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独裁者普京狂妄地宣称：“俄罗斯不在了，还要这地球干嘛！”这种狂妄，将希特勒甩出三条大街。普京话音刚落，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宛如鼎沸，普京的粉丝们都高潮了。 中国人向来崇尚强权、崇拜暴君，屠戮上亿中国人的毛泽东，至今仍是中国人票选的世界第一伟人。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俨然有后来居上的气势，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人讽刺说：“中年人一旦把持不住自己，便以为自己是普京，是秦皇，是汉武。他们仿佛成了一地的主宰，几句谈笑声间，樯橹就能灰飞烟灭，看人楼起了，笑人楼塌了。” 普京的魅力远非一般的娱乐明星所能媲美。一个网名为“夏花依旧YZ”的中国女子写道：“普京的人格魅力无可比拟，连我爸都夸，大半夜起来看新闻生怕普京吃亏，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样的男人谁不喜欢。”一个网名为“捌月三”的中国女子则写道：“优秀又帅气，之前看他的一个视频，他在写作，然后回眸一笑，我直接沦陷了。”更加赤裸裸的表白，是一个名为“TONG_NWA”的中国女子，她激动地写道：“我也好喜欢，我当场排卵了。” 中国国内如此，海外华人也没有闲着。某个自称的资深记者，将普京描述成拯救世界的弥赛亚：“普京在飞机上放置了圣像等圣物，并放有一本《圣经》，飞行时间够长时，他在天上读《圣经》，‘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普京带领俄罗斯回归东正教，目的是重建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准则。”难道“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准则”就是对内独裁、暗杀，对外霸凌、侵略，派军队跑到别国去杀人、放火、强奸吗？ 普京是一名好基督徒吗？美国维吉尼亚州麦克林圣经教会牧师乔·卡特在《俄乌战争为什么扯上了宗教？》一文中指出，自上台以来，普京曾多次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基督王国的护国公。俄罗斯东正教的牧首基里尔对其亦步亦趋，公开祝福这场侵略战争，辩称这一军事冲突是与罪恶和外国势力作斗争。然而，并非所有的俄国东正教信徒都赞同这一立场。一个由275名俄罗斯正教神父和执事组成的全球团体不畏打压，公开呼吁“停止自相残杀的战争”，并申明乌克兰人民拥有其政治自决权。此外，一个由100多位美国基督教领袖组成的跨宗派教会团体也致函基里尔，请他使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祷告和重新考虑你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俄国问题专家亚历克斯·米拉基科警告说：“普京利用传统基督教是为了政治效果。美国和欧洲的观察家们最好能看穿这套把戏。” 那么，为什么偏偏有那么多中国人为普京而痴狂，甚至支持其发动的侵略战争？鲁迅说过，很多中国人是“奴在心者”。他却不知道，一百年后，中国人仍是“奴在心者”，更有若干中国女子是“奴在卵者”。在中国，有些女人身不由己，被拐卖、被囚禁、被强暴、被当做生育机器，沦为铁链女奴，让人哀其不幸；而另外有些女人却是自愿为奴，不仅自愿为奴，而且自愿为性奴，最大的梦想就是“躺平”到普京身边，接受君王般的普京的恩泽，还洋洋得意地昭告天下。 这些公开宣称要为普京“排卵”的中国女人，未必都是共产党员。比起肥胖臃肿的习近平来，普京似乎更符合她们的审美标准：普京是一个上天开飞机、下水抓蛟龙的肌肉男。比起迟迟不敢出兵征服台湾的习近平来，普京实践了中国人“天下帝国”的想像——虽然俄国侵占了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国人却一点也不恨“老大哥”。 中美两国退伍军人会再度交战吗？ 支持普京的中国人不仅仅是女性。有一份名为《湖南省常德市参战老兵自愿赴俄前线支援俄罗斯请战书》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这份致当地“国防动员委员会”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信件的作者，自称“我们是常德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役老兵”，因为“北约企图东扩，威胁俄罗斯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安全”，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打击乌克兰现政权，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请求当局准许他们去帮俄罗斯打这场烂尾仗。信件末尾，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和手印。 最后一句名言“保卫俄罗斯就是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让人不禁联想到一九二九年的中东路事件：为了维护对中东铁路的控制，苏联悍然出兵中国，杀死和俘虏上万名东北军官兵。在这场武装冲突中，还是地方割据政权的中共中央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通告，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中共积极维护苏联利益的举动，赢得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的赞誉：“中国共产党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的军阀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中东路事件中，表示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模范。”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则因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而遭到中共开除党籍。 