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菲

每年1月26日澳大利亚国庆日，澳大利亚政府都会颁发澳大利亚勋章（The Order of Australia），以表彰那些对国家或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今年，共有1,085人获此殊荣，他们的名字刊登在当天的《The Age》报纸上。我仔细查阅了获奖者名单，发现华裔获奖者仅有三位。

首先是获得澳大利亚勋章伴勋（AC，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艾伦·程（Professor Allen Cheng）。他是莫纳什大学传染病学教授兼主任，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公共卫生专家之一。他的父母于20世纪50年代分别从香港和马来西亚移居澳大利亚求学。

其次是获得澳大利亚勋章会员（AM，Member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的菲利普·铁·忠（Professor Philip Tiet Chung）。他参与创立了法律数据库AustLII，使公众能够免费查阅法律法规和法院判决。（注：除其姓氏外，未能找到关于忠教授华裔背景的资料。）

第三位是获得澳大利亚勋章奖章（OAM，Medal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的黄宝光（Pho Quang Hang）先生。他是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华人及后裔互助会（ACDMA） 主席，因长期致力于支持和提升华人社区的地位与影响力而获奖。

除了澳大利亚勋章，每年的澳大利亚节还会评选 “澳大利亚年度人物”（Australian of the Year）。我查阅了 1980 年至 2025 年 的获奖名单，发现在这 45 年里，仅有 一位华裔获奖——1996 年的余森美医生（Dr. John Yu）。他于1934年生于中国南京，童年时期随家人移居澳大利亚，因在儿科医疗与医院管理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此殊荣。

当看到这些数据，我不禁思考：—— 为什么获得澳大利亚最高荣誉的华裔比例如此之低？

为探讨这一问题，我查阅了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历史，并将华人移民潮大致归纳为四个阶段：淘金潮（1850 年代）、东南亚难民潮（1970 年代）、六四事件前后的留学潮（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以及 技术与投资移民潮（20 世纪中期至今）。

淘金热：华裔移民的第一次浪潮

自 1757 年起，清朝实施 “一口通商” 政策，西方商人仅能在 广州进行贸易，使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被誉为 “天子南库”。

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 《南京条约》，除支付巨额赔款外，还开放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 五个港口通商。这改变了中国的贸易格局。上海凭借接近丝绸和茶叶产地的地理优势，以及作为南北海运中转站的便利条件，迅速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

贸易重心的转移、沉重的赋税以及经济衰退，使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失业率急剧上升，民生困苦。

19 世纪中期，美国旧金山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巴拉瑞特（Ballarat “新金山” ） 相继发现黄金。走投无路的珠江三角洲众多居民纷纷远渡重洋。富裕者自费购票前往，贫困家庭则将子女卖给中介商人，成为契约劳工（俗称“卖猪仔”），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矿区工作。

在淘金热的 高峰期（1853–1863 年），约有 4 万多华人淘金者抵达澳大利亚，占当时矿工人口的 20% 至 25%。

由于华人矿工人数众多、工资低廉、工作勤奋，且他们不加入白人矿工工会，引发了白人矿工的不满，导致歧视和暴力袭击。为限制华工流入，各殖民地政府相继出台歧视性法律。例如，维多利亚州于 1855 年通过《华人移民法》，对入境华人征收人头税，以限制他们进入淘金场。

淘金热结束后，尚未还清债务的契约劳工转向其他矿业或农场工作。自由劳工则有的返回中国，有的留在澳大利亚，转型从事农业、商业或服务业。墨尔本小柏克街（Little Bourke Street）的唐人街，正是由这些离开金矿的华人矿工逐渐聚居并发展而成。

1901 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移民限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正式实施 “白澳政策”，禁止非欧裔人口移民澳大利亚。此政策使华人人口在 19 世纪末至 1950 年代 维持在约 50,000 人 左右。

难民安置：第二次华裔移民潮

20 世纪 50 年代后，澳大利亚对亚洲移民的政策逐步放宽。1951 年推出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 Plan）成为关键转折点之一。作为英联邦合作项目，该计划旨在帮助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并提供奖学金资助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香港的学生赴澳大利亚等国留学。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约有1万名亚洲学生通过该计划来到澳大利亚。

科伦坡计划成为1973年 “白澳政策” 正式废除的先声。随着政策改变，澳大利亚迎来了第二次华人移民潮，主要包括逃离越南、柬埔寨和东帝汶战乱的难民。

1975 年 4 月 30 日，越南战争结束，南越首都西贡（今胡志明市） 沦陷。彼时，华人占西贡总人口的 10%–15%，其中大多数是清末至民国时期从广东移居越南经商的移民。战后，新成立的北越政府实施排华和没收富裕华裔财产的政策，导致大量华裔逃亡。

