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告诉你我来自车辆厂

我想过很多词来描述车辆厂之于我——不是阶级，不是出身，不是家庭背景，而是一种刻在我身体里的血统。

今年一月，我原本要写一篇关于家乡的稿件在春节发出。我没能在春节前写完，带着对稿子的困惑回了家。春节结束后，这不再是一篇必须要写的稿子。没有突发事件，没有戏剧人物，它只是我不得不讲的故事，关于一个女孩和她生命中所有的“不体面”。

息工

2024年除夕夜，我和我的发小阿晗一起在楼下放烟花。金色、红色、绿色的火花点燃夜幕，加特林炮竹一声声冲上云霄。砰，砰，砰，巨大的炮击声在天空下传来回音。半个月来，这是这座寂静的小区里最响亮的一天。不远处的工厂没有声音，炮仗声响起，灰烟和空气里烧焦的火药味一如往日工厂烟囱里冒出的蒸气。

这是车辆厂息工的第七天。我的爷爷、爸爸、妈妈、伯伯、舅舅都是车辆厂的工人，我和阿晗都住在车辆厂的职工宿舍。我从车辆厂医院出生，在车辆厂托儿所学会走路，车辆厂幼儿园教我识字。我是车辆厂的子弟，在认识“子弟”两个字之前我就明白这一点。

车辆厂是这座工业城市里十几所老牌国企工厂中不起眼的一所。和它绑定的是火车。造火车，修火车。三四十年前，灰扑扑的火车从铁轨上运进它的肚子里，蓝色棚顶的厂房在长江边次第排开，灰尘，金属，电焊和轰鸣声构成了150万平方米的厂区。三十年前的春节我妈妈是工具车间的一名钳工，她连续加了三天班，在厂里最大的一台摇臂钻床上给火车零件钻孔，年夜饭桌上手抖得拿不起筷子。

三十年后的车辆厂里春节不再意味着加班，而是“息工”。逢年过节没有订单，效益不好，职工们待在家里，有活儿的时候厂里打个电话再回去。通常不会有这通电话。息工工资一个月780块。

我妈在家里待了一个月，每天坐在阳台看书，浇花，窗外静得可以从20层听到小区里孩子的嬉闹声。车辆厂和职工小区一样安静。十几年前五厂合并，它从市中心搬到四环外的郊区。三层楼高的厂门被拆下，起重机和吊车轻轻一挥，红色大字的厂名和上面的霓虹灯一起从十米高摔下。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它发出声音。新厂房在一片荒芜人烟的平地，大门没有门口的树高。还是蓝色棚顶，红色大字，一整个二月大门紧闭，只有少数员工进出刷卡的脚步声。肉体的声音，不再有金属的声音。

我曾经对火车有一种朦胧的亲近感。车辆厂老大门上印着火车的标志，正红的油漆画出一个半圆，圆形笼罩下面的“工”字。这个标志出现在家里的稿纸上，大人的工服上。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时舅舅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悄悄帮我打开锁着的厕所门。我曾经扬起下巴指着穿过天桥的绿皮火车对小学同学说，看到那个标志了吗？以后只要看到那个标志，就是我们家造的火车。

车辆厂息工的第18天我坐高铁回北京。我在18岁离开车辆厂宿舍和这座城市，七年里坐了几十次和谐号往返家乡和北京。和谐号的车头没有工字标志。我再没有对任何人提起我是车辆厂人。

子宫

“如果在外面迷路了怎么办？”小时候大人们总这样考我。

“打辆的士，就说去车辆厂。”我仰头背出爷爷奶奶教过几十次的答案。

为什么别人也知道车辆厂？坐在客厅里的大人们笑起来。我撇了撇嘴，换了个问题：到车辆厂，再怎么走回家呢？刚停止的笑声又出现了，爷爷眯着眼睛摸了摸我的头：“到车辆厂就是到家了。”

我的困惑有它的原因。“车辆厂”不只是一个厂而是一整片生活区，有医院，学校，俱乐部，运动场，和从一村到八村的八个宿舍区。我分不清哪里是三宿舍，只知道是“妈妈买馒头的地方”；爷爷嘴里的“老粮店”是街角的超市；“蒙古包”是可以锻炼的小公园，因为公园中心有一座半球形的小楼；眼睛不舒服了要“去找阿晗的妈妈”。阿晗是住我隔壁楼的发小，她爸爸是车辆厂的工程师，妈妈是厂医院的医生。

我出生前全家人就已经都是车辆厂的职工。全国吃饭都要靠粮票的时代，车辆厂逢年过节却会发鱼发肉，夏天发西瓜、绿豆、冰糖，冬天发衣服、发呢子布料做大衣。小时候我在爷爷家看到的东西，吃完晚饭回到自己家总能又看见一次：同个牌子的桶装油，同样包装的大米。不用问大人也知道，“厂里发的”。

