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辞冰雪为卿热”，不惜身之烈语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似之。“身世悠悠何足问”，不惜名之豪语也。“一日心期千劫在”，千钧之重语也。鹣鲽之情，不惜身者不易得；管鲍之谊，不惜名者亦不易得。然情谊至深者，一时不惜身名也非难事。难者，千劫不变也，非情足系，惟德方成。是故德永贵于情深，厚重胜于豪烈。容若重语，世间难得。
“不辞冰雪为卿热”，不惜身之烈语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似之。“身世悠悠何足问”，不惜名之豪语也。“一日心期千劫在”，千钧之重语也。鹣鲽之情，不惜身者不易得；管鲍之谊，不惜名者亦不易得。然情谊至深者，一时不惜身名也非难事。难者，千劫不变也，非情足系，惟德方成。是故德永贵于情深，厚重胜于豪烈。容若重语，世间难得。
文/清箫 很久没和大家聊词了，最近澳洲圣诞节放假，写几篇短文稍放松一下吧。若一篇写5000字以上，担心会给读者增加压力，毕竟都在放假嘛。想到词的句法尚未说完，觉得应该善始善终，还是要往下续。且既然谈了句法，若不谈字法、章法，有点过意不去，所以以后也抽空说一说字法、章法。今天聊词的翻转句法。 之前讲过词的设想句和层深句，各位可以点进本频道（“清箫看世界”）首页回顾。什么是设想句呢？例如苏轼〈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又如刘过〈唐多令〉：“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想要如何，却害怕如何，或不得如何，理想与现实形成鲜明对比。那么层深句呢？我将其概括为：“已经这样，却还那样”。例如陆游〈卜算子〉：“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周邦彦〈瑞鹤仙〉：“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王沂孙〈醉蓬莱〉：“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层深句通常含有“已”、“更”、“又”、“那堪”等字，往往有递进。设想句和层深句的共同效果是加重情感，意不单薄。 词还有一种翻转句，亦称翻案句，即推翻一层，另写一层。 学诗的朋友们很可能见过翻案之法，此法可使诗增添新意，令读者眼前一亮。袁枚《随园诗话》云：“诗贵翻案”，并列举数例。比如，杨花是飘零之物，而昔人作诗云：“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有一春忙。”又如，龙门是高境，鲤鱼跃龙门多么令人羡慕，但有人却说：“好去长江千万里，莫教辛苦上龙门。”谢榛《四溟诗话》也有一翻案之例：“《家语》曰：‘水至清则无鱼。’杜子美曰：‘水清反多鱼。’翻案《家语》而有味。” （图：Adobe Stock） 词的翻案有哪些例子呢？如下： 东坡〈水龙吟〉：“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吴文英〈高阳台〉：“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 程垓〈水龙吟〉：“不怕逢花瘦，只愁怕、老来风味。” 下面赏析翻转句的效果。 （图：Adobe Stock） 不恨此花飞尽 我们先读苏轼〈水龙吟〉全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这是一阕次韵之词，作于苏轼被贬谪居黄州期间。那时他的好友章质夫写了一首咏杨花的〈水龙吟〉，苏轼随后和了一首。和韵就是依照原作的韵再写一首回赠；次韵则是和韵的一种，要按照原作用韵的次序写。比如原作第一句押韵的地方用“坠”，你和的时候也要用“坠”；第二句原作用“思”，你也要用“思”。按理说，次韵之作受制于原作的韵，所以不容易写得比原作好，但苏轼这首〈水龙吟〉却在章质夫原作之上，足见东坡水平有多高。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此感叹：“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元唱；章质夫词，元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其后说：“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对苏轼该词评价甚高。 （图：Adobe Stock） 接下来我们细品这首词。 苏轼该词藉咏杨花而抒发离愁。起句即不凡之语——“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下笔何其自然，情感何其浓郁！无论写景还是咏物，均当以自然言情者为妙，明说无人惜，实暗藏一多情之人，怜惜杨花纷纷飘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将杨花拟人化，她好似抛却了家，依傍在路边，貌似无情，实为有思，如杜甫诗云“落絮游丝亦有情”。柳枝似愁情萦绕的柔肠，柳叶似“欲开还闭”的困倦娇眼，杨花又好似入梦的女子，随风飘向万里之外，寻找她日思夜想的丈夫，却又被莺啼声惊醒，想像何其妙哉！“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化用唐人诗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图：Adobe Stock） 再看下片，换头处用翻转句法承上启下：“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此花”即杨花，不应怨杨花飘尽，只应恨落红再难返回枝上。该二句照应首句“似花还似非花”，杨花本来就不是花啊！何必去感叹杨花飘零？真正的花是西园落红呀！此词主题明明是咏杨花，东坡为何写落红？二者有何关联？个中原因，惟赖诸君反复品读，方能领会。此处用的是曲笔，以落红反衬杨花，更表现杨花境地之凄——人们都去怜惜落红，谁来怜惜柳絮呢？正与开头“无人惜”呼应。 继之，“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杨花去哪了？已化作一池浮萍，她的春色三分，两分归于尘土，一分付诸流水。妙哉妙哉！试想，杨花怎能变成浮萍？分明是词人的慰藉呀！不忍承认杨花无迹可寻，只好指著浮萍说：她们在那！他不仅“知道”杨花飘到何处，还能“计算”春色的比例，与唐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异曲同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更堪称千古绝唱。 （图：Adobe Stock） 咏物词非常难写，稍有不妥，便易拘束不畅，或晦涩不明。而东坡此作情景交融、虚实结合恰到好处，明知他写的是杨花，又恍惚间以为不是杨花。沈谦《填词杂说》评曰：“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刘熙载《艺概》评曰：“‘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再读全词，诚是“似花还似非花”。 伤春不在高楼上 再看下一翻转句例：“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此句出自吴文英〈高阳台〉。我们先读全词： 修竹凝妆，垂杨驻马，凭阑浅画成图。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东风紧送斜阳下，弄旧寒、晚酒醒馀。自消凝，能几花前，顿老相如？ 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怕舣游船，临流可奈清臞？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莫重来、吹尽香绵，泪满平芜。 （图：Adobe Stock） 这首词作于宴席分韵的场合。宴席分韵词多表达喜乐之情，为何该词如此悲伤？吴文英的词本就多为恋情怀旧之作，且他生活在南宋末期，故有对国运衰颓的感慨。试看此词中，“斜阳”、“飞红”、“吹尽香绵”寄托其哀世之情，昔日繁华的大宋如今似夕阳、落花、柳絮，正随春消逝。 当时吴文英故地重游，来到西湖名胜丰乐楼。楼外西湖风光虽好，词人却难以喜悦。他虽见修竹垂柳，山水如画，却有风送斜阳触目伤心。杜甫诗云：“花近高楼伤客心”，此刻，吴文英也于高楼上黯然神伤。“自消凝，能几花前，顿老相如？”“顿”字用得好，仿佛转眼间人就老了。 （图：Adobe Stock） 下片由楼外转向室内，换头三句承上启下。上片围绕高楼，本以为登楼已足够伤感，词人却说“伤春不在高楼上”，推开一意，而另辟新意：“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登楼凭阑固使人愁，然时间短暂，况宴席上有人同饮，尚不致孤独难熬，莫过于漫漫长夜，在灯前独倚孤枕，点著熏炉，听窗外春雨潇潇。雨声是听觉上带来的伤感，又有春寒侵袭，最易伤春，如后主词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 （图：Adobe Stock） 今天先讲到这里。最后稍总结：翻转句用在过片可以承上启下，撇开一层，另辟新境，似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令读者意想不到。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在过片，作词不能死板地照猫画虎，以后真情流露时，又碰巧想到新意，且不突兀，再考虑活用。还得熟悉所选词牌的词谱，句的长短也要考虑。
