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请联系干预机构为自己和他们寻求帮助。 太原最近已经发生多起跳桥自杀事件。有媒体采访有关部门，得到的回应是：属于个人原因；知道此事，会和领导反映。 这样的回应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些苦难和自己无关。它是个人悲剧，或者是领导应该思考的问题。 不过，这证明多起跳桥自杀是真实的。网上也有一些照片，有的地方安排专人巡视。 当地“有关部门的人”可能会对这样的事感到困惑。他们不懂为什么有人跳江，因为在政府上班，虽然辛苦，每天都是“充实”的，工资不会拖欠——一种连续性的生活，就会有好的预期。而那些跳桥的人，人生中则出现了难以跨越的“中断”。 有不少太原当地人在讨论。大家猜测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当事人压力太大。贷款买房，房子烂尾，而自己也没钱还贷款了。 不会有媒体去采访那些人的家属、邻居，因为这样的故事太过灰暗，未必能够发表出来。说到底，跳江的也都是普通人，过一段时间大家都忘了。 我注意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最近几年的自杀方式中，在城市中跳桥的似乎越来越普遍。不久前引起全网关注的“胖猫事件”，也是在重庆长江大桥跳江。 媒体经常报道这样的事情——通常是被救上来的，这是一种“好人好事”。如果没有获救，反而不会有报道。我印象中跳江被救起来都有好几起，他们通常把手机放在桥上，身上不带任何值钱的东西。 我想象他们的最后时刻，感到悲伤：那么有条不紊地准备死亡，其实也是一种呼救吧。如果这个时候能有人遇到和他们聊上几句，他们或许会放弃轻生的想法。一起在桥上拍一个合影，纪念一下人生的低谷，然后获得新生。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心理现象：大桥通常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选择以这种方式自杀的人，内心可能还有最后一丝对世界的眷恋。他们想让人们知道自己的死亡，这样的死，其实是一声哭泣，是最后的表达。 他们的最后时刻，可能有一种生与死之间的恍惚：他们想象中人们已经知道自己的死，并为之痛心。这样，自己或许会获得某种清白、解脱——如果亲人、朋友能早一点听到他们的呼救就好了。 说到底，这是一个关于“表达”的重要问题。城市地标就是一个城市的“媒体”，它每天都在“展示”。但是，它和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大桥经常出现在各种照片中，游客也会和大桥合影，但是谁又曾经在乎过那些站在桥边的人呢。 常见的应对，是给大桥安装防护栏。网上有照片，“严禁跳江，违反者罚款1000元”，这应该是PS和恶搞，都到了这一步，谁还会在乎罚款。而且卡里可能已经没有1000元。 如果有的话，也许可以找个酒吧喝一杯，就能再苟且一个晚上。 能够有发声渠道，有人愿意倾听自己的声音，人的情绪就会好很多，就像我本人，在写完这篇文章后会获得一点解脱，如果还不够，我会选择去跑步，沿着哈德逊河，去看一眼华盛顿大桥。 城市中悲伤的人有很多。化解很难，但是城市起码需要自己独特的文化，去包容、承载这种悲伤。对个人而言，在下降时代，可能需要做好准备迎接一个又一个悲伤时刻的到来——试着去嘲笑或者反抗绝望，试着去表达自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赖清德已经就任自由台湾的总统，国际间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观点，认为“蔡规赖随”将是赖清德执政的原则。但是这种观点极其不准确，赖清德的520总统就职演讲，一扫蔡英文阴柔悔暗的政治风格，为自由台湾的国家意志注入了生机蓬勃的阳刚之气，注入了大开大合的世界胸怀，也注入了尊奉普世价值的浩然正气。 特别是面对中共暴政，对于自由台湾日益猖獗的主权逼迫和文攻武吓，赖清德借助一篇总统就职演讲，尽显自由台湾国家意志壮丽堂皇的英雄气概。遍观台湾历届的民选总统，唯有赖清德一人如此清晰明确，堂堂正正的向世界说出了台湾人民心底里的国家愿景，表明台湾人民维护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铁血战志。 赖清德的总统就职演讲使自由台湾走上了新的国家命运的起点。 尽管可能面临诸多的艰难险阻、惊涛骇浪，但是战胜艰难险阻与惊涛骇浪之后，自由台湾必定会迎来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在520就职演讲中，赖清德以大无畏的气概昭告世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从而表明自由台湾绝不接受习近平的所谓“一国两制”方案，和所谓的“九二共识”。主权在民的自由台湾绝不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同视人民为政治奴隶的中共暴政连接在一起。 赖清德阐明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底线，自由台湾将在国际政治博弈中与自由民主国家坚定的站在一起。 