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死死抓住权力不放？这不只是个人野心问题，还与他们的恐惧有关。分析中共独裁者的恐惧症，不仅可以解释中共建立政权后历任独裁者发起的高层权力斗争，也可以判断独裁者的施政方向。独裁者之所以不肯真正地退休，都绕不开他们的各种恐惧症。这些恐惧症不是心理疾病，而是来自政治现实中真实的害怕；而且，每种恐惧症都有相应的政治行动为证。那中共独裁者到底有过哪些恐惧症呢？本文就来梳理一下中共历任独裁者的不同恐惧症。 一、红色政权独裁者的“清算恐惧症” 共产党政权的独裁者都有“清算恐惧症”。独裁者为了夺取最高权力，或夺得最高权力之后，还想在国际红色阵营里赢得最高地位，往往会一意孤行地推行倒行逆施的政策，结果造成惨痛的悲剧，在社会上和党内引发严重反弹。不过，在独裁者及其制度的政治高压下，下面的不满最多只能是腹诽，表面上并不构成对独裁者的直接威胁。 红色独裁者们活着的时候，已经被捧到云端了，但他们其实都不完全放心追随自己的手下，内心害怕“身后骂名滚滚来”。独裁者明白，自己掌权之时，还能压得住阵；死了之后，过往的劣迹就可能被翻案，让自己声名狼藉。 共产党政权里第一个批判独裁者的是苏共。斯大林死后三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做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多项严重错误。由此开创了红色政权的清算政治，也让后来的红色独裁者产生了清算恐惧症。 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式独裁者，他从苏共20大感受到的就是清算恐惧症。苏共20大之后中共连续发表了两篇政论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试图阻止苏共清算斯大林的做法扩散到其他红色国家。中苏随后交恶，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成了中共的靶子；同时，老毛也开始警惕中共高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二、毛泽东：“大跃进后果恐惧症”和“文革罪孽恐惧症” 毛泽东50年代把中共建立政权时的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独裁，不久，为实现他经济上超越苏联的国际野心，老毛推动了激进共产主义运动，即“大跃进”，因此把全体农民变成了党的“农奴”，必须无限度地为政府提供农产品，结果饿死了3千多万农民。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帮老毛纠正了部分错误政策，但也讲了两句实话。一句是在七千人干部大会上讲的，“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另一句是私下对老毛讲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大跃进”期间全国很多濒临死亡的农民不得不吃死人肉，“上书”指载入史书）。此话戳到了老毛心里，因为“七分人祸”的始作俑者就是老毛。 当时刘少奇赢得了各级官员的信任，曾一度让老毛被迫同意“退居二线”。而患上“大跃进后果恐惧症”的老毛，则看到了一幅可怕景象，即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正走在“赫鲁晓夫”的道路上。因此老毛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口号，发动“文革”，整垮了刘少奇，把大部分官员赶下了台，用“造反派”和军队干部来代替，毁掉了支持刘少奇的中共各级官员这股势力。 这导致中共很大一部分官员敌视“文革”，想要翻盘，这就使老毛又患上了“文革罪孽恐惧症”。他临死前一直担忧死后会有“腥风血雨”，意思是会有政变，翻“文革”的案，会批判自己。果然，老毛死后不到1个月，政变就发生了，华国锋等人抓了“四人帮”。 三、邓小平：“否定改革恐惧症”和“六四镇压恐惧症” 陈云、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上台后，马上清算了华国锋等支持毛路线的高官，恢复了老干部的集体领导。当时，为杜绝毛式个人独裁，198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了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表面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制似乎被终结了，其实，中共的“枪指挥党”潜规则并未改变，邓小平的终身掌权开始了。虽然“六四镇压”后，老邓出于“六四镇压恐惧症”，不想背“六四屠夫”这个骂名，从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了，但他仍然把军权抓在手里。他下台后，通过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牢牢地控制军队，而江泽民这新任军委主席只有名义上的权力，军队的一切事务仍听命于杨尚昆，而杨尚昆则听命于老邓。 老邓从1989年秋下台到1992年南巡之前，确实“潜水”了一段，然后就“露峥嵘”了。他在南巡期间曾召集秘密的珠海会议，策划用乔石换掉江泽民。老邓要撤江泽民，与老邓的“否定改革恐惧症”有关，他怕江泽民追随中共高层以陈云为首的反改革势力，清算自己（关于珠海会议，请详见笔者在澳洲广播公司SBS网站上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际的“换人”联想》）。后来江泽民看风转舵，老邓才放过了他。 然而，老邓在晚年的最后岁月里，还是被江泽民夺到了军权。老江仰赖曾庆红的协助，而老曾则利用老邓的“六四镇压恐惧症”。老曾通过老邓的大儿子邓朴方向老邓告状：杨尚昆有同情赵紫阳之心。结果老邓上当，除掉了杨尚昆。老邓的军权就此旁落，而此时他行将就木，什么也顾不上了。 四、习近平的“大清洗反弹恐惧症” 习近平上任后曾大动干戈，隔代夺了军权（关于这一过程，亦请参见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际的“换人”联想》）。他因为夺取军权，以及用反腐败打击中共大批干部，进而得以连任，并走上了个人独裁的道路；与此同时，习近平也患上了他的三个独裁者恐惧症之一，“大清洗反弹恐惧症”。 习近平展开全党大清洗，其中有一个原因，中共从来一字不提，那就是贪官们往境外转移资产的行动，构成了对经济的冲击。自从反腐败开始，各级贪官就慌忙往海外转移资产，导致中共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的4万亿美金，掉到2016年底的3万亿美金，整整少了1万亿。如果放任贪官们继续转移资产，中共的外汇储备见底，是可以预期的。 结果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就越来越狠，大清洗象滚雪球，越滚越大，最后整肃了1百多万中共官员。而整个中共官场对习近平的敌视也越来越大，习近平的大批敌人就在中共党内，都是党政精英。这些精英通过改革开放发了横财，习近平不许他们出国了，藏在海外的钱摸不到了，藏在国内的钱象“定时炸弹”，所以他们一直盼望习近平不要连任。 中共的贪官过去贪，今后仍然想贪，他们最终的目标都是移居国外。而中共独裁者要让政权维持下去，绝对不许他们掏空中国的财富。这是一个死结，贪官和中共政权相辅相成，但绝不会生死共依。习近平独裁一日，官员们就一日无望；习近平一旦撒手，中共党内的反习大清算，就会让习近平死无葬身之地，对此习近平一清二楚。 当然，未来的党内反习大清算，不会用打击腐败作理由；而习近平恰恰在另外两个巩固个人权力的领域里留下了重大把柄。这就造成了习近平还有另外两个独裁者恐惧症，即“经济逆转责任恐惧症”和“对外扩张失败恐惧症”。 五、习近平的“经济逆转责任恐惧症”和“对外扩张失败恐惧症” 习近平任上的前十年，管家是对经济半懂不懂的李克强，习本人对现代经济则一窍不通。这两个人都没看出来，他们上任时中国经济正朝着悬崖滑去；相反，习近平以为，他可以坐享其成，把胡锦涛时代的经济基础当作自己“崛起”的本钱。于是，习近平在任内的第一个十年便努力让中国经济为“追求经济称霸”狂奔。 温家宝当总理时奠定了依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基本方针，开始时似乎一切顺利，高歌猛进，但其中的隐患日益暴露。待到李克强接任十年后，支撑着中国经济的房地产泡沫最后不可避免地破灭了，带动中国经济不断滑坡。那么，中国经济还能重获生机吗？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会撑不下去；不过，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每况愈下，已成定局。 对习近平而言，这个经济逆转的政治责任非常之大，沉重不堪。因为，中共内部讨厌他、恨他的人，批习时用这个议题，是非常顺手的“棍子”。习近平因此就有了“经济逆转责任恐惧症”。 习近平的第三个独裁者恐惧症是“对外扩张失败恐惧症”。他为了显示自己强硬的领袖地位，开始挑战国际秩序。因此，中国海军2020年初通过中途岛海域针对美国的海军舰队演习，以及占领南海国际水域、修建充作军事基地的多个人工岛，点燃了中美冷战（参见我2020年6月29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美冷战进入快车道》）。 从此，中美关系的蜜月结束了，两国之间的对抗逐步升级。近年来，习近平的对外扩张部署遭到美国、日本的反制，而乌克兰战争也把中共海军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了（参见我今年5月19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乌克兰战争开启现代海战新模式》）。现在看来，习近平的对外扩张面临失败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习近平不能承认对外扩张战略的错误，但又不见得能不断推进对外扩张的计划。在这种局面下，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将来也必然成为习近平面临批判的议题之一。 六、习近平的独裁之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事实上，习近平用来巩固个人权力的手段，同时也是导致他患上三种独裁者恐惧症的原因；最后，这三大恐惧症推着他朝着独裁者悲剧的泥坑走去。由此可见，习近平的独裁之路，实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还有另一层意思，独裁者的这三大恐惧症让他顽强地抓住权力不放，但抓权到底的结果，却让这三大恐惧症的并发症状早早到来。 习近平明年就70岁了，自非年富力强，身处独裁之位，他会被沉重的用人行政这日复一日的事务工作压力，折磨得无处可避。可以想见，习近平早晚会因为身体难以支撑而倦勤。这时中南海里诸公就会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考虑，然后发生内部争斗。 而这种争斗有一个习近平种下的重要背景，即中共官场对习近平的不满，不会自然化解或取得党内和解，只是被政治高压遏制住，这颗“定时炸弹”早晚会炸。中共当今和此后的高层，无法既维系住这个政权，又满足官员们运走资产、出国当寓公的美梦，因此就无法让官场中人“扬眉吐气”。更何况，当年中共各级官员的财富是在经济泡沫中捞来的，来得何其容易；如今经济萧条当头，想再捞到那么多财富，无异于天方夜谭。如此来看，即便清算习某人，仍然无法让贪官们的贪欲充分实现，这种红色精英群体被压抑的永久性失落，将使得习后的争斗格外残酷。 另一方面，如果习近平为了证明其勇略而点燃中美战争，两个核大国之间，在不动用核武器的前提下，持续的战争就成为战力消耗的比拼。这样的战争，一个面临经济下滑、又严重依赖外国资源和市场的中共，未必承受得起，仍然可能面临失败。 独裁者虽然可以掌权到死，却常常会在其生命的末期，发生权力逐渐掌控不住的状况。毛泽东死前两年如此，邓小平死前几年也是如此。所以，此刻谈中共政变，莫如静观数年；等习某的独裁走到末路时，北京官场难免如沸腾之锅，局势大乱。 所以，习近平的三大恐惧症，其中反映出来的，都是失败的恐惧。他摆脱不了这样的恐惧，这三个恐惧就是习近平政权的宿命，也是习近平的宿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正式建立了一个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个人独裁地位。他安排的6个常委中，一半人是他一手提拔的往年部属，剩下的也都是听话之辈。这种“老板”与“伙计”的关系，让其他政治局常委成了习近平的办事班底或“军机处”。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人独断、后果下卸的局面。 一、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选举”走过场 10月23日中共20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开会，按照习近平指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投票”给名单上的人。由于这场所谓的选举是等额选举，中央委员们奉命投票给名单上的每个人，于是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就这样通过了。等额选举之下，事先确定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不会“落选”，“投票”不过是走过场而已。然后，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再开个小会，按习近平给的新政治局常委名单，还是等额选举，这样，确定新政治局常委的程序也走完了。 从中央委员会选政治局委员，再到政治局委员选政治局常委，基本上名单上的人都能得到全票或绝大多数票，计票容易得很。两场“选举”，全程大约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然后，中午12点左右习近平就带着其他6个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参加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中共今后5年的中南海最高决策班底就这样亮相了。 习近平只留用了上一届政治局常委当中的两个人。一个是意识形态总管王沪宁，他从江泽民时代一直扮演这个角色到现在，平民出身，谨小慎微，习近平准备让他明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坐个无权无势的冷板凳。另一人是赵乐际，原来的中纪委书记，是习近平过去几年监管官场的得力助手，今后会让他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二、出局者先知 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一共7人，其中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已72岁，习近平安排他退休，算是正常处置，但习近平还处置了另外3人。总理李克强67岁，如果习近平对他比较满意，可以让他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但习近平却决定让李克强退休；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与李克强年龄相同，也安排退休；副总理韩正比李克强大1岁，是江泽民提拔的，习近平让他也退休了。习近平直接把这4个人从20届中央委员的预定名单上排除了，因此20大上他们就无法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就算20大的参会代表中有人把李克强的名字加到自己的选票上，也无济于事。 《新华网》10月24日按惯例发表了一篇介绍此次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产生过程的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这篇文章披露了两个情况。 