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狼狽為奸，更是認賊作父 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五日，習近平迎來七十歲生日。人生七十古來稀，按照江澤民時代形成的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矩，習近平本該過上退休後的第一個生日，頤養天年、含飴弄孫，但他偏偏要終身掌權，至死方休。耐人尋味的是，儘管近年來中共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已不亞於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但中國官方几乎沒有舉辦任何公開的活動慶祝此次大壽——習近平似乎不願讓人們過多關注他的年齡。 另一方面，習近平是毛澤東以後權力最大的中共黨魁，沒有任何元老和派系能對他有所制約，貌似大權在握、為所欲為，卻已然是內外交困、四面楚歌。據說，他悍然打破禁忌，跑到明清兩代皇家御用寺廟萬壽寺過生日，這大概是他焦頭爛額之際的一種「沖喜」方式。然而，既然沒有一個皇帝能實現「萬壽」的夢想，習近平也不可能「萬壽無疆」。即便萬壽寺名字討喜，裡面也金碧輝煌，但習近平遭遇的煩心事不可能在生日這天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習近平知道他的統治危機重重，在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二十大開幕式的政治報告中、在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日主持中共二十屆中央國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講話中，以及在六月七日視察內蒙古時的講話中，他就同一主題反覆講了三次：中國要保證在「極端情況」下，國民經濟能正常運行，做好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可見，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並非歲月靜好，而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隨時可能粉身碎骨。 中國官方媒體不敢有所表示，但許多中國網民在習近平生日這天，貼出江澤民當年行走在淹沒腳踝的洪水中視察災區的照片。江澤民小丑一個，不值得懷念，這種用江打習的方式，不是勇敢的反抗，但也可稍稍噁心習近平一下。有趣的是，真正關心習近平生日的，不是他治下的十四億奴隸，而是他最尊崇的「父皇」普京。早在四年前，習近平與普京會晤那天，正好是習近平的生日，普京提前貼心地準備了寫著「六六大順」的生日蛋糕。習近平看到禮物，一副受寵若驚的表情。四年後的同一天，普京沒有送蛋糕，卻有一份情深意切的賀電：普京在克里姆林宮網站上發布的一封電報中寫道：「親愛的朋友，我衷心祝願你身體健康、幸福、繁榮和成功。我期待我們繼續進行建設性的對話，並就當前的雙邊、地區和國際問題開展密切合作，造福於俄、中人民。」他還讚揚說，中國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國民經濟穩步增長，公民財富增加，北京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強」。 習近平不必獲得其他人的肯定，只需要得到普京這個俄國老爸的肯定就足夠了，他只在乎普京一個人對他的評價。在世界範圍內，習近平和普京是聲氣相通的同類，正如英國政治評論家凱蒂·史塔拉德在《極權基因》一書中所說：「普京和習近平已經消滅迫使他們在當前任期結束後下台的法律障礙，無論他們是否保留正式頭銜，他們的餘生中都將在俄羅斯和中國掌握權力。」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三天後的父親節，在中國的網上有成千上萬人祝普京父親節快樂。他們知道祝福普京就是祝福習近平，習近平與普京是一根繩子上的兩隻螞蚱。中國的網路上鋪天蓋地都是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勢如破竹、大獲全勝的假新聞，此類新聞或許比在俄國本國還多。中國人得知俄國打了「勝仗」，比俄國人還要高興。 普京與習近平是狼狽為奸，中國的小粉紅們則是認賊作父。 毛澤東是斯大林的兒皇帝，習近平也是普京的兒皇帝 習近平對普京的崇拜眾所周知，儘管目前俄羅斯實力下降、中國實力上升，但習近平在普京面前，從來都是卑躬屈膝、點頭哈腰。其實，在蘇俄主子面前，不僅習近平如此自我降格，「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毛澤東也如此。 從俄國移居美國的歷史學家亞歷山大‧潘佐夫在《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中，引述大量蘇俄秘密檔案，揭示了一個中共竭力掩蓋的歷史事實：中共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不是因為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或雄才大略，而是自始至終都有賴莫斯科出錢、出力、提供武器。潘佐夫指出：「一九三零年代初期，中共根本談不上有任何程度的獨立自主。財務上完全依賴莫斯科。他們最多或許可能反對共產國際駐華代表，但絕不敢冒犯克里姆林宮本身。」 毛澤東在中共的殘酷內鬥中脫穎而出，關鍵砝碼還在斯大林那裡。潘佐夫寫道：「唯有把中國共產黨改造成俄國式、以領袖為中心的黨（斯大林化），未來與國民黨的內戰才能確保勝利。中國共產黨的斯大林化，需要強化其領導人的個人崇拜，以及完全壓制黨內反對派。在這些方面，斯大林經驗豐富，可以幫毛澤東大忙。」因此，毛澤東深知其權力來源，非常尊敬斯大林，視之為偉大導師，認真奉行斯大林主義。中共建政初期，北京重要人事任免，必須經過莫斯科點頭才能生效，俄中的主從關係，沒有商量餘地。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後，毛澤東首次訪問莫斯科，斯大林長達三十天時間不見不理，毛雖抱怨不休，卻不敢拂袖而去。潘佐夫指出：「斯大林故意要這麼干。他要折辱毛澤東，給他一個教訓，別再趾高氣昂。他實際上在告訴毛澤東，在這裡我講話才算數。我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領袖，你算哪跟蔥？你是我底下的小學生，你得照我的話去做事才行。」 除了強勢干預中國政局，斯大林從未放棄「社會主義接管全球」的念頭，他為了削弱美國實力，鼓動朝鮮的共產黨領袖金日成發動統一戰爭，引發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參戰。斯大林不敢與美國正面對決，就強逼剛剛結束內戰、殘破貧困的中國參與「抗美援朝」之戰。毛興沖沖地充當斯大林的炮灰，三年內死傷百萬兵力，其長子毛岸英也意外陣亡。但是，只要斯大林活著一天，毛澤東就對莫斯科言聽計從。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毛才敢脫離蘇聯模式並與蘇聯的「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爭奪社會主義陣營盟主的寶座。 儘管中共曾經以氣勢洶洶的「九評」挑戰和攻擊蘇共，扮演了「弒父」的「孽子」角色，但兩者之間的主僕關係至今仍藕斷絲連。習近平將推動新思維和民主化的戈爾巴喬夫視為叛徒，感嘆當初蘇聯解體時「竟無一人是男兒」，普京對此心有戚戚焉。當普京開始重振帝國雄風之際，習近平遂亦步亦趨。普京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習近平視之為中國攻打台灣的前戲。這場戰爭幫助習近平轉移了西方世界的壓力，習近平對普京充滿感激。 普京出師不利，深陷泥潭，習近平有兔死狐悲之感。普京環顧全球，小魚小蝦級別的盟友僅有伊朗、朝鮮、白俄羅斯等屈指可數的幾個，大塊頭的盟友則只有中國。於是，普京主動向其粉絲習近平拋出媚眼，為習近平慶生，以顯示兩國關係如膠似漆，兩個獨裁者也惺惺相惜。然而，兩人看似在度蜜月，其實早已心懷鬼胎，他們腳下的宮殿已經開始分崩離析，樹倒猢猻散的那一天即將到來，正如學者馮客在《獨裁者養成之路》中所說：「那些被個人崇拜包圍的獨裁者，往往遁入自己的世界，周圍的追隨者讓他們更加執迷不悟。 他們最後都只靠自己做決定；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他們把所有人都當敵人。 他們變得驕傲自大卻又疑神疑鬼，想要尋求更多權力來保護手中的權力。 但又因為這一切只仰賴他們自己的判斷，所以一個小小的誤判也會導致政權動搖，帶來致命後果。 到頭來，其實獨裁者最大的威脅不只來自人民，而且也來自他們自己。」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南京學運同樣風起雲湧、驚濤拍岸 譚嗣同說過，中國兩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謂秦政，至少包括兩方面：皇帝一人獨裁和首都中央集權。共產紅朝號稱反封建，卻把兩者全盤繼承下來。過去，北京是帝都；如今，北京是共產黨的權力中樞，毛澤東晚年曾對來訪的尼克松說：「我無法改變整個世界，我只是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在當代中國，北京中心主義根深蒂固，北京汲取全中國各種資源，以供盤踞在此的統治階層自肥，而關於首都北京的論述，也一葉障目式地成為關於全中國的論述。 耐人尋味的是，即便是反對派的論述也遵循北京中心主義原則。比如，長期以來，對八九民運史的書寫就始終以北京為中心，刻意忽略其他省份和城市。這場運動被稱為天安門運動，但實際上，這是一場席捲全國的民主運動，天安門是一個關鍵場所，但絕非全貌。澳大利亞學者林慕蓮在《重返天安門》一書中揭露了發生在成都錦江賓館的另一場屠殺，在成都長大的我居然第一次知道此真相。可見，「在地」者其實是多麼地「離地」。 八九民運應當是一幅全國拼圖，每個地方的參與者都有責任拼上自己那一塊馬賽克。南京學生領袖吳建民的回憶錄《歲月有痕》，為之拼上了關於南京學運的關鍵部分。吳建民出生於高級軍官家庭，當過兵，在南汽集團工作過，一九八九年，他即將從江蘇商業幹部管理學院畢業，學運爆發後，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一生的軌跡因此改變。與大部分直接從高中考入大學的本科生相比，他當時已二十六歲，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社會經驗，有勇有謀，妙語連珠，也有組織管理才能，很快就脫穎而出，成為南京學生領袖之一。 南京高校的數量、學生在校人數的規模，在全國排第三，僅次於北京、上海。在這本回憶錄中，吳建民詳細描述了南京學運的過程和特徵，與北京學運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色。南京高校以南京大學為主，迅速模仿北京成立了一個指揮南京地區學運的指揮部「南京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前後任職常委的七個同學，清一色是南大學生，外校學生一個都加入不了，這在北京學運中是不可能出現的情況。在南高聯之下，又建立「參謀部」，「參謀部」彙集各校的骨幹，每天處理日常事務，這是北京學運中沒有的建制。 學運過程中，吳建民提出「北上運動」的構想。他認為，南京作為民國故都，有民主血液，南京的學運領先於南方各城市，所以不能滿足於一城一地，應當率先發起「北上運動」，步行前往北京，沿途將安徽、山東、河北、天津的學生都動員起來，像滾雪球般壯大。當這支隊伍走到北京時，就有條件在北京組成「全國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然後以「全高聯」而非「北高聯」的身份與中共當局對話。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南京學生組成「南京高校北上民主長征團」，從鼓樓廣場出發，徒步前往北京。吳建民任「北上指揮部」副總指揮。這支數千人的隊伍，一路突破圍追堵截，六月三日，到達安徽滁州師專集結休整。六月四日上午，隊伍本要出發，天上下起大雨，不得不等一等。他們還不知道，北京已發生了一場大屠殺，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雨，似乎是悼念死難者。江蘇和安徽兩省派來大量客車已攔在隊伍前面，且還有很多荷槍實彈的武警。前來勸誡的江蘇省常務副省長兼教委主任楊詠沂告訴吳建民，北京已清場，現場的武警將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學生前進。吳建民和指揮部其他人員被控制起來，大部分同學都被推上大客車帶回南京。少數先遣隊同學騎自行車到了張八嶺鎮，遭到武裝民兵攔截，並威脅說：「再往前走就開槍了！」最終「六四北上」的終點站，就在張八嶺鎮畫上了句號。 屠殺之後的抗爭，更是可歌可泣 被帶回家後，吳建民被軟禁在家一個星期，然後回到學校。六月二十日，南京市公安局發布「南京市高自聯通緝名單」，他名列其中。學校保衛處官員把他帶到公安局。隨後，尚有良知和風骨的學校王院長將其保釋出來，讓其參加畢業考試。但上級命令扣下其畢業證書，並要求他每天到「清查辦」交代問題。 當時，吳建民和其他南京學生領袖聽說香港有「黃雀行動」，但他拒絕流亡海外，對逃入美國使館的方勵之夫婦無比失望，「導師跑了，丟下萬千他的追隨者跑了！……那我們這些學生怎麼辦？我們也可以跑嗎？大使館裝得下成千上萬的參與六四學潮的學生嗎？」他表示：「我反對臨陣脫逃！反對當中國民主碰到困境時就選擇逃亡國外！」他慷慨激昂地對同仁說：「我願意付出青春、付出熱血，比起那些已經在天安門廣場死難的同學，我們責無旁貸，應該留下來堅持！」 隨後，吳建民發動大家辦刊物、建立組織，完善「後六四時代」的抗爭機構。他到上海、肇慶等地與香港支聯會派來的人碰面，對方帶來資金資助。二十多年後，吳建民流亡美國，原本計划到香港向支聯會致謝，香港局勢卻江河日下，支聯會被迫解散，他本人根本不可能入境香港。 此時的吳建民，經過「六四」屠殺，已完全看清中共的邪惡，有了明確的政治目標——推翻中國共產黨，結束中共一黨專制，為「六四」死難者討回公道，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為實現一人一票的公平自由民主選舉，實現十四億的人民人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而奮鬥。 