赖清德是借助这种论述讲出了海峡两岸关系的本质。两岸关系的关键不在于什么统独之争，中共的统一只是一个政治骗局。 因为依据现代法（法律）的精神，真正的统一必须是自由人民的自愿结合。现在海峡两岸一边是自由的台湾，一边是极权专制的中共暴政。台湾人享有自由人的权利，14亿中国人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自由与专制，民主与极权水火不能相容。所以在这种情势下，两岸根本就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基础。 中共暴政口中的所谓统一，实际就是中共暴政吞并自由台湾的共产极权主义扩张的野心。 可见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的实质，乃是自由民主与极权专制的扩张野心之争。 赖清德演讲中强调，和平是理想，但和平不能够成为幻想。 面对中共极权扩张的武力威胁，自由台湾只有形成保家卫国的铁血战志和全民国防的战力，才可能得到和平的祝福。 无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台湾”，都是我们自己或国际友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都一样响亮。赖清德就是以此一语，痛快淋漓、大气磅礴的表达出，在台湾人民心底里回响已久的国家理想主义。 赖清德在演讲的结语中说，让自由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上令人尊敬的伟大国家。他实际是在宣告，民主台湾的光荣时代已经来临。 赖清德的就职演讲，犹如海域天风一扫各类各色台间所散布的恐共媚共的氛围，大长自由台湾之志气。赖清德是在向历史宣告，如果和平是要用奴颜卑膝来交换，台湾人民就会让你看到自由人的骄傲和英勇无畏。 赖清德的520就职演讲一出，习近平当局的御用宣传喉舌立刻暴怒裸奔，运用种种泼皮牛二，或者扛200斤麻袋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的、蠢汉式的谩骂，发泄对赖清德所昭示的自由台湾国家意志的仇恨，尽显中共暴政、政治黑手党的丑态。 习近平当局为什么会如此气急一败坏？原因就在于，赖清德的就职演讲，点中了中共暴政谋台战略的死穴。 习近平谋台的基本战略，可以最简要的表述如下，那就是：运用认知战，资讯战，舆论战，以及收买诸如郭正亮、郑又平、游梓翔、赖跃迁、蔡正元、傅崐萁、黄国昌、马英九等各类各色的台奸，散布恐共媚共思潮，从内部祸乱台湾社会，削弱乃至瓦解台湾社会反抗中共暴政并吞的意志，以利于中共党卫军发动台海战争时能够如入无人之境。 同时，台湾人民保家卫国、抗击入侵的铁血战志是国际间正义的力量投入保卫自由台湾之战的前提。如果中共暴政事先就成功摧毁了台湾社会反抗中共暴政入侵的意志，那么，国际正义力量投入保卫自由台湾之战的前提，就将被摧毁。 赖清德520就职演讲犹如惊雷乍起，振聋发聩，不仅是自由台湾反抗中共强权的国家意志如日中天，更是将凝聚起台湾社会保家卫国的激情和勇气。 命运是意志的实现，只要自由台湾不丧失自我防卫的铁血战志，则必定会受到国际社会强大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及其党卫军发动台海战争，就只能是飞蛾扑火，自寻死路。习近平当局对赖清德演讲的暴怒实态，正说明啊中共暴政对赖清德以辉煌的阳刚之气所阐释的台湾国家意志的深刻恐惧。 习近平的邪恶意志是台海战争的根源，只有让习近平明确意识到，他发动战争必将遭致难以承受的后果，习近平才可能放弃发动战争的战略想定。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赖清德演讲中反抗中共暴政的坚定意志，以及与民主国家形成反对极权扩张同盟的国家政策，是可能阻止习近平战争冒险的至关重要的举措。 委屈不能求全，独裁者从来不相信眼泪，而只能听懂实力和坚定意志的声音。当然，形格势尽之下，习近平也可能在两岸问题上，只敢嘴炮轰天假响，实际上的却只能认怂。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他将面临另一种绝境死地。 众所周知，作为习近平统治基础的中共官员和小粉红，是一个崇拜强权，奴性入骨的政治族群。不过，越是奴性入骨，越是阴狠寡毒。当这个族群发现习近平并非强人，而只是一个色厉胆薄，有贼心没贼胆的怂货时，在中共暴政经济下滑，财政艰困，民生凋敝的背景下，这个奴性入骨的族群，突然露出狼的獠牙，背叛习近平，将其政治分尸，就将是极大概率事件。 习近平可谓进也是死路，退也是绝境，发动台海战争是自寻死路，放弃发动台海战争，中共暴政内部祸起萧墙，变生肘腋，就将成为习近平挥之不去的噩梦，所以说，在与赖清德的政治对决中，习近平只有死路一条。
