就读寄宿学校，直到全家再次搬到了澳大利亚。 Ley13岁时，来到了父母在昆州购买的业余农场。没过多久，全家就定居在堪培拉。 在堪培拉，她沉浸在当地的另类音乐氛围中，多年来一直留着紫色头发，酷爱朋克风格，而她的父亲当时在联邦警察局工作。 十几岁的时候，Ley迷上了命理学，后来决定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一个“s”（从Susan变成了Sussan）。 “我读到过一个命理学理论，说把名字中字母对应的数字加在一起，就能改变你的性格，”她在2015年接受《澳洲人报》采访时说道。“我发现，如果加上一个‘s’，我的生活就会变得无比精彩有趣，一切都不会无聊。就这么简单。” 她补充说，改名后，就很难去掉多余的“s”，所以即使在对命理学的热情消退后，她仍然保留了这个名字。 高中毕业后，Ley立志成为澳大利亚首批女性商用飞行员之一，甚至还考取了执照，但却一直没能找到相应工作。 最终，她在昆州找到了一份紧急丛林飞行员的工作，负责空中监视牲畜。在那里，她遇到了John Ley，于1987年与他结婚，后育有三个孩子。 Ley之后在Albury的税务局担任技术培训总监， 2001年，她驾驶一辆涂成蓝色的房车参加竞选，首次当选Farrer选区的众议院议员，此后一直担任新州南部的议员。 Ley拥有拉筹伯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查尔斯特大学会计硕士学位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税务硕士学位。在霍华德执政期间，她担任议会秘书，后晋升为艾伯特的助理部长。 2014年，她晋升为内阁成员，并担任卫生和体育部长。次年谭宝上任后，Ley将老年护理纳入其职权范围，并一路晋升，直到2017年，她因在一次由纳税人资助的旅行中在黄金海岸购买了价值80万澳元的投资房产而受到审查。 此事引发了总理和内阁部的调查，她不得不暂时辞去部长职务，但在2019年重返前排，在莫里森的领导下担任环境部长。 自由党在2022年联邦大选中落败后，Ley毫无悬念地当选为达顿的副手。
南澳一所天主教学校（澳新社未透露其名称）最近一次运动会上，一名跨性别学生参加女生比赛并打破多项纪录，家长们对此感到“愤怒”和“失望”。 这名13岁学生赢得了大部分比赛——跑步、跳高、标枪、铁饼，其表现在家长中引起了轰动。“大家议论纷纷，说一个男孩变性成了女孩，打破了所有女生的纪录，”一位父亲说道，他有一个7岁的女儿和一个10岁的儿子在该校就读。“这件事非常引人注目。很多家长的女儿都输了。这让人很愤怒——我的意思是，（那个孩子）竟然在天主教学校里和女孩们竞争。” 去年运动会结束后，这位跨性别学生因创造了13岁以下女子标枪新纪录（20.58米，比之前记录多3米多）而受到学校表彰。今年该校没有发布类似的帖子，只分享了学校的整体成绩。 这位父亲说，他不希望这名跨性别学生“遭受虐待”，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一个人就改变整个学校”。 另一位有3个孩子在该校就读的父亲表示，“每位家长都很失望，都觉得学校打着公平的旗号，却让其他10、15甚至20个女孩完全不公平。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从其他角度来看，这都是不公平的。那天，这个孩子打破了很多纪录，我知道有些纪录是10年、20年甚至30年前的。” 此后，许多家长就此事给校长发了邮件。第一位家长在邮件中称该学生为“男孩”、“一名男学生假扮女孩”。“我考虑了很多问题，包括儿童安全、平等和道德，”他写道。“看到这个孩子在运动会上与女孩竞争并获胜，我非常担心。”“从体能上来说，男孩将能够胜过女孩，因此需要男女分开比赛。这也剥夺了一些可怜女孩进一步发展运动的机会。” 该校去年还开始安装性别中立的厕所。 这位父亲写道：“我有个女儿在这所学校上学，如果（这个孩子）可以随意使用女厕所，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 “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学校，我本以为我的孩子和我们这些家长根本不需要担心这种事。”“我理解爱所有人、展现善意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自己的道德准则。” 这位家长称，这所每年学费5000澳元的学校“整体上已经走下坡路，因为它的管理方式似乎更像一所公立学校，在着装和形象方面的标准也更差。”