一九九零年春，吳建民在鼓樓大街鍾亭約見南京幾所高校的主要學運領袖，和大家交流了建立組織機構的想法。他們討論組建「中國民主前線」，並設立最高常務委員會，吳建民被推舉為主席，副主席為彭萬忠、李勇，李力夫任秘書長兼常委，委員有王立軍、王小泉、段小光、王建華、劉格等，他們大都是學生或青年教師。這些反抗者都不為外界所知。 一九九零年代初，在中國其他地方，如北京、成都、廣州、杭州等地，類似以秘密組織的形式展開反抗的群落還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語言學院年輕教師胡石根等發起的「中國自由民主黨」活動，僅在北京就有數十人被捕，被判刑的有十五人，也稱「十五人案」。西北大學有張明案，蘭州大學有丁矛案，成都也有廖亦武等人的「大屠殺電影」案。「六四」前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有不少是隨大流，也有不少是投機者，因為人們普遍樂觀評估這場民主運動可能會成功；「六四」後仍然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衛填海式的真英雄，因為此時的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螳臂檔車。 過去，由於資訊有限，我曾撰文批評，中共槍聲一響，反抗運動灰飛煙滅，比不得韓國的反抗運動——光州事件中，全斗煥軍政權殺人的兇殘一點也不亞於中共，但韓國的抗爭一直此起彼伏、前赴後繼，韓國人似乎比中國人更有血性。但後來當我陸續讀到廖亦武、劉賢斌、吳建民等人的回憶文章和回憶錄，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是沒有魯迅所說的「埋頭苦幹的人，拚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只是他們「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就連在文革最黑暗的時代，楊小凱在獄中也接觸到各式各樣組黨反抗暴政的勇敢者，只是他們都被屠戮殆盡。中國未能像韓國那樣實現民主化，不是因為中國人比韓國人更怯懦，而是因為中共政權比韓國軍政權殘暴千百倍。反抗中共暴政，需要具備前所未有的勇氣、智慧和韌性。 他的刑期之長，超過二十一名被全國通緝的北高聯領袖 吳建民等人低估了共產黨的邪惡和人性的幽暗，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已在中共國安部門嚴密監控之下。幾個月後，國安部門就收網了，他與同仁紛紛被捕。多年後，他從獄中歸來，才知道他們的組織早已被中共滲透。與他一起赴外地會晤支聯會代表的女同學吳蔚，向當局供出若干只有他們兩人知道的行動細節。他出獄後在中國生活了十八年，其間慢慢與當年南高聯的成員恢復聯繫，只有吳蔚從未出現過。另一名經吳蔚介紹進入地下組織核心圈的女同學羅明娟，當時負責開設賬戶存入香港支聯會轉來的幾十萬資金，案發後此人一度人間蒸發，那筆巨款也不翼而飛。吳建民出獄後才知道，羅明娟順利在南大完成學業，然後到廣西國安廳工作，他這才恍然大悟——這個女生最初就是當局安插在他們身邊的卧底。吳建民也認為，那個唯一名列全國通緝令名單、日後在美國混得風生水起的南京學生領袖也是同一類人。中共是靠搞地下活動和秘密組織起家的，這些單純天真的學生的所作所為，在其眼中如同過家家般幼稚。 國安部門一開始企圖誘騙吳建民充當線人，聯繫香港支聯會人員來內地與之會晤，然後將來人一網打盡，卻遭到吳建民嚴詞拒絕。當局將不予配合的吳建民重判十年，他的刑期比全國通緝的二十一個學生領袖都長。江澤民以是否重判「六四」學運領袖作為各省站隊的態度。緊跟江澤民的省份，自然向中央獻投名狀，對本地學運領導人判得很重，受刑人在獄中的待遇也更惡劣。當年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劉曉波，後來讀了廖亦武在四川坐牢的回憶文章之後感嘆，廖亦武坐的監獄猶如地獄，與之相比，他在北京的監獄中簡直如同天堂。 吳建民在回憶錄中詳細講述了自己從看守所到監獄的鐵窗生涯，他曾被上「半步鐐」，被單獨關押在長寬只有三米、以黑色橡皮封閉的號房裡，巨大的頂燈二十四小時都照著人。他多次遭受國安人員、獄警、牢頭獄霸酷刑折磨，他說：「我唯一能保護自己的方法，就是不怕打！」最恐怖的一次，他被帶到操場上，有犯人蹲在一個圓圈中，周圍有六頭狼犬眈眈相向。警衛紅旗一揮，六頭狼犬就撲上去。犯人抱著頭，趴在地上嗷嗷慘叫。獄警嚴厲警告：「你不服從管教，下次就輪到你了！」吳建民差點嚇得暈過去，他寫道：「這一次觀刑體驗，讓我直接感受到，在中共的血腥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過、有多少普通犯人被帶出去觀斬、看其他犯人被槍決的血腥場面！我不知道，古今中外還有哪個政權、哪個政黨能比中共更邪惡、能比中共更殘暴！這個場面給我的刺激很大，以致多年後，我經常在夢中夢到這一幕。」他在獄中聽說有一些犯人配型成功後被活摘器官，他的老軍醫的父親悄悄告訴他一個辦法，讓他體檢時尿液含血量超標，由此逃過被列入器官移植名單。 吳建民被捕後不久，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貝克訪華，向中方提出釋放政治犯的要求。與之會談的中國外長錢其琛在回憶錄中寫道：「名單中有『吳建民』其人，我向貝克說，我們的新聞司司長叫吳建民，正在現場。此時，吳建民答道：『在。』貝克見狀，反應還算機敏，馬上說：『你放出來了。』引起鬨堂大笑。」從此細節可看出，中國的「戰狼外交」不是近年才出現的，錢其琛一副痞子無賴嘴臉，裝瘋賣傻、李代桃僵，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將該細節寫入書中，殊不知這是要遺臭萬年的。貝克奉老布希之名訪華，要跟中國恢復商貿關係，對這種惡作劇無從深究。二十多年後，貝克在美國會見流亡出來的吳建民，當初他對包括吳建民在內的名單上的政治犯或許確實真心關切，但受制於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無數像吳建民這樣的良心犯最後就被忽略不計了。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中國擁有數億奴隸勞工的「低人權優勢」（用今天的說法就是「韭菜」和「人礦」）及龐大的市場，西方迫不及待地把「六四」翻篇，把中國納入經濟全球化體系。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權重新恢復了自信，學者白信評論說：「中國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代與美國國會的年度最惠國待遇談判中，玩弄以異議人士換市場的人權政治，從而不僅逃避屠殺責任，也逃避真正的人權責任，而且造成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至今仍然無法突破對鄧小平一九八零年代改革開放的幻覺。」 一次反對中共，一生都反對中共 一九九七年，吳建民提前獲釋。南京國安不允許他在戶籍所在地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只好到無錫經商。 一九九零年代末以來，吳建民經商有成，創建的廣告公司擁有兩百多名員工，在當地排名前三甲，但他的公司無法到銀行貸款——他和他的公司早已上了黑名單。像他這樣的政治犯做生意，只能是小規模，只能「小富即安」，若是企業發展大了，就會被盯上並搞掉。他致富了，在社會上是有頭有臉的企業老總，是當地商會的秘書長。然而，「六四」的標籤一輩子都貼在他身上，他剛開始談戀愛，女友的家人就受到國安恐嚇。他與第一任女友到了談婚論嫁階段，女友的父親是一名高工，強迫他寫一份絕不參加政治活動的保證書，他拒絕此一無理要求，這樁婚事就告吹了。 中國政府用有限的賺錢的自由來鎖定民眾，導致「六四」後沒有幾年，民風驟變，唯利是圖。中產階級群體中，並未如西方現代化理論那樣出現民主訴求，政治冷漠症非常普遍。美國政治學家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中指出，在很多國家，公民的冷漠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且跟貧困和教育水平低下無關。「即使人人都受過大學教育，也沒有理由期待人口中的政治覺悟會有顯著的變化。普通教育不太可能帶來政治教育得到明顯改善的公眾。」經濟學家熊彼得也說：「典型的公民只要一進入政治領域，其思維能力就會降至更低的水平，他將在他的現實利益範圍以內，以隨時準備承認自己的幼稚的方式去進行評論和分析。他再次成了原始人。他的思想變得易於人云亦云，易於受到感染。」 雖然有錢了，吳建民仍然缺乏安全感和尊嚴感。他的護照被國安扣在手上，他要出國洽談商務，國安派人與之同行。後來，他組織小區業主維權，對抗大型國企蘇豪集團和華潤集團。這場維權活動並不涉及政治訴求，只是捍衛業主的經濟利益，最後大獲全勝。但在此過程中，他傑出的組織管理才能再度引起中共當局的警惕。若是每一個像吳建民這樣的業主委員會主任都轉變成基層政治運動的號召者，中共的權力必然受到挑戰。這也是後來中共出重手打壓業主維權運動的根本原因。 吳建民對「六四」念念不忘，總是想著繼續做點事情。習近平剛上台時，中國國內出現一股樂觀氣氛，他和友人覺得可以通過舉辦大型的紀念趙紫陽的活動來為「六四」正名打開一個突破口。然而，二零一四年，廣州原高自聯領袖於世文和妻子陳衛因在黃河大堤上公祭趙紫陽而被捕。由此，吳建民得出結論：習近平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是獨裁者，是民主的敵人，正如薩利托所論：「民主就是非個人獨裁，是個人獨裁的準確的對比詞和確定無疑的對立詞。這意味著民主是指以反對個人化的權力、反對統治公民的權力屬於某個人為特徵的一種政治制度。權力不是任何人的『財產』。更具體地說，民主制度信守的原則是：誰也不能自封為統治者、誰也不能以個人名義不可改變地掌握權力。正是由於否定了個人獨裁的原則，民主準則才成為人對人的權力只能由他人授予，並且它總是且只能是在可以改變的基礎上。因此，領導者必須是從被領導者自由的、不受約束的選舉中產生。」百年來，中國的反民主本質從未改變過，追求民主就必須反共。 二零一四年，吳建民的一位在中央機關工作發小給他發來警示：在一份重要的黑名單上出現了他的名字。後來，這張名單上的人大都在「七零九」大抓捕中落網。在「七零九」前數月，吳建民攜妻子和雙胞胎兒女流亡美國，可謂間不容髮。在美國這個自由之地，他創建名為「建民推牆」的自媒體，「每天一講」，類似於當年冉雲飛的「每天一博」，已做了兩千多期節目，突破中共網路封鎖，吸引數十萬國內外受眾，幾乎以一人之力對抗新華社和央視的洗腦宣傳。從「六四」的廣場走向自媒體，反抗的方式「進化」了，但他對民主自由的信念，始終如一、痴心不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願你去到新天地/在那邊休息/閑來看齣戲——常玉 當代中國有兩個翻天覆地的時間節點：一九四九與一九八九，這兩個時間不需要做任何注釋。還有另外兩個重要性稍次一級的時間節點：一九七六（毛澤東死亡，文革名義上結束，中國開始所謂的「改革開放」）與二○一二（習近平上台，走向史達林式的帝制）。這四個時間節點都觸發了巨大的流亡潮。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一響，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頓時灰飛煙滅。數千名知識菁英逃離中國，而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及其家人，有數十萬人通過美國總統的一紙行政命令，獲得「六四綠卡」得以留在美國。此後三十多年，一直至今，中國人成為到歐美國家申請政治庇護的最大族群。儘管如俄羅斯流亡詩人德·博貝舍夫所說「所有人都是流亡者，從亞當開始」，但流亡之路上的艱辛苦楚，仍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偉大的逃亡者，他正在創造他的道路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將很多人的生命擊穿，裂成兩半，無論是老年人、中年人還是年輕人。 在因「六四」而流亡的人中，有七十三歲的新聞界前輩戈揚。戈揚曾是中共新聞界的「四大花旦」之一（楊剛、浦熙修、彭子岡、戈揚），經歷二十二年的右派折磨，一九七九年獲得「改正」時，已六十三歲，老當益壯，出任《新觀察》半月刊主編——這份刊物成為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其影響力超過了儲安平時代的《觀察》，我在中學時代持續閱讀了好幾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戈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完胡耀邦追悼會後，應邀赴美參加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活動。在美國聽說北京戒嚴、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消息以後，她公開宣布退黨：「我們當年參加的共產黨，不是現在的這個黨。我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她晚年接受香港《開放》雜誌訪問，「以一個革命者、流亡者變成一個美國公民的漫長經歷，給後代人一點忠告」，毫不猶豫地說：「生在這樣的時代，我無法擺脫自己的命運，但我應該把我的經驗告訴後人。這經驗歸結一點，就是：共產黨已同一個邪教差不多，是不可以信賴的、不可以和它靠近的。否則，多好的人，也會變壞。」 到美國時比戈揚還年長一歲的，是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的「老牌自由化分子」王若望。王若望早年赴延安追隨中共革命，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每一次政治運動都首當其衝成為打擊對象，因為他像馬丁·路德那樣堅持說真話。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他以「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罪名被捕，入獄十四個月。