如今的中共跟当年的中共万变不离其宗，在谄媚苏俄上毫无二致。不过，色厉内荏的中国政府大概不敢派遣这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老兵去乌克兰战场。与这群虚张声势的中国退伍军人相比，美国的退伍军人却是真枪实弹走上战场。美国老兵瓦斯奎兹在推特上传身穿战服、站在乌漆墨黑的物体前的画面。他对着镜头说：“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我身后的是什么，这是俄罗斯坦克，是我们摧毁的第一辆。”他写到：“这个村庄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一个月，俄军恐吓民众、抢走他们的食物。今天我们进来，干掉7辆坦克和无数俄罗斯人，借此解放这里的民众。”镜头外，一名乌克兰人大喊“欢迎美国人！”瓦斯奎兹在视频中还大骂俄罗斯人是“废物”，“俄罗斯人拒绝带走阵亡同袍，让他们被流浪狗吃掉。美国人永远不会把同袍或尸体遗留在战场。”他的妻子虽然担心却仍然支持他，“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在九一一之后也是做了一样的事，急着去帮忙，这就是他，他是我的英雄。” 支持俄国的中国人并未死在战场，却死在回头路上。二零一四年，一名崇拜普京的浙江金华男子，带着两条金华火腿、两瓶酒和一张14万元存折，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准备送上特产和存折，却被拒之门外。后来，他狼狈回乡，在路上从货车坠落，被周围经过的车碾压，当场死亡，地上留下一滩血迹。这算是毛泽东所说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吗？ 在中国，网民有支持俄国和普京的言论自由，却没有反对俄国和普京的言论自由。脑性麻痹（脑瘫）诗人余秀华发表反战诗歌《我乞求诗歌能够阻挡一辆坦克》，引发不同立场的网友唇枪舌战。有支持余秀华的网友直言：“脑瘫比脑残高贵。”中国异见人士徐琳在脸书上说：“今天上午发了一个讽刺普京的行为艺术照片，傍晚时国保又打电话来要我删掉，我没答应。凭什么一下要我删这个、一下要我删那个？这个也不能说、那个也不能做，我到底出监了没有？我讽刺普京关你们什么事？普京真是你爹啊？”是的，普京似乎是习近平的洋爸爸。 鲁迅说过：“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今天的中国人“面对丰县，我一言不发；面对战争，我拍手叫好”，这是中国式的聪明。无数蜗居、蚁居的中国人，偏偏喜欢为中南海操心，这还不够，还要为克里姆林宫操心。所以，有些中国人跟共产党是分不开的。
在西朝鲜，不准说北朝鲜，也不准说北朝 最近，中国的“考古学人”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耐人寻味的消息：“北朝考古公众号被举报，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南北朝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时期，北朝和南朝也是自古以来的历史名词。这个北朝考古（现改名汉唐之间考古学）长期以来都是发布纯学术内容，不违规也不违法，就因为几个XX举报，你微信就让人把名字改了，你腾讯是平壤企业吗？” 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个名叫“北朝考古”的公众号被举报和被改名，是因为举报者将其误会成“北朝鲜”考古——“北朝鲜”，即与中国拥有“血盟”关系的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在金家第三代的治理下，跟包子帝治理的西朝鲜可谓是双峰并立、气象万千，哪里需要考古？仔细比较，北朝鲜又比西朝鲜更强悍：在北朝鲜，即便是官方媒体，也常常发表挑衅西朝鲜这个“老大哥”的言论；但是，在西朝鲜，即便民间有任何对北朝鲜不敬的风言风语，都要被查禁和处罚。 然而，这个公众号的“北朝”之名跟北朝鲜毫无关系。南北朝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时期，上承两晋、下接隋朝，其中南朝包含宋、齐、梁、陈等四朝，北朝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等五朝。这是在中国受过中学历史教育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此一改名事件，坐实了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就是杀机四伏、因言获罪、动辄得咎的西朝鲜，其独裁专制、愚昧野蛮比北朝鲜有过之而无不及。告密、无知和“闭嘴”，是此一事件中的三大关键词。 首先，在西朝鲜，告密已然成为民风民俗和民众日常生活本能（一些移居海外且自称异议人士的华人，也热衷于告密）——这个国家就像是纳粹集中营，生活在其中的十四亿人都是奴工，要活下去，不是靠团结起来反抗奴隶主、不是像其国歌所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而是向奴隶主告密，清除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乃至给某些其实愿意做奴隶的人扣上“莫须有”或“腹诽”的罪名。正如“考古学人”公众号为“北朝考古”公众号的辩护：只发布“纯学术”，“不违规也不违法”，为何要被满门抄斩？这个反问是多余的：在西朝鲜，没有什么是“纯学术”，而且，“不违规也不违法”，不由你说了算，而由党说了算。 其次，在西朝鲜，无知不是耻辱，而是光荣。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历来讲，知识份子是最无知识的”、“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习近平不愧为毛的好学生，白字连篇，戴着博士帽的半文盲对一切文明、知识和智慧都视若仇雠，使得反智主义在全国上下大行其道。举报者无知，腾讯团队同样无知。所以，具有西朝鲜特色的“新语词典”的第一句，跟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背道而驰：“知识代表无用，知识代表反动。”这句话应当作为铭文出现在西朝鲜的国徽上。 