“那些被称作“群魔乱舞”、被称作“毒瘤”的“群魔”，只是一群用力生活的年轻人。” 郭有才爆火后，主播涌进菏泽南站。“群魔乱舞”引来指控，有人要割“毒瘤”，随后，菏泽叫停直播。 网络图片 网友什么都不懂！对主播的指控，谬误源于经济、社会的多重根源。 一、 主播从事的是演艺娱乐服务业。这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服务业。大多数国人心中，这是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不算经济。 源于计划经济，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的经济是：农民争先恐后的亩产万斤、工人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科学家聚精会神的演算实验。明星、主播、外卖都不是生产，是浪费资源，“消费者的慵懒”没有价值。这是批判网红的经济观根源。 网络图片 这种经济观是错误的，是过时的。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合法交易行为，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非生产性服务业意义重大。 直到1992年，中国才正式的从苏联的物质产品经济核算（MPS）转向GDP核算。GDP增加了非物质生产核算，比如文化娱乐等行业。某种程度上，采用GDP更多的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撇开娱乐功能不谈，非生产服务业，能调节分配，促进经济。 简单的打个比方。做芯片的赚了很多钱，他怎样把这些财富分散给其他人？捐赠、重税都是不可行的。消费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给主播打赏、找人代练游戏、去吃烧烤，他的钱才能花出去。然后，主播、代练、烧烤摊主，生意好了，就可以买房买车买手机用芯片，反哺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人口庞大，有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这就意味着，任何行业的头部，特别是文娱行业的顶流，必然是非常赚钱的。 全球前十位收入最高的演员中，大部分是美国的，这不难理解，美国人口多，好莱坞覆盖全球。此外，中印能有一两个明星进入这个排行榜。无他，中印人多。 网络图片 所以，“大国强盛”必有“大富”，一体两面。很多人喜欢“大国强盛”，但痛恨“大富”。老子说小国寡民，他们喜欢“大国小民”。 如果禁掉郭有才与主播行业，以及那些明星，相应的，背后很多很多，默默无闻的小主播，群演，整个行业也就没有了。些收入微薄的人将失去收入，。肃杀氛围之下，制造业老板也会瑟瑟发抖。 此时，“小民”仍可是“大国”，但必然没有“强国”。 不妨直白一点。郭有才、范冰冰、肖战这样的明星，以及无数主播，他们并不能直接打螺丝造飞机，但他们的存在，能整体上加速经济流动，提升经济规模，从而使得国家有更大的力量、科技去造飞机。 二、 错误的指控，不仅是不懂经济，更因不懂社会。 作为一个公共评论的写作者，我一直在观察。我发现，很多中国人在评论一件事时，就会立刻从“真实生活状态”转换到“大作文状态”，完全忘记自己的生活，进入宏大叙事模式。脑子里面蹦出的，就是平时看到的、听到的最多的话术。 他们可以无缝的切换。“打开电脑看爱情动作片，关上电脑呼吁要净化心灵”“进了麻将室赌钱，掏出手机批评不劳而获”“进了KTV摸小妹，掏出手机喷擦边”。于是，他们刷到菏泽南站，就立马呼吁“禁掉网红，割掉毒瘤，否则国将不国”。 这不是独立思考，是一种源于陈旧观念的条件反射。 网络图片 在“大作文模式”的话术中，最最常见的是：“这会带坏小孩”。 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认知真实世界。让他们明白真实世界中的道德、市场、人生、命运，到底是怎样的，然后，趋利避害，尽量高尚。而不是给他们营造一个虚假的童贞化世界。 这种努力注定徒劳，只会让孩子们觉得，教育是虚假的，成年人是虚伪的。然后，孩子们也会学到“行动与话术的分离”，一代一代，继续虚伪下去。一个虚伪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更压抑、更迟滞、更缺乏活力的社会。 那天从电台做完节目出来，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只有成年人真实生活，我们的孩子将来才能更好的生活，因为，他们终将成为成年人。 三、 很多人说，要普及逻辑，才能明辨是非，社会才能向好。其实，我觉得，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善良。 可悲的是，那些叫嚷着要割掉毒瘤的人，没有同理心。 主播是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行业。大多数主播辛辛苦苦播一天，也就200来块，甚至只有几十块。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对着镜头装疯卖傻。 这个事实并不难被察觉到。菏泽南站的年轻人，一人，一手机，衣着普通，卖力的表演，挣扎而生。这种底层气息，不难看出。 网络图片 他们是魔吗？ 谁都想一夜走红，给孩子、给父母、给自己带去更好的生活。这并不是错。就像买一张彩票不是错。 他们没有制造事端，没有抱怨社会，用劳动换钱。挣扎而生的年轻人还被被万夫所指，那他们何处可去？他们带红了菏泽，给平台带来了流量，可现在，赚了流量的菏泽和平台，害怕舆论，又一脚将他们踢开。 赶走他们，谋杀了他们的努力。郭有才已成名，机会很多，但更多的，更普通的，指望着在南站多挣一两千块钱的年轻人，没了希望。 