文/清箫 很久没和大家聊词了，最近澳洲圣诞节放假，写几篇短文稍放松一下吧。若一篇写5000字以上，担心会给读者增加压力，毕竟都在放假嘛。想到词的句法尚未说完，觉得应该善始善终，还是要往下续。且既然谈了句法，若不谈字法、章法，有点过意不去，所以以后也抽空说一说字法、章法。今天聊词的翻转句法。 之前讲过词的设想句和层深句，各位可以点进本频道（“清箫看世界”）首页回顾。什么是设想句呢？例如苏轼〈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又如刘过〈唐多令〉：“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想要如何，却害怕如何，或不得如何，理想与现实形成鲜明对比。那么层深句呢？我将其概括为：“已经这样，却还那样”。例如陆游〈卜算子〉：“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周邦彦〈瑞鹤仙〉：“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王沂孙〈醉蓬莱〉：“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层深句通常含有“已”、“更”、“又”、“那堪”等字，往往有递进。设想句和层深句的共同效果是加重情感，意不单薄。 词还有一种翻转句，亦称翻案句，即推翻一层，另写一层。 学诗的朋友们很可能见过翻案之法，此法可使诗增添新意，令读者眼前一亮。袁枚《随园诗话》云：“诗贵翻案”，并列举数例。比如，杨花是飘零之物，而昔人作诗云：“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有一春忙。”又如，龙门是高境，鲤鱼跃龙门多么令人羡慕，但有人却说：“好去长江千万里，莫教辛苦上龙门。”谢榛《四溟诗话》也有一翻案之例：“《家语》曰：‘水至清则无鱼。’杜子美曰：‘水清反多鱼。’翻案《家语》而有味。” （图：Adobe Stock） 词的翻案有哪些例子呢？如下： 东坡〈水龙吟〉：“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吴文英〈高阳台〉：“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 程垓〈水龙吟〉：“不怕逢花瘦，只愁怕、老来风味。” 下面赏析翻转句的效果。 （图：Adobe Stock） 不恨此花飞尽 我们先读苏轼〈水龙吟〉全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这是一阕次韵之词，作于苏轼被贬谪居黄州期间。那时他的好友章质夫写了一首咏杨花的〈水龙吟〉，苏轼随后和了一首。和韵就是依照原作的韵再写一首回赠；次韵则是和韵的一种，要按照原作用韵的次序写。比如原作第一句押韵的地方用“坠”，你和的时候也要用“坠”；第二句原作用“思”，你也要用“思”。按理说，次韵之作受制于原作的韵，所以不容易写得比原作好，但苏轼这首〈水龙吟〉却在章质夫原作之上，足见东坡水平有多高。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此感叹：“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元唱；章质夫词，元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其后说：“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对苏轼该词评价甚高。 （图：Adobe Stock） 接下来我们细品这首词。 苏轼该词藉咏杨花而抒发离愁。起句即不凡之语——“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下笔何其自然，情感何其浓郁！无论写景还是咏物，均当以自然言情者为妙，明说无人惜，实暗藏一多情之人，怜惜杨花纷纷飘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将杨花拟人化，她好似抛却了家，依傍在路边，貌似无情，实为有思，如杜甫诗云“落絮游丝亦有情”。柳枝似愁情萦绕的柔肠，柳叶似“欲开还闭”的困倦娇眼，杨花又好似入梦的女子，随风飘向万里之外，寻找她日思夜想的丈夫，却又被莺啼声惊醒，想像何其妙哉！“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化用唐人诗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图：Adobe Stock） 再看下片，换头处用翻转句法承上启下：“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此花”即杨花，不应怨杨花飘尽，只应恨落红再难返回枝上。该二句照应首句“似花还似非花”，杨花本来就不是花啊！何必去感叹杨花飘零？真正的花是西园落红呀！此词主题明明是咏杨花，东坡为何写落红？二者有何关联？个中原因，惟赖诸君反复品读，方能领会。此处用的是曲笔，以落红反衬杨花，更表现杨花境地之凄——人们都去怜惜落红，谁来怜惜柳絮呢？正与开头“无人惜”呼应。 继之，“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杨花去哪了？已化作一池浮萍，她的春色三分，两分归于尘土，一分付诸流水。妙哉妙哉！试想，杨花怎能变成浮萍？分明是词人的慰藉呀！不忍承认杨花无迹可寻，只好指著浮萍说：她们在那！他不仅“知道”杨花飘到何处，还能“计算”春色的比例，与唐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异曲同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更堪称千古绝唱。 （图：Adobe Stock） 咏物词非常难写，稍有不妥，便易拘束不畅，或晦涩不明。而东坡此作情景交融、虚实结合恰到好处，明知他写的是杨花，又恍惚间以为不是杨花。沈谦《填词杂说》评曰：“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刘熙载《艺概》评曰：“‘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再读全词，诚是“似花还似非花”。 伤春不在高楼上 再看下一翻转句例：“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此句出自吴文英〈高阳台〉。我们先读全词： 修竹凝妆，垂杨驻马，凭阑浅画成图。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东风紧送斜阳下，弄旧寒、晚酒醒馀。自消凝，能几花前，顿老相如？ 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怕舣游船，临流可奈清臞？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莫重来、吹尽香绵，泪满平芜。 （图：Adobe Stock） 这首词作于宴席分韵的场合。宴席分韵词多表达喜乐之情，为何该词如此悲伤？吴文英的词本就多为恋情怀旧之作，且他生活在南宋末期，故有对国运衰颓的感慨。试看此词中，“斜阳”、“飞红”、“吹尽香绵”寄托其哀世之情，昔日繁华的大宋如今似夕阳、落花、柳絮，正随春消逝。 当时吴文英故地重游，来到西湖名胜丰乐楼。楼外西湖风光虽好，词人却难以喜悦。他虽见修竹垂柳，山水如画，却有风送斜阳触目伤心。杜甫诗云：“花近高楼伤客心”，此刻，吴文英也于高楼上黯然神伤。“自消凝，能几花前，顿老相如？”“顿”字用得好，仿佛转眼间人就老了。 （图：Adobe Stock） 下片由楼外转向室内，换头三句承上启下。上片围绕高楼，本以为登楼已足够伤感，词人却说“伤春不在高楼上”，推开一意，而另辟新意：“在灯前攲枕，雨外熏炉。”登楼凭阑固使人愁，然时间短暂，况宴席上有人同饮，尚不致孤独难熬，莫过于漫漫长夜，在灯前独倚孤枕，点著熏炉，听窗外春雨潇潇。雨声是听觉上带来的伤感，又有春寒侵袭，最易伤春，如后主词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 （图：Adobe Stock） 今天先讲到这里。最后稍总结：翻转句用在过片可以承上启下，撇开一层，另辟新境，似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令读者意想不到。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在过片，作词不能死板地照猫画虎，以后真情流露时，又碰巧想到新意，且不突兀，再考虑活用。还得熟悉所选词牌的词谱，句的长短也要考虑。
文/清箫 本期继续讲《古文辞类纂》的论辨文。我们先看西汉史学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 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大家都知道司马迁被称为太史公，其实司马谈也是太史公。司马谈想效法孔子作《春秋》，也写一部那样的史书，可惜没能实现，临终时将此重任托付给司马迁。假如没有司马谈的谆谆嘱咐，或司马迁未能忍辱完成父亲的遗愿，那么今天的我们恐怕看不到《史记》这部宝贵的著作。历史上许多了不起的事业不单是一个人的功劳，就像太史公父死子继，真的很不容易。薄薄的纸上承载的文字本没有重量，我却时常觉得很重，这重量来自作者的心，以及与之相关的每一人的心。《史记》承载的不只有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精神，还有司马谈的责任心。 （图：Adobe Stock） 司马谈非常博学，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他师从唐都学天文，跟杨何学《易经》，又跟黄子学道。他担忧后人不懂诸子百家思想要义，因此撰写〈论六家要指〉。此文论述了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的思想，可谓是西汉的一篇学术论文。 我们先看此文的结构，可分为三部份：（1）六家思想殊途同归；（2）概述六家理论；（3）详论述各家理论。条理很清晰。 第一部份言简意赅，引用《周易》中的话概述六家思想皆是为了治世：“《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第二部份简洁阐述六家思想的关键长处与短处：“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图：Adobe Stock） 六家之中，司马谈最推崇道家，称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符合无形之道，且能满足万物，随时代、事物变化而变化，宗旨简单而容易掌握，做事少而功效大。相比之下，儒家思想虽广博而缺少纲要，烦劳而效果小，君主要做天下仪表，君主倡导什么，臣子就做什么，臣子要跟在君主后面，这不是最智慧的治国之道。司马谈认为，“大道之要”是“去健羡”、“绌聪明”，即不要刚强，去掉贪欲，不耍小聪明。后几句说得更好：“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若身心骚动不安，则绝不可能如天地般长存。这既是智慧的治国之道，也是养生、修身之道。不过，儒家制定君臣父子的礼节，并区别夫妻长幼，是司马谈赞同的。 （图：Adobe Stock） 之后他详细讲述各家思想，大家若有兴趣可以翻阅，我在此就不多讲了。 接下来讲韩愈〈师说〉。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在唐代，诗有杜甫，文有韩愈，他可谓是唐文的代表人物。此外，韩愈还是个逆时代而行的文人，他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提倡复兴先秦两汉的古文。他也看不惯当时耻于从师的风气，这篇〈师说〉就是对此陋习的抨击。 各位不妨回顾上期内容，什么是“说”？“说”是古文中一种解释、阐述事物或道理的文。明人吴讷《文章辨体》谓：“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这篇〈师说〉解释了什么是师并阐述了虚心从师的道理。 或许有人会说，谁还不懂这么简单的理？然而，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师说〉抨击的现象至今仍有。不少人长大了，享有名誉了，便不懂得谦逊了，因为放不下面子，有时还不如小孩。古文在现代依然不过时，就像〈师说〉，我常感受不到时空的差异，他反对的何尝不是现在的风气？ 下面我们从〈师说〉的开头读起。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此文开门见山，首句就点明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后一句概述何为师，师分为三类，也可以说是三个层次——“传道、受业、解惑”。