一九九二年八月，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七十四歲的王若望與妻子羊子一同赴美（他並非最年長的流亡者，二○○九年，揭露中國艾滋病泛濫問題的高耀潔醫生以八十二歲高齡流亡美國）。到海外後，他考察分散在各國的中國移民尤其是民運群體，坦然承認：「大陸來的朋友，靈魂深處都有個小毛澤東的陰魂在作怪。我是共產黨的資深黨員，我身上的『小毛澤東』一定更頑固。因此我們都面臨著一個驅鬼附體的任務，那就需要時時提醒自己，事事檢查自己，要培養成從肉體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現代文明的民主氣息，這一個長期的自我修養的任務。」他明知民運是火坑，仍跳下去，但不僅沒有振興民運，反而加劇了民運的分裂與內鬥，真箇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後來，王若望獲悉患上肺癌絕症後，雖然思念故國，但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不可再發批評文章和接觸敏感人士」的回國條件，二○○一年在紐約病逝。 一九四九年夏，年輕的李志綏在澳大利亞留學和行醫，接到中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來信，邀請他回國工作。李志綏和妻子經香港回到北京，五年後因醫術高明、工作出色，被選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還曾出任毛的醫療組組長，在毛身邊工作二十二年，一直到毛死去。一九八八年，李妻吳慎賢被查出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在已移民美國的兩個兒子勸說下，李氏夫婦赴美治病，這一年李志綏已六十九歲。一九八九年一月，李妻病逝，去世前叮囑說：「一定要將在毛身邊工作的經歷寫出來，為了你，為了我，也為了我們的後代」。隨後發生「六四」屠殺，李志綏與中共決裂，不畏艱險寫出轟動世界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將毛拉下神壇。書中揭露的若干事實人神共憤。書中「餓殍遍野」四字用了多次，大饑荒時代，可憐的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怎麼死的，還在指望周末晚上在舞會「選妃」的紅太陽幫他們作主。毛的淫亂超過歷史上的昏君，其包皮過長，平常又沒有清洗的習慣，被其中一女友感染上陰部滴蟲病，成了帶原者，傳染給其他女友。李建議毛洗洗私處，毛的反應是：只要他自己不會有癥狀就好了，沒有必要清洗，「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一九九五年，李志綏因心臟病突發死於美國伊利諾伊州家裡浴缸中，其死亡方式與流亡南韓的黃長燁很相似，有人懷疑他是被中共特工暗殺。 中生代流亡者更多，其中不少是政治活動家，自詡為「中國民主之父」的就有多位。因身患「監獄症候群」，以及沾染王若望所說的「毛澤東病毒」，到了西方自由，與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很快醜聞纏身、光環盡褪，乃至成為負面人物。當然，他們不會承認自己身上有問題，不會去看心理醫生，將失敗全都歸咎於「中共特務的破壞」，「中共特務」真是一個什麼都裝得下的垃圾桶。 中生代流亡作家和學者，很多都堅持創作與研究，且有蛻變與升華。其中，高文謙在美國出版《晚年周恩來》，震撼性堪比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拆毀了周恩來這個中共最後的道德牌坊。高文謙生長在一個共產黨人家庭，其父母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迫害，青年時代曾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八○年退伍後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與北京學生和市民一樣，目睹解放軍殺人，同時躲避解放軍的追殺。他和一群市民躲進小衚衕，解放軍追進來。「當場我看到有三四個人倒在血泊里。我跑到一個牆根底下，一個七十多歲北京蹬三輪的老大爺，跟我一起蹲在牆根下面。老大爺說的話我一輩子忘不了，他說：共產黨真是缺了八輩子德了，小日本當年進北京城都沒有這樣殺人，真是傷天害理啊！」一九九三年，他終於有了機會離開中國： 我跟共產黨的緣分已經盡了，我要自己再走一條路，重新活一把，要活出自己的尊嚴來，要免予一種恐懼。重新走一條路也是非常困難的，前路茫茫，但是我願意這樣走。為什麼？就是因為「六四」殘暴的殺人。 高文謙到美國後，先後在多家學術機構和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這時他已開始寫作《晚年周恩來》，把這位在中共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人物的真實面貌留給歷史，但他受到來自中共的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情報部長熊光楷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吉向哈佛大學施壓，費正清研究中心取消了對他的資助。但他堅持完成書稿，此時他在國內的母親得了白血病，中共使出軟硬兩手——軟的是想用重金買斷書稿，硬的是威脅他，「你媽媽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磨難，讓她安度晚年吧，不要再給她增加新的磨難」。高文謙面臨艱難選擇：出書，還是回去給老母送終？回去就出不來，出書就沒有辦法盡人子之道。她媽媽給他寫了封信，在信封上寫了四個大字：「萬金家書。」信中寫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訴老百姓，這是老天爺交給你的任務。」他最後選擇出書，未能給母親送終，跟母親天人永隔，成為終身之憾。 流亡詩人楊煉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特徵概括為「主動的流亡」和「歷史的憂鬱」，他本人在未經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發現自己將在海外流亡很久，在澳大利亞海邊的懸崖觀看驚濤拍岸，終於悟出「這是從岸邊眺望自己出海之處」，現實之「無根」，正是「精神之根」。昔日傷痕文學新銳孔捷生去國之後，轉而以「易大旗」為筆名寫了百萬字驚才絕艷的雜文，後來又提筆寫古體詩和小說，他說自己是一個很有堅持的人，「已看慣雲起雲落，我深知每個人心中的理想國都難實現，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昔日先鋒詩人馬建，移居英國後寫小說，長篇小說《紅塵》、《陰之道》、《肉之土》、《中國夢》等榮獲英國庫克旅行文學獎、雅典文學獎等國際獎項，他堅信「只有在文學中，我們才能充分表達社會的不公、人性的極端和對美好未來的希望」，美國學者莫拉·康寧恩評論說，「雖然已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馬建在作品中對中國的描繪並沒有凝固在某個時間」。上海作家、翻譯家王一梁延至二○○三年流亡海外，先後居住在美國和泰國，在清貧與凄苦中卻堅信：「流亡，不也意味著一次嶄新的誕生嗎？流亡作家也是真正自由作家的同義詞。沒有祖國的束縛，沒有任何文字的束縛。作為世界公民，我們可以真正地飛了。」二○二一年，他因病在泰國去世。 流亡的時間如此漫長，當初的中生代，已逐漸凋零。二○一八年在香港病逝的孟浪，年僅五十七歲。孟浪是一九八九之後流亡海外的詩人，我在獨立中文筆會與之共事數年，一起編輯筆會會友的文集《詩歌與坦克》，他如獅子般的鬍鬚和聲音似乎仍在我身邊晃蕩。 流亡海外九年後，孟浪如此回答記者的訪問：「九年的流亡生活，前半部分是被迫的，我在中國因為追求自由，希望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自由的空氣，所以才受迫害；後半部分是自覺的，我終於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了。我希望所有流亡作家詩人們，不管他們是自願選擇流亡或被迫流亡，可以更早、更快地回到一個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祖國繼續和平地寧靜地寫作和出版。但現在看，似乎要流亡更長的時間。因為中國還是以前那個中國，而我還是以前那個孟浪。」 詩人徐敬亞指出，在中國當代現代詩的詞庫里，「中國」一詞出現頻率最高的可能屬孟浪，孟浪幾乎成為「中國」的第一呼叫者。「逃得更快／更遠」、「我的出生地……與隻身出走的戶主無關」、「在遠景中，中國消失了……在遠景中，是一張廢紙離開中國！」即使在流離的詩人中，孟浪的「祖國」情結也是最重症的。他曾發問：「尋找祖國，還是尋找天空？」他那句「背著祖國到處行走的人」，幾乎成為自畫像。在全部翹課的孩子中只有孟浪對往日校園依依不捨：「祖國／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他彷彿認定了宿命：「祖國和他相對一笑：背著他！背著它！」 在最後階段的創作中，孟浪已然獲得從普世高度「鳥瞰」土地意義上的中國。「炮製出又一個祖國／並且思鄉，讓南北極突兀地擁抱在一起」、「那個人站在一個國家的對面/他在一片空白里/上衣像一束枯萎的花朵/在他無力的臂彎里」、「我有無數個祖國/我有無數條道路/無數的我閃閃爍爍」、「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創造他的道路/失群的恰是眾人，多得無以計數……偉大的迷途者，決定終於作出：/征途才是歸途，征途就是歸途/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驗他的道路/哦，受難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就是沒有路也可以逃」。這一超越是流亡路上關鍵性的一步，詩歌與人性皆褶褶生輝並交相輝映。詩人由此向死而生。 一九八九年踏上流亡之路的學生一代，如今已是人到中年。那些曾遭通緝的學生領袖，三十多年後，有的成了富豪，有的當了教授，有的清貧度日，有的四海為家。王丹多年在台灣深耕，警醒台灣民眾不要吞下中共的糖衣炮彈；周鋒鎖成立「人道中國」機構，幫助所以百計良心犯及其家屬。但整體而言，無論在人權活動還是在文化藝術創造上，這一代人在海外的作為不能令人滿意。在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的一次活動中，蘇曉康真誠而嚴厲地指出：「三十多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義，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為討公道而釐清罪責，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可惜被批評者中極少有人作出正面的回應。 「六四」之後的流亡從未結束。「六四」以後至今，很多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因批評中共，或觸及若干敏感議題，受到騷擾和迫害，有的再也不能返回中國，有的回國時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坐牢，這張不完整的名單正變得愈來愈長（僅列出仍在世的）：張廣達、郭羅基、阮銘、陳奎德、張郎郎、丁抒、王飛凌、余茂春、何清漣、程曉農、吳國光、張煒、胡平、宋永毅、李少民、徐澤榮、康正果、謝選駿、李劼、王友琴、張博樹、馮崇義、張倫、王維洛、文貫中、趙越勝、吳仁華、邵江、陳小平、裴毅然、徐友漁、崔衛平、王天成、夏明、許成鋼、鄒恆甫、裴敏欣、程映虹、王柯、楊海英、夏業良、何曉清、譚松、劉仲敬、蘇小和、陳建剛、長平、慕容雪村……他們在不同的學科中都學有所長、學有所成，若由他們組建一所大學，學術水準必定超過早已淪為黨校的北大清華。 （全文轉自上報）
前中國國防大學政委、解放軍上將劉亞洲被習近平整肅。對此，海內外傳來一片同情、惋惜的聲音，有些異議人士甚至認為他是並肩作戰的戰友，其主要依據就是網上流傳的一些冠名劉亞洲的暢談政治改革的文章。 但是，此類署名劉亞洲的文章大都是冒名頂替之作，劉亞洲多年前已發聲澄清。一年多前，流亡美國的異議人士鄭存柱也發表公開聲明，為其欺世盜名之舉道歉：「二零一三年八月，本人盜用劉亞洲先生的大名，寫作並發表了《中國政治改革新思維——劉亞洲內部講話》一文。當時十八大剛剛過去一年，國內很多人對新的總書記習近平抱有期望，但是認為他面對種種阻力，需要有重啟中國政治改革的鼓與吹。本人人微言輕，只好出此下策，盜用劉將軍之名，企圖掀起輿論的動蕩，以吹緲一池春水。……這種做法，的確是一種盜名行為。無論是否對劉亞洲先生造成實際傷害，本人都應該對劉亞洲先生公開道歉。同時也對那些相信、轉發、評論此文的所有讀者表達歉意。」鄭先生公開道歉，算是亡羊補牢。但我一直堅信，絕對不能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絕對不能用謊言反對謊言，否則，即便你打敗了共產黨，你也變成了另一個共產黨，正如尼采所說：「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遠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 真正代表劉亞洲思想的，不是那些來歷不明的偽托之作，而是電視政論片《較量無聲》。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長達一個半小時的電視政論片《較量無聲》在網上悄然「流出」。該片由國防大學、總政保衛部、總參三部，以及社科院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安部智庫）聯合推出，劉亞洲為總策劃。該片通過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中東茉莉花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解讀，得出結論稱，這一切的源頭，都是美國使用非常規手段，顛覆了他國政體的驚天陰謀。