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妒嫉（詩）
2026 年 6 月 8 日
維州蘑菇毒殺案庭審顯示，在毒蘑菇午餐的幾天後，謀殺罪嫌疑人Erin Patterson將其一台食品脫水機棄置在垃圾場，並支付了電子垃圾處理費用。警方稱在內發現了毒蘑菇殘留物。 在第三周庭審中，陪審團觀看了一段視頻，顯示Erin從一輛紅色汽車中走出來，從後備箱里拿出一台黑色脫水機，然後將其扔進一個垃圾回收站的綠色棚屋裡，並支付了費用。陪審團還看到了一張黑色Sunbeam食品脫水機的照片。 重症監護專家出庭作證 重症監護專家 Andrew Burston教授告訴法庭，他曾查閱嫌疑人2023年3月2日至2023年8月2日的病歷，證實她在午餐時並未患癌症。 控方問，「有足夠的醫療信息表明Erin Patterson在那段時間被診斷出患有癌症嗎？」 Burston教授：「我找不到任何證據。」他說，Erin Patterson在2023年3月做過自我篩查，結果完全正常，他還告訴嫌疑人「五年內無需進一步篩查」。 Burston教授被要求審查嫌疑人在萊昂加塔醫院、轉院至莫納什醫院以及住院期間的病歷。他表示，嫌疑人的一些檢查結果表明她患有腹瀉，到醫院就診時有輕度脫水。 然而，他表示病情似乎並不嚴重，也沒有其他生化證據表明她有肝損傷。 毒理學家出庭作證 維州法醫研究所首席毒理學家Dimitri Gerostamoulos告訴法庭，他在嫌疑人丟棄的食品脫水機中發現了致命毒素的證據。同時，他在致命午餐剩餘殘渣中檢測到了β-鵝膏蕈鹼，這是一種存在於野生蘑菇中的毒素。 此前，科學家Camille Truong表示，她用顯微鏡檢測來剩餘的惠靈頓牛肉，未發現死亡帽蘑菇的痕迹。 Gerostamoulos檢測了四位午餐客人以及Erin Patterson的血液和尿液樣本，他表示，對嫌疑人的9個樣本的分析結果顯示，未發現有毒化合物。 一名陪審員被解僱 在本周的庭審中，法官Christopher Beale解僱了一名陪審員，因為他違反規定，與家人和朋友談論了案情。 法官告知陪審員們不要聯繫被解僱的陪審員，「你們應該只在陪審團辦公室的私密環境中與其他陪審員討論此案。」Beale 說道。
澳籍華裔作家楊恆均在今年一月份致信澳大利亞總理，「衷心感謝」聯邦政府營救他的努力。他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令親友深感擔憂。 北京以間諜罪名將楊恆均拘押5年後，判處其死緩。歷屆澳洲政府都曾遊說北京釋放楊恆均，並要求在審判過程中遵循基本的程序公正。儘管近年來澳中在其他外交領域取得了突破，包括記者成蕾的獲釋以及貿易禁令的取消，但政府消息人士去年警告稱，楊恆均的情況「非常不同」，幾乎沒有任何進展的跡象。他的一側腎臟被確診患有巨大囊腫，人們對其健康狀況的擔憂加劇。 他在給阿爾巴尼斯的信中說，「在我人生中最艱難、最黑暗的階段，我感受到你們所有人的支持，讓我沉浸在人性的溫暖之中。」 「這讓我理解了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言行的價值——讓我充分理解作為一名澳大利亞公民的真正意義。」 「所有這一切比以往更加清晰地表明，澳大利亞不僅擁有蔚藍的天空、美麗的沙灘、廣闊的土地和無邊無際的海洋，還擁有堅定的信念、共同的價值觀以及基於事實和美德的遠見卓識。」 楊還感謝外長黃英賢寫給他的信，說這封信幫助他「保持力量、韌性和勇氣」，並感謝現任和前任駐華大使以及前來探望他的外交部工作人員。「他們不是家人，勝似家人。」「我的心情無法用言語表達？」黃英賢說，「楊恆均在信中表達了他對祖國的熱愛——我們希望看到他回到澳大利亞，與家人團聚。」 「我們將繼續利用一切機會，在最高層面維護楊博士的利益和福祉，包括確保其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我們始終與楊博士和他的親人同在。」 