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4年-2016年，在欧洲驻外的我，经历了彼时ISIS恐怖袭击最为黑暗的一段时间。 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遭到血洗，世界震惊。 2015年11月13日深夜，巴黎包括音乐厅、体育馆、餐厅等多地再次发生系列恐怖袭击，共造成来自26个国家的12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后来的调查显示，参加袭击的恐怖分子基本上都来自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 2016年3月22日早上，我刚到办公室不久，就发现了不远处欧盟总部的异样，大批警察集结在地铁站附近，封锁了大片街区。 当天早上8:00，在布鲁塞尔机场发生两次爆炸，造成多人伤亡。随后9:11在欧盟总部附近的地铁站发生了第三次爆炸袭击，共造成32名受害者死亡，至少340人受伤。这次连环爆炸案是比利时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 那个地铁站是我每次出门坐地铁必经过的车站，那天我正好没有乘坐地铁。看到新闻后我的第一反应是给妻子打电话，就在半个多小时前，她刚刚乘坐地铁经过了事发的地铁站，听到她平安的声音我紧绷的神经才松了下来。 一个月后，从戒严的机场里，我们结束了任期离开了欧洲。 二 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位前辈记者独立制作的纪录片《陌生人》。在开头她说西班牙马德里兰布拉大道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她的丈夫正在外面，那种对亲人安危的担心，我深有感触。 袭击发生后，一位三岁的遇难者男孩父亲恳求人们寻找真相，让这位原本已经离开的记者决定重返新闻现场。“我是欧洲的陌生人，但我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20年的职业训练教给我寻找真相。” 9年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我当时所在的城市是欧洲的“心脏“，欧盟总部所在地，却也是欧洲本土化恐怖分子比例最高的地方。大多数恐怖分子都来自于这里。我禁不住要问，为什么？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欧洲的陌生人，对于发生这种残酷恐怖的袭击难以理解。我想要努力从一个外来人的视角探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动力催使我走向我不熟悉的领域，去试图了解和文化、语言、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一群人的世界。 三、 我花了三个多月在比利时的大街小巷采访，去到了他们的社区、学校、清真寺；去到了法院、政府、和研究机构，写了一篇最终没有能够“被批准”发表的调查报道：《欧洲“穆二代”缘何变成“恐怖分子”？》 我今天重新从电脑存档中找了出来，想看一下当时自己的探索，报道的导语是这么写的：整个欧洲社会陷入惊恐和焦虑之中，一个不愿被各国正视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正刺痛欧洲人的神经。为何这些在欧洲“土生土长”的穆斯林青年会变成冷酷残暴的“圣战斗士”和“恐怖分子”？欧洲社会，亟需一场集体的反思。 我现在还很清楚的记得当时在一家摩洛哥餐厅里，我们遇到了一位友善却不多话的老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居然是这个区的区长。一天晚上，透过妻子的翻译，我们有了深入的交流，后来成为了报道中的一部分。我把它摘录如下： （小标题）在歧视中奋争的劳工之子 深夜，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家摩洛哥餐厅，54岁的比利时人穆罕默德·杰布很长时间一言不发，只是低头喝着杯中的咖啡。 窗外，不时开过响着刺耳警笛声的警车。餐厅的位置正处于一个摩洛哥与土耳其穆斯林的主要聚集区，几个月来几乎全布鲁塞尔的警察都在这里“蹲守”，原因不言自明。 “你知道为什么布鲁塞尔的穆斯林都聚集在这个区？”杰布突然抬起头问记者。 “很多布鲁塞尔人会认为，穆斯林喜欢抱团群居，将自己与外界隔绝。”杰布摇摇头，“但是，他们不知道，当初最早的穆斯林移民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大多数区政府拒绝给他们居住许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属于这里。所以当这个区愿意接收我们的时候，大量的穆斯林便蜂拥而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穆斯林的聚集区。” 杰布说，穆斯林移民在布鲁塞尔大规模出现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刚从战争阴影中走出来的欧洲百废待兴，对低技术劳工有着大量的需求，因而西欧各国政府接连与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签署了劳工协议，数以万计的劳工从这些国家涌入西欧。 1954年，杰布的父亲就这样跟随者“打工大军”从摩洛哥来到了比利时，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从事最辛苦和低等的劳动。两年后，父亲将家人从摩洛哥接到了比利时，那时杰布只有五岁。 杰布先是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后来又转入一家由政府办的社区学校，他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在班里经常名列前茅。 然而在杰布看来，当地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希望像他们这样的劳工孩子和当地孩子一起读书。“你知道为什么比利时政府会允许父亲将我们带来这里？因为他们希望在我父亲老了之后，我可以继续接替他去做那些最低等的苦力活。” 杰布告诉记者，初中毕业的时候，学校把劳工孩子的家长集中在一起，告诉他们：“你们的孩子又蠢又笨，根本不是读书的料，不可能去念更高的学位。” 如果学生和家长还不死心，政府还有更狠的一招：收取高昂的学费。“政府对本地学生是完全的免费教育，对贫苦劳工移民家庭却要征收天文数字般的学费。” 然而15岁的杰布不愿意放弃。“我想要读书，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在和杰布一届的学生中，包括他在内，只有四个劳工子女继续升入了高中。 高中三年，杰布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步行到市中心的一家百货商店打扫两个小时卫生，然后再去一家银行打扫两个小时，放学后再去打工三个小时，以此挣来自己的学费，并终于读上了大学。 然而毕业后，杰布在找工作时又无数次经历被雇主“莫名其妙”的拒绝。 “有一次，我和一个比利时人一起去应聘一个会计职位。我将两页的考试题答得非常好，他却非常紧张，没有完成。我信心满满地等了两个礼拜却没有任何回音，最后我去询问才被告知，他们录取了那个比利时人。为什么？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有一头‘金发’而我没有吧！” 后来杰布终于找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尽管那份工作的工资还没有他做清洁工的收入高，他还是接受了。“因为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做到了我父亲和老师们不相信我可以做到的！”5年后，27岁的杰布成为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管理着500名员工，有了三个秘书。 然而在比利时的外国劳工和他们的子女因为没有国籍，始终无法获得和本地人同等的待遇。对歧视有着切身感受的杰布决定做些什么。1989年，杰布辞去收入丰厚的工作，和朋友联合创办了“更民主协会”，积极呼吁比利时政府平等对待劳工。 经过不懈努力，比利时政府终于改变法律，使所有居住五年以上的外籍劳工获得了拥有比利时国籍的权利。 通过这场活动，杰布开始进入政坛，2000年他当选所在区主管市政建设的部长，成为区政府里第一个穆斯林官员。2012年，他还当选为比利时众议院议员。 然而，在外来劳工和穆斯林群体中，像杰布这样的成功案例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穆斯林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 四、 为何会走上恐怖分子的道路？为何这些“土生土长”的欧洲穆斯林青年会对他们的同胞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恐怖行为必须谴责，但事实的背后答案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当时通过调查后我得出结论认为：这群成长于充满歧视的环境中的穆斯林二代，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充满困惑，被极端宗教组织洗脑。袭击事件如果导致对欧洲穆斯林群体整体性的敌意，将可能导致更大的危机。 这些年来，恐怖袭击的阴影其实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与那些恐怖分子相比，更可怕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操纵利用这些事件，在不断升温的极端民族主义干柴上浇油，推向更可怕的战争。这可能才是最恐怖的。 在这次袭击发生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获得连任，在他的记者会上他说，“其实我们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一步之遥”。回顾历史，让人揪心，然而我真心希望，他是错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小小声说话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系统的“要求” 看到快递行业新规，我第一个想法是，如果真的完全按照规定去送，快递员可能会被累死在送货上门的路上。 “新规”出台，对市场规范和维护消费者权益无疑是好事，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快递员提出了异议。矛盾表面上发生在快递员跟消费者之间，背后其实存在于快递员跟“系统”之间。 我们现在有点过于“神化”系统和算法了，觉得算法准确、高效、自动，几乎“万能”。