該片指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顛覆中國現行體制，試圖從政治、文化、思想、社會和組織五條戰線進行滲透和干涉，近年來此起彼伏的維權事件和公民抗爭等，都是美國滲透的結果。 劉亞洲將《較量無聲》放在網上傳播，一是因為通過傳統媒體如央視播放，需要經過曠日持久的審查程序，二是因為他已然發現網路的「觸及率」已超過電視。他在一次接受訪問時說：「今天的互聯網已經成為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主戰場，西方敵對勢力妄圖以這個『最大變數』來『扳倒中國』。各種反主流意識形態思潮混雜在政治性謠言甚至『心靈雞湯』之中，在互聯網上競相發聲，而且極具蠱惑力。要爭奪話語權，就必須重視輿論生態和媒體格局的深刻變化，與時俱進創新理念和手段。」所以，他用這種方式來佔領互聯網這個輿論高地。 有評論人士指出，劉亞洲找秦天等一眾軍中信奉國家主義的鷹派太子黨拍出《較量無聲》有兩個盤算：一是投習近平所好，把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灌輸給習近平；二是劉亞洲本人藉此從國防大學政委職位上再上一層，拿下中央軍委委員中的一席，乃至成為習近平的「軍中國師」。 沒有想到，這部電視片用力過猛——片中影射王岐山與馬凱等財經領域高官與美國的「顛覆工具」——福特基金會——有聯繫。這種告密手段，與一九八九年王震向鄧小平告密說，趙紫陽與索羅斯的開放基金會有關，是美國特務，幾乎如出一轍。許多左派人士看了電視片後，呼籲追查「美國代言人」在中國黨政機關的後台。那時習近平正與王岐山結盟，利用王岐山治理經濟及整肅政敵，對於這種「挑撥離間」自然不能容忍。於是，五天之後，習近平下令全網封鎖《較量無聲》。 把中國的未來寄托在劉亞洲身上，是智力上的缺陷和道德上的怯懦 《較量無聲》是劉亞洲的投名狀，卻起到了反作用，讓習近平對這個野心勃勃的「儒將」頗為忌憚。習近平雖然全盤接納了劉亞洲在片中的思想，卻也埋下了整肅劉亞洲的伏筆。正如秦國的國主全盤接受商鞅變法，卻把商鞅五馬分屍處死。 旅居美國的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發推文說：「劉亞洲，第二個任志強！劉亞洲之劫難預示更大的浩劫來臨。」她還說：「憲政、自由、民主是劉亞洲先生明確堅持的觀念，只是囿於環境所限，表達需要講究策略。」或許，與劉亞洲共同的「紅二代」背景，讓她頗有兔死狐悲之感。 作家慕容雪村在推特上發出不同看法，認為劉亞洲與習近平是一夥的，他們是窩裡斗。蔡霞立即表示：「你是要當習近平的幫凶？」慕容雪村回應說：「這話問得不應該吧。他們黨內權斗，與我沒半毛錢關係。難不成周永康和薄熙來倒台，你也要為他們呼號奔走？政治犯是很高的榮譽，它屬於張展、彭載舟、吳淦、王愛忠、秦永敏和剛剛被判重刑的許志永和丁家喜。至於劉亞洲這種，享受高幹待遇，住高幹病房，連坐牢也要坐高幹牢的紅高幹，不適合來分一杯羹。」 我贊和慕容雪村的看法。如何看待「六四」，是判斷一個人是否認同民主自由價值的標尺。那麼，劉亞洲是如何評價「六四」的？我在《劉曉波傳》中寫到過這樣一個細節：一九八九年五月，作為軍中作家，劉亞洲與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金堅范一道出席在荷蘭馬斯特里赫特舉行的國際筆會第五十三屆代表大會。正值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抗議示威，國際筆會通過決議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警告中共當局不得以武力鎮壓民眾。當國際筆會主席宣讀決議時，劉亞洲高聲反駁，並率團中途退席，隨即宣布中國作家協會退出國際筆會。正是有這一段淵源，後來國際筆會才接納了由劉賓雁、劉曉波創建的獨立中文筆會為其成員。「六四」屠殺之後，劉亞洲上書當時的國家主席王震，建議防患未然，一定要控制輿論和教育，不能再發生一次「六四」，也不能讓「六四」學生日後成長為反對派。 在中共的統戰政策中，一切國際組織都是其統戰的舞台，國際筆會也不例外。此前的一九八八年，劉亞洲利用國際筆會第五十二次代表大會在漢城召開之機，與韓國外交官員接觸，並將與韓建交的意義寫給決策層。劉亞洲的外交新思維，得到中共高層認同。兩年後，劉與葉劍英之子、時任總政聯絡部部長的葉選寧陪同一位國務院副總理會見韓國特使，為中韓建交奠定基礎。劉亞洲也因對韓國秘密工作成績突出，立了二等功一次。 一九九二年四月，劉亞洲以雙重身份（作家和軍人）訪問台灣，開創了中共黨員訪台的先河。台灣統派予以隆重接待，他們看重的當然不是當時只是校級軍官的劉亞洲本人，而是他身為前國家主席和時任政協主席的李先念的女婿的特殊身份。當時的國民黨軍中大佬郝柏村傳過來兩句話：「第一，只要開放大陸黨政軍人員赴台，第一個就邀請劉亞洲。第二，劉來台後，我一定見。如他不來，通過他安排的人，我也一定見。」 「六四」之後，中共高層再也沒有胡耀邦和趙紫陽意義上的改革派或開明派，朱鎔基不是，溫家寶不是，被習近平整肅的所有高官都不是。這是一個常識，如果連這個常識都不承認，仍然在中共高層尋找好人、尋找救星，就如同從糞坑中尋找鑽石，最終只能一無所獲。蘇曉康的評論一語中的：「他們之間不過是另一場『兄弟窯牆』，劉亞洲也不過是另一個薄熙來而已，相較之下，劉之於薄，卻是小巫見大巫。……坊間傳說他是軍內挑戰習乃至軍事政變的主要角色，我就覺得匪夷所思了，他有那個能耐嗎？不是淪為另一場『秀才造反』，雖然他也算一個『太子』（駙馬）？假如他以軍事常識——他真懂打仗這回事嗎、僅僅因為讀過幾本西方軍事科普？」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黃意誠：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參與上海市烏魯木齊中路的「白紙抗議」。在撤退過程中，被員警暴力毆打併抓到一輛大巴上，後僥倖逃脫。四個月後，經由香港逃離中國，赴德國漢堡大學亞非學院攻讀碩士學位。他以實名接受多家國際媒體採訪，說出「白紙運動」真相，痛斥習近平及中共之暴政。 黃意誠，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生於福州，童年隨父母移居上海，小學、中學教育都在上海完成，自認為是上海人。母親為藥劑師、父親為工程師。其長輩中多人因歷史問題被毛時代的政治運動波及，受到殘酷迫害。他的爺爺奶奶和父母反覆告誡他不可關心政治，這是一般上海人乃至中國人的普遍心態。 北大中文系令人大失所望 黃意誠上高中期間，學校氣氛很開明，讀了很多禁書，很多是同學從香港買回的，如高行健的《靈山》、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余傑的《中國影帝溫家寶》、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等。上海人不是很喜歡去北京讀大學，分數最高的人都選擇出國或者進復旦大學，但他讀了餘傑的書，對北大中文系有一種憧憬，就報考了北大中文系計算語言學專業。 然而，北大中文系令黃意誠大失所望，其文化氛圍還不如上海的高中好。入學時，他聽聞北大女生高岩被青年教師瀋陽誘姦而自殺的醜聞，加害者卻被資深教授和校方保下。高岩的閨蜜岳昕揭露此事，被家長和老師非法軟禁。二零一零年代的北大，相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傳統已被雨打風吹去，一九八零年代的自由化思想也蕩然無存。少數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學生，如同「五四」時代的前輩一樣，組織馬克思主義學會，試圖從馬克思主義原典中尋找思想資源。黃意誠本人學德文，也是源於研讀馬克思德文原著的想法。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號稱以馬列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青年學生組建的馬克思主義學會，卻被迫以半地下狀態存在，是唯一未向校團委註冊的學生社團。他參與該學會活動，與會友一起探訪生活條件惡劣的北大工友及北京城中村居民。隨後，因學會聲援深圳佳士工人罷工而被校方強行取締，岳昕、邱占萱等人被捕並受酷刑折磨，若干普通會員遭開除。 後來，黃意誠漸漸對馬克思主義產生懷疑，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學會。這讓他逃過了校方對馬克思主義學會的整肅。那段時間，他參加過北京家庭教會的活動，對基督教頗感興趣。後來，他轉向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高中時讀《靈山》，讓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在北大時，他學過梵文。二零一九年年底，曾去印度Madras University研讀梵文，三個月後暴發疫情，只能回國。回國後，他在西藏旅行很長時間，學習藏語。他對藏人非常同情，朋友遍布整個西藏。他因此決定到德國從事「印藏學」研究。他認為，西藏會在中國民主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古人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因為楚是代表一個獨立的百越文明，是不同文明的差異。西藏也是如此，儘管這麼多年過去了，西藏仍然保留了很大的反抗力量與可能性。如果不是「白紙運動」突如其來地爆發，自認為性格內向、「守拙」的黃意誠或許會成為一位梵文、西藏、佛教領域的專業研究者。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黃意誠帶著花和蠟燭前往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悼念烏魯木齊大火罹難者，並聲援前一晚被捕的抗議青年。他沒有舉白紙、沒有喊反共口號，只有喊「放人」，而且站在後排。當時，他腦子裡是香港抗爭的場景：香港的示威，勇武派站在前面，「和理非」站在後面。他給自己的定位是「和理非」，只是想讓當局把之前抓的人放出來。現場有五百多人，他發現站在前排的有認識的、並無街頭抗爭經驗的友人，他告訴他們，盡量不要站在最前面，盡量往後站，要保護自己。 烏魯木齊被燒死的維吾爾人家庭有個小女孩 隨後，員警開始抓人，黃意誠發現，站在前面的全都是女性。女性拿著白紙站在第一排與員警對峙。從下午五點半開始，大概平均每十分鐘，員警就抓走一名女性。他看到有三個女性在烏魯木齊中路靠東的人行道上抱頭痛哭。他問她們，你們為什麼哭呢？是不是因為昨天有朋友被抓走了？但她們說：「沒有，我們沒有朋友被抓走，我們看到微博上，新疆烏魯木齊被燒死的維吾爾人的家庭有非常小的女孩。」他由此發現，女性特別有一種共情的能力，這是女性的一種力量。為何女性參與「白紙運動」比例很高，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帶有父權制屬性，女性的抗議不僅僅是對清零政策，還是對政府和父權制的挑戰。 黃意誠看到，海友酒店前排有一名便衣，是沒有穿警服的高個男子，此人就是推特上被曝光的那個說「我就是看不慣你們這些人民群眾」的人。他一直拿著對講機在指揮，時不時突然指著抗議者隊伍中的某一人，戴著耳機的打手就會衝上去抓住那個人，真是「如臂使指」。黃意誠目擊到，員警將數十位女性示威者抓到後，肆意毆打，倒吊著拖走。他在現場用手機拍攝照片，並通過推特傳給身在義大利的自媒體博主「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後者將照片發出後，成為世界媒體了解抗議現場的一手資料。 黃意誠正在拍攝現場的情形，突然被一群員警撲倒在地並遭暴打，六百度的眼鏡和鞋子在遭毆打中遺失，然後被「頭下腳上」地拖著走，下巴在水泥路上摩擦，血肉模糊。他不停地喊「救命！救命！救命！」後來他回憶說：「這是我一生當中最恐懼的幾十秒。」他被帶上一輛位於烏魯木齊中路和五元路交叉路口南側西邊的大巴，被安置在靠車門的第二排位置。他被抓上大巴後，員警又下車去抓其他示威者。他抓住這千鈞一髮的機會，跳下大巴，看到一名他先前遇到的外國人，向其求援。對方將口罩摘下來給他，掩護他混入人群中逃走。「我現在想起來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或者說像在做夢一樣。……這所有每一步當中，差一步的話，我都逃不出來。」 早在二零二二年上海封城前，黃意誠就開始申請到德國留學的簽證。在「白紙運動」中浴血逃脫後，他東躲西藏，也很擔心無法出國留學。經歷四個月的等待，終於拿到簽證，飛抵德國漢堡。雖然來到自由世界，「白紙運動」當晚的恐懼始終伴隨著他，手腳上的傷疤也還沒消散，有時躺在床上或早上醒來時，還會覺得身在那輛大巴上。一開始，他出門都不敢去人少的地方，都在人多的地方行動，覺得即便被人捅死了，也有人來收屍。 「白紙運動」以後兩個禮拜，中國的清零政策徹底結束。但讓黃意誠心寒、心痛的事實是：在中國，永遠都是這個邏輯——黨權者讓人們的訴求得到滿足，但一定會懲罰帶頭抗議的人。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邏輯。這導致中國始終是逆淘汰過程，所有有勇氣的人、願意為民請命的人、願意追求自由的人、勇敢的人，都被篩掉。如果人們忘記「白紙運動」中坐牢的人，下一次中國再遇到這樣瘋狂的政策，誰來替大家說話呢？ 決心不能再沉默 在德國，黃意誠本可安心開始新一階段的學業和人生，但他看到幾個月來許多青年無辜被捕，下落不明，尤其看到同為一九九六年出生的曹芷馨在被捕前錄下的視頻，心如刀割，決心不能沉默。他說：「我覺得曹芷馨的那種痛苦好像都在我的身上一樣，所以我要站出來發聲說話。」他主動聯繫七個國家十一家媒體，真人出鏡，說出真相：「我的面貌、真名和學歷背景，全部都公布了。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給所有同齡人一個鼓勵。在現在的互聯網的環境當中，要想完全保持匿名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麼，與其這麼擔驚受怕，不如直面風險和恐懼。我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在未來十年、二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能夠活在一個不需要恐怖的社會，可以自由地、免於恐懼地去表達我們的思想。」他更指出，在中國，要講一句真話，是多麼困難的事，需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但現在既然這條命是老天爺給的，要奉獻出來說真話。