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狼狈为奸，更是认贼作父 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五日，习近平迎来七十岁生日。人生七十古来稀，按照江泽民时代形成的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矩，习近平本该过上退休后的第一个生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但他偏偏要终身掌权，至死方休。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近年来中共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已不亚于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中国官方几乎没有举办任何公开的活动庆祝此次大寿——习近平似乎不愿让人们过多关注他的年龄。 另一方面，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权力最大的中共党魁，没有任何元老和派系能对他有所制约，貌似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却已然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据说，他悍然打破禁忌，跑到明清两代皇家御用寺庙万寿寺过生日，这大概是他焦头烂额之际的一种“冲喜”方式。然而，既然没有一个皇帝能实现“万寿”的梦想，习近平也不可能“万寿无疆”。即便万寿寺名字讨喜，里面也金碧辉煌，但习近平遭遇的烦心事不可能在生日这天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习近平知道他的统治危机重重，在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二十大开幕式的政治报告中、在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日主持中共二十届中央国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以及在六月七日视察内蒙古时的讲话中，他就同一主题反复讲了三次：中国要保证在“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正常运行，做好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可见，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并非岁月静好，而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随时可能粉身碎骨。 中国官方媒体不敢有所表示，但许多中国网民在习近平生日这天，贴出江泽民当年行走在淹没脚踝的洪水中视察灾区的照片。江泽民小丑一个，不值得怀念，这种用江打习的方式，不是勇敢的反抗，但也可稍稍恶心习近平一下。有趣的是，真正关心习近平生日的，不是他治下的十四亿奴隶，而是他最尊崇的“父皇”普京。早在四年前，习近平与普京会晤那天，正好是习近平的生日，普京提前贴心地准备了写着“六六大顺”的生日蛋糕。习近平看到礼物，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四年后的同一天，普京没有送蛋糕，却有一份情深意切的贺电：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网站上发布的一封电报中写道：“亲爱的朋友，我衷心祝愿你身体健康、幸福、繁荣和成功。我期待我们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并就当前的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密切合作，造福于俄、中人民。”他还赞扬说，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稳步增长，公民财富增加，北京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强”。 习近平不必获得其他人的肯定，只需要得到普京这个俄国老爸的肯定就足够了，他只在乎普京一个人对他的评价。在世界范围内，习近平和普京是声气相通的同类，正如英国政治评论家凯蒂·史塔拉德在《极权基因》一书中所说：“普京和习近平已经消灭迫使他们在当前任期结束后下台的法律障碍，无论他们是否保留正式头衔，他们的余生中都将在俄罗斯和中国掌握权力。”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三天后的父亲节，在中国的网上有成千上万人祝普京父亲节快乐。他们知道祝福普京就是祝福习近平，习近平与普京是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中国的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势如破竹、大获全胜的假新闻，此类新闻或许比在俄国本国还多。中国人得知俄国打了“胜仗”，比俄国人还要高兴。 普京与习近平是狼狈为奸，中国的小粉红们则是认贼作父。 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儿皇帝，习近平也是普京的儿皇帝 习近平对普京的崇拜众所周知，尽管目前俄罗斯实力下降、中国实力上升，但习近平在普京面前，从来都是卑躬屈膝、点头哈腰。其实，在苏俄主子面前，不仅习近平如此自我降格，“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也如此。 从俄国移居美国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潘佐夫在《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中，引述大量苏俄秘密档案，揭示了一个中共竭力掩盖的历史事实：中共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或雄才大略，而是自始至终都有赖莫斯科出钱、出力、提供武器。潘佐夫指出：“一九三零年代初期，中共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程度的独立自主。财务上完全依赖莫斯科。他们最多或许可能反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但绝不敢冒犯克里姆林宫本身。” 毛泽东在中共的残酷内斗中脱颖而出，关键砝码还在斯大林那里。潘佐夫写道：“唯有把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俄国式、以领袖为中心的党（斯大林化），未来与国民党的内战才能确保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需要强化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以及完全压制党内反对派。在这些方面，斯大林经验丰富，可以帮毛泽东大忙。”因此，毛泽东深知其权力来源，非常尊敬斯大林，视之为伟大导师，认真奉行斯大林主义。中共建政初期，北京重要人事任免，必须经过莫斯科点头才能生效，俄中的主从关系，没有商量余地。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毛泽东首次访问莫斯科，斯大林长达三十天时间不见不理，毛虽抱怨不休，却不敢拂袖而去。潘佐夫指出：“斯大林故意要这么干。他要折辱毛泽东，给他一个教训，别再趾高气昂。他实际上在告诉毛泽东，在这里我讲话才算数。我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你算哪跟葱？你是我底下的小学生，你得照我的话去做事才行。” 除了强势干预中国政局，斯大林从未放弃“社会主义接管全球”的念头，他为了削弱美国实力，鼓动朝鲜的共产党领袖金日成发动统一战争，引发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参战。斯大林不敢与美国正面对决，就强逼刚刚结束内战、残破贫困的中国参与“抗美援朝”之战。毛兴冲冲地充当斯大林的炮灰，三年内死伤百万兵力，其长子毛岸英也意外阵亡。但是，只要斯大林活着一天，毛泽东就对莫斯科言听计从。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毛才敢脱离苏联模式并与苏联的“修正主义者”赫鲁雪夫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盟主的宝座。 尽管中共曾经以气势汹汹的“九评”挑战和攻击苏共，扮演了“弑父”的“孽子”角色，但两者之间的主仆关系至今仍藕断丝连。习近平将推动新思维和民主化的戈尔巴乔夫视为叛徒，感叹当初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普京对此心有戚戚焉。当普京开始重振帝国雄风之际，习近平遂亦步亦趋。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习近平视之为中国攻打台湾的前戏。这场战争帮助习近平转移了西方世界的压力，习近平对普京充满感激。 普京出师不利，深陷泥潭，习近平有兔死狐悲之感。普京环顾全球，小鱼小虾级别的盟友仅有伊朗、朝鲜、白俄罗斯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块头的盟友则只有中国。于是，普京主动向其粉丝习近平抛出媚眼，为习近平庆生，以显示两国关系如胶似漆，两个独裁者也惺惺相惜。然而，两人看似在度蜜月，其实早已心怀鬼胎，他们脚下的宫殿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树倒猢狲散的那一天即将到来，正如学者冯客在《独裁者养成之路》中所说：“那些被个人崇拜包围的独裁者，往往遁入自己的世界，周围的追随者让他们更加执迷不悟。 他们最后都只靠自己做决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把所有人都当敌人。 他们变得骄傲自大却又疑神疑鬼，想要寻求更多权力来保护手中的权力。 但又因为这一切只仰赖他们自己的判断，所以一个小小的误判也会导致政权动摇，带来致命后果。 到头来，其实独裁者最大的威胁不只来自人民，而且也来自他们自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南京学运同样风起云涌、惊涛拍岸 谭嗣同说过，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秦政，至少包括两方面：皇帝一人独裁和首都中央集权。共产红朝号称反封建，却把两者全盘继承下来。过去，北京是帝都；如今，北京是共产党的权力中枢，毛泽东晚年曾对来访的尼克松说：“我无法改变整个世界，我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在当代中国，北京中心主义根深蒂固，北京汲取全中国各种资源，以供盘踞在此的统治阶层自肥，而关于首都北京的论述，也一叶障目式地成为关于全中国的论述。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反对派的论述也遵循北京中心主义原则。比如，长期以来，对八九民运史的书写就始终以北京为中心，刻意忽略其他省份和城市。这场运动被称为天安门运动，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天安门是一个关键场所，但绝非全貌。澳大利亚学者林慕莲在《重返天安门》一书中揭露了发生在成都锦江宾馆的另一场屠杀，在成都长大的我居然第一次知道此真相。可见，“在地”者其实是多么地“离地”。 八九民运应当是一幅全国拼图，每个地方的参与者都有责任拼上自己那一块马赛克。南京学生领袖吴建民的回忆录《岁月有痕》，为之拼上了关于南京学运的关键部分。吴建民出生于高级军官家庭，当过兵，在南汽集团工作过，一九八九年，他即将从江苏商业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学运爆发后，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一生的轨迹因此改变。与大部分直接从高中考入大学的本科生相比，他当时已二十六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有勇有谋，妙语连珠，也有组织管理才能，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南京学生领袖之一。 南京高校的数量、学生在校人数的规模，在全国排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在这本回忆录中，吴建民详细描述了南京学运的过程和特征，与北京学运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色。南京高校以南京大学为主，迅速模仿北京成立了一个指挥南京地区学运的指挥部“南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前后任职常委的七个同学，清一色是南大学生，外校学生一个都加入不了，这在北京学运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南高联之下，又建立“参谋部”，“参谋部”汇集各校的骨干，每天处理日常事务，这是北京学运中没有的建制。 学运过程中，吴建民提出“北上运动”的构想。他认为，南京作为民国故都，有民主血液，南京的学运领先于南方各城市，所以不能满足于一城一地，应当率先发起“北上运动”，步行前往北京，沿途将安徽、山东、河北、天津的学生都动员起来，像滚雪球般壮大。当这支队伍走到北京时，就有条件在北京组成“全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然后以“全高联”而非“北高联”的身份与中共当局对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南京学生组成“南京高校北上民主长征团”，从鼓楼广场出发，徒步前往北京。吴建民任“北上指挥部”副总指挥。这支数千人的队伍，一路突破围追堵截，六月三日，到达安徽滁州师专集结休整。六月四日上午，队伍本要出发，天上下起大雨，不得不等一等。他们还不知道，北京已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似乎是悼念死难者。江苏和安徽两省派来大量客车已拦在队伍前面，且还有很多荷枪实弹的武警。前来劝诫的江苏省常务副省长兼教委主任杨咏沂告诉吴建民，北京已清场，现场的武警将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学生前进。吴建民和指挥部其他人员被控制起来，大部分同学都被推上大客车带回南京。少数先遣队同学骑自行车到了张八岭镇，遭到武装民兵拦截，并威胁说：“再往前走就开枪了！”最终“六四北上”的终点站，就在张八岭镇画上了句号。 屠杀之后的抗争，更是可歌可泣 被带回家后，吴建民被软禁在家一个星期，然后回到学校。六月二十日，南京市公安局发布“南京市高自联通缉名单”，他名列其中。学校保卫处官员把他带到公安局。随后，尚有良知和风骨的学校王院长将其保释出来，让其参加毕业考试。但上级命令扣下其毕业证书，并要求他每天到“清查办”交代问题。 当时，吴建民和其他南京学生领袖听说香港有“黄雀行动”，但他拒绝流亡海外，对逃入美国使馆的方励之夫妇无比失望，“导师跑了，丢下万千他的追随者跑了！……那我们这些学生怎么办？我们也可以跑吗？大使馆装得下成千上万的参与六四学潮的学生吗？”他表示：“我反对临阵脱逃！反对当中国民主碰到困境时就选择逃亡国外！”他慷慨激昂地对同仁说：“我愿意付出青春、付出热血，比起那些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死难的同学，我们责无旁贷，应该留下来坚持！” 随后，吴建民发动大家办刊物、建立组织，完善“后六四时代”的抗争机构。他到上海、肇庆等地与香港支联会派来的人碰面，对方带来资金资助。