其一，今年4月开始习近平为确定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分别与19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共30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这30个人当中，23名是19届政治局委员，1名是未进入政治局的书记处书记，4名是未列名政治局的中央军委委员，以及非政治局成员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这番谈话期间，上一届政治局委员当中那些习近平预定要排除出20届名单的人，通过谈话都已获悉，自己马上就要出局了。对这4个将被出局的19届政治局常委来说，20大上自己的命运毫无悬念。 其二，被出局的人在谈话中很识趣地表示，愿意主动退下来，这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李克强。他在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其实对挽救中国经济已经束手无策，连发展“地摊经济”和“大学毕业生下乡”这种毫无希望的经济政策都提出来了。由此可见，李克强对自己的处境一清二楚，提前退休就是他的宿命。 三、亲随入局 20届政治局常委当中，习近平提拔了3个到他身边办事的亲随，即李强、蔡奇、丁薛祥。这3个新政治局常委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习近平当地方大员或在中南海的跟班；他们当过跟班后，得到了习近平的大力提拔，但他们并没有多少解决难题的能力。 比如，即将被习近平任命为下一任总理的李强曾经是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时的秘书长，进中南海前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最突出的“政绩”就是不顾民生而执行习近平的“清零”方针。 中共培养一个总理人选，往往会让他先从副总理职务上干起，以便熟悉烦杂的政务，历练中积累经验和人脉。但习近平把完全不熟悉国务院工作的李强直接就放到了总理位置上。李强从无处理国务的经验，在国务院系统也没有人脉，今后政务处置上会出很多问题。 习近平安排负责今后党务工作的蔡奇，曾经是习近平任福建省长时候的属下，习近平到浙江当省长后，蔡奇还是他的属下。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调蔡奇到北京，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再主政北京市，政绩平平，无所建树，却因为习近平的信任而官运亨通。 习近平这次安排明年担任副总理的丁薛祥，原来是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秘书，习近平喜欢这个跟班，一路带进中南海。现在又准备让这个从未掌管过一个省或一个部的亲信充当第一副总理。 四、党政分工被打破 中共最主要的两个掌事人总书记和总理，他们的办公地点都在中南海。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在中南海的南区办公，总理赵紫阳则在北区办公。平时总书记和总理召集各自的部属开会，也分别在南区或北区。这两个区之间没有隔墙，但警卫会限制外来开会者的自由穿行。虽然中午时这些去开会的人可以分别在南区或北区休息走动，但警卫会提醒他们，散步时不能越过南北两区分界处。 胡赵时期中南海内的这种分区格局有一个含义，即党政一把手的地位大体上平行，党政分明，各管一摊。赵紫阳当总理时，办公地点在北区；他改任总书记后，就搬到南区的勤政殿办公，把北区留给了李鹏。那时，居于胡赵之上的几个大佬当中，除了李先念还住在北区，其他人都不住中南海内，胡赵与大佬之间主要是靠文件往来传递信息。从胡赵时期直到胡锦涛时期，这种党政分开的惯例，实际上意味着双方的分工比较明确。 但是，习近平上任后，先后设立了一系列领导小组，开始干预和控制李克强的分管工作，打破了以往多年的党政分工惯例。而20大之后，即将担任总理的李强完全没有胡赵时期开始的过往历任总理的分管地位；习近平这个总书记的强势和独裁地位决定了，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成了习近平的办差班底。 习近平大权独揽之后，用人便随心所欲了。这次他安排的6个常委中，3个人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昔年部属，第4个跟班是为他服务过10年、谨慎顺从的王沪宁，其他两人也都是听话之辈。这样，习近平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关系就实质上变成了“老板”和“伙计”之间的关系。 五、“军机处”再度成形 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中，虽然各人有所分工，但均属习惯于听命习近平的人，他们只会事事请示，奉命照办。这样，习近平安排的政治局常委们就不再相对独立于总书记，不会自主处理各自分管的事务。这种新的状态很象习近平的办事班底或“军机处”。 军机处是清朝雍正皇帝设立的中枢权力机构，沿用到王朝终结，其办公场所在靠近皇帝办公的养心殿南侧隆宗门内。最重要的几个大臣在这里参与决策，是为皇帝的主要幕僚。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作为清朝的最高国家机关，由皇帝直接掌握，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 现在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模式之下，其他政治局常委与他不再是表面上的平行关系了，而是变成了“皇帝”和“军机处”的关系。中共在老毛独裁的年代里就是这样。那时总理周恩来扮演着“军机处”领班的角色，率领一班文官，为老毛充当“军机处”，小事才自行决定，稍大一点的事必须事事请示老毛，老毛的话一言九鼎。 其实，习近平前几年通过各种中央的“领导小组”来分别决策各方面事务，政治局常委分别参与不同的“领导小组”，而绝大部分的各种“领导小组”的组长都是习近平兼任。这意味着，所有方面的事务，最后决策时必须由习近平独断。20大以后，习近平与其他常委的关系让“军机处”再度成形了。 六、一人独断、后果下卸 习近平现在可以裁断任何事情，他的“军机处”会事事秉承习近平的“旨意”。但这种决策模式也注定了一种结局：习近平今后的随意决策中，所有的不利后果，都会被他的这个办事班底在执行中放大；而决策的不良影响，则要由这些“军机大臣”或下面的官员来承担责任。 这种新的决策模式预示着三点。其一，习近平所有的既定方针都会继续坚持下去，而且不存在纠错机制。其二，凡是过去十年中发生的重大难题，比如经济滑落、对美关系恶化等，过去解决不了，今后也同样无解，情形只会进一步恶化。其三，习近平安排这样的办事班底说明，他对个人专断的权力把握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他现在要用的，是帮他维持住个人权力的班底，而不是帮他解决难题的班底。 由此判断，习近平在今后的几年里，最关注的是掌控现状、防范恶化，而不是求解难题；而他采用的手段，仍然是强硬的命令和不顾一切地蛮干，不会有多少圆通的做法。不管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喜欢还是不喜欢，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一人独断、后果下卸的局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20大开完了，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完成了党内的程序认证，事先确定的中央委员名单也通过了。被从这个名单上剔除的人，包括原来的政治局委员或常委，比如李克强等，都属于预定出局的人，而非投票结果。事实上，所谓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投票，不会改变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运，因为无论是预选还是正式投票，都只能就列入此名单的人投票。那谁来挑选名单上的人？又由谁来确定最后付诸投票的名单？本文从习近平安排的中央委员挑选和过筛，来分析20届中央委员的组成过程。 一、漫长的中央委员候选人选择过程 中共20大挑选中央委员的过程，差不多两年前就开始了。2020年底，习近平就开始谋划20大中央委员的挑选。3个月后，习近平分别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成立20大干部考察领导小组，组长是习近平。习近平给每个省或部确定了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额。 中组部为20大中央委员所做的干部考察从去年7月开始，先后分3批派出45个考察组，对31个省区市、12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作专门的人事考察；中央军委也派出8个考察组，对25个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干部作考察。中组部派人考察未来的中央委员，也就是考察未来各省各部主要官员的仕途。 中央组织部的考察过程十分谨慎，规定考察人员“不单独出行、不私下会客”，“出门不漏一句话、房间不留一片纸”，以防地方大员打探人事消息。中组部的考察人员基本上是先约谈考察地的中层干部，作个别谈话，以便间接地了解他们所要考察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最后才与被考察对象见面，和本人谈一次话。当地的省长、省委书记直到被约谈了，才知道中组部的考察组来了，这时考察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从程序上讲，这种做法历来如此，习近平当年也经过多次这样的程序，一步一步地爬到现在的位置。有媒体认为，习近平挑选20大中央委员都是“习家军”，其实习近平不见得熟悉全国的省部级大员，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发展成既熟悉又信任的“习家军”。那他这次挑选20届中央委员有哪些特点？了解这些特点，有助于判断习近平的省部级班底按什么标准来挑选。 二、政治忠诚优先 习近平按照自己的标准，规定了20届中央委员必须具备的要件是，对习近平的高度忠诚。习近平专门对中组部强调，“进不进中央委员，不能对号入座、依惯例，首先政治上要达标”。此话的意思是，过去江胡时代挑选中央委员，往往看现任地方大员的官位，谁是省委书记、省长，谁就当下届中央委员；而习近平则提出，现任大员若政治上不够忠诚，不可以继续当中央委员。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挑选中央委员时，会让地方干部对本省大员的官场口碑投一次票，这种做法在中共官场上被称为“海选”。而习近平否决了所谓的“海选”，只许中组部考察人员私下访谈。在这样的访谈中，中组部考察人员会费劲心机地让地方干部讲一些真心话。有时，如果地方干部不敢讲真话，那考察人员会看他的表情来判断隐情，进而继续追问。 比如，20大前中组部在某省考察当地大员时，问一个被约谈的地方干部该省某大员是否“有担当”。在习近平时代，“有担当”一词的含义是，地方干部要敢于为执行习近平的指令而不计后果，哪怕招来民怨。而这被约谈的地方干部对这个问题一言不答，表情犹豫；于是考察人员就逼他说了真实情况。由此可见，在习近平的眼中，地方大员的仕途首先取决于敢为习某冲锋在前，不计后果，这就是如今中国官场上“政治忠诚”的衡量标准。 三、查考旧账、私产 这次中央委员候选人考察，习近平还要求中组部考察人员必须调查被考察的人是否曾被民间或下级干部写信告状。中组部考察人员写出每个被考察对象的考察报告后，必须要求当地纪检部门负责人签字。 地方大员若有某些问题，被当地纪检部门掌握后，往往既不处理，也不上报，而只是存档。按照习近平挑选20大中央委员的规定程序，地方大员被考察时，纪检部门要么拿出这些存档的举报材料，要么签字保证不存在这样的举报材料，这是让当地的同级纪检部门承担连坐责任。 每个省推荐给中南海的中央委员参考名单，还要送给中央纪检委研判。在胡锦涛时代，中央纪委收到地方大员的举报材料往往封存，不予查处，那时的纪委只是个“摆设”。而习近平现在却要求中央纪委对20大选中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查检举报档案，翻一下是否有旧账。 习近平对新一届中央委员的挑选还有个与江胡时代不同的做法，即查私产。考察人员除奉命审计地方大员的金融资产外，还要查他们的房产；也查大员的配偶、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是否经商等等。因此可以讲，现在被挑选的中央委员相对江胡时代可能比较干净一些，但不太贪的官员更在乎仕途，他们为了执行习近平的指令会不择手段。 四、中南海审批候选人 中共组织部的考察人员回到北京后，将整理好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报政治局审批，最终由习近平决定名单。习近平批准这个名单之前，先后召开了6次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中央委员考察情况的汇报。这些考察结果只给中南海高层看，并不让20大投票选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参会代表了解。 20大10月16日开会，而政治局常委会9月7日才确定这次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供20大与会代表预选时用。中央委员选举分两轮，第一轮预选是差额选举，第二轮正式选举是等额选举。习近平交给20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是222人，而预定的中央委员人数是205人，预选差额17人，差额比例为8.3%。 对20大各省、各部的代表来说，他们对其他省、其他部的候选人可能并不熟悉，所以，那些在预选中被差额选举淘汰的人很可能是本省代表中有人不满意他，结果票数少了，被淘汰掉。至于最后进入正式选举名单上的205人，因为是等额选举，名单上的人与会代表基本上都会打勾，所以一定都当选。 五、预定被出局之人，能在投票中翻盘吗？ 外界对差额选举中被末尾淘汰的人往往并不关心，事实上，只要官媒不报，大家也无从知道谁在预选中被差额淘汰了。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名单公布后，这两个名单中，有不少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出局。围绕着这些出局之人，各国媒体发表了不少评论。但没有一家国际媒体谈到过，这些人的出局真的是意外吗？ 其实，这次的中央委员名单中被剔除的那些原政治局委员或常委，都是投票前就事先确定的。其中，除了年龄偏大的人要出局之外，一些尚未到龄的原政治局常委，比如李克强，早已被预定出局。那么投票时，20大与会代表中，李克强的支持者是否可以在中央委员的预选或正式选举中，在选票上加上李克强的名字，然后投给他一票呢？ 当然不能排除个别与会代表这样做的可能性，但这样的选票也可能被大会秘书处当作废票处理。即便与会代表自己在选票上加上名单外的名字投上一票，而负责运作党代会秘书处的中央办公厅也不予过问，将这样的选票视为有效票，那是否就会改变习近平事先预定的中央委员会组成，把事先被习近平逐出中央委员名单的人又拉回来呢？ 显然，若以为靠在候选人名单上个人加个名字就能产生让李克强重新当选的投票结果，那就太不了解中共对党代会投票过程的掌控了（参见笔者10月20日刊登在本网站的文章，《中共党代会的管控模式》）。事实上，所谓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投票过程，不会改变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运。无论预选还是正式投票，只有已被高层列入名单的人才可能在投票中“当选”；而那些已被剔除之人，即使他们也在会场中投票，却只能乖乖地看着别人“当选”、自己出局。 这就是中共高层独裁的所谓“党内民主”：投票是虚，操控是实；事先决定名单，严格控制投票过程，确保名单如数通过，于是便产生了中共特色的“选举”结果。 六、中央委员里红二代、官二代成为历史 20大产生的中央委员205人当中，主体是省部级和军队战区级以上的高官，也有少数地市级和军队军级官员，以及金融企业、国有重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干部，还有个别工人、农民代表和解放军模范人物。