有阵子家里多了好几箱矿泉水，蓝色瓶身的小包装，印着“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让人想到电视里放的8848手机。周末我去隔壁单元找阿晗看漫画，她从客厅里拿了一瓶水递到我手上。“怎么你也有这个？”我拧开瓶盖。“那还有为什么，”阿晗也开了一瓶，“还不是厂里发的。”周一上学，班里一半的同学书包侧面都塞着5100。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彼此家里看见一模一样的东西。我喜欢去小东家吃饭，去小张家写作业，去阿晗家借最新的漫画，住她对门的小月放了一把自家钥匙在阿晗这儿，要是忘带了就直接来她家拿。我们在车辆厂宿舍一起长大，都被楼下那只叫点点的小白狗吓过，都知道对方家单元门的密码。

“幼儿园同学”，我们这样形容彼此，当然，是车辆厂附属幼儿园。幼儿园离厂区只有一条马路，午睡时阿晗总是裹在圆滚滚的被子里悄不出声，我却喜欢伸出头，从她背后午睡房的窗户望向马路对面的厂房。厂房门口有一排临街的店铺，十几个门脸的中间有一座三层高的钟楼。雪白的身体，黑色的指针。钟楼会根据时间报数，我躺在幼儿园的小木床上，盯着墙上绿色的油漆竖起耳朵：先是一串音乐，然后是绵长的撞击声，铛——铛——铛，下午三点，一声不差。 

我翻身打了个激灵，这种报数方法和《百变小樱》里小樱学校的钟楼一样。我闭上眼睛，幻想自己和小樱一样踩着轮滑上学，路上飘着樱花，在学校门口遇到最好的朋友……我踩着轮滑又翻了个身。“还不睡觉！”午睡老师在我后背重重拍了一下。好吧，小樱的生活不包括这一项。

厂里有属于我们的根据地。坐落在五宿舍和七宿舍之间的车辆厂运动场，本意是用来给职工开运动会，我出生后从没看到开过。被灰土填满的四百米跑道被称作“大操场”。跑道中心是宽阔的长方形足球场，旁边有高低杠、给体操选手拉的两个圆环、跳远用的沙坑。绿色的云杉树围满半圈，你也许不知道，它们的树叶像是画里的羽毛。三层水泥台阶做的观众席围住另外半圈，掉漆的青色铁栏杆变成扶手，把鼻子贴在上面会闻到海螺里的潮声。

“去大操场”像我们的暗号，发生任何事情了都操场见。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因为爸妈吵架。我给阿晗和小张打电话，没说别的，声音很低地讲了一句“我在大操场”。我站在台阶的最高层，十几分钟后看见几个小黑点朝我跑来。我踮起脚挥了挥手。“吓死了，”小张一边喘气一边说，“这不没什么事儿吗，还以为你要怎么样呢。”我觉得不好意思，在台阶上抱着膝盖坐下来。大家都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带有弧度的铁栏杆从背后抱住我，像躲在操场的怀抱里。

我对操场的依恋里有一种畏惧。从观众席向上方仰起头，仰到脖子都酸了的时候会看到主席台。三层开阔的台阶，红色的瓷砖，红色的天顶。主席台那么高，高到连这么大的操场也显得渺小。我则更小，靠近主席台的边缘都害怕掉下去。什么样的人要站在这样的高处？什么样的人要居于车辆厂所有人之上？

是车辆厂本身。厂总是站在马路对面，整整三站公交也走不完厂房的一边。它的肚子里有铁轨,车轮，棚顶，办公室和托儿所，吞掉坐在妈妈自行车后座的我。每一次见面，厂都不苟言笑地看着我，只向我露出灰尘，门柱和金属撞击的声音，直到我被运送到托儿所深蓝色的玻璃窗前。

有一年冬天妈妈带我去厂里洗热水澡，我躲在她的腿后面不敢迈进那个空旷的澡堂。厂好像会吃人，白色的蒸汽像厂哈出的口气，浑身精光的我无处躲藏。我因为寒冷发起抖，厂便从生锈的水管里浇下热水。我从这温暖里得到安慰，却发抖得更厉害。

要到很多年后我才能明白，热水是厂的体温。我像一节火车被厂制造，护理，拆开，清洗，不是被运进而是从车辆厂的肚子里长出。厂是我带有子宫的父亲。

跑 

我的父亲在我三岁时离开车辆厂。十年前他刚毕业，在客车解体车间给送来维修的火车做拆装。刚进厂时工资一百，外面工资也是一百。十年后工资七百，外面工资变成了三四千。市场在发展，老国企在减员增效。“有的人停薪，有的上午晃个半天，下午就不用去了。还有的就自己去外面搞点什么。随便当个销售员都有一两千，更不谈广东深圳了。”他那年33岁，从厂里买断后拿了一万块跑去北京，从此和车辆厂断绝关系。

爸爸走后的某一天，白色的钟楼突然坏了，一点钟敲了十二下。最开始还有几个工人爬到表盘背面去修，后来黑色的指针被正方形的广告画遮了起来。厂房外的门店一家家关了，我最爱喝的老鸭汤，玻璃门上贴着“门店转让”，“天上人间”ktv的霓虹招牌歪歪扭扭，不再亮起五颜六色的灯。泥水溅上墙根，雪白的欧式石膏柱变得灰扑扑。