但事实上，快递工人面临的现实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至少在快递行业，系统和算法并没有或者没能力考虑现实的复杂性，同时又刻板地要求高效率的确定性结果。例如，某日某时之前必须把快递送到。最终，解决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快递员头上。 2016年秋天，我去到通达系一家公司，在J城市的两个站点以学徒身份各自待了数月，跟快递员同吃同住，学着他们干活，中间还在公司总部“实习”了一个月。 为了节约成本，A站点开在城中村，跟承包片区最远隔了十多公里。我印象很深，第一天经过大桥，同行的快递小哥为了赶时间，不仅没等桥底下的红灯，还不愿意绕行，直接带着我逆行冲上了桥。我当时心想，这要是真撞了，田野还没做完，我就上新闻了，标题大概是“北大博士骑电动三轮在高速桥逆行被撞身故”。 每天清晨，快递员就会领到相当重的派件任务。那时候，快递分“早班件”和“晚班件”。早班件必须在当天14点前送达，并在系统里录入签收。晚班件则必须在晚上22点前送达和录入。不分包裹是大是小、是轻是重，更不顾小区物业几点让快递员进、几点不让进等等因素，系统录入时间每天都是截止在14点整和22点整，分秒不等。 带我干活的小哥跟我说，根据他的经验，一天送100件的时候是比较轻松的，早班件可能午饭前就送完了。这时候他就会骑着电瓶车，在街上转一转、吹吹风。不过，他基本都是在站点派送区域里逛，哪怕隔着条街就是著名景点也从来不去。在自己的片区，他特别熟悉，要走哪个门、哪个保安好说话、写字楼哪个电梯不能坐等等。但对片区外的J市，他却很陌生，甚至有种畏惧。 实际上，闲逛的机会他一年到头也享受不了几次。快递员平均一天要送120-180件（2016年），如果超过150件，基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差不多从早上一直不停歇地干到晚上八九点。 那时候一天干下来，基本都是走3万多步。我有日常锻炼的习惯，还跑过马拉松，但前面一两周跟着送快递，天天晚上腿都是酸痛的，后来才慢慢习惯了。 快递员最不想送的就是老旧小区。不仅没有电梯，小区排列不规整，楼栋也可能很多。刚送几天我就发现，老旧小区的快递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各个楼层的，而是五、六楼特别多。一开始我也纳闷，难道住在一楼二楼的人都不喜欢在网上买东西么？后来我理解了，低楼层的业主都会让自己家老人居住，高楼层的会拿来出租给外地年轻人，而快递又主要都是这些年轻人在买。 可是对于快递员来说，所有件的派送费都是一样。无论什幺小区、什么楼层、什么物件，都是送一件1块钱（注：2016年）。一个文件是1块钱，一袋大米也是1块钱。有人买了个马桶，几十斤重，又住六楼，非要送上楼，快递员说就挣1块钱，让他自己来楼下拿，要么直接给他填拒收，两个人就这样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如果按照日均150件算，快递员一个月挣4500元，再加上揽件，一个月差不多6000到6500元。所以快递员其实不愿意多派件，一天比别人多派30件，一个月也多赚不到1000块。而且快递数量是不可控的，谁都不知道明天站点运来多少个包裹。来多少就必须送多少。 网络图片 在我的调查过程里，发现快递员特别讨厌“双11”。到了高峰期，大约一天要送300-400件。虽然工资增多，但任务极重，像打仗一样。提前一周站点就开始行动，把所有堆积的问题件都送出去。“双11”来了以后，真的是一趟趟车往站点拉，放不下就堆院子里。 有一个画面我至今忘不掉，有个快递员，三轮车里装不下，上面绑了一大袋，座位上还摆了两大袋，弓着腰半蹲半站着骑电瓶车匆匆忙忙走了。这时候，好好吃顿饭也成了奢望，送到晚上11、12点很普遍，送完还要录系统、建包。 这就是工人跟系统的矛盾——系统只看效率，但劳动者的时间和体力却是有限的、波动的、不平均的。系统可以算出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强度的平均值，还能优化他们工作的流程与行车的路线，却忽视现实的复杂性，处处一刀切设计。系统对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无限追求，当下看来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扭转。 网络图片 系统的“漏洞”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矛盾，工人为了满足系统要求，劳动过程中主动发挥“人”的自主性，却不自觉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2016年那个时候，还几乎没什么驿站和智能柜，我们每个件都要打电话。先把快递提前按小区和楼栋整理好，到一栋楼下逐一给收件人打电话。平均4-5个电话里，就会有一个没人接或拒接。刚开始我说，那要不多打几遍吧？因为按照公司的操作规范，快递员必须要联系上收件人。但试了几天我就发现，很多人就是不想接。也遇到过很凶的，接起来就骂人、问你干嘛一直给我打电话。因此，后来我最多打2遍，也就不打了。 系统难以预料的其他情况也不少，有时候小区物业突然不让进了，有的联系上了收件人又要求马上改地址。又或者送完快递下楼，发现快递车电瓶被人家偷了。还有个人明明亲自收了快递，转头就投诉自己没有收到，要求赔款，连续好多次。最后公司只能让另一个快递员在他拿快递时偷偷在旁边录像取证，接到投诉后再出示证据。 快递员每天还要处理千奇百怪的问题。比如有人买了一副手套，包裹里只发现其中一只，他也投诉快递。快递员说这个你得找商家，客户说不懂怎么操作，最后快递员只能义务上门帮他弄。 这些劳动过程中司空见惯的复杂情况，却从来都不是电脑系统和算法会考虑的。为了应对系统简单粗暴的衡量标准，快递员不得不发挥“人脑”的自主性，“优化”自己的劳动过程。 比如，遇到不接电话，大多数快递员就会根据经验来判断。如果这个收件人是熟悉的或者好脾气的，直接就给他放门口了。如果没有把握，可能就会缓一缓，先放在车上，回去录入签收异常，下午再送一次。这种签收异常的件要是一天有7-8个就会令人非常头疼，因为很可能下午或者第二天，得专门为了这个件单独跑一趟这个小区。 快递员很烦重复送件，大多数人都会觉得，1个件就挣1块钱，还要来来回回跑，挣得太费劲。但他们既不能扔掉这个件，也不能跟收件人发脾气，最后往往还是放门口。 网络图片 快递员往往比社区还熟悉片区里的居民。分拣包裹的时候，快递员瞟一眼收件人的名字就知道是不是自己片区的，在哪个小区、哪层楼，甚至外貌性格好不好、家庭关系好不好都能了解。我的博士论文里，因此把快递员称作“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完成那次田野调查已经8年了，至今还记得一些收件人的名字。印象最深的收件人叫“王俊凯的初恋女友”，她的快递超级多，但我从来没见过她。因为她当时住在一个临街的三楼，是跟人合租的，总是不关外面的大门。所以我每次派件不用打电话，门一推、放客厅就行了，派送效率极高。在我看来，这就是双方达成的隐形默契。但是，严格按照系统流程的话，肯定是不合规的。 田野中我还发觉，系统其实也在引导快递员发挥“人的自主性”，来处理最难解决的收件人投诉问题。 在这个行当里，快递员最怕的就是投诉和罚款。最常见的投诉就是虚报“问题件”。一般都是来不及送了，快递员就自己先在系统里填一个收件人不在。收件人要是查询到这个信息，反馈给系统说自己明明在家啊，就会对快递员罚款5元。其他的情形还有：虚假签收，罚款700元；丢失件照价赔偿，最低罚300元等等。 在公司里，快递员和客服的比例大约是5：1。我做田野的这家公司，全国客服就有几十万人。站点的客服接到投诉，比如说“虚假签收”，会先联系快递员，告诉他哪个快递被投诉了，快递员自己就会给顾客打电话解释，一般是说包裹太多了忙不过来，下午就送。跟收件人沟通完，快递员自己就可以在系统上选择撤诉，这样就不会罚款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系统的“漏洞”。后来我在总部跟管理层访谈，发现他们其实一开始就了解这个情况。其中一个管理层对我说，设置客服的目的不是为了罚款、进而保障派送时效，而是要设置一个过程，解决快递员来不及派送和收件人着急收件的矛盾和张力。 当快递员在自己派送的片区内，主动搭建起和收件人良性互动的社交关系，混了脸熟甚至成了朋友，那么收件人遇到快递员送得慢或者工作失误，也自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如果快递员没跟顾客沟通好，引发了二次投诉，那就会对快递员加倍重罚，一次虚假签收罚完700元，二次投诉就再罚1000元。 在我看来，“新规”中明令禁止的“擅自代收快递”，“擅自投放到智能快递箱、快递服务站”等行为，正是由快递员在系统提升效率和派件量繁重的双重压力下，发挥劳动自主性的过程。只是带来的负面效果之一，就是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消费者来说，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网络图片 不增反降的派费 这些年，大家对快递公司特别是通达系的吐槽好像越来越多，这肯定不是偶然。其实，作为加盟制快递代表，“通达系”的优势是成本可控、运费低廉，劣势就是质量和服务较弱。 低成本也反映在快递员的保障上。除了派揽件收入，快递员仅有的“福利”，也就是老板提供的住宿。2016年在B站点，他们住在临时板房里，在 A站点，他们住在城中村的隔间。 他们的居住环境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一个房间住12个人，6张上下铺的铁床，一进去就是一股扑鼻而来的臭脚丫子味。我进去的时候排到第11张床，很靠近厕所，厕所里到处都是黄渍，也没人会打扫，反正能用就行了。房间里很阴暗，分不清朝向。地上到处是辣条、瓜子壳、饮料瓶，他们最喜欢喝冰红茶，很便宜，1升的桶装，一天可以喝几桶。 我跟快递员们聊过未来规划，他们想法都比较类似，要么赚几年钱回家干点什么，要么进顺丰、京东这种直营性快递公司。当时顺丰的派件大概是1.5-2元，整体收入更高，还有五险一金。但它们的职位也是有限的，往往需要等空额乃至先做一段时间兼职。 网络图片 2019年我曾打算重访，结果发现两个原来站点都消失了，A站点老板说2016年双11爆仓，罚款太多，索性就不送了。B站点老板联系不上了，原来的站点现在成了停车场。 这几年，不论是快递工人、外卖员，又或者网约车司机，劳动管理系统变得越发精细和严格。可惜的是，这种“精细”始终体现在对工人劳动过程的具象化管理，他们的肢体动作、语言，甚至说话的语气都会被系统探测并记录。但对于工人劳动场景中面临的复杂场景和不确定性事件，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考虑和解决。 “精细”管理的另一结果，是单人快递派件量的大幅度增加。2016年，官方统计全国每天约1亿件快递；2023年，这个数据已增长到了3.6亿。但是快递员没有增加那么多。2016年底，北京交通大学有调查显示全国当时一线快递员大概230万，2022年有个统计，大概是450万。粗略估计，单个快递员派件的数量翻倍。 （注：2016年据庄家炽统计，J市快递员日送快递平均为150件左右，据媒体近日报道，J市多位快递员一天的送货量大约为三四百件，几乎翻倍，与上文判断互相印证。另外，近年快递价格在不断下降。据国家邮政局数据，2010年至2020年，全国快递平均单价从24.6元降至10.6元，下降约57%。2021年上半年，全国快递平均单价已不足10元。） 然而，快递员的收入增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2019年我跟他们聊，甚至发现他们派件费比2016年更低了，一件只有9毛还是8毛。这还可以根据招聘启事判断，现在你去看J市的快递员招聘，通常就是8000元（注：招聘网站上多个J市通达系快递招聘薪酬显示为8000-15000元包食宿），实际上应该拿不到那么高。哪怕是8000元，跟2016年比增长也有限。 一边是系统控制更加严格和精细，另一边是派件量爆炸式增长。菜鸟驿站和电子货柜的普及和广泛使用，确实大幅提升了派送效率。但像消费者要自己搬重物这样的问题也确实存在。 网络图片 未来如何更好地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派送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变革“系统”，乃至变革行业发展模式。 仅仅举一例，对于重物、生鲜、无电梯高楼层的家庭，如果可以适当增加派件费用，相信可以最大程度激发快递员发挥“人的自主性”和“人的智慧”。我们发快递的时候都是按重量收费，怎么快递工人派件的时候就不是了呢？ 跟快递员待得越久，我越会发现自己和他们身上的共同点，以至于常常觉得平行空间，我很可能也是一名快递小哥，所以我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们过得更好。但我也知道，这需要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的努力。 更宏观的层面，行业的发展逻辑同样应该迎来变革，而不是像这些年，一直处于低价竞争的“泥潭”模式。2016年，就有一个公司老板跟我说，快递业界流传一句话：“谁不降价，谁得死；谁先降价，谁先死”。8年过去了，我觉得这句话对快递行业依然适用。如何引导中国快递行业“卷服务”、“卷品质”、“卷安全”，可能是主管部门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无论如何，在目前的背景下，如果快递公司严格执行“新规”，要求每个快递员逐一打电话、消费者又要求全部上门派送的话，确实有很大的困难。强力推行的结果，很可能是将派送压力与违规责任，简单粗暴地直接压到一线工人身上。 如果是这样，或许还不如把问题直接抛给市场，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想要什么样的价格和服务，就选择怎样的企业？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陈戌源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成为历史上获刑最重的中国足协官员。 在中国足协最近五届实际掌门人中，有三人被抓。2010年掀起的反腐风暴中，谢亚龙和南勇均被判刑10年6个月，两人当时的涉案金额分别为136.38万和119.6554万元，而陈戌源此次非法收受钱款高达8103万余元（含上海港务集团任职期间），数额巨大令人咋舌。 网络图片 陈戌源之所以能够上位足协主席，主要是在上海上港时期的表现得到认可。“选择陈戌源，主要考虑他政治素质强，熟悉足球发展情况，在业内有一定认可度，具有大型国企管理经验和较高的管理能力。” 用陈戌源自己的话说，从来没想过来足协工作，“是组织安排我到足协工作的，刚开始听到这样的安排很纠结。” 网络图片 陈戌源早年的“上进”，也是凭借认可度。1973年，17岁的陈戌源开始在上海港务局工作，担任码头工，因为爱好文学，在单位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被领导赏识看重，23岁时调入办公室做秘书，后来又进入港务局团委，从此开始仕途。 那时候，年轻的陈戌源对足球还是一腔热爱，他喜欢踢球，主打的位置是边锋，擅长突破。 上任足协主席之初，陈戌源也想要“突破”，他表示要“成立职业联盟，形成充满活力、规范有序的职业联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甚至还表态，足协要从管理者变为服务者，帮助职业联盟上路。 彼时的陈戌源，大概还有着担任俱乐部老总时的思维惯性，但根据中国历史周期律，在野者表态一旦上位权力要与民共享，但真等坐上位子，尝到权力滋味后，放权就成了空谈。 网络图片 时任广州富力副董事长的黄盛华被陈戌源请到北京，出任职业联盟筹备组召集人，但他渐渐发现，中国足协并未想要放权给俱乐部，人事任免权牢牢在手，职业联盟虽然有了正式名字“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但也只是一块空招牌。 后来，失望的黄盛华通过微信向陈戌源辞行，“我们代表投资人干了几个月，就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变味了，就觉得我们是足协下面的一个部门了”。直到今天，职业联盟也仍处在“筹备组”阶段，千呼万唤出不来。 按照黄盛华的想法，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要想真正职业，行政松绑是首要之举。“投资人能不能更好地开发市场，要看行政能不能给到更多权力。你把权限划分出来，做不好可以更换管理人员，这也是五十多家俱乐部的切身利益。他们代表最高峰的时候一年110个亿的投入，现在低谷也有30亿左右的投入，这些投入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市场必须形成一个抱团取暖的组织？” 网络图片 那么，管理者为什么不松绑不放权？也许因为手里有权力就可以寻租，就能捞取好处。 陈戌源在2019年8月22日正式当选中国足协主席，而在前一晚，就有打探到消息的地方足协负责人来敲他房门，各自送上30万元“拜码头”费用。陈戌源回忆：“到我房间里来，把双肩包往我沙发上一放，说陈主席恭喜你、祝贺你，希望能够多关照，然后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老规矩了，我们都这样。” 办理陈戌源案的湖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罗氚也说：“中国足球管办不分，足协既监管又组织，权力过于集中，这样肯定带来很大的风险。”当监管者手握不受监督的巨大权力，那结果可想而知，按照陈戌源自己的话说：“我自己也收钱，我要是去抓贪腐，不是自己抓自己吗？” 这句话说到了根子上，自己怎么会抓自己呢？让手握权力者监督自己，就是一个笑话，于是在这一波足坛反腐中，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出好戏： 2023年1月19日，刘奕、陈永亮被调查，足协开会，陈戌源表示坚决拥护； 2月15日，陈戌源被调查，足协开会，杜兆才表示坚决拥护； 4月1日，杜兆才被调查…… 今天坐在台上人五人六、明天牢房相聚“原来你也在这里”。 按照职业联盟筹备组的建议，作为社会组织，中国足协需要借鉴国外足协经验，做到真正的“管办分离”。 因为除了个人贪腐，决策机构如果没有多元化权力分立与监督体系，很容易形成一个领导拍脑袋、一声令下一刀切的局面。足协说什么，联赛俱乐部只能听着，只能执行。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很可能导致一旦做出灾难性决策时，无人能够刹车拦阻。 网络图片 比如陈戌源和足协在2021年推行的中性名改革，如今已被推翻，这个初衷虽然符合世界职业足球发展规律，但选错了时机，在疫情后的经济大形势下，最该做的是保持稳定，而不是折腾，为了改革而改革。 如果借鉴国外经验，比如在日本，这类涉及联赛和俱乐部发展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职业联盟（J LEAGUE）说了算，基本流程是，职业联盟中的执行委员会提出和讨论重大决议，再由每年召开两次的“社员总会”通过或否决。 执委会的成员，均为联赛各俱乐部（J1到J3这三级别联赛）的代表，“社员总会”的参与者，除了各队代表外，再加上包括J联赛主席在内的理事会。换句话说，J联赛怎么玩，各俱乐部自己商量着来。 而日本职业联盟作为公益社团法人，和隶属于日本体育厅的足协，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足协的经费来自体育厅，J联赛不从政府行业协会拿任何经费，而J联赛自己挣到的钱，也不会给足协抽成。 就这样，把权责分清，把规则框架搭起来，把监管机制建起来，然后就放手让联赛参与者们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很可惜，这类涉及到顶层设计与权力分配的深层改变，也许已不是陈戌源和足协所能持续推进的。陈戌源说：“看了改革发展方案，有一种畏难情绪，觉得这件事情，足协在我的任上，很多事情我是做不了的。” 最终，陈选择了放弃长远大局，追求个人政绩与利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巡视员崔海飞在评论陈戌源案时说：“杜兆才和陈戌源作为足协负责人……却都觉得改革难度大、见效慢，与其花精力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如一边为自己捞点好处，一边把出‘政绩’的希望押宝在豪赌世界杯上……” 网络图片 历史循环往复，阎世铎当年赌进了世界杯，但取消甲A升降级等举措，沉重打击了联赛的健康发展；谢亚龙为赌国奥，提出中超南北分区赛制（后胎死腹中）；韦迪也提出过“国奥打中超”，安排中超球队为国奥陪练…… 一次次的折腾，一次次的伤害，付出代价的始终是中国足球。 历史往复循环。预言了国足要输越南的范志毅还说：“你说职能部门，职能部门一届一届一届换了多少个足球协会主席了，改过不啦？换汤不换药。” 清除一个陈戌源不难，更难的也许是，如何避免“陈戌源们”再次出现。 回到2010年，中国足坛上次扫黑风暴在寒风中宣判，谢亚龙、李冬生、蔚少辉、陆俊等一批足坛人士获刑。记者赵宇回忆：“那次宣判我也在现场，铁岭零下20多度，大家都在外边站着，很冷，我当时就想，中国足球能变好吗？中国足球在这轮肃清之后，就能走上正轨了吗？” 如今，14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在等待回答…… 能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浪体育