他们的平均年龄57岁，99%具有大学以上学历。 如果从家庭出身来看，这次的中央委员已基本上没有红二代或官二代，唯一的例外是中央委员名单上叼陪末座的潘岳。其父是原解放军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抗战时参军；潘岳的前妻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 潘岳2008年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时，提倡绿色GDP，在知识界颇得人心，但因此和温家宝时期的GDP挂帅抵触，坐了冷板凳；2020年才升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主管少数民族事务，这仍然是统战部内部的“冷板凳”。因为统战部现在最热门的部门是对台策反和对欧美收买技术间谍，这些部门既有钱又有势，却非潘岳所能染指。 过去国际媒体上经常讲老干部子弟和高官子弟可能接班，老干部子弟即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高官子弟指父亲不是中共老干部，但曾担任中南海高官。现在，除高高在上的习近平是红二代之外，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基本上不再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了。 七、团派、官二代仕途受阻 由于习近平不再重用红二代或官二代，2014年到2015年也发起过批判团派干部的宣传，所以红二代、官二代、团派干部接班这种政治现象，在中共政权里可以说已经终结。今后再讲红二代、官二代或团派，就是在讲历史了。 20大召开时，“团派”出身的胡春华还不满60岁，胡锦涛卸任时便安排他进入政治局、担任副总理。当了10年副总理的胡春华，在国务院的工作经验已经不少，因此一度被海外看好为下任总理的人选。但显然习近平不想提拔他，就把他排除在20届政治局委员名单之外。因此，按“团派”接班的思路来猜测胡春华是中共政治明星的外媒，大跌眼镜。胡春华无法继续“入局”，其仕途就此断折，明年春天人代会之后只能降职求存。这是“团派”折戟的一个典型案例。 红二代出局，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已到了退休年龄；而官二代出局，显然有能力不足的因素。目前中共大佬的儿子还在官场上的主要有两个官二代，一个是胡锦涛儿子胡海峰，另一个是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胡海峰本来经商，涉入腐败，被胡锦涛要求退出商界。胡锦涛卸任后，习近平作为对胡锦涛的感谢，安排胡海峰在浙江从政。但胡海峰只做到地级市书记，这次是20大代表，没资格进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 李小鹏从他父亲控制的国有电力系统起家，后来从国企转而从政，当到山西省常务副省长。习近平上任那年，李小鹏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得票数名列最末；初上台的习近平要给李鹏面子，让李小鹏升到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因此又进入中央委员行列。后来习近平揽权成功，李小鹏的仕途就碰壁了，无法从地方大员往上升，只好转到交通运输部当部长。习近平显然没打算重用提拔李小鹏，所以20大把李小鹏排除在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之外。 20大的这一届中央委员，虽然未必人人都够得上“习家军”，但都是按照习某“冲锋队”的标准挑选出来的。习近平靠这样一批中共精英，除了能“指那打那”，还能破解中共当前面临的经济难题吗？习近平不懂经济，也没有长远眼光，而经济难题靠蛮干，只会越忙越糟。李克强多年来无法化解的经济难题，习近平同样无法解决，这才是中共最头痛的问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这种一党独裁不单单针对民众，同样也针对党代会的全体代表。党代会的要义是要求全体参会代表“圆满开好这次大会”，而对整个会议过程以及参会代表的管控，则是保障会议完全按“剧本演出”的制度保障。本文从党代会代表挑选、参会代表团管控、会场管控、宾馆管控以及投票管控等几个方面，介绍中共党代会的特点。 一、党代会代表的挑选 中共20大如期召开。对中共官场来讲，5年一次的党代会就是一场“活报剧”，演完拉倒。演出之前，“剧本”早就写好了，虽然事先看过“剧本”的，可能只是中共高层的少数几个人，但官场中人多半都猜到了“剧本”内容。 党代会召开前，照例会公布来自不同省市、不同部门的参会代表名单，20大的参会代表一共2,296人。这些人并非从基层中共党员中选举产生，各省市的基层党员都不知道，参加党代会的代表究竟是按照什么程序挑出来的。 中共党代会有一个特别的概念，即“选举单位”。以20大为例，省市一级一共算成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每个省、区、市算一个“选举单位”；中共中央直属的各部门算一个“选举单位”，国务院系统各部门是单独的“选举单位”，中央直属企业算作又一个“选举单位”；香港、澳门各算一个“选举单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也是一个“选举单位”。总共有38个“选举单位”。 中共中央组织部把参会代表的名额分配到各“选举单位”，每个省参加中央党代会的代表名额平均约60人上下。然后，党代会的代表就由各“选举单位”自己挑选。每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是当然的代表，其他参会代表则由省委组织部从下属各市县选一些市委书记和市长；随后在经济、科技、文教、体育卫生各行业选择一些基层干部；最后挑几个劳动模范或战斗英雄作为点缀。 这些不同类型的代表各自的比例是多少？以1987年中共13大的代表构成为例，1,936个代表中，76%是各级党政军干部，19%是经济、科技、文教、体育卫生部门的干部，剩下的5%是劳动模范和解放军战斗英雄。为了达成既定的比例，中央组织部会在给每个省的代表名额中“戴帽下达”，指定某类代表要包括几个女性、几个少数民族干部。所谓党代会参会者的“广泛代表性”，就是这样事先由中央组织部安排好的。今年20大的代表构成应该也差不多是这样。 二、参会代表团的分片管控 为什么中共党代会要设立“选举单位”？因为，对党代会的会议管控和投票管控，就以这些“选举单位”分片包干，责任自负。每个省市的参会代表，会前临时组成一个参会代表团，团长理所当然地是本省的省委书记，而他在会议期间的责任就是，管控好自己的代表团；如果会期之内发生任何意外，比如有参会代表发表了“不当言论”，或者投票时不守“规矩”，团长要承担失职的连坐责任。 不过，各代表团团长并不十分担心本团代表会出“幺蛾子”，因为这些代表都是省委挑出来的“听话”之辈。而能被选中参加中央党代会的地方官员，自然都很开心，那意味着自己得到了上面的赏识，仕途看好。所以，被选中参加中央党代会的人，会议期间都格外听话，不但高度自律，而且讲话行事总想讨好本省长官，不会有出格言行。所以，中共党代会的代表，其实完全不代表共产党的基层党员，而是上级的传声筒；谁指定他作为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央的党代会，他就按谁的意图讲话行事。各省市代表团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那就是“台联会”代表团。“台联会”的全称是“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是1981年中共开始允许台湾老兵赴中国探亲以后成立的。台联会平时联络有台湾籍贯背景的中国人，配合各地的“台办”，与去大陆的台湾人认乡亲、攀关系。这次20大开会，由全国台联会长挑选了9个各省市的台联会长，组成一个“台湾”代表团，冒充台湾的中共党员。 20大“台湾”代表团的10个人当中，除了团长是全国台联会长外，其余9人分别是京、沪、琼、闽、粤、豫、吉、桂以及苏州的台联会长。这些人里，只有一个来自台湾，她的名字是卢丽安，生在高雄，在台湾的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然后去复旦大学任教，定 居上海，早就加入了中共，现已被中华民国政府依法注销国籍。“台湾”代表团的其他人，都是祖籍台湾的中国人。 三、党代会的会场管控 中共党代会的整个会期中，除了开场、听取大会报告、投票和闭幕这几次全体大会之外，其余时间都是每个省的代表在自己居住的宾馆闭门开小会。 对全体大会的会场管控，首先是按照各代表团分片集中入座，不允许代表们在会场上任意选择自己的座位，目的是便于管控。每个代表都坐在本省省委书记的前后左右，视线所及，一览无余。 其次，大会有严格的会场纪律。凡是所有代表到场的全体大会，大家都必须乖乖地坐听高层做报告，不许起立挥手，不许插话表达个人意见，不许自行走到主席台前。这个纪律的制度意涵是，所有代表都必须认清自己的地位，上尊下卑，主席台上的人决定一切，下面的人只能听训。 会场管控也包括一律采行集体行动，杜绝个人的行动自由。每个代表团奉命住在指定的宾馆，从宾馆到大会会场，必须集体乘坐专门安排的大巴，不许个人自行前往。大会开完之后，每个代表团仍旧坐指定的大巴，直接回自己的宾馆，开车前要清点人数，不得遗漏。进出会场也要按序行走，不许利用休息时间或进出场的时间乱窜。 每个省代表团的小会，分成全团集中开的大会，和分小组的小会。此类活动，虽然可以在会议室里随便就坐，但也有会场纪律。省团的会议，表面上是自由发言，但团长会指定几个人先重点发言，起到“带风向”的作用。然后，按照“规矩”，每个代表都要按照各自地位的高低，依次发言表态，表明他如何正确理解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省团的小会绝对不允许议论中央的政策，或本省存在的问题，这些代表们也不敢批评习近平的政策。所以，与会代表们是大会没声音，小会没胆讲。 为方便高层掌握各省团小会的会场动态，各省团每天要将当天讨论的内容整理成简报，报送大会秘书处。大会秘书处连夜摘要汇总，编辑成次日的大会简报，再印发到各代表团。次日各团团长最关心的就是，就是本省代表的发言有没有被上面选中，刊登在大会简报上。在团长的眼中，本省代表的话刊登上了大会简报，就是对他领导有方的表扬。 四、党代会的宾馆管控 党代会各省代表团的住地宾馆同样有严格的管控。首先，开会期间，代表们不得擅自请假，必须到会，因此并没有行动自由。其次，所住宾馆早已清空旅客，门口戒备森严，禁止闲人出入或停留，更禁止记者采访。所以，外国记者不可能私下采访参会者；而中国的记者都知道，这种会议不许采访。会议期间，代表们不许到其他省的驻地互相拜访，私下沟通资讯，这是为了防范各地代表互相串联。 除了少数省团领导之外，参会代表不知道的是，中共对党代会的代表还实施秘密监控，主要是针对与会代表在省团小会会场之外的私下言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会派人到每个省团驻团，与该省的代表们同吃同住同活动。派去的人名义上是“大会工作人员”，为了方便各省团与大会秘书处沟通。实际上，这些中办驻团人员的任务是，密报与会代表的会外言行，他们拥有出入宾馆内每个会场的特权，当地省团领导不得过问。 对省团领导而言，这些“大会工作人员”其实是上面派来的密探，可以自行报告本团成员任何人的言行，包括省团领导在内。因此，各省领导对这些“工作人员”表面上十分客气，内心却敬而远之。有时候，他们发现团里的某代表向这些“工作人员”反映本省存在的问题时，虽然这属于下级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团长们都会紧张起来，用眼色暗示报告者闭嘴，但又不敢做得过于露骨。 这些工作人员驻团之前，都会领到一份该团代表名册，列明各代表的姓名、籍贯、年龄、来自何处，以及他的职务。大会秘书处要求这些“工作人员”在会期的头两天里，通过这些资料，暗中认出每个代表，记在心里。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一旦“工作人员”听到某代表在饭桌上或洗手间里讲了一两句“出格”的话，这就是指定他们密报的内容；于是“工作人员”要马上识别出讲话者的身份，把“出格”的话记在心里。 每天夜间大会秘书处都会搜集派往各团“工作人员”的当日密报，这样的密报不得让省团团长知道，更不能让省领导过目。大会秘书处把各代表团的密报连夜整理编印后，作为大会简报的一种特殊类型，次日早上送到政治局常委的办公桌上，方便高层能有针对性地及时加强会场和宾馆管控。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就完成了党代会和人代会的会议管控制度化，这样的管控比苏联还严格。所以，指望与会代表在会场上各行其是，发动反习“政变”，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五、党代会的投票管控 中共党代会正式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委员，一向实行等额选举，没有选举竞争。等额选举的实质是，当选名单印好后，投票人要么全部打勾，要么少勾一个，但少数人少打几个勾，完全不影响当选名单上的人全部通过。这种选举其实就是假选举。了解了中共党代会的如此投票制度，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永远笃定当选。 但是，从中共13大开始到现在，投票管控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从此中共的媒体开始宣传党代会有差额选举了。这个变化是胡耀邦被逼下台后，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期间，为13大的投票所做的一个改革，即中央委员的选举采行两轮制，第一轮是预选，用差额选举，候选人比预定当选人数多一些；第二轮才是正式选举，仍然采用中共传统的等额选举。 由于这个改变写进了13大通过的党章，此后，虽然赵紫阳因“六四”被软禁，但中共高层不便再度修改党章、取消这一条，那就有碍国际观瞻了。结果，这个预选时的差额选举就保留下来了。16大中央委员预选时，候选人比当选人数多5%；17大多8%；18大多9%；估计20大可能是多10%。 这个预选中的差额选举有什么用？13大时还真发挥了一点作用。当时，胡耀邦已下台，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中共大佬希望让意识形态党棍邓力群当总书记。由于邓力群为此私下串联，被举报给邓小平，结果邓小平决定让赵紫阳代理总书记，并且马上宣布公开了这样决定。紧接着，13大预选中央委员时，邓力群遭到很多党代会代表的抵制，最后他得到的票落在倒数几名，被末位淘汰。但中共历史上，象邓力群这种当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人，在中央委员预选中落马，也仅此一回；而邓力群之所以被末位淘汰，与参会代表风闻他当不上总书记有关。 此后，中共历届党代会虽然保留了差额预选，却再也未淘汰过地位比较高的候选人。 至于中央委员预选之后的第二轮正式投票，由于仍是等额选举，所以，凡是经高层确定列进中央委员正式候选名单的人，都能笃定当选。 从中央委员选举这个层级再往上，中央委员会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选总书记，始终都是等额选举；名单上印谁的名字，按照名字的顺序，大家就知道，谁是事先确定的最高位置的人。 投票管控还有一个不起眼的环节，即党代会代表选中央委员时，选票由每个省市代表团分别收取。每个省团一共几十张选票，哪个代表没选高层预定的人，很容易被查出来。 再往高层的选举，选票更少，就越发没人敢擅自乱填了。于是，中共高层人事的安排，永远是最高领导人怎样安排，投票结果绝对符合领导意图，保证不出错。 考察了中共党代会的各方面管控之后，确实可以说，这样的大会无非是一场高层严密操控的“活报剧”。这就是中共标榜的所谓“党内民主”的真相。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最近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且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前往那里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普京会谈。这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第一次出国，为什么他选择去这两个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究竟有多重要？