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箫
最近有读者朋友问我中国古代帝王的作息,这个问题很有趣,在此展开讲一讲古代帝王的工作内容和日常。
中国古人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提倡早睡早起,主张作息规律,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如此。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帝王的生活奢侈舒服,但实际上不能以偏概全。传统思想对职责的重视胜过权利,有多大的权,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不像我们想像中那样轻松,历史上善于治国的明君比一般人辛苦许多。我们都知道国君要上朝,《礼记》说:“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先秦时代,上朝时间大约从日出开始,日出前就要做好准备,天微亮时大臣进门,日出时君主正式和群臣相见。需要上朝的日子,起床时间不能晚于日出。
明太祖朱元璋起床很早,《明史》称:“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在天快亮的时候上朝。
再以宋太宗的日常安排为例,据《事实类苑》记载,“辰巳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昼日,亦未尝寝。”他五更起床,相当于凌晨三点至五点之间;上午处理完政事后读书,夜深时才睡觉。宋太宗非常勤政、好学且节俭,《宋史》称:“勤以自励,日晏忘食”,“以慈俭为宝,服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有时到日暮还想不起吃饭,衣服洗了又穿,能抵制声色、奢侈品、安逸的诱惑,试想他那样的地位,能如此自律确实不易。
清朝大部分皇帝都勤政,对早起的要求很严。例如《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宵衣旰食……亲政六十馀年,夙夜励精。始终惟一。”早上天未亮就披衣起床,更可贵的是,勤政坚持了六十多年。康熙能成为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其毅力是关键因素之一。
据《国朝宫史》,清朝皇帝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安排如下:
“皇帝每日视事:夙兴,御养心殿西暖阁,或乾清宫西暖阁及弘德殿,阅列朝实录、宝训一册。”一日之计在于晨,晨间记忆力较好,皇帝要早起,读历史和祖宗留下的治国之道。起床洗漱后不一定直接读书,古人一向重视孝,即使身为帝王也不能例外,在做事前先要向太后问安。“每间二、三日,皇帝夙兴,常服,乘舆,诣皇太后宫,降舆,由寿康左门步入至皇太后暖阁前。宫监传奏,皇帝进暖阁,跪,敬问起居。皇太后赐坐。皇帝兴,进至御榻左,一叩坐。赐茶,皇帝叩受,饮,复叩如初。皇帝奏对毕,辞出,乘舆还宫。”这是皇帝早晨向母亲问安的礼仪。
问安与晨读过后,皇帝开始吃早餐,饭后批阅奏折,召见大臣。《国朝宫史》记载:“辰刻进膳,阅王公、大臣名牌,颁赐克食。既彻,乃披览内外臣工奏折,批答授进,止讫,下所司。随召见诸臣奏事。太监承旨下,外奏事引进乾清门。以次赐见毕,乃升宝座,宣引见官部旗大臣。引见者各以前后为次,捧名签至御榻前跪呈。引班官按序引各官至丹陛上,北面跪,奏履历毕,退。皇帝降旨以签授,大臣承旨退。皇帝还便殿。若幸瀛台等处,进膳、办事亦如之。”百官依次序奏事,皇帝知晓后下发谕旨。上午未能处理完的工作,下午继续处理。
清代皇帝通常在下午两点左右吃晚餐,《国朝宫史》称:“每日未刻进晚膳,阅内阁所进各部院及督抚、提镇本章”,晚餐后还会忙一阵子。但也会做一些娱乐活动,不一定都是紧绷著。
康熙、雍正、乾隆日子都过得很忙。比如雍正,他在位13年,批阅的奏折至少约有22000馀件,部本、通本超过19万件。与盛清相比,明初的皇帝在忙碌方面不遑多让,例如朱元璋的工作量也非常大,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8天内,送入皇宫的章奏多达1160件。
明代和清代大多数时间没有宰相,而在朱元璋废相前,皇帝不必大小事都管。唐代和宋代有政事堂,唐朝政事堂的权力很大。在了解什么是政事堂前,先讲唐代的宰相制度。
唐朝的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分为三个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举行联合会议的地点叫作政事堂,《旧唐书》记载:“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也。”会议原常在门下省举办,后来迁到中书省。