二十多年后，吴建民流亡美国，原本计划到香港向支联会致谢，香港局势却江河日下，支联会被迫解散，他本人根本不可能入境香港。 此时的吴建民，经过“六四”屠杀，已完全看清中共的邪恶，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中国共产党，结束中共一党专制，为“六四”死难者讨回公道，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为实现一人一票的公平自由民主选举，实现十四亿的人民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奋斗。 一九九零年春，吴建民在鼓楼大街钟亭约见南京几所高校的主要学运领袖，和大家交流了建立组织机构的想法。他们讨论组建“中国民主前线”，并设立最高常务委员会，吴建民被推举为主席，副主席为彭万忠、李勇，李力夫任秘书长兼常委，委员有王立军、王小泉、段小光、王建华、刘格等，他们大都是学生或青年教师。这些反抗者都不为外界所知。 一九九零年代初，在中国其他地方，如北京、成都、广州、杭州等地，类似以秘密组织的形式展开反抗的群落还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语言学院年轻教师胡石根等发起的“中国自由民主党”活动，仅在北京就有数十人被捕，被判刑的有十五人，也称“十五人案”。西北大学有张明案，兰州大学有丁矛案，成都也有廖亦武等人的“大屠杀电影”案。“六四”前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有不少是随大流，也有不少是投机者，因为人们普遍乐观评估这场民主运动可能会成功；“六四”后仍然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卫填海式的真英雄，因为此时的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螳臂档车。 过去，由于资讯有限，我曾撰文批评，中共枪声一响，反抗运动灰飞烟灭，比不得韩国的反抗运动——光州事件中，全斗焕军政权杀人的凶残一点也不亚于中共，但韩国的抗争一直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韩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有血性。但后来当我陆续读到廖亦武、刘贤斌、吴建民等人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不是没有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只是他们“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就连在文革最黑暗的时代，杨小凯在狱中也接触到各式各样组党反抗暴政的勇敢者，只是他们都被屠戮殆尽。中国未能像韩国那样实现民主化，不是因为中国人比韩国人更怯懦，而是因为中共政权比韩国军政权残暴千百倍。反抗中共暴政，需要具备前所未有的勇气、智慧和韧性。 他的刑期之长，超过二十一名被全国通缉的北高联领袖 吴建民等人低估了共产党的邪恶和人性的幽暗，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中共国安部门严密监控之下。几个月后，国安部门就收网了，他与同仁纷纷被捕。多年后，他从狱中归来，才知道他们的组织早已被中共渗透。与他一起赴外地会晤支联会代表的女同学吴蔚，向当局供出若干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行动细节。他出狱后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其间慢慢与当年南高联的成员恢复联系，只有吴蔚从未出现过。另一名经吴蔚介绍进入地下组织核心圈的女同学罗明娟，当时负责开设账户存入香港支联会转来的几十万资金，案发后此人一度人间蒸发，那笔巨款也不翼而飞。吴建民出狱后才知道，罗明娟顺利在南大完成学业，然后到广西国安厅工作，他这才恍然大悟——这个女生最初就是当局安插在他们身边的卧底。吴建民也认为，那个唯一名列全国通缉令名单、日后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的南京学生领袖也是同一类人。中共是靠搞地下活动和秘密组织起家的，这些单纯天真的学生的所作所为，在其眼中如同过家家般幼稚。 国安部门一开始企图诱骗吴建民充当线人，联系香港支联会人员来内地与之会晤，然后将来人一网打尽，却遭到吴建民严词拒绝。当局将不予配合的吴建民重判十年，他的刑期比全国通缉的二十一个学生领袖都长。江泽民以是否重判“六四”学运领袖作为各省站队的态度。紧跟江泽民的省份，自然向中央献投名状，对本地学运领导人判得很重，受刑人在狱中的待遇也更恶劣。当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刘晓波，后来读了廖亦武在四川坐牢的回忆文章之后感叹，廖亦武坐的监狱犹如地狱，与之相比，他在北京的监狱中简直如同天堂。 吴建民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自己从看守所到监狱的铁窗生涯，他曾被上“半步镣”，被单独关押在长宽只有三米、以黑色橡皮封闭的号房里，巨大的顶灯二十四小时都照着人。他多次遭受国安人员、狱警、牢头狱霸酷刑折磨，他说：“我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不怕打！”最恐怖的一次，他被带到操场上，有犯人蹲在一个圆圈中，周围有六头狼犬眈眈相向。警卫红旗一挥，六头狼犬就扑上去。犯人抱着头，趴在地上嗷嗷惨叫。狱警严厉警告：“你不服从管教，下次就轮到你了！”吴建民差点吓得晕过去，他写道：“这一次观刑体验，让我直接感受到，在中共的血腥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有多少普通犯人被带出去观斩、看其他犯人被枪决的血腥场面！我不知道，古今中外还有哪个政权、哪个政党能比中共更邪恶、能比中共更残暴！这个场面给我的刺激很大，以致多年后，我经常在梦中梦到这一幕。”他在狱中听说有一些犯人配型成功后被活摘器官，他的老军医的父亲悄悄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体检时尿液含血量超标，由此逃过被列入器官移植名单。 吴建民被捕后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访华，向中方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与之会谈的中国外长钱其琛在回忆录中写道：“名单中有‘吴建民’其人，我向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此时，吴建民答道：‘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你放出来了。’引起哄堂大笑。”从此细节可看出，中国的“战狼外交”不是近年才出现的，钱其琛一副痞子无赖嘴脸，装疯卖傻、李代桃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将该细节写入书中，殊不知这是要遗臭万年的。贝克奉老布什之名访华，要跟中国恢复商贸关系，对这种恶作剧无从深究。二十多年后，贝克在美国会见流亡出来的吴建民，当初他对包括吴建民在内的名单上的政治犯或许确实真心关切，但受制于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无数像吴建民这样的良心犯最后就被忽略不计了。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中国拥有数亿奴隶劳工的“低人权优势”（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韭菜”和“人矿”）及庞大的市场，西方迫不及待地把“六四”翻篇，把中国纳入经济全球化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权重新恢复了自信，学者白信评论说：“中国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代与美国国会的年度最惠国待遇谈判中，玩弄以异议人士换市场的人权政治，从而不仅逃避屠杀责任，也逃避真正的人权责任，而且造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无法突破对邓小平一九八零年代改革开放的幻觉。” 一次反对中共，一生都反对中共 一九九七年，吴建民提前获释。南京国安不允许他在户籍所在地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只好到无锡经商。 一九九零年代末以来，吴建民经商有成，创建的广告公司拥有两百多名员工，在当地排名前三甲，但他的公司无法到银行贷款——他和他的公司早已上了黑名单。像他这样的政治犯做生意，只能是小规模，只能“小富即安”，若是企业发展大了，就会被盯上并搞掉。他致富了，在社会上是有头有脸的企业老总，是当地商会的秘书长。然而，“六四”的标签一辈子都贴在他身上，他刚开始谈恋爱，女友的家人就受到国安恐吓。他与第一任女友到了谈婚论嫁阶段，女友的父亲是一名高工，强迫他写一份绝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保证书，他拒绝此一无理要求，这桩婚事就告吹了。 中国政府用有限的赚钱的自由来锁定民众，导致“六四”后没有几年，民风骤变，唯利是图。中产阶级群体中，并未如西方现代化理论那样出现民主诉求，政治冷漠症非常普遍。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指出，在很多国家，公民的冷漠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且跟贫困和教育水平低下无关。“即使人人都受过大学教育，也没有理由期待人口中的政治觉悟会有显著的变化。普通教育不太可能带来政治教育得到明显改善的公众。”经济学家熊彼得也说：“典型的公民只要一进入政治领域，其思维能力就会降至更低的水平，他将在他的现实利益范围以内，以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幼稚的方式去进行评论和分析。他再次成了原始人。他的思想变得易于人云亦云，易于受到感染。” 虽然有钱了，吴建民仍然缺乏安全感和尊严感。他的护照被国安扣在手上，他要出国洽谈商务，国安派人与之同行。后来，他组织小区业主维权，对抗大型国企苏豪集团和华润集团。这场维权活动并不涉及政治诉求，只是捍卫业主的经济利益，最后大获全胜。但在此过程中，他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再度引起中共当局的警惕。若是每一个像吴建民这样的业主委员会主任都转变成基层政治运动的号召者，中共的权力必然受到挑战。这也是后来中共出重手打压业主维权运动的根本原因。 吴建民对“六四”念念不忘，总是想着继续做点事情。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国内出现一股乐观气氛，他和友人觉得可以通过举办大型的纪念赵紫阳的活动来为“六四”正名打开一个突破口。然而，二零一四年，广州原高自联领袖于世文和妻子陈卫因在黄河大堤上公祭赵紫阳而被捕。由此，吴建民得出结论：习近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是独裁者，是民主的敌人，正如萨利托所论：“民主就是非个人独裁，是个人独裁的准确的对比词和确定无疑的对立词。这意味着民主是指以反对个人化的权力、反对统治公民的权力属于某个人为特征的一种政治制度。权力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更具体地说，民主制度信守的原则是：谁也不能自封为统治者、谁也不能以个人名义不可改变地掌握权力。正是由于否定了个人独裁的原则，民主准则才成为人对人的权力只能由他人授予，并且它总是且只能是在可以改变的基础上。因此，领导者必须是从被领导者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举中产生。”百年来，中国的反民主本质从未改变过，追求民主就必须反共。 二零一四年，吴建民的一位在中央机关工作发小给他发来警示：在一份重要的黑名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后来，这张名单上的人大都在“七零九”大抓捕中落网。在“七零九”前数月，吴建民携妻子和双胞胎儿女流亡美国，可谓间不容发。在美国这个自由之地，他创建名为“建民推墙”的自媒体，“每天一讲”，类似于当年冉云飞的“每天一博”，已做了两千多期节目，突破中共网路封锁，吸引数十万国内外受众，几乎以一人之力对抗新华社和央视的洗脑宣传。从“六四”的广场走向自媒体，反抗的方式“进化”了，但他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始终如一、痴心不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常玉 当代中国有两个翻天覆地的时间节点：一九四九与一九八九，这两个时间不需要做任何注释。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性稍次一级的时间节点：一九七六（毛泽东死亡，文革名义上结束，中国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与二○一二（习近平上台，走向史达林式的帝制）。这四个时间节点都触发了巨大的流亡潮。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一响，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顿时灰飞烟灭。数千名知识菁英逃离中国，而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及其家人，有数十万人通过美国总统的一纸行政命令，获得“六四绿卡”得以留在美国。此后三十多年，一直至今，中国人成为到欧美国家申请政治庇护的最大族群。尽管如俄罗斯流亡诗人德·博贝舍夫所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从亚当开始”，但流亡之路上的艰辛苦楚，仍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伟大的逃亡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将很多人的生命击穿，裂成两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 在因“六四”而流亡的人中，有七十三岁的新闻界前辈戈扬。戈扬曾是中共新闻界的“四大花旦”之一（杨刚、浦熙修、彭子冈、戈扬），经历二十二年的右派折磨，一九七九年获得“改正”时，已六十三岁，老当益壮，出任《新观察》半月刊主编——这份刊物成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其影响力超过了储安平时代的《观察》，我在中学时代持续阅读了好几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戈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完胡耀邦追悼会后，应邀赴美参加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活动。在美国听说北京戒严、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消息以后，她公开宣布退党：“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她晚年接受香港《开放》杂志访问，“以一个革命者、流亡者变成一个美国公民的漫长经历，给后代人一点忠告”，毫不犹豫地说：“生在这样的时代，我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但我应该把我的经验告诉后人。这经验归结一点，就是：共产党已同一个邪教差不多，是不可以信赖的、不可以和它靠近的。否则，多好的人，也会变坏。” 