车辆厂其实是灰色的。站在它面前看向大门，会望见整齐的厂房和背后的长江。江对岸是家乡最繁华的商业区，高楼耸立在厂的身后，好像是它身体的一部分。换个方向，从厂的眼睛看向大门外，马路对面是宿舍区灰色的六层老楼，电线缠在一起从白色的天空垂下。一宿舍是灰的，干枯的爬山虎藤盖满了大半的墙面。三宿舍暗红的砖墙留着斑驳的黑印。七宿舍是爷爷家，每一扇窗下都攒了几十年的黄褐色油渍，滴到窗台下方的地面上。

我家住在五宿舍，地标性建筑是一条臭水沟。我出生那年长江发洪水，水面盖过了沟面，冲到一楼的家门口。妈妈抱着我坐在家门口，“就盯着那个水面在门口台阶上晃啊，晃啊，得亏搬进来之前你爸把地基垫高了几厘米。”每年妈妈都会重复这个故事，“你还记不记得？”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我不记得，但仍能看见。现在我住在五宿舍的新房里，还是在一楼，臭水沟没有了，每年梅雨季淹水还是会漫到家门前。每到下雨天我都写不完作业。对面楼栋的人用脸盆舀水，我的眼神没法从黄色的水面上移开，它离门框只有一厘米。

在车辆厂，脸盆往往身兼数职，淹水了舀水，漏雨时接水。妈妈教我自己洗澡，先拿了一个大桶放在水龙头下面，“接好冷水，等水热了再开花洒。”桶里的水用来拖地，拖完地的水用来冲厕所。长大后我第一次住宾馆，淋浴间里没找到桶，那天就没有洗澡。

除了洗澡要用热水，其他时候妈妈只会朝一个方向打开水龙头。零下五度的南方冬天，妈妈还是用冷水洗菜、洗碗、洗脸、洗手。每年冬天我都会长冻疮，手指先是发红，然后发紫。有年除夕年夜饭桌上我正啃着鸡腿，对面一年才见一次的远房堂哥看着我的手纳闷：“你的手怎么比鸡腿还粗？” 

我大三时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热水洗手。我在国外交换，一起合租的北京室友做饭时把水龙头扒到左边的热水口。她离开厨房后，我把手指伸到水流里冲了一分钟，然后把水龙头扒回右边。

节俭几乎成了一种癖好。我擅长计算洗澡水变热的时间，估算每盏灯的亮度范围。一年除夕夜全家正在沙发上看春晚，客厅的顶灯、走廊灯、厕所灯、房间灯全都开着。房间里没人，我走过去一盏盏关掉。我一坐回沙发，爸爸就站起来去把它们一盏盏重新打开。啪，啪，啪。他伸出手掌拍向墙上的开关。“干嘛浪费电啊！”我大声喊他。妈妈拉住我的手，把我按回沙发。 

我在小学三年级时才知道自己家的准确地址：车辆厂五村。冷水、关灯和冻疮好像都在“村”这个字里变得清晰。我说不出口这个地址，请同学来家里玩只报对面小区的名字（xx花园）和附近的公交站，情愿走十分钟去接。我强调“村”不是村，只是宿舍的简称。晚上送走同学们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屋顶睡不着觉：他们真的相信吗？ 

我想去车辆厂以外的世界。家里有电脑后我迷上一个交换明信片的外国网站，给页面上的地址寄一张明信片，国外的一个陌生人也会寄一张给你。我留下家里地址，the 5th village of the Vehicle Factory，用英语写下来似乎让这个地名也变得高级。我总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车辆厂五村”是这么上不得台面的词，我忍不住去明信片网站的百度贴吧提问：邮递员找不到太小的地方怎么办？一个月后我收到第一张明信片，来自俄罗斯。英文的地址被划掉，街道邮局蓝色的圆珠笔把它改回拼音“wuche wucun”。 

想要离开车辆厂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时，车辆厂真的从我面前消失了。2008年它被市政规划从市中心迁到郊区，厂房400多亩地卖给绿地集团，空地上要建起606米高的华中第一高楼和滨江商务区。大吊车开进车辆厂，钟楼、托儿所、澡堂被夷为平地，几千名工人全部搬到25公里外郊区的新厂区。

原本挂着红色正体字厂名的地方贴上“绿地606”的围栏。我的初中就在老厂房的马路对面，开学那天“绿地606”正在动工挖地基。华中第一高楼的标语挂在原本的大门上，招贴画上高耸入云的子弹头高楼和迪拜塔并列站在一起。上下学时我喜欢盯着马路对面，好像我自己也可以像它一样，在原来属于车辆厂的那块地上长出一个可以和迪拜塔一起列在招贴画上的东西来。

我改掉了自己的名字。出生时在下清明雨，爸爸起的名字叫诗雨。小学同年级有三个女生都叫这个名字，老师点到时总要加上“4班那个刘诗雨”。“我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就是这个名字！”我转头对旁边的同学小声说。 

六年级时我开始在作业本封面的姓名栏用铅笔写下别的名字：诗语，诗梧。妈妈笑着问我要不要改成她的姓。我把写满这些名字的本子拿到爸爸面前，问他觉得哪个好。爸爸没有看本子，对我笑了一下。我回到房间，用橡皮一个个擦掉。