中书省主要负责发布命令,在唐朝,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最高命令并非由皇帝本人拟撰,而是由中书省拟撰。《旧唐书》称:“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中书舍人先写诏书,之后中书令或中书侍郎挑选出其中一篇,作为正式诏书交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画敕。
皇帝画敕后还不能直接执行,而是要发给门下省的官员审核,如果门下省不通过,那么皇帝的命令就不能下达。门下省内有一种官叫给事中,有权对皇帝的诏敕提意见,《新唐书》记载:“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也就是说,门下省可以将皇帝已经同意的政令驳回,做批注并送还,要求重新拟撰。直到门下省通过后,诏敕才能送到尚书省执行。
尚书省是执行部门。起初,尚书左右仆射可以参与政事堂的会议,前提条件是获得“同平章事”等衔,但开元以后不再享有此资格,从此只有执行命令的权力。所以唐代真正的宰相只是中书省和门下省,该两省享有参与决定权。
唐朝皇帝的诏敕若要得到承认,除了皇帝本人的画敕外,必须还有政事堂通过的证明,即“中书门下之印”。如果皇帝绕过宰相直接下诏,则不符合正规流程,官员可以不承认、不执行。总的来说,唐代皇帝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并不像现在有些人想像的那样随意办事。
不过,历史上确实有皇帝不守规矩,例如唐中宗,他利用了一个灰色地带。因绕过中书省和门下省,他觉得心虚理亏,所以装诏敕的袋改用斜封,敕字从朱笔改成墨笔。《新唐书》记载:“降墨敕斜封授之,故号‘斜封官’”,唐中宗私下封官,此等行为不正,古人也反对且鄙视。但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和政府是遵守流程的,唐代的三省制总体上是不错的。
到北宋初,对官员任命的严谨态度依然延续。《宋史》记载:“乾德二年,范质等三相皆罢,以赵普同平章事,李崇矩枢密使。命下,无宰相书敕,使问翰林陶谷。谷谓:‘自昔辅相未尝虚位。惟唐大和中甘露事,数日无宰相,时左仆射令狐楚等奉行制书。今尚书亦南省长官,可以书敕。’窦仪曰:‘谷之所陈,非承平令典。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书敕。’从之。”
当时三名旧宰相都已不在任,而皇帝宋太祖任命新宰相需要宰相府盖印,正愁找不到人,若没有宰相同意的证明,则此敕无法生效。相位不能一直空著,于是宋太祖问大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陶谷说,以前从没有辅相虚位的情况,只有唐代发生甘露事变那时,数日没有宰相,皇帝要补上这个空缺,于是让尚书仆射盖印,这一事例可以参考。
虽然陶谷的建议有道理,毕竟遇到了百年难遇的特殊状况,但也有人表示反对。窦仪认为,陶谷所说的是大乱之际的应对方法,而现在是太平年代,不应该再采用。窦仪建议让开封尹、同平章事来盖印,这样更合适。“同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文提及,有此衔者可以和中书省、门下省商议政事。最后窦仪的建议得到采用。
古人办事也得按照规章,如上述宋太祖遇到棘手的问题,要拿出来谘询、讨论,尽量找到最合适的副署人,因为皇帝一人的敕属于违法文件。
明清之前,治国的关键主要在宰相,皇帝自己当然不可能管所有事,政府的运行也不单靠皇帝的诏敕。唐代宰相可以下令指挥百官,政事堂所下达的文书叫作堂帖,《唐国史补》称:“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
北宋初期曾保留堂帖,《宋史》称当时“堂帖重于敕命”,比敕还厉害。后来皇帝禁止中书省下堂帖,改成了札子,名称变了,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但自宋太宗起,要求凡遇到大事,必须用敕下令,即使用札子指挥,也要上奏皇帝,自此皇帝的权增大了。
然而,宋代的宰相不至于到只顺从皇帝的地步,宋朝皇帝做决策也不是独裁专制,这些细读正史都可以看得出。直到明清,虽失去宰相,但对皇帝的要求也是不能胡作非为。做得好或不好因人而异,然而皇帝之上还有天,有神,有礼法,有祖宗,众所周知,皇帝也怕无颜到地下见列祖列宗,而且重视祭天,还要自省,传统政治一向和信仰、修身紧密相关。所以当我们回顾及研究古代帝王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时,不应忽略修德的内涵。
不同朝代制度不同,皇帝的办公流程不同,今天只举出一点例子给大家看。最后概括两点,一是古代帝王没那么轻松;二是帝王也有要遵守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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