“受”通“授”，“受业”即“授业”。后文所写基本上都离不开这两句。 先从解惑说起：“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没有人生来无惑，倘若有疑惑而不向师请教，那么疑惑一生都不会解决。 其后说传道：“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此段中心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不管他人贵贱长少，只要闻道在己之前，都可以拜师学习。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该文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正反对比，此段是第一处对比，即“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相形。圣人尚且愿意虚心向老师请教，常人却以从师为耻，因此圣人更圣，愚人更愚。 （图：Adobe Stock）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此段是第二处正反对比，即对孩子和对自己的区别。有人乐意为孩子请老师，而自己遇到问题时却不愿向老师请教，韩愈称，这种行为真是糊涂。教童子的老师只是教他们读书和断句，还不算是传道、解惑的老师。不懂如何断句，知道去问老师；有大疑惑，却不去问，解决小问题而不解决大问题，这就是韩愈所谓“小学而大遗”。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此段是第三处正反对比——巫医、乐师、百工愿意相互学习，而士大夫却耻于从师学习。士大夫看不起巫医、乐师、百工，但在从师方面反而不如他们。 教断句的老师、巫医、乐师、百工都是授业者，但并非传道之师，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古文辞类纂》评语云：“授句读及巫医、乐师、百工，未尝非授业，但非传道、解惑耳。此两段明是以授业之师，陪传道解惑之师，而用笔变化，使之不觉。” 再看下一段：“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此段以孔子为例，连圣人都不只从一师，且“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引经据典，使论说更加有力。文章写到这里，对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的论证已接近完善，且承接上文圣人尚且从师的论点。《古文辞类纂》评语云：“此段承‘圣人犹且从师’意申说，以终首句‘必有师’之意。” 最后一段表明作者写此文的原因：“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回顾〈师说〉全文，韩愈一直紧扣中心论点，言有物且言有序，善用对比抑扬，颇具说服力。 （图：Adobe Stock） 接下来讲李翱〈复性书〉，此文分上中下三篇，《古文辞类纂》只录其末。 李翱是韩愈的高足弟子，亦善古文，据《新唐书》记载：“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李翱论学融合佛、道、儒三家思想，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复性书下〉就是富含哲理的佳作。以下逐段解析。 “昼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与万物皆作；休乎休者，与万物皆休。吾则不类于凡人。昼无所作，夕无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离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终不亡且离也。” 此段讲自己与一般人不同。普通人做事时，仿佛和万物一同运作；休息时，好像万物也都静止了。而李翱与众不同，他说自己“昼无所作，夕无所休”，意思并非白天什么都不做，晚上不休息，而是白天做事时不执著于事，晚上顺其自然地就休息了。“作非吾作也，作有物”，并非自己刻意要做什么，而是规律起的作用；“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休息也是规律的作用。李翱还说，到底是作还是休呢？其实作和休不能相互分离，一旦分离，就不存在了。而他自己所拥有的却不会消失、与他分离。 此话说得很神秘，李翱所拥有的究竟是什么？人注定会死，人有什么可以永存？我们不妨继续往下读。 “人之不力于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全乎哉？” 此段谈人与动物的区别。李翱说，不致力于道的那些人糊涂且不勤于思考，而人之所以与禽兽虫鱼不同，正是因为人具备道德之性。我延伸解释一下：人性来自天，本是善良的，本性里就具备道德，但因受后天各种因素影响而容易偏离善良，所以要修回到本性上，致力于修道修德，如《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图：Adobe Stock） 李翱接著写道：“受一气而成其形，一为物而一为人，得之甚难也。生乎世，又非深长之年也。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 “气”指宇宙中的混沌之气，人类与万物都是由此气化成的，《黄帝内经》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周易》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絪缊就是宇宙的元气，它化为阴阳二气，阴和阳在交互作用下产生世间万物。有的化成物，有的化成人，得到人身是很不容易的。李翱说：“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意思是：人身难得，且寿命不长，如果还不专心于大道，还放纵自己的行为，那和禽兽虫鱼几乎没有区别。李翱又说：“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如果糊涂还不勤于思考，那么始终都是糊涂的。 下面是最后一段，也是此文最精华的部份： “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时，如朝日也；思九年时，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长者不过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则稀矣。当百年之时，而视乎九年时也，与吾此日之思于前也，远近其能大相悬耶？其又能远于朝日之时耶？然则人之生也，虽享百年，若雷电之惊相激也，若风之飘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无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终日志于道德，犹惧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为者，独何人耶？” 此段譬喻很贴切。回想9岁、19岁时如同刚升起的太阳，等活到100岁时，再回顾9岁的那段时光，和此时回顾9岁，相差会很大吗？没有什么比早晨的太阳更遥远。人生短暂，好似雷电旋风，所以李翱“终日志于道德”，致力于修好自己。可即使如此努力，仍害怕无法实现目标，更不用说那些肆意妄为的人了。此段表达对于修身的急切心理。 《古文辞类纂》如是评价此文：“文特劲健而飘洒。”文字刚健有力而生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贯穿著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不独李翱，几千年来已有数不清的人探讨。我们可找出一共同点：生命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吃喝玩乐，那些留下来的经典作品多数都不是肤浅的认知，其中有佛、道两家的修炼，也有儒家的修身治平。生命意义并非在财物与形体上寻求，而是需要向内心寻求，人生本质上就是修炼之路。透过修炼得到的，或许才是永恒的。 （图：Adobe Stock） 接下来赏析苏洵〈权书·六国〉，即〈六国论〉。 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父子三人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尤善政论，文章雄俊，曾巩〈苏明允哀词〉称赞苏洵文“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权书·六国〉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中国古代士大夫一直贯穿著一种忧患精神，屈原忧楚国社稷，杜甫忧国破民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苏洵也不例外。北宋兵弱，向辽与西夏屈辱求和，用金钱换取苟安。苏洵对此政策极为不满，于是以〈六国论〉借古讽今，告诫北宋朝廷切莫重蹈六国覆辙。 此文一开篇就阐明六国灭亡的原因，也是全文的中心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六国灭亡并非因为军队不强，而是因为割地换取短暂太平的策略。 其后从反面论证赂秦是亡国的原因：“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不赂秦国的国家因赂秦国的国家而亡，当失去外援后，最终也不能独全。 接著透过对比论赂秦之弊：“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诸侯割给秦国的土地，是因战败而失去的土地的百倍。“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照应上文“非兵不利，战不善”，前后呼应。 （图：Adobe Stock） 论辨文不单需要说理，也需要动之以情，苏洵接著提示读者回想六国祖辈的土地来之不易，这是从情感上论证珍惜国土的重要性。“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我们看他的用词，“霜露”、“荆棘”、“尺寸”、“草芥”都很形象，使人瞬间感到得之不易与失之可惜。“五城”、“十城”、“一夕”虽非实指，但给读者带来的感受非常直观。 “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抱薪救火”譬喻很恰当。 以上讲述的是赂秦的国家，以下讲述不赂秦的国家：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 燕国与赵国孤危无助，照应前文“不赂者以赂者丧”。 （图：Adobe Stock） 之后作假设：“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假设与事实的反差更令人唏嘘，悲愤之情溢于纸上。 “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警告治国者不要因敌国的威势而屈服。 结尾更发人深省：“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秦国和六国各只是诸侯国，六国虽比秦国弱，却还有不赂秦而战胜秦的势力。若一个大国统一了天下，疆域远比六国辽阔，却仍重蹈六国的覆辙，那比六国还差劲啊！此段暗指北宋占据辽阔疆土，大宋皇帝贵为天子，竟向契丹与西夏输送岁币，言在此而意在彼。全文明是论史事，实是论时政。 （图：Adobe Stock） 〈六国论〉对今人仍有很大启示。最近看新闻，八炯的纪录片揭露了中共如何拉拢利诱台湾网红对台统战的黑幕，且中共不只针对台湾人，而是所有华人地区。中共渗透海外的证据多年来一直都有，利诱和恐吓软硬兼施。如果为眼前利益而亲共，和赂秦、赂辽、赂西夏是一样的。“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不只是苏洵的告诫，也是当今每一位捍卫自由者的告诫。 关于《古文辞类纂》的论辨文，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讲序跋文。