同名的女孩有一个和我上了同一所初中。那年夏天我终于选好了想要的字。妈妈把材料递到派出所，半个多月过去没有动静。爷爷跑去找所长，发现申请改名的小纸条还放在他的抽屉里。“为什么要改名字？”所长又问了一遍。

我不记得爷爷最终给了他什么回答。爸爸那段时间很忙。从那天起户口本上他的名字下面一栏变成另一个名字。

她开始在晚饭时守着电视看国际新闻。新闻频道经常请一个叫金灿荣的时事评论员，大人们看到他就一定会抬起头，又很快低头夹菜：“他就是车辆厂出去的啊，他大哥就住前面一宿舍呢。”她也在夹菜，余光盯着这个车辆厂人照片下的头衔：国际关系专家。后来她给三四十个同学写同学录时，在“理想”一栏写了三四十遍“外交官”。

有阵子看新闻的时间被用来去大操场跑步。那时操场已经不是据点，厂离开的时候没有管它留下的东西，操场被小摊贩占领，跑道上堆满棚屋，需要仰视的主席台变成小贩的卧室，正红的天顶下晾着牡丹花的床单。每天晚上她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跑步，侧身穿过摊贩，备考西安交大少年班的体测。耳机里在放新概念英语，跑完八百米最快只用了三分钟。 

半个月后她在西安交大的操场跑步。还是八百米，终点的老师掐着秒表：四分半钟。最差的成绩，第二天就坐八个小时的火车回了家。她只在厂的操场里跑过步，没有跑出过车辆厂。

我没有跑出过车辆厂。

东方明珠

车辆厂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没有看到过。厂的肩膀有三站路长，它挡在长江前面，我躲在三宿舍的拱门下，伸长了脖子也看不清江北岸的样子。江对面一排排高楼的尖顶从厂的肩膀上冒出，有一栋楼头顶一颗金色的大球，绕开厂的遮挡，出现在大门的正中央。以长江为轴线，把三村的位置翻个面就是那颗金球。“那是哪里的球？”我问伯伯。他眯着眼睛看了看，一边抽烟一边摇了摇头。我总盯着它发呆，觉得这是课本上说的“东方明珠”。

我从三宿舍旁的初中考到了“东方明珠”旁的高中。“绿地606”还没建好，新厂区已经在偏僻的郊区落成。马路对面已经看不出一丝老厂房的痕迹。 

我的高中是家乡最好的学校之一，它有乳白色的大理石门柱和黑色漆金的校门。校服是西装和短裙，除了周一的升旗仪式平时也不用穿。市里流传着“贵族学校”的说法，传言说学校里的老师打发休息时间的活动是去马路对面全市最繁华的商圈买LV包。

妈妈和我对“贵族学校”有不同的理解。她在家长论坛和百度上搜索它的学费，“和普通中学一样”，于是松下一口气。我则花了三天时间在淘宝上精心挑选了一个笔盒。不是塑料或不锈钢，木制的笔盒上有一只镂空的小鹿，用小巧的金色铁扣锁住。我害怕和我的同学们不一样。我唯一能想象出的是他们应该会用很好的笔盒，那是我眼中皇帝的金锄头。

走进校园的第一天我看见了一座红色的钟楼。笔直，优雅，比起车辆厂钟楼显然更像动画片里那座。钟楼紧贴教学楼，我爬到五层的教室，站在走廊上可以看到表盘的背面。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钟楼里面的世界。 

连课桌都和钟楼一样优雅。橡木白的定制课桌，全市仅此一种。桌盖向上翻起才露出抽屉，不会像不锈钢的课桌露出桌肚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成套的白色桌椅在明亮的瓷砖地板上滑动，一点声音也没有。一个女孩朝我笑了笑打招呼，双手随意地撑在桌面上，不对这种优雅感到意外。后来我知道她从这所学校的小学部一路读来。那是真正有钱人的标志，小学部的学费是一学期三万。

钟楼里的世界不是我该来的地方。下雨天随手拿把伞，我的同学会说是前两年在伦敦躲雨顺手买的。在寝室里喷一瓶香水，是在欧洲旅游从“老佛爷”带的。课间娱乐之一是看维秘超模走秀的视频。万圣节的晚自习英语老师给我们放电影，前排的女孩转过头朝我伸出手心，“trick or treat？”。我没有说话，她撇了撇嘴转回身去。我没学过这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的意思，不知道维多利亚有什么秘密，从他们的话里推测，“老佛爷”应该是个地名。

我用周末看美剧，在电脑的搜索框输入“维密秀”。趁着没人，我去翻教室后面书柜里其他同学买的《环球银幕》和《文艺风尚》。初中时我生活里最困难的事是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每天晚上我给阿晗打电话，她爸爸是车辆厂的高级工程师，总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在电话里给我讲题：“因为国A（角A）大于国B（角B），所以国C（角C）…”。高中住校的很多个晚上我想给阿晗打电话，直到毕业也没有拨出过那个号码。

有些东西可以学习，另一些东西则需要改掉。我会在课堂上举手，在打辩论赛之前皱紧眉头撸起袖子，做课前报告时踩着重重的步伐昂首挺胸站上讲台，好像奥巴马宣誓就职总统。我从我妈妈身上学到这些。她中专毕业进入车辆厂，晚上上夜校读英语，考证，自学计算机，盲练五笔打字，报名参加厂里的比赛和活动然后拿下第一名。她教我英语，陪我一起上奥数课，允许家长旁听时她坐在教室后面，老师问谁有问题，“我有！”妈妈举起手。