那些提出指控的人，只看到了群魔乱舞，看到菏泽南站的年轻人的“丑态”，他们就是无法去体会到、察觉到、感受的那些年轻人的生活。 但是，我也见到了他们正在用力生活。郭有才爆红之前，不也是丑态吗？把他们从菏泽南站赶走，就能把他们赶到生产线上了吗？满足了错误的经济观、发展观，就能发展经济了吗？ 先立才能后破。 网上的宏大批判，就是无法由己推人，与他人共情，去体会些年轻人的生活，眼中没有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挣扎，没有对具体人的同情、理解、宽容。有的，只有鹦鹉学舌的“大作文模式”与痛斥。 这种对个体的苛刻，相互之间没有同理心，不是个案。 因为长期写公共评论的原因，我被拉入过很多各种各样的群。有抱怨学区分配不公的、有反对退休金事业企业双轨制的、有维权超生被开除的，有呼吁增加农民养老金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 这些群诉求不同，但每个群都有同一个特征，那就是每个群都觉得，只有本群反对的，才是国家、社会的瑕疵，应该改变，他们是爱国之举。而其他群的议题，都是负能量，都是错误的——哪怕身处困难之中的人，哪怕感受到自己遭遇的不公与不义，也依然不能与他人共情。 网络图片 张爱玲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作为一个族群，同理心、同情、才是最底层的结构。否则，就不会有牢固的共同体，最后成为原子化的散沙。 指人为魔、滥用举报，不但会破坏经济发展，让会社会变得更苛刻，最终，历史路径中的观念，会塑造出未来的新路径。 只有当“那个在菏泽南站扮演孙悟空的小伙子，那个矮个子的侏儒，今天赚了多少钱？能不能给自己的老婆孩子买份大餐”替代了“毒瘤”“群魔乱舞”的指控，只有当恻隐、同理心、宽容，替代无情、冷漠、苛刻，社会才会变得更好，才能有经济发展，国泰民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识和洞见
他不知道人生怎么落到这个境地 连续一个月，周齐总是在半夜惊醒。他的手指无意识地颤抖，害怕睁眼就会看到五六个家长，套着白色T恤、黑色束脚裤，再普通不过的衣着，手里握着绑人的绳子，“我会不会再次被抓走？” 就像一个惊恐的孩子，但他已经37岁。2008年，周齐被父母送入临沂网戒中心，他只在里面待了四个月，但之后16年，在网戒中心的每一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遭受的每一次电击，都反复攫住了他——即使网戒中心早已关停，始作俑者杨永信销声匿迹，父母垂垂老矣，再没有压制他的力量和权力。他的人生由此分成了两半：那一天到来之前的日子，以及之后几乎摧毁一切的痛苦。 所有人的生活都一直向前，只有他被困在原地。一年前，他再次出现在网络上，作为网戒中心的受害者，他报警，联络其他受害者，希望能追究始作俑者的责任，他无法入眠超过四小时，醒来就打开手机，看看是否收到法院有关“起诉杨永信一案”的最新回复，他反复的希望又失望，“这个案究竟立不立呢？” 我在杭州见到了周齐。去年他与所有家人亲戚断联，独自住在郊区的农村，地图上找不到具体的点位，只能导航到附近的小超市，等他来接我。他穿了一身黑，身材瘦削，胡须茂密地攀上脸颊，透着一种长久不见光的憔悴。 我们走进他租住的农民房，靠门的地上摊着一副由几块长条铁架拼凑而成的床骨，上面铺着一床薄薄的褥子——这原本是网上购买的床架，在一条床腿崩坏之后，周齐直接拆掉了四个床腿，“就直接睡地上呗”。白色的瓷砖地面，满是分散的小黑点，他说，这是两天一条烟的后果，擦不干净。他向我展示了一包装盒打火机，粗略看过去还剩十多个，“拼多多上买的，一大盒就几块钱。” 周齐的床 ©廖宇彬 白墙已经脱了几层皮，碎渣随机掉落，靠窗户的一侧是书桌，摆着这个小屋里或许最值钱的东西，一台电脑。 来到杭州，最初周齐抱着重启人生的愿望。他先去食品厂应聘了装卸工，工作内容是把约100斤的糖叠起来，干了几天被辞了，“老板嫌我力气小”。后来打听租房中介，“没有底薪只有提成”，他直接走了。他还去了保健品公司应聘销售，很像传销，老板给电话号码，他负责加微信推销，听完要求他又离开了。现在周齐每月底还有网贷要还——App上的便捷借款，点一次到账一千，他好奇尽头在哪里，一直点到了15000。他不敢再点了。 周齐的出租屋 ©廖宇彬 所有的钱都花光之后，周齐开始学习给自己做饭，第一次炒菜时，油和火候没把控好，锅里冒出浓烟，房东惊吓地给他发消息，“后面着火了吗？” 我见到他时，周齐已经好几天没吃一口饭，饿了就喝水，再不济吃一片减肥药——在某网购平台花6元购入，他说效果显著。 周齐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他特别容易困，但很难入眠，有时一天睡个四五次，睡不着的时候，他常常哭泣，不知道人生怎么落到这个境地。 她忘记了发生的一切， 只有她的儿子留在了那里 周齐永远难忘第一次被电击的感觉，他被架上黑床，7个人按着身体，嘴里塞进一个木头做的筒状牙套，电极片一挪开，周齐对工作人员说：“你让我自杀吧。”而对方拿着电极片，“现在才电了20秒，还有3600秒。” 往后十六年，恐惧如附骨之疽，只要闭上双眼，他总能想起那双把在头上的手，贴在额间的电极片，电流穿过大脑时那片莹莹的蓝海。 