文/清箫 本期继续讲《古文辞类纂》的论辨文。我们先看西汉史学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 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大家都知道司马迁被称为太史公，其实司马谈也是太史公。司马谈想效法孔子作《春秋》，也写一部那样的史书，可惜没能实现，临终时将此重任托付给司马迁。假如没有司马谈的谆谆嘱咐，或司马迁未能忍辱完成父亲的遗愿，那么今天的我们恐怕看不到《史记》这部宝贵的著作。历史上许多了不起的事业不单是一个人的功劳，就像太史公父死子继，真的很不容易。薄薄的纸上承载的文字本没有重量，我却时常觉得很重，这重量来自作者的心，以及与之相关的每一人的心。《史记》承载的不只有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精神，还有司马谈的责任心。 （图：Adobe Stock） 司马谈非常博学，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他师从唐都学天文，跟杨何学《易经》，又跟黄子学道。他担忧后人不懂诸子百家思想要义，因此撰写〈论六家要指〉。此文论述了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的思想，可谓是西汉的一篇学术论文。 我们先看此文的结构，可分为三部份：（1）六家思想殊途同归；（2）概述六家理论；（3）详论述各家理论。条理很清晰。 第一部份言简意赅，引用《周易》中的话概述六家思想皆是为了治世：“《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第二部份简洁阐述六家思想的关键长处与短处：“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图：Adobe Stock） 六家之中，司马谈最推崇道家，称赞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符合无形之道，且能满足万物，随时代、事物变化而变化，宗旨简单而容易掌握，做事少而功效大。相比之下，儒家思想虽广博而缺少纲要，烦劳而效果小，君主要做天下仪表，君主倡导什么，臣子就做什么，臣子要跟在君主后面，这不是最智慧的治国之道。司马谈认为，“大道之要”是“去健羡”、“绌聪明”，即不要刚强，去掉贪欲，不耍小聪明。后几句说得更好：“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若身心骚动不安，则绝不可能如天地般长存。这既是智慧的治国之道，也是养生、修身之道。不过，儒家制定君臣父子的礼节，并区别夫妻长幼，是司马谈赞同的。 （图：Adobe Stock） 之后他详细讲述各家思想，大家若有兴趣可以翻阅，我在此就不多讲了。 接下来讲韩愈〈师说〉。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在唐代，诗有杜甫，文有韩愈，他可谓是唐文的代表人物。此外，韩愈还是个逆时代而行的文人，他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提倡复兴先秦两汉的古文。他也看不惯当时耻于从师的风气，这篇〈师说〉就是对此陋习的抨击。 各位不妨回顾上期内容，什么是“说”？“说”是古文中一种解释、阐述事物或道理的文。明人吴讷《文章辨体》谓：“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这篇〈师说〉解释了什么是师并阐述了虚心从师的道理。 或许有人会说，谁还不懂这么简单的理？然而，知道和做到是两回事，〈师说〉抨击的现象至今仍有。不少人长大了，享有名誉了，便不懂得谦逊了，因为放不下面子，有时还不如小孩。古文在现代依然不过时，就像〈师说〉，我常感受不到时空的差异，他反对的何尝不是现在的风气？ 下面我们从〈师说〉的开头读起。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此文开门见山，首句就点明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后一句概述何为师，师分为三类，也可以说是三个层次——“传道、受业、解惑”。“受”通“授”，“受业”即“授业”。后文所写基本上都离不开这两句。 先从解惑说起：“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没有人生来无惑，倘若有疑惑而不向师请教，那么疑惑一生都不会解决。 其后说传道：“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此段中心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不管他人贵贱长少，只要闻道在己之前，都可以拜师学习。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该文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正反对比，此段是第一处对比，即“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相形。圣人尚且愿意虚心向老师请教，常人却以从师为耻，因此圣人更圣，愚人更愚。 （图：Adobe Stock）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此段是第二处正反对比，即对孩子和对自己的区别。有人乐意为孩子请老师，而自己遇到问题时却不愿向老师请教，韩愈称，这种行为真是糊涂。教童子的老师只是教他们读书和断句，还不算是传道、解惑的老师。不懂如何断句，知道去问老师；有大疑惑，却不去问，解决小问题而不解决大问题，这就是韩愈所谓“小学而大遗”。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此段是第三处正反对比——巫医、乐师、百工愿意相互学习，而士大夫却耻于从师学习。士大夫看不起巫医、乐师、百工，但在从师方面反而不如他们。 教断句的老师、巫医、乐师、百工都是授业者，但并非传道之师，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古文辞类纂》评语云：“授句读及巫医、乐师、百工，未尝非授业，但非传道、解惑耳。此两段明是以授业之师，陪传道解惑之师，而用笔变化，使之不觉。” 再看下一段：“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此段以孔子为例，连圣人都不只从一师，且“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引经据典，使论说更加有力。文章写到这里，对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的论证已接近完善，且承接上文圣人尚且从师的论点。《古文辞类纂》评语云：“此段承‘圣人犹且从师’意申说，以终首句‘必有师’之意。” 最后一段表明作者写此文的原因：“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回顾〈师说〉全文，韩愈一直紧扣中心论点，言有物且言有序，善用对比抑扬，颇具说服力。 （图：Adobe Stock） 接下来讲李翱〈复性书〉，此文分上中下三篇，《古文辞类纂》只录其末。 李翱是韩愈的高足弟子，亦善古文，据《新唐书》记载：“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辞致浑厚，见推当时”。李翱论学融合佛、道、儒三家思想，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复性书下〉就是富含哲理的佳作。以下逐段解析。 “昼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与万物皆作；休乎休者，与万物皆休。吾则不类于凡人。昼无所作，夕无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离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终不亡且离也。” 此段讲自己与一般人不同。普通人做事时，仿佛和万物一同运作；休息时，好像万物也都静止了。而李翱与众不同，他说自己“昼无所作，夕无所休”，意思并非白天什么都不做，晚上不休息，而是白天做事时不执著于事，晚上顺其自然地就休息了。“作非吾作也，作有物”，并非自己刻意要做什么，而是规律起的作用；“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休息也是规律的作用。李翱还说，到底是作还是休呢？其实作和休不能相互分离，一旦分离，就不存在了。而他自己所拥有的却不会消失、与他分离。 此话说得很神秘，李翱所拥有的究竟是什么？人注定会死，人有什么可以永存？我们不妨继续往下读。 “人之不力于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全乎哉？” 此段谈人与动物的区别。李翱说，不致力于道的那些人糊涂且不勤于思考，而人之所以与禽兽虫鱼不同，正是因为人具备道德之性。我延伸解释一下：人性来自天，本是善良的，本性里就具备道德，但因受后天各种因素影响而容易偏离善良，所以要修回到本性上，致力于修道修德，如《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图：Adobe Stock） 李翱接著写道：“受一气而成其形，一为物而一为人，得之甚难也。生乎世，又非深长之年也。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 “气”指宇宙中的混沌之气，人类与万物都是由此气化成的，《黄帝内经》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周易》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絪缊就是宇宙的元气，它化为阴阳二气，阴和阳在交互作用下产生世间万物。