到美国时比戈扬还年长一岁的，是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的“老牌自由化分子”王若望。王若望早年赴延安追随中共革命，从延安整风到反右、文革，每一次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成为打击对象，因为他像马丁·路德那样坚持说真话。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他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名被捕，入狱十四个月。一九九二年八月，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七十四岁的王若望与妻子羊子一同赴美（他并非最年长的流亡者，二○○九年，揭露中国艾滋病泛滥问题的高耀洁医生以八十二岁高龄流亡美国）。到海外后，他考察分散在各国的中国移民尤其是民运群体，坦然承认：“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著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检查自己，要培养成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现代文明的民主气息，这一个长期的自我修养的任务。”他明知民运是火坑，仍跳下去，但不仅没有振兴民运，反而加剧了民运的分裂与内斗，真个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后来，王若望获悉患上肺癌绝症后，虽然思念故国，但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不可再发批评文章和接触敏感人士”的回国条件，二○○一年在纽约病逝。 一九四九年夏，年轻的李志绥在澳大利亚留学和行医，接到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邀请他回国工作。李志绥和妻子经香港回到北京，五年后因医术高明、工作出色，被选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还曾出任毛的医疗组组长，在毛身边工作二十二年，一直到毛死去。一九八八年，李妻吴慎贤被查出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在已移民美国的两个儿子劝说下，李氏夫妇赴美治病，这一年李志绥已六十九岁。一九八九年一月，李妻病逝，去世前叮嘱说：“一定要将在毛身边工作的经历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随后发生“六四”屠杀，李志绥与中共决裂，不畏艰险写出轰动世界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将毛拉下神坛。书中揭露的若干事实人神共愤。书中“饿殍遍野”四字用了多次，大饥荒时代，可怜的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还在指望周末晚上在舞会“选妃”的红太阳帮他们作主。毛的淫乱超过历史上的昏君，其包皮过长，平常又没有清洗的习惯，被其中一女友感染上阴部滴虫病，成了带原者，传染给其他女友。李建议毛洗洗私处，毛的反应是：只要他自己不会有症状就好了，没有必要清洗，“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一九九五年，李志绥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家里浴缸中，其死亡方式与流亡南韩的黄长烨很相似，有人怀疑他是被中共特工暗杀。 中生代流亡者更多，其中不少是政治活动家，自诩为“中国民主之父”的就有多位。因身患“监狱症候群”，以及沾染王若望所说的“毛泽东病毒”，到了西方自由，与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很快丑闻缠身、光环尽褪，乃至成为负面人物。当然，他们不会承认自己身上有问题，不会去看心理医生，将失败全都归咎于“中共特务的破坏”，“中共特务”真是一个什么都装得下的垃圾桶。 中生代流亡作家和学者，很多都坚持创作与研究，且有蜕变与升华。其中，高文谦在美国出版《晚年周恩来》，震撼性堪比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拆毁了周恩来这个中共最后的道德牌坊。高文谦生长在一个共产党人家庭，其父母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青年时代曾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八○年退伍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与北京学生和市民一样，目睹解放军杀人，同时躲避解放军的追杀。他和一群市民躲进小胡同，解放军追进来。“当场我看到有三四个人倒在血泊里。我跑到一个墙根底下，一个七十多岁北京蹬三轮的老大爷，跟我一起蹲在墙根下面。老大爷说的话我一辈子忘不了，他说：共产党真是缺了八辈子德了，小日本当年进北京城都没有这样杀人，真是伤天害理啊！”一九九三年，他终于有了机会离开中国： 我跟共产党的缘分已经尽了，我要自己再走一条路，重新活一把，要活出自己的尊严来，要免予一种恐惧。重新走一条路也是非常困难的，前路茫茫，但是我愿意这样走。为什么？就是因为“六四”残暴的杀人。 高文谦到美国后，先后在多家学术机构和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这时他已开始写作《晚年周恩来》，把这位在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人物的真实面貌留给历史，但他受到来自中共的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长熊光楷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吉向哈佛大学施压，费正清研究中心取消了对他的资助。但他坚持完成书稿，此时他在国内的母亲得了白血病，中共使出软硬两手——软的是想用重金买断书稿，硬的是威胁他，“你妈妈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磨难，让她安度晚年吧，不要再给她增加新的磨难”。高文谦面临艰难选择：出书，还是回去给老母送终？回去就出不来，出书就没有办法尽人子之道。她妈妈给他写了封信，在信封上写了四个大字：“万金家书。”信中写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他最后选择出书，未能给母亲送终，跟母亲天人永隔，成为终身之憾。 流亡诗人杨炼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概括为“主动的流亡”和“历史的忧郁”，他本人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现自己将在海外流亡很久，在澳大利亚海边的悬崖观看惊涛拍岸，终于悟出“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现实之“无根”，正是“精神之根”。昔日伤痕文学新锐孔捷生去国之后，转而以“易大旗”为笔名写了百万字惊才绝艳的杂文，后来又提笔写古体诗和小说，他说自己是一个很有坚持的人，“已看惯云起云落，我深知每个人心中的理想国都难实现，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昔日先锋诗人马建，移居英国后写小说，长篇小说《红尘》、《阴之道》、《肉之土》、《中国梦》等荣获英国库克旅行文学奖、雅典文学奖等国际奖项，他坚信“只有在文学中，我们才能充分表达社会的不公、人性的极端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美国学者莫拉·康宁恩评论说，“虽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马建在作品中对中国的描绘并没有凝固在某个时间”。上海作家、翻译家王一梁延至二○○三年流亡海外，先后居住在美国和泰国，在清贫与凄苦中却坚信：“流亡，不也意味著一次崭新的诞生吗？流亡作家也是真正自由作家的同义词。没有祖国的束缚，没有任何文字的束缚。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可以真正地飞了。”二○二一年，他因病在泰国去世。 流亡的时间如此漫长，当初的中生代，已逐渐凋零。二○一八年在香港病逝的孟浪，年仅五十七岁。孟浪是一九八九之后流亡海外的诗人，我在独立中文笔会与之共事数年，一起编辑笔会会友的文集《诗歌与坦克》，他如狮子般的胡须和声音似乎仍在我身边晃荡。 流亡海外九年后，孟浪如此回答记者的访问：“九年的流亡生活，前半部分是被迫的，我在中国因为追求自由，希望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自由的空气，所以才受迫害；后半部分是自觉的，我终于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我希望所有流亡作家诗人们，不管他们是自愿选择流亡或被迫流亡，可以更早、更快地回到一个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祖国继续和平地宁静地写作和出版。但现在看，似乎要流亡更长的时间。因为中国还是以前那个中国，而我还是以前那个孟浪。” 诗人徐敬亚指出，在中国当代现代诗的词库里，“中国”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可能属孟浪，孟浪几乎成为“中国”的第一呼叫者。“逃得更快／更远”、“我的出生地……与只身出走的户主无关”、“在远景中，中国消失了……在远景中，是一张废纸离开中国！”即使在流离的诗人中，孟浪的“祖国”情结也是最重症的。他曾发问：“寻找祖国，还是寻找天空？”他那句“背著祖国到处行走的人”，几乎成为自画像。在全部翘课的孩子中只有孟浪对往日校园依依不舍：“祖国／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仿佛认定了宿命：“祖国和他相对一笑：背著他！背著它！” 在最后阶段的创作中，孟浪已然获得从普世高度“鸟瞰”土地意义上的中国。“炮制出又一个祖国／并且思乡，让南北极突兀地拥抱在一起”、“那个人站在一个国家的对面/他在一片空白里/上衣像一束枯萎的花朵/在他无力的臂弯里”、“我有无数个祖国/我有无数条道路/无数的我闪闪烁烁”、“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失群的恰是众人，多得无以计数……伟大的迷途者，决定终于作出：/征途才是归途，征途就是归途/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验他的道路/哦，受难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就是没有路也可以逃”。这一超越是流亡路上关键性的一步，诗歌与人性皆褶褶生辉并交相辉映。诗人由此向死而生。 一九八九年踏上流亡之路的学生一代，如今已是人到中年。那些曾遭通缉的学生领袖，三十多年后，有的成了富豪，有的当了教授，有的清贫度日，有的四海为家。王丹多年在台湾深耕，警醒台湾民众不要吞下中共的糖衣炮弹；周锋锁成立“人道中国”机构，帮助所以百计良心犯及其家属。但整体而言，无论在人权活动还是在文化艺术创造上，这一代人在海外的作为不能令人满意。在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一次活动中，苏晓康真诚而严厉地指出：“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历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义，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为讨公道而厘清罪责，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可惜被批评者中极少有人作出正面的回应。 “六四”之后的流亡从未结束。“六四”以后至今，很多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因批评中共，或触及若干敏感议题，受到骚扰和迫害，有的再也不能返回中国，有的回国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坐牢，这张不完整的名单正变得愈来愈长（仅列出仍在世的）：张广达、郭罗基、阮铭、陈奎德、张郎郎、丁抒、王飞凌、余茂春、何清涟、程晓农、吴国光、张炜、胡平、宋永毅、李少民、徐泽荣、康正果、谢选骏、李劼、王友琴、张博树、冯崇义、张伦、王维洛、文贯中、赵越胜、吴仁华、邵江、陈小平、裴毅然、徐友渔、崔卫平、王天成、夏明、许成钢、邹恒甫、裴敏欣、程映虹、王柯、杨海英、夏业良、何晓清、谭松、刘仲敬、苏小和、陈建刚、长平、慕容雪村……他们在不同的学科中都学有所长、学有所成，若由他们组建一所大学，学术水准必定超过早已沦为党校的北大清华。 （全文转自上报）
前中国国防大学政委、解放军上将刘亚洲被习近平整肃。对此，海内外传来一片同情、惋惜的声音，有些异议人士甚至认为他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其主要依据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冠名刘亚洲的畅谈政治改革的文章。 但是，此类署名刘亚洲的文章大都是冒名顶替之作，刘亚洲多年前已发声澄清。一年多前，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郑存柱也发表公开声明，为其欺世盗名之举道歉：“二零一三年八月，本人盗用刘亚洲先生的大名，写作并发表了《中国政治改革新思维——刘亚洲内部讲话》一文。当时十八大刚刚过去一年，国内很多人对新的总书记习近平抱有期望，但是认为他面对种种阻力，需要有重启中国政治改革的鼓与吹。本人人微言轻，只好出此下策，盗用刘将军之名，企图掀起舆论的动荡，以吹缈一池春水。……这种做法，的确是一种盗名行为。无论是否对刘亚洲先生造成实际伤害，本人都应该对刘亚洲先生公开道歉。同时也对那些相信、转发、评论此文的所有读者表达歉意。”郑先生公开道歉，算是亡羊补牢。但我一直坚信，绝对不能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绝对不能用谎言反对谎言，否则，即便你打败了共产党，你也变成了另一个共产党，正如尼采所说：“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真正代表刘亚洲思想的，不是那些来历不明的伪托之作，而是电视政论片《较量无声》。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电视政论片《较量无声》在网上悄然“流出”。该片由国防大学、总政保卫部、总参三部，以及社科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安部智库）联合推出，刘亚洲为总策划。该片通过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东茉莉花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解读，得出结论称，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美国使用非常规手段，颠覆了他国政体的惊天阴谋。该片指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颠覆中国现行体制，试图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和组织五条战线进行渗透和干涉，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维权事件和公民抗争等，都是美国渗透的结果。 刘亚洲将《较量无声》放在网上传播，一是因为通过传统媒体如央视播放，需要经过旷日持久的审查程序，二是因为他已然发现网路的“触及率”已超过电视。