临沂四院全名为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2006年成立“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杨永信担任主任，开启了13号室的电击疗法，他被许多家长奉为救世主。2009年，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推出《网瘾之戒》，提到网戒中心使用的电休克治疗仪，属于未合规仪器，最高三十多伏的电流通过人体，已是人体能承受的极限。在众多媒体舆论的质疑中，中心据说更换了合规电疗仪器，但从未停止收治“网瘾病人”。直到十年后，临沂市卫计委向新华社回应称，“网戒中心”于2016年8月取消，此后不再收治网瘾人员。 杨永信接受媒体采访 临沂网戒中心邀请家长24小时陪伴，名为“促进沟通”，如今可以想见其中规避风险的用意。周齐记得母亲林佩目送他进入13号室。第一次结束后，他出门直接给林佩跪下，母亲脸上有着惊叹的笑意。第二次，母亲提前买了饭，在门口等他一起吃，周齐试图从母亲眼里挖掘一点心疼，但他没有找到。 除了电击，周齐大多时间都在上课。课程围绕“孝”字设置，包括学习《孝经》、念书和实操并行。周齐在肚子里揣过东西，体验一天做母亲的感觉；也和母亲一起跑过两人三足的游戏；中心不允许父母随意打骂孩子，所有人都在歌颂父母的伟大。出院前三周，中心要求他睡前做两三百个“朝拜”，母亲在旁监督，做完头和膝盖都磕破了。有一次周齐下跪时哭得轻了，母亲举报他“感悟不深”，他又进了13号房。 为什么母亲在自己被电后总是笑？为什么她一点不心疼？后来许多年，周齐一直不能理解，他觉得心里“空空荡荡”。直到我们相对而坐的此刻，他垂下头，双手无处安放，最后交叉护住自己的胃。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了，2021年，林佩罹患阿尔茨海默症，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丧失所有记忆，她忘记了网戒中心，忘记了发生的一切，只有她的儿子留在了那里。 我就是这么一条狗了 “那会儿我们着急，他老妈在电视上找到了这个临沂的中心，我就打电话去问，儿子爱玩游戏，每天就看电脑，还会打人，你们中心能不能戒？对方说行，那里都是这批人，几个疗程就能戒掉。我问他们有什么办法，他只说有办法，我们又实在没办法管得了他，能出点钱治好，人回到正常的轨道就行，对不对？” 我辗转联系到周齐的父亲周才林。他们一家是浙江余姚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普遍去外地谋生，村里人都做汽车配件生意，周才林和林佩在成都，周齐从小都由爷爷奶奶带大，只有假期时会接过去，但周才林给他的零花钱宽裕，读书也在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直到成都的生意不顺，一家人重聚在余姚的老家。周才林不太记得周齐小时候的事情，等他意识到事情超出了掌控，周齐已经长大了。 “小时候没管着他（周齐），才这样叛逆。”2006年周齐大专辍学，随后两年，周才林没怎么见儿子出过门，每天都待在房间里摆弄电脑，没份正经工作，周才林找遍亲戚朋友咨询，去过各大精神病院询问“儿子有没有心理疾病？”最后得到的答案都是“这一定有网瘾。” 夫妇两人为此想过各种方法，有激烈的也有荒唐的，比如他们带着周齐去求助神婆。早上四点，三人一起出发，神婆是一个普通的、五十多岁的女人，周才林急切地问，“他什么时候会听话不打游戏了？”神婆洒了一把香灰在白开水里，让周齐喝下，告诉他们，孩子慢慢就会好的。但孩子没有“好”，激烈的冲突于是无法避免，林佩曾闯进房间直接下跪，“我求求你不要再玩游戏了”；周才林喝完酒后，菜刀砍向电脑显示屏，裂了一条缝，他指着电脑说，“再玩断绝父子关系！”周齐直接搬出了家，没告诉任何人地址。 一个家庭的裂痕如此深重，似乎已经失去了相互理解的能力。对于周齐来说，他以一个留守儿童的身份长大，父亲不记得自己小时候的事，那是因为他并不在场。从中学开始，他就饱受校园霸凌，他发育得比较慢，瘦瘦小小的个子，于是常常挨揍。上铺用指甲划破了他的脸，血珠渗出来，原因是厕所只有一个洗漱池，周齐刷牙时挤了他；他走路慢了点挡住路，同班同学把他推到了墙上，直接掐住他的脖子。所谓“网瘾”，不过是一个内向自卑的小孩见到了全新的世界，“至少游戏里的人不会欺负我。” 但父母不理解这些，他还记得有一次，他拿了10元去网吧，玩了两三小时后回家，父亲抬手就扇了他一巴掌。再后来，晾衣杆也打断了好几根。 送他去网戒中心。在当时，这大概是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决定，不过几个月而已，无人能想象它可以摧毁一个人的一生。 ©视觉中国 “他父母给我打电话，说周齐网瘾严重，托我叫他来山东，他们再找个理由去临沂，我那会儿哪知道网戒中心什么样？周齐在网络这块儿比我们脑子都好，很早就能赚钱，但可能父母眼里他每天只会玩电脑。我想着去中心待个两三天也无所谓，是不是？人家父母从小认识我，又拜托我了，我不可能拒绝呀？我就喊周齐来看我，没想到关了四个月。” 王磊是周齐三十多年的好友，当年也是他将周齐骗了过去。我通过电话联系上王磊，当年按照周齐父母的嘱咐打完电话后，他并不知道后续，只是过了几天突然接到电话，周齐打来的，“和我说他在网戒中心被电了，很疼。” 他曾去中心看望过周齐，刚踏进门，就看到几个小孩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父母的腿痛哭，“我脑子一懵，不会是找演员来给我们看的吧？”