楊恆均來信全文 尊敬的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先生： 在辭舊迎新和被關押六周年之際，我想藉此機會向您和澳洲政府以及所有關心我的澳洲民眾表達我衷心的感謝。然而此時此刻，即便是曾經用文字觸動過千百萬讀者心弦的寫作者，也難以找到適當和充足的文字說出我內心深處感激與感情的萬分之一。 尊敬的總理先生，您在澳中領導人峰會中多次向中國最高領導人表達了對我案子的關注和對我日益惡化的身體狀態表示關切。您還在多個場合對我和我的家人表示關心，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尊敬的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英賢女士的親筆信，鼓勵我保持勇氣和力量，還有克服苦難的堅忍毅力。澳大利亞國會議員、黨派領袖和多個政府部門的領導也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我和家人伸出了援手。澳洲和國際組織、知識界和媒體圈的很多朋友們也從未曾忘記我，從未讓我陷入無助於無望的孤獨境地。 整整六年，親切的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吉思德先生（和他的前任一樣）帶領他優秀的團隊（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官員），風雨無阻，堅持來探視我，關心我的狀況，給我帶來家人的愛，讀者的問候，還有澳洲各界的關心和支持。在我難以為繼的艱難時刻，他們帶給我是關照和安慰。他們雖不是家人，但勝似家人。 對於這一切，我無法用文字清楚地表達出我的心情。 所有這一切，伴我度過了生命中最艱難痛苦的六年，讓我時刻感受到人性的溫暖；所有這一切，讓我這位以向有需要的平民百姓傳播理念與理想為己任的寫作者親身體驗了個一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所作所為，讓我深刻體會到作為一名澳洲公民的意義。 所有這一切讓我更清楚認識到，澳大利亞不只是擁有藍天白雲、美麗沙灘和一望無際的大陸，不只是擁有繁榮的經濟和富裕的人民。她更是被賦予了堅定的信仰和共同的價值觀、憲政體制和自由、開放的人民，還有基於真實與德性的願景。作為一個年青和謙卑的國家，澳洲人民堅定地擁抱多元文化，走出歷史的陰霾，崇尚思想與言論自由，同時堅定地堅守和捍衛人類的常識共同擁有的自由、平等、民主與法治的核心價值觀。這也是我澳洲夢的最重要部分，超越國界，跨過大洋，像燈塔一樣，吸引、引領和鼓舞了眾多的亞洲民眾和世界各地的人民。 我深深地熱愛澳大利亞，這是我心愛的孩子們的祖國，珍惜與保護她的生活方式、推廣和捍衛她的核心價值觀，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比我的生命還重要。 我從未後悔把青春歲月獻給中國的思想和改革開放事業，報效國家貢獻青春力量。我更未後悔過去20年為中國民眾和海外華人華僑寫作兩千萬字，「為人民服務」。如果生命允許，我也不會放棄為中國經濟發展和民眾福祉做出一份「老楊頭」特色的貢獻。我尊重、嚮往、呵護豐富多樣的 「中國夢」、「澳洲夢」、「非洲夢」、「美國夢」……我夢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成，我夢想：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 我夢想有一天地球上不再有戰爭、強權、奴性、愚昧和霸凌，不同膚色、不同文化、不同國籍的人像兄弟姐妹一樣相親相愛；我希望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與最年青的國家坐在一起，取長補短，共同進步，為混亂和分裂的世界樹立一個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的榜樣；我期望有一天，我能為這個願景出一份力量。 