他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思潮混杂在政治性谣言甚至‘心灵鸡汤’之中，在互联网上竞相发声，而且极具蛊惑力。要争夺话语权，就必须重视舆论生态和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与时俱进创新理念和手段。”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占领互联网这个舆论高地。 有评论人士指出，刘亚洲找秦天等一众军中信奉国家主义的鹰派太子党拍出《较量无声》有两个盘算：一是投习近平所好，把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灌输给习近平；二是刘亚洲本人借此从国防大学政委职位上再上一层，拿下中央军委委员中的一席，乃至成为习近平的“军中国师”。 没有想到，这部电视片用力过猛——片中影射王岐山与马凯等财经领域高官与美国的“颠覆工具”——福特基金会——有联系。这种告密手段，与一九八九年王震向邓小平告密说，赵紫阳与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有关，是美国特务，几乎如出一辙。许多左派人士看了电视片后，呼吁追查“美国代言人”在中国党政机关的后台。那时习近平正与王岐山结盟，利用王岐山治理经济及整肃政敌，对于这种“挑拨离间”自然不能容忍。于是，五天之后，习近平下令全网封锁《较量无声》。 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刘亚洲身上，是智力上的缺陷和道德上的怯懦 《较量无声》是刘亚洲的投名状，却起到了反作用，让习近平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儒将”颇为忌惮。习近平虽然全盘接纳了刘亚洲在片中的思想，却也埋下了整肃刘亚洲的伏笔。正如秦国的国主全盘接受商鞅变法，却把商鞅五马分尸处死。 旅居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推文说：“刘亚洲，第二个任志强！刘亚洲之劫难预示更大的浩劫来临。”她还说：“宪政、自由、民主是刘亚洲先生明确坚持的观念，只是囿于环境所限，表达需要讲究策略。”或许，与刘亚洲共同的“红二代”背景，让她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作家慕容雪村在推特上发出不同看法，认为刘亚洲与习近平是一伙的，他们是窝里斗。蔡霞立即表示：“你是要当习近平的帮凶？”慕容雪村回应说：“这话问得不应该吧。他们党内权斗，与我没半毛钱关系。难不成周永康和薄熙来倒台，你也要为他们呼号奔走？政治犯是很高的荣誉，它属于张展、彭载舟、吴淦、王爱忠、秦永敏和刚刚被判重刑的许志永和丁家喜。至于刘亚洲这种，享受高干待遇，住高干病房，连坐牢也要坐高干牢的红高干，不适合来分一杯羹。” 我赞和慕容雪村的看法。如何看待“六四”，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认同民主自由价值的标尺。那么，刘亚洲是如何评价“六四”的？我在《刘晓波传》中写到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九八九年五月，作为军中作家，刘亚洲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金坚范一道出席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五十三届代表大会。正值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抗议示威，国际笔会通过决议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警告中共当局不得以武力镇压民众。当国际笔会主席宣读决议时，刘亚洲高声反驳，并率团中途退席，随即宣布中国作家协会退出国际笔会。正是有这一段渊源，后来国际笔会才接纳了由刘宾雁、刘晓波创建的独立中文笔会为其成员。“六四”屠杀之后，刘亚洲上书当时的国家主席王震，建议防患未然，一定要控制舆论和教育，不能再发生一次“六四”，也不能让“六四”学生日后成长为反对派。 在中共的统战政策中，一切国际组织都是其统战的舞台，国际笔会也不例外。此前的一九八八年，刘亚洲利用国际笔会第五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汉城召开之机，与韩国外交官员接触，并将与韩建交的意义写给决策层。刘亚洲的外交新思维，得到中共高层认同。两年后，刘与叶剑英之子、时任总政联络部部长的叶选宁陪同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会见韩国特使，为中韩建交奠定基础。刘亚洲也因对韩国秘密工作成绩突出，立了二等功一次。 一九九二年四月，刘亚洲以双重身份（作家和军人）访问台湾，开创了中共党员访台的先河。台湾统派予以隆重接待，他们看重的当然不是当时只是校级军官的刘亚洲本人，而是他身为前国家主席和时任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的女婿的特殊身份。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大佬郝柏村传过来两句话：“第一，只要开放大陆党政军人员赴台，第一个就邀请刘亚洲。第二，刘来台后，我一定见。如他不来，通过他安排的人，我也一定见。” “六四”之后，中共高层再也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意义上的改革派或开明派，朱镕基不是，温家宝不是，被习近平整肃的所有高官都不是。这是一个常识，如果连这个常识都不承认，仍然在中共高层寻找好人、寻找救星，就如同从粪坑中寻找钻石，最终只能一无所获。苏晓康的评论一语中的：“他们之间不过是另一场‘兄弟窑墙’，刘亚洲也不过是另一个薄熙来而已，相较之下，刘之于薄，却是小巫见大巫。……坊间传说他是军内挑战习乃至军事政变的主要角色，我就觉得匪夷所思了，他有那个能耐吗？不是沦为另一场‘秀才造反’，虽然他也算一个‘太子’（驸马）？假如他以军事常识——他真懂打仗这回事吗、仅仅因为读过几本西方军事科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黄意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参与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的“白纸抗议”。在撤退过程中，被员警暴力殴打并抓到一辆大巴上，后侥幸逃脱。四个月后，经由香港逃离中国，赴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以实名接受多家国际媒体采访，说出“白纸运动”真相，痛斥习近平及中共之暴政。 黄意诚，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福州，童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小学、中学教育都在上海完成，自认为是上海人。母亲为药剂师、父亲为工程师。其长辈中多人因历史问题被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波及，受到残酷迫害。他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反复告诫他不可关心政治，这是一般上海人乃至中国人的普遍心态。 北大中文系令人大失所望 黄意诚上高中期间，学校气氛很开明，读了很多禁书，很多是同学从香港买回的，如高行健的《灵山》、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余杰的《中国影帝温家宝》、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等。上海人不是很喜欢去北京读大学，分数最高的人都选择出国或者进复旦大学，但他读了馀杰的书，对北大中文系有一种憧憬，就报考了北大中文系计算语言学专业。 然而，北大中文系令黄意诚大失所望，其文化氛围还不如上海的高中好。入学时，他听闻北大女生高岩被青年教师沈阳诱奸而自杀的丑闻，加害者却被资深教授和校方保下。高岩的闺蜜岳昕揭露此事，被家长和老师非法软禁。二零一零年代的北大，相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已被雨打风吹去，一九八零年代的自由化思想也荡然无存。少数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如同“五四”时代的前辈一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寻找思想资源。黄意诚本人学德文，也是源于研读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想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号称以马列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青年学生组建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却被迫以半地下状态存在，是唯一未向校团委注册的学生社团。他参与该学会活动，与会友一起探访生活条件恶劣的北大工友及北京城中村居民。随后，因学会声援深圳佳士工人罢工而被校方强行取缔，岳昕、邱占萱等人被捕并受酷刑折磨，若干普通会员遭开除。 后来，黄意诚渐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学会。这让他逃过了校方对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整肃。那段时间，他参加过北京家庭教会的活动，对基督教颇感兴趣。后来，他转向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高中时读《灵山》，让他对佛教有了兴趣。在北大时，他学过梵文。二零一九年年底，曾去印度Madras University研读梵文，三个月后暴发疫情，只能回国。回国后，他在西藏旅行很长时间，学习藏语。他对藏人非常同情，朋友遍布整个西藏。他因此决定到德国从事“印藏学”研究。他认为，西藏会在中国民主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古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因为楚是代表一个独立的百越文明，是不同文明的差异。西藏也是如此，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西藏仍然保留了很大的反抗力量与可能性。如果不是“白纸运动”突如其来地爆发，自认为性格内向、“守拙”的黄意诚或许会成为一位梵文、西藏、佛教领域的专业研究者。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黄意诚带著花和蜡烛前往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罹难者，并声援前一晚被捕的抗议青年。他没有举白纸、没有喊反共口号，只有喊“放人”，而且站在后排。当时，他脑子里是香港抗争的场景：香港的示威，勇武派站在前面，“和理非”站在后面。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和理非”，只是想让当局把之前抓的人放出来。现场有五百多人，他发现站在前排的有认识的、并无街头抗争经验的友人，他告诉他们，尽量不要站在最前面，尽量往后站，要保护自己。 乌鲁木齐被烧死的维吾尔人家庭有个小女孩 随后，员警开始抓人，黄意诚发现，站在前面的全都是女性。女性拿著白纸站在第一排与员警对峙。从下午五点半开始，大概平均每十分钟，员警就抓走一名女性。他看到有三个女性在乌鲁木齐中路靠东的人行道上抱头痛哭。他问她们，你们为什么哭呢？是不是因为昨天有朋友被抓走了？但她们说：“没有，我们没有朋友被抓走，我们看到微博上，新疆乌鲁木齐被烧死的维吾尔人的家庭有非常小的女孩。”他由此发现，女性特别有一种共情的能力，这是女性的一种力量。为何女性参与“白纸运动”比例很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带有父权制属性，女性的抗议不仅仅是对清零政策，还是对政府和父权制的挑战。 黄意诚看到，海友酒店前排有一名便衣，是没有穿警服的高个男子，此人就是推特上被曝光的那个说“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人民群众”的人。他一直拿著对讲机在指挥，时不时突然指著抗议者队伍中的某一人，戴著耳机的打手就会冲上去抓住那个人，真是“如臂使指”。黄意诚目击到，员警将数十位女性示威者抓到后，肆意殴打，倒吊著拖走。他在现场用手机拍摄照片，并通过推特传给身在义大利的自媒体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后者将照片发出后，成为世界媒体了解抗议现场的一手资料。 黄意诚正在拍摄现场的情形，突然被一群员警扑倒在地并遭暴打，六百度的眼镜和鞋子在遭殴打中遗失，然后被“头下脚上”地拖著走，下巴在水泥路上摩擦，血肉模糊。他不停地喊“救命！救命！救命！”后来他回忆说：“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恐惧的几十秒。”他被带上一辆位于乌鲁木齐中路和五元路交叉路口南侧西边的大巴，被安置在靠车门的第二排位置。他被抓上大巴后，员警又下车去抓其他示威者。他抓住这千钧一发的机会，跳下大巴，看到一名他先前遇到的外国人，向其求援。对方将口罩摘下来给他，掩护他混入人群中逃走。“我现在想起来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或者说像在做梦一样。……这所有每一步当中，差一步的话，我都逃不出来。” 早在二零二二年上海封城前，黄意诚就开始申请到德国留学的签证。在“白纸运动”中浴血逃脱后，他东躲西藏，也很担心无法出国留学。经历四个月的等待，终于拿到签证，飞抵德国汉堡。虽然来到自由世界，“白纸运动”当晚的恐惧始终伴随著他，手脚上的伤疤也还没消散，有时躺在床上或早上醒来时，还会觉得身在那辆大巴上。一开始，他出门都不敢去人少的地方，都在人多的地方行动，觉得即便被人捅死了，也有人来收尸。 “白纸运动”以后两个礼拜，中国的清零政策彻底结束。但让黄意诚心寒、心痛的事实是：在中国，永远都是这个逻辑——党权者让人们的诉求得到满足，但一定会惩罚带头抗议的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逻辑。这导致中国始终是逆淘汰过程，所有有勇气的人、愿意为民请命的人、愿意追求自由的人、勇敢的人，都被筛掉。如果人们忘记“白纸运动”中坐牢的人，下一次中国再遇到这样疯狂的政策，谁来替大家说话呢？ 决心不能再沉默 在德国，黄意诚本可安心开始新一阶段的学业和人生，但他看到几个月来许多青年无辜被捕，下落不明，尤其看到同为一九九六年出生的曹芷馨在被捕前录下的视频，心如刀割，决心不能沉默。他说：“我觉得曹芷馨的那种痛苦好像都在我的身上一样，所以我要站出来发声说话。”他主动联系七个国家十一家媒体，真人出镜，说出真相：“我的面貌、真名和学历背景，全部都公布了。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所有同龄人一个鼓励。在现在的互联网的环境当中，要想完全保持匿名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与其这么担惊受怕，不如直面风险和恐惧。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能够活在一个不需要恐怖的社会，可以自由地、免于恐惧地去表达我们的思想。”他更指出，在中国，要讲一句真话，是多么困难的事，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现在既然这条命是老天爷给的，要奉献出来说真话。他不是“逃兵”，他一定要“继续作战、继续抗争”，就算让他再做一次选择，他还是会参加白纸运动。 到德国后，黄意诚接受的第一个当面采访是路透社访问。采访地方选在汉堡大学图书馆大堂。