有的化成物，有的化成人，得到人身是很不容易的。李翱说：“以非深长之年，行甚难得之身，而不专专于大道，肆其心之所为，则其所以自异于禽兽虫鱼者亡几矣。”意思是：人身难得，且寿命不长，如果还不专心于大道，还放纵自己的行为，那和禽兽虫鱼几乎没有区别。李翱又说：“昏而不思，其昏也，终不明矣。”如果糊涂还不勤于思考，那么始终都是糊涂的。 下面是最后一段，也是此文最精华的部份： “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时，如朝日也；思九年时，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长者不过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则稀矣。当百年之时，而视乎九年时也，与吾此日之思于前也，远近其能大相悬耶？其又能远于朝日之时耶？然则人之生也，虽享百年，若雷电之惊相激也，若风之飘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无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终日志于道德，犹惧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为者，独何人耶？” 此段譬喻很贴切。回想9岁、19岁时如同刚升起的太阳，等活到100岁时，再回顾9岁的那段时光，和此时回顾9岁，相差会很大吗？没有什么比早晨的太阳更遥远。人生短暂，好似雷电旋风，所以李翱“终日志于道德”，致力于修好自己。可即使如此努力，仍害怕无法实现目标，更不用说那些肆意妄为的人了。此段表达对于修身的急切心理。 《古文辞类纂》如是评价此文：“文特劲健而飘洒。”文字刚健有力而生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贯穿著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不独李翱，几千年来已有数不清的人探讨。我们可找出一共同点：生命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吃喝玩乐，那些留下来的经典作品多数都不是肤浅的认知，其中有佛、道两家的修炼，也有儒家的修身治平。生命意义并非在财物与形体上寻求，而是需要向内心寻求，人生本质上就是修炼之路。透过修炼得到的，或许才是永恒的。 （图：Adobe Stock） 接下来赏析苏洵〈权书·六国〉，即〈六国论〉。 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父子三人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尤善政论，文章雄俊，曾巩〈苏明允哀词〉称赞苏洵文“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权书·六国〉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中国古代士大夫一直贯穿著一种忧患精神，屈原忧楚国社稷，杜甫忧国破民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苏洵也不例外。北宋兵弱，向辽与西夏屈辱求和，用金钱换取苟安。苏洵对此政策极为不满，于是以〈六国论〉借古讽今，告诫北宋朝廷切莫重蹈六国覆辙。 此文一开篇就阐明六国灭亡的原因，也是全文的中心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六国灭亡并非因为军队不强，而是因为割地换取短暂太平的策略。 其后从反面论证赂秦是亡国的原因：“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不赂秦国的国家因赂秦国的国家而亡，当失去外援后，最终也不能独全。 接著透过对比论赂秦之弊：“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诸侯割给秦国的土地，是因战败而失去的土地的百倍。“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照应上文“非兵不利，战不善”，前后呼应。 （图：Adobe Stock） 论辨文不单需要说理，也需要动之以情，苏洵接著提示读者回想六国祖辈的土地来之不易，这是从情感上论证珍惜国土的重要性。“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我们看他的用词，“霜露”、“荆棘”、“尺寸”、“草芥”都很形象，使人瞬间感到得之不易与失之可惜。“五城”、“十城”、“一夕”虽非实指，但给读者带来的感受非常直观。 “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抱薪救火”譬喻很恰当。 以上讲述的是赂秦的国家，以下讲述不赂秦的国家：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 燕国与赵国孤危无助，照应前文“不赂者以赂者丧”。 （图：Adobe Stock） 之后作假设：“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假设与事实的反差更令人唏嘘，悲愤之情溢于纸上。 “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警告治国者不要因敌国的威势而屈服。 结尾更发人深省：“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秦国和六国各只是诸侯国，六国虽比秦国弱，却还有不赂秦而战胜秦的势力。若一个大国统一了天下，疆域远比六国辽阔，却仍重蹈六国的覆辙，那比六国还差劲啊！此段暗指北宋占据辽阔疆土，大宋皇帝贵为天子，竟向契丹与西夏输送岁币，言在此而意在彼。全文明是论史事，实是论时政。 （图：Adobe Stock） 〈六国论〉对今人仍有很大启示。最近看新闻，八炯的纪录片揭露了中共如何拉拢利诱台湾网红对台统战的黑幕，且中共不只针对台湾人，而是所有华人地区。中共渗透海外的证据多年来一直都有，利诱和恐吓软硬兼施。如果为眼前利益而亲共，和赂秦、赂辽、赂西夏是一样的。“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不只是苏洵的告诫，也是当今每一位捍卫自由者的告诫。 关于《古文辞类纂》的论辨文，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讲序跋文。
文/清箫 今天继续讲《古文辞类纂》。上期讲了姚鼐在此书序目中所谓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这是序目里最关键的部份。下面我会结合该序目以及不同文体的范文，带大家一起欣赏古文，提升鉴赏与写作水平。古文有些写法在现代依然不过时，取决于学者怎样运用。希望能帮到大家。 《古文辞类纂》序目最关键的一段是：“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一是简介古文分类，二是概述构成一篇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书的13个文体类别：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这13类文体或许乍看难以理解，我们不妨进一步归纳，其实可以归为三大类： 1、说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 2、记事（传状、碑志、杂记） 3、抒情（箴铭、颂赞、辞赋、哀祭） 这样是不是更加简单清晰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之文以理为主；传状、碑志、杂记以事为主；箴铭、颂赞、辞赋、哀祭主写情。透过姚鼐所列文体的顺序，可知他认为学文应当先学议论文，后学叙事文，最后学对辞藻精美要求较高的抒情文。我们试分析他如此安排的原因：无论是否能成为文学家，都要条理清晰，明辨是非，所以议论文是基础。记事文比议论文稍难一点，比如给一个人作传，或写墓志铭，至少要对此人的生平全面了解，并在诸多大小事中取舍，挑出最重要的事，且次序严谨，还要真实，所以很考验功底。至于颂赞、辞赋、哀祭等重在抒情的文体，写作难度更大，但即使写得不好也没关系，至少前面已经学会写最重要的议论文和记事文。 （图：Adobe Stock） 再来看《古文辞类纂》所选文章的朝代比例。其中，先秦文占11%；两汉文占20%；六朝文占1%；唐宋文占59%；明文占5%；清文占4%。唐宋文比例最大，在唐宋文中，大多数都是八大家的作品，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文章。而六朝文比例最小。上期介绍过“桐城三祖”的文学观，结合上期内容，各位想必不会对上述比例感到意外。 接下来我打算从《古文辞类纂》中选出一些好文赏析，不单从写作角度赏析，还会提炼出文中的道德、精神与对今人的启示。限于篇幅，我实在不能全面列举，毕竟全书共有700多篇文章。 论辨 我们先来看论辨类的范文。这一类文体的起源、特点和要求是什么呢？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姚鼐称，论辨文起源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其实论可以追溯到更早，如《尚书》中的〈盘庚〉、〈无逸〉，但那只是论的雏形。其后，论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论语》。《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云：“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刘勰认为，述经叙理的著作称为论。论也就是伦，不违背伦理，即是不违背圣人之意。孔子的弟子把孔子说的话记录下来，称之为《论语》，后世以“论”为名的著作就是从这开始的。 《文心雕龙》又云：“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我们来看刘勰说的这段是什么意思。论这一文体需要综合各家观点，然后深入研究一个道理，要辨别是非，找出论证的难点，思考应当全面，下笔也要讲得全面通透，不能写得支离破碎，要严密到使反对方找不出破绽。写论文就像砍柴，贵在恰好把理劈开，而不能越过理。有些人虽然文辞巧妙，但道理是错的，那就是徒有其表，说理会很勉强，所以写论文的人应先确保自己的观点不是歪理。 论可以评历史，如贾谊〈过秦论〉；论也可以评时政，如韩愈〈争臣论〉、欧阳修〈朋党论〉；还可以论学术，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论辨文分许多小类，不仅有论这一类，还有说、解、原、辨、议。 （图：Adobe Stock） 说和解相似，都是解释阐述事物或道理之文，如韩愈〈师说〉、王安石〈复雠解〉等。 “原”是论说某事理本原之意的文，如韩愈〈原毁〉、王安石〈原过〉等。 再看什么是辨。辨是从反面驳他人的说法或做法，《古文辞类纂》选录了韩愈的〈讳辨〉、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辨是怎样反驳的呢？