是不是从此中、俄两国能通过上合组织领导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新盟邦集团？这些问题对印太地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十分重要。 一、中国寻求对抗美国的可靠大后方？ 自从中美关系恶化以来，中国除了不断扩大针对美军的航母舰队之外，也逐渐展现出进逼台湾的姿态。今年8月，中国通过围绕台湾四周的远程导弹发射演习制造了又一次台海危机。最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台湾政策法案》，准备为台湾提供有力的支持。而在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方面，美国也开始收紧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出口管制。 自从美苏冷战结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曾经长期缺乏防范中国大规模盗窃技术的措施；而中国则盗窃了美国各领域的技术，把盗窃来的大量技术用于针对美国的扩军备战，同时在民用商品领域挤垮美国公司，努力占领西方国家的市场。最近，美国感到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开始采取管制和限制措施。 8月9日，白宫签署了《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表示，“我们正在建起围栏，以保证那些接受了芯片资金支持的公司不能损害国家安全。它们在10年时间内不能用这些钱去中国投资，不能在中国开发领先技术”。9月12日，白宫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启动了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一位白宫官员介绍，中国对美国的领导力和竞争力构成风险，“这项倡议……确保美国在这场技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9月15日，白宫再签署行政命令，加强中国公司在美投资的审查，目的在于避免美国重要技术外流。 美国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正在发生转折，经济全球化之下以往那种技术、投资自由流动的局面可能逆转。中国并不准备停止扩军备战、对外扩张的步伐，因此会预作准备，为建立与美国实行经济对抗的大后方，寻找新的盟友和布局。习近平这次的中亚之行，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值得进一步分析。 二、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能源安全 中亚地区位于东亚国家与土耳其等西亚国家之间，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属于中亚国家当中离东亚最近的。这两个国家在中国西部边境之外，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有很长的共同国界；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之间隔着几个前苏联的中亚小国，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有一长段共同国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独立，但和俄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如果与印太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开始紧张，那么，它地理上的后方就是俄国与中亚国家。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依赖俄国天然气供应的德国等欧盟国家一再陷入能源困境，能源价格飙涨几倍，导致许多工业企业陷入破产的边缘。德国的这种能源依赖困境，无疑也是给中国的启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大原油净进口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多达5亿吨。虽然中国采取了石油来源多样化措施，但大部分从中东及非洲各国进口的原油仍然要依靠印太地区的海运通道。 中国从今年6月15日起已经开始施行《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其中包括封锁航道，8月对台湾周边地区的导弹发射演习就包含封锁航道的意涵。 一旦将来台海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中国进口石油的海上通路也同样受到航道风险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的能源进口来源逐渐改为俄国为主，中国对印太地区海运通道的依赖就会相对下降，其能源安全度则相应上升；当然，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对俄国的能源依赖日益加重。正因为这种战略大改变关系到长远的中俄关系，习近平这次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并与普京商谈，应该包含稳定大后方的考量。 三、何为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它是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履行接收程序中）这9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此外还有3个观察员，即蒙古、白俄罗斯、阿富汗（塔利班之前的政权），以及9个对话伙伴，它们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 这9个成员国的面积占欧亚大陆的3/5，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3%。听起来很庞大，好像这个组织差不多相当于联合国成员国的一半地理范围。那是否上合组织因此就具有影响半个地球陆地的能力呢？如果论成员国的面积或人口，有面积超大的俄罗斯作为上合组织的发起国之一，当然拉高了这个组织的地理覆盖面；而把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算进去，这个组织的人口比重就抬高了。但是，除了俄国、中国、印度之外，剩下的6个成员国的面积就小了，人口也不多。 最重要的是，其中4个成员国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与俄国有一些依附关系，而这4个国家本身在国际事务中都没多少重要性，更谈不上影响力。至于该组织的其它成员国当中，巴基斯坦是中国拉进去的，而俄国就拉了巴基斯坦的对头印度加入。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并没有共同价值观，宗教方面有巨大差异，而各自利益也有很大冲突，只是在若干问题上有一些共同的兴趣。 当初成立这个组织时，这些成员国共同感兴趣的是为中国或俄国站队，帮中、俄对抗西方国家吗？当然不是。它们一开始共同的兴趣其实是反恐这个很窄的课题，重点是当时很活跃的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团体对周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上合组织成立3个月之后，9·11就发生了，恐怖分子劫持美国国内航班的几架民航机，撞击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9·11之后，美国开始全力打击恐怖组织，世界上反恐的主要角色就变成了美国和北约成员国的军队和情报机构；而中国站在一边“看戏”，上海合作组织也就不那么关注反恐了。 四、上合组织为何一事无成？ 上合组织不关心反恐之后，确实曾试图转变合作重点，把重心放到维持中亚、南亚地区的和平以及经济合作方面来，但基本上一事无成。 首先，在维持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和平方面，上合组织成员国各自的利益摩擦太大，其中一些成员国之间甚至有很多由来已久的深层矛盾和对抗，根本无法调和。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彼此严重对立，各自的核导弹对准对方。虽然印度与俄罗斯有传统友谊，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盟友，但中俄两国完全无法缓解印巴对立。此外，笔者撰文之时，上合组织成员国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之间刚爆发激烈的边界冲突，俄、中两国或上合组织均未能有效阻止双方的冲突。显然，上合组织其实无法充分有效地维持成员国之间的信任与和平。 西方国家有些人曾认为，上合组织是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中亚地区安全保障集团，可以被视为北约未来在东方的一个制衡机制。实际上，上合组织成立20多年来，在区域防务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彼此不合作；不但不合作，反而上合组织的发起国中国去年就与成员国印度发生了边界冲突，双方的对峙到今天也没解决。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8月18日在泰国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发表题为《印度就印太地区之愿景》的主题演讲时表示，印中两国关系目前仍处在“极度艰难”阶段。 至于经济合作方面，李克强曾经提出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议，而俄国却视此为中共倾销商品、控制中亚国家的企图，结果李克强的建议就被束之高阁了。为什么俄国对中亚自贸区不感兴趣？原因在于，中亚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直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想通过经济合作拉这些国家靠拢中国，遇到了俄国的抵制。俄国自己不需要出面，就让这些中亚国家自己拒绝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 如果建立中亚自贸区，中亚国家很容易沦为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地，俄国的西伯利亚以东地区早就已经如此了。俄国之所以不希望中国通过中亚自贸区赚取大量出口收益，是因为中亚国家没有多少可对中国出口的产品，自贸区只会造成这些中亚国家的高额贸易逆差，于是先造成这些国家外汇短缺，若改用人民币结算，这些中亚国家就变成了中国的经济附属地，甚至可能被迫用租借资源产地或城市建设用地来抵还人民币债务。 五、上合组织无用，中俄关系变“铁”？ 美国之音去年6月15日曾刊登过一篇关于这个组织成立20年后进展情况的报道，标题是《上海合作组织20年：矛盾关系犬牙交错，形式尚存步履维艰》。此报道结尾的一句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上海合作组织，一个把西方国家和价值观完全排除在外的国际组织，尽管20年来内部矛盾重重，完成的建树寥寥无几，至少在形式上依然顽强存在。”此语幽默，其含义可以被解读成，基本上这个组织毫无作用，只是勉强支撑着不解散而已。 而中国的相关专家对上合组织的看法，其实和美国之音差不多。去年6月18日，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接受国内媒体采访，他的结论是，“外部质疑上合组织的作用很有限，连成员国内部的问题都不能完全解决。”他还披露，中俄之间、中国和中亚几国之间，都有很大的不信任。 虽然现在中国想利用一下上合组织，为巩固自己的大后方打基础，但如此一个功能松散、内部矛盾重重的组织，要承担中国期待的“使命”，何堪重任？仅举一例，最近中国的太空监测船不顾印度反对，坚持停靠斯里兰卡的港口，印度驻斯里兰卡高级专员公署就首度指控北京让“台海军事化”。 中国想在地缘政治上改善周边关系，东面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日本、韩国都感受到中国军事扩张的压力；中国的西南面有印度这个大国的抵制，只有北面的俄国是它唯一可以拉拢的对象。而上合组织能否成为中、俄两国主导的战略联盟，最关键的是这两国之间的充分信任。恰恰在这一点上，中、俄两国只能策略性地互相利用，却无法真正建立充分信任。 现在中国处理中俄关系，一方面是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换取俄国默许其威胁台湾之举；另一方面则利用俄罗斯需要分散能源出口市场的战略选择，中国自己也有分散能源供应渠道的需要，双方一拍即合。最近中国和俄国签订了协议，双边能源贸易的支付手段不再用硬通货，中国买俄国更多的天然气和石油，一半用人民币，一半用卢布。这种做法既支撑了俄国卢布的汇率，也省去了中国的美元开支，因为中共的外汇储备已经很紧了。而俄国也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消费品，其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大部分超市里卖的都是中国商品，俄国可以用卖能源拿到的人民币支付从中国进口消费品的开支，同样可节省硬通货支出。 但是，这种策略性的相互需要并不见得能成为长期紧密的战略联盟之可靠基础。我9月13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二十大”习近平连任之际的内外处境》分析了俄中关系的三个长期阴影，那才是决定中俄关系的根本因素，此不赘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这类独裁政党的高层人事变动，往往不是举手投票、凭票数多少来决定最高掌权者，而是用背地里的阴谋政治来解决问题，但没有枪的下台大佬很难把手里拿枪的习近平逼下台。习近平目前处在他上任以来最困难的状态，主要问题是经济恶化，但由此产生的社会不满并不能转化成独裁者政治权力的崩塌。内忧之际，习近平也面临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孤立，但他很难与普京结成紧密而互相依靠的联盟，来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出于历史、现实和文化等种种原因，中俄关系只会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一、习近平的连任与红色大国的接班模式 从去年以来，中国国内和各国媒体对习近平能否在中共20大连任，一直有种种猜测。一种看法认为，中国面临的对内、对外困境让习近平难以连任；另一种看法认为，习近平连任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危机。两种看法在一个共同点上是一致的，即希望习近平交卸最高权力。 中共最高领导人如何交卸权力，其统治史上有过三种模式。其一是绝不交卸，连任到死，毛泽东的终身制就是如此；其二是邓小平的年迈半退，但掌控军权到人生的最后；其三是江胡时代的所谓届满退休。表面上看，从绝不交卸到届满退休，似乎是制度上的进步；其实，其中的个人因素使得这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交卸与制度化相差甚远，甚至连惯例化都靠不住。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毛时代个人崇拜走向顶峰，高居神坛的毛一天也不肯放弃权力，却把曾提拔栽培多年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相继整死。邓时代为了把繁琐的日常政务交给年轻一些的胡、赵去办，邓安排自己半退，其中也包含拽着政治对手陈云一起半退的意图，但军权始终掌握在半退的邓小平手里。