我有一個夢！ 有一天，讓法治精神與司法正義的陽光終將照亮那些被遺忘的角落與地方。我期待同讀者促膝交談，分享「民主小販」式的故事、眼淚、歡笑和夢想…… 親愛的阿爾巴尼斯總理，此時此刻任何文字都顯得蒼白無力，遠不足表達我內心深處的欽佩和所思所想所盼。再次感謝您和澳洲政府，還有所有關心我、向我和家人伸出援手的朋友。我知道你們為把我接回家治病與家人團聚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我相信，只要我們在一起，心中充滿信念與信心、期望和力量，任何夢想都會成真！ 我有一個夢！讓和平贏得未來，讓人性光茫萬丈，讓愛充滿世界，讓自由引領我們！ 上帝保佑所有人。 此致！ 楊恆均
5月13日（周二）的自由黨黨內選舉中，前副黨魁Sussan Ley （萊伊）以29票對25票擊敗了影子財政部長Angus Taylor，成為首位在聯邦層面領導自由黨的女性。Ted O』Brien當選為副黨魁。 自由黨陣營在這次大選中遭受重創，聯盟黨目前在眾議院150個席位中僅佔有42席，而工黨佔有93席。 萊伊在她的首次新聞發布會上試圖營造團結的氛圍，讚揚競爭對手Taylor領導該黨的意圖。但兩人的選票如此接近，表明自由黨內部仍然存在嚴重分裂。 萊伊表示，她希望以「全新的方式」來領導，「我想做些不同的事情，我們必須採取全新的方法。我想充分利用黨內每個人的才能……我迫不及待地想開始工作了。」 她表示，政府的組建始終是「理性的中間路線」，並說她將關注那些未能為自由黨投票的女性選民。「我們都應該為選舉結果承擔責任……我確實聽取了澳大利亞女性的聲音。我尊重許多女性在5月3日發出的信息。」 萊伊表示，新自由黨將專註於核心價值觀，包括稅收和經濟。「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我們未來黨內討論的焦點。我們對經濟政策抱有極大興趣。」 萊伊還強調，她將特別關注社會凝聚力以及如何應對澳大利亞日益高漲的反猶太主義。 她猛烈抨擊總理阿爾巴尼斯對中東衝突的回應，稱其對「社會凝聚力」構成重大威脅，並宣稱自己支持以色列，試圖與過去的親巴勒斯坦觀點劃清界限。 萊伊說，雖然她仍然是巴勒斯坦人的「堅定朋友」，但她已經改變了對衝突的看法。 萊伊曾擔任議會巴勒斯坦之友組織的聯合主席，她表示，在訪問以色列後，她現在用「不同的視角」看待這些問題，此舉受到了猶太領導人的讚揚。 萊伊曾在2008年表示，巴勒斯坦人已被「抹去存在感」，但她周二表示，在與同事們「徹底討論」了這個問題之後，她重新審視了自己的觀點。 「在我被任命為副手後，我應我傑出的同事和摯的邀請，前往以色列訪問，我花了很多時間觀察當地的情況。那次訪問的影響，，以及隨後10月7日發生在加沙的可怕事件，改變了我對整個問題的看法。」 萊伊抨擊了阿爾巴尼斯和外長黃英賢對以哈戰爭及國內反猶浪潮的回應，並誓言要「追究工黨的責任」。 她指責外交部長黃英賢在聯合國讓澳大利亞失望，而總理讓澳大利亞猶太裔民眾感到「孤立、恐懼和真正的擔憂」，「是這個國家社會凝聚力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 萊伊的態度受到了澳洲猶太人的讚揚，稱她在面對現實時，拒絕了以色列長期批評者本能的敵對態度，已成為猶太社區的「堅定朋友」，「為此，她值得我們尊敬。」 「我們錯了」 萊伊在準備競選黨魁期間，上周五接受了Sunrise節目採訪。她表示，自由黨需要改變方向，「我們在選舉中遭遇了重大失敗，從那時起，我一直在與我的同事、社區成員、黨員以及普通澳大利亞人進行多次溝通。我一直在傾聽，」她說。 「我們錯了。我們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向前邁進，我們確實需要一種新的方法。」 