以〈桐叶封弟辨〉为例，柳宗元此文不赞同“桐叶封弟”这一做法，推论出此事不是周公建议的，传说并不可信。相传，周成王曾拿一片梧桐叶，对弟弟叔虞开玩笑说要封他为侯，那时叔虞只是个小孩子，周公严肃提醒道：“天子无戏言。”因为要言而有信，所以周成王将唐地封给了叔虞。当然，君主应该比普通人更守信用，但柳宗元认为，玩笑话不能轻易付诸行动，假如周成王对宦官开玩笑，是否也要实行呢？如果君主做错了，就要一直改，直到做对为止。之后柳宗元进一步推论，认为建议封弟这件糊涂事不像是周公做的。这就是一种辨。 议也是驳的一种，如韩愈〈改葬服议〉、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 论辨类的范文，我打算讲贾谊〈过秦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韩愈〈师说〉、李翱〈复性书下〉、苏洵〈权书·六国〉。 （图：Adobe Stock） 先看贾谊〈过秦论〉。我们赏析任何一篇作品前，最好对作者有一些了解。贾谊是西汉洛阳人，既擅长辞赋，也是杰出的政论家。他二十岁时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后破格迁至太中大夫，可谓是年少有为。可惜好景不长，贾谊二十三岁那年因遭权贵诋毁，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他英年早逝，三十三岁就离世了。他写这篇〈过秦论〉，旨在为汉文帝治国提供一面镜子，以免汉朝重蹈秦朝骤亡的覆辙。〈过秦论〉既是政论，亦是史论，对后世散文写作影响巨大。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今天我们只看上篇。其主旨是“过秦”二字，即指出秦朝的过失，但文章开头是从秦国强盛之路写起。我们看历史，不该只看到一面，秦国能统一天下，必然有其道理，正的一面我们也应看到。 无论古今，政论和史论都不宜抛开叙事，如果只议论，文章会相当单调。〈过秦论上〉好在化议论为叙事，很大篇幅都是陈述史事，评论反而较少，说教味不强。多数议论文都先在第一段点出主旨，此文不然，作者按时间顺序简练概述秦从兴到亡的过程，千回百转，直至结尾才点破，如带读者一同探讨。 〈过秦论上〉开篇写道：“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此段动词用得好，“席卷”、“包举”、“囊括”、“并吞”，接连四词表现秦国的雄心，仿佛得天下如探囊取物，气势磅礴。上期多次提及气在古文中的重要性，这里连用四个雄壮之词，也是起到增强气势的作用。简单数句，便点明秦国走向强盛的内因与外因，即内有商鞅变法，外有诸侯互斗。“拱手”亦用得妙，以连横策略挑拨各诸侯，似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大片土地。 （图：Adobe Stock） 此下写秦孝公以后的功业，以及六国的恐惧与对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亦写六国有哪些人才：“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秦国是主角，六国是陪衬，但须写六国之人与事，否则文章显得单薄。讲六国人才济济，且祭出合纵策略对抗秦国，更能衬托出秦国的强大。这种衬托效果在下文更加明显。 “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九国之师看似强大，却无法打败秦国，“十倍之地，百万之众”与“无亡矢遗镞之费”形成鲜明对比，衬托秦国势不可挡。此处写九国人数与土地优势还有一个作用，即与下文陈涉的渺小形成对比，暂且不谈。 各位请注意“叩关”的“叩”字，为何用“叩”字呢？“叩”在此意为“敲”、“击”，指各国来攻打函谷关。《汉书》中引用的〈过秦论〉写的不是“叩关”，而是“仰关”。而《史记》写的是“叩关”。《古文辞类纂》有一句评注：“鼐按：对下开关，字作叩为当。”“叩”字更恰当，与下文“秦人开关延敌”的“开关”对应。 此时，九国的军队败了，盟约也散了，争相讨好秦国。“强国请服，弱国入朝”短短八字对形势作一概括，之后写道：“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至此作一顿挫。 随后叙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功业，字句有排山倒海之势：“及至秦王，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现在我著重讲一讲此处使用的顿笔之法。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文章写到这里，需要一句收束，也就是短暂的停顿、呼吸，表示上文的内容告一段落，而下文即将出现转折。顿笔恰好能为下文的转折或高潮蓄力，往往当下文要写关键事件和文字时，需要用顿笔之法。我们演奏音乐需要呼吸，游泳需要换气，换完气才更有力，写作也是同理。文章是灵动的生命，要有抑扬顿挫，时而澎湃，时而舒缓，有些放缓之处也是呼吸之处。前几期曾谈到古文的音乐性，大家看这些好的作品是不是很巧妙呀？吴闿生评论说：“两代无事，恰好顿挫。震川所谓如人吐气一般。”“凡有要紧文字在下，必要先行停顿一般，然后气乃振厉也。”秦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期间没有战事，文意上这是一顿挫之处，节奏上也是，即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所说的“如人吐气”。 能不能删掉“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这三句？虽然没讲重要的事，但假如删去，文章会变得太紧，缺少一处呼吸。姚鼐〈与石甫侄孙〉说：“大抵文章之妙，在驰骤中有顿挫，顿挫处有驰骤。若但有驰骤，即成剽滑，非真驰骤也。”文气驰骤固然好，但也需适度收敛，安排一些停顿和转折，以免文章轻浮平滑。 秦始皇（图：公有领域） 回到〈过秦论〉，我们看下一段，气势多么磅礴，文字何其精彩：“及至秦王，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奋六世之馀烈”承上启下，“六世”指上文提到的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由一“奋”字领起，后文所写的吞并周朝、统一六国、南取百越、北筑长城都是“奋”的具体表现。此段动词遒劲，如“奋”、“振”、“御”、“吞”、“履”、“却”。 叙秦之功后，贾谊讲述秦激起民愤之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可能有人会觉得秦始皇很坏。我在此做一些解释。 贾谊说秦朝“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想必大家都会联想到“焚书坑儒”以及秦朝对文化的“严重破坏”。然而，后世对秦史的评论有歪曲与夸张之处，我们最好更全面、严谨地看待历史。 郑樵《通志》有两篇文为秦朝辩诬，他写道：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馀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馀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实际上，秦始皇是重视文化教育的，并没有弃用儒生和儒家经典，说“废儒”是不恰当的，说“废先王之道”就更夸张了。先王之道都在经中，经未废，先王之道何废？后世古书不全，不能都归咎于秦朝焚书，很多是因为“学者自亡”，所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 秦朝焚书并不像有些人夸大的那样严重。《论衡》说：“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朱子语类》称：“如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秦始皇想要销毁的是书籍中的糟粕，而留下精华，《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史记》（图：公有领域） 刘大櫆写过一篇〈焚书辨〉，称造成经籍亡佚的人并非李斯和秦始皇，而是项羽和萧何。 刘大櫆说：“书之亡，在楚汉之兴，沛公与项羽相继入关之时也。”“书之焚，不在于李斯，而在于项籍；及其亡也，不由于始皇帝，而由于萧何。”“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迨项羽入关，杀秦降王子婴，收其货宝妇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澌灭无馀。”“李斯虽烧之而未尽也。”又说：“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使律令图书，汉以故知天下之扼塞，及户口之多少、强弱所在。然萧何于秦博士所藏之书，所以传先王之道不绝于线者，独不闻其爱而惜之，收而宝之。彼固以圣人之经，无关于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筹策也。故熟视之若无睹耳。” 典籍亡佚的原因很复杂，秦始皇虽焚书，但至少在朝廷中保留许多。相比之下，战乱期间的破坏或视而不见造成的影响应该更为严重。 此外，“坑儒”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的是“坑术士”，坑的是术士，而非儒。那时有些术士、方士行骗，秦始皇打击的是这些人。 不过，身处西方民主国家的我们，在现代的环境下，不应支持坑杀与焚书。 （图：Adobe Stock） 至于秦始皇为何铸造十二金人，这是个历史之谜，贾谊称“以弱天下之民”只是主观推测，当然这个动机是可能的。试想，当时必然期望长期和平，谁想再回到战国乱世？所以收缴兵器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称其为专制。钱穆《国史大纲》对此有一段评论：“收兵器，铸金人十二……此盖均为一种弭兵理想之实施。后人专以专制说之，殊非事实。” 我们继续看〈过秦论〉。秦始皇威震四海到什么程度呢？他死后，依然“馀威震于殊俗”。和秦朝之强盛相比，陈涉多么渺小啊，“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然而他揭竿而起后，天下人云集响应，其他豪杰纷纷起义，不久后就推翻了秦朝。从“秦王既没，馀威震于殊俗”到“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篇幅很短，仿佛从兴盛到灭亡是转眼间的事。这是贾谊刻意营造的效果。 前面都是叙事，此时该到思考与议论的环节了。贾谊说：“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从几个方面比较了六国与起义军的差别，地位、武器、兵力、智谋、策略都不可同日而语。陈涉等起义军之弱和昔日六国之强形成鲜明对比，秦的国力、雍州、殽函没有变化，为何胜败结果差别如此之大？贾谊一步步引导读者思考，最后得出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前面的叙事和对比都是为了论证秦亡的原因在其自身。至于如何“仁义不施”，他后面还写了秦二世的问题。中篇和下篇我就不讲了。 《古文辞类纂》评注云：“固是合后二篇，义乃完，然首篇为特雄骏闳肆。”〈过秦论〉三篇里，上篇文笔最精彩，雄骏闳肆。贾谊散文写得好有一重要原因——善于辞赋，他将作赋的手法用在散文中，铺张使文气更盛、更雄骏。 （图：Adobe Stock） 此文对今日依然有很大启示，尤其是“一夫作难而七庙堕”。历史上，不仅秦朝，每个朝代兴起时都有过气吞万里之势，而落幕时都显得脆弱不堪，仿佛天要谁亡，谁不得不亡。70年前，中共夺取大陆江山，至今看似难以动摇，但说不准某天会轰然倒塌，“一夫作难而七庙堕”。 关于〈过秦论〉，我暂聊到这里。下期讲其他古文。