曾经落在妈妈身上的嗤笑声现在落在我身上。一开始我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只能找规律：太认真，被笑；太紧绷，被笑；出风头，被笑。我开始学习“体面”，想说话的时候告诉自己要闭嘴，老师问这道题有谁会，我会把头埋得低低的，草稿纸上的答案自己验算就行。

“笔记借我看一下，端庄，”同学开始这样叫我。“端庄”成了我的新外号，语文课上老师讲到蒙娜丽莎端庄的姿态，大家齐刷刷回头看我。外号简称是“端”，真正的意思是端着。课间休息时旁边两个女生在看手机上的热搜，网红黄灿灿和世姐张梓琳比美。“张梓琳秒了啊，”她们转过头看我，“端，你觉得谁好看？”黄灿灿也挺漂亮的，我说。她们大声笑着去拍前桌女生的肩膀：“你听到了吗？她竟然觉得黄灿灿更漂亮？”

还有很多露出马脚的时刻。虽然学校不穿校服，但我从不觉得大家在攀比名牌，因为他们穿的名牌我都没有听说过。有一天我在地摊上看见一件印着YSL三个金色字母的黑色的t恤，和我的名字首字母一样。下一周我穿上t恤在教室前面大声说竟然有这么巧的事，前排的几个同学哈哈大笑：真的有人把YSL穿在身上啊？ 

妈妈

就像不知道为什么我再也不穿那件黑色t恤一样，妈妈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讨厌她去学校。 

查到中考分数时妈妈比我还高兴。她在家长论坛的网站上看到我们高中有全市最好的心理老师，每周还会给家长上心理课。开学第一周她就报了名，每周三晚上来学校上课。“妈妈给你带了饭，”周二晚上她给住校的我打电话，“你下课了我们一起在食堂吃个饭好不好？”

周三五点下课，七点上晚自习。我先回宿舍排队洗头，洗完出来已经过了六点。来不及吹干，我披着湿发去食堂，出发前把白天穿的长袖外套换成了妈妈新给我买的风衣。藕粉色，A字型，下摆像裙摆散开，底边有白色的蕾丝花纹。妈妈也穿着一件平时很少穿的大衣。她化了妆，口红的线条在唇边涂歪了一点，脖子上既戴了装饰项链又系了一条丝巾。我们坐在食堂中央的塑料椅子上，端着托盘走过的同学老是朝这边看。

“刚在食堂看到你了，对面是你妈？”回教室后旁边的同学问我。我点点头。

同学笑着看了看我的衣服，眼睛停在衣摆的蕾丝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妈妈那条丝巾。背后有点凉，新买的风衣被头发浸湿了一片。“你该不会每周都要妈妈来送饭吧？”同学问我。

“没有！”我赶紧摇头，很快补上一句，“她今天有事路过学校。以后都不会来了。”

妈妈在上家长课堂的事还是一些同学知道了。有时候去四层的班主任办公室，同学会指着三楼的心理活动中心问我，你妈是上这个？我抱着卷子小跑去四楼，以后要经过三楼时总是绕路。被议论的家长不止她一个。高一暑假，几个同学的爸妈在家长群里鼓动家长们一起换掉了数学老师。新老师来的第一天大家都在交头接耳，朝前排一个同学的方向努努嘴：“喏，就是她妈在群里搞的事。”

我回家告诉妈妈不要再在家长群说话，也不要再来学校找我，她摆摆手，“知道，知道”，下一周还是来。我在教室门口碰见她，扭头转身就走，跑到卫生间躲起来。妈妈留在原地，只能朝路过的同学尴尬笑笑。她唯一能名正言顺来学校的场合是家长会，我最害怕的也是家长会。班主任来之前，所有人都和自己父母坐在一起聊天，我还是躲去卫生间。我害怕看见妈妈用力涂上的口红，脸上因为不会化妆而斑驳的粉底。“你妈妈好漂亮呀，”第二天同桌跟我说。我听不见她说的话，脑子里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她是不是又系了那条丝巾？

我真正的爆发是在爸妈来学校和班主任打羽毛球之后。我爸爸唯一擅长的事就是打羽毛球，他是附近球馆的野球王，被球友拉去我的高中体育馆，碰到了我的班主任。他们没和我说过这件事，我是从同学嘴里听到的：“真行啊，找老师找到球场去了？”

我一个星期没和他们打电话，周末一回家就抱起房间里的娃娃往地上摔。“到底要我说多少遍你们才能不去学校？”我一边哭一边摔上房门。

她的女儿到底为什么这么反感自己去学校？妈妈想这个问题想了十年，从我16岁到26岁，“主要是我不能理解，”今年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妈妈对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你到高中以后开始不需要我了。”