他不是「逃兵」，他一定要「繼續作戰、繼續抗爭」，就算讓他再做一次選擇，他還是會參加白紙運動。 到德國後，黃意誠接受的第一個當面採訪是路透社訪問。採訪地方選在漢堡大學圖書館大堂。這個圖書館以反抗納粹的作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西茨基的名字命名。黃意誠在受訪時提及，所謂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即是指一個國家在意識形態上採取強力的民族主義，而社會結構上採取社會主義，如今習近平所統治的中國，採取強力的中華民族主義對人民進行洗腦，社會的一切組織資源都掌握在習近平和共產黨手裡，這已經符合原始定義的「納粹」了。因為民族主義強調同質化，社會主義強調組織上一元化的統制。當一元化的社會統制與同質化的民族主義相結合，所產生的結果，就是動用國家機器去消滅社會上的異質團體，因此中國出現了和猶太人大滅絕一模一樣的維吾爾人種族滅絕，還有對香港人的鎮壓。 再下一步，假如世界再不大力支持中國人為自由的抗爭，中國必將走向戰爭。只有戰爭才能宣洩獨裁政權內部的社會壓力。習近平能夠不受任何約束，一句批文就把兩千七百萬上海人關近三個月，那麼他也可以只用一句話，就對台灣發動戰爭，向台北、東京投擲核武器。一個如此愚蠢的人，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權力，這是多麼危險！這樣一個不學無術、大腹便便、又卑又亢的習近平，連最基本的漢字都認不清楚，竟然可以聲稱他代表中國人，和外國領袖來往。一九三一年，奧西茨基發表文章抨擊希特勒，其中提到：「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這句話，今天的中國人聽來，是否有振聾發聵的感覺？這是不是一種歷史的重演？ 習近平沒有資格代表中國 在接受台灣「央廣」採訪時，記者問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如果習近平在聽這個節目，你想對他說什麼？」黃意誠回答說：「我說，習近平，你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中國是一種古老、複雜的文化體系，但你沒有文化。我不歧視沒受過教育的人。但習近平你那種明明沒文化又要裝模做樣的樣子真的讓我噁心。習近平，你真正需要面對的，不是你幻想中的『境外敵對勢力』，而是你自己的童年陰影，你自己內心的恐懼。你因為心裡根深蒂固的恐懼，消滅了一切有形的反對力量，這時，你浸透在無限無形的恐懼中，你變得更加神經質。是你的神經質和控制欲，毀掉了十三億人的生活，還想要毀掉台灣。只有等你下台的那一天，習近平，才是你從無邊的恐懼中解脫的日子。習近平，你會被載入史冊的，你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大劫難，你會留下千載罵名、遺臭萬年的。」 黃意誠做過北京大學書法協會會長，精通書法和古典詩詞，但絕非文化民族主義者，他非常警惕陷入古代遺民式的自戀情緒中。在日本記者聯繫訪問他時，他特別請對方從東京帶一些紙和筆到德國來，他想寫幾幅書法送對方。他看重的是要寫的內容而非書法技巧：他想寫香港國歌中的「民主自由，萬世不朽」八個字，也想寫友人送他的五律<贈黃意誠>「共工亂天紀，白紙敢行危。世道幾行淚，人生一首詩。丹心去中國，墨寶遍天涯。反魯長竿上，飄風非赤旗。」以及他自己寫的和詩：「腥風侵迪化，一線系身危。海陷安能避，天傾庶有詩。魈魑據東國，鷹犬伏西涯。劫火經年後，銷餘偃血旗。」他還告訴對方：「我們要守護我們的語言與文字，不能讓他被獨裁者奪走，變成『封城』的一百種別稱，變成『大白』、『合圍』與『社會面清零』。上海人在烏魯木齊中路的夜裡喊出口號，也是為了把我們的母語，從獨裁者那裡搶回來。」 黃意誠知道選擇站出來說真話必然會付出代價，「因為良心的逼迫，而自願將自己的生命逼入絕境，這時候，許多的意義開始爆裂」。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他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他在上海的家人遭到員警上門威脅。但他毫不退縮，在臉書公開發文：「當我決定站出來說這些習近平、共產黨不想聽的話的時候，我知道我已經犧牲了我的父母和我的家族，我犧牲了世界上最愛我的人，這絕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我當然清楚，當所有這些採訪都放出來的時候，我會被中國政府株連十族，不光是我在上海的家族，連過去和我交心的好友，也有可能會跟著遭到迫害。中共會把我的所有隱私資料都交給微博上的粉紅大V，讓他們對我潑髒水，罵我是『勾結境外勢力』的『叛國漢奸賣國賊』。但我們怎麼能不愛中國呢？如果不愛中國，為什麼要冒如此巨大的風險出來說這些話？就是因為我們愛中國，所以誓要與獨裁者鬥爭到底。因此，我真的不怕，無論如何我都要寫文章，都要說話，說那些習近平不想聽的真話。」他還說：「今天，我在上海的父母被員警威脅了。雖然這是我早就預料的事情，但真的發生時仍然覺得憤怒。與其說是憤怒，不如說是鄙視。這樣一個垃圾的政權，把所有人都當成人質，利用親人之間的羈絆來逼人放棄獨立的人格，真的很噁心。我想告訴所有正在監視我的中共特務，我絕不會怕你們，我也不會閉嘴的。我已將你們威脅我母親的醜惡行徑通知了七個國家的十一個媒體……如果你們進一步升級對我母親的威脅，我也會跟你們對抗到底。」 如今，「白紙運動」似乎與香港「反送中」運動一樣，在暴力打壓下偃旗息鼓了。但黃意誠認為，「白紙運動」留下了很寶貴的遺產和記憶。「對於很多人來說，『白紙運動』是一種啟蒙，很多人從中看到希望。……在短短兩天時間裡，全國各地的人與全世界華人團結在一起，自發性地組織起來，這是我們一代人共同的記憶，我覺得可以把九零-零五這一代人叫做『白紙一代』。我希望能在海外把這份記憶留下來，雖然沒有『六四』那麼轟轟烈烈，但也是很了不起的。至少讓全世界看到，不僅僅香港人、維吾爾人、西藏人在反抗，傳統所定義的『漢族地區』也在反抗，這是很珍貴的符號資產，需要運用好，對未來東亞的政治發展絕對會有好處。」 他記得香港人說過的一句話「不是因為有希望才去抗爭，而是因為抗爭了才會有希望」，他強調說：「我們要站出來，勇敢地站出來，去表達我們內心真實的想法，全世界的人才會尊重我們。而如果我們都是跟著他們這樣的謊言，繼續這樣說下去的話，我們就是一個不值得尊重的民族。」他在海外試圖將「白紙運動」國際化，讓更多外國人來關注被捕者，這也是把火種傳下去的一種方法。而未來中國經濟問題累積到一定程度以後，必定會有類似於「白紙運動」這樣自發性的大規模抗爭活動再次出現。他也擁有清晰的歷史使命感：「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中國年輕人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不幸是在於……等到我們的青年時代，中國開始步入獨裁、封閉，未來即將開始動蕩。幸運的地方在於，中共這種高壓維穩加高速發展的模式即將難以為繼，而外部、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在反思過去的對華政策，都在期待中國發生變革。只要我們勇敢一致地爭取自由，團結香港、西藏、東突的力量，再儘力遊說日本、台灣、美國、歐洲的媒體與政治界，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絕對是有希望做到一些太平年代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在歷史上，並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機會做這麼大的事業。」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普京與習近平的鐵血鎮壓，是要讓所有批評者閉嘴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普京政權以叛國罪判處四十一歲的異見人士卡拉穆爾扎二十五年監禁。這是普京掌權以來，對異見人士的最重判刑。 卡拉穆爾扎在法院聽取判決後，向律師微笑。律師後來引述卡拉穆爾扎的話，說自己被重判反映克里姆林宮「肯定」其工作。卡拉穆爾扎的妻子葉甫蓋尼婭也在聲明中指出，這個判決表明，克里姆林宮非常害怕並且非常憎恨其丈夫，以至於他們想把他鎖在監獄裡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 早在十七歲的時候，卡拉穆爾扎就已如先知般地批評普京。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當時任俄羅斯總理的普京為紀念前蘇聯領導人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揭幕了一塊向後者致敬的牌匾。在那一刻，卡拉穆爾扎就認識到普京的俄羅斯將向何處發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周後，卡拉穆爾扎在一篇演講中指控「克里姆林宮的獨裁政權」犯有戰爭罪。一年多後，他再次發出警告，但這一次是在這場叛國罪審判的結案陳詞中。他早年曾被兩次下毒導致神經病變，他指控是莫斯科政權要暗殺他，但俄羅斯當局加以否認。 赫爾辛基亞歷山大研究中心主任坎格斯普羅評論說，卡拉穆爾扎被重判，是普京政權向其他敢於發聲的反對派人物發出的警告。在普京的俄羅斯，絞索正在收緊。根據人權組織的數據，近兩萬名俄羅斯人因反對烏克蘭戰爭而被拘留。 無獨有偶，八天前的四月十日，習近平政權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人權活動家許志永十四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八年；另一名人權活動家丁家喜因同樣罪名獲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中國的這場審判比俄羅斯的閉門審判更加秘而不宣：在法院系統的官網上找不到該案的任何資訊。審判結果是由律師告知家屬的，而律師受到威脅，不得將判決書轉交家屬。 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隨即公布了許志永和丁家喜撰寫的在法庭上不被允許表達的最後陳述。許志永稱，其夢想是建立美好且自由、公正、幸福的中國，「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黨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國家，政權出自選票，而非槍杆子」。與卡拉穆爾扎一樣，許志永也是一位早熟的政治反對者，他在中學時代就在日記中誓言推翻共產黨暴政。丁家喜則強調「專制必亡」，「中國的巨變迫在眼前，即使身在高牆之內，我也能清晰地感覺到。文明的腳步如同驚蟄的雷聲！我看到了這樣一幅景象：中國人民將從極度奴役中清醒過來……只要人民不再信任和服從他們的專制統治，獨裁者和其特權利益集團的特權就會崩潰。」 美國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研究員倪偉平表示，這是他印象中最嚴厲的判決結果。兩人的刑期超過了胡溫時代末期被重判十一年的民主運動的象徵性人物劉曉波。兩人遭判超長刑期，形同「踐踏公義」。總部位在紐約的「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亞秋指出，許志永和丁家喜遭受「殘酷、荒謬的定罪判刑」，反映習近平將和平維權活動「視如寇讎」。在習近平掌權的中國，任何人都必須閉嘴才能避免牢獄之災。 近期，中國和俄羅斯不約而同地修改了法律，加大對叛國罪、間諜罪等罪行的懲罰，兩國政府經常用這些罪名懲罰反對派人士。普京和習近平通過炮製多如牛毛的人權案件來維持其權力，但其權力如沙灘上修建的城堡已然搖搖欲墜。這兩個抱團取暖的獨裁者，正在展開一場比賽誰更獨裁、誰更狠毒的競技。那麼，誰會最終勝出呢？ 重判異見人士，表明普京與習近平與西方分道揚鑣 習近平政權重判許志永和丁家喜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韋帕特爾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不公正地拘留和判決」這兩位人權捍衛者，兩人被重判的原因是支持行使國際公認的基本自由，比如集會與表達自由。聲明敦促中共當局「立即和無條件」釋放兩人，還敦促中國政府允許所有人行使國際公認的基本自由，「美國將永遠與在中國及世界各地那些勇敢捍衛人權的人們站在一起」。英國和若干歐洲國家也紛紛譴責這一判決。倪偉平分析說，許志永與丁家喜遭重判，是中國政府發出的一個清晰的訊號，即「任何在中國按照西方標準倡導自由、民主和人權的人都會被無情打壓」。中國政府如此對待國內最知名的人權捍衛者，「對有些急於恢復對中關係常態的外國領導人不啻當頭棒喝」，國際社會「必須跟那些為中國民眾爭取權利付出最大犧牲的人們站在一起」。 普京主導的這場判決，也在全球範圍內遭到嚴厲譴責。英國外交部召見俄羅斯大使，倫敦還宣布將對與卡拉穆爾扎被捕有關的五個人做出制裁。歐盟譴責說，該判刑「令人髮指」，促請俄羅斯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犯。聯合國形容說，該判決是「俄羅斯政府對民權及法治的再一次打擊」。 在習近平的中國和普京的俄羅斯，此次判決並非首例。在中國，「七零九」大抓捕是「六四」屠殺之後對維權律師和異見人士最大規模的全國性掃蕩。在這一過程中，普遍施加的酷刑、株連家人、審判前當局一手導演的當事人電視認罪，均明確無誤地顯示，習近平政權已然撕下最後的面具。近期，中國當局拘押了在台灣備受讚譽的出版家富察和官方媒體《光明日報》資深評論員董郁玉，多名日本外交官也遭拘捕。在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被下毒加害且被判九年徒刑，記者薩夫羅諾夫因撰寫有關俄羅斯國防工業的文章被判處二十二年監禁，著名批評者伊利亞·亞申因公開反對烏克蘭戰爭和俄羅斯軍隊在布茨亞的大屠殺被判處八年半徒刑，西伯利亞記者瑪麗亞·波諾馬連科因報道俄羅斯對馬里烏波爾劇院的轟炸而被判處六年徒刑。 普京和習近平都有學習效彷的老師。普京屢屢向暴君斯大林致敬。在斯大林一百二十歲冥辰，自稱祖父曾是斯大林御廚的普京公開出席紀念活動。在他看來，斯大林是國家權力和蘇聯強盛時代的象徵。長期報道俄羅斯問題的記者奧卓夫斯基指出，普京身為一個受訓練成為間諜的人，沒有明顯的價值觀且善於模彷，他能推測最適合當下情勢的人格，以贏得民眾的信任與支持——他對傳統主義的核心選民說，國家是唯一的大眾福祉維繫者，如今俄國正受到美國為首的敵人的包圍，絲毫不能向西方示弱。