他困惑地看着小孩们撕心裂肺，家长们涕泗横流。王磊看见了混在人群中的周齐，周齐也看到他，眼神闪烁着一点惊讶和迟疑，快速转过头去，王磊意识到，“他不敢过来。”探望结束，王磊再次联系上周齐，是两年之后的事情。 后来他们还是好朋友，周齐没有怪过他，“那个时候他也就二十岁，我父母叫他喊我过去，那时谁不听父母的话呢？” 出来之后，周齐感觉自己脖子上拴了条链子，“我就是这么一条狗了。”早上七八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给父母捏肩按脚，中心有过规定，如果没有遵循中心的生活模式，家长随时能再送他们进去。如果是“二偏”，待遇将完全不同，周齐见过太多反复被父母送进中心的人，同期最高有11次记录，他们很好识别，只能靠墙以军姿站立听课，有时连站四五个小时，有的几乎每天都要被电，饭菜只有白菜豆腐。 在周才林的眼里，儿子从网戒中心出来之后，终于有点正常人的样子了。 我很好奇地问周才林，“他哪里变好了？”周才林没什么犹豫，“最起码出来后跟你说话了啊，也能沟通了。原来话都不说一句的。不过只听话了一年，后面又对着干，就被虚拟世界腐化了，但好歹能生活。” “你有想过再把他送进去吗？”周齐说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周才林对此感到不解，“他从中心出来已经变好了，还送进去干嘛？又要陪又要钱，有必要吗？”至于那些“送回去”的威胁，“大概就是吓吓他吧，没这个想法。” 我觉得自己这十年活得太憋屈了 网戒中心把周齐塑造成一个“温驯”的人，但水面之下隐藏着一座火山，常常突然爆发。从中心出来后，周齐时常会体验到这种失控感，他似乎没办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朋友偶尔回消息慢了一点，他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觉得被冒犯了；刷到某个人的朋友圈，他觉得在内涵自己，私信质问对方，发完脾气又会迅速后悔。 面对父母，他常常在恐惧和愤怒的两极间切换。他能一瞬间变得亢奋、暴躁，伤人的脏话脱口而出。周齐有一个小他十五岁的妹妹，不同于在老家留守，妹妹周满从小和父母在成都生活，他们的关系远为融洽。周满记得从网戒中心出来后，哥哥喜怒无常的样子，正常的时候能跟她开开玩笑，脾气上来就扯她的头发。吃饭的时候她最害怕哥哥突然摔碗，拿筷子指着父亲，前者一米八的个头，后者只有一米六，她担心动起手来父亲打不过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周齐有着自己发火的限度，他不敢摔门后离家出走或拒绝联系，“那肯定会把我送回中心。” 2018年，外公去世。周满说哥哥在葬礼上迟到，父母不断打电话才来，结束后在车上他们又吵起来，她帮父母说了两句，周齐狠狠扇了她一巴掌，她的脸颊迅速红肿，她愣住了。 而在周齐的记忆里，那只是又一次失控：回家的路上，母亲说，“周齐你这样子不行啊，要不去工地里搬砖，给别人打工都行？”听到这句话时，正值夏日，他却浑身冒冷汗，头脑开始发晕，仿佛又被扔回刚从网戒中心出来的那两年，他已经三十一了，直接哭了出来，“我觉得自己这十年活得太憋屈了。” 十年前，所谓沉迷“网瘾”的时候，周齐其实已经摸索出了赚钱的路径——贩卖游戏点卡。08年时，这是个暴利行业。他开了网店，做了几个月，就能赚一两万。从网戒中心出来后，这成了昨日泡影，他听从父母有个正经工作的意见，陆续打了几份工。比如在卖水暖的店里送货上门，把下水管道搬运到客户家；他去过工厂做速控拧螺丝；他还自己找了份商场的女装销售。 世界缩小到只有父母，他不联系朋友，同学聚会也直接拒绝，“没钱，也不像人样啊。”直到街上偶遇之前跟他一起做淘宝的朋友，对方面露惊讶，“你这一年多哪儿去了？我淘宝赚疯了，得有百万了。”周齐勉强地笑笑，网戒中心他说不出口，“但我真的不甘心。” 烟酒成了麻醉剂。刚出来的两三年，他维持着烟酒不沾的状态，“抽烟是我的罪状，被电过手的。”但后来，两天抽一条，吸一口烟过肺，那种飘飘然的气味顺着喉咙呼出，“就不用再思考了。”他一个人喝酒，目的只有喝醉。劲酒能喝两三瓶，黄酒喝一斤，一天没喝他就难受。抱着几个酒瓶，坐在电脑前，酒就往喉咙里灌，也不尝什么味儿。 “有次我去吃饭，一个路过的服务员都劝我少抽点对身体不好，为什么我的父母从没对我这么说过一句？” 其实离开网戒中心的前几年，他的生活在慢慢重回轨道，一切似乎都在好转，他重开了网店，赚了钱，还能贴补生意不顺的父母（但周才林说没有这回事），他谈了女朋友，买了车还要买房，他已经过了三十而立的年纪，忙起来的时候，也会有种错觉，觉得自己就快忘记网戒中心的四个月。 周齐发贴讲述经历 他和前女友打算买房，一个三十多平的单身公寓。母亲和前女友一起去看房，他没去，“我那个时候总觉得，很多事情比如买房，要经过我父母同意的。”但母亲不满意，“这房子不能买啊，太小了，住着多没面子。”回来之后，女友和周齐大吵一架，一周之后，她提了分手，“你多大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听父母的话？” 但后来，周齐还是听从母亲的想法，买了大房子。 