这是我们十年来第一次谈论这件事，如果不是为了写作这篇稿子，可能我永远不会告诉她原因。我带着和妈妈聊聊车辆厂这一任务回家，在家待了18天，拖到最后一天才开口。每天白天我读安妮·埃尔诺写她的母亲，晚上躺在床上打腹稿。“我想跟你聊聊我高中的事”，不好。“我有事跟你说”，太严肃。“我想向你道歉”，说不出口。

第17天晚上我失眠了，妈妈就睡在隔壁房间，我看到她熄灯，躺在床上听了一整晚自己的心跳声。最后一个白天我把一篇对自己母亲做了采访的稿子读了三遍，听了记者上的每一个播客，最后鼓起勇气加了她的微信好友：你是怎么和自己妈妈做采访的？

最后一天晚上八点，我和妈妈坐在沙发上。我们都面向前方的白墙，中间隔着一米的距离。妈妈朝我挪过来一点，我双手放在合拢的腿上，悄悄又移远一些。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妈妈的语气和平时一样。“其实后来我偷偷去你教室后面看过你一次，”妈妈拿眼睛偷偷瞟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后来看到我了，马上把脸转回去。我后来就没去了。”

“那你当时是什么感觉。”我听到自己这样问。

“我主要是不能理解。”她沉默了一会儿，“去年你去找胡阿姨聊天，你走了之后她小心翼翼地跟我说，觉得你有点嫌弃我。我当时跟她说这很正常，被青春期的孩子嫌弃很正常。”我在沙发上抱起膝盖。“但是作为一个妈妈被孩子这样嫌弃又特别的伤心。”她笑了一下。

“嫌弃”。即使我从来没想过这个词，妈妈也一定得到了足够多的验证。高中毕业，我不让她送我去大学。大二时她来北京出差，说是出差，其实是车辆厂息工，她带着我爸爸办的培训学校里两个女老师来北京学习。“我女儿在北大，可以带你们去参观。”她对她们说。我还没到校门口就看见她们在和保安说话，不需要我就自己走了进来。

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妈妈，一路上她和那两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女孩仰着头夸校园里的建筑，我没有介绍，也不说话。离我的晚课只有半个小时，计划要逛的地方来不及去，准备带去食堂吃饭，饭点每个窗口都排着长队。我什么也没跟妈妈说，最后带她们去了南门外寒酸的面馆。“你们点吧，我不吃了。”妈妈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半小时到了，她的面还没吃完我就走了。

“我原来的话会觉得有点痛苦，”妈妈从沙发上转向我，“但是现在太长时间了，我也都已经接纳了。”

几个月前我研究生毕业，妈妈又来了清华。典礼那天我没安排好时间，在礼堂拍毕业照没法去接她。她一个人在陌生的校园里找路，手机突然没了信号。毕业照拍完我还没联系上她，草坪上只剩我一个人。我急得跺脚，好不容易打通就在电话里大喊大叫：“你怎么还没来？就差我一个人了你知道吗？”我看见妈妈举着手机一路小跑过礼堂前的草坪，30度的天，褐色的连衣裙胸口浸湿了汗。这一定是她选了很久挑出来的裙子，那个瞬间我想。

车辆厂人才会这样。她也是，我也是。我没有告诉妈妈，从南门外的面馆走回学校时我哭了一路。我也没有告诉她在她来参加毕业典礼前一晚我没有睡着。第一次在宿舍里换上学士服，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妈妈看到了会是什么反应？我没有看到她的反应。那天我在冲她发脾气，放下电话看到旁边给她指路过来的是我的系主任。他一定听到了我粗俗的指责和震耳欲聋的吼叫。

只要妈妈出现，我就像明信片上那条被划掉英文改成拼音的地址一样露出原形。不管到了多远、多高的地方，我在她面前都会变回那个粗鄙的低劣的用力遮掩自己的小孩。我从来没有跑出过车辆厂五村。我就是那个地址本身。

“在我心目中你就不是属于这里的，你不会像妈妈这样就待在家里，待在这个工厂里一辈子。”妈妈说。她从茶几上拿起抽纸，一张给自己，一张递给我。

赝品

我是车辆厂人，离家越远这句话就越清晰。

刚上大学时北大的学长指着未名湖向我们炫耀：“北大好歹有个湖，隔壁清华只有一条臭水沟。”这是我十年后第一次听到臭水沟这个词，五村的臭水沟在盖新房时被填平，只有看老照片时妈妈会指着那条沟渠回忆：“这里淹死过你买的几只小鸭子。”

我在厂的坐标上建立对北京的理解。估算五四操场的数量，是看它和大操场比谁更大；课程网上出现没见过的体育课项目，板球、壁球、地板球，我在大操场拥有的器材里搜索和它们最接近的一种。入学第一周社团展览，学校里的铁路迷社团在摊位的小桌上摆了一长条火车模型，我背着书包目不斜视地走过，忍不住扬起一侧嘴角：你们懂什么火车？你们家里是造火车的吗？

我在七年的时间里频繁坐火车往返北京和家乡，每一次走进车厢前都忍不住先拖着行李走到车头，即使明知道那里没有那个红色的工字标志。大学时我在图书馆的过刊里找资料，在报纸上偶然翻到2011年的消息，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的黑色大字出现在眼前，我立刻合上了那张报纸，走到两排后的书架。我摸了摸自己的脸，很烫，好像刚挨了一记耳光。