第三，在西朝鲜，“闭嘴”成了“活着”的前提。你可以张嘴，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你想开口说话，而且说逆耳的话，就乖乖闭嘴吧。腾讯的管理方，对举报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和“宁左勿右”两大原则，给被举报的公众号扣上“帐号涉嫌对用户产生混淆、误导、联想等后果”的大帽子，迫使“北朝考古”公众号改名为不伦不类的“汉唐之间考古学习”。看来，腾讯本身已具备了半个中宣部的功能，中宣部的各类变种多如牛毛，甚至中宣部已经像爬山虎一样，爬满人们的内心，遮天蔽日。 腾讯不是“鲸”，中共才是“鲸” 腾讯迫使一个公众号改名，不过是一件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对于每一个用户而言，腾讯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庞然大物。十亿人使用腾讯，腾讯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社交媒体服务商之一。用户是虾米，腾讯是鲸鱼，腾讯怎样霸凌用户，就如同中国怎样霸凌世界。 这些年来，腾讯和淘宝网路巨无霸权力太大、赚钱太多，万民瞩目。但民意一夜之间由羡慕变成怨恨，背后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中共当局移山填海、煽风点火。“一鲸落，万物生”六个字，不胫而走，虽然还未成为官方的铁血政策，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谁都知道的浅显道理。 腾讯虽大，在中共面前，却又宛如小虾米。马化腾近期的公开言论不是无的放矢，他说：“腾讯只是国家社会大发展期间的一家普通公司，是国家发展浪潮下的受益者，并不是什么基础服务，随时都可以被替换。”这里的“被替换”，有千钧之重。这不是面临激烈市场竞争时的压力，而是官方政策剧变前夕的哀嚎。有评论人分析说，马化腾强调腾讯不是基础服务，这也说明马化腾是有针对性地“求放过”。 因为，当前许多人对于民营企业垄断基础服务特别敏感，认为基础服务不应该由民营企业来做。马化腾此地无银三百两，腾讯的很多业务毫无疑问就是基础服务——微信、QQ是不是最基础的资讯交流服务？微信支付是不是最基础的支付服务？中国人，还有几个人能离得开微信、QQ和微信支付？ 马化腾将腾讯看守得如铁桶一般，比中宣部管理的传统媒体还要牢靠，但中共会放任其继续坐大吗？马化腾的此番发言无疑是向党示弱，以求自保。这是求生本能，无可厚非。他在一百句假话之后，说了一句真话：腾讯的钱就是党的钱，党什么时候要，随时可以拿走。这句话说出了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的本质。 经济学家李少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书《中国大公司的崛起》，书名的意思是，中国就是一个大公司。作者指出，中国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真正的私人企业或自由企业，不能用西方的概念去看中国的公司企业。他认为，中共实际的、不成文的控制权力，适用于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包括国企、私企（民企）、外企。国企完全没有独立性，它们不过是中共的一个部门。和中共关系密切的企业，如华为，它实际上就是中共的子公司；一般私企（民企），如蚂蚁集团、滴滴出行，它们的自主权比国有企业大，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共有控制权的合资企业，虽然中共没有法律上的股份（中共正在安排国资委或国企入股），但中共实际是大股东、有决定权的大股东。中共就是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举国大公司”。 以此而论，如今的中共早已不是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的“革命党”。李少民分析说，中共就是这个“举国大公司”的总部，总书记就是CEO，政治局常委是董事会，国家的各个部委就是这个公司的职能部门。如，国家情报系统可以帮助中国公司取得经济情报，统战部可以帮助中国公司争取外资、发现投资机会、延揽人才等等；宣传部等于是公司的公关部和市场部。如果允许“举国大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和其他国家的公司竞争，那么谁也不是它的对手——因为它是政府和公司的混合物。所以，西方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对抗这种癌细胞般吞噬一切的“举国大公司”模式。 习近平未来的经济政策，不是“一鲸落，万物生”——万物或万民，在习近平眼中，只是可忽略不计的低端人口，他们的死活不需要领袖操心。习近平的理想是“万鲸落，一党生”，马云和马化腾，腾讯和阿里巴巴，都是要死掉的，死掉后不是让渴望“打土豪、分田地”的贱民得到残羹冷炙，而是成为滋养共产党的肥料。有了邓小平“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积攒的这笔巨大财富，共产党才能养成古今中外最强大的政治组织，习近平才能成为让毛泽东也低一头的“千古一帝”。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孙力军的“十五年计划”跟习近平的“十五年计划”有本质的不同吗？ 中纪委与央视联手推出反腐纪录片《零容忍》，幕后总导演是习近平。习近平企图以反腐赢得民心、震慑百官、占据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进而为自己终身掌权铺路。习近平时代的反腐大戏，又开创了抗日神剧之外的又一个新品种。 有趣的是，“零容忍”这个说法并非习近平首创，而是从江泽民那里抄袭而来。江泽民在等死，没有精力捍卫其智慧产权。江泽民时代执掌中纪委大权的政法沙皇、执行“零容忍”政策的周永康，早已沦为秦城监狱的头号钦犯。不过，江泽民根治不了腐败，习近平同样根治不了腐败。所谓“零容忍”，不是党魁对腐败“零容忍”，而是党魁对政敌“零容忍”。 这部纪录片更像魔幻穿越剧，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镜头和细节，不是总导演习近平有多大的才情，而是如作家钟祖康所说，中国的现实比小说还要离奇，简单记录下来就是天方夜谭。