福州上了热搜，一学校在厕所安装反霸凌报警器，只要被打的学生大喊“救命”、“打人了”，报警器便会触发，把信息传到班主任的手机上。 网友纷纷喝彩，“说做得好，终于出手了”。也有少部分网友存疑，“真的会有效果吗？” 我毫不怀疑，这种对策几乎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厕所里的“报警器”，一直存在，那就是“学生”自己。 网络图片 一直以来大家似乎弄错了一个概念，那些被霸凌的学生是哑巴吗？他们就算被堵在学校的厕所里殴打羞辱时无法“大声呼救”，那之后为何又不去求助老师和校长的帮助？甚至不敢告诉家长？ 这根本不是一个报警器能解决的，真正的问题，出在校长、老师、甚至我们整个社会身上。 为什么被霸凌者事后不敢寻求帮助？ 因为他寻求不到帮助。校长和老师能做的、会做的除了遮遮掩掩不让事情曝光出去之外，最多就是几句毫无力度的谴责。而谴责，只会让霸凌者们下一次动手更狠。 甚至一些有背景的霸凌者，校长连谴责都不会谴责他，反而要阴阳两句被霸凌的学生，“你怎么那么懦弱，这点事还要告老师？” 至于告诉家长，其实普通家长做不了太多。死人了拉个横幅都要被学校找人“教育”，霸凌这种事，皮球踢两个来回就让你回家等消息了。弄到最后，倒霉的可能还是被霸凌的学生。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和我们在食品问题上存在显著的对比，他们为什么做得好？根源在于一旦被举报出问题，倒血霉的不止是商家，还有负责监督商家的人。 我们现在面临的霸凌问题同样如此。但凡不是小打小闹，而真正上升到霸凌的级别。那么在校内，就要追究校长的责任。 只有这样做，那些校长、主任之流才会把霸凌问题放在心上。 同时，我们还需要鼓励被霸凌的学生还手。就像我之前的文章里所说，十几个人打你一个，你还要想着公平决斗，想着万一把对方戳死了呢。 这种鼓励，当需是“反抗无罪”。十个人打你一个，我打不过，但是手上有一把折叠刀，我用不用？ 当然用啊，正当防卫嘛。 但很多时候显然不是这样，你用了，戳死了人，他们说你是防卫过当。这理由也有趣，叫别人没用武器，打不死你。但你用了折叠刀，存在故意伤害的嫌疑……神经。 相比在厕所里装警报器，我觉得这些才是真正想要遏制霸凌问题的人更该关注和思考的。 一，在学校霸凌，严格追究校长、主任等领导的责任，谁让你们不尽责呢？ 二，在校外霸凌，法律当更宽容的保护被霸凌者，反抗无罪，捅死捅伤后果自负。 几年前上饶那个冲进学校的家长，早就跟霸凌者的父母商讨过，但对方不在意，也不教育自己家的孩子。事实上，有背景、家里有权有钱的人更不在意，除非你有能力让他们感受到痛。 上饶那个当然不算，因为被霸凌者的家属自己也搭进去了。因此我们更需要鼓励被霸凌者反抗，且这种反抗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至于什么厕所里的警报器……呵呵，隔靴搔痒，只能说聊胜于无。不过用这种劳而无功的方式继续掩耳盗铃般的“尝试”，那我们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今天，福建晋江市通报了初中女生被同学长期霸凌后跳楼身亡的事情，这是第多少起了？ 网络图片 同样是今天，还有小学生被同班同学暴力磕断门牙，家长想调班学校还称不合适的新闻。里面提到了霸凌者长期对他家孩子用笔扎、脱裤子、触碰生殖器官等行为。 网络图片 学校根本就不当回事，拒绝调班，等同于让孩子一直被霸凌下去。 一般来说，能被霸凌的小孩，都不会是官宦子弟。相反，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来自无权无势的家庭，有些家长甚至长期在外务工，没办法给予孩子太多帮助。如果这种霸凌雨露均沾，像那PM2.5污染一样，你看还会不会被重视。 霸凌行为必须严惩，无论是对霸凌者，还是负有责任的校长领导。无论霸凌者有何背景，都不能继续姑息养奸下去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走读新生
曹丽萍很少会哭。 至少在成为好友的这十年，李舒几乎没见过。印象里，曹丽萍是她们之中充当“情绪垃圾桶”的角色，会默默缓和偶有摩擦的关系。 同学朋友都或多或少听说，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规培生活让她极度疲惫。她曾连续加班42.5个小时，轮转压力散落在事无巨细的琐碎中，回报却只有每天70多元的工资，请假更是艰难。 好几次，她在跟同学的聊天中提到，带教老师收治病人的病历也要自己代劳。她想忍忍就过去，但又担心，“再忍我要被搞死。”同学劝她强硬拒绝，“下次压力大的时候就哭，消化科有个轮科的同学，不是就哭了吗？” “小小规培生我能怎么办。不想要混了。不想要规培证了。”她答。 从一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曹丽萍结束不了无底洞式的加班轮转，也无法从掌握“生杀大权”的带教老师手下脱困，更难以对抗规培制度中的结构性困境。2月一个加班的夜晚，在医生值班室的卫生间里，25岁的曹丽萍把手术刀挥向了自己。 妹妹曹柠后来才知道，姐姐的毕业论文已经提交通过。这意味着，如果一切顺利，在曹丽萍生日的5月，她就会完成规培结业考试，有机会成为一名正式医生。 但最终，她只留下一段遗言。千余字的内容里，出现了10次“加班”、9次“请了假”、6次“事情做不完”、4次“猝死”和3次“不能休息”。 “明明一切都那么那么美好，可是我不想看见了。没日没夜的加班，既然早晚要猝死，那就让我自己选择方式吧。”这是年轻的曹丽萍，最后留给世界的话。 1 一场决绝的死亡 蓝黑色血氧仪显示的心率数值一路上跳。 从139、142、144、149到150，曹丽萍第六次测量时，飙到152。这是2月最后一个周五的早上八点半左右。 她的休假申请在前一天就获批，但23日中午她仍未能停下手头的工作。“还有出院要整，”她带着些调侃的语气发消息给同学，“现在属于带假加班”。 据澎湃新闻报道，监控显示当晚8点40分左右，曹丽萍穿着白大褂，提着一份外卖，走进了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值班休息室。当天晚上值班的一名规培生，后来跟曹丽萍的同学王晓莉转述，大约晚上10点，曹丽萍进入休息室厕所。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无人知晓这道门后发生了什么。 晚上11点左右，一名值班规培生去上厕所，发现门推不开，以为有医生或护士在上厕所，就回去睡了。次日零点30分左右，另一位值班的规培生宋晨去了一趟，门还是推不开，这让宋晨感到奇怪，一个人怎么可能上近两个小时的厕所？ 宋晨蹲下去，往门缝底下一看，一摊红色血迹流了出来。一定出事了。宋晨立刻叫来二线住院总医师，后者撞开了门，看到一地的血，曹丽萍躺在卫生间里，皮肤发白。 网络图片 警方在24日凌晨1点10分赶到现场。曹丽萍的家人，则是在2点37分接到自称曹丽萍老师的电话，对方说，丽萍已经自杀，无生命体征，要求他们赶紧到医院。 曹丽萍家在湘西泸溪县的农村，外面冰天雪地，路况不好，家人预计需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长沙。这通电话里，曹丽萍家人要求医院全力抢救，保留现场，并及时同步情况，“我们要第一时间见人。”但老师拒绝提供任何信息。 妹妹曹柠和父母抵达殡仪馆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左右。在家属两次强烈要求下，他们见到了曹丽萍的遗体。这一天本该是阖家团圆的元宵节。 和姐姐的上一次见面，是去年12月。曹柠从深圳回湖南，顺便到长沙看姐姐。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曹丽萍没能回家过年。除夕前，排班表迟迟未定，曹丽萍担心过年值班，一直没买票。等到排班定下来，票已售罄。出事前几天，曹丽萍还找妹妹聊天，给她发了很多表情包，“看起来没有任何异样。” 和警方的后续沟通中，家属被告知了死亡现场的一些细节：卫生间门是反锁的，是密闭空间，初步排除他杀，身体左颈部有切口，身旁有手术刀。 就在事发23日晚11点59分，曹丽萍的QQ空间内，一段设置为“私密状态”的遗言发出，言语间满是疲惫、控诉和绝望： “我真的好累，想回去休息了。我以为熬过这几天就好了，可是这就是个死循环。一句这个月科室缺人，所以我就活该要一个人做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事情吗？ 即使是在猝死的边缘，只要不死，就得像牛马一样干活。机器也需要定期检修的啊。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明明昨天就已经请了假，明明心脏已经快要跳出来了，明明咳嗽咳得胸痛，明明胸闷得内衣都不敢穿，可是还是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不能回去休息…… 世上本就没有公平，怪我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马，熬不下去了…….再也不见了，这个世界…….” 李舒是从共同的高中同学那里，听说她自杀的消息，她立刻给曹丽萍打电话，没有人接听。 一开始李舒拒绝相信这件事，她根本没想过自杀会发生在曹丽萍身上，更难以接受的是她自杀的方式，“还是颈动脉。” 同为医学生，她非常清楚，选择割伤颈动脉意味着什么——动脉血速度快、压力大，能迅速冲到天花板，立刻造成失血性休克。 “这个位置就算原地抢救，根本救都救不过来，都堵不住的那种，”李舒因此判断，“她应该不想后悔，可能割腕还有后悔的余地。” 2 加班，加班 家属签署排除他杀的死亡通知后，被获准拿回曹丽萍的遗物。 曹柠在姐姐留下的手机里，看到了她未曾跟家人讲述过的生活：自2月1日轮转到神经内科，曹丽萍每天都在上班，没有间断过。 除夕前，一位住院病人见过曹丽萍一面。在这名病人的回忆中，曹丽萍脸色蜡黄，黑眼圈很重，一直在写病历。病人有问题求助，她就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回答问题。“很憔悴很疲惫，像是很久没有休息过了。” 春节假期还没过完，她又开始轮轴转。大年初六连续上班30多小时没合眼，“直接上感冒了”。初七、初八加班继续，初八熬夜写病历到零点左右，事情还是没做完。初九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多赶到科室继续工作，这一天，她中饭没吃，一刻没停。加班期间，她一直胸闷、心脏不舒服。 2月19日这天，曹丽萍感觉真的熬不下去了。 早上交班时，神经内科的主任提醒她没有搞办公室卫生。上午工作时曹丽萍的血压已经达到了158/98mmHg，心跳在132次/分，她被准许获得两小时的宝贵休息。 网络图片 她下午给另一位规培生发消息描述，“我平常血压可是110/60左右的人”“主任在旁边说心率快是件好事，证明还有应激”“我真的好倒霉。为什么缺人要如此对待我们啊？” 她也两次发消息给神经内科一位姓朱的总住院医师，请求他下个月不要再给自己排主班，以及当晚非必要不收病人。对方应了下来。 晚上9点零4分，曹丽萍的朋友圈照片显示，心跳每分钟123次，她写，“救救孩子吧，真的快不行了。” 曹丽萍还和朱老师因排班不合理沟通过两次，她提出：有的规培生接了新病人，第二天可以轮空一天，而过年一直上班、独立收了5个新病人的自己，反而持续工作；排班没有按照正确的顺序；自己在周六独立收病人、还没有助班。 “怎么排班都会不公平。”朱老师回复她，并提出调来一个师弟帮忙。 21日下午，她连续提出心脏不舒服，胸闷，急切想请假，只得到朱老师“打太极”式的答复： “和上级说，和主任请假。” “还要看请几天。” “超过3天好像需要教学办审批吧。” “主要不确定你请时间长了要不要补轮科时间。” 曹丽萍质疑，科室把学生当成机器，并提出自己没有助班并不合理。 “没有助班也不是我能安排的，没有那么多学生呀。”朱老师说，自己人微言轻，同时表示，“加快轮转、狂收病人肯定都是上面主任的意思，包括余主任要求的48小时归档。” 