「我們希望採取一種強有力的、包容所有人的方法。我想充分發揮團隊的所有才能，在我的領導下推動團隊前進，並切實滿足澳大利亞人民的需求，因為顯然，我們在上次選舉中沒有做到這一點。」 「我們確實需要體現一個現代自由黨的形象，與全國各行各業的現代澳大利亞人溝通交流。」 節目主持人向萊伊提問了「玻璃懸崖」現象，即女性在危機或困境中更容易被提拔到更高的職位，而這往往意味著女性更有可能失敗。 「這些說法來來去去。在我看來，它們與現在的情況無關。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選出最合適的候選人來帶領我們的政黨前進，」萊伊回答道。「我在議會工作超過25年的經驗，以及我的團隊合作方式，正如我所說，就是充分利用團隊中每一位成員的才能，提出具有競爭力的政策方案，以體現自由黨永恆的價值觀——這就是我現在所要做的。」 「我們一定能贏得下屆選舉」 萊伊告訴Sunrise節目的觀眾，她將在繼續捍衛自身政策的同時，向澳大利亞女性發出強烈信號。 「這關乎現代澳大利亞對我們自由黨人的期望，」她說道。「這關乎我們黨內上下齊心協力，也關乎堅定的職業道德，在這些方面，我在黨內和國家層面都享有盛譽。」「我不會後退。我們一定能成功。我們一定能贏得下屆選舉。這是一個展望未來、真正帶領澳大利亞人民與我們攜手同行的時刻。」
隨著生活成本壓力加劇，越來越多的澳洲人正放棄大牌貨，轉而購買更便宜的超市自有品牌。各州之中，維州人更加精打細算。 今年3月，比價網站Compare the Market針對1000多名澳洲人做了一項調查，調查統計顯示，過去12個月中，全澳平均有49%的消費者從購買大牌貨改換到超市自有品牌。其中，維州比例高達53%，居全國最高。緊隨其後的是昆州和西澳，均為48%。新州為47%，南澳46%。 現在澳洲人每周在雜貨上的平均支出為213.64澳元，比2024年1月的191.66澳元增加了11.5%，也就是每周多支出21.98澳元，一年下來相當於多花1142.96澳元。 Compare the Market發言人福特（Chris Ford）說：「澳洲家庭早已處於經濟拮据的狀態，如今超市幾乎所有商品的價格都在飆升，因此看到這麼多澳洲人放棄大牌轉向自有品牌，並不意外。」 數據顯示，消費者在購買一系列日常消費品時放棄了大品牌。牛奶消費的這一比例高達65%、清潔用品58%、麵包57%、冷凍蔬菜52%、衛生紙50%。 今年5月進行的物價調查發現，以13種常見商品為例，從大牌貨改用自有品牌後的單次消費可節省41%的支出，相當於32.80澳元。同樣一籃子商品，大牌貨的總價為79.15澳元，而自有品牌則僅需46.35澳元。 福特說：「有些商品的價差非常驚人，例如伯爵茶包（Earl Grey teabags），大牌與自有品牌之間的價格差可達63%，這是非常可觀的。」 他還建議澳洲消費者不僅要在超市「精挑細選」，還應將這種比價意識擴展到能源、保險等服務領域：「無論是選擇較小型的能源零售商，還是換一家不那麼知名的保險公司，你都會驚訝於省下多少錢的。」
澳大利亞政府即將於6月正式實施高等教育貸款減免計劃，引發社會廣泛討論。根據立法草案，符合條件的學生將自動獲得現有債務20%的減免，還款工資門檻也將從56,156澳元大幅上調至67,000澳元。這一政策預計將直接削減160億澳元的學生貸款總額，但專家警告，其短期救濟性質可能無法根治高等教育成本持續攀升的深層矛盾。 根據澳大利亞稅務局公告，6月1日起，符合條件的借款人將自動獲得現有債務20%的減免，覆蓋高等教育貸款計劃（HELP）、職業教育貸款（VET Student Loan）及學徒貸款等多類債務。以20多歲借款人平均31,500澳元債務為例，此次減免將直接抹去6,300澳元。澳大利亞研究所高級經濟學家Jack Thrower指出，儘管減免僅針對6月前的現有債務，但其「普惠性」設計避免了繁瑣的申請流程。 配合債務減免，還款機制改革同步推進。