文/清箫 今天继续讲《古文辞类纂》。上期讲了姚鼐在此书序目中所谓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这是序目里最关键的部份。下面我会结合该序目以及不同文体的范文，带大家一起欣赏古文，提升鉴赏与写作水平。古文有些写法在现代依然不过时，取决于学者怎样运用。希望能帮到大家。 《古文辞类纂》序目最关键的一段是：“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一是简介古文分类，二是概述构成一篇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此书的13个文体类别：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这13类文体或许乍看难以理解，我们不妨进一步归纳，其实可以归为三大类： 1、说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 2、记事（传状、碑志、杂记） 3、抒情（箴铭、颂赞、辞赋、哀祭） 这样是不是更加简单清晰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之文以理为主；传状、碑志、杂记以事为主；箴铭、颂赞、辞赋、哀祭主写情。透过姚鼐所列文体的顺序，可知他认为学文应当先学议论文，后学叙事文，最后学对辞藻精美要求较高的抒情文。我们试分析他如此安排的原因：无论是否能成为文学家，都要条理清晰，明辨是非，所以议论文是基础。记事文比议论文稍难一点，比如给一个人作传，或写墓志铭，至少要对此人的生平全面了解，并在诸多大小事中取舍，挑出最重要的事，且次序严谨，还要真实，所以很考验功底。至于颂赞、辞赋、哀祭等重在抒情的文体，写作难度更大，但即使写得不好也没关系，至少前面已经学会写最重要的议论文和记事文。 （图：Adobe Stock） 再来看《古文辞类纂》所选文章的朝代比例。其中，先秦文占11%；两汉文占20%；六朝文占1%；唐宋文占59%；明文占5%；清文占4%。唐宋文比例最大，在唐宋文中，大多数都是八大家的作品，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文章。而六朝文比例最小。上期介绍过“桐城三祖”的文学观，结合上期内容，各位想必不会对上述比例感到意外。 接下来我打算从《古文辞类纂》中选出一些好文赏析，不单从写作角度赏析，还会提炼出文中的道德、精神与对今人的启示。限于篇幅，我实在不能全面列举，毕竟全书共有700多篇文章。 论辨 我们先来看论辨类的范文。这一类文体的起源、特点和要求是什么呢？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姚鼐称，论辨文起源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其实论可以追溯到更早，如《尚书》中的〈盘庚〉、〈无逸〉，但那只是论的雏形。其后，论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论语》。《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云：“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刘勰认为，述经叙理的著作称为论。论也就是伦，不违背伦理，即是不违背圣人之意。孔子的弟子把孔子说的话记录下来，称之为《论语》，后世以“论”为名的著作就是从这开始的。 《文心雕龙》又云：“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我们来看刘勰说的这段是什么意思。论这一文体需要综合各家观点，然后深入研究一个道理，要辨别是非，找出论证的难点，思考应当全面，下笔也要讲得全面通透，不能写得支离破碎，要严密到使反对方找不出破绽。写论文就像砍柴，贵在恰好把理劈开，而不能越过理。有些人虽然文辞巧妙，但道理是错的，那就是徒有其表，说理会很勉强，所以写论文的人应先确保自己的观点不是歪理。 论可以评历史，如贾谊〈过秦论〉；论也可以评时政，如韩愈〈争臣论〉、欧阳修〈朋党论〉；还可以论学术，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论辨文分许多小类，不仅有论这一类，还有说、解、原、辨、议。 （图：Adobe Stock） 说和解相似，都是解释阐述事物或道理之文，如韩愈〈师说〉、王安石〈复雠解〉等。 “原”是论说某事理本原之意的文，如韩愈〈原毁〉、王安石〈原过〉等。 再看什么是辨。辨是从反面驳他人的说法或做法，《古文辞类纂》选录了韩愈的〈讳辨〉、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辨是怎样反驳的呢？以〈桐叶封弟辨〉为例，柳宗元此文不赞同“桐叶封弟”这一做法，推论出此事不是周公建议的，传说并不可信。相传，周成王曾拿一片梧桐叶，对弟弟叔虞开玩笑说要封他为侯，那时叔虞只是个小孩子，周公严肃提醒道：“天子无戏言。”因为要言而有信，所以周成王将唐地封给了叔虞。当然，君主应该比普通人更守信用，但柳宗元认为，玩笑话不能轻易付诸行动，假如周成王对宦官开玩笑，是否也要实行呢？如果君主做错了，就要一直改，直到做对为止。之后柳宗元进一步推论，认为建议封弟这件糊涂事不像是周公做的。这就是一种辨。 议也是驳的一种，如韩愈〈改葬服议〉、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 论辨类的范文，我打算讲贾谊〈过秦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韩愈〈师说〉、李翱〈复性书下〉、苏洵〈权书·六国〉。 （图：Adobe Stock） 先看贾谊〈过秦论〉。我们赏析任何一篇作品前，最好对作者有一些了解。贾谊是西汉洛阳人，既擅长辞赋，也是杰出的政论家。他二十岁时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后破格迁至太中大夫，可谓是年少有为。可惜好景不长，贾谊二十三岁那年因遭权贵诋毁，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他英年早逝，三十三岁就离世了。他写这篇〈过秦论〉，旨在为汉文帝治国提供一面镜子，以免汉朝重蹈秦朝骤亡的覆辙。〈过秦论〉既是政论，亦是史论，对后世散文写作影响巨大。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今天我们只看上篇。其主旨是“过秦”二字，即指出秦朝的过失，但文章开头是从秦国强盛之路写起。我们看历史，不该只看到一面，秦国能统一天下，必然有其道理，正的一面我们也应看到。 无论古今，政论和史论都不宜抛开叙事，如果只议论，文章会相当单调。〈过秦论上〉好在化议论为叙事，很大篇幅都是陈述史事，评论反而较少，说教味不强。多数议论文都先在第一段点出主旨，此文不然，作者按时间顺序简练概述秦从兴到亡的过程，千回百转，直至结尾才点破，如带读者一同探讨。 〈过秦论上〉开篇写道：“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此段动词用得好，“席卷”、“包举”、“囊括”、“并吞”，接连四词表现秦国的雄心，仿佛得天下如探囊取物，气势磅礴。上期多次提及气在古文中的重要性，这里连用四个雄壮之词，也是起到增强气势的作用。简单数句，便点明秦国走向强盛的内因与外因，即内有商鞅变法，外有诸侯互斗。“拱手”亦用得妙，以连横策略挑拨各诸侯，似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大片土地。 （图：Adobe Stock） 此下写秦孝公以后的功业，以及六国的恐惧与对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亦写六国有哪些人才：“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秦国是主角，六国是陪衬，但须写六国之人与事，否则文章显得单薄。讲六国人才济济，且祭出合纵策略对抗秦国，更能衬托出秦国的强大。这种衬托效果在下文更加明显。 “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九国之师看似强大，却无法打败秦国，“十倍之地，百万之众”与“无亡矢遗镞之费”形成鲜明对比，衬托秦国势不可挡。此处写九国人数与土地优势还有一个作用，即与下文陈涉的渺小形成对比，暂且不谈。 各位请注意“叩关”的“叩”字，为何用“叩”字呢？“叩”在此意为“敲”、“击”，指各国来攻打函谷关。《汉书》中引用的〈过秦论〉写的不是“叩关”，而是“仰关”。而《史记》写的是“叩关”。《古文辞类纂》有一句评注：“鼐按：对下开关，字作叩为当。”“叩”字更恰当，与下文“秦人开关延敌”的“开关”对应。 此时，九国的军队败了，盟约也散了，争相讨好秦国。“强国请服，弱国入朝”短短八字对形势作一概括，之后写道：“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至此作一顿挫。 随后叙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功业，字句有排山倒海之势：“及至秦王，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现在我著重讲一讲此处使用的顿笔之法。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文章写到这里，需要一句收束，也就是短暂的停顿、呼吸，表示上文的内容告一段落，而下文即将出现转折。顿笔恰好能为下文的转折或高潮蓄力，往往当下文要写关键事件和文字时，需要用顿笔之法。我们演奏音乐需要呼吸，游泳需要换气，换完气才更有力，写作也是同理。文章是灵动的生命，要有抑扬顿挫，时而澎湃，时而舒缓，有些放缓之处也是呼吸之处。前几期曾谈到古文的音乐性，大家看这些好的作品是不是很巧妙呀？吴闿生评论说：“两代无事，恰好顿挫。震川所谓如人吐气一般。”“凡有要紧文字在下，必要先行停顿一般，然后气乃振厉也。”秦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期间没有战事，文意上这是一顿挫之处，节奏上也是，即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所说的“如人吐气”。 能不能删掉“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这三句？虽然没讲重要的事，但假如删去，文章会变得太紧，缺少一处呼吸。姚鼐〈与石甫侄孙〉说：“大抵文章之妙，在驰骤中有顿挫，顿挫处有驰骤。若但有驰骤，即成剽滑，非真驰骤也。”