下午1点23分，曹丽萍又更新了一条朋友圈，她的脉搏达到了每分钟120次。“应该全病房也找不到一个比我更快的了。”好友李舒在评论中问她，啥情况？她只回了一句，“神内科值班太窒息了。” 几小时后，曹丽萍向带教的谢老师和神经内科余主任提出请假。据澎湃新闻报道，曹丽萍申请的请假时间为2月22日到29日。 后来，一同规培的王晓莉从医院内部打听到，曹丽萍争取的假已经批下来了，但批假过程中，上级告诉曹丽萍，手头的事情必须要做完。于是，请假的曹丽萍又开始加班——开医嘱、准备病人的住院病历及出院记录。 旷日持久的加班仍在继续。22号这天晚上，曹丽萍工作到晚上九点，睡在了科室。 3 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坐落在湘江东岸的湖南省人民医院天心阁院区，拥有百年历史，距离长沙市最著名的景区橘子洲仅3公里左右。在医疗领域，它是湖南一家集医教研于一体的三甲综合性医院。 2021年，22岁的曹丽萍开始在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就读内科学专硕，同时期，她也进入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 规培全称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13年，国家卫计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所有新进医疗岗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临床医生，必须接受3年的规范化培训，培训结束参加统一考试，得到规培证后，方可成为一名正式医生。 规培生加班熬夜，甚至通宵，是这里的常态。和曹丽萍同期规培的王晓莉说，病人从入院到出院的一系列流程都要靠规培生完成，忙的话科室一天要收治十多个病人。 极限状态下，一个月有七八个晚班出现王晓莉的排班表里，她轮转到外科时，连续工作过48个小时。“一刻都不得睡，人一直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有时通宵夜班结束后也不能及时休息，上级等着你，病人等着你，病情变化了也等着你，“它不是说可以放一放的事情。” 网络图片 另一位好友杨阳发现，曹丽萍从去年开始变得格外忙碌。每次聊天，曹丽萍都会把“忙”字挂在嘴边，不是单纯的忙碌，而是非常忙，两人的聊天记录里充斥着——“最近真的忙”“我忙不完”“等我忙过论文这个大头”。 去年11月，曹丽萍跑到杨阳家“大吐苦水”。她提到自己要承担很多不必要的工作，除了自己收治病人，还需要为带教老师的病人写病历、办出院等。带教老师是规培生们轮转到各个科室的直属上级。 一个月前，当曹丽萍在某科室轮转时，在带教老师的要求下，她曾负责过全科室一半病人的病历。有一天晚班，她从下午5点写到晚上11点才完成。2023年国庆假期，在7号交接班时，曹丽萍被带教老师要求代补5号的病历，她夜班一刻没闲，才把病历补完。到了10月中旬，一次上晚班前，带教老师又给她多留了一个病人。 “把我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我又不是个奴隶，凭什么呀？”她当时向同学抱怨。 但为了规培证，曹丽萍不得不忍耐。王晓莉理解她的处境，对医学生来说，规培证相当于大学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得不到这张证，就无法找工作，而通往规培证的道路上，带教老师则拥有支配性权力。 “科室轮转时，通不通过、合不合格都是带教老师一句话的事情，他们的权力就太大了，能决定你出不出得了科，如果他报个不合格，你在这轮转三个月就白轮转了，后面就要补。一旦补规培的时间跟毕业时间冲突，规培生就无法正常毕业。”王晓莉解释。 李舒觉得自己运气好，规培时没有被上级为难过。她从曹丽萍的遗言中读到了身为一名规培生的小心翼翼，“怕老师，担心被老师拿捏。”遗言中写，“所以规培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被别人任意拿捏，只要不死，想拿规培证，就得服从。” 不止一位规培生都表达过，曹丽萍自杀时所在的神经内科一直是“加班重灾区”，她的带教老师是副主任医师谢老师，从2010年起就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工作。 在采访时，规培生谈论起关于她名声的评价。王晓莉在规培第一年，听到谢老师手下的规培生说，“如果你们去了这个科室，一定要提前想办法避开她。” 同学S在谢老师手下干活。S告诉王晓莉，她投诉过谢老师几次，也申请过换带教老师，但都没得到反馈。截至发稿前，凤凰周刊记者通过多种渠道与谢老师联系，对方均未回复。 对王晓莉和曹丽萍这届规培生来说，2月是一个敏感的时间节点。还有3个月就要毕业了，他们需要准备5月的规培结业考试，论文答辩也即将开始，同时科室轮转任务依然很重，任何一个环节没做好，就不能正常就业。 “如果带教老师要求再很多的话，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比平时压力要更大。”王晓莉说。 4 系统之困 对于规培生来说，高压只是最显性的困难，更折磨人的是，无休止的忙碌并不能带来等量的价值感。 社会学论文《过渡期的职业社会化：规培生职业互动中的边缘与冲突》，相对准确地描述了规培生在职业社会化过渡期的身份——处于边缘状态。他们既没有主治及以上级别医师的临床自主性，也享受不了正式员工的待遇。 边缘的、模糊的身份是规培生职业互动的基础，也是矛盾和冲突的源头。 曹丽萍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以为规培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是把知识和临床结合，原来是给科室当免费的牛马，送病人去转科……” 王晓莉多有同感。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期间，她大多在做机械的复制粘贴工作，能学到什么东西全靠老师的良心——如果带教老师很忙，轮转的三个月她就变成免费敲病历、开医嘱的工具，偶尔遇到专业素质强、有教学意识的专家做带教老师，她会幸运地学到一些东西，但那是极少数的情况，“80%的时间都是在做意义不大的杂活。” 杂活，是指写病历和处理各种医疗文件。 网络图片 北京三甲医院临床外科的规培生李琳，在社交媒体分享过一位患者的医疗文书模板，囊括24个文件夹——入院记录、病史确认单、病程记录、手术资料、谈话记录、讨论记录、会诊记录、会诊意见、教学查房、出院记录、死亡记录、出院健康处方、出院诊断证明书、其他文书、新冠病毒肺炎相关文书、测评表、临床实验等。数量多得惊人。 除了填写病历，一些规培生还负责把各类同意书、告知书打印出来，核对病史，找患者和家属挨个签字。一位湖南湘潭三甲医院的规培生说，一位病人入院，要签的文件通常不会少于10个。 上海某著名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陈晓西，也是从规培熬过来的，她猜想，曹丽萍自杀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从病历中学不到知识。“如果让我写简单的完全不用经过大脑的病历，一天20份，我会崩溃的，但如果一天让我写20份高难度的肿瘤病历，而且有机会参加这个手术，哪怕真的是干死，可能很多医生都愿意。” 事实上，陈晓西所在的医院，规培生很少有机会上手术台。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主治医师孙雪飞，看到更现实的情况是，病患多数不接受规培生进行医疗操作。 孙雪飞也在担任带教老师，他认为，目前没有标准的方案来保障带教老师的教学目标和质量。这个过程中，师生磨合很重要，但规培生在每个科室的轮转时间短，磨合很难完成。 除此之外，科室人手不足，是造成规培生压力的根源之一。陈晓西曾和同事一起被分到12台手术，科室只招了1个规培生负责手术前的一系列流程，包括写大病历、跟家属的术前讨论、完成知情同意书的签字、最基本的抢救流程签字等。 手术即将开始前，这名规培生只完成了两份病历，她求助陈晓西，老师我来不及怎么办?陈晓西只能把门诊停掉，跟规培生一起完成文书工作。看到曹丽萍自杀的事件后，陈晓西回忆当时存在的风险，“我不了解他的心理状态，如果我当时逼他一下，他是不是可能也自杀？” 规培生李琳，也曾因为科室人手不够连着加班8天，偶尔，她会在晚上下班路上哭一会，回家后倒头就睡。 去年一年，她因过劳重了20斤。李琳觉得，规培生是医院“食物链”中地位最底端的，所有找不到人做的、没人做的，都可以让研究生规培生去做。 李琳的夜班费只有50到100元，在北京连点三顿外卖都不够。她觉得自己就像是廉价消耗品，“就算自杀也没有人知道，也什么都不会改变。很快又会有新的学生补上来。” 待遇低是规培生面临的普遍困境。曹丽萍在遗书中提到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的收入是“一天七十几的工资”。另一位湖南省儿童医院的规培生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的月工资在1200到1500左右。 根据王晓莉提供的信息，2023年1月，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规培生们有过争取提高待遇的“反抗”，某位医院领导在群里表态，“你的身份是住院医师，但不是人民医院的职工，是住培学员，是学生的身份。” 而就在此不到一个月前的2022年底，疫情刚放开时，医院要求所有规培生去一线工作，来应对大量拥入医院的病人，当时带教老师的说法则是，“住院医师本质是医生，不是学生，和我们职工是一样的。” 这种对身份界定的撕裂感，让李舒很难接受。“在谈工作的时候，他把你当医生，发薪水的时候，你就是学生。” 一些更尖锐的评论认为，规培生的劳动权益保障几乎处于真空地带。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学硕士聂平撰文《25岁规培生自杀，规培是劳动法外之地吗？》，称在校生和医院不构成劳动关系，规培人员的“培训”时间自然不受劳动法体系下标准工时40小时/周的限制。 最糟糕的情况是，医学生在规培期间一旦出现伤亡，根据现有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无法明确支持其工伤认定和赔偿抚恤的请求。 5 下一个曹丽萍 照片里的曹丽萍，脸圆圆的，戴着一副同样圆圆的眼镜，宽大的学士服罩在身上，她淡淡地笑着，露出一排洁白牙齿。这很符合王晓莉对她的印象，“斯斯文文、温温柔柔的，很好相处。” 曹家父母养育了四个女儿，曹丽萍排行老三，曹柠最小，她的三个姐姐都是硕士毕业。 加上在衡阳市南华大学的本科学习，今年是曹丽萍学医的第八年。规培的工资一个月不到三千块时，家人经常告诉她，不要苦了自己，没钱可以要。 但曹柠说，姐姐几乎不管家里要钱。寒暑假打工挣钱存钱的习惯，她从本科时期就开始了，所有的生活费她都靠自己出。她还主动带母亲去长沙做全身体检，并且经常跟妹妹说，以后毕业工资高了，就第一个给妈妈治牙齿。 因此，当3月6日，警方告诉曹柠，从姐姐朋友的调查口供中，初步判定她是一个性格内向、抗压能力比较弱的人，曹柠难以接受。 她一直都觉得，姐姐的性格非常外向，面对陌生人时，说话不会害羞。去年夏天，曹丽萍去割了双眼皮，还经常去健身。 即便是去年10月底，连续加班42.5小时后，曹丽萍的朋友圈还是很明朗，配图是一家咖啡馆的照片，门前的树木郁郁葱葱，她写，“阳光真好，回去睡觉。” 网络图片 高中好友杨阳也不认可“抗压能力弱”的说法，“一般的困难绝对不会打倒她的，她真的不是脆弱的人。” 高中备考时，杨阳记得，曹丽萍认真投入，成绩前进很快。前几年她们同时开始减肥，曹丽萍的效果比杨阳明显很多。她觉得好友的自制力和意志力，“比一般人强很多。” 在杨阳看来，曹丽萍努力把工作做完，其实是为了有时间去学习，去写论文，去干点喜欢的事。她提到曹丽萍责任感很强，不会放任工作在那里不去做，“我们上班会躲懒，她不太会。” 但抱怨是从去年开始变多的。去年11月份，曹丽萍向杨阳抱怨，又要上班，还要上课，还要搞论文。后来她发来消息，“本来想跟你吐槽一下。算了。继续上班。下次找你玩跟你吐槽。”11月28日下午，曹丽萍给杨阳打了个电话，杨阳在上班没有接到。 现在回想起来，杨阳才意识到“不对劲”——“她是很坚强的一个人，我并不觉得她喜欢抱怨。当一个不怎么抱怨的人开始抱怨了，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出口了。” 据《北青深一度》报道，自杀前，曹丽萍在电脑上提交了最后一份出院病历，才走进休息室的卫生间。 事发后，湖南省人民医院的部分规培生都接到了电话警告，禁止谈论这场死亡事件，一些在网上发布信息的规培生被单独约谈。 王晓莉提到，在湖南省人民医院，曹丽萍的死亡不是个例，之前也有过规培生猝死事件。“这种事情不是她一个，而是我们每天都在面临的。” […]