根据墨尔本唐人街中国博物馆资料，1976 年至 1981 年，约 23,000 名越南难民抵达澳大利亚，其中 60% 为华裔。越南华裔作家心水（黄玉液） 撰写的长篇小说 《沉城惊梦》 和 《怒海惊魂》记录了这段历史，其中 《怒海惊魂》 正在澳洲华文报纸 《看中国》 连载。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通过难民安置计划（Refugee Resettlement Program），于 1979–1980 年代初接收了约 30,000 名柬埔寨难民（逃离红色高棉政权）和近10,000名东帝汶难民（因1975 年印尼入侵而逃亡）。这些难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因贫穷从中国广东省，尤其是 梅州、潮州、汕头一带，迁徙至东南亚的华裔。

除了难民外，第二次华裔移民潮还包括其他来源的移民。 1970 年代，随着 “白澳政策”逐步废除，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公民在 1981 年前被视为英国国民，可无需护照进入澳大利亚旅游、工作或学习，并能较为容易地通过家庭团聚移民澳洲。

当时，香港正在经历从制造业向贸易和金融业的经济转型，贫富差距扩大，物价飞涨。而澳大利亚正处于矿业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期，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吸引了一批香港等亚洲华人旅游入境后滞留不归。澳大利亚政府在 1973 年、1976 年和 1980 年三次实施移民大赦（Amnesty），大量逾期居留华人因此获得合法身份。

至 1980 年，澳大利亚的华裔人口增至 150,000 人，是1950年的三倍。墨尔本和悉尼的一些郊区吸引了华人大量迁入，形成了新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例如墨尔本的博士山（Box Hill）逐渐演变为如今的“小香港”。

六四前后的留学生：第三次华裔移民潮

第三次华裔移民潮主要由六四事件前后赴澳的留学生构成，我本人便是其中一员。

1980 年代，中澳关系迅速发展，时任澳大利亚总理 鲍勃·霍克（Bob Hawke）于 1984 年 2 月和 1986 年 5 月 先后两次访华，促进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同时，中国政府于 1985 年提出了 “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的政策，开启了自费留学新时代。

相较于美国严格的托福要求，澳大利亚的申请门槛较低：只需获得澳大利亚大学或语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并提供 2 万澳币的经济担保。在两者之间，澳大利亚大学或语言学校的录取通知可轻易获得。当时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澳洲语言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990年，澳大利亚约有300多所英语语言学院，其中不少直接赴中国招生。然而，对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2 万澳币的经济担保是天文数字。1989 年，中国七级干部的工资仅 82 元人民币，普通行政干部仅 45 元。我本人得益于父亲在香港朋友的经济担保，才得以顺利申请签证，但真正的留学生活仍需靠自己打拼。

至 1989 年 6 月 4 日，约有 2 万余名中国学生赴澳留学。当时，澳大利亚经济繁荣，社会流传着 “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工作” 的说法。更幸运的是，六四事件发生仅 6 天后，霍克政府宣布向所有已在澳的中国学生提供为期一年的“临时保护签证”，允许合法工作并享受公费医疗。一年后，该签证延长至 1994 年 6 月 30 日。

六四事件后，澳大利亚暂停所有中国公民的签证申请，直到 1989 年 11 月 才部分恢复。我当月 17 日获得学生签证，必须在 1990年1月 7日前入境。经香港亲友协助购买昂贵机票，终于在圣诞节清晨抵达墨尔本。

六四后的学生不仅没有获得“临时保护签证”，还遭遇澳洲经济衰退，失业率高达 10%。在街头，经常能看到神情焦虑的中国留学生，手里拿着面包和水壶，常常见店铺就推门问 “Do you have a job?”。

生活压力巨大，不少人最终选择回国。留下来的学生，要想尽办法打工，才能支付高昂的学费。我自己也四处求职，餐馆、工厂、旅馆工都打过。

六四后的学生虽然一穷二白，却成为六四前学生的追求对象。六四前后赴澳的中国学生以单身年轻人为主，男生居多。“临时保护签证”不允许六四前学生回中国。他们凭着高涨的荷尔蒙和临时居留身份，在追求六四后学生时表现得格外果敢。

我的表弟在1990 年 3 月获签。我比他先到一步，自然去机场接他。他至今还调侃我：“表姐，你当年真威风！带了三个六四前男生，开着三部二手车一齐来接我！个个都抢着帮我扛行李。可惜我只有一箱行李。”