文气驰骤固然好，但也需适度收敛，安排一些停顿和转折，以免文章轻浮平滑。 秦始皇（图：公有领域） 回到〈过秦论〉，我们看下一段，气势多么磅礴，文字何其精彩：“及至秦王，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奋六世之馀烈”承上启下，“六世”指上文提到的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由一“奋”字领起，后文所写的吞并周朝、统一六国、南取百越、北筑长城都是“奋”的具体表现。此段动词遒劲，如“奋”、“振”、“御”、“吞”、“履”、“却”。 叙秦之功后，贾谊讲述秦激起民愤之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可能有人会觉得秦始皇很坏。我在此做一些解释。 贾谊说秦朝“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想必大家都会联想到“焚书坑儒”以及秦朝对文化的“严重破坏”。然而，后世对秦史的评论有歪曲与夸张之处，我们最好更全面、严谨地看待历史。 郑樵《通志》有两篇文为秦朝辩诬，他写道：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馀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馀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实际上，秦始皇是重视文化教育的，并没有弃用儒生和儒家经典，说“废儒”是不恰当的，说“废先王之道”就更夸张了。先王之道都在经中，经未废，先王之道何废？后世古书不全，不能都归咎于秦朝焚书，很多是因为“学者自亡”，所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 秦朝焚书并不像有些人夸大的那样严重。《论衡》说：“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朱子语类》称：“如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秦始皇想要销毁的是书籍中的糟粕，而留下精华，《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史记》（图：公有领域） 刘大櫆写过一篇〈焚书辨〉，称造成经籍亡佚的人并非李斯和秦始皇，而是项羽和萧何。 刘大櫆说：“书之亡，在楚汉之兴，沛公与项羽相继入关之时也。”“书之焚，不在于李斯，而在于项籍；及其亡也，不由于始皇帝，而由于萧何。”“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迨项羽入关，杀秦降王子婴，收其货宝妇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澌灭无馀。”“李斯虽烧之而未尽也。”又说：“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使律令图书，汉以故知天下之扼塞，及户口之多少、强弱所在。然萧何于秦博士所藏之书，所以传先王之道不绝于线者，独不闻其爱而惜之，收而宝之。彼固以圣人之经，无关于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筹策也。故熟视之若无睹耳。” 典籍亡佚的原因很复杂，秦始皇虽焚书，但至少在朝廷中保留许多。相比之下，战乱期间的破坏或视而不见造成的影响应该更为严重。 此外，“坑儒”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的是“坑术士”，坑的是术士，而非儒。那时有些术士、方士行骗，秦始皇打击的是这些人。 不过，身处西方民主国家的我们，在现代的环境下，不应支持坑杀与焚书。 （图：Adobe Stock） 至于秦始皇为何铸造十二金人，这是个历史之谜，贾谊称“以弱天下之民”只是主观推测，当然这个动机是可能的。试想，当时必然期望长期和平，谁想再回到战国乱世？所以收缴兵器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称其为专制。钱穆《国史大纲》对此有一段评论：“收兵器，铸金人十二……此盖均为一种弭兵理想之实施。后人专以专制说之，殊非事实。” 我们继续看〈过秦论〉。秦始皇威震四海到什么程度呢？他死后，依然“馀威震于殊俗”。和秦朝之强盛相比，陈涉多么渺小啊，“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然而他揭竿而起后，天下人云集响应，其他豪杰纷纷起义，不久后就推翻了秦朝。从“秦王既没，馀威震于殊俗”到“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篇幅很短，仿佛从兴盛到灭亡是转眼间的事。这是贾谊刻意营造的效果。 前面都是叙事，此时该到思考与议论的环节了。贾谊说：“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从几个方面比较了六国与起义军的差别，地位、武器、兵力、智谋、策略都不可同日而语。陈涉等起义军之弱和昔日六国之强形成鲜明对比，秦的国力、雍州、殽函没有变化，为何胜败结果差别如此之大？贾谊一步步引导读者思考，最后得出结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前面的叙事和对比都是为了论证秦亡的原因在其自身。至于如何“仁义不施”，他后面还写了秦二世的问题。中篇和下篇我就不讲了。 《古文辞类纂》评注云：“固是合后二篇，义乃完，然首篇为特雄骏闳肆。”〈过秦论〉三篇里，上篇文笔最精彩，雄骏闳肆。贾谊散文写得好有一重要原因——善于辞赋，他将作赋的手法用在散文中，铺张使文气更盛、更雄骏。 （图：Adobe Stock） 此文对今日依然有很大启示，尤其是“一夫作难而七庙堕”。历史上，不仅秦朝，每个朝代兴起时都有过气吞万里之势，而落幕时都显得脆弱不堪，仿佛天要谁亡，谁不得不亡。70年前，中共夺取大陆江山，至今看似难以动摇，但说不准某天会轰然倒塌，“一夫作难而七庙堕”。 关于〈过秦论〉，我暂聊到这里。下期讲其他古文。
文艺作品在中国传统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而现代很多作家抛弃了传统的观念，创作出来的多是靡靡之音。 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很高的地位，五四以来被捧得很高。作为通俗文学的形式之一，小说虽不应受到排斥，但也应有主流文化的使命感。 古人特重视文学的教化意义，吸引眼球不是作品的宗旨。钱大昕之所以不喜小说，正是因为“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小说特重描写细节，对大众的口味，本无可厚非，然有些情节实在不适合描写细节。为增加点击量而写刺激欲望的细节，读者看后，不自觉地受影响，不好的行为也跟著学。 现在纸质书越来越过时，连小说也要让位了，人们都爱看短影片。华人圈里流行短剧，那些剧本真是惊人，千篇一律，算计的、复仇的、低俗的、没文化的，真是令人唏嘘。这个时代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正反映出此时中共国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公、欺骗、信仰缺失、审美崩坏。文艺作品创作什么都可以，但最忌讳低俗，如黄庭坚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文学当出于性情，自由而本于道德，“思无邪”者，“温柔敦厚”者，讽谏政府者，或值变风变雅之世而“止乎礼义”者，忧天下者，才是中国人应当推崇的。 许多传统的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忧生”与“忧世”是也。陶潜诗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如今是何世啊！羲农、六籍多遥远啊！太需要忧世之作了。文学史上，词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兴，忧患意识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诸才士笔墨多著在男女爱情上，然明亡以后，那种文人本该具备的忧觉醒了，试看云间陈子龙、李雯后期的词，深度明显不同。 中国文艺现在这条路，再往下走，出路在何方？“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必待更多人振聋发聩，体制巨变，方有文艺复兴，方能冲破黑暗。
文艺作品在中国传统眼光中有教化的使命和功能，而现代很多作家抛弃了传统的观念，创作出来的多是靡靡之音。 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很高的地位，五四以来被捧得很高。作为通俗文学的形式之一，小说虽不应受到排斥，但也应有主流文化的使命感。 古人特重视文学的教化意义，吸引眼球不是作品的宗旨。钱大昕之所以不喜小说，正是因为“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小说特重描写细节，对大众的口味，本无可厚非，然有些情节实在不适合描写细节。为增加点击量而写刺激欲望的细节，读者看后，不自觉地受影响，不好的行为也跟著学。 现在纸质书越来越过时，连小说也要让位了，人们都爱看短影片。华人圈里流行短剧，那些剧本真是惊人，千篇一律，算计的、复仇的、低俗的、没文化的，真是令人唏嘘。这个时代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正反映出此时中共国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公、欺骗、信仰缺失、审美崩坏。文艺作品创作什么都可以，但最忌讳低俗，如黄庭坚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文学当出于性情，自由而本于道德，“思无邪”者，“温柔敦厚”者，讽谏政府者，或值变风变雅之世而“止乎礼义”者，忧天下者，才是中国人应当推崇的。 许多传统的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忧患意识，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忧生”与“忧世”是也。陶潜诗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如今是何世啊！羲农、六籍多遥远啊！太需要忧世之作了。文学史上，词至元、明一度衰落，至清初而中兴，忧患意识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晚明诸才士笔墨多著在男女爱情上，然明亡以后，那种文人本该具备的忧觉醒了，试看云间陈子龙、李雯后期的词，深度明显不同。 中国文艺现在这条路，再往下走，出路在何方？“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必待更多人振聋发聩，体制巨变，方有文艺复兴，方能冲破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