这个图书馆以反抗纳粹的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西茨基的名字命名。黄意诚在受访时提及，所谓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是指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强力的民族主义，而社会结构上采取社会主义，如今习近平所统治的中国，采取强力的中华民族主义对人民进行洗脑，社会的一切组织资源都掌握在习近平和共产党手里，这已经符合原始定义的“纳粹”了。因为民族主义强调同质化，社会主义强调组织上一元化的统制。当一元化的社会统制与同质化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动用国家机器去消灭社会上的异质团体，因此中国出现了和犹太人大灭绝一模一样的维吾尔人种族灭绝，还有对香港人的镇压。 再下一步，假如世界再不大力支持中国人为自由的抗争，中国必将走向战争。只有战争才能宣泄独裁政权内部的社会压力。习近平能够不受任何约束，一句批文就把两千七百万上海人关近三个月，那么他也可以只用一句话，就对台湾发动战争，向台北、东京投掷核武器。一个如此愚蠢的人，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权力，这是多么危险！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大腹便便、又卑又亢的习近平，连最基本的汉字都认不清楚，竟然可以声称他代表中国人，和外国领袖来往。一九三一年，奥西茨基发表文章抨击希特勒，其中提到：“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这句话，今天的中国人听来，是否有振聋发聩的感觉？这是不是一种历史的重演？ 习近平没有资格代表中国 在接受台湾“央广”采访时，记者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习近平在听这个节目，你想对他说什么？”黄意诚回答说：“我说，习近平，你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中国是一种古老、复杂的文化体系，但你没有文化。我不歧视没受过教育的人。但习近平你那种明明没文化又要装模做样的样子真的让我恶心。习近平，你真正需要面对的，不是你幻想中的‘境外敌对势力’，而是你自己的童年阴影，你自己内心的恐惧。你因为心里根深蒂固的恐惧，消灭了一切有形的反对力量，这时，你浸透在无限无形的恐惧中，你变得更加神经质。是你的神经质和控制欲，毁掉了十三亿人的生活，还想要毁掉台湾。只有等你下台的那一天，习近平，才是你从无边的恐惧中解脱的日子。习近平，你会被载入史册的，你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劫难，你会留下千载骂名、遗臭万年的。” 黄意诚做过北京大学书法协会会长，精通书法和古典诗词，但绝非文化民族主义者，他非常警惕陷入古代遗民式的自恋情绪中。在日本记者联系访问他时，他特别请对方从东京带一些纸和笔到德国来，他想写几幅书法送对方。他看重的是要写的内容而非书法技巧：他想写香港国歌中的“民主自由，万世不朽”八个字，也想写友人送他的五律<赠黄意诚>“共工乱天纪，白纸敢行危。世道几行泪，人生一首诗。丹心去中国，墨宝遍天涯。反鲁长竿上，飘风非赤旗。”以及他自己写的和诗：“腥风侵迪化，一线系身危。海陷安能避，天倾庶有诗。魈魑据东国，鹰犬伏西涯。劫火经年后，销馀偃血旗。”他还告诉对方：“我们要守护我们的语言与文字，不能让他被独裁者夺走，变成‘封城’的一百种别称，变成‘大白’、‘合围’与‘社会面清零’。上海人在乌鲁木齐中路的夜里喊出口号，也是为了把我们的母语，从独裁者那里抢回来。” 黄意诚知道选择站出来说真话必然会付出代价，“因为良心的逼迫，而自愿将自己的生命逼入绝境，这时候，许多的意义开始爆裂”。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在上海的家人遭到员警上门威胁。但他毫不退缩，在脸书公开发文：“当我决定站出来说这些习近平、共产党不想听的话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牺牲了我的父母和我的家族，我牺牲了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这绝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我当然清楚，当所有这些采访都放出来的时候，我会被中国政府株连十族，不光是我在上海的家族，连过去和我交心的好友，也有可能会跟著遭到迫害。中共会把我的所有隐私资料都交给微博上的粉红大V，让他们对我泼脏水，骂我是‘勾结境外势力’的‘叛国汉奸卖国贼’。但我们怎么能不爱中国呢？如果不爱中国，为什么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出来说这些话？就是因为我们爱中国，所以誓要与独裁者斗争到底。因此，我真的不怕，无论如何我都要写文章，都要说话，说那些习近平不想听的真话。”他还说：“今天，我在上海的父母被员警威胁了。虽然这是我早就预料的事情，但真的发生时仍然觉得愤怒。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鄙视。这样一个垃圾的政权，把所有人都当成人质，利用亲人之间的羁绊来逼人放弃独立的人格，真的很恶心。我想告诉所有正在监视我的中共特务，我绝不会怕你们，我也不会闭嘴的。我已将你们威胁我母亲的丑恶行径通知了七个国家的十一个媒体……如果你们进一步升级对我母亲的威胁，我也会跟你们对抗到底。” 如今，“白纸运动”似乎与香港“反送中”运动一样，在暴力打压下偃旗息鼓了。但黄意诚认为，“白纸运动”留下了很宝贵的遗产和记忆。“对于很多人来说，‘白纸运动’是一种启蒙，很多人从中看到希望。……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人与全世界华人团结在一起，自发性地组织起来，这是我们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我觉得可以把九零-零五这一代人叫做‘白纸一代’。我希望能在海外把这份记忆留下来，虽然没有‘六四’那么轰轰烈烈，但也是很了不起的。至少让全世界看到，不仅仅香港人、维吾尔人、西藏人在反抗，传统所定义的‘汉族地区’也在反抗，这是很珍贵的符号资产，需要运用好，对未来东亚的政治发展绝对会有好处。” 他记得香港人说过的一句话“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抗争，而是因为抗争了才会有希望”，他强调说：“我们要站出来，勇敢地站出来，去表达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全世界的人才会尊重我们。而如果我们都是跟著他们这样的谎言，继续这样说下去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不值得尊重的民族。”他在海外试图将“白纸运动”国际化，让更多外国人来关注被捕者，这也是把火种传下去的一种方法。而未来中国经济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必定会有类似于“白纸运动”这样自发性的大规模抗争活动再次出现。他也拥有清晰的历史使命感：“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中国年轻人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是在于……等到我们的青年时代，中国开始步入独裁、封闭，未来即将开始动荡。幸运的地方在于，中共这种高压维稳加高速发展的模式即将难以为继，而外部、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反思过去的对华政策，都在期待中国发生变革。只要我们勇敢一致地争取自由，团结香港、西藏、东突的力量，再尽力游说日本、台湾、美国、欧洲的媒体与政治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绝对是有希望做到一些太平年代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机会做这么大的事业。”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普京与习近平的铁血镇压，是要让所有批评者闭嘴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普京政权以叛国罪判处四十一岁的异见人士卡拉穆尔扎二十五年监禁。这是普京掌权以来，对异见人士的最重判刑。 卡拉穆尔扎在法院听取判决后，向律师微笑。律师后来引述卡拉穆尔扎的话，说自己被重判反映克里姆林宫“肯定”其工作。卡拉穆尔扎的妻子叶甫盖尼娅也在声明中指出，这个判决表明，克里姆林宫非常害怕并且非常憎恨其丈夫，以至于他们想把他锁在监狱里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 早在十七岁的时候，卡拉穆尔扎就已如先知般地批评普京。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当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为纪念前苏联领导人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揭幕了一块向后者致敬的牌匾。在那一刻，卡拉穆尔扎就认识到普京的俄罗斯将向何处发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周后，卡拉穆尔扎在一篇演讲中指控“克里姆林宫的独裁政权”犯有战争罪。一年多后，他再次发出警告，但这一次是在这场叛国罪审判的结案陈词中。他早年曾被两次下毒导致神经病变，他指控是莫斯科政权要暗杀他，但俄罗斯当局加以否认。 赫尔辛基亚历山大研究中心主任坎格斯普罗评论说，卡拉穆尔扎被重判，是普京政权向其他敢于发声的反对派人物发出的警告。在普京的俄罗斯，绞索正在收紧。根据人权组织的数据，近两万名俄罗斯人因反对乌克兰战争而被拘留。 无独有偶，八天前的四月十日，习近平政权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十四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另一名人权活动家丁家喜因同样罪名获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中国的这场审判比俄罗斯的闭门审判更加秘而不宣：在法院系统的官网上找不到该案的任何资讯。审判结果是由律师告知家属的，而律师受到威胁，不得将判决书转交家属。 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随即公布了许志永和丁家喜撰写的在法庭上不被允许表达的最后陈述。许志永称，其梦想是建立美好且自由、公正、幸福的中国，“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党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国家，政权出自选票，而非枪杆子”。与卡拉穆尔扎一样，许志永也是一位早熟的政治反对者，他在中学时代就在日记中誓言推翻共产党暴政。丁家喜则强调“专制必亡”，“中国的巨变迫在眼前，即使身在高墙之内，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文明的脚步如同惊蛰的雷声！我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中国人民将从极度奴役中清醒过来……只要人民不再信任和服从他们的专制统治，独裁者和其特权利益集团的特权就会崩溃。” 美国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研究员倪伟平表示，这是他印象中最严厉的判决结果。两人的刑期超过了胡温时代末期被重判十一年的民主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刘晓波。两人遭判超长刑期，形同“践踏公义”。总部位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指出，许志永和丁家喜遭受“残酷、荒谬的定罪判刑”，反映习近平将和平维权活动“视如寇雠”。在习近平掌权的中国，任何人都必须闭嘴才能避免牢狱之灾。 近期，中国和俄罗斯不约而同地修改了法律，加大对叛国罪、间谍罪等罪行的惩罚，两国政府经常用这些罪名惩罚反对派人士。普京和习近平通过炮制多如牛毛的人权案件来维持其权力，但其权力如沙滩上修建的城堡已然摇摇欲坠。这两个抱团取暖的独裁者，正在展开一场比赛谁更独裁、谁更狠毒的竞技。那么，谁会最终胜出呢？ 重判异见人士，表明普京与习近平与西方分道扬镳 习近平政权重判许志永和丁家喜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韦帕特尔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不公正地拘留和判决”这两位人权捍卫者，两人被重判的原因是支持行使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比如集会与表达自由。声明敦促中共当局“立即和无条件”释放两人，还敦促中国政府允许所有人行使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美国将永远与在中国及世界各地那些勇敢捍卫人权的人们站在一起”。英国和若干欧洲国家也纷纷谴责这一判决。倪伟平分析说，许志永与丁家喜遭重判，是中国政府发出的一个清晰的讯号，即“任何在中国按照西方标准倡导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人都会被无情打压”。中国政府如此对待国内最知名的人权捍卫者，“对有些急于恢复对中关系常态的外国领导人不啻当头棒喝”，国际社会“必须跟那些为中国民众争取权利付出最大牺牲的人们站在一起”。 普京主导的这场判决，也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严厉谴责。英国外交部召见俄罗斯大使，伦敦还宣布将对与卡拉穆尔扎被捕有关的五个人做出制裁。欧盟谴责说，该判刑“令人发指”，促请俄罗斯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联合国形容说，该判决是“俄罗斯政府对民权及法治的再一次打击”。 在习近平的中国和普京的俄罗斯，此次判决并非首例。在中国，“七零九”大抓捕是“六四”屠杀之后对维权律师和异见人士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扫荡。在这一过程中，普遍施加的酷刑、株连家人、审判前当局一手导演的当事人电视认罪，均明确无误地显示，习近平政权已然撕下最后的面具。近期，中国当局拘押了在台湾备受赞誉的出版家富察和官方媒体《光明日报》资深评论员董郁玉，多名日本外交官也遭拘捕。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下毒加害且被判九年徒刑，记者萨夫罗诺夫因撰写有关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文章被判处二十二年监禁，着名批评者伊利亚·亚申因公开反对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军队在布茨亚的大屠杀被判处八年半徒刑，西伯利亚记者玛丽亚·波诺马连科因报道俄罗斯对马里乌波尔剧院的轰炸而被判处六年徒刑。 普京和习近平都有学习效彷的老师。普京屡屡向暴君斯大林致敬。在斯大林一百二十岁冥辰，自称祖父曾是斯大林御厨的普京公开出席纪念活动。在他看来，斯大林是国家权力和苏联强盛时代的象征。长期报道俄罗斯问题的记者奥卓夫斯基指出，普京身为一个受训练成为间谍的人，没有明显的价值观且善于模彷，他能推测最适合当下情势的人格，以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他对传统主义的核心选民说，国家是唯一的大众福祉维系者，如今俄国正受到美国为首的敌人的包围，丝毫不能向西方示弱。而他对中产阶级则是另一番说辞：别介入政治，尽情享受人生，由克里姆林宫来打造经济的荣景。