1993 年 11 月 1 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所有 1989 年 6 月 4 日前抵达澳洲的中国公民可申请永久居留权，约 42,000 人因此获得身份，其中包括六四前的学生及其家属（不少六四后的学生最终成为六四前的学生的配偶）。

从六四后至 1994 年，大约 45,000 名学生 赴澳。1996 年，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政府实施了一项简单的英语考试，为没有通过其它途径（如婚姻和难民）获得身份的六四后学生提供了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

至此，第三次华裔移民潮落下帷幕。1995 年，澳大利亚的华裔人口达到 450,000 人，是 1980 年的三倍。六四前后赴澳的学生群体，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学历层次多样。我认识的朋友中，有小学、初中、高中、中专生、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

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第四次华裔移民潮

1994 年，澳大利亚正式实施“独立技术移民”（Independent Skilled Migration）制度，采用积分评估体系（Points-Based System），根据申请者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语言能力等因素来评定移民资格。

自此，中国公民通过技术移民和商业投资移民定居澳大利亚逐渐成为常态，许多中国留学生毕业后也通过这一体系获得永居。我将从那时起兴起的新一波移民潮称为“第四次华裔移民潮”。

从1995 年至 2024 年，超过 180 万人通过 技术移民定居澳大利亚，其中约 20% 为中国公民，相当于超过 36 万人。此外，在投资移民方面，近年来中国公民的占比达到30%至40%，每年通过该途径定居的人数约3,000至5,000人。

第四代澳洲华裔移民不仅具备高技术水平，还拥有充足的资金实力。我曾在墨尔本东区观摩一次房屋拍卖，现场许多竞标者都是华裔。其中，一家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全程举手不放，直到其他竞争者知难而退。

随着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增加，华裔在金融、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影响力显著提升。所有华人聚居的郊区都展现出两大特点：商业中心生机勃勃，学校成绩名列前茅。

我们的使命

如今，具有中国血统的澳洲居民数量约是 1995 年的三倍多。自第二次华裔移民潮以来，每次人口增长均达到上一次的三倍。根据 2021 年人口统计，澳大利亚约有 140 万华裔，占总人口 5.5%。其中，15 岁及以上华裔群体中有 31.6% 是专业人士，而澳大利亚整体的这一比例仅为 24%。

尽管华裔专业人士的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获得国家级荣誉的人数却少得令人难以置信。任何到过华人聚居区的人都会深刻感受到华人群体的远见卓识、吃苦耐劳、创造力和成就。然而，为什么获得澳大利亚最高荣誉的华裔比例如此之低？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

• 是否因为华人受道家文化影响，崇尚低调，不习惯主动申请或推荐自己和同胞？
• 是否因为第一代华人曾经历歧视，使整个群体行事更加谨慎？
• 是否因为第二代华人在经历战乱后，安于现状，而未积极争取社会影响力？
• 是否因为第三代华人的英语能力和经济条件受限，从而影响了职业发展和社会参与？
• 是否因为第四代华人移民时间较短，尚未在社会中稳固根基？
• 是否因为澳大利亚社会仍对华人群体存在惯性成见，没有给予华裔足够的机会发挥智慧与潜能？或是即便有成就，也未得到相应的认可？

或许，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影响了华裔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可见度和认同度。那么，如何增加主流社会对华裔的认知，并推动澳大利亚荣誉制度更加公平？

从内在角度看，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移民群体之一，华裔应当以“主人”的身份重新定义自己，不仅要积极融入社会，还要关注并推动同胞的成就，讲好自己的故事。

上个月，我参观了墨尔本唐人街的中国人博物馆，发现展览的重点仍然集中在淘金热时期的华工移民，例如三楼的图片和实物展示，以及地下层的轮船与金矿模型。相比于淘金时代的艰辛，我更希望看到华人一代代建设和传承唐人街的热火朝天和博士山商铺鳞次栉比的生机勃勃。

历史往往由掌握话语权的人来书写，致使记录下来的未必能完整反映普罗大众的真实。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华裔应当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我们面临的挑战是：

• 如何系统收集与华人相关的数据？
• 如何做好数据驱动的历史记录与分析？
• 如何科学衡量华裔对澳大利亚社会的贡献？
• 如何记录和展示华裔的历史和成就，使其不再被忽视？

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华裔群体的认同感，也关乎澳大利亚社会的公平性和多元性。华裔对澳大利亚的百年贡献不容忽视。让我们主动发声，使主流社会正视并认可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