“我们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是为了感受天主教的教育体系，享受学校制定的规则，以及比公立学校更安全的环境。” 他说他接到了校长的电话，但“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校长只是说‘我们理解你们的担忧’，‘我们理解’这个，‘我们理解’那个，”他说。“这简直是政治化的回应。（她说）她无能为力，因为全国范围内都不能（基于）性别认同歧视儿童。” 南澳教育厅政策文件指出，根据联邦和州立法，禁止教育机构基于性别认同进行歧视。“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得到支持，参加符合其性别认同的活动，”“性别多元化的儿童或青少年应该能够使用与其性别认同相符的设施。” 南澳一国党上议员Sarah Game表示，这起事件表明工党和联盟党需要“在法律上重新确立生物学现实”。她说，英国最高法院上个月的裁决认定，性别被定义为生理性别，这凸显了澳大利亚各主要政党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骨气”。 Game博士表示，只有一国党愿意采取行动“捍卫澳大利亚家庭和常识”，包括倡导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青春期阻滞剂，禁止生理男性参加女子体育运动，以及禁止生理男性进入专门为生理女性设计的场所。 Game告诉澳新社，“联盟党的选票大量流失给一国党，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关于男性参与女子体育运动，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的政策坚如磐石、符合常识。”“当我们制定法律时，情感不能凌驾于事实之上。虽然我们预计工党、绿党会接受这种不合逻辑的胡言乱语，但联盟党似乎也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 Game博士表示，她目前正在起草一项立法，禁止生理男性参加南澳的女性体育和田径比赛。
此次选举自由党遭受了历史性惨败，然而西澳Canning选区议员Andrew Hastie却逆势而上，在初选得票率和两党得票率上吸引了大量摇摆选民。被誉为“自由党未来领袖”的他表示，政坛的中右翼不知该如何捍卫其领导人免受工党的攻击。 这位反对党国防发言人对澳洲人报透露了其事后的反思，“9个月前，我在我的选区进行的民调显示，彼得·达顿在个人支持率上领先于阿尔巴尼斯，但有一个问题：只有四分之一的选民知道达顿是谁，因此他很容易被工党所‘定义’。” Hastie表示，工党通过社交媒体对达顿发起了“阴毒的人身攻击”，这与工党在2022年承诺的让议会更加尊重、更加多元化、更加有利于家庭的承诺背道而驰。 Hastie说，工党的策略就是给达顿扣上“澳洲川普”的帽子，而自由党却难以抵御这些策略。“中右翼还没有找到如何捍卫其领导人、如何反击工党的方法，”他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需要紧迫解决的问题，否则工党将继续这么做，摧毁政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澳自由党策略师表示，Hastie的成功源于他在整个议会任期内频繁的上门拜访。这位前英国特种空勤兵在竞选中深思熟虑，面对达顿的问题和日益糟糕的竞选活动，Hastie在大部分竞选活动中都不再提及核电、自由党领袖——以及自由党本身。西澳工党议员和总理阿尔巴尼斯都关注到， Hastie 经常缺席联邦竞选活动。 Hastie的观点是，核电禁令应该结束，由自由市场决定澳大利亚是否建造反应堆，而不是由政府建造。他决定从 Kwinana 高速公路和 Forrest 高速公路沿线的广告牌上移除自由党标志，他的竞选口号是“以您为先”。 “大多数人在我的标牌上看到的都是澳大利亚国旗。我致力于为普通人服务。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是第一位的，”Hastie 说。 直到最后两周，Hastie才被推到了全国竞选的聚光灯下，当时他与达顿共同宣布联盟党将把国防经费提高到GDP的3%。 他承认自己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不大，但坚称自己在Cannings选区很活跃。