他经常强调，唯有他才能给俄罗斯带来稳定和繁荣，并恢复苏联帝国的荣光。 与之相似，习近平也频频向毛泽东取经，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都在毛时代便已定型了。无论是“枫桥经验”，还是“整顿三风”，以及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创业，都是来自毛泽东的锦囊妙计，正如台湾学者王韵所说：“习式治理打着中国制度优势的招牌，事实上是推销一种顶端优势逻辑下的集体主义，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理想与需求，只能单纯为党国服务。更糟糕地是，习近平团队并没有贡献什么在互联网时代的新论述或手法；它在二十一世纪实践采用的却是二十世纪初的整风语言或手法。” 习近平与普京对西方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强硬，不再配合西方上演“人权秀”，不会在西方的压力之下释放政治犯。俄国政治学家古德科夫认为，普京的俄罗斯不是威权社会，而是一种升级版的极权社会，可称之为“拟似极权主义”或“复发极权主义”，这个政权不可能发展成正常运行的民主政体。这一分析同样使用于习近平的中国。在俄罗斯长大的美籍记者玛莎·葛森哀叹说：“这个国家想要自杀。一切活生生的事物——人民、人民的话语、人民的抗议、人民的爱——都会引来攻击，因为生命的能量对这个社会来说变得不堪承受。”在中国也是这样，因为新闻的严密封锁，许志永和丁家喜的抗争不为人所知，普通的中国人对抗习近平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躺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卢沙野预设的听众不是西方世界，而是习近平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接受法国媒体访问，电视主持人罗契宾问及乌克兰问题，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以具体化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卢沙野还说，必须由中国人决定台湾的命运，坚称唯有“对台湾人实施新疆式的再教育”才能“清除分离主义”。随后，当主持人提及毛泽东屠杀数百万人民（其实是数千万）时，他更怒呛主持人没读过书、是拿八卦消息来诡辩，宛如一匹威风凛凛的战狼，恨不得立刻将对方撕成碎片。 卢沙野的这番言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几乎等于否定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十四个国家的主权地位，而这些国家全都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如果这些国家不是主权国家，中国为何与之建交呢？ 中亚的那几个带有“斯坦”后缀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依赖俄罗斯，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从“一带一路”中获利甚多，自然不会发出抗议。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外长纷纷向中国提出抗议。立陶宛外交部长蓝斯柏吉斯在推特发文表示：“如果还有人仍想知道为何波罗的海国家不相信中国能‘调解乌克兰和平’，这里有位中国大使主张克里米亚是俄国的，而我们国家的国界没有法源。”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林克维奇斯谴责说：“中国驻法大使有关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评论令人完全无法接受。我们要求中方作出解释，并完全收回这份声明。”爱沙尼亚外长萨克纳则称这种说法是“错误且对历史的误解”。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也谴责此言“令人无法接受”。 法国舆论也为之哗然，马克龙访华的“成就”被大大冲淡。蒙田研究所顾问高德蒙等多名学者指出，卢沙野的论述意外揭露了北京对俄乌战争的真正态度。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执行总监杨雅喾指出，“该是时候认清中国是俄罗斯的盟友，必须受到制裁和惩罚”。开放外交研究所创办人费里雍呼吁说，法国外交部应当召见卢沙野，“提醒他我们主权国家是如何运作的，无论是基于道德或是策略考量”。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学者特鲁斯评论说，“我如果是北京政府，让他搭乘下一趟班机立即回国”。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卢沙野的言论是其“个人意见”，而非中国的官方政策，试图以此为此事降温，但按照中共内部的权力逻辑，卢沙野不仅不会受到批评乃至降职、免职，更大的可能是，等风头过去后，他反倒能得到习近平的丰厚奖赏。这不是他第一次下注成功——此前他在任驻加拿大大使时，就对孟晚舟案发表强硬言论，谴责加拿大政府甘当美国的走狗。于是，他很快升任地位更重要的驻法国大使。 卢沙野不是口无遮拦的匹夫，他是精通权谋术、步步为营、锱铢必较的高级官僚。他不会胡言乱语，自找麻烦，让自己丢掉乌纱帽。他的每一句公开发言都是有的放矢、恰到好处。他一点也不担心触怒观看电视节目的法国人及西方人——在他眼中，这些人都是无足轻重的无名小卒（nobody）。他心目中的潜在听众只有一个，那就是坐镇中南海的习近平，他只需要讨好习近平一个人就够了，因为决定他命运的只有习近平一个人。 卢野沙就是习近平如臂使指的“分身” 卢野沙当然不会被习近平召回，这只是西方人对中国体制太过善意的想像。只有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才能洞悉中国体制的运作模式。对此事件，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和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都有精准的解读。 矢板明夫指出：“卢沙野毕业于专门培养外交官的‘外交学院’，有多年驻外的经验。能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升到副部长级的驻法国大使，说明他绝不是口无遮拦的大嘴巴，他最知道‘什么时候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在独裁体制下，官员胡乱发表意见，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卢沙野对媒体讲的内容，应该是习近平政权的认识，他甚至有可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授权。”矢板明夫还表示：“卢沙野也不是第一次语惊四座，一年多前他提出了应该要对统一后的台湾人进行‘再教育’，也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他却毫发无损。而且卢沙野还是最近中国外交部的‘大功臣’，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中国、按照中国提供的剧本发表了一通演说，给足了习近平面子，这和卢沙野事先在水面下做的沟通准备工作是分不开的，相信卢沙野应该得到了内部的表扬。说不定回国升正部级的可能性都有了。” 余茂春也认为，卢沙野认为乌克兰等十四个前苏联国家没有主权国家地位，并非一时说漏嘴，而是反映了中共内部对国际局势的一些根本的看法。“中共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就是：整个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对共产主义国家，像中国，是敌视的。所以邓小平说要韬光养晦、要卧薪尝胆，翅膀硬了之后，就要改变这种局势。那么习近平现在就觉得，《国际法》和二战以来存在的世界秩序，中共要去推翻。卢沙野讲的这些话反映出这种心态。”余茂春进而指出：“中国要去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习近平讲得很多了，叫‘全球治理体制’，他觉得中国要起主导的作用。最近几年，中共的外交官非常活跃，在国际论坛上也不再遮掩，上电视台去为自己国家的政策辩护。中共高官说出的话反映的是共产党的斗争意识、共产党所持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 早在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中共政治局专门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在讲话中称中共要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潜台词就是说，“美国方案”已经过时失效了。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声称“中国方案”为各国“指明人间正道”，进而推出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与西方“选举程序民主”打擂台。 二零一九年五月，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九篇署名“钟声”的反美评论。这一系列评论认为，从无视规则、零和博弈、逆势而动、拒绝竞争、唯我独尊，到双重标准、言而无信、一意孤行、自作聪明，倘若美方由着性子定要“一条道走到黑”，那就是选择了一条自弃之路，这条路注定只有一个终点，那就是失败！当年，毛泽东点名由邓小平主持完成反苏“九评”时，每一篇在发表前毛都亲自修订；如今，习近平是否如毛那样对反美“新九评”字斟句酌，外人不得而知，但正如卢沙说出的是习近平的心里话，此反美“新九评”也尽显习近平踌躇满志、睥睨天下的豪情壮志。深得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习近平，已然要像毛那样“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要重建一套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了。 在此意义上，中国不再假扮“负责任的战略伙伴”，而以“破坏-重建者”自居，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大破大立”。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指出，美中比美苏更接近“热战”，至于深度方面，美中对抗甚至可以叫做“寒战”——因为当年苏联被禁锢在铁幕后面，并未深深嵌入西方的贸易体系；而今天的中国已搭上全球化顺风车二十多年，并且在西方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一步步蚕食鲸吞，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若干规则。美国不能继续对中国抱以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必须正面应对这一“超纳粹”政权的挑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没有学术，只有宣传 二零一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下属的历史研究所升格为历史研究院——上级单位的名称是院，下级单位的名称也是院，主事者似乎不觉得叠床架屋。不过，更让人莫名惊诧的是历史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任命——这两个职位都由正部级的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高翔兼任。 高翔是何许人也？高翔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比起假博士习近平来，确实是历史科班出身的真博士。他在社科院工作多年，一路攀爬到社科院党组成员和副秘书长，于二零一六年出任中共福建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福建是习近平的老巢，高翔出任此职，必定是受到习近平赏识，先到地方历练，然后再有大用。果然，一年后，高翔调回北京，出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这个职位无比重要，一方面是控制网路的操盘手，另一方面也是运用网路为“今上”涂脂抹粉的“总化妆师”。又过了一年，高翔回到社科院，先后被任命为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和历史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共政权没有国史馆的设置，社科院旗下的历史研究院类似古代王朝的国史馆。 历史研究院成立时，习近平发去亲笔贺信，希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特别要求，这个新成立的机构集中资源分析研究明、清帝国时期面对西方侵略、殖民，为保护国家利益与主权而采取长时间“闭关锁国”政策的各项优点。把缺点当成优点，是习近平的思维惯性。法国情资数位媒体《情报在线》指出，中国最高智囊机构社会科学院的角色非常特殊，专门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定调；社科院研究员都必须与共产党高阶公务员保持紧密联系。习近平如此重视历史研究院以及下达具体的研究任务，可看出习近平企图加强对学术界的控制，利用其研究能力为其政策服务。 高翔谨遵谕旨，挂帅主持名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探索》的课题研究。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明清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进逼，两朝统治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自主限关”政策，其动机是维护国土安全、文化安全。过去对“闭关锁国”的全盘否定并不正确，朝廷面对外部侵扰，特别是西方殖民侵略威胁时，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是明智之举，“维护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经济”，且维护了国家安全，值得肯定。 这篇论文引起海内外热议。这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的“听将令”式研究。过去三年，习近平实行“内防反弹、内防输入”政策（防疫如是，文化思想亦如是），加上在经济上提出“内循环”，令中国几乎“与世隔绝”。正如一条走红的微博所言，中国人靠二十年前出的书、十年前流行的音乐、五年前拍的旅游照片、去年挣的钱、三个月前封控时买的冻饺子、昨天的核酸检测结果和今天刚出炉的苏联笑话过活。而高翔领衔的研究，不仅为明清“闭关锁国”翻案，更是为现实政治辩护——习近平推动的“新文革”，重要策略就是重新关上国门，享受“自己造成与国际迫使的孤立”。 高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以后一定可以获得进一步提升——王沪宁和李书磊就是他的榜样。习近平对高翔的重用，与此前对邱水平的重用一样——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二年出任北大党委书记的邱水平，此前曾任北京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并兼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特务头子当北大党委书记，在中共建政以来是第一次，从中可见习近平的用人风格。