从葬礼回去后，周齐在房里躺了三天，没吃一点东西，只喝了几口水，大脑里有种中暑的感觉，特别疼，又特别恨，他感到所有情绪好像终于到了头，无法忍耐又无从诉说，回到最熟悉的互联网，他想写下过去这十年的痛苦，“网戒中心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这种恐惧一直笼罩着我，不敢对自己的爸妈说不，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一切都直转而下了，网店生意从大不如前到入不敷出，他撑不住还贷的压力，又卖掉了房子。还完所有贷款之后，还剩五十多万，他彻底放弃工作和生活，一年之内钱全花光。那些钱究竟怎样花掉的？他说不出来，只是语气有点激动，“你觉得我那时候精神不好能做出什么理智的事吗？” 恨也好，不恨也好，时间都过去了 去年5月，豫章书院案公开一审宣判（编者注：2013-2017年，民办教育机构豫章书院以戒“网瘾”为名，对未成年学员进行非法囚禁、严重体罚，暴力训练。2019年，经学员报警，豫章书院创始人吴军豹等人被批捕。），被告人吴军豹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禁止从事教育相关职业五年。看到判决结果，周齐又感觉重燃希望，他恨杨永信，如果没有杨永信的存在，他认为自己早就能离开父母，“杨永信害了更多人，难道不可以判吗？”他去杭州报警，对方告知要去临沂本地才行。周齐先尝试网络报警，当地公安分局让他联系卫生监管所，他将答复公布在网络上，一小时后，当地派出所警察联系他，“欢迎你来线下报案。”周齐很高兴，删掉了在所有平台发布的信息。 他鼓足勇气，在朋友的陪同下，前往临沂育才路派出所，做了2次笔录。此后的一年多他没能收到任何回复。周齐也打电话问过，对方告诉他正在调查，在家里等消息就行。 他也想寻找当年的受害者共同发声，在网上发帖后，他收到了一些私信，有一位许诺他，如果能立案能打官司，他就加入。另一位对周齐感到不可思议，“他告诉我不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把中心拉下来”。还有一位似乎从过去完全走出来，已经结婚生子，过上所谓正常人的生活，“他劝我放下执念，可我有正常生活吗？”周齐很愤恨，“父母和杨永信把我的生活毁了”，他无法起诉父母，唯一能对准的只有杨永信，“如果没有他，父母就没有这个工具来控制我。” 比起案件有什么判决的补偿，“我只想要一个结果，是对前面三十多年人生的交代。”但由于时间过去太久、证据链条模糊，立案成为一件困难事。他没钱请律师，自己琢磨在网上申请立案，第一次被驳回是没交起诉状，第二次是起诉状格式不对，文件大小不够，第三次是法官驳回——他走的民事通道，但这算刑事案件，要走刑事通道。 ©周齐 他也咨询过一些律师，对方都会问他：“有没有留下当时电击的照片或视频呢？”周齐感觉莫名其妙，“你说奇不奇怪？当时做这些事时会允许留下视频吗？” 周齐很后悔，如果在2018年全网关注时，他勇敢一点，选择去起诉，现在的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 周满最近知晓哥哥准备起诉，作为家人她支持维权，这是一件正义的事，“只是我希望他能把矛头对准杨永信，不要杜撰莫须有的事抹黑父母、引导网暴。” 而从法律维度，“时间长，取证难，我觉得胜诉希望不大。” 她无法理解哥哥的冷酷，母亲患阿尔兹海默症住院期间，她在期末考试周，拜托周齐去看护，“照顾期间他一直说要走，一周多后留下‘找个护工吧’就离开，找我妈要护工费，给我发消息抱怨父母。”周满忍无可忍，他们吵了一架，关系自此彻底恶化。 她常常觉得自己非常割裂，一方面想理解哥哥的处境和遭遇，但又无法接受他对父母的咒骂与怨恨。她问周齐，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要把所有失败归咎于父母？为什么始终沉溺于过去不能向前看？周齐发来一串辱骂，把她拉黑了。 周才林并不知晓这件事。他现在开着一家生物燃料的小厂，早上七点出门，中午给工人烧饭，晚上七点回家，同时肩负照顾妻子的责任，周齐的“不务正业”已经成为全家人的心病，林佩即使失去大部分记忆，仍然在见到他时念叨着“没结婚没工作不成器”。周才林只希望周齐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他对儿子的期待没变过，一直都是找个安稳踏实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但从前年开始儿子持续向他要钱，“我知道他生意不行了，房也卖了，我给他付水电房租，也买保险，不求他还挣什么，他来帮帮我工厂的班也行，但他不愿意的。”我向周齐求证，他有些激烈地反问，“他找我借了那么多，我现在要回一点不很正常吗？” 去年周齐到杭州之后，找过周才林要钱付房租，最后一次他没给。后来周齐发了一长段话，“你们总是否定我……我工作生意最好的时候，你们折腾各种事…… 父母会对孩子这样吗？”周才林回了一句，“我们原来真是太溺爱你了。”他们彼此拉黑，再无联系。 “他现在生活不太好。”我尽量委婉，“你觉得他现在这样，是什么问题呢？”周才林没有犹豫，“网络里的虚拟世界啊。” “周齐到现在仍然介意08年被送到网戒中心这件事，甚至非常恨，您有感觉到吗？” 电话里，周才林停顿了一下，“恨也好，不恨也好，时间都过去了，对不对？”他想了想告诉我，“如果当初没有送进去，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的。网戒中心即使有些方法（比如电击）可能不当，但总体的教育很不错。