一 最近，吃面好像比较有风险。 榆林一位可怜的司机，只是想吃碗炒面，不想就遭到了面馆里一位“制服男”的羞辱和殴打，一边打还一边嚷：“你没看我穿的制服吗”？ 我早已经厌恶了写这些破事，但是奈何这些破事总是发生。 别的都不多说了，只想讲一点：对这件事，很多人虽然感觉愤怒和离谱，却可能因为听不懂方言，没有完全看懂完整的过程。 恰好我有个朋友，能听懂视频里的方言，就帮我翻译了一下，结果信息量大增。 整件事最戏剧性、也最讽刺的，还不是什么制服男恃强凌弱，狗仗皮势，而是一个很有趣的细节： 制服大爷其实并不是突然发火、突然嚣张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小心翼翼、再三再四确认对方司机身份的过程。 网络图片 二 视频一开始，司机走进饭店，制服男假装是老板，故意给司机挖坑。 朋友翻译了下，二人的对话大概如下： 司机进门说：哎，人呢？ 制服男：吃啥？ 司机：哦，你是老板？ 制服男：是了，我是老板，怎了？ 司机：我吃炒面。 制服男：吃炒面坐啊，我给你叫来我们大师傅。就光吃炒面吗？ 司机：嗯。 你看，虽然制服男已经憋着坏了，但此时两个人沟通的口吻、内容都还算正常，起码没有争执。 然后有意思的一幕来了，制服男观察后问了一句：你是跑半挂的？ 司机：嗯，车在那停着呢。 这就是关键的一问一答。 问的是你的身份，你的阶层，你的自卫能力和反伤能力；而答的这一句“车停着呢”，则暴露了自己的弱小，自己的无助，自己几乎任人宰割的处境和地位。 所以就在这句之后，制服男来劲了：你一个跑半挂的，“没看我穿的制服吗”？你特么的不正是我的菜吗？ 尤其传神的是，视频第24秒、35秒左右，制服男还两次专门回头看了下司机的车，确认他到底是不是司机、是什么车的司机。 因为司机和司机不一样，领导的司机和跑半挂的司机不一样，开公家车的司机和开私家车的司机不一样，开好车的司机和开三蹦子的也不一样。 制服男这一回头，就是要再次确认下眼前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司机，自己够不够资格践踏，或者说能不能吃得下去。 而这一眼让他满意了，果真是跑半挂的。 就像《水浒》里有句话：你就是我手里的行货！ 欺负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么好欺负。 三 于是制服男就做出了侮辱性的动作，把自己的面故意倒进司机面前的垃圾桶，一边倒一边说吃去。 此时此刻，他很嚣张，也很痛快。 但即便到这时他也还没有完全无法无天，只是口头侮辱，没有动手。因为他还要再进行一次确认： 制服男：你哪的？子洲的？又确认：子洲县城的？ 司机：嗯。 一句“嗯”，让制服男完全心里有数了，跑半挂的司机，还是子洲县城的，能牛到哪里去？ 瞬间，制服男面露凶相，青筋暴起，又是掐司机脖子，又是泼人茶水，辱骂声也不绝于耳。 以上才是事件的完整真相，就是制服男精心挑选和确认了自己的欺辱对象。 这也是整件事最讽刺的地方。这个人很凶、很拽、很横，但事实上，他的恶是有选择性的，是精准筛选和确认了对象的。 假如对方不是拉货的司机，又或者不是子洲的司机，大概率制服男也就在面馆里默默吃炒面了。 这不禁让人想起金庸小说里，恶棍门派无量剑欺负人之前，反复问： “请教段兄大号如何称呼？” “是那一位高人的门下？” “马五哥，这位段兄是你的好朋友么？” “你是何人门下？受谁的指使？” 这就是再三再四地确认自己吃不吃得下对方，有没有资格作践别人。 四 不妨再多想一层：制服男耍威风前，为什么要那幺小心翼翼，再三再四？他在顾虑什么？ 因为他自己明白，对面的司机固然是底层，但他自己也根本不是什么中高层。狗仗衣势，他明白自己其实也不过就是条狗，撑死多了个劣质项圈而已。 他能凌辱、践踏司机，反过来，江湖上能凌辱、伤害他的存在也有太多。稍微一个不长眼，他就可能踢到铁板。甚至，司机里强悍一点的存在，都能和他一换一兑子。 所以他完整的心路流程是这样的： 在最开头，当那个憨愣的司机踏入小店，完全没个逼数地向他搭话的时候，他是惊喜的，也是谨慎的。 惊喜，是因为忽然发现了一个呆萌、孱弱的作践对象。 谨慎，则是因为他还不能完全确保吃得定人家。毕竟，他的制服几乎是所有制服里威慑力的倒数。 所以他一边稳住对方，一边反复确认，司机还是非司机，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是不是跑半挂的，有无证据，车在哪里，会不会也是像自己一样在扮猪吃兔子。 直到一切都确定，他相信自己拥有百分百的侮辱权、伤害权、践踏权、装逼权之后，他才化身为龙，全力出击。 这就是“欺凌”两个字的真相： 每一次看似随机的作恶，其实往往都是反复的确认。每一次貌似随性的欺凌，往往都是精确的对弱者的狙击。 对一些败类来说，穿了制服而不欺凌人，就是一种对人生的辜负。 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其实什么都没错，只是错在自己弱小，处在了食物链底层。 后来制服男的单位陕西交控榆吴分公司也通报了，“制服男”确实是当地一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对司机做出了“不当言行”，骂人打人也被说成了“口角争执”和“肢体推搡”。 网络图片 你看人家单位挺客气了，都没有说互殴。 很给面子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中国“两会”落幕，期间，习近平在2023年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被列为下年度十大工作任务之首，总理李强则针对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粮食产量、人均收入等等提出多项愿景，一切看似欣欣向荣；但外媒报导，除了“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引人遐想，几乎也都直指了中国就业严峻、人口萎缩等核心问题，对中国经济能否找到出路，不无疑问。此外，经济指标的分析是一回事，另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偷渡，恐怕也正某种程度反映了中国内部光景。 犹记得去年9月，美方边境巡逻队在美墨边境逮捕偷渡客时，发现其中来自中国者，竟多达4000人，是前一年同期的10倍以上，也是历来偷渡者国籍比例上升最多的一群，如此暴增的数字很难不引人注意。回溯统计，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CBP）资料显示，光是2023年一年，中国偷渡客就超过3万人，是过去10年年均（1500人）的20倍，这个数字（无论总量和倍数成长）对任何国家来说，绝对都不寻常。（中国籍偷渡客已成为偷渡美国第四大族群） 不过，就当美国舆论为中国偷渡客激增议论纷纷，同一时间，中国官媒虽也有所报导，却仅仅聚焦“美墨边境非法入境日渐失控”，尤其著眼它让美国联邦主义和移民安全等国家问题出现严重矛盾，更让美国南部边境州陷入空前困境。从头到尾一副事不关己，完全避而不谈中国人对这一波波非法移民的“贡献”。 此外，中国偷渡（美国）不只人数陡升，“模式”也相当惊人，在多个美媒追踪下，发现不少中国偷渡客先是透过抖音等社群媒体，获悉“偷渡美国教战手册”，又尽管内容（包括指引路线）近乎荒诞，他们却一个个证明了现实上并非不可能。例如大量中国偷渡客，被教导可先飞往特定免签证国家（如厄瓜多），然后雇用当地响导，由他带领大家徒步、涉水穿越丛林，进入美墨边境，情节根本是在拍电影，他们则必须支付约莫60万台币，才有机会通过层层关卡，只是不保证不会被美方巡逻队逮获。 于是，这又出现一个诡异的画面。一方，习近平为即将跨入2024年发表新年谈话，信誓旦旦“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实现经济行稳致远。”同一时间，则有成千上万中国偷渡客正以“拓荒者”姿态，不为中国梦，而是甘于狼狈地前往追寻美国梦。被逮后，他们的出发地遍布中国，家庭条件背景不一，但唯一共同点就是“我在中国要活不下去了。” 然后，去年9月中国偷渡客新闻高峰过去，到了今年1月、2月，情况却也没有半点改变，中国人继续前仆后继，要不成功达阵，要不登上电视新闻。约莫一年前，经常扮演共产党传声筒的中国媒体人胡锡进还曾高调辩称那些偷渡客“不代表现代中国人”，今天，看著一批又一批头戴鸭舌帽，背上背著帐篷，手里拄著拐杖，一身徒步打扮的中国偷渡客陆续出现在新闻报导中（包括标榜非西方角度的半岛电台也跟进），胡锡进显然无法再多说什么。连国际移民组织驻巴拿马代表团团长洛普雷特都公开表示：“这是几年前没有的新元素（指大量中国偷渡客）。”（许多中国偷渡客在巴拿马准备偷渡时就被拦下）。 而中国偷渡客之所以受到注意，却又不光是出于人数的增加，让他们更显“独特”的是，不像其他国籍，例如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和海地等，若非和美国之间有“地缘”关系，就是国家长期动荡、贫困，人民讨生活不易，此时此刻的中国在习近平口中，不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那些中国人何以会有如此紧迫感想要离开自己祖国，甚至还用了较之其他国家人民更高难度、更危险、付出代价更高的方式远走他乡？ 胡锡进曾经这么分析，他说：“移民总体上都是从经济发达水准低的地区向高的地区流动，欠发达国家的生计愈困难，一些人向发达国家偷渡的动机就会愈强烈。”如果他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他认不认为大家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正是他这句话的实践。