习近平还让在上海实施暴力封城的李强当总理、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当政治局常委兼中办主任（这种兼职在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这些人都是鸡鸣狗盗之徒。什么样的主子，重用什么样的奴才。 一个想做学问的人，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 社科院没有社会科学，历史研究院没有历史，这就是中国学术界的现状。高翔不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者，而真正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学者茅海建，却早早被赶出社科院。这些年来被赶出社科院的还有刘军宁、张博树等第一流学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于今为烈。 在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茅海建，曾出版《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等力作。他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清朝体制则早已积重难返，出路则是毋庸置疑的：“鸦片战争的真实意义，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 茅海建钩沉史料，戳穿谎言，比如一八四一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在许多论著中被大书特书：定海三总兵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茅海建指出，英军只有四千人，比清军人数少。清军没有血战六天六夜，不到一天时间就溃败了。根据英方记载，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有效的抵抗，只付出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 茅海建认为，战争的结果是没有多少悬念的。面对一支装备了当时全世界最现代军事技术的舰队，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兼具国防军、内卫部队、警察这三重职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清朝水师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军，大体上相当于海岸警卫队”。反之，英军以其强大的机动性、火力和专业技能，基本上决定了战争中历次战役的时间、地点、规模，沿海各地的清军都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清军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尽管英国远征军最初的兵力仅为七千人，但总兵力多达八十万人的清军基本分散布防在各地，没有一支可机动作战的部队，也不足以确保在任何一场战役中占据优势。茅海建的结论是：这“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历史学的使命是追寻和接近真相。但是，一旦发现真相是残酷的、让人难堪的，如同伤疤被揭开会感到巨大疼痛，很多人就不愿直面了，反过来掩盖真相、迫害揭示真相的学者。茅海建的著作出版后，社科院领导非常恼火，将其斥为“汉奸”、“卖国贼”、“西方殖民者的帮凶”，说他“反动透顶”——“羞辱清政府文盲没文化，替英国人喊冤，是不是反动？中国自古以来自有一套外交模式，过不过时，落不落伍，也不能用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形式讲解吧？” 社科院领导模彷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的毛泽东，假装说要在社科院为茅海建的著作展开学术讨论会，诱使茅海建在会上发言，然后搜集其言论，罗织成罪证。幸亏茅海建从友人那里得到消息，在会上谨言慎行、沉默是金，这才逃过一劫。随后，他被迫离开社科院，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澳门大学。回顾这段历程，他感慨万千说：“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个想做学问的人，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问进行到底’。”他始终相信，“不管世道如何变化，这个国家和里面的人们，毕竟还是需要知识和学问的”。 高翔之流，将学术作为敲门砖，作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不惜指鹿为马、信口雌黄，虽平步青云、峨冠博带，却应了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话，“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作为高翔反面的茅海建，虽然一直逃遁到几乎是“海外”的澳门，才能安置一张书桌，但他这样的学者的存在，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顾炎武所言不虚：“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天下一家”是中国式法西斯谎言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表长文《习近平的天下情怀》，用春晚风格的宏大叙事歌颂”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文章以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的讲话为开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习近平的霸气和牛气，早已有迹可循。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还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墨西哥会见华侨时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二零一二年，习近平执掌大权之后，确实实行“三不”政策，却另外输出“天下帝国”意识形态，正如新华社报道所说：“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共同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眼光、天下情怀。”这篇报道将习近平的“天下情怀”总结为四点：第一，胸怀天下，立己达人——“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第二，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第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第四，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说：“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文章最后如此结束：“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命运与共，世界大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温暖人心，鼓舞世界。” 此类表述，看似繁花似锦、冠冕堂皇，其实伪善空洞、吹弹可破，每个词语的真实含义都是其表面意思的反面。比起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来，习近平时代的宣传术更多使用古文和成语，以显示习近平“有文化”，是帝制的传承者，是“天命”之所在——即便其撰稿人使用的并不复杂的典故致使习近平读稿时闹出大笑话，比如将“宽农通商”的“农”字读成“衣”字。习近平需要典故来掩饰其自卑，尽管这些典故的“能指”与“所指”早已脱节。于是，此类文章如同日本艺伎脸上厚厚的脂粉，一层层涂抹在习近平脸上。若剥去脂粉，如台湾学者张登及的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实很简单：其目的是为达成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创造外部条件；其途径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其手段和平台是“一带一路”、“首脑外交”、“多边外交”；其态度是“中国气派”（自信）与“敢于斗争”；其保障是党对外交的集中统一领导。 阿根廷历史学家芬切尔斯坦在《法西斯谎言简史》中指出：“法西斯杀死了政治，因为它以谎言之名，让政治成为全部的谎言。”换言之，法西斯主义独裁的历史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被法西斯主义推举为现实的神话性想像永远无法得到证实，因为它是基于全面控制过去和现在的幻想。这也是中共文宣的本质。《习近平的天下情怀》的作者刘华、郝薇薇、杨依军、王宾、王慧慧、许可等人，不是记者，而是戈培尔式的吹鼓手，是杀人不见血的刀笔吏。他们终将为写下此种奥威尔式的“新语”和“胡言乱语”而遗臭万年。 中国就是天下，中国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普京为习近平举行的告别国宴结束后，习近平向普京告别时说：“我们正在见证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我们应该一起推动它。”普京回应说：“我同意”。两名大独裁者之间的这场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的对话，昭示着“冷战”结束三十多年后，一场新的“寒战”已经登场。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舒尔曼指出，中国选择跟因为侵略乌克兰而成为全球公敌的俄国站在一起，并非愚蠢或飞蛾扑火，而是经过精心的盘算，两国在反美和反西方上找到了共同的战略目标：“中国领导层，尤其是习近平，认为中国现在正在与美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认为美国会努力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崛起。习近平最近也这么说过。因此俄罗斯在那场竞争和较量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对中国来说，一旦台海危机爆发，俄罗斯可以减轻美国行动给中国带来的脆弱性。一旦海上交通被切断，俄罗斯是中国潜在的能源和粮食提供者，俄罗斯的核大国地位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以及重塑全球叙事对中国都非常重要。所以，习近平无论如何都要挺普丁，并以此换取更多好处。 另一方面，从习近平访俄时的趾高气扬、普京对其奉承谄媚的身体语言可看出，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强弱、上下位阶已然转换。二零一二年，习近平刚刚掌权时，第一个会见的外国领导人即为普京，他将普京视为学习和尊崇的榜样，并当面、公开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这一态度。如今，俄罗斯沦为中国的“小弟”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金融时报》援引一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来源说：“事件的逻辑决定了我们完全成为中国的资源殖民地，我们的服务器将来自华为。我们将成为中国一切的主要供应商。他们将从西伯利亚获得天然气。到二零二三年底，人民币将成为我们的主要贸易货币。” 既然连昔日的“老大哥”俄罗斯都已沦为中国的经济殖民地，那么整个地球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亦指日可待。“东升西降”、“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早在一九九零年代末就在中国流行，而《当中国统治世界》之类的著作也在西方成了畅销书，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与西方左派唱衰西方的“自我解构”奇特地彼此唱和。 然而，中国的“富起来”和“强起来”真的势不可挡吗？中国传统文化（东方专制主义）与马列主义（西方现代极权主义）所结合的怪胎，是一种怎样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它又如何成为可以“输出”的超级精神病毒？作家苏晓康嘲笑说，习近平去找普丁，要“扮演大国角色”，或称“中国主导世界秩序”，他也厚颜无耻倡导“中国价值观”，他开的这个国际玩笑，西方人是不懂的。因为历经邓小平“开放”，中国腐败升级，世风沦丧，权贵肆虐，黎民卑贱，诚为中华文明破败之极致，此际能向国际输出的，唯有垃圾。 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从习近平的偶像毛泽东开始，就对当代中国的变化做了全程见证，他直指，“习近平的策略，是想影响世界，把其他国家变成中国的模式，但并不是靠侵略，而是靠着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贿赂全世界”。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独裁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抱团，美国则联合欧洲、日本、台湾这些民主国家，形成两个集团的对抗。所以，习近平的“天下一家”，就是天下以习近平为家长，他不仅要统治中国境内十四亿人，还要统治全球六十亿人。 美国学者谭若思更指出，新的共产中国仍是帝国，它是一个以剧场和假设撑起来的帝国，对内铁腕，对外雄心万丈。它的武器包括掩饰、欺骗和一种特殊的历史感，可以用长远角度看待中国利益和雄心。新中帝国的重要特点有三：其驱动力是上发令下听话；自认为真理的捍卫者；与其他强权达成的任何妥协都是权宜之计，而非真心接受中国与主权国家世界之间的道德同等性。中共高高在上、苦大仇深、报仇雪恨的世界观已经灌输给大多数中国人民，中国民众当独裁者为父母，将西方视为仇敌，将他国视为藩属国，“中国人的宗教可能就是中国本身”——中国由专制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难于上青天。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胡石根，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于江西南昌郊区的武溪公社。其父亲是公社书记，一九五九年大饥荒时患肝病去世，母亲艰难拉扯大五个孩子。他刚上中学，便赶上江西推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运动”，所有中学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此后，他被分配到江西汽车厂当了八年工人。 