而他對中產階級則是另一番說辭：別介入政治，盡情享受人生，由克里姆林宮來打造經濟的榮景。他經常強調，唯有他才能給俄羅斯帶來穩定和繁榮，並恢復甦聯帝國的榮光。 與之相似，習近平也頻頻向毛澤東取經，他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都在毛時代便已定型了。無論是「楓橋經驗」，還是「整頓三風」，以及動員城市青年下鄉創業，都是來自毛澤東的錦囊妙計，正如台灣學者王韻所說：「習式治理打著中國制度優勢的招牌，事實上是推銷一種頂端優勢邏輯下的集體主義，要求個人放棄自己的理想與需求，只能單純為黨國服務。更糟糕地是，習近平團隊並沒有貢獻什麼在互聯網時代的新論述或手法；它在二十一世紀實踐採用的卻是二十世紀初的整風語言或手法。」 習近平與普京對西方比他們的前任更加強硬，不再配合西方上演「人權秀」，不會在西方的壓力之下釋放政治犯。俄國政治學家古德科夫認為，普京的俄羅斯不是威權社會，而是一種升級版的極權社會，可稱之為「擬似極權主義」或「複發極權主義」，這個政權不可能發展成正常運行的民主政體。這一分析同樣使用於習近平的中國。在俄羅斯長大的美籍記者瑪莎·葛森哀嘆說：「這個國家想要自殺。一切活生生的事物——人民、人民的話語、人民的抗議、人民的愛——都會引來攻擊，因為生命的能量對這個社會來說變得不堪承受。」在中國也是這樣，因為新聞的嚴密封鎖，許志永和丁家喜的抗爭不為人所知，普通的中國人對抗習近平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躺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盧沙野預設的聽眾不是西方世界，而是習近平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接受法國媒體訪問，電視主持人羅契賓問及烏克蘭問題，他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根據國際法，這些前蘇聯國家沒有有效地位，因為沒有國際協議以具體化他們的主權國家地位。」盧沙野還說，必須由中國人決定台灣的命運，堅稱唯有「對台灣人實施新疆式的再教育」才能「清除分離主義」。隨後，當主持人提及毛澤東屠殺數百萬人民（其實是數千萬）時，他更怒嗆主持人沒讀過書、是拿八卦消息來詭辯，宛如一匹威風凜凜的戰狼，恨不得立刻將對方撕成碎片。 盧沙野的這番言論具有重大地緣政治意義，幾乎等於否定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十四個國家的主權地位，而這些國家全都與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如果這些國家不是主權國家，中國為何與之建交呢？ 中亞的那幾個帶有「斯坦」後綴的國家，在政治和軍事上依賴俄羅斯，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從「一帶一路」中獲利甚多，自然不會發出抗議。但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個波羅的海國家的外長紛紛向中國提出抗議。立陶宛外交部長藍斯柏吉斯在推特發文表示：「如果還有人仍想知道為何波羅的海國家不相信中國能『調解烏克蘭和平』，這裡有位中國大使主張克里米亞是俄國的，而我們國家的國界沒有法源。」拉脫維亞外交部長林克維奇斯譴責說：「中國駐法大使有關國際法和國家主權的評論令人完全無法接受。我們要求中方作出解釋，並完全收回這份聲明。」愛沙尼亞外長薩克納則稱這種說法是「錯誤且對歷史的誤解」。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也譴責此言「令人無法接受」。 法國輿論也為之嘩然，馬克龍訪華的「成就」被大大沖淡。蒙田研究所顧問高德蒙等多名學者指出，盧沙野的論述意外揭露了北京對俄烏戰爭的真正態度。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執行總監楊雅嚳指出，「該是時候認清中國是俄羅斯的盟友，必須受到制裁和懲罰」。開放外交研究所創辦人費里雍呼籲說，法國外交部應當召見盧沙野，「提醒他我們主權國家是如何運作的，無論是基於道德或是策略考量」。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學者特魯斯評論說，「我如果是北京政府，讓他搭乘下一趟班機立即回國」。 儘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盧沙野的言論是其「個人意見」，而非中國的官方政策，試圖以此為此事降溫，但按照中共內部的權力邏輯，盧沙野不僅不會受到批評乃至降職、免職，更大的可能是，等風頭過去後，他反倒能得到習近平的豐厚獎賞。這不是他第一次下注成功——此前他在任駐加拿大大使時，就對孟晚舟案發表強硬言論，譴責加拿大政府甘當美國的走狗。於是，他很快升任地位更重要的駐法國大使。 盧沙野不是口無遮攔的匹夫，他是精通權謀術、步步為營、錙銖必較的高級官僚。他不會胡言亂語，自找麻煩，讓自己丟掉烏紗帽。他的每一句公開發言都是有的放矢、恰到好處。他一點也不擔心觸怒觀看電視節目的法國人及西方人——在他眼中，這些人都是無足輕重的無名小卒（nobody）。他心目中的潛在聽眾只有一個，那就是坐鎮中南海的習近平，他只需要討好習近平一個人就夠了，因為決定他命運的只有習近平一個人。 盧野沙就是習近平如臂使指的「分身」 盧野沙當然不會被習近平召回，這只是西方人對中國體制太過善意的想像。只有長期在中國生活過的人，才能洞悉中國體制的運作模式。對此事件，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和美國海軍學院教授余茂春都有精準的解讀。 矢板明夫指出：「盧沙野畢業於專門培養外交官的『外交學院』，有多年駐外的經驗。能從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升到副部長級的駐法國大使，說明他絕不是口無遮攔的大嘴巴，他最知道『什麼時候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在獨裁體制下，官員胡亂髮表意見，那可不是鬧著玩的，盧沙野對媒體講的內容，應該是習近平政權的認識，他甚至有可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授權。」矢板明夫還表示：「盧沙野也不是第一次語驚四座，一年多前他提出了應該要對統一後的台灣人進行『再教育』，也在國際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但他卻毫髮無損。而且盧沙野還是最近中國外交部的『大功臣』，前不久法國總統馬克宏訪問中國、按照中國提供的劇本發表了一通演說，給足了習近平面子，這和盧沙野事先在水面下做的溝通準備工作是分不開的，相信盧沙野應該得到了內部的表揚。說不定回國升正部級的可能性都有了。」 余茂春也認為，盧沙野認為烏克蘭等十四個前蘇聯國家沒有主權國家地位，並非一時說漏嘴，而是反映了中共內部對國際局勢的一些根本的看法。「中共對國際局勢的看法就是：整個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主導的，對共產主義國家，像中國，是敵視的。所以鄧小平說要韜光養晦、要卧薪嘗膽，翅膀硬了之後，就要改變這種局勢。那麼習近平現在就覺得，《國際法》和二戰以來存在的世界秩序，中共要去推翻。盧沙野講的這些話反映出這種心態。」余茂春進而指出：「中國要去重新塑造世界秩序，習近平講得很多了，叫『全球治理體制』，他覺得中國要起主導的作用。最近幾年，中共的外交官非常活躍，在國際論壇上也不再遮掩，上電視台去為自己國家的政策辯護。中共高官說出的話反映的是共產黨的鬥爭意識、共產黨所持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早在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中共政治局專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在講話中稱中共要推進「全球治理體制改革」。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指出，中國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潛台詞就是說，「美國方案」已經過時失效了。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聲稱「中國方案」為各國「指明人間正道」，進而推出所謂的「全過程民主」，與西方「選舉程序民主」打擂台。 二零一九年五月，中共黨報《人民日報》連續刊發九篇署名「鐘聲」的反美評論。這一系列評論認為，從無視規則、零和博弈、逆勢而動、拒絕競爭、唯我獨尊，到雙重標準、言而無信、一意孤行、自作聰明，倘若美方由著性子定要「一條道走到黑」，那就是選擇了一條自棄之路，這條路註定只有一個終點，那就是失敗！當年，毛澤東點名由鄧小平主持完成反蘇「九評」時，每一篇在發表前毛都親自修訂；如今，習近平是否如毛那樣對反美「新九評」字斟句酌，外人不得而知，但正如盧沙說出的是習近平的心裡話，此反美「新九評」也盡顯習近平躊躇滿志、睥睨天下的豪情壯志。深得毛澤東思想精髓的習近平，已然要像毛那樣「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要重建一套由中國主導的「國際新秩序」了。 在此意義上，中國不再假扮「負責任的戰略夥伴」，而以「破壞-重建者」自居，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大破大立」。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指出，美中比美蘇更接近「熱戰」，至於深度方面，美中對抗甚至可以叫做「寒戰」——因為當年蘇聯被禁錮在鐵幕後面，並未深深嵌入西方的貿易體系；而今天的中國已搭上全球化順風車二十多年，並且在西方不知不覺的情況下一步步蠶食鯨吞，改變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若干規則。美國不能繼續對中國抱以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必須正面應對這一「超納粹」政權的挑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沒有學術，只有宣傳 二零一九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將下屬的歷史研究所升格為歷史研究院——上級單位的名稱是院，下級單位的名稱也是院，主事者似乎不覺得疊床架屋。不過，更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歷史研究院院長兼黨委書記的任命——這兩個職位都由正部級的中國社科院黨組副書記高翔兼任。 高翔是何許人也？高翔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比起假博士習近平來，確實是歷史科班出身的真博士。他在社科院工作多年，一路攀爬到社科院黨組成員和副秘書長，於二零一六年出任中共福建省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福建是習近平的老巢，高翔出任此職，必定是受到習近平賞識，先到地方歷練，然後再有大用。果然，一年後，高翔調回北京，出任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這個職位無比重要，一方面是控制網路的操盤手，另一方面也是運用網路為「今上」塗脂抹粉的「總化妝師」。又過了一年，高翔回到社科院，先後被任命為社科院黨組副書記和歷史研究院院長兼黨委書記。中共政權沒有國史館的設置，社科院旗下的歷史研究院類似古代王朝的國史館。 歷史研究院成立時，習近平發去親筆賀信，希望「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習近平特別要求，這個新成立的機構集中資源分析研究明、清帝國時期面對西方侵略、殖民，為保護國家利益與主權而採取長時間「閉關鎖國」政策的各項優點。把缺點當成優點，是習近平的思維慣性。法國情資數位媒體《情報在線》指出，中國最高智囊機構社會科學院的角色非常特殊，專門為中共的意識形態定調；社科院研究員都必須與共產黨高階公務員保持緊密聯繫。習近平如此重視歷史研究院以及下達具體的研究任務，可看出習近平企圖加強對學術界的控制，利用其研究能力為其政策服務。 高翔謹遵諭旨，挂帥主持名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探索》的課題研究。在隨後發表的論文中指出，明清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進逼，兩朝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自主限關」政策，其動機是維護國土安全、文化安全。過去對「閉關鎖國」的全盤否定並不正確，朝廷面對外部侵擾，特別是西方殖民侵略威脅時，採取的防禦性自我保護策略是明智之舉，「維護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自給自足經濟」，且維護了國家安全，值得肯定。 這篇論文引起海內外熱議。這是先有結論再找證據的「聽將令」式研究。過去三年，習近平實行「內防反彈、內防輸入」政策（防疫如是，文化思想亦如是），加上在經濟上提出「內循環」，令中國幾乎「與世隔絕」。正如一條走紅的微博所言，中國人靠二十年前出的書、十年前流行的音樂、五年前拍的旅遊照片、去年掙的錢、三個月前封控時買的凍餃子、昨天的核酸檢測結果和今天剛出爐的蘇聯笑話過活。而高翔領銜的研究，不僅為明清「閉關鎖國」翻案，更是為現實政治辯護——習近平推動的「新文革」，重要策略就是重新關上國門，享受「自己造成與國際迫使的孤立」。 高翔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以後一定可以獲得進一步提升——王滬寧和李書磊就是他的榜樣。習近平對高翔的重用，與此前對邱水平的重用一樣——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二年出任北大黨委書記的邱水平，此前曾任北京市政法委常務副書記併兼任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黨委書記。