在第一集中，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孙力军现身说法，入狱之后越发肥头大耳，笑眯眯地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像是在给芸芸众生上一堂励志课程。 孙力军的“政治团伙”，除了身为帮主孙立军之外，其成员及盟友还包括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上海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邓恢林，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公安厅长刘新云，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长、司法部原党组书记、部长傅政华等人。这些人曾执掌公安部国保局、技术侦查局、网路安全局等关键部门，这帮人若有风吹草动，中南海里的人必定寝食难安。 从孙力军营造其“政治团伙”的过程，凸显了中共权力运作的一个“潜规则”：作为公安部排名靠后的副部长，孙立军还有权在地方五个省市提拔掌控政法大权的政法委书记或公安厅长、局长。若是公安部正部长，当然能掌控更多名额和资源。身兼各省市党委常委的实权派政法高官，并不由地方任命，而由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遥控。对于孙立军而言，能将多少关键省市的政法大权收归麾下，意味着他在该系统的话事权有多大，这个话事权又能转化为其仕途上升的砝码与空间。 孙力军提拔的省级公安厅局长和政法委书记，在地方上如同只手遮天的土皇帝，但在孙力军面前，却宛如奴仆。孙力军在片中笑眯眯地说：“王立科每年大概四、五次来北京，每次都给我三十万美金，放在一个小的海鲜盒里面。他每次来就说，我给你送点‘小海鲜’，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另一方面，孙力军将这些资源集中起来，打造成帮助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片中说，孙力军政治野心膨胀，还为自己订了一个“十五年规划”，争取要五年上一个台阶。孙立军没有说出其最高目标是什么，但按常理推测，他是公安部最年轻的副部长，第一个五年，若是升一个台阶，就是公安部部长；第二个五年，再升一个台阶，就是国务委员或副总理；第三个五年，又升一个台阶，就是中央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乃至政治局常委——那就等于是第二个周永康。如此，当然犯了习近平的忌讳。 其实，孙力军的“十五年规划”跟习近平在成为党魁之前的“十五年规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习近平走了狗屎运，五年就上了几个台阶，从福建省长和排名最靠后、差点落选的中央委员一步登天。但要说真实学历和才干，习近平真比不上孙力军。而习近平从现在开始的“十五年规划”，则是要像普京那样掌权超过三十年，乃至掌权至死。 谁是深渊？谁是注视深渊的那个人？ 在《零容忍》中露面的孙力军白白胖胖、从容不迫，明明是讲自己犯罪堕落的历程，却像是讲别人的故事般云淡风轻，毫无痛彻心肺的忏悔和声泪俱下的苦楚。他不愧为曾掌控数十万国保的特务头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无法东山再起，亦没有自怨自艾、丢人现眼。与之相比，作为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胡怀邦，却是落水的凤凰不如鸡。 顾炎武说过，士之无耻，是为国耻。中共统治中国七十年，打断了知识阶层的脊梁，毁灭了知识阶层的良心。在中共党内跻身高位的文人，如康生、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王沪宁，或如太监般阴狠毒辣，或读书人整读书人最残忍，或被帝王用过后如卫生巾般丢弃……，他们早就丧失了人性、人气和人味，也丧失了耻辱感，以不知耻为荣。 胡怀邦是一名农家子弟出身、学而优则仕的财经官僚，他靠寒窗苦读出人头地，先后当上陕西财经学院和中国金融学院的副院长、院长，再执掌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建设银行，以及被誉为“第二财政部”的国家开放银行。已经退休的胡怀邦被原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案、华信能源董事局主席叶简明案拔出萝卜带出泥，不仅他本人遭到调查，他的妻子和儿子也都落网。胡怀邦夫人薛迎娟曾在美容院扬言，“我家的钱，几辈子都用不完了。”然而，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机会等候她与丈夫、儿子一起享用了——二○二○年五月八日，薛迎娟在被捕前夕跳楼自杀身亡。 家破人亡的胡怀邦在片中出现时，与此前官方媒体报道中手握金山银山、意气风发的样子判若两人，黑发早已变成白发，虽未穿囚服，但颓废如街边糟老头。他的嘴巴完全歪掉，像是中风后遗症。他比不上神情自若的孙立军，哀婉地说：“人生没有回车键。做了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就要受到惩罚，所以现在在这儿，只能以负罪的心态服刑。因为无期，我的人生就在这里结束了。” 说到这里已是恰到好处。但镜头移转，记者又采访中纪委办案人员——在片子中出现的办案人员，无论职务高低，均是面无表情地照本宣科、言语无味、形同咀蜡。他们的官话和套话奇妙地与当事人生动形象的陈述形成某种二重奏效应，让全剧更有喜剧风格。比如，此处立即有办案人员画龙点睛般地指出，这是丧失理想信念的结果，还举例加以说明：胡怀邦参加了习近平主持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回到国家开放银行却未召集本单位高管传达习近平的讲话，这样就丧失了国家开放银行按照习近平讲话来自我纠正错误的最后一次机会。似乎习近平讲话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如果习近平的讲话如此管用，中纪委和央视何须耗费巨资拍摄这部大型纪录片？中共内部怎么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近五百万贪官污吏（已被查处的数字）？ 