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话说2015年1月2日那天，时任中共外交部（排名第一的）部长助理兼该部的礼宾司司长张昆生被该部新闻发言人和官方权威媒体同时证实“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人民日报客户端就特别发表评论，突出强调“张昆生不但是今年开年以来被查处的最高级别官员，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个落马的高级外交官员。” 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各大网络媒体竞相开始“深扒”张昆生的过往和家庭。最有看点的当然是他的妻子肖杰比他有名，不但是曾经的世界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而且当时已经是”中国第一位国家女子羽毛球队出身的羽毛球运动副教授”。 就在2015年1月2日的当天，网易网体育栏目刊登《肖杰曾教李肇星打球 与央视合办羽球教学视频》一文，文章的导语是：“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中曾经谈到，自己一直喜欢打羽毛球， “我水平很差，但我的教练水平很高。”李肇星的教练正是肖杰，他说在美工作期间，肖杰曾教他打过羽毛球。” 文章正文的第一段是：“外交部落马官员妻子曾是羽球选手，屡获世界冠军！这位羽球选手是谁？没错，她就是肖杰……。” 《环球人物》是人民日报社的下发刊物，该杂志曾刊登的《“星爷”的幸福生活》引用了李肇星的自我吹嘘内容：“我们联袂打混双，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俱乐部屡战屡胜，出尽风头。” 李肇星回忆的是在他担任中共驻美大使期间的往事，当时的肖杰是随着担任驻美大使馆一秘的张昆生到的美国，随后凭已经在首都体育学院完成的体育教育学本科学历，进入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 李肇星出任中共驻美大使的具体时间是1998年3月，此前的职务是外交部分管美大司的副部长，而当时的张昆生则是美大司的一秘。 随李肇星上任驻美使馆一秘差不多3年时间，张昆生又跟着把驻美国大使职务交给了杨洁篪的李肇星一起回国。回国后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部党委书记职务的李肇星立刻给张昆生提了一级，任美大司的副司局级参赞。 2003年3月17日，李肇星被宣布接任外交部部长职务，张昆生立刻被安排改任外交部办公厅参赞，实际是就是继续充当李肇星的“一秘”。 2007年4月，已经67岁的李肇星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而李肇星离开外交部之前主导的部内重要人事安排之一就是把张昆生再晋升一级，担任礼宾司司长。为张昆生成为部长接班人培养对象打好了基础。 至于这个张昆生当时为何如此被李肇星器重，则要从张昆生的“传奇经历”说起。 1958年8月出生的张昆生是校址一直都在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现名四川外国语大学）的1985届毕业生。说起来是1981年才以23岁的“高龄”成为大学本科一年级新生。何以至此？ 却原来，此人早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初，即以云南省富民县沙朗村“插队知青”的身份参加高考，并被录取进农学院，“但因病未能如愿进入高校殿堂。只好在沙朗村继续放牛”。 日后成为“共和国没有王笏的侍臣”之后，他对云南家乡昆明某报采访他的记者深情回忆说：“放牛是寂寞枯燥的，但这种环境又正是我刻意追求的，我母亲曾送我一台简易的茶花牌收音机与放牛的生活全程相伴。我就以牛背为课桌，天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 1979年，张昆生的家乡云南省昆明市在本省知青中进行招工考试，张昆生的的成绩名列全市第一，获取了进入昆明市公安局一处（政保处）的通行证…..。 张昆生还回忆说：“在乡下自学的英语派上了用场———到省旅游局接待处接待外宾。但一接触实际我才发现自学的那点英语太差了，特别是口语方面。除了再上学深造，没有别的选择。1981年，我报考了外语，上线的考生中，我列居第63名。按成绩可录到北京二外，我选择了川外，理由是为家里节省一些费用。” 张昆生在这里提及的昆明市公安局一处与省旅游局接待处是什么关系?下篇文章中会有分析和介绍。这里继续张昆生本人的回忆内容： “川外的生活富有挑战性，许多附中（应该指“川外”自己的附属中学）学生外语基础好，开初我在班上名列末位，后来拼命赶超别人，一二年级均是三好生，到了四年级一跃而为全年级的尖子。这时外交部到川外招一名工作人员，我的学习成绩面临最严厉的检验，结果口试、笔试、面试均顺利通过，于是我的生命历程出现了重大转变。1985年8月13日，我离别昆明走向陌生的北京，当时因没有能力坐卧铺，最后选择了钻到硬座下躺了56个小时上北京的最经济的“卧铺”。我从此开始了职业外交生涯。” 请注意，张昆生这里想要重点表达的是，当时外交部在他毕业的“川外”只招收一人。厉害吧？且慢，还有更厉害的呢。 2015年1月2日当天, 随着中共公开对外宣布张昆生“被查”的消息，包括新华网在内的各大媒体纷纷转引或者全文转载了一篇首发于13年前的旧文《张昆生：一个昆明人的外交生涯》一文，文章一开头就吹嘘说：张昆生的成长之路，从昆明近郊富民县沙朗村逶迤延伸向川外、北大、哈佛、牛津以至中国驻美总领馆。自1995年以来，中、美两巨头间的交往、争锋、对峙与合作等等诸般风云际会中，总有这位云南赤子为这影响国际局势的两个大国间的重要外交活动默默奉献着睿智与忠诚。出色的工作业绩，曾使他荣膺中央国家机关全国劳模桂冠……。听他作报告，你会感慨满腹经纶、儒雅倜傥的外交官，却原来其文韬武略，也决不输于政治大家、军事专才，这让人联想起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在笑谈间捭阖风云、折冲尊俎的国家的侍臣、策士和谋将们。掌声、倾听和热烈的提问，表现了当代青年对成功的顶礼膜拜。共和国正是有许许多多像张昆生这样忠勇智慧的外交“侍臣”，才有今天不断提高的国际声誉，他们是国家的功臣。 按照张昆生在这篇文章里被引述的自我介绍，他进入外交部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居然是“外交信使”，他说“我在信使队，在全球通讯尚无法与当今相匹比的十多年前，这个机构的工作尤显重要，是外交部一个机要部门，国家领导和有关部门要了解世界局势，都需要参考信使队的调研资讯。外交信使，频繁地往返于各个国家间，他们需要精通外语，有丰富的外交知识，敏锐的洞察力，较强的分析国际局势和问题的能力，为了做到这些，国家需要作大投入，我们三个人的信使队，培养的费用高达53万美元。不了解真情的人，一定认为这项工作是何等令人羡慕和有趣，而这其中的甘苦和危险性，只有亲历的人才能体验。长年浪迹天涯，与亲人长年分离且不说，还有一定的危险。在我到信使队之前，已先后有6位队员殉职。我在信使队5年，访问和调研了121个国家和地区，这数字没有一丝虚夸。” 继而，这个张昆生在外交部工作年满5年后，即考入北大，攻读硕士研究生。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张昆生当时是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与习近平的“不脱产”有本质的区别。 张昆生说，3年学习结束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在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导师薛谋洪亲自送他到哈佛继续深造。“得到导师如此垂爱的学生，也许不多。以后是到UC伯克利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学习，最终以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结束了我的学习生涯。” 张昆生本人的这段回忆内容似乎是故意要模糊自己到底是取得的哪家学校的博士学位。其实，他本人应该是取得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几所学校的经历都是短期游学。 不过呢，在美国几所学校游学期间，他张昆生被时任中共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特别关照。待张昆生最后完成在英国牛津的个把月短期访问后，已经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分管美大司的副部长的李肇星立刻召唤张昆生“回部”，从被任命为美大司副处级二秘开始，就一直侍奉在李肇星身边，先后长达12年时间。 从中共外交部网站上至今还能够查找到的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张昆生”的简历中看，他1998年-2001年的职务是“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一秘”。但他本人对记者把自己这段时间的职务说成是“驻美大使特别助理”。当记者问他“17年的外交生涯，哪一段时间最让你难忘”时，他回答“驻美任大使特别助理期间”。 他对记者吹嘘道：驻美任大使特别助理期间。1997年是我外交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年。这年江主席首次访美，我参与了27篇演讲稿的起草工作。江主席访美的路线行程，也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在江总书记所到过的三个地方，美国方面均为他鸣放了21响礼炮，享受了最高的礼宾规格，这样的礼仪是少见的……。 张昆生还回顾说：第二年（1998）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我也参与了整个行程的接待工作……。在中国驻美外交官们有理有节的巧妙斡旋下，使得克林顿向全世界承诺了他的“三不主张”（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参加任何以主权国家为成员国的任何国际组织），实现了预期的目的，这可说是中美关系的一项重大进展，双方只要遵守一个中国、三个联合公报、“三不”，中美关系就会健康发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上内容出自首发于2002年的旧文《张昆生：一个昆明人的外交生涯》，文中记者所说的“17年的外交生涯”，显然是把他张昆生“脱产”在校读博的5年时间也算在“外交生涯”之内了。 另外，张昆生随李肇星赴美任职是1998年的事情，而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他张昆生还不是“驻美大使特别助理”。当然，作为美大司一秘，参与江泽民访美的演讲稿起草也好，设计行程也好，绝对是份内的工作。