一九七九年，胡石根通过自学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悲痛欲绝。胡石根从小就是孩子头，常常惹祸，母亲知道他容易闯祸，再加上离家远，她不放心，又是读中文系，文科容易惹祸上身，所以忧心忡忡。儿子离家北上那天，母亲连门也没出，扶著门框流泪。多年后，胡石根感叹说：“我自一九七九年来北京，这三十多年大多时间是在牢里度过的，看来当初母亲对于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预感的。我的母亲在一九九九年去世，我被关押在北京二监，家里人向狱方申请我参加葬礼，没有获准。家人就一直瞒著我，直到有一天我弟弟在探监时，说露了嘴，我才知道，回去痛哭一场。” 胡石根考上北大中文系时已二十五岁，比大部分同学年长，老成持重，专注学业。一位同学以笔名“橡溪”发表了一篇题为<隔壁宿舍的胡石根与胡春华>的文章，生动地写道：“每天晚上熄灯前洗漱时，都会在水房相遇，不时聊天打趣。胡石根身材矮壮，很注意锻炼肌肉健美，宿舍熄灯后，就带著同样矮壮的同屋，小他八岁的胡春华同学，及赵清治等，在尚有灯光的楼道里，举哑铃、杠铃，再进水房，把洗脸盆灌满冰凉的北京地下水自来水，兜头浇下，发出野兽般的吼叫，无论冬夏，四季如此。” 一九八六年，胡石根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后，任教于北京语言学院。一九八九年学运期间，在“四二六”大游行之前，他就在语言学院学生楼前发表演讲。后来学生绝食，他又组织教工签名、游行。部队戒严后，还组织学校师生在五道口附近彻夜堵截军车。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骑自行车到木樨地桥下，亲眼目睹军队屠杀抗议民众。随后，他回到学校，为被杀害的学生举办追悼会，在大雨中发表演讲：“当权者已经举起屠刀，向我们大开杀戒……”结果被潜伏的特务录了音。六四后，他被追责，被停职反省及行政记过处分。 在被审查期间，胡石根被要求不得离开学校大门，在研究所的图书室里看了一年多书。他接触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组党活动。他也反省“六四”的经历，觉得“六四”的失败，关键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民主政党来领导这场运动，所以必须要成立一个民主政党，就著手做组党的事情。他刚开始做时就有一种牺牲奉献的念头，“觉得自己这一条命是捡回来的，戒严部队没开枪打死我，这条命留下来就是为了跟他们干了”。他后来强调说：“中国不需要什么英雄主义！中国需要的，是每个中国公民都拿出点良知和勇气来，拿出点公民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来，都能够‘从我做起’积极行动起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大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必定大有可为！” 在中共一党专制的中国，成立反对政党或组织，是最危险的事情。胡石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首先发现北京语言学院有一个印刷工人，叫王国齐，此人也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深度参与者。于是，他约王谈了组党的事，王欣然同意。在北京，还有一些人也在考虑组党，包括熊焱、刘京生、陈卫、康玉春等人，刘贤斌、李海、江棋生等人先后也参与了一些讨论。 一九九一年初，胡石根说服熊焱、陈卫、刘京生、王天成、高玉祥，陈青林等人，请他们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而康玉春、安宁、陆智刚、王佩忠等人随后成立了“中华民主进步同盟”。年底，他又同刘京生、王国齐、高玉祥、李全利等人成立“中国自由工会”。 为了纪念“六四”三周年，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人给国家机关寄送公开信，有人去街头刷宣传标语，陈卫还冒险到北大三角地贴传单。他们做事情时非常谨慎，张贴标语时带上手套，不留下指纹；去一些楼房贴传单时，还要换鞋，避免留下鞋印。 一九九一年底，一位姓温的北京大学生，“六四”参与者，坐了一年牢出来，得直肠癌去世了。胡石根等人在西直门的人民医院成功地举行了一场公开聚集，悼念逝者。外电报导，这是“六四”镇压之后北京活动人士举行的一次公开抗议。一九九二年四月底，他们又组织一次“香山散步”，大概有三、五十人，实际上是一次公开的示威活动，还有十多位外国记者随同。 他们在丰台东高地开了一个卤鸭店，前院卖卤鸭，后院除了做卤鸭，还有一台日本超霸速印机。那台机器当时要花几万块，非常很贵，他们用来印刷反共传单。在“六四”三周年前夕，他们策划用航模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找来专家帮忙，投入十几万经费。然而，航模还未做好，就被人告密。五月二十五日，警察来到卤鸭店，掀开帘子一眼就看见速印机。但警察当时并未动手，而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卤鸭店老板想把速印机藏起来，殊不知早就被警察盯住，就看他们往哪里藏。二十七日，他们打电话告诉胡石根：“东西藏在某处了。”胡问：“你们还没走啊？情况很危急，我们赶紧通知人，什么也不要干了，快快躲起来再说。” 五月二十七日晚，胡石根到宣武区西便门附近跟高玉祥见面，发现有人跟踪，赶紧分手。多年后，他回忆被国安人员秘密绑架的场景：“我骑自行车从天宁寺桥往北走，穿过南礼士路，刚到儿童医院后门，有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子从后面撞过来，冲我喊：‘哥们，问你点事。’咣当一声，连人带车把我撞倒在地，紧接著，两辆吉普车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车上下来很多警察，其中还有女警察，手里拿著电棍。他们不由分说，用黑头套把我的头蒙住，我大喊‘强盗！土匪！’，他们不顾我的抗议，强行把我塞进吉普车，衬衣还挂了一个口子。上车之后，警察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手铐铐得很紧，我要求他们放松点，一位说‘好嘞满足你的要求’，哢哢紧上两扣。我知道碰上了混蛋，就不再说什么了。” 然后，胡石根被送到丰台大红门南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他在那里从五月二十七日一直被关押到六月十日，之后就转到秦城监狱。后来他才知道，这次抓捕，把他们整个组织的成员全抓了，光北京就抓了七、八十人，上海、广州、新疆、成都、内蒙等地也有很多人被抓。 胡石根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三个多月，又转到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关了三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他被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开庭审判，前者判刑十三年，后者判刑十年，两罪合并执行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是中国有期徒刑中最长的刑期。可见，中共对组建反对党最为忌惮，一定要处以最重的刑罚。胡石根在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八年获得两次减刑，服刑十六年三个月之后，于二零零八年八月底被释放。 胡石根后来告诉朋友，他在狱中遭到频繁的殴打和虐待。但每年六月四日，他都会以绝食纪念死难者。回顾漫长的牢狱生涯，他说：“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监狱。但监狱是社会的缩影，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监狱。我在监狱十六年，最深刻的就是感受到当年鲁迅所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监狱恐怕是世界上最难坐的。当然，也许是最有意思的。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监狱里度过的十六年零三个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磨练作用。因为在坐牢前，我很是有些浪漫想法的，觉得没有坐过牢的人不是完人，既然要成为一个完人嘛，应该坐牢去试试。但是，一旦坐牢了，尤其是开初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痛苦！……过去我还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共产党定的法律，他们自己总是应该遵守的吧；共产党的监狱，总还是要讲点人性的吧。但是一坐牢之后，我立马发现，这些个想法都太天真了。我们很多搞民主维权的朋友，可能都对专制的邪恶，缺乏足够的估计。只有亲身体验到，才会发现：要跟专制周旋，必须要比它更清醒，而且要比它更灵活更坚定。监狱是一个磨刀石，如果你是人渣，那一磨就磨掉了；如果你是一块好钢，你就能磨砺出一把无比锋利的钢刀。”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他的妻子坚持了十多年，还是在他出狱前离婚了。女儿也不理解他，在他出狱后不愿见面，尽管就在咫尺之遥的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于是，胡石根被迫装作陌生人，到学校里远远地偷看女儿。此一场景，痛心疾首。 胡石根出狱后的中国，与十六年前他入狱时的中国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且不说当年与他同屋的小兄弟胡春华成了副国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与他同时分配到北京语言学院的本科、硕士同班同学崔希亮，在他坐监狱这二十来年，已从他的讲师同事爬到北京语言大学校长的位置。有老同学希望崔看在当年的情份上，好歹帮帮师兄，崔回信说，根本不认识胡某人。有其他同学传来话说，当年胡石根一被捕，语言学院就把他从单位开除了，“他是犯了中央大案的钦犯，谁也帮不上他，只能发配到北京街道里监管”。 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胡石根由北京家庭教会领袖袁相忱及其二儿子袁福声牧师施洗成为基督徒。他在一个家庭教会聚会并带领团契，并成为教会的长老。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胡石根因参加“六四”二十五周年研讨会，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同年六月五日被取保候审一年。 二零一五年，在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群体的全国性围捕中（“七零九”案），胡石根再次被捕。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周世锋、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国等四人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八月三日上午，天津市二中院判决胡石根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年的“反革命罪”的变种），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据新华社报导，胡石根利用“非法”教会组织“散布颠覆国家政权思想”。八月五日晚，央视《焦点访谈》以嘲讽的标题<“推墙”推倒了自己>报导胡石根案。节目一开始，就是胡石根在法庭上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的镜头，还详细介绍了胡石根所说的“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的“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以及“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的“建设未来国家的五大方案”。这些都是胡石根提出的“国家和平转型”的主要内容。胡石根在法庭上“认罪”说，他对于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指控完全接受，他就是想颠覆这个国家的政权。 《纽约时报》报导说：“胡石根是多个未经政府批准的教会组织的长老。最近几年，习近平加强了对此类教会组织的监管，担心基督教可能被用来传播西方观念，打开他所说的‘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大门。……对外国人士的反复抨击，是一系列审判中格外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些审判与一项更广泛的行动密切相关，即政府加强对在华运作的境外实体的监控。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表示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势力正试图在国外煽动社会冲突，颠覆别国政权。”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狱中的胡石根获得独立中文笔会颁发的第七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暨第十一届狱中作家奖。 “六四”之后三十多年，胡石根与大部分北大校友的人生道路背道而驰。他的大部分校友都是退休官员，喜好在同学群里大晒食不厌精，宽宅良车，谈天说地，得意洋洋，不忘感激当局恩德。身在海外的“橡溪”对此忍无可忍，说了一段话：“我隔壁的七九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胡石根同学，现在还在监狱里呢，就别扯什么制度自信了！别成天惦记他同屋另一个胡同学爬多大的官了。势利眼，跌北大出身的份儿！”马上有法律系同学以专家的口吻说，胡石根组织武装暴动，这种颠覆国家政权罪行，在任何国家都会被枪毙的，废除死刑的国家也会终身监禁，中国政府算判他轻了！群里附和点赞不绝。“橡溪”忍不住出言相讥：“一个老胡那样书呆子，可以把那么多世界第一的大国颠覆了，不是污蔑国家花那么多纳税人钱养的百万维稳队伍都是饭桶吗？”群里从未见半句对老同学胡石根的同情之声，反而有不少人告知，不要在群里讨论胡石根案，会引发网管注意，把这个五百人的北大群封号。“橡溪”回复：“微信大群被封号，应该谴责耍淫威的专制官僚，而不是行使言论自由权的民众吧？”他感叹说，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处心积虑要把北大改造成党校，成为供其驱使的驯服工具。北大师生阿谀逢迎者，如过江之鲫。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胡石根刑满获释。他先后三次被捕，坐牢及被非法软禁的时间加起来超过二十四年，时间之长，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犯中屈指可数，与南非的曼德拉坐牢二十七年接近。然而，胡石根在中国成不了曼德拉，因为中共极权专制的严酷程度远超当年半民主、半威权体制的南非。 央视嘲讽胡石根“‘推墙’推倒了自己”，并非事实。胡石根没有倒下，他的“推墙”的事业有后继者络绎不绝地跟上。没有人有资格嘲笑推石头上山的悲剧英雄西西弗斯，也没有人有资格嘲笑一生“推墙”、无怨无悔的胡石根。终有一天，高墙会倒下，自由会降临在这片土地上，而胡石根的努力与付出，必将被后人纪念和传颂。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