车辆厂在我大学时被划归到南车集团，后来南车又和北车合并成中国中车。妈妈的电脑里所有文件落款单位变成中车长江集团下属长江公司，一长串头衔里再也没有“车辆厂”三个字。在书面意义上车辆厂已经被宣告了死亡。

但它仍然活在我身上。有时走在校园里我会觉得我在过一种假装的生活，自己是一个藏在北京的车辆厂工人。总有忍不住揭穿真相的时刻。大三时师兄给导师汇报论文，题目是南方某厂工人的劳资关系。城市，行业，规模大小，我听出那就是车辆厂。旁听时我一直在喝水，纸杯拿起又放下，最后不得不用指甲掐住掌心，用疼痛提醒自己不要说话。

“还需要多找一些访谈对象，多了解一些。”导师给出建议。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松开了掌心。“我家就是这里的，”我站起来，“我爷爷、伯伯、妈妈就在这上班。”

这不是现成的访谈对象？老师笑了笑。

师兄和我来自同一所高中。他看了我一眼，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

“我好像这个世界的赝品。”我在高中时的日记里找到这句话。学校里大多数同学那都在用iphone，我用的是一个长得和iphone一模一样的山寨iphone，充话费送的。睡我上铺的女同学用蓝牙给我传歌，屏幕上弹出那首歌时我差点从床上跳起来。假的iphone原来也可以连上蓝牙。

我就像被蓝牙传到这个世界里的那只假手机一样，总觉得做贼心虚。我和高三的学长谈恋爱，他家境很好，我觉得好像自己骗了他，我只是看起来和学校里每个女孩一样——白净，聪明，像一块草莓蛋糕——但切开就会发现我是一个赝品。我的奶油是假的，所有草莓都是我从别人身上模仿和学来的。

高中的男友后来去了清华。大学假期回家，他开车接我约会。私家车停在马路对面的公交站，我从不告诉他我家的地址，不允许他接近我的小区，我的五村。

这段恋情结束后我在大学crush上另一个男孩。他在首都长大，父母都是老师，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提到过我的家庭和车辆厂。他到我家乡来玩，我没有说我家的地址，但忍不住推荐了五村门口的一家小馆子和他吃饭。

吃完饭散步时他打量了一会儿马路对面的五村。这小区看起来挺老的了，他说。我们肩并肩散步，我接到妈妈的电话说她回家没带钥匙。那天是工作日。你妈妈今天不用上班吗？他问。我哽住了。息工。这两个字我说不出口。

他们公司今天放假，我说。他看了我一眼，你们家是车辆厂的吧？

降落伞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车辆厂？”

我坐在汽车后排，看向驾驶座的阿晗。昨晚我们刚一起放完烟花，大年初一下午，我陪她去给车加油顺便遛狗。大学毕业后她回到车辆厂上班，办公室里都是看着她长大的叔叔阿姨，有时还能碰到我妈妈。

离开家的第七年，我和在车辆厂长大的发小们仍然每年见面。今年的除夕夜我是在阿晗家过的，第二天中午她爸爸在厨房炒菜，小月的妈妈从对门端来一盆羊肉和刚从楼顶天台上摘的青椒，刚起床的小冷和我一起赶来吃饭。两家大门互相敞开着，暖风混着饭香穿堂而过。去年春节我们在阿晗家打麻将，麻将机坏了，于是去隔壁楼找厂里一个阿姨，从她家拿来了另一个叔叔家的钥匙。他们都是车辆厂职工，叔叔一家出门旅游了，我们四个小女孩就这样拿着人家的钥匙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打了一下午麻将。

阿晗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她加完油正在排队等着洗车，我在后排攥紧了车垫上的绒毛，两条腿紧张地夹在一起。一分钟前她下车去便利店拿洗车券，我对着副驾驶上的狗练习了半天。“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车辆厂？”雪纳瑞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没有说话。

“肯定想过去远一点的地方，不然老在爸妈身边，”阿晗说，“但如果看了一下外面没有家里好，那也还是会回来。”

“你会觉得外面的世界比车辆厂更好吗？”我把车垫抓得更紧了。

她的车驶进洗车的转轮，机器从四面八方发出呜呜的声响，黑色的擦布遮住车窗，洗车水滚滚流过，像在一场暴雨中央。雪纳瑞吓得发起抖来，阿晗解开安全带，把它抱在怀里哄着。

过了很久她才回答我；“我好像的确没有这样想过。”

为什么我一直想逃离车辆厂？留在家的每一天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案。离家前的最后一天我和爸爸坐在客厅里谈话。这是我的最后一个任务，我坐在木头椅子上看着地板，他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我们从没有面对面说过十分钟以上的话。

“你为什么离开车辆厂？”我问他。

我的父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某种程度上，他们又是一模一样的人。妈妈初中毕业后被外公要求去读中专、学机械，被迫进了外公也在的车辆厂。爸爸大学毕业，想考飞行员，想去别的城市上班，爷爷直接从厂里提前退休，按着他的头进了厂。妈妈想读高中，读大学然后环游世界，为此自学英语和计算机，最后只能用在我身上。爸爸在车辆厂干了十年，在世纪初的下海潮里跑掉。