万念俱灰的胡怀邦没有一命呜呼，为了活下去，必须认真演好生命中最后一个角色。他在谈话中说了一句符合教授和院长身份的高水平的话：“我忏悔书里边也写了一句话：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他没有说这是尼采的名言，很多知识水准有限的观众听到后叹为观止，立即将这句“胡怀邦名言”到处转发。 谁是深渊？谁是凝望深渊的那个人？不单单是胡怀邦，亦包括习近平，当然还有在美国学者福山面前发出“找不到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医生”的天问的王岐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钢琴王子李云迪招妓被抓，顿时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中国人穷极无聊，不敢反贪官，更不敢反皇帝，偏偏对于那些深陷丑闻中的主人公，没有半点宽容和同情，而是落井下石，笑谈渴饮——嘲笑曾经活得比他们好的人的出丑，是奴隶在苦日子中唯一的一点调剂。 胡锡进同情李云迪 而奴隶主往往都是驾驭人性的心理学大师，对于什么时候炮制出一则丑闻来让过苦日子的奴隶们解恨，早已烂熟于心。李云迪出事，是不是中共宣传部门要利用这个新闻来转移人们对沈阳大爆炸的关注，要到中宣部内部档案揭秘的那一天才能给出定论，但这件事确实让奴隶们“大快人心”。在议论这件事上，他们是有言论自由的，等他们七嘴八舌谴责当事人一番之后，就可以心满意足地洗洗睡了，第二天又可以快快乐乐地当奴隶去了。 有趣的是，一向道貌岸然的中共喉舌胡锡进，这一次破天荒地为李云迪辩护，俨然由党国战狼变成理性公知——是不是因为此前他遭到女同事举报，好不容易全身而退，所以对李云迪事件有了一点“同理心”呢？胡锡进在其个人微博中写道，李云迪嫖娼被抓，这是他自食其果。但后来的情况像是他被“挂着牌子在互联网上游街”，有些媒体话说得很重，上纲上线的仿佛他犯了重罪，相关的行业与他“画清界限”也在第一时间赶到。胡锡进建议说，李云迪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是相对较轻的，他希望互联网能够彰显惩恶扬善的爱憎分明，也要展现“道义的丰富性”，避免在任何方向上过犹不及。 胡锡进呼吁“道义的丰富性”，却不敢说出一段真实的历史：如今，中共以招妓为名将李云迪彻底妖魔化，却忘记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嫖客党”。中共的创党总书记陈独秀，当年是北京红灯区“八大胡同”的常客。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教职员工中组织“进德会”，动员大家签名保证不嫖妓、不吸鸦片，陈独秀不愿参加，被免去北大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愤而南下上海组建共产党。可以说，没有陈独秀的嫖客嗜好，就没有共产党的诞生。那么，今天共产党为何有对跟陈独秀有同样嗜好的嫖客们“一个也不放过”呢？ “毛的情人”陈惠敏 共产党掌权之后，从毛泽东以下的大小官员们，不再需要像陈独秀那样花钱去妓院嫖妓了。共产党关闭了妓院、改造了妓女，将“旧社会”的阴沟打扫得干干净净。同时，整个中国都成为共产党当权派的妓院。毛泽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荒淫的皇帝都要无法无天，亦欲望无边。英籍华裔作家张朴曾访谈毛的情人之一的陈惠敏，陈惠敏是唯一后来移居海外的“毛的情人”。陈惠敏告知，出身高干家庭的她，因貌美如花，在十四岁就被选入专门到中南海陪舞的军队文工团，她如此描述毛强暴她的场景：那天夜晚在休息室里，当毛要她把衣服脱掉时，她一阵恐慌，加上害羞，不知所措，她开始浑身发抖。她想大声喊叫，又不敢，只能乞求般的看著毛。一直显得慈祥可亲的毛泽东，此时已是欲火中烧。他见陈惠敏一动不动地站著，仿佛没听见似的，顿时大怒，走上前狠命撕开陈的连衣裙。后来，毛泽东称陈为“女儿”，同时又要陈全身裸露、一丝不挂地陪他读书。陈惠敏对毛完全顺服，不仅身体上顺服，精神上也顺服，她被毛称作“尤物”。多年以后，陈惠敏移居香港、再移居英国，仍然不止一次对人说：“我希望以后人们一提到毛泽东就知道我，就像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关系一样。” 陈惠敏（右）后来移居香港、再移居英国，仍然不止一次对人说：“我希望以后人们一提到毛泽东就知道我，就像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关系一样。”（图片摘自网路） 李云迪没有毛的权势，他招妓还需付费，却让自己身败名裂。在中共眼中，管你什么钢琴王子，仍是“倡优蓄之”。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死；要你荣华富贵，你就荣华富贵；要你穷途末路，你就穷途末路。 网上传出署名李云迪母亲的一则呼吁：“儿子将永远退出大陆乐坛，中国音乐界将不复存在世界级美誉的钢琴王子李云迪，强大的舆论及道德审判把儿子送进了人间地狱，我想不久他将离开曾心爱的祖国去异国他乡谋求生存。……为什么不能有点慈爱之心宽容地对待单身青年呢？他轻微违法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原则性危害呢？他为祖国建设慷慨解囊捐赠那么多钱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在中国口水都能把人淹死，何不去淹死直接造成中国经济损失、真正触犯法律、败坏道德、贿赂枉法的贪官呢？”这段呼吁有可能是好事的网友假借李云迪母亲之名发布的，李云迪的母亲未必有胆量为儿子鸣冤，但这番话倒是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我反对中国网民对李云迪的口诛笔伐，但也不同情李云迪如今的下场。他明明留学西方多年，在西方可以过上有尊严、有自由的生活，偏偏还是要回中国发展——当然不是出于“对祖国的爱”，而是中国“人傻，钱多”，是个捞钱的好地方。据说，李云迪此次出事，一夜之间损失了超过两亿人民币的各种代言费和广告费——这就是人人都像畜生般活著的中国，对看似天外飞仙、西门吹雪的李云迪磁铁般的吸引力的原因所在。跟中国过不去，就是跟钱过不去。除了陈升和黄明志等屈指可数的少数艺人，谁能跟钱过不去呢？但是，既然你要去为奴之地捞钱，你就要做奴才，并承担做奴才的风险。 李云迪曾高倡自己是“护旗手” 李云迪在西方生活多年，没有选择加入外国籍，而以优才计划得到香港居民身份。香港居民身份让他在西方和中国两个世界游刃有馀，两边通吃。