新規將還款門檻提升至67,000澳元，收入僅超該門檻1,000澳元的借款人，年還款額將從現行制度下的1,200澳元銳減至150澳元。即便收入超過125,000澳元的高收入群體，其邊際還款率也僅從15%溫和上調至17%。Thrower測算顯示，此次調整可使普通借款人年還款額減少約30%。 儘管政策獲部分群體歡迎，但其「治標不治本」的質疑聲不絕於耳。澳大利亞教育部數據顯示，當前借款人平均需10年清償債務，較2006年延長近3年。Thrower指出，實際還款周期可能更長。更嚴峻的是，學位費用持續失控：自HECS體系建立以來，文科三年制學費已從1,800澳元飆升至50,000澳元，增幅遠超通脹。 批評者認為，現行政策未能觸及核心矛盾。2021年莫里森政府曾試圖通過提高人文社科專業學費引導學生轉向STEM領域，但效果甚微。Thrower強調：「減免債務如同給高燒患者吃退燒藥，但真正的病因是教育成本增速持續跑贏家庭收入增長。」 隨著議會審議臨近，這場關於學生貸款改革的博弈進入關鍵階段。支持者認為，債務減免是緩解青年經濟壓力的必要之舉；反對者則擔憂，一次性政策可能削弱HECS體系的公平性設計。可以預見的是，若高等教育成本增速無法得到有效遏制，類似的政策爭議或將持續數十年。
根據澳洲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澳洲所有家庭的生活成本均出現上漲，漲幅介於0.6%至1.6%之間。其中醫療、住房、食品和非酒精飲料是推高本季度各類家庭生活成本的主要因素。 澳洲統計局主管Neel Tikaram表示：「藥品、醫療和醫院服務、電力以及水果和蔬菜價格的上漲，導致本季度所有類型家庭的生活成本均有所上漲。」 以政府補貼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家庭（包括養老金領取者）生活成本漲幅最大，主要原因是醫療支出增加。 自己繳納養老金的退休人群生活成本在所有家庭類型中漲幅最小，僅為0.6%。主要原因是假期旅行和住宿價格都在下跌，而這兩項服務在這類家庭預算中佔比較大，有助於保持支出增長較低。 打工族家庭的生活成本在第一季度上漲了1.1%，這類家庭的支出增加主要源於抵押貸款利息和教育成本的上升。抵押貸款利息在本季度上漲了1.5%，教育支出（包括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因開學季學費上漲而增長5.3%。 再往前追溯，過去一年裡，房貸利息、保險費用、食品價格上漲，推動各類家庭的年生活成本上升。按年計算，依賴政府福利的家庭生活成本上漲了3.5%，而打工族家庭的漲幅為3.4%。 Tikaram表示：「打工族家庭生活成本的年增長率已在本季度繼續放緩，低於2023年第二季度的峰值9.6%。
5月13日上午，Sussan Ley擊敗保守派對手Angus Taylor當選自由黨新黨魁，成為該黨80年歷史上首位女性領袖。 多位消息人士向ABC透露，這位63歲的前副黨魁得得了溫和派的支持，在黨內投票中獲得了29張票，而反對黨財政發言人Taylor獲得了25張。 最近擔任該黨能源發言人的Ted O』Brien在黨內選舉中以38比16擊敗Phil Thompson，將出任副黨魁。 在工黨以壓倒性優勢贏得大選後，Ley女士現在面臨著團結自由黨的艱巨任務。關於這位擔任了三年反對黨副領袖、如今成為自由黨領袖的女性，我們了解多少呢？ Ley1961年出生於奈及利亞，父親是英國情報官員。她年僅一歲時，父親就帶著全家搬到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任職。 一段時間後，Ley被送往英國，在那裡就讀寄宿學校，直到全家再次搬到了澳大利亞。 Ley13歲時，來到了父母在昆州購買的業餘農場。沒過多久，全家就定居在堪培拉。 在堪培拉，她沉浸在當地的另類音樂氛圍中，多年來一直留著紫色頭髮，酷愛朋克風格，而她的父親當時在聯邦警察局工作。 十幾歲的時候，Ley迷上了命理學，後來決定在自己的名字後面加一個「s」（從Susan變成了Sussan）。 