特務頭子當北大黨委書記，在中共建政以來是第一次，從中可見習近平的用人風格。習近平還讓在上海實施暴力封城的李強當總理、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當政治局常委兼中辦主任（這種兼職在中共建政以來前所未有），這些人都是雞鳴狗盜之徒。什麼樣的主子，重用什麼樣的奴才。 一個想做學問的人，在中國是很難生存的 社科院沒有社會科學，歷史研究院沒有歷史，這就是中國學術界的現狀。高翔不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者，而真正堅持「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學者茅海建，卻早早被趕出社科院。這些年來被趕出社科院的還有劉軍寧、張博樹等第一流學者。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於今為烈。 在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茅海建，曾出版《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等力作。他認為，鴉片戰爭的爆發並非偶然，清朝體制則早已積重難返，出路則是毋庸置疑的：「鴉片戰爭的真實意義，告訴中國人的使命：中國必須近代化，順合世界之潮流。」 茅海建鉤沉史料，戳穿謊言，比如一八四一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戰，在許多論著中被大書特書：定海三總兵率孤軍五千，奮力抗擊英軍萬餘人圍攻，血戰六天六夜，終因寡不敵眾而陣亡。茅海建指出，英軍只有四千人，比清軍人數少。清軍沒有血戰六天六夜，不到一天時間就潰敗了。根據英方記載，整個戰鬥中，英軍並未遇著堅強、有效的抵抗，只付出戰死二人、受傷二十七人的微小代價。 茅海建認為，戰爭的結果是沒有多少懸念的。面對一支裝備了當時全世界最現代軍事技術的艦隊，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兼具國防軍、內衛部隊、警察這三重職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清朝水師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軍，大體上相當于海岸警衛隊」。反之，英軍以其強大的機動性、火力和專業技能，基本上決定了戰爭中歷次戰役的時間、地點、規模，沿海各地的清軍都只能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清軍在人力方面的優勢。儘管英國遠征軍最初的兵力僅為七千人，但總兵力多達八十萬人的清軍基本分散布防在各地，沒有一支可機動作戰的部隊，也不足以確保在任何一場戰役中佔據優勢。茅海建的結論是：這「不是消除了某些陋習、振作綱紀就能解決問題，不是撤換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決問題。問題的癥結，在於近代化。世界軍事史表明，在正規作戰中，對近代化的敵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來取勝」。 歷史學的使命是追尋和接近真相。但是，一旦發現真相是殘酷的、讓人難堪的，如同傷疤被揭開會感到巨大疼痛，很多人就不願直面了，反過來掩蓋真相、迫害揭示真相的學者。茅海建的著作出版後，社科院領導非常惱火，將其斥為「漢奸」、「賣國賊」、「西方殖民者的幫凶」，說他「反動透頂」——「羞辱清政府文盲沒文化，替英國人喊冤，是不是反動？中國自古以來自有一套外交模式，過不過時，落不落伍，也不能用抬高別人貶低自己的形式講解吧？」 社科院領導模彷當年在反右運動中實施「引蛇出洞」的「陽謀」的毛澤東，假裝說要在社科院為茅海建的著作展開學術討論會，誘使茅海建在會上發言，然後搜集其言論，羅織成罪證。幸虧茅海建從友人那裡得到消息，在會上謹言慎行、沉默是金，這才逃過一劫。隨後，他被迫離開社科院，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澳門大學。回顧這段歷程，他感慨萬千說：「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一個想做學問的人，是很難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將學問進行到底』。」他始終相信，「不管世道如何變化，這個國家和裡面的人們，畢竟還是需要知識和學問的」。 高翔之流，將學術作為敲門磚，作為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不惜指鹿為馬、信口雌黃，雖平步青雲、峨冠博帶，卻應了明末思想家顧炎武的話，「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作為高翔反面的茅海建，雖然一直逃遁到幾乎是「海外」的澳門，才能安置一張書桌，但他這樣的學者的存在，從另一個方面驗證了顧炎武所言不虛：「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眾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天下一家」是中國式法西斯謊言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國官媒新華社發表長文《習近平的天下情懷》，用春晚風格的宏大敘事歌頌”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文章以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的講話為開頭：”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 習近平的霸氣和牛氣，早已有跡可循。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還是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墨西哥會見華僑時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二零一二年，習近平執掌大權之後，確實實行「三不」政策，卻另外輸出「天下帝國」意識形態，正如新華社報道所說：「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共同涵養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眼光、天下情懷。」這篇報道將習近平的「天下情懷」總結為四點：第一，胸懷天下，立己達人——「從歷史的長鏡頭來看，中國發展是屬於全人類進步的偉大事業」；第二，和而不同，協和萬邦——「志同道合是夥伴，求同存異也是夥伴」；第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樑、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第四，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習近平說：「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文章最後如此結束：「和衷共濟，和合共生；命運與共，世界大同。中國共產黨人的天下情懷，溫暖人心，鼓舞世界。」 此類表述，看似繁花似錦、冠冕堂皇，其實偽善空洞、吹彈可破，每個詞語的真實含義都是其表面意思的反面。比起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來，習近平時代的宣傳術更多使用古文和成語，以顯示習近平「有文化」，是帝制的傳承者，是「天命」之所在——即便其撰稿人使用的並不複雜的典故致使習近平讀稿時鬧出大笑話，比如將「寬農通商」的「農」字讀成「衣」字。習近平需要典故來掩飾其自卑，儘管這些典故的「能指」與「所指」早已脫節。於是，此類文章如同日本藝伎臉上厚厚的脂粉，一層層塗抹在習近平臉上。若剝去脂粉，如台灣學者張登及的分析，「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其實很簡單：其目的是為達成中國全面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創造外部條件；其途徑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其手段和平台是「一帶一路」、「首腦外交」、「多邊外交」；其態度是「中國氣派」（自信）與「敢於鬥爭」；其保障是黨對外交的集中統一領導。 阿根廷歷史學家芬切爾斯坦在《法西斯謊言簡史》中指出：「法西斯殺死了政治，因為它以謊言之名，讓政治成為全部的謊言。」換言之，法西斯主義獨裁的歷史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被法西斯主義推舉為現實的神話性想像永遠無法得到證實，因為它是基於全面控制過去和現在的幻想。這也是中共文宣的本質。《習近平的天下情懷》的作者劉華、郝薇薇、楊依軍、王賓、王慧慧、許可等人，不是記者，而是戈培爾式的吹鼓手，是殺人不見血的刀筆吏。他們終將為寫下此種奧威爾式的「新語」和「胡言亂語」而遺臭萬年。 中國就是天下，中國就是中國人的宗教 普京為習近平舉行的告別國宴結束後，習近平向普京告別時說：「我們正在見證百年未見之大變局，我們應該一起推動它。」普京回應說：「我同意」。兩名大獨裁者之間的這場言簡意賅、意味深長的對話，昭示著「冷戰」結束三十多年後，一場新的「寒戰」已經登場。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研究員舒爾曼指出，中國選擇跟因為侵略烏克蘭而成為全球公敵的俄國站在一起，並非愚蠢或飛蛾撲火，而是經過精心的盤算，兩國在反美和反西方上找到了共同的戰略目標：「中國領導層，尤其是習近平，認為中國現在正在與美國進行長期的戰略競爭。這並不是突然發生的事情。中國領導人多年來一直認為美國會努力遏制和打壓中國的崛起。習近平最近也這麼說過。因此俄羅斯在那場競爭和較量中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對中國來說，一旦台海危機爆發，俄羅斯可以減輕美國行動給中國帶來的脆弱性。一旦海上交通被切斷，俄羅斯是中國潛在的能源和糧食提供者，俄羅斯的核大國地位以及在聯合國安理會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作用，以及重塑全球敘事對中國都非常重要。所以，習近平無論如何都要挺普丁，並以此換取更多好處。 另一方面，從習近平訪俄時的趾高氣揚、普京對其奉承諂媚的身體語言可看出，中國與俄國之間的強弱、上下位階已然轉換。二零一二年，習近平剛剛掌權時，第一個會見的外國領導人即為普京，他將普京視為學習和尊崇的榜樣，併當面、公開地向對方表達自己的這一態度。如今，俄羅斯淪為中國的「小弟」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金融時報》援引一名接近克里姆林宮的消息來源說：「事件的邏輯決定了我們完全成為中國的資源殖民地，我們的伺服器將來自華為。我們將成為中國一切的主要供應商。他們將從西伯利亞獲得天然氣。到二零二三年底，人民幣將成為我們的主要貿易貨幣。」 既然連昔日的「老大哥」俄羅斯都已淪為中國的經濟殖民地，那麼整個地球成為中國的殖民地亦指日可待。「東升西降」、「東風壓倒西風」的說法早在一九九零年代末就在中國流行，而《當中國統治世界》之類的著作也在西方成了暢銷書，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機器與西方左派唱衰西方的「自我解構」奇特地彼此唱和。 然而，中國的「富起來」和「強起來」真的勢不可擋嗎？中國傳統文化（東方專制主義）與馬列主義（西方現代極權主義）所結合的怪胎，是一種怎樣的價值觀和治理模式？它又如何成為可以「輸出」的超級精神病毒？作家蘇曉康嘲笑說，習近平去找普丁，要「扮演大國角色」，或稱「中國主導世界秩序」，他也厚顏無恥倡導「中國價值觀」，他開的這個國際玩笑，西方人是不懂的。因為歷經鄧小平「開放」，中國腐敗升級，世風淪喪，權貴肆虐，黎民卑賤，誠為中華文明破敗之極致，此際能向國際輸出的，唯有垃圾。 美國歐道明大學教授李少民，從習近平的偶像毛澤東開始，就對當代中國的變化做了全程見證，他直指，「習近平的策略，是想影響世界，把其他國家變成中國的模式，但並不是靠侵略，而是靠著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力，賄賂全世界」。現在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獨裁國家中國和俄羅斯抱團，美國則聯合歐洲、日本、台灣這些民主國家，形成兩個集團的對抗。所以，習近平的「天下一家」，就是天下以習近平為家長，他不僅要統治中國境內十四億人，還要統治全球六十億人。 美國學者譚若思更指出，新的共產中國仍是帝國，它是一個以劇場和假設撐起來的帝國，對內鐵腕，對外雄心萬丈。它的武器包括掩飾、欺騙和一種特殊的歷史感，可以用長遠角度看待中國利益和雄心。新中帝國的重要特點有三：其驅動力是上發令下聽話；自認為真理的捍衛者；與其他強權達成的任何妥協都是權宜之計，而非真心接受中國與主權國家世界之間的道德同等性。中共高高在上、苦大仇深、報仇雪恨的世界觀已經灌輸給大多數中國人民，中國民眾當獨裁者為父母，將西方視為仇敵，將他國視為藩屬國，「中國人的宗教可能就是中國本身」——中國由專制帝國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難於上青天。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胡石根，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江西南昌郊區的武溪公社。其父親是公社書記，一九五九年大饑荒時患肝病去世，母親艱難拉扯大五個孩子。他剛上中學，便趕上江西推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運動」，所有中學生都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此後，他被分配到江西汽車廠當了八年工人。 