然而，他对香港毫无感恩之心，从来没有关心过香港市民的逆权运动。相反，在香港人反对中国的血腥红旗时，他在微博上高调宣称“我也是护旗手”——这个“护旗手”却被红旗狠狠煽了一记耳光。 李云迪从来不是一个身体和灵魂上站起来的人。如今，他被中共像蚂蚁一样捏得半死，正是所谓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进来”。而那个到白宫演奏中共血腥曲子的朗朗，以后的下场也不会太好。音乐不能让人高尚，文学、哲学和科学也不能。包括希特勒在内的纳粹高层，个个都有很高的音乐鉴赏力，但音乐并没有阻止他们作恶。弹钢琴不能让人自由，只有真理才能让人自由。 就在李云迪招妓成为中国新闻排行榜上第一热门话题的同时，一名在北京清华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的台湾学子龙缘之（Lung Yuan Chih）在个人脸书上揭露其导师刘兵对其性骚扰，中国却没有一个媒体敢报道。 龙缘之在脸书贴文中写道：二零一八年四月，她在北京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博士生第五年，正忙于提交论文、答辩。其指导教授刘兵是中国知名的学者，有许多的博士生、硕士生，几乎全为女学生。非常多人都说，他只收女学生。他经常将学生约在家里指导。 那一天：“他示意我坐在沙发上、他的左边。他仍旧说著我论文的事，对我的论文有许多赞美之词。……很快地，他开始摸我的右耳，同时继续说著论文的事。我内心非常惊恐，表面上装作仍是认真写笔记的样子。他继续摸、揉我的耳朵，还不时往耳朵吹气。我仍是固作镇定。……然后，他用双手用力握住我双肩，想把我压向他、压在沙发上。我抵抗著，尽我一切的力量维持坐姿。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发一语，在无声中抗衡。他的力气很大，我是要用尽全力才能反抗。……数分钟后，他放弃了，靠在沙发上，意兴阑珊的样子。” 龙缘之的拼命反抗让她逃过了一劫，但她不敢报警或向校方揭露此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主导的社会：“博士生导师的权力是惊人的，不仅主宰了在读学生、考生的死活，学校里的同事、职员、年轻教师(“青椒”)亦为其势力范围，谁敢得罪？” 中国学术界性骚扰的“新常态” 在毕业典礼上，龙缘之被安排和清华党委书纪合照。那是她与清华最高官员最接近的时刻，也是离揭发导师恶行最近的时刻：“是的，直到那一刻，我还在挣扎是不是要把这一切我所知的说出来——但是，又要说什么呢？我不是一直在大声疾呼，而无人听闻吗？我不正是不断在吁求正义，而招人耻笑吗？我的密友不正是因为他的导师不断诱奸女学生、要求男学生奉上他们的女友，以惩那可耻的性欲与权力，而导致精神分裂吗？”她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刘兵其人是中国知名的女性主义学者，如果上网查“女性主义”、“女性学”、“性骚扰”，会看到他很多著作和访谈。他还经常在媒体上夸夸其谈“何谓性骚扰”。可以说，“女性主义是什么”、“什么是性骚扰”的论述，就是由他和他的一大票女弟子建立起来的。研究性骚扰的学者，是性骚扰的惯犯，这就是中国学术界的“新常态”。 这段经历给龙缘之造成巨大的伤害，以至于她对学位和学术的热忱和信念全都崩塌了，“拿到学位后，我不曾为自己感到一点点的骄傲，因为那是以人性的羞耻、无能和妥协换来的”。 中国是为奴之地，为奴之地没有真正的学术，为奴之地也没有多少人配得上“教授”的称号，他们大都是“叫兽”而已。我对受害者充满同情，也愿意撰文帮她呼吁，并谴责“叫兽”刘兵。但我感到不解的一点是，龙缘之明明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台湾，可以在台湾或西方完成学业，做出一流的学术成绩来，为什么她偏偏要到中国这个肮脏危险的国度去求学呢？新竹清华难道不比北京清华的学术环境更好吗？这个错误的决定，让她付出沉重代价。这也是每一个到中国去念书的“台生”都有可能遇到的灾难。希望龙缘之的遭遇让更多台湾年轻人打消去中国求学的错误念头。 李云迪比刘兵的知名度高多了，他是四川音乐学院教授，同时也在中国若干所大学兼任教授（招妓事件之后，所有大学都将他除名）。或许在国外待久了，有了某些基本的道德底线（老师不伤害学生），且昧于中国的国情（老师可以伤害学生），李云迪没有像刘兵那样安全地“兔子专吃窝边草”，而是老老实实地付钱招妓，结果却落得个谤满天下。反之，刘兵在北京清华园逍遥法外，仍可率领一帮女弟子、娘子军高言大志、挥斥方遒，龙缘之的控诉动不了他分毫，他的女弟子们个个欣然接受导师的雨露恩泽，不会支持龙缘之的维权行动，而只会斥责她破坏了中国学术界的“潜规则”。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日前发布的人口普查数字遭到公众的普遍质疑，当然，最高当局对真实数据心知肚明。大概数字让他们心惊肉跳，中共政治局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会议上，为应对出生率骤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其中提到要“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援措施”，“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这是另一种反向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前是生二胎、三胎遭到迫害的中国人逃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以后将是因为没有生孩子或没有生二胎、三胎而遭受迫害的中国人逃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香港富豪、中原地产董事是施永青立即向中南海献计献策，其忠心耿耿，足以感天动地。他在名为《如何解决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的文章中写道：“我认为可以待一个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责任，譬如生育两个孩子后，才可以有权使用避孕产品，以确保祖先的构想，起码有一部分可以落实。我这种想法一定有人觉得是匪夷所思；但随著人口老化，社会动力不足，而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方法又无法生效时，不排除人类社会可能要出此下策。”