「我讀到過一個命理學理論，說把名字中字母對應的數字加在一起，就能改變你的性格，」她在2015年接受《澳洲人報》採訪時說道。「我發現，如果加上一個『s』，我的生活就會變得無比精彩有趣，一切都不會無聊。就這麼簡單。」 她補充說，改名後，就很難去掉多餘的「s」，所以即使在對命理學的熱情消退後，她仍然保留了這個名字。 高中畢業後，Ley立志成為澳大利亞首批女性商用飛行員之一，甚至還考取了執照，但卻一直沒能找到相應工作。 最終，她在昆州找到了一份緊急叢林飛行員的工作，負責空中監視牲畜。在那裡，她遇到了John Ley，於1987年與他結婚，後育有三個孩子。 Ley之後在Albury的稅務局擔任技術培訓總監， 2001年，她駕駛一輛塗成藍色的房車參加競選，首次當選Farrer選區的眾議院議員，此後一直擔任新州南部的議員。 Ley擁有拉籌伯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查爾斯特大學會計碩士學位和新南威爾士大學稅務碩士學位。在霍華德執政期間，她擔任議會秘書，後晉陞為艾伯特的助理部長。 2014年，她晉陞為內閣成員，並擔任衛生和體育部長。次年譚寶上任後，Ley將老年護理納入其職權範圍，並一路晉陞，直到2017年，她因在一次由納稅人資助的旅行中在黃金海岸購買了價值80萬澳元的投資房產而受到審查。 此事引發了總理和內閣部的調查，她不得不暫時辭去部長職務，但在2019年重返前排，在莫里森的領導下擔任環境部長。 自由黨在2022年聯邦大選中落敗後，Ley毫無懸念地當選為達頓的副手。
南澳一所天主教學校（澳新社未透露其名稱）最近一次運動會上，一名跨性別學生參加女生比賽並打破多項紀錄，家長們對此感到「憤怒」和「失望」。 這名13歲學生贏得了大部分比賽——跑步、跳高、標槍、鐵餅，其表現在家長中引起了轟動。「大家議論紛紛，說一個男孩變性成了女孩，打破了所有女生的紀錄，」一位父親說道，他有一個7歲的女兒和一個10歲的兒子在該校就讀。「這件事非常引人注目。很多家長的女兒都輸了。這讓人很憤怒——我的意思是，（那個孩子）竟然在天主教學校里和女孩們競爭。」 去年運動會結束後，這位跨性別學生因創造了13歲以下女子標槍新紀錄（20.58米，比之前記錄多3米多）而受到學校表彰。今年該校沒有發布類似的帖子，只分享了學校的整體成績。 這位父親說，他不希望這名跨性別學生「遭受虐待」，但「我們不能允許這種事情發生，因為一個人就改變整個學校」。 另一位有3個孩子在該校就讀的父親表示，「每位家長都很失望，都覺得學校打著公平的旗號，卻讓其他10、15甚至20個女孩完全不公平。無論從道德角度還是從其他角度來看，這都是不公平的。那天，這個孩子打破了很多紀錄，我知道有些紀錄是10年、20年甚至30年前的。」 此後，許多家長就此事給校長發了郵件。第一位家長在郵件中稱該學生為「男孩」、「一名男學生假扮女孩」。「我考慮了很多問題，包括兒童安全、平等和道德，」他寫道。「看到這個孩子在運動會上與女孩競爭並獲勝，我非常擔心。」「從體能上來說，男孩將能夠勝過女孩，因此需要男女分開比賽。這也剝奪了一些可憐女孩進一步發展運動的機會。」 該校去年還開始安裝性別中立的廁所。 這位父親寫道：「我有個女兒在這所學校上學，如果（這個孩子）可以隨意使用女廁所，你們就等著吃官司吧。」 「作為一所私立天主教學校，我本以為我的孩子和我們這些家長根本不需要擔心這種事。」「我理解愛所有人、展現善意的必要性，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自己的道德準則。」 這位家長稱，這所每年學費5000澳元的學校「整體上已經走下坡路，因為它的管理方式似乎更像一所公立學校，在著裝和形象方面的標準也更差。」「我們把孩子送到這所學校，是為了感受天主教的教育體系，享受學校制定的規則，以及比公立學校更安全的環境。」 