你看，人还是需要这种洗脑的地方，给大脑带来改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星上一次看到长沙天心区的新闻，还是今年初6个游客在该区某美食城吃到了500块的麻辣香锅。 游客们说四块方便面怎么就一百多？当地回复说，你们那盆里还有菜呢。 网络图片 前两天，长沙天心区城南街道又上了新闻。一张该街道今年一季度上报出生人口的表格被发到了网上。今年一季度，这个街道上报出生人口17人，其中一孩11人，二孩5人，三孩1人。 这个数据实在太过离谱。今年是新世纪的第二个龙年，上一个龙年，也就是2012年，全国全年出生人口高达1973万，是21世纪以来最高的一年。 本来今年大家对人口话题是偏乐观的。3月份民政部公布的统计数据，去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768.0万对。2013年开始，结婚人数达到1346.9万对的巅峰后，出现了连续9年的下滑。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2021年跌破800万对，2022年跌破700万对…… 去年结婚人数止跌回升，专家们预测大家一定会在龙年要宝宝。上个月底，媒体们刚刚集体报道过今年全国多地新生儿数量骤增。 网络图片 假的，假的，长沙那张图肯定是假的。 界面新闻第一时间就去长沙天心区的政府网站上看，确认了图是真的。不单城南街道的上报出生人口数字是真的，天心区下辖14个街道，还有3个也上报了自己今年一季度的出生人口。 好在还有往年的数据。对比2023年一季度和2024年一季度，已公布数据的4个街道上报出生人口均呈现下降态势。新开铺街道从86人降至48人，城南路街道从26人将至17人，桂花坪街道从21人降至15人，黑石铺街道则从50人降至36人。 要知道，去年底城南街道常住人口3万出头，出生人口86人，比全国平均出生率低一半还多。 界面新闻采访了专家，专家说仅从一季度的数据很难预测全年的出生人口情况。从全国来看，2024年出生人口比2023年增加： 是没有疑问的。 专家说的非常好，等到界面发完稿子，大星去天心区政府网站上看的时候，这些图都没了。 也是，全国这么多地方都喜迎龙宝宝高峰，只有长沙这几个街道数据不好看，那一定是长沙自己的问题。 大星查了查，从2022年开始，长沙开始对符合条件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家庭一次性补贴10000元。这么大的力度，一季度城南街道竟然只有一个家庭响应号召，成为了光荣的万元户。 这两天还有个数据很有意思。 5月21日，四川发布发了条微博，说记者从四川省民政厅获悉，截至5月20日下午6时，全省共办理结婚登记 14771对，较去年全天结婚登记办理量增长13.4%，是全年日均结婚登记量的7倍多。 就在大星衷心祝福这些幸福新人的时候，有网友看起了合订本。 他们发现，2023年5月22日四川日报发过一条微博，说截止到2023年5月20日下午6时，四川全省当天办理结婚1.6万余对。他们说这个数字比2022年少了7000对，但不仅仅是四川： 贵州、广东、江苏等等等都和我们一样。 热心网友们很热心地跑到四川发布微博下面留言，说你们是不是笔误了，怎么两年的数字对不上？ 两个半小时后，四川发布修改了微博，删掉了同比增长数字，并且开启了评论精选。 网络图片 两天过去了，一条满意的评论也没有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郑树森先生长期从事肝胰及多器官联合移植和肝胆胰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肝移植专家；同时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等多个院士身份；他还是浙江大学外科学教授，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近日，据有关媒体报道：美国《科学（Science）》曾发表文章说，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树森2016年10月在《国际肝脏》（Liver International）杂志网络版发表的关于肝脏移植的研究论文，不能提供563个肝脏的合法来源，因此被撤稿，并被《国际肝脏》杂志编辑部终身禁止在该杂志发表论文。 美国《科学（Science）》和英国《自然（Nature）》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两个自然科学刊物。《研究论文撤稿》发表在《科学》的“科学界内部人士”（Science Insider）栏目。 意大利帕维亚（Pavia）大学的马里奥·蒙德利（Mario Mondelli是《国际肝脏》杂志的主编，他亲自证实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 此事已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为保证患者的合法权益，应尽快推动相关立法工作的开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大国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