这不是其谦称的“下策”，而是保证大国崛起的“上上策”。作为警察国家的中国，实施购买避孕用品“实名制”并非难事。 然而，在重重重压下只能“躺平”的中国年轻人并不同意其构想。网友们纷纷调侃说——“他出钱吗？”、“以后买避孕套需要出示孩子出生证明。”、“从现在开始要囤积大量避孕套了。”、“可笑，买不到避孕套， 爱滋病、性病你控得住吗？”、“施大善人怎么不去救助住著笼屋的香港穷人，居者有其屋才能生活，才有能力抚养子女。” 施永青不关心民众的刑罚，他只关心习近平的想法，只要投习近平一人所好就能发大财。而习近平正领导中国迅速罗马尼亚化。在当年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靠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著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齐奥塞斯库认为，只要有秘密警察的支持，就可刀枪不入。秘密警察确实忠于他，为解决人口猛跌的难题，秘密警察中专门成检查妇女月经的“月经员警”，每月对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妇女进行强制体检。严厉的促进生育的法令造成成千上万妇女在得不到基本医疗照顾之下死亡，婴孩死亡率更高达千分之二十五，另有十万名以上儿童被教养院收养。 与如此悲惨的国家处境相比，齐奥塞斯库从未停止打造他和妻子的个人崇拜，那些颂歌的语言足以令斯大林感到脸红。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发现，齐奥塞斯库正式批准的、表彰其丰功伟业的词语有——设计师、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胜利的光环、大神泰坦、太阳之子、思想的多瑙河等等。无独有偶，今天的中国，专门为前国宝级歌手彭丽媛写的《中国第一夫人》的颂歌也问世了。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如此描述此种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说：“绝对的服从，就是意味著服从者是绝对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需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他的意愿就可以了。”习近平的下场不会比齐奥塞斯库更好。 而中国民众对于党国恩赐的生育权并不领情，有人在网上写了一则笑话：羊月薪八千，打算用三十万建一个窝，老虎不允许，说私自建就是违章建筑，只允许向狼买，不然不让小羊上学。狼是搞工程的，用八十万向老虎买这块地，花十万把羊圈建好，向羊要价两百五十万元。羊钱不够，老虎让开银行的小虎借两百五十万元给羊，连本带利四百五十万，三十年还清。羊全家三十年给老虎打工。老虎、小虎、狼都挣了钱，只有羊亏了，连羊崽子都不敢生了。羊越来越少，老虎觉得这样下去大家没有肉吃，于是宣布羊可以生三胎。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老大哥”为什么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 中国微博社群最近惊现“妇女随访员”：一张微博贴文的截图显示：“大家好，我是金穗社区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请你们把最后一次月经日期发到私信里。”这只是一个试探信号，下一步，恐怕就是全副武装的“月经警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严加盘问、登记造册了。 “老大哥”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表明中国人口的急剧下降的问题已然十分严重。此前，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迟迟不敢公布，公布之后就连普通民众也指出各项数字移花接木、自相矛盾。习近平时代中共技术官僚的政治化和奴才化，使其造假的能力大幅退化，各项灌水数据只能哄骗习近平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穿的半文盲皇帝。 过去四十多年，中共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据西方媒体报道，截止到二零一三年，中国总计实施了三点三亿次堕胎手术，一点九六亿次绝育手术。庞大的计生委使用各种野蛮手段，诸如围追堵截、强制引产、结扎等，对被迫堕胎、引产的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揭露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真相，却遭受举国之力的打压，成为“国家的敌人”。 在此期间，中国广大乡村常见各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血腥残忍的宣传口号，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但近年来，当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声嘶力竭地鼓励生育。田间地头，原先的标语被覆盖上新的大红字体，与先前的南辕北辙，却同样杀气腾腾：“二胎奖，一胎罚，丁克不育都该抓”、“一人拒绝多生，全村人工授精”。 我曾戏称习近平为“习奥塞斯库”，因为专横、愚蠢、粗鄙的习近平，宛若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转世灵童”。“月经员警”是齐奥塞斯库的发明，习近平的“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只是东施效颦。英国历史学家雷根在《愚昧改变历史》一书记载，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苦，人口呈负增长趋势。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悍然颁布“七七零法令”。