他說他接到了校長的電話，但「她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校長只是說『我們理解你們的擔憂』，『我們理解』這個，『我們理解』那個，」他說。「這簡直是政治化的回應。（她說）她無能為力，因為全國範圍內都不能（基於）性別認同歧視兒童。」 南澳教育廳政策文件指出，根據聯邦和州立法，禁止教育機構基於性別認同進行歧視。「所有兒童和青少年都必須得到支持，參加符合其性別認同的活動，」「性別多元化的兒童或青少年應該能夠使用與其性別認同相符的設施。」 南澳一國黨上議員Sarah Game表示，這起事件表明工黨和聯盟黨需要「在法律上重新確立生物學現實」。她說，英國最高法院上個月的裁決認定，性別被定義為生理性別，這凸顯了澳大利亞各主要政黨在這個問題上「缺乏骨氣」。 Game博士表示，只有一國黨願意採取行動「捍衛澳大利亞家庭和常識」，包括倡導在全國範圍內禁止青春期阻滯劑，禁止生理男性參加女子體育運動，以及禁止生理男性進入專門為生理女性設計的場所。 Game告訴澳新社，「聯盟黨的選票大量流失給一國黨，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們關於男性參與女子體育運動，以及性別意識形態的政策堅如磐石、符合常識。」「當我們制定法律時，情感不能凌駕於事實之上。雖然我們預計工黨、綠黨會接受這種不合邏輯的胡言亂語，但聯盟黨似乎也沒有足夠的勇氣說出真相。」 Game博士表示，她目前正在起草一項立法，禁止生理男性參加南澳的女性體育和田徑比賽。
此次選舉自由黨遭受了歷史性慘敗，然而西澳Canning選區議員Andrew Hastie卻逆勢而上，在初選得票率和兩黨得票率上吸引了大量搖擺選民。被譽為「自由黨未來領袖」的他表示，政壇的中右翼不知該如何捍衛其領導人免受工黨的攻擊。 這位反對黨國防發言人對澳洲人報透露了其事後的反思，「9個月前，我在我的選區進行的民調顯示，彼得·達頓在個人支持率上領先於阿爾巴尼斯，但有一個問題：只有四分之一的選民知道達頓是誰，因此他很容易被工黨所『定義』。」 Hastie表示，工黨通過社交媒體對達頓發起了「陰毒的人身攻擊」，這與工黨在2022年承諾的讓議會更加尊重、更加多元化、更加有利於家庭的承諾背道而馳。 Hastie說，工黨的策略就是給達頓扣上「澳洲川普」的帽子，而自由黨卻難以抵禦這些策略。「中右翼還沒有找到如何捍衛其領導人、如何反擊工黨的方法，」他說。「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需要緊迫解決的問題，否則工黨將繼續這麼做，摧毀政治。」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西澳自由黨策略師表示，Hastie的成功源於他在整個議會任期內頻繁的上門拜訪。這位前英國特種空勤兵在競選中深思熟慮，面對達頓的問題和日益糟糕的競選活動，Hastie在大部分競選活動中都不再提及核電、自由黨領袖——以及自由黨本身。西澳工黨議員和總理阿爾巴尼斯都關注到， Hastie 經常缺席聯邦競選活動。 Hastie的觀點是，核電禁令應該結束，由自由市場決定澳大利亞是否建造反應堆，而不是由政府建造。他決定從 Kwinana 高速公路和 Forrest 高速公路沿線的廣告牌上移除自由黨標誌，他的競選口號是「以您為先」。 「大多數人在我的標牌上看到的都是澳大利亞國旗。我致力於為普通人服務。我希望他們知道，我們的國家是第一位的，」Hastie 說。 直到最後兩周，Hastie才被推到了全國競選的聚光燈下，當時他與達頓共同宣布聯盟黨將把國防經費提高到GDP的3%。 他承認自己在全國範圍內的影響力不大，但堅稱自己在Cannings選區很活躍。「在糟糕的全國競選中，我專註於最重要的事情：我的當地社區，」「政治本質上是一場全天候的競爭……我們競選的重點是領導力、能力和交付成果，因為這是人們對民選代表的期望。如果你做不到這些，人們就會解僱你。」 Hastie決定談論當地問題，包括西澳醫療園區的現狀、住房短缺和道路問題。他甚至主持了一場論壇，討論一個養豬場和垃圾處理中心發出的氣味，約有500人參加。 「北部郊區的氣味是個大問題。當人們擔心鼻子里的氣味時，我沒法談論國家政策，」他說。「我會繼續推進這項工作，因為我關心選民的福祉。這是很簡單的事，但在數字時代很容易被遺忘。」
