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重置 中越引资位势之变（1）

中国经济衰势早现，全球制造业第五次转移之势更是难以挽回，这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可以看出：据网上盛传，在广西中越边境友谊关，10月20日聚集了近千名中国技术人员，他们打算前往越南打工，在中越边境，中方正在兴建两米多高的围墙，防止国人外逃——这倒不是中国不想输出劳动力，只因不想与越南产生纠纷，因为中越关系实在太脆弱了。中国与越南这两座庙的兴衰，往小里说，是中国经济繁华尽褪，投资环境劣化，代工时代已成历史的缩影；往大里说，是全球第五次制造业大转移的一个小镜头。 

第五次制造业大转移，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经济繁荣，曾引来10万越南新娘嫁入中国；从2016年初至2019年11月，越南当局共发现1200多起偷渡案件，涉及4400名偷渡者，而偷渡主要集中在越南与柬埔寨、老挝、中国之间边境，尤其是中国占75％，也就是说，直到去年，还是越南人偷渡至中国打工。 

但世界变化太快，如今中国经济繁荣已尽，投资环境劣化，代工时代已成历史，尤其是今年的武汉开始的COVID-19疫情，在摧毁世界经济的同时，也让中国失去了90%左右的外贸订单，工厂纷纷关门，本来就严重的失业更是雪上加霜。7月19日，21名中国公民在非法入境越南后被逮捕，罪名是在越南广南省会安镇从事非法打工活动，目前面临被遣返。该消息引发大陆网友热议，网友说，现今中国人竟需要偷渡越南打工，“给厉害国丢人了”。 

其实，中国世界工厂的产业外移，早在5-7年前就开始了。这是第四次制造业转移之后的新一轮转移，算来应该是第五次制造业转移。在各国资本犹疑观望之时，中美贸易战让它们作了选择，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置这一进程。 

纵观数次制造业转移的趋势，就会发现每一次大转移都必将伴随着一批相关国家的兴衰。20世纪以来，全球一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迁移，越往后，周期越短。推动每一轮制造业大迁移的重要动力虽然有差别，但主要是比较成本因素，制造业转移的基本趋势是由成本高的国家与地区流向成本洼地。目前刚开始的第五轮全球制造业大转移，主要原因是制造业面临产业升级和迁移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中美交恶是导致这次转移加速的重要因素。 

全球范围内四次大规模制造业迁移

第一次在20世纪初，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至美国，为美国构建了强大的工业基础，二战当中让美国能够支援同盟国打败德国与日本等轴心国，在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世界各国进行战后重建，均赖这一工业基础。 

第二次在20世纪50年代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这些战败国转移，这是马歇尔计划的重要构成部分，日本、德国重新成为经济强国，发端于此。 

第三次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成就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 

第四次在20世纪80年代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于是，中国逐渐成为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2001年中国加入WTO，很快就成为世界廉价商品的供应基地，只是产业内容逐步由玩具、制衣、箱包逐渐向电子产品转移。这一过程长达30多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得益于第四次产业转移。 

中国优势渐失，世界重置产业链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曾经迎来长达2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的出口连续每年以高于25%的速度增长，一些年份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5%。1990年中国的制造业只占全球的3%，2019年则占全球市场的一半；1990年中国的出口只占全球的2%，2017年跃升到14%，全球出口份额增长了6倍。 

这种全球独一无二的快速崛起，使中国朝野都失去了对全球贸易格局的理性思维。经济全球化能够让中国永远成为全球的唯一赢家吗？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多年来北京当局一直有一种战略误判，因为它不了解全球贸易格局的基本原理和演变趋势。 

第一，中国错估形势：认为自己还有成本优势。 

大概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土地价格与人力资本上升，外商对此已经啧有烦言。但中国当时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警觉，由于从来就没有“双赢”概念，还制订一些事后看来错误的限制外资并购的政策。之所以说是错误，是因为中国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所图的是这类外企的资源、技术和品牌——这是中国企业缺少的几大要素；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2006年8月，中国商务部、国资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制外资收购“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企业，在核电设备制造、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造船、齿轮、石化通用设备制造和钢铁领域等7大重点制造行业中，限制外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此规定一出，几起筹划多年的外资并购，如美国凯雷收购徐工，德国舍弗勒收购洛阳轴承集团，都因被指有害“国家经济安全”而告搁浅。这一限制外资并购的规定严重妨碍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与这条政策同时制定的还有2008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提高税率意味加大外资成本之举，东莞等地大量港台资本从那时就开始撤资前往东南亚，越南也就是在那时迎来了第一批外资企业进入的高峰期。 

与此同时，外商对在华投资必须付出的企业监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信用等），均发出抱怨之声。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不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地”，但因为在世界上，暂时没有找到比中国更好的成本洼地，中国还保持了一段发展中国家最大吸引外资国的优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资在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仅为2146亿，与2011年的5087亿相比较，短短6年时间下降了57.8%。许多外资在观望中犹豫，原因是找不到与中国同样的“投资宝地”。 

第二，用“以市场换技术”为名，对外企的知识产权巧取豪夺。 

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巧取豪夺，日呈公开之势。以下是政府指导下的大致经过：1984年3月22日中国国务院在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做好技贸结合和旧设备选购工作的报告》的批语中说，“把对外商品贸易与引进技术结合起来，实行技贸结合，用我们的一部分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技术，这是加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项重大方针”；199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提出若干意见，其中有两处明确提到，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2000年中国准备加入世贸组织，而世贸组织明确禁止强制外资转让技术，中国修改了相关法规，字面上不再提这个口号，但于2008年设立了“千人计划”；加入世贸后的18年，“以市场换技术”从明的变成了暗的，由地方政府出面，继续要求外企交出技术和图纸。而最近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代表的向高端制造业进军的计划，提出了短短几年内实现“世界工厂”技术升级的目标，为了达成目标，“获取”外国技术的种种活动日益活跃，因此也把侵犯和保卫知识产权变成了中美之间的争执关键点。 

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对美国造成极大损害，公司在中国只能乖乖服从，回到国内就抱怨多多，到了2018年，知识产权成了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恰好就在这段时间，越南开始改革开放，而且将引进外资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