从江时代过渡到胡时代，与邓生前安排的胡锦涛继任有关，也是江泽民的政治对手乔石坚持拉着江到龄退休的结果。所以，中共高层如何面对习近平的连任，其实起决定性因素的，更大程度上不是制度化或高层默认的惯例，而是高层的内部政治操作。 中共的祖师爷苏共，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期，都是上述第一种模式。斯大林时代是终身制，赫鲁晓夫之后到戈尔巴乔夫之前，还是终身制，或称为到死放手。另外，苏共还有中国没出现过的政变模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遇到了针对他们的政变。前一个成功了，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换成勃列日涅夫；后一个失败了，戈尔巴乔夫任内的最后时日里，苏共高干们组成的最高苏维埃（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投票宣布苏共为违法组织，就此终结了苏联。 二、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到底有多大争斗空间？ 共产党高层会发生权力斗争，从来如此。但是，高层权力斗争是否可能导致苏共那样的政变，就需要具体分析了。我今年6月22日为本台写的评论文章《中共建政以来的政变及其幕后》，介绍了其中的奥秘。 习近平早就准备连任，这自然会引起高层内部各种腹诽。而习近平连任的年头恰恰是中国经济衰退、国际关系恶化这种江胡时代从未有过的局面，危机之下，“换人做做看”就成了很多中国内外关心时局之人的话题中心。谈到“换人”，必然会有人联想到政变和高层权力斗争。但政变本身有哪些操作空间，却不是凭空臆想就能猜出来的。 中共作为独裁政党，这类政治集团的高层人事变动，从来不是举手投票、凭票数多少来决定最高掌权者，而是用背地里的阴谋政治来解决问题。但这样的阴谋政治无法影响到高层警卫体制；也就是说，设想没有枪的下台大佬能把手里拿枪的习近平逼下台，那是在编故事。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通过掌控其他高层成员的警卫和医疗，实际上可以控制住局面，政见上不同派系的争斗，无法真正导致推翻最高领导人的政变。 按照习近平时代中共高层权力的分布来判断，习近平如果想连任，实际上其他高层成员无法阻止他。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大，会不会发生部分中央委员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群起相应，然后就推翻事先内定的连任安排呢？二十大不过是中共开个会，按事先编排好的“剧本”，规定中央委员这些“演员们”照剧本演戏，拥戴习近平连任。这个会本身没有悬念，习近平并非这场“戏”的观众，仅仅坐在一边安静地看着“演员们”随意发挥；事实上，习近平不但是二十大的总导演，而且也是“演员们”的总老板，哪个“演员”演出不卖力，秋后算账马上降临。“演员”们哪怕在自己的地盘里有那么一点不阴不阳的腹诽，到了京西宾馆的二十大会场上，个个都十分乖巧，谁会和自己的乌纱帽以及身家性命过不去呢？ 三、期待独裁政权兑现党内“民主”？ 中国宪法的总纲第一条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句话里面，只有“人民民主专政”才是实质；而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人民民主专政”还有另一个说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专政就是独裁，在英文里是同一个字（dictatorship）。用独裁这个字代替专政，中国宪法的那句话，其意思就非常明白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裁国家。前面定语中提到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中共乃至中国政权真与“工人阶级领导”有关吗？所谓的“工人阶级”，中共建立政权时有几百万人，加上农民是几亿人，这些民众能通过民主程序产生民意代表、选举领导人吗？当然不能。那是民主国家才会发生的事，如果有了民主选举，中共岂能独裁？ 所谓独裁，不但对国人独裁，也对党内独裁。那中共的统治，到底是谁在独裁？中共党章开篇写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番话的意思是，根本不需要真正的选举，中共掌握着镇压机器，宣称它永远代表全体国人，自封是观念最先进的“先锋队”，因此中共不但必须执政，而且要永远执政。 如此这般地强迫民众承认它永远执政的权力，正是道道地地的独裁。中共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实行中共领导层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永久独裁。中共的独裁与帝制的区别在于，皇帝打下一片江山，会宣称自己授命于天；那中共的虚伪在于，它把永远的独裁伪装成授命于民，但不许民众批评，更不许反对。 中共有几千万党员，中共领导层的独裁当然也不让普通党员插嘴，甚至中央委员也不能自主投票。所以，中共的独裁，说到底就是共产党最高层一小群人的独裁，而这一小群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成败，关键在于军权被谁掌握。习近平上任后的头几年，主要就在做这件事。 四、经济恶化会不会导致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动摇？ 不管习近平是否连任，经济恶化不见得会动摇习近平的个人权力。确实，现在习近平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可以说，他坐在所谓的“龙椅”上，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难过。从中国的国内形势来看，习近平目前处在他上任以来最困难的状态，主要的问题就是经济恶化。经济恶化首先影响民生，会产生很多社会不满，这样的不满现在可以从很多民间的自媒体视频中看到；但是，所有这些自媒体所采访的人都不会提到习近平，因为那是政治禁忌，谁讲谁倒霉。 在中共治下的这个独裁国家里，民众的行为与民主国家的民众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府的政策有很多不满的话，可以找民意代表、媒体记者，也可以抗议游行，有各种表达不满的办法；民众更可以用定期选举的选票来表达不满，希望更换各层级的执政者。 八十年代中国也有过两次学生民主运动，分别在1986年和1989年，与当时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政治气氛相对宽松有关。而1989年邓小平调动几十万军队到北京，用坦克镇压民众的抗议、造成大血案之后，中国再也没有民众的大规模政治抗议了。此后，社会不满严重时，中共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加强社会监控和社会打压。 中国现在的社会不满会不会折射成政局动荡呢？从经济层面看，习近平的权力是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他改变不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能为力。但这样的局面并不能转化成独裁者政治权力的崩塌，他依然在运用各种镇压手段来“维稳”。而且，中国的很多既得利益群体，比如，退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他们拿着比其他社会群体高不少的退休金，甚至比年轻人辛苦工作的工资都高，这些既得利益群体都不希望政局动荡，因为他们害怕政府的困局会影响到他们的退休金。 五、习近平能通过与普京结盟来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 中共对外孤立，能把俄国发展成可靠的战略盟友吗？今年5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报道，法国电视国际五台今年2月5日专访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朱利安（Marc Julienne）。他表示：中俄关系升温是有缘由的，它不是牢固的联盟，而是理性的联手、权宜之计的友好关系。 中苏两国1950年代有一段非常紧密的红色阵营联盟关系，彼此有正式的条约，苏联给了中共大量军事技术援助，帮助中共建立了军事工业的基础。但后来老毛想在红色阵营里称霸，就和苏联翻脸了，一直闹到双方兵戎相见。苏联最后决定，趁中共的洲际飞弹还没研制成功之前，用核武器消灭中共。然后尼克松救了中共，把中共拉到了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 此后中共安全了，但中苏关系进入了冷战状态。苏联当时是在打两场冷战，一面是美苏冷战，一面是中苏冷战。苏联解体之后，中俄关系始终处在三个阴影之下，一是中国对俄罗斯军事技术的工业间谍活动非常猖獗；另一个是俄国远东经济凋零，而中国移民和商人在远东地区极度活跃，让莫斯科的精英们始终担心远东地区乃至西伯利亚以东地带早晚会沦为中国的经济殖民地；第三个阴影是，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是向西发展，欲拉拢中国以西的国家，而在俄国的眼中，这恰恰是对俄国传统势力范围的蚕食和威胁。 这三个阴影属于长期影响，而中俄两国在短期国际局势变化方面始终存在合作的必要。俄罗斯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时，普京在国际上孤立无援，便提升了俄中关系，以打破这种孤立。这不是和中国建立战略联盟，而是一种政治合作。这次乌克兰战争又再次出现了这样的需要，俄国需要进一步提升与中国的关系，这仍然是政治合作。 之所以中俄两国无法建立紧密而互相依靠的联盟关系，根本上是因为，俄国的经济实力不足，它害怕与中共的紧密关系会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把俄国在经济上变成次等的小兄弟。中共的军事扩张战略同样让俄国产生被威胁感，毕竟俄国人口稀少、驻军有限的西伯利亚以东的一半国土，始终都处在中共的压力之下，何况两国历史上还有过密友翻脸的历史记录，所以俄国永远都不敢信任中共。 这种不信任就决定了，双方无法成为真正的盟友，只能是多边合作。外交上，俄国比中共老到得多，它当年在美苏冷战年代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更重要的是它懂得如何与西方既妥协又对抗；而中共作为一个想要称霸的新势力，非常笨拙，只会对西方国家一通乱骂。中共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比如那个国师王沪宁，永远都编不出好听一点、有说服力的国际说辞去打动西方社会；而习近平更缺乏国际眼光和处理大国关系的经验和外交语言，他也听不进任何战狼语言之外的说法。 所以，普京和俄罗斯的精英不会真正看得起习近平；而习近平内心里却认为，自己现在实力大了，应该压俄国一头。这样两个领导人之间，不信任不仅仅有历史原因，有现实原因，还有文化原因。法广今年5月的那则报道所用标题是，《中俄之间与其说是友谊，不如说是互不信任》。中俄关系只会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这恰恰就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朱利安（Marc Julienne）的看法。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提到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大外宣，许多读者都多少知道一些。海外各国的中文和外文媒体中有不少中国的大外宣项目，至于境外网络媒体上十分活跃的小粉红就更是常见。但是，对于解放军的网络攻击部队和心理战部队，可能大家就不那么了解了。最近，随着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发射导弹威胁，解放军对台湾的网络攻击和心理战也极为活跃。笔者略为分析从事此类活动的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分工和任务，从而为读者们勾画出中国网军和心理战部队的大致图像。 一、解放军网军和心理战部队空前活跃 解放军的境外军事行动，按其军事目的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战争行动，即与其他国家的军队开战；另一类是非战争行动，这是指军队采取其他威胁或破坏型行动，但不启动战争。非战争行动可以是海军、空军对周边国家的骚扰，也可能是网络部队对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这类看不见的战斗。 习近平今年6月13日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从今年6月15日起，中国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开始生效实施。这个《纲要》共有6章59条，但中国官方对这个非战争行动纲要的具体内容保密。官媒《环球时报》从此纲要中挑了一些好听的任务列举出来，诸如救灾、人道救援、护航、维和等；其实，《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里还包括实施大规模网络攻击、开展境外心理战、出动武装民兵船只占领国际水域等等。 《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的生效表明，中国当局今后将会大量运用非战争军事手段来达到用战争手段无法实现的境外扩张目标。而佩洛西防台之后，我们马上就看到了解放军使用非战争军事手段威胁台湾的具体操作：一方面，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域实行导弹发射演习的同时，又以军机扰台、军舰绕台加以配合，造成紧张气氛；另一方面，解放军的网军和心理战部队展开了对台的大量网络攻击和心理战行动。 单是8月4日中午到5日清晨，台湾发现境外网军对台湾各网站发动的大量攻击，“恶意连线次数最大值高达每分钟1亿7千万多次”，这就是解放军网军的行动。而在心理战层面，台湾的一些7-11超商的广告屏幕内容遭到置换，变成了咒骂佩洛西的图文；而台湾民视新闻台的新闻网络频道遭遇盖台，然后播起了中共的爱国歌曲；台湾的一些网媒还传出“中国渔船登陆台湾屏东县东港镇”等假消息。 二、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一个21世纪从事网络战和心理战的新军种 以上种种非战争军事行动，其主角都是解放军新组成的战略支援部队。解放军的这个新军种在当今世界上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不是单纯为解放军的军事活动提供技术支援的部队，它还是用高科技手段入侵各国互联网的谍报部队，又是干扰它国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的政治作战单位。事实上，解放军的网军不只攻击台湾，它还攻击美国、日本，甚至也攻击中共的盟友俄罗斯。 中共的网军究竟是怎样庞大的一支部队，它的目标是什么，下面稍作分析。中国2015年建立了战略支援部队，这是除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之外的第五个军种。这个新军种的出现，是习近平改变军队体制的结果。习近平在巩固自己军权的过程中，撤销了解放军长期以来实行的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装备部和总后勤部四总部管理全军的体制，把原来四总部下面的二级部组建成16个新的部级机构，直接归习近平的军委联合指挥部控制。 过去的总参谋部下面有一些规模非常庞大的技术型部队，比如总参三部（技术侦察部）、总参四部（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各自都有分布全国的十几万技术型官兵。习近平把原来的总参谋部的职能压缩和简单化了，同时就把总参三部、总参四部这些技术兵种划归新组建的战略支援部队。所以，战略支援部队的主力其实就是过去总参三部、四部所属的部队。 战略支援部队同时还纳入了军方的心理和政治战任务相关部队。以前这些部队归总政治部管，归属总政治部下面的对外联络部（即国共内战时期的敌区工作部）。