2025年澳洲聯邦大選，自由黨與綠黨不僅慘敗，作為黨魁的彼得•達頓（Peter Dutton）和亞當•班特（Adam Bandt）分別在昆州的迪克森選區和維州的墨爾本選區失利，結束了他們在聯邦議會的長期任期。輿論都在關注及猜測他們失業後的去向。 達頓領導自由黨在大選中遭遇重大挫敗的原因眾說紛紜，最丟臉的是，他成為歷史上首位在聯邦選舉中失去議席的在野黨領袖 。在選舉結果揭曉後，達頓宣布辭去自由黨黨魁職務，並表示將「優雅地」退出政壇，暗示他可能會避免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達頓還透露，未來計劃將更多時間投入於家庭和朋友，不再擔任政治評論員 。 目前，達頓的團隊各自散去，他本人尚未公開宣布具體的職業去向。但輿論分析認為，鑒於達頓在政府中擔任過多個重要職務，包括內政部長、國防部長等，建立起了相當廣的人脈，他可能會被邀請參與商業諮詢、公共政策研究或國際事務等領域。此外，他在房地產方面也有一定的投資經驗，可能會繼續參與相關行業。 但也有分析認為，達頓在國防和安全領域前景廣闊，可能為海外公司或跨國集團效力。他會進⼊董事會，成為這些機構的重要資產。 曾任職於律師事務所的綠黨黨魁班特表示，儘管失去議席，但他對過去15年的工作感到自豪，特別是在推動婚姻平等和氣候立法方面。但失業後具體去向尚未明確。 巧合的是，就在選舉次⽇，澳⼤利亞頂級可再⽣能源倡導組織」清潔能源委員會（」 Clean Energy Council）宣布其CEO凱恩•桑頓（Kane Thornton）將於8⽉離職。班特可能會獲邀填補這個角色。 歷年來，澳洲的政治領袖及風光一時的高官一旦退出政壇後都有著收入豐厚的歸屬。曾在新州政府擔任政治顧問的獵頭羅斯•桑頓（Ross Thornton）形容稱，對於每一位失意的政壇人物都有⼀段震驚期，然後⼤家各奔前程，世界繼續運轉。 前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於2022年5月在大選中失利，卸任黨魁官職後，莫里森一直以普通議員身份留任在國會裡，直至2024年2月辭職。2023年5月，莫里森加入川普前安全顧問創立的美國智庫擔任顧問。 前總理艾博特（Tony Abbott）於2015年遭遇黨內「政變」，失去了黨魁寶座。2018年8月，出任原住民事務特使，但在2019年5月的聯邦大選中未能連任自己選區的國會議員。因此宣布退出政壇。2020年9月3日，艾博特受邀擔任英國國際貿易局顧問。 前財長Josh FRydenberg在2022年失去席位後，不到兩個月就加入投行高盛。 聯邦部長往往由於在幾年內更換多個行政職位，雖然不專一，卻範圍很廣，大學成為了這些部長們卸任後的熱門選擇。 ⼯黨前領袖比爾•肖頓（Bill Shorten）任堪培拉大學副校長，史蒂夫•布拉克斯（Steve Bracks）任維多利亞大學校長，約翰•布魯姆比（John Brumby）任拉籌伯大學校長。⾃由黨⼈前副黨魁畢曉普（Julie Bishop）任澳⼤利亞國立大學校長，前⾃由黨幕僚馬克克•斯科特 （ Mark Scott ） 任悉尼大學副校長。 而一些州長，曾因掌控著全州的經濟命脈與各大財團保持互動，卸任後憑藉政策知識和商業⼈脈成功轉型。例如，前新州州長Gladys Berejiklian 成功地加⼊Optus；前州長Dominic Perrottet則舉家遷往華盛頓，擔任必和必拓（BHP）高管。 對澳洲政壇高官來說，落選不是終點，而是另⼀種起點。對於這些曾經的權力中心人物而言，真正的挑戰或許才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