该法令规定，生育孩子是“高贵而杰出的任务”，是爱国主义的完美诠释，每个四十五岁以下的女性都应该为祖国生下至少五个孩子，国家对生育超过法定数量的妇女公开表彰。 反之，罗马尼亚当局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对二十五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已婚不生育夫妇作出强行惩罚，后来发展到对所有“无子女人员”每月从工资中强行扣除一种名为“社会抚养费”的特殊税金。与之配套，政府实施禁止堕胎、禁止节育、禁止离婚的政策，派遣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严厉打击、处罚监禁。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员警”。 习近平不遗馀力地学习毛泽东、希特勒、齐奥塞斯库，以为“人多力量大”是绝对真理，而只要控制了女性的月经就可促进人口的增长。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做出好的表率，得赶紧充实后宫，制造出一长串“共产主义接班人”来。 “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这种新职业的出现，说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丁点私人生活领域的隐私与自由即将被党国收走。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在《论小丑》一书中的描述，用在今天的中国丝毫不差：“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著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连腹诽也会被定罪的国家，与地狱有什么差别？ 中国的“数位极权主义”，超越了欧威尔在一九四零年代的想像——如果欧威尔生活在今天，重写提笔反乌托邦和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必定会发现中国的有关素材满坑满谷，无需发挥想像力，只要如是写来，就比《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还要精彩。 中国的“数位极权主义”，也超越今天的观察家们的想像——在东突厥斯坦，目不转睛地盯著一千两百万维吾尔人的一举一动的，不单单是“老大哥”的眼睛，更是无所不在的摄像头。 摄像头很快升级换代，不仅可以记录，更可以分析、归类：一名中国软件工程师接受匿名西方媒体采访时披露，在新疆的数间警察局，安装了使用人工智慧和脸部辨识技术来侦测情绪状态的监视系统，并对维吾尔人进行测试。他说：“中国政府利用维吾尔人作为测试对象，进行不同实验，就像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一样。……我们将情绪侦测摄影机安装在距离测试对象三公尺的地方。类似测谎器，但使用更先进技术。” 员警和技术人员让受试者坐在“约束椅”上，手脚都被金属装置固定住，然后由人口智慧系统侦测和分析接受测试者的皮肤毛孔和面部表情的微小变化。最后，软体会产出一张圆饼图，分析测试对象的状态，红色部分代表负面或焦虑情绪——这种人会被视为危险人物，列入严格管控的黑名单。该软件工程师指出，这套软体是用来“在没有可信证据下（对受试者）进行预判”。可见，科学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若掌握在极权政府手中，使其如虎添翼，当然就是助纣为虐。 在中国，腹诽是罪，沉默也是罪，因为腹诽和沉默是必然呈现为某种不服从的面部表情。鲁迅说，“白眼看鸡虫”，“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些都是负面情绪和负面表情。在习近平治下，你不能有任何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能有任何反动的思想与消极的情绪。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只能保持忠党爱国、乖乖如韭菜般疯狂生长、再等待锋利的镰刀来快快收割的“正能量”，而不能有韭菜也要争取韭菜的“平躺权”之胡思乱想——此类胡思乱想乃是危害党国安全的“负能量”。 处于种族灭绝的绝境中的维吾尔人的命运，不为很多暂时坐稳了奴隶状态的汉人所知晓。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酒足饭饱之馀，有闲暇关心国际事务，对“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和战乱地区充满无限同情。维族流亡知识分子伊利夏提感叹说：“很多中国人觉得巴勒斯坦人不幸、叙利亚人不幸、阿富汗人不幸，总以为他们的国家战乱不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中国人不知道是，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阿富汗人有迁徙的自由、有表达的自由，有互联网、有畅通的资讯、联络管道，远在天涯海角还能知道家乡亲人安危，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新疆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却被殖民中国政府残酷剥夺了这一在战乱中挣扎的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最基本人权——亲情知情权。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活著，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在哪儿？已经四年多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三个妹妹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著？更不知道三个妹妹的丈夫、儿女在哪儿？是否还活著？”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维族人的今天，将是汉族韭菜的明天。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