该部门早期主要是策反国军将领，后来负责在台湾和其他国家渗透。80年代这个联络部里有个研究局，局长是大校军衔，任此职的是邓小平女儿邓榕。她当时同时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的副主任，研究局的副局长是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女儿杨李。 中共组建的这个新军种战略支援部队除了包括网络战部队、心理战部队、电子战部队之外，还包括太空战部队。原来属于总装备部的多个卫星发射中心和测控中心，也划归战略支援部队中的太空战分支。 三、战略支援部队网络系统部：解放军的网络战部队 原来的总参三部现在划归战略支援部队的网络系统部。总参三部是1950年组建的，负责涉外的无线电侦听并搜集分析电子情报。1950年以后，解放军的战略假想敌逐渐从国军变成了苏军、美军，电讯监听也日益国际化；同时，电讯监听的内容也从单纯的军事通讯扩展到非军事领域，开始大量搜集政治、经济、科技等非军事情报。 总参三部通过设在边境和沿海地区的无数“监听站”，侦听、处理国外各种电台的通信传播信号，截收电子情报，有十几万工作人员；还负责监听所有国际长途电话，截收海外的传真；电视普及后，又开始24小时监听监看外国电视；自从发射军事卫星之后，实施卫星侦察也成了该部的一项任务；互联网出现后，总参三部又增加了利用过滤系统截收电邮的监视互联网通讯的任务。 总参三部在海外也设有若干监听站，如1992年在缅甸安达曼海的一个岛屿上设立侦听站，以监视印度洋；1994年在老挝南方占巴塞省(Champasak)设立了3个侦听站；1999年与古巴的卢尔德（Lourdes）侦听站展开合作。 该部军人不仅受过技术训练，能操纵各种复杂的电子装备，而且懂外语，可以侦听破译外国电讯。各地的侦听站有不同的目标区域，例如，兰州军区的侦听站负责侦听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无线电通信。总参三部下属各局当中，有一些局专门针对特定国家，如总参三部二局以美国为主要对象，其成员熟练掌握英语。 互联网问世之前，总参三部的主要功能是侦听各种国外电子讯号，从技术上讲还算是被动搜索，基本上不踏入信号发出国的领土。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出现了全新的电子情报搜集模式。一国军事情报单位通过国际光缆进入它国政府、军事单位和企业的网站，然后入侵外国网站的内部数据库，把它国网站的保密数据下载，这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搜索式电子侦听，而变成主动入侵、直接盗取资料了。网络入侵者坐在大洋彼岸的办公室里，运作电脑程序去搜集它国保密的电子情报，即便被查获，如何认证，如何交涉，如何惩治，目前国际社会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防范对策。 四、解放军的网络战活动 网络战是指一个国家渗透到另一国家的电脑或互联网系统内，以造成损害或破坏为目的之行动。网络战与民间骇客的网上有害活动的区别在于，网络战是政府或军队的行为，有政府设定的政治目的。民间骇客侵入其它公司的数据库窃取情报，属于“高智商犯罪（white collar crime），其目的一般都是非法地获取经济利益。但军事情报部门从事同样的活动，就属于网络间谍活动。 网络战大体上分为两类：网络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活动。网络间谍活动一般不致于引起武力报复；但网络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活动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边界，持续性的网络间谍活动有时就是网络攻击活动的准备阶段。如果一国的军事情报部门试图破坏它国的互联网，或破坏它国的政府、军事或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私营企业的网站及其数据库，这种网络攻击行为通常会以网络间谍活动为前奏，先搜集目标数据库的资讯，然后为破坏这些网站作各种测试。 由于21世纪的各种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通讯、能源、交通等行业全都依靠电脑系统维持运转，而民用电脑系统又高度依赖互联网，大规模有计划的网络攻击，完全可能瘫痪一个国家的正常经济运行。这是20世纪传统的电子侦听与21世纪网络战的根本区别，因为互联网使得被动的电子侦听部门具备了实施网络攻击的强大能力。 2013年，总参三部位于上海市的61398部队对美国的网络入侵活动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注意。61398部队的军内称谓是总参三部二局（美国局）位于上海浦东地区高桥镇的网络战作战“阵地”，负责对美搜集网络情报，地址是大同路50号。 上海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主要的物理链接国际出口和国际“网关”。中国自1993年建成第1条国际海底光缆系统，后来已有7个大型国际海底光缆系统，其中3个在长江口的崇明岛登陆，3个在上海的南汇区登陆。61398部队的营地位置选在靠近崇明岛的高桥地区，处于光缆登陆地点崇明岛和中国电信设在浦东康桥的通信枢纽之间。该单位实施网络入侵的目标区域是美国，中共军方的网络战部门利用直接进入跨国光纤电缆的便利，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到美国的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网站上，从事大规模网路间谍活动。 这个部队的IP地址属于上海市网管办，然后从这个“阵地”反复入侵美国的多个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民营企业，如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天然气管线公司的数据库。这属于有政治目的之网络战行动，而不是单纯的盗窃技术资料之类的商业间谍活动。 五、解放军的心理战和电子战活动 美国国防大学2018年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军方战略支援部队的研究报告《中国战略支援部队：面向新时代的力量》。这份报告介绍，本世纪初解放军提出了对外战争的政治战模式，要协调使用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简称“三战”），以控制敌国民众的观念，塑造促进中共利益的话语。 解放军负责政治战的部队中有一支被称为311基地，设在福州，下辖6个团级单位。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2021年9月20日发表了一份长达646页的报告指出，福州市的311基地是解放军进行“三战”的总部，负责指挥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三战”的目的是：一，塑造和强加符合中共利益的说法，即舆论战；二，恐吓对方民间社会，制造心理压力和疑惧，即心理战；三是故意曲解国际法规，把国际法方面的扯皮当作“武器”，试图迫使相关国家放弃国际海洋法公约所保障的合法权利，来削弱或压制被视为利益敌对的国家，“南海内海说”和“台海内海说”就是这样出笼的。 法国的这份报告还提到，过去十年里，中共至少试图干涉7个国家的10次选举。这种举动其实是属于政治破坏战。 这个311基地对外自称商业公司，旗下有中国华谊广播公司、海峡之声、海丰出版社等，这个政战部门2019年的资金投入达到6千万欧元。这个基地也指挥中国的“五毛大军”，通过娱乐公众和宣传中共来反击其批评者。这份报告指出，“五毛大军”中有2百万全职人员和2千万兼职人员，他们的任务是用亲中共的资讯淹没社交平台。 战略支援部队还包括原属总参四部的网络电子战部队，主要负责电子情报、电子对抗、雷达干扰等。该部还管理各种军用通信系统，如电话网、军用数据通信网络、野战通信系统、军用地下光纤网络、高频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对流层散射通信等。 台湾把解放军的心理战称为“认知战”。这种战法运用现代高效能计算系统、网际网路和社交媒体，透过网路渗透与心理、舆论操作，来混乱目标对象的社会、心理、法治等价值观。认知战综合运用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之“三战”，散播不易分辨的假讯息，借由全面性文攻武吓手段，企图造成对其有利的态势。这种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传统的做法，如今用到了境外各国，它的破坏性值得世界各国关注，因为它是对世界和平的现实威胁。
国际投行不再对中国经济前景抱持乐观态度。中国央行现在不顾物价上涨而不断降息，说明它也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从中国传来的经济消息多半令人悲观，一片愁云笼罩在中国上空，炎夏之际，却让很多人的心中寒意阵阵。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正在冲击着千家万户和银行系统。银行想把自己的危机转嫁出去，政府想让房市“接盘侠”托住房价，最后恐怕都是无望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强无力救助经济的根本原因。 一、国际投行对中国经济前景预期不良 中国政府一直对自己的经济前景抱持一种错觉，误把浮在房地产泡沫上的经济幻景，当作国家“崛起”真实牢固的长期基础。而这种错觉加上对外官方宣传，也影响到整个世界。西方国家，特别是华尔街，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一直看好。即便中国疫情迭起、房地产泡沫崩溃，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投行仍然寄希望于疫情后经济复苏和政府拯救房地产业。但是，中国经济情势的发展让他们越来越失望。 8月1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政府救市热情不高，中国房地产危机继续发酵》的报道。此文依然认为，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危机不会袖手旁观。其暗含的意思是，最好政府能出手拉房地产公司一把，虽然恒大之类病入膏肓的房企已不可救药，但对财务状况尚可的房企，政府最好还是要加以帮助。该文称，“中国房地产行业乃至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取决于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复苏。而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将采取大胆举措来实现这一目标。” 显然，这篇报道对中国政府出力不够，颇有不满之意。问题是，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政府真救得了吗？倘若越救越危，又预后如何？ 而同一天，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报道，著名投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和野村证券（Nomura）再次下调中国的经济预期，理由是，中国经济受到需求疲弱、房地产业萎靡不振以及“清零”和限电等其他措施的冲击。高盛把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从之前的预测值3.3%下调至3.0%；野村证券把类似的预测从以前的3.3%下修到2.8%；渣打银行16日也把对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测从过去的4.1％大幅调降至3.3％。投行摩根·斯丹利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8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同样表示，“7月经济数据已经验证了，下半年不会出现V型复苏。” 二、各国加息，为何中国偏偏减息？ 目前，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出于不同的原因，不约而同地面临着巨大困难。美国因为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联储会只能不断升息，三次上调政策利率，试图打压通货膨胀，但至今收效不彰。欧盟由于对俄国天然气供应的依赖，俄乌战争开始后能源价格暴涨，带动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也需要升息来遏制通货膨胀。日本经济的生产率虽然高于美国、德国和法国，但消费不振，其央行的政策利率一直保持在零利率上下。 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处境不同，中国经济的最大困难是经济衰退。中国的央行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不但不升息，相反却接连采取降息措施，试图刺激衰迷不振的经济。继中国央行8月15日宣布对几项关键利率降息之后，8月22日，中国央行再次宣布下调两项基准利率。这就让中国的货币政策变成了鹤立鸡群。 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会影响本国的经济走势，升息必然造成经济成长收缩，而减息则是为了拉抬萎靡不振的经济。央行的货币政策代表着货币管控当局对本国经济走向的基本判断，凡是采取加息措施的，都担心通货膨胀冲击民众的购买力，因此不惜经济代价来打压通货膨胀；而采取减息措施的货币当局则判断经济走势不妙，所以要不顾物价上涨来加热经济，希望经济下滑的趋势得以遏制。所以，加息与减息之异，实际上反映出各国经济真实问题之所在。换言之，西方国家或为通货膨胀所扰（如美国和欧盟），或为经济疲软所忧（如日本），而中国的经济困境与众不同，中国是为经济衰退所苦。 三、中国经济进入衰退通道 最近，中国传来的经济消息多半都是令人悲观的。从房地产市场一片萧条，到大批店铺倒闭、大批工厂关门；从职场上千军万马挤破头去抢公务员编制，到地方政府财源短拙而开始降薪；连失业者过去认为是保底养活自己的就业机会，如网约车和送餐公司等，现在都在裁员。一片愁云笼罩在中国上空，炎夏之际，却让很多人的心中寒意阵阵。 而这种经济寒意也从另一个角度得到了证实。今年6月，中国的社保部门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纪录，一个月发放了372亿元，是去年6月的3.6倍。中国的许多小企业不肯为员工购买失业保险，只有大中型企业的失业员工被解雇后可能有机会领取一段时间的失业保险金，数额有限。中国人力资源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6月已向584万户企业的失业员工发放了失业保险金。这个数据表明，上半年至少有近6百万家为员工购买失业保险的企业裁撤了许多员工。 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很多人寄希望于三季度的经济能重新向好，但7月的经济数据似乎展现出经济继续收缩的态势。7月，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上升到了近20%。每5个青年人当中就有1个人无法找到工作，这种情形今年以来一直在不断恶化。高失业率意味着民众的购买力相对萎缩，疫情防控影响了上半年的经济复苏，7月曾经被认为是消费大幅反弹的时候。但实际上，今年7月的全国餐饮业营收下降1.5%，而商品零销售仅比去年同期增加3%，主要还是物价上涨造成的。 在投资方面，7月全国的投资与6月相比处于零增长状态。由于当月工业品价格上涨4%，所以，实际上7月的投资比6月下降了4%以上。1到7月累计，房地产投资下降6.4%，把用料涨价因素考虑进去，房地产投资实际上下降了10%以上；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与去年同期比下降了23%，商品房销售额下降了29%。 虽然很多人以为，“清零”政策严重冲击了经济活动，但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不是一直都处在封禁式疫情防控之中。