所以他应该是把自己担任美大司一秘和驻美使馆一秘两段时间内参与过的对中国主要领导人访问美国的服务工作混到一起回忆了。 他对驻美期间的回忆内容还有：—-1999年4月上中旬，朱总理访问美国，我作为联络官，在那8天8夜里，朱总理的一举一动牵引着世界的视线，我回想起来仍是难以忘怀。 —-1999年，我驻南大使馆遭遇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轰炸，中国驻美国使馆为解决炸馆事件向美方进行了无数次的艰苦交涉，我们从多方面与美方展开了外交斗争，迫使美国五次向中方道歉、在牺牲的中国烈士遗骸运回国时美国降半旗致哀并向伤亡者和驻南使馆做出赔偿。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在北京签署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但还需要美国国会通过对华PNTR（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协议才能起作用，于是我们这些驻美外交官们又紧张地开展双边活动，推动了这个问题一步步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从如上公开发表的对记者的回忆内容看，这个张昆生真的是挺不谦虚的。一个外交部美大司一秘和驻美使馆一秘，把自己担任这两个职务期间的中美关系的每一个重大、超重大事件的安排、处理过程和取得的“成果”都贴在自己脸上，不但没提及真正主持安排设计江泽民那次访美的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和1998年3月开始接任了外长职务的唐家璇，就连这段时间里自己是如何在自己顶头上司李肇星领导下工作也都忽略过去。如此高调地利用媒体吹嘘自己，怎么可能不在外交系统内招致同僚们的诟病？ 张昆生被宣布“正在接受调查”之后，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习近平反腐运动中，张昆生是第一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过去大家公认中国政坛最后一块净土的外交部门也落入贪腐的旋涡。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为此接受美国之音卫视新闻专访时说，过去外界总认为，外交系统是比较干净，是“没有腿”的部门，因为在国内没有下行单位，所以利益输送和利益关系比起其他部门来说较为简单，腐败问题比较少，发生张昆生事件确实令人惊讶。 至于这个张昆生当年的落马，除了被公开对外宣布的“权色交易”等腐败罪行，是否也有当时外界所推论和猜疑的“政治原因”？留待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回忆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河北邯郸一位初中生在遭遇校园霸凌后，被三个男同学联手杀害后埋在蔬菜大棚里。这一恶性事件发生后，舆论的一大焦点无疑是：三名凶手都是未成年人，却犯下如此可怕的重罪，到底应该如何惩处这些“小恶魔”？ 看看网上汹汹群议就会发现，很多人都主张严惩，“这幺小就能杀人，长大了还了得？”有些人不满于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了凶手的免死金牌：历代法律规定，7岁以下为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香港《少年犯条例》仍沿用，但国内刑法第17条则定为14周岁以下。 豆瓣上一位“午后的水妖”则主张让未成年的家长负起连带责任： 在权力框架中，对权力下游的保护，会转变成对权力上游的赋权。 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实际操作中变成未成年罪犯保护法，就是这样的实践结果。 要解决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不但需要替刑，并且因教育无方剥夺监护权。两个监护人，冠谁的姓就惩罚谁。 这样一来，不但能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还能顺带改善出生性别比，降低冠父姓的比例。 这个建议不乏有人为之叫好，认为能管用，但在实践中可能相当危险，带来难以预料的新问题。因为这一思路说到底是“一长制”的翻版：家里出了事，唯家长是问，其结果，势必会让监护人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管教，将“忤逆”的苗头尽力扼杀在摇篮中。不论出发点如何，这对儿童权益势必是不利的。 当然，那种主张严惩的声音之所以高涨，也是出于现实的恐惧，因为近年来一些恶性案件似有低龄化的趋势：2018年，湖南一名12岁的六年级男孩持刀杀死母亲；2019年，大连一名未满14周岁的男孩杀死10岁的女孩；去年夏天，湖北荆州一名未满12周岁的男孩将一名4岁半的女孩推入粪坑致死。 对于习惯了“杀人偿命”的中国人来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凶手只因不到年龄，就可以逍遥法外：在上述案件中，只因凶手不到14周岁，常常不予立案，甚至事后照常上学。湖南衡阳一位差23天未满14周岁的男孩，将11岁的女孩抛尸湘江，还扬言：“我杀人不用坐牢！” 每次出现这样的事，呼声最高的往往就是采取严刑峻法，有的人甚至觉得把凶手判处无期徒刑都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最好干脆肉体消灭，否则一想到这样的人有一天还能出狱，就感觉毛骨悚然。 网络图片 仅仅将凶手一杀了之，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这类案件背后的社会成因，才能更好地防范、减少这些不幸事件。每次发生这样的惨剧，萦绕在公众心头的一大疑问是，“孩子为何如此残忍？” 在一般人的设想中，“孩子”应当是一个“天真纯洁”的群体，远离成人世界的污浊，至少是“未受玷污”的。这一观念的前提是“人性本善”，深信只要保持初心就能一直善良，然而现实可能更为无情。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感叹，天京事变中，“杀人最残酷者则为太平军中之童子军”，“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中，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最为残酷”。 确实，从缅甸到非洲的娃娃兵，都以手段残酷著称，其狠毒有甚于成人。实际上，《水浒》里最残忍好杀的李逵，在很多方面也像是个巨婴。既天真又凶残，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到底是为什么？ 曾获诺贝尔奖的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佐在《攻击与人性》中指出一个普遍现象：“在色彩如广告招贴的鱼类中，年幼者几乎更富于色彩，更凶悍，而且比成年者更坚决地向版图的所有者攻击。” 他提出了一种解释：为了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攻击性在物种内部必定需要得到抑制，否则狼群如果互相撕咬，那这个种群就会在进化过程中归于消亡，并且越是凶猛的动物越需要这种抑制机制（所谓“虎毒不食子”），要不然太危险了；然而，人类本身不像虎狼那样天生就有锋利的爪牙，这就需要发展出一套文化机制来抑制自相残杀。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那么孩子就不是“天生纯良”的，恰恰相反，他们需要充分社会化才能控制好自己与生俱来的攻击性——孩子残忍，正是因为他们没轻没重，也不像成年人那样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 我有了孩子之后就理解了这一点。小毛从小就很温和，幼儿园学前班时，一个女孩子很喜欢他，当被家长问起为什么时，她说：“因为只有他不乱打人。”然而那些“乱打人”的男孩子，并不是天生顽劣，而是不知道如何掌控自己的行为，恰到好处地表达自我。有个小男生也很喜欢小毛，但他表达喜欢的方式就是紧紧抱住小毛，甚至去打他，动手的时候又没轻重，结果就是小毛看到他就逃。 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既不至于伤害他人又不至于压抑自我，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也需要长久的教养，经历这样的社会化进程，最终才能成为一个文明人。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这个时代，许多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这都是缺失的。 网络图片 在“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中，三名凶手都是留守儿童。湖南衡阳14岁男孩杀死11岁女孩的案子，两人都是留守儿童；那名持刀杀死母亲的12岁湖南男孩，也是留守儿童，他弑母的起因就是母亲打工回来发现他学业很差，暴怒之下打骂了他，而他对母亲既不畏服也无感情，当下暴起伤人，甚至在弑母之后还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学校？” 这当然不是说留守儿童都有问题，但毫无疑问，长久不能在父母身边，得到关爱和依恋的滋养，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充分告知，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也难以产生对他人的共情，只能靠自己孤独地摸索。虽然有些人依靠自己艰难走过来了（我不少朋友就是），但可想而知，势必有一些孩子迷失了方向，在歧途上越走越远。 如果是这样，那我认为这些事件中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残忍，不是天生邪恶，而是他们缺乏教养和引导的结果。父母不在身边，就算回家来往往也只问学业而不管内心，校园生活则更枯燥又严厉，对于一些根本不知如何处理自己情绪和攻击性的男孩来说，欺凌弱小就成了他们宣泄的渠道，直到做下可怕的事。 留守儿童，原本是城乡二元分隔体制的产物，否则父母进城打工，完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就近入读。这是人为制造的亲情隔离，不管它考虑的出发点是教育资源还是管控人口流动，其结果都是让无数农民工家庭承受了创伤，最终结出了苦果。 留守儿童不应该再有了。虽然这一社会解决方案未必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更多悲剧发生之前，我们至少应当正视悲剧的根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