一九七九年，胡石根通過自學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他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後，不僅沒有感到高興，反而悲痛欲絕。胡石根從小就是孩子頭，常常惹禍，母親知道他容易闖禍，再加上離家遠，她不放心，又是讀中文系，文科容易惹禍上身，所以憂心忡忡。兒子離家北上那天，母親連門也沒出，扶著門框流淚。多年後，胡石根感嘆說：「我自一九七九年來北京，這三十多年大多時間是在牢里度過的，看來當初母親對於後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預感的。我的母親在一九九九年去世，我被關押在北京二監，家裡人向獄方申請我參加葬禮，沒有獲准。家人就一直瞞著我，直到有一天我弟弟在探監時，說露了嘴，我才知道，回去痛哭一場。」 胡石根考上北大中文系時已二十五歲，比大部分同學年長，老成持重，專註學業。一位同學以筆名「橡溪」發表了一篇題為<隔壁宿舍的胡石根與胡春華>的文章，生動地寫道：「每天晚上熄燈前洗漱時，都會在水房相遇，不時聊天打趣。胡石根身材矮壯，很注意鍛煉肌肉健美，宿舍熄燈後，就帶著同樣矮壯的同屋，小他八歲的胡春華同學，及趙清治等，在尚有燈光的樓道里，舉啞鈴、杠鈴，再進水房，把洗臉盆灌滿冰涼的北京地下水自來水，兜頭澆下，發出野獸般的吼叫，無論冬夏，四季如此。」 一九八六年，胡石根從北大中文系碩士畢業後，任教於北京語言學院。一九八九年學運期間，在「四二六」大遊行之前，他就在語言學院學生樓前發表演講。後來學生絕食，他又組織教工簽名、遊行。部隊戒嚴後，還組織學校師生在五道口附近徹夜堵截軍車。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騎自行車到木樨地橋下，親眼目睹軍隊屠殺抗議民眾。隨後，他回到學校，為被殺害的學生舉辦追悼會，在大雨中發表演講：「當權者已經舉起屠刀，向我們大開殺戒……」結果被潛伏的特務錄了音。六四後，他被追責，被停職反省及行政記過處分。 在被審查期間，胡石根被要求不得離開學校大門，在研究所的圖書室里看了一年多書。他接觸到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思想，開始在頭腦中醞釀組黨活動。他也反省「六四」的經歷，覺得「六四」的失敗，關鍵原因在於沒有一個民主政黨來領導這場運動，所以必須要成立一個民主政黨，就著手做組黨的事情。他剛開始做時就有一種犧牲奉獻的念頭，「覺得自己這一條命是撿回來的，戒嚴部隊沒開槍打死我，這條命留下來就是為了跟他們幹了」。他後來強調說：「中國不需要什麼英雄主義！中國需要的，是每個中國公民都拿出點良知和勇氣來，拿出點公民精神和公民責任感來，都能夠『從我做起』積極行動起來，那麼，我們的國家必定大有希望，我們的民族必定大有可為！」 在中共一黨專制的中國，成立反對政黨或組織，是最危險的事情。胡石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首先發現北京語言學院有一個印刷工人，叫王國齊，此人也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深度參與者。於是，他約王談了組黨的事，王欣然同意。在北京，還有一些人也在考慮組黨，包括熊焱、劉京生、陳衛、康玉春等人，劉賢斌、李海、江棋生等人先後也參與了一些討論。 一九九一年初，胡石根說服熊焱、陳衛、劉京生、王天成、高玉祥，陳青林等人，請他們參加「中國自由民主黨」，而康玉春、安寧、陸智剛、王佩忠等人隨後成立了「中華民主進步同盟」。年底，他又同劉京生、王國齊、高玉祥、李全利等人成立「中國自由工會」。 為了紀念「六四」三周年，他們做了很多事情，有人給國家機關寄送公開信，有人去街頭刷宣傳標語，陳衛還冒險到北大三角地貼傳單。他們做事情時非常謹慎，張貼標語時帶上手套，不留下指紋；去一些樓房貼傳單時，還要換鞋，避免留下鞋印。 一九九一年底，一位姓溫的北京大學生，「六四」參與者，坐了一年牢出來，得直腸癌去世了。胡石根等人在西直門的人民醫院成功地舉行了一場公開聚集，悼念逝者。外電報導，這是「六四」鎮壓之後北京活動人士舉行的一次公開抗議。一九九二年四月底，他們又組織一次「香山散步」，大概有三、五十人，實際上是一次公開的示威活動，還有十多位外國記者隨同。 他們在丰台東高地開了一個鹵鴨店，前院賣鹵鴨，後院除了做鹵鴨，還有一台日本超霸速印機。那台機器當時要花幾萬塊，非常很貴，他們用來印刷反共傳單。在「六四」三周年前夕，他們策劃用航模飛機在天安門廣場撒傳單，找來專家幫忙，投入十幾萬經費。然而，航模還未做好，就被人告密。五月二十五日，警察來到鹵鴨店，掀開帘子一眼就看見速印機。但警察當時並未動手，而是要放長線、釣大魚。 鹵鴨店老闆想把速印機藏起來，殊不知早就被警察盯住，就看他們往哪裡藏。二十七日，他們打電話告訴胡石根：「東西藏在某處了。」胡問：「你們還沒走啊？情況很危急，我們趕緊通知人，什麼也不要幹了，快快躲起來再說。」 五月二十七日晚，胡石根到宣武區西便門附近跟高玉祥見面，發現有人跟蹤，趕緊分手。多年後，他回憶被國安人員秘密綁架的場景：「我騎自行車從天寧寺橋往北走，穿過南禮士路，剛到兒童醫院後門，有一位騎自行車的男子從後面撞過來，沖我喊：『哥們，問你點事。』咣當一聲，連人帶車把我撞倒在地，緊接著，兩輛吉普車一左一右把我夾在中間，車上下來很多警察，其中還有女警察，手裡拿著電棍。他們不由分說，用黑頭套把我的頭蒙住，我大喊『強盜！土匪！』，他們不顧我的抗議，強行把我塞進吉普車，襯衣還掛了一個口子。上車之後，警察一左一右把我夾在中間。手銬銬得很緊，我要求他們放鬆點，一位說『好嘞滿足你的要求』，哢哢緊上兩扣。我知道碰上了混蛋，就不再說什麼了。」 然後，胡石根被送到丰台大紅門南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他在那裡從五月二十七日一直被關押到六月十日，之後就轉到秦城監獄。後來他才知道，這次抓捕，把他們整個組織的成員全抓了，光北京就抓了七、八十人，上海、廣州、新疆、成都、內蒙等地也有很多人被抓。 胡石根在秦城監獄被關了三個多月，又轉到半步橋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裡關了三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他被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開庭審判，前者判刑十三年，後者判刑十年，兩罪合併執行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這是中國有期徒刑中最長的刑期。可見，中共對組建反對黨最為忌憚，一定要處以最重的刑罰。胡石根在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八年獲得兩次減刑，服刑十六年三個月之後，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底被釋放。 胡石根後來告訴朋友，他在獄中遭到頻繁的毆打和虐待。但每年六月四日，他都會以絕食紀念死難者。回顧漫長的牢獄生涯，他說：「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都會有監獄。但監獄是社會的縮影，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監獄。我在監獄十六年，最深刻的就是感受到當年魯迅所說過的一句話：中國的監獄恐怕是世界上最難坐的。當然，也許是最有意思的。現在我回過頭來看，監獄裡度過的十六年零三個月，對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磨練作用。因為在坐牢前，我很是有些浪漫想法的，覺得沒有坐過牢的人不是完人，既然要成為一個完人嘛，應該坐牢去試試。但是，一旦坐牢了，尤其是開初的時候，那真的是非常痛苦！……過去我還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共產黨定的法律，他們自己總是應該遵守的吧；共產黨的監獄，總還是要講點人性的吧。但是一坐牢之後，我立馬發現，這些個想法都太天真了。我們很多搞民主維權的朋友，可能都對專制的邪惡，缺乏足夠的估計。只有親身體驗到，才會發現：要跟專制周旋，必須要比它更清醒，而且要比它更靈活更堅定。監獄是一個磨刀石，如果你是人渣，那一磨就磨掉了；如果你是一塊好鋼，你就能磨礪出一把無比鋒利的鋼刀。」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價更為慘重。他的妻子堅持了十多年，還是在他出獄前離婚了。女兒也不理解他，在他出獄後不願見面，儘管就在咫尺之遙的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於是，胡石根被迫裝作陌生人，到學校里遠遠地偷看女兒。此一場景，痛心疾首。 胡石根出獄後的中國，與十六年前他入獄時的中國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且不說當年與他同屋的小兄弟胡春華成了副國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與他同時分配到北京語言學院的本科、碩士同班同學崔希亮，在他坐監獄這二十來年，已從他的講師同事爬到北京語言大學校長的位置。有老同學希望崔看在當年的情份上，好歹幫幫師兄，崔回信說，根本不認識胡某人。有其他同學傳來話說，當年胡石根一被捕，語言學院就把他從單位開除了，「他是犯了中央大案的欽犯，誰也幫不上他，只能發配到北京街道里監管」。 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胡石根由北京家庭教會領袖袁相忱及其二兒子袁福聲牧師施洗成為基督徒。他在一個家庭教會聚會並帶領團契，並成為教會的長老。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胡石根因參加「六四」二十五周年研討會，被刑事拘留一個月，同年六月五日被取保候審一年。 二零一五年，在中共當局對維權律師群體的全國性圍捕中（「七零九」案），胡石根再次被捕。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對周世鋒、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國等四人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同年八月三日上午，天津市二中院判決胡石根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年的「反革命罪」的變種），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六個月，並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據新華社報導，胡石根利用「非法」教會組織「散布顛覆國家政權思想」。八月五日晚，央視《焦點訪談》以嘲諷的標題<「推牆」推倒了自己>報導胡石根案。節目一開始，就是胡石根在法庭上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揭竿而起」的鏡頭，還詳細介紹了胡石根所說的「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的「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以及「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的「建設未來國家的五大方案」。這些都是胡石根提出的「國家和平轉型」的主要內容。胡石根在法庭上「認罪」說，他對於顛覆國家政權罪這個指控完全接受，他就是想顛覆這個國家的政權。 《紐約時報》報導說：「胡石根是多個未經政府批准的教會組織的長老。最近幾年，習近平加強了對此類教會組織的監管，擔心基督教可能被用來傳播西方觀念，打開他所說的『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的大門。……對外國人士的反覆抨擊，是一系列審判中格外值得注意的地方，這些審判與一項更廣泛的行動密切相關，即政府加強對在華運作的境外實體的監控。中國政府發出警告，表示由美國領導的西方勢力正試圖在國外煽動社會衝突，顛覆別國政權。」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獄中的胡石根獲得獨立中文筆會頒發的第七屆劉曉波寫作勇氣獎暨第十一屆獄中作家獎。 「六四」之後三十多年，胡石根與大部分北大校友的人生道路背道而馳。他的大部分校友都是退休官員，喜好在同學群里大曬食不厭精，寬宅良車，談天說地，得意洋洋，不忘感激當局恩德。身在海外的「橡溪」對此忍無可忍，說了一段話：「我隔壁的七九級中文系漢語專業的胡石根同學，現在還在監獄裡呢，就別扯什麼制度自信了！別成天惦記他同屋另一個衚衕學爬多大的官了。勢利眼，跌北大出身的份兒！」馬上有法律系同學以專家的口吻說，胡石根組織武裝暴動，這種顛覆國家政權罪行，在任何國家都會被槍斃的，廢除死刑的國家也會終身監禁，中國政府算判他輕了！群里附和點贊不絕。「橡溪」忍不住出言相譏：「一個老胡那樣書獃子，可以把那麼多世界第一的大國顛覆了，不是污衊國家花那麼多納稅人錢養的百萬維穩隊伍都是飯桶嗎？」群里從未見半句對老同學胡石根的同情之聲，反而有不少人告知，不要在群里討論胡石根案，會引髮網管注意，把這個五百人的北大群封號。「橡溪」回復：「微信大群被封號，應該譴責耍淫威的專制官僚，而不是行使言論自由權的民眾吧？」他感嘆說，四九年中共建政後，處心積慮要把北大改造成黨校，成為供其驅使的馴服工具。北大師生阿諛逢迎者，如過江之鯽。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胡石根刑滿獲釋。他先後三次被捕，坐牢及被非法軟禁的時間加起來超過二十四年，時間之長，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犯中屈指可數，與南非的曼德拉坐牢二十七年接近。然而，胡石根在中國成不了曼德拉，因為中共極權專制的嚴酷程度遠超當年半民主、半威權體制的南非。 央視嘲諷胡石根「『推牆』推倒了自己」，並非事實。胡石根沒有倒下，他的「推牆」的事業有後繼者絡繹不絕地跟上。沒有人有資格嘲笑推石頭上山的悲劇英雄西西弗斯，也沒有人有資格嘲笑一生「推牆」、無怨無悔的胡石根。終有一天，高牆會倒下，自由會降臨在這片土地上，而胡石根的努力與付出，必將被後人紀念和傳頌。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