疫情防控其实可能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没有疫情，中国经济也仍然会进入衰退通道。 四、中国政府为何难以扭转经济颓势？ 一国经济俗称是由“三驾马车”拉动的，即投资、消费、出口。而供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来自制造业。政府松动货币政策，就是希望企业能增加银行借款，恢复正常经营。但对企业来说，产品能不能卖出去，才是企业活下去的前提。既然消费需求如此萎缩，企业怎么敢借钱扩大生产？那只会导致库存积压上升，企业债务负担变重。事实上，大批制造业中小企业倒闭，各行业的许多中型制造业企业减产，原因全都是需求萎缩。 当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都在萎缩的时候，企业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出口订单了。在这方面，7月似乎是个好月份，因为当月的出口增加了24%；但与此同时，从国外传来的消息却让出口企业非常紧张。由于欧美市场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消费者为了应付生活必需品开支以及汽油、家用能源的涨价，开始压缩非必需品购买。这就造成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工业制品的需求开始收缩，许多零售企业库存爆满，被迫减少新订单。 今年以来直到7月，欧美零售企业担心中国“清零”政策影响商品出口供应链，曾经大量进口中国商品，造成了7月中国的出口额大幅度上升；但接下来的几个月，直到圣诞前的零售高峰季节，欧美零售企业不得不努力消化库存，而且难以预测通货膨胀对非必需品购买的冲击何时才能缓解。所以，中国的出口企业现在发愁的是，后续订单不足甚至消失，而不是加大马力出口挣钱。7月，中国的进口额只有百分之几的增加，这也说明中国的加工出口后劲不足。因为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当中，大部分是进口零部件组装再出口，进口零部件少，说明今后组装出口的数量也会收缩。 五、房地产泡沫破灭冲击千家万户 之所以中国的消费不断萎缩，高失业率只是因素之一。实际上，即使家中没有失业青年，也同样会受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冲击。中国的城镇家庭大体上可以分成有房无贷、有房有贷、无房有贷和无房欲贷这四类，而这四类家庭面对经济萎缩所作的不同反应，最后都会构成对银行的压力。 无房有贷的家庭是买了期房、申请了房贷并全额付款，但房地产公司资金链断裂，无力完工期房。这样的家庭最悲惨，他们的期房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交工，因此有一部分人就主动停供房贷，希望借此对房地产公司施加压力，让房地产公司恢复施工。虽然他们似乎有一些停供的理由，但他们与银行之间的房贷契约依然存在，这些期房房主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契约纠纷，并不能自动免除他们与银行的房贷契约。这方面的情况我在给自由亚洲电台写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伤及中国经济命门》一文已经说明过。 有房有贷的家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房贷负担沉重，为了按月支付房贷本息，只能减少生活开支来供房。他们最担心的是房产价格下跌，因为一旦房产价格缩水幅度超过自己的首付，这套房就会变成“负资产”，即房产现值甚至低于尚未偿还的房贷数额，哪怕将来还清了房贷，自己至少也亏光了首付款额。结果，一些持有多套房的人，或者因为财务能力短拙，或者是害怕“负资产”损失过大，开始主动断供房贷。于是他们断供房贷的住房就被银行没收并拍卖，这就是为什么全国的法拍屋数量暴增的原因。进入法拍程序的住房卖不出多少钱，银行不得不承担一定程度的损失；而房主的首付也基本上泡汤了，很难再回收。 有房有贷的家庭还有另一类，他们有能力现在就还清房贷。此时他们的盘算是，自己买了房子，随着房价下跌，吃亏是吃定了；如今钱存在银行里的存款利息远远低于房贷利息，不如提前还贷，让银行少从自己身上赚取利息。这样来减少财务损失，也是一种精明的考量。但对银行来讲，房贷因为有房子作抵押，属于银行资产当中的优质资产，而房贷客户大量提前还贷，等于是缩减银行的优质资产，同时也造成银行的坏账比例相应上升。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银行发通知，禁止房贷客户提前还贷的原因。 有房无贷的家庭如果持有多套房，貌似最轻松，因为他们没有还贷压力。但是，这样的家庭有另一套盘算。他们过去是把房子当作固定利率的债券来看待的，即房产的价值相当于债券的购买额，而房产的市场增值相当于债券的固定收益；等到需要用现金时，随时可以把一套房子卖掉套现，稳赚不赔。因此，中国的中产家庭往往把不少现金投资到房产上，然后把房产市值和金融资产合起来算作是家庭财富。但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这套如意算盘就落空了。一方面，二手房不容易卖出去，所以手中持房未必能够变现，家庭财富的很大一部分也因此泡沫化了；另一方面，二手房要想卖出去，只能降价求售，而越降买主就越看跌，于是手中持房的价值随时在缩水。这些家庭原来表面上的财富现了原形，今后他们其实不那么富有了，只剩下金融资产可以动用。这样的家庭很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家庭理财计划，节省开支。 最后一类是无房欲贷的家庭。这部分人是银行现在挽救金融危机的希望，也是政府公务员被迫多买房，以及银行设计出老人房贷子孙还的原因。银行知道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的银行坏账与日俱增，要保住自己的分行、支行不倒，只有增加新的“优质”房贷客户，产生每月定期打入银行的房贷月付现金流。一些银行由于法拍屋数量大或期房房贷客户停供，或者企业破产、贷款难以收回，导致银行的现金收入减少，于是就编造借口，用临时封住存款客户银行卡或设定每日最高取款额的办法，减少银行的现金支出。这就是银行金融危机的先兆。然而，眼看着全国数百个烂尾楼项目到处铺开，现在谁敢轻信房地产公司的期房承诺呢？何况房价看跌，早买不如晚买，等一等就能省一大笔钱，这样的账，无房家庭谁不会算？总之一句话，新房购买趋谨慎，谁肯再买烂尾楼？ 银行想把自己的危机转嫁出去，政府想让房市“接盘侠”托住房价，最后恐怕都是无望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强无力救助经济的根本原因，也是华尔街分析师们失算的地方。后者总把中国政府设想得万能无敌，希望政府能力挽狂澜。但这次中国经济确实在往深渊不可避免地滑下去，神仙也救不了。何况习近平和李克强并非神仙，不过凡人而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经济实际上可能已进入负增长区间，而且已连续3个月了。中国经济的病症到底是什么？疫情防控只是藓芥之疾，萎靡疲软才是长期症状。这个症状的表面原因是需求不振；而从病根上看，其实是中国经济走上了依靠过度发展房地产来拉动全国经济的绝路。 过去20多年间，中国房地产投资总额在GDP当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3%上升到2014年的峰值14.8%，2021年底仍然高达12.9%。在发达国家，这个比重通常只有5%。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超过10%以上，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现了畸形化，也就是整个经济对房地产的盲目扩张产生了依赖。房地产曾经撑起了中国经济，但如今病入膏肓的房地产业也在拖垮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走下坡的第一块骨牌是房地产业倒下来，而第二块骨牌便是与房地产业共荣共苦的银行业。 一、中国经济下降已三月有余 中国经济如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国民众虽然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向好，但他们从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和职场氛围，感受到的是阵阵凉意。海外观察者会比较关注中国经济的大势，特别是华尔街，但那里的专家们往往过于迷信经济数据曲线的简单外推；毕竟过去多年中国经济的数据曾经比较靓丽，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不太敢、也不愿意接受中国经济走向衰退这样的判断。那么，国内经济学家当中比较冷静客观的，他们又怎么看呢？已经很久没听到准确深刻的分析了。 不过，最近有一则被国际媒体忽视、但却非常值得关注的消息。6月23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的月度研判会以《2022下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展望》为题，会上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发言给了大家一些可靠而令人警醒的分析结论。 他的结论如下：今年1-5月9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62种产量下降，其中包括若干主要的大宗商品，工业不应该处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正增长区间；同期全国火电发电量下降3.5%，这意味着用电量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同一时期按现价算增长6.2%，但扣除价格上涨后也在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1—5月按现价计算下降1.5%，扣除物价上涨，真实的下降幅度应当是大于3%。从这些数字综合起来看整体情况，中国经济很可能已进入负增长区间，按月度计，负增长应已连续3个月了。现在需要关注的是中国经济衰退的风险。 本文读者们对这些统计指标的经济含义不一定十分了解，笔者稍加说明。一国经济俗称是由“三驾马车”拉动的，即投资、消费、出口，而供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来自制造业。王小鲁的分析表明，从生产的角度看，主要工业产品中三分之二产量下降，制造业的用电量也下降，说明工业生产减少了；而从产品使用的角度看，投资和消费都在下降，只有出口有所增加，但出口撑不起整个经济。因此一个月前他已判定，中国经济下 降已三个来月了。笔者要补充一点，华尔街分析师们只看中国的官方公布数据，而中国国家统计局正在编织经济假象。 二、给中国经济诊病 20年来，相信中国经济会长期繁荣，几乎快成了各国政界、财经界和媒体的一种教条。其实，过去7到8年间，中国经济一直在不断滑坡。尽管如此，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各国还是有三种说法。其一，中国经济潜力巨大，一定会重新恢复活力；其二，中国目前经济的萧条是疫情防控造成的，只要疫情过去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其三，中国经济的恶化其来有自，根源很深，昔日的繁荣已经成为昨日黄花，而未来的危险则接踵而来。 那么，中国经济的病症到底是什么？疫情防控只是藓芥之疾，萎靡疲软才是长期症状。这个症状的原因，表面上看是需求不振；而从病根上看，其实是中国经济走上了依靠过度发展房地产来拉动全国经济的绝路，即房地产泡沫太大，濒临破灭，这是中国经济的致命绝症，无法根治。 比较理性的政府都知道，一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泡沫，这是条绝路；但中国当局却象吸毒一样地舍不得放弃房地产泡沫。中国政府始终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真实状况是，全国性的从超大城市到县城的房地产盲目扩展，可以让整个经济兴奋起来，但却会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整个经济被房地产泡沫掏空，就象吸毒者的身体被掏空了。 三、世界银行的中国房地产业分析报告 世界银行曾经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金融援助提供者，它对中国经济的评估一向相当乐观。该国际组织今年6月公布了中国房地产业分析报告，《在经济震荡和经济刺激之间：中国房地产的脆弱性和金融稳定（Between Shocks and Stimulus – Real Estate Vulnerabilitie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China）》。 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经济的前景以下行为主，而刺激经济的政策让中国陷入另一个困境，就是会回到无法持续的借债投资的老路上去，因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债务已经很高了。现在中国房地产业的脆弱性已经成为各国关注中国经济的焦点；而中国的金融能否稳定，与试图再度依靠房地产来拉升经济的目前政策走向构成了尖锐的矛盾。 世界银行的这份最新报告介绍说，过去20多年间中国房地产投资总额在GDP当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3%上升到2014年的峰值14.8%，到2021年底仍然高达12.9%。在发达国家，这个比重通常只有5%。房地产与上下游产业有很强的关联性，中国约30%的GDP来自房地产及其供应链的各类活动，包括使用钢铁、水泥、玻璃等投入品，以及在建设、维护和升级过程中使用劳动力。住宅市场的增长也会影响对家电和家具行业的需求。此外，房地产行业从金融机构和市场筹集资金，并通过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而且，居民和企业贷款的很大一部分都以房产作为抵押。据估测，城镇就业人员中，除去自雇业者，大约有五分之一是在房地产及建筑行业工作。 撰写这份报告的作者大多是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中国人，他们不会“唱衰”中国。这份报告的结论披露了一些比较可信的判断。世界银行的上述看法用词柔和，但内里含义相当严峻。 四、为何中国经济难以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 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超过10%以上，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现了畸形化，也就是整个经济对房地产的盲目扩张产生了依赖。 在居民财产方面，这种房地产依赖表现为，民众的房产价值构成了他们家庭财产的主要部分；反过来，一旦房价下跌，大部分居民都会有财产缩水之痛，再也不敢相信自己还象房价高峰时那样有钱，会重新评价自己的现金储蓄是否足够应付家庭生活中的意外，比如失业等等，为此就会压缩消费开支，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如此则社会的消费需求就不可避免地缩水了。 而房地产业本身是依靠民众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预期维持的，许多人急于购房，甚至背负沉重的房贷，就是因为房价看涨，买房以后以房产价值为主的家庭财产不断上升，让他们有一种坐拥财富日日涨的满足和得意。但是，中国全国居民现在每户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41平方米，购房需要快要到头了。一旦住房总体上供过于求，就有房价攀升到顶而步步蹉跌的时候，眼看着房价明日倒比今日贱，民众抢着买房的心态就变了，谁愿意今天买的房子，下个月就贬值百分之几呢？把房价贬值算成是财产损失，他们就更加为财产缩水而心痛。这时候，房地产业的蒸蒸日上也就到头了。 