“在糟糕的全国竞选中，我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我的当地社区，”“政治本质上是一场全天候的竞争……我们竞选的重点是领导力、能力和交付成果，因为这是人们对民选代表的期望。如果你做不到这些，人们就会解雇你。” Hastie决定谈论当地问题，包括西澳医疗园区的现状、住房短缺和道路问题。他甚至主持了一场论坛，讨论一个养猪场和垃圾处理中心发出的气味，约有500人参加。 “北部郊区的气味是个大问题。当人们担心鼻子里的气味时，我没法谈论国家政策，”他说。“我会继续推进这项工作，因为我关心选民的福祉。这是很简单的事，但在数字时代很容易被遗忘。”
2025年澳洲联邦大选，自由党与绿党不仅惨败，作为党魁的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和亚当•班特（Adam Bandt）分别在昆州的迪克森选区和维州的墨尔本选区失利，结束了他们在联邦议会的长期任期。舆论都在关注及猜测他们失业后的去向。 达顿领导自由党在大选中遭遇重大挫败的原因众说纷纭，最丢脸的是，他成为历史上首位在联邦选举中失去议席的在野党领袖 。在选举结果揭晓后，达顿宣布辞去自由党党魁职务，并表示将“优雅地”退出政坛，暗示他可能会避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达顿还透露，未来计划将更多时间投入于家庭和朋友，不再担任政治评论员 。 目前，达顿的团队各自散去，他本人尚未公开宣布具体的职业去向。但舆论分析认为，鉴于达顿在政府中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内政部长、国防部长等，建立起了相当广的人脉，他可能会被邀请参与商业咨询、公共政策研究或国际事务等领域。此外，他在房地产方面也有一定的投资经验，可能会继续参与相关行业。 但也有分析认为，达顿在国防和安全领域前景广阔，可能为海外公司或跨国集团效力。他会进⼊董事会，成为这些机构的重要资产。 曾任职于律师事务所的绿党党魁班特表示，尽管失去议席，但他对过去15年的工作感到自豪，特别是在推动婚姻平等和气候立法方面。但失业后具体去向尚未明确。 巧合的是，就在选举次⽇，澳⼤利亚顶级可再⽣能源倡导组织”清洁能源委员会（” Clean Energy Council）宣布其CEO凯恩•桑顿（Kane Thornton）将于8⽉离职。班特可能会获邀填补这个角色。 历年来，澳洲的政治领袖及风光一时的高官一旦退出政坛后都有着收入丰厚的归属。曾在新州政府担任政治顾问的猎头罗斯•桑顿（Ross Thornton）形容称，对于每一位失意的政坛人物都有⼀段震惊期，然后⼤家各奔前程，世界继续运转。 前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于2022年5月在大选中失利，卸任党魁官职后，莫里森一直以普通议员身份留任在国会里，直至2024年2月辞职。2023年5月，莫里森加入川普前安全顾问创立的美国智库担任顾问。 前总理艾博特（Tony Abbott）于2015年遭遇党内“政变”，失去了党魁宝座。2018年8月，出任原住民事务特使，但在2019年5月的联邦大选中未能连任自己选区的国会议员。因此宣布退出政坛。2020年9月3日，艾博特受邀担任英国国际贸易局顾问。 前财长Josh FRydenberg在2022年失去席位后，不到两个月就加入投行高盛。 联邦部长往往由于在几年内更换多个行政职位，虽然不专一，却范围很广，大学成为了这些部长们卸任后的热门选择。 ⼯党前领袖比尔•肖顿（Bill Shorten）任堪培拉大学副校长，史蒂夫•布拉克斯（Steve Bracks）任维多利亚大学校长，约翰•布鲁姆比（John Brumby）任拉筹伯大学校长。⾃由党⼈前副党魁毕晓普（Julie Bishop）任澳⼤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前⾃由党幕僚马克克•斯科特 （ Mark Scott ） 任悉尼大学副校长。 而一些州长，曾因掌控著全州的经济命脉与各大财团保持互动，卸任后凭借政策知识和商业⼈脉成功转型。例如，前新州州长Gladys Berejiklian 成功地加⼊Optus；前州长Dominic Perrottet则举家迁往华盛顿，担任必和必拓（BHP）高管。 对澳洲政坛高官来说，落选不是终点，而是另⼀种起点。对于这些曾经的权力中心人物而言，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