“减员增效嘛，”他眯着眼睛回忆，自己都快记不清楚时间，“先去了北京，非典之后回来，后来又去了深圳。”他在南海的海船甲板上暴晒，太阳太毒了，两年后又回到家乡。好容易在一个外企当上了课长，屁股还没坐热外企从家乡撤资，公司遣散了。最后有朋友拉他一起做培训学校，他受老校长重视，眼看着就要赚到钱，老校长生病去世了。“爸爸的命真是不好。”他这样总结。好像命运总作弄他，离开车辆厂就再没过过好日子。 

这是我第一次了解这些年我爸爸在做什么。我从不问爸爸的工作，从小到大学校统计家长信息只写“自由职业”。我也从不知道父母的工资。很多次我从大人的只言片语里听到厂里效益不好，某个月只发了700块。我假装那只是个例。只要我不问，我就能骗自己妈妈总是能靠它过活的。只要我不知道那个准确的数字，我就不用去细想她那个月700的工资是怎么支撑起我900的补习费的。我不敢了解我的妈妈，不敢细看她的照片，回避和她的见面与对话。只要不了解她，我还可以继续欺骗自己，继续不去注视我生命里那些不体面的东西。 

我以为离开车辆厂是我的“不认命”。我当然和父母不一样。我在北京读大学，成为一名记者，靠写稿赚钱。每年回家长辈们像躲避一个忌讳一样回避谈论我的工作。我以为那是因为我在这个体制内家庭做出了一种离经叛道的选择。

“爸爸第一次去北京还是在厂里的时候，”他咧开了嘴，“写的一篇稿子被《工人日报》用了，就派我一个人去北京交流交流。”我的目光从地板上第一次移到他的脸上，手脚在那个瞬间都变得冰凉。那双还沉浸在回忆里的眼睛和我的眼睛一模一样，上眼皮垂下的内双，笑起来会变成一个三角。 

我从不知道我的爸爸也是记者。他在车辆厂做了几年工人，白天在车间修火车，晚上在家里写文章投稿。他靠这些发表进了厂报社，一个人负责两个版面的采写、编排、审核校对，不到两年又被调到厂电视台，自己采访自己摄像。稿子被《工人日报》用了后，他一个人带着一台相机去北京交流。那时我刚刚出生。

他在北京住中关村，十年后我的学校也在中关村。他去北大踢野球，我在北大读书。“踢球的时候我还想呢，我女儿以后会不会就来北大？”他挠了挠头。 

在北京的每个晚上，他只能在公用电话亭里给抱着我的妈妈打电话。十年后我有时从南门走回学校，夜晚路过靠近中关村的那条街，总忍不住盯着街边电话亭的影子发呆。

我所以为的自己选择的路，实际上只是在父亲和母亲的预言里完成一种重复。我不敢看爸爸，好像有什么庞大的东西正在穿过我的身体，我不得不用牙齿咬住舌头，闭上想流泪的眼睛。我想过很多词来描述车辆厂之于我——不是阶级，不是出身，不是家庭背景，而是一种刻在我身体里的血统。厂制造我的身体，穿过我的身体，连“逃离”也刻在它的身体里，成为这种血统的基因。

“你想放烟花吗？”爸爸看向我。为了避免和他对视我一直无意识地看着客厅的角落，现在才发现那个角落里堆着几束烟花。

我们走到小区的空地上。五村的窗户大多黑着，我的发小们都搬到了新厂区的新宿舍，只有我的爸爸还住在五村。他走到空地中央，圆筒形的烟花倒放在地上。童年时我最爱在操场放这种叫做降落伞的烟花，从主席台到泥跑道，到处都是点燃它的火星。 

“砰”的一声巨响，烟花腾到三层楼高，灰青色的烟雾散去，紫色的降落伞从空中飘下。我看着爸爸跑向降落伞的方向，它在空中打了几个转，差点挂在别人家的窗台上，最终搭在小区围墙的铁栏杆上，掉回五村的地面。

冬天结束之前我回到北京。春节前我买了一件流行的韩国羽绒服，版型方正，外面是低饱和度的灰色。我在地铁10号线的玻璃倒影里看自己穿着它的影子，模糊的玻璃窗里它和妈妈身上那件灰色的车辆厂工服一摸一样。我在地铁上把羽绒服扒下来翻了个面，收拾行李时把它放进衣柜的最底层。 

今年春节回家我重新去了一趟老厂区。绿地606已经建成，配套的滨江商务区很冷清。它最终没有达到规划中的606米，子弹头被腰斩，400米的高空出现一块突兀的平地。厂房、石膏柱和钟楼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妈妈说车辆厂从来没有什么钟楼，我听到的也许是江对面江汉关的钟声。怎么可能？我在资料和文档里拼命翻出一张长得像钟楼的照片，发到发小群里问他们记不记得幼儿园的钟声。没印象。每个人都这样回答。钟楼好像只存在于我一个人的记忆里。

我相信钟楼一定曾经在那里，我回到北京，比留在车辆厂的妈妈更确信这一点。北京的冬天还没有过去，气温是零下十度。我翻开衣柜的最底层，又穿上那件灰色羽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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