在一国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的情况下，房地产业开始走下坡，所冲击的不仅是房地产公司，更大的冲击是，地方财政陷入土地收入锐减的困境；同时，银行开始担忧给房地产公司的贷款和给买房者的房贷，这些贷款会越来越多地变成坏账，令银行朝不保夕。 这种地方财政和银行系统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使中国政府拼命想护着房地产泡沫不要破灭，房地产价格不要一落千丈。而这种做法恰恰就使得中国经济难以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 五、病入膏肓的房地产业正在拖垮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是一个严重依赖房地产业的畸形结构，各级政府因为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卖地收入，所以仍然在设法继续推动房地产开发，造成房子越建越多，而卖房则越来越困难的局面。疫情之后，因为经济下滑，中国政府救经济的愿望越来越迫切，甚至要求各地方政府的各种刺激手段“应出尽出”，但是效果奇差：今年上半年中国一百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四成，其中一线城市住宅成交面积下降33%，二线城市下 降42%，三四线城市下降44%。上半年前一百家房地产企业销售金额与去年同期比下降一半。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普遍债务率偏高，只要住宅销售面临困难，而市面上银根稍紧，开发商就会债务违约，陷入融资困境。上文提到的世界银行报告介绍，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负债总额过去几年来迅速上升，2020年已接近GDP的84.6%；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一系列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发生了流动性危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恒大集团，据报道，其国内和国外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不但国内的大笔到期款项无法支付，连在美国发行的企业债券到期也无法支付。这些开发商还有对供应商、承包商、广告商和购房者的巨额欠款，其影响波及整个供应链。 多家开发商为了向债权人偿还债务，不得不减价出售资产，甚至给出大幅折扣。这就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恐慌。由于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公司无力偿还债务，许多在建住宅项目相继停工，然后就出现了大量烂尾楼。7月终于发生了贷款买房客户的集体抗议行动，而许多被房地产公司拖欠工程款的房地产业上下游行业的企业也开始拒绝偿还银行贷款。如此则买房客户及房地产公司的供应商与房地产公司的冲突，就演变成了买房客户及 供应商与银行的冲突。 这就是房地产泡沫行将破灭时，一个严重依赖房地产业的经济必然面临的结局。房地产曾经撑起了中国经济，但如今病入膏肓的房地产业也在拖垮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走下坡的第一块骨牌就是房地产业倒下来；而第二块骨牌便是与房地产业共荣共苦的银行业，目前中共最怕的就是这第二块骨牌倒下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让买房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终于导致全国性的房贷断供潮。究其原因，这是中国的制度之害。在立法、监管的各个层面，政府都站在房地产公司一边，为了维护房地产泡沫，不惜伤害消费者的利益，这就是发生房贷断供潮的症结所在。 一、新房预售制到了中国就出“篓子” 购买新房，经常会是预售的。新房预售制本身并没有问题，美国和台湾都有新房预售制。 在美国，订购新房子，房地产公司通常会让买主付出数千到一万美元的押金（相当于预付款），然后与买主签约；当新房的地基通过当地市政府建筑管理部门的检验后，初步构架便搭建起来，这时房地产公司会要求买主再支付一笔数万美元的工程款；到了房子完成全部内装修，所有家用电器都按照购房合约安装完成并经过检测，买主才进入自己的房子实地观察、仔细查验，由房地产公司派专人详细解释各项设施的使用和注意事项；最后是双方律师会面，买方支付剩余未付的房款（或者是买主开户银行的现金支票，或者是抵押贷款银行开列的支票），房地产公司则交出新房钥匙，购房合约执行完毕。剩下的是，在一年保修期内，房地产公司仍有义务免费为买主修理室内出现的各种瑕疵。这样的新房预售制运行多年，极少发生房地产公司和买主之间的纠纷。 台湾也实行新房预售制，做法与美国大体相似。新房的买主交了首付之后，剩余的大部分房款也是新房交付时才支付。由于台湾是民主制度，所以在民意压力下，政府更关注如何保护新房买主的利益。在台湾，依照相关法规，如果建商资金周转不灵，拖延施工，或者老板落跑，买主可以按照合约请求解约，向建商要求支付惩罚性违约金损失；同时，建商还要退还买主已经交付的款项。而且，中华民国内政部也有规定，建案如果延期交屋，每一天要补偿房子总价的万分之五给买主。也就是说，如果房子交付延迟两百天，建商给买主的补偿相当于房价的百分之十，这就把建商的利润基本赔光了。 中国1983年最早在深圳引入新房预售制。1994年，中国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正式确立商品房预售制度，此法律由1994年8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通过，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此后经人大常委会数次修改。目前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只有第4章“房地产交易”的第45条“商品房预售”中有这样一句空话，“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但在第6章“法律责任”中，立法时却“忘了”规定，房地产公司如果违反第45条那句话时，是否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房地产公司若把商品房预售所得款挪出他用，在中国似属不当，却不需要付出违法代价，因为法无惩处条文。这就是这次中国因大量烂尾楼而造成房贷“断供潮”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立法特点是法条用语政策化，当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政策的随时调整留下足够的空间。而中国的政策执行象“橡皮筋”，于是房地产公司的“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本来依法“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但房地产公司不这样做，法律上却不予惩处，这个空洞的“必须”结果就变成了事实上的“不必”。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住房预售制方面，台湾和中国的差别在于，中国的法规有利于房地产公司，而台湾的法规有利于住房的买主。这本质上是民主政体与官商勾结的专制政体的差别。 二、中国特色的预售房“超前交款” 美国和台湾的新房预售制只要求住房买主在新房交付之前支付有限的首付，实行这种购房资金的支付模式，一般不会发生房地产公司留下“烂尾楼”的局面。因为如果房地产公司不能按时交房，损失自负。而中国却有一个自己特色的预售房“超前交款”的特殊做法，造成了政府保护房地产公司、而不管买房者可能吃亏的局面。 所谓的“超前交款”，是我从买主角度提出的概念；在中国的房地产业，这种做法被称为“超前回款”，意思是，房子还没盖好，房地产公司就预先把房款收足了。中国的开发商实际上是把预售房等同于已建房来销售，虽然房子根本还没完工，就要买主交足购房款。而房主交足购房款之后，实际上就失去了检查交工房产、或者与房地产公司谈判的能力。 在中国，新房预售制准许期房项目的主体结构封顶时，购房者就在首付的基础上申请按揭贷款；理论上，首付以及从银行申请的按揭贷款要存放在指定监管账户，根据施工、竣工的进度分批由开发商提取。甚至大量房地产公司要求买房者在首付款支付后的七天内，向与房地产公司合作的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为什么要买主申请房贷时，去房地产公司指定的银行去办理呢？因为那家银行和这个房地产公司是有勾结的，不但银行可能从房地产公司那里拿到好处，而且银行会悄悄地把买房者申请的房贷款项转给房地产公司。 这种房款“超前交款”的支付方式，可能让房地产公司占尽购房者的便宜。轻则交易不公平，所建房屋的许多细节达不到购房合约的要求，而购房者只能逆来顺受；重则房地产公司把购房者的房贷款项挪用到其他项目，导致购房者已足额付款的建房工程成为烂尾楼。 有人因此提出，这些问题都是商品房预售制造成的，希望全面取消预售制。其实，并不是预售制造成了中国房地产业的烂尾楼问题，因为国外的预售制并没有这样的问题；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特色的预售房“超前交款”支付模式，只要把预售制的房款支付方式改成国际通行的交钥匙付全款模式，烂尾楼问题就解决了。2019年下半年，《华夏时报》记者曾就此事采访了一位接近政策部门的专家，此人表示，那样做会对房企的冲击太大，多数企业无法承受，因此当时还不是时候。这表明，中国政府为房地产公司设想得面面俱到，唯独“忘了”买房者的利益需要保护。这是疏忽，还是故意，其实一目了然。 三、“监管”下预售房资金“开溜” 虽然买房者申请到的房贷资金是暂时存在贷款银行的专门账户里，但是，很多贷款银行本来就是由房地产公司指定的，这些银行与房地产公司有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名义上，当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有监督责任，不能让房地产公司根据自己的资金需要把房贷资金拿去随便用。但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和立法机构放弃了实行统一法令、加强监管这个选项，而是让各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自行其是。于是，在似有似无、名有实无的各地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监管”之下，房主购买预售房的房贷资金就“开溜”了。 其中的奥秘在于，无论是相关银行，还是各地政府的房地产管理部门，都与房地产公司有暗中勾结。它们优先考虑的是房地产公司的需要，而不是贷款人的资金安全。只要房地产公司把其中的关节打通（行贿），银行里房地产贷款资金的被“监管”账户就变成了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池”。最常见的方式是，开发商从供应商那里取得似乎与建房工程相关的采购发票，凭此到银行就可以提取监管之下的房贷资金，但实际上房地产公司并没真正把这些资金用于施工，更没把住房项目竣工，这就是“烂尾楼”的由来。而更糟糕的情况是，银行在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的默许下，根本不把预售房的房贷资金放在监管账户里，而是直接转到了开发商的账上。 那房地产公司急于拿到房贷资金，要用到什么地方去？实际上，许多房地产公司是用甲住房项目买主们的房贷资金，去购买乙项目的开发用地，而这笔钱最后就进入了地方财政的口袋。这样就很好理解了，为什么各地政府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故意不履行对房贷资金的监管责任，履行那种责任其实是自断本地政府的财路。中央政府不懂这一点吗？当然不是，北京是故意把“鱼”交给“猫”们来“监管”，其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各地房地产管理部门“监管”银行的房贷资金“专户”时，比较凭良心一点的，会按照工程建筑总投资预算的实施进度，上浮一定的百分点，让银行在“专户”里留存部分预售房被“监管”的资金，其余的钱转给房地产公司；有些地方则把预售资金的一个不大的比例留存在银行的“专户”里，其余部分转给急于用钱的房地产公司；比较恶劣的情形是，房地产管理部门根本不过问需要依法监管的预售房贷款专户资金，听凭银行把资金全数交给房地产公司。 而银行也是有几种做法。最常见的方式是，开发商随便提供一些开支发票，就可以从银行提取被“监管”的资金，至于房地产公司实际上是否施工、是否竣工，银行就不管了。更有甚者，银行根本不把预售房的房贷资金放进监管账户，而是直接转到开发商的账上。 如果政府和银行严格执行预售房的资金监管，本来完全可以保障项目完工，但大部分房地产公司实际上是把这些资金普遍用在土地市场上，去购买别的地块。所以，近年来各地政府拍卖土地给房地产公司时，所收到的买地收入当中，将近六成的钱是来自房地产公司从银行拿到的房主们购买先前销售的预售房贷款。也就是说，房贷资金成了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的财源。 就这样，预售房买主们的宝贵钱财，被地方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给合伙骗走了。这些钱之所以回不来，是因为它已经成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被当地政府花出去了；而房地产公司手头的预售房是没法完工的，这些公司只捏着几块没钱开工的新地块。 四、官方打击预售资金“跑冒滴漏”？ 房地产公司想从房地产萧条和资金链困境当中跳出来的花招是，通过玩“击鼓传花”，让新地块上策划出来的纸上建房项目的买主们提供房贷资金，用来完工先前已售出的预售房。 新房的买主们听着房地产公司炒作新房的“鼓声”，加入这场“游戏”，却不知道什么时候“鼓声”停下来时，传到自己手里的“花”，其实是把自己的荷包“炸”得粉碎的“炸弹”。全国性房贷断供潮的房主们只知道自己买的房子没影儿了，却未必明白自己的钱“弯弯绕”到哪儿去了；他们若明白了这个“局”，恐怕就更着急了。 预售房资金有严重的“跑冒滴漏”，地方政府心里跟明镜似的，但它们“鼓着腮帮子看四方”，一脸无辜的样子。而中央政府呢，它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假模假式地“打击”了一番“挪用预售资金”，那是两年前的事儿了。 2020年，中央政府就意识到了“烂尾楼”的资金根源问题，因此要求各地政府要加强预售房资金的严格监管，要让每个住宅项目的资金“专款专用”，不少地方的政府也相应出台或修订了相关规定。虽然各地的法规细节不同，但都要求开发商必须协助购房人把房价款直接存进项目监管账户，不得直接收取房价款，并强调必须“专款专用”。 结果怎么样呢？最近的全国性房贷断供潮给出了回答。如果两年前住宅项目预售资金真的做到专款专用了，两年后，那时候的预售房早就盖完交付给房主了；如果“专款专用”了，也就没了预售资金的“跑冒滴漏”，那怎么会十几个省市到处都是“烂尾楼”呢？很显然，两年前政府的那次“打击挪用预售资金”之举，不过是一次“猫盖屎”行动，得益者未被追究，受害者继续受害。 最近中国大批烂尾楼盘业主采取了集体行动，宣布停止偿还房贷，涉及约20个省分、近70个市和区。这股风潮还在中国继续蔓延，每天都有新的住宅项目的住房买主们加入这项行动。目前，中国政府似乎还没找到解开这个死结的有效办法，但有一个结果是可以清晰地预料到的，那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业面临着巨大的打击，消费者对各家房地产公司的不信任感快速上升。 接下来，不管当局如何应对，但消费者对买房的抵制已经自然形成了，谁也不想加入那个集体拒绝支付房贷的行列当中去；而结果就是，房地产销售和预售房制度崩盘了。房地产公司连现有楼盘都无力完工，更不可能挖掘资金来源去盖更多房子，用现房销售去吸引顾客。 那结果就会表现为，房地产业进入垮塌状态，而以房地产业为支柱的中国经济也陷入了困境。虽然谁也没想到，撕裂中国经济的房地产泡沫，居然是从买房者的如此集体行动开始的，但是“种祸得祸”这四个字如今是体验在北京当局身上了。中国政府现在更担心的是，房地产业的崩塌正在加深中国潜在的银行业金融危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