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再乘“绿皮火车”

（一）

记得第一次乘坐“绿皮火车”是1993年5月，我在哈尔滨销售完1万吨洋葱，到北京小憩后，乘坐“京昆”特快列车返回昆明。

那时，我所在的纪检监察机关，为响应并浅行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在考察中南沿海三省“党风廉政建设”经验后，为推动低迷经济转热，率先开展机关干部在职经商，带头创办经济实体，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非本职工作。这一经允许的，全国性机关在职干部带头“下海”经商办实体潮，可见八九“六四风波”后经济低迷的程度。

如今30年过去了，人们选择出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履的变化，机场比比皆是，G字头高铁，D字头、C字头动车，一趟接一趟发往全国各地，任人选择，将人送往。此次出行之前，我在想，已经存在近百年的“绿皮火车”应该消亡在历史长河中了吧！或许还在，也是艰难运营。

当我查询此次出行方式时，我发现当年的Z字头直达，T字头特快，k字头普快等“绿皮火车”，仍然行使在神州大地。为了追惜忆往，感受大江南北弹指一挥间的变化，我协同一起到天津滨海新区办案人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32小时17分，从昆明直达北京的Z54“绿皮火车”。

8月2日早晨，当我们踏上昆明开往北京的Z54直达“绿皮火车”时，我很惊讶，“绿皮火车”的外表虽然陈旧，没有现代外观，华丽装饰，但车箱内整洁、干净，一尘不染，感受舒适。给人的印象尤如一位富裕温存的中年妇女，高贵濡雅。一点不逊色于高铁和动车。列车员穿戴着整齐、统一的制式服装，将每一位四方宾客笑迎进他们的辅位。此情此景已非30年前，那脏乱嘈杂，座位下、走道内塞满大江南北各路形形色色之人的情景。而今，乘客多为穿戴干净漂亮的退休旅游老人，及年轻学生。

（二）

7时整，“绿皮火车”，缓缓驶出了昆明站，在这赶不上时代的速度里，却给了我自由思考的空间。

人生世事无常难料，能够预料或许就不是人生了。每个人不论到达终点前经历过怎样的奋斗与挣扎，终有一天，退出江湖的结局，无外乎迟早到来的退休，离开这个热血奋斗过的世界。

30年弹指一挥间，缩短天南地北生活半径空间的，是高度发达的科技？是高速增长的经济？其实，也不乏千千万万倒下的创业者作出的贡献。

伴随着列车发出的有节奏声响，我的思维回到了此行的目的。20多天前，在昆明、天津两地经商办公司的刘某，被天津滨海新区警方从昆明带走调查后，以涉嫌挪用资金犯罪，关押在滨海新区看守所。发案原因居然是公司拖欠工资、没有按时缴付社保，遭到财务员工控告，挪用其实际控制的上游天津公司股权出资款580万元，通过往来款形式转移其它公司后占为己有。

公司创始人与公司资金往来中，为解决公司资金困境，将个人资金借入公司，或者又借出，可以说是创业经商办公司的一种常态。但以涉嫌挪用公司资金追究刑事责任，尚属罕见。

8月3日下午3点17分，经过二千余公里的奔波，我们到达北京后即刻转乘已经开通20余年的，北京至天津城际高铁赶往天津滨海新区。此时，案件已经“报捕”审查。我们走出承办检察官办公室后，耳旁始终回想着承办人的话语，只要将员工工资、社保交了，退出挪用的资金，可以不捕。否则，为了维护稳定，“存疑”也要捕。这显然违背了不能利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案件的规定。

（三）

带着无奈与困惑，我们只好从天津改乘13小时的高铁动车原路返回昆明。

在风驰电掣的飞奔中，我的思绪始终翻腾在如何看待时代变迁与法制存在的问题上。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未从事法律工作以来，作为一名法律人，我见证了国家“法制建设”的起步、发展、完善。目睹了36年中，在一次又一次“严打”中，有的人自己还没有弄明白，就已经变成了犯罪人员；有的从来就没有犯罪的意识，却被戴上了犯罪帽子，甚至丢了性命。

几十年间，我们完成了法制建设，迈入依法治国的时代，开启了良法善治的局面。像83年那样的“严打”，正如这飞驰的高铁从时代的记忆中逐渐淡去。胡贤华和翟曼霞两位女性，因结交多位男朋友，学习西方舞蹈，爱打扮，烫发，穿低领衣服，爱穿泳装去河里游泳，在家里开舞会，被举报后定性为“流氓罪”枪毙的悲哀，社会虽时有提及，但留下更多的是社会治理的反思。

像呼格吉勒图冤死，杜培武冤判等程序、事实认定，及人为因素造成错误判决的案件，仍时有发生，但相比于过去依靠政策治理社会，甚至剥夺生命，已经向前迈进了。现如今种种社会问题暴露出更多的是，法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适应创业环境需要的突出矛盾。2010年前后出现的全民贩贷，形成了大量“黑恶势力”，一大批中小企业被毁，债务人被迫自杀身亡者屡见不鲜，其中不少人是创业失败者。这些悲剧背后，至今省会城市的每个区法院还在消化着数以万计，密密麻麻的民间借贷案件。这其中，有法律制度设计的问题，也有实践运用的问题。创业者一旦进入市场，由于法律条文宽泛不具体，没有细化的法条，甚至没有明确的立法，及司法解释，市场竞争中的不规范，“超边跨线”，甚至存在犯罪苗头的行为，没有得到循序渐进整治，政府出于经济增长需要，将这些本应整治的行为视为民事案件，一定程度纵容、堆积了问题。以至到了非动用司法力量进行不破不立的治理。这就是十年八年又来一次“严打”的缘由吧。这也反映出真正迈向良法善治的社会仍任重而道远。

出现这些问题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核心的还是社会缺乏对创业者，特别是创业失败者的保护。中共十三大提出初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至今已30多年了，但个人破产法却千呼万唤不出台；公司破产始终“时走时停”。创业失败者没有破产保护，就犹如进入了有进无退的“绞肉”战场。不是死就是残。也许全国近千万失信人员无法上岸就是最有力的事实。这种“割韭菜”式的，一波倒下又起来一波的创业环境，牺牲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将整个社会的创业文化，引向偏离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没有道德底线的利益追求，不段毒害着整个社会。

（四）

没有那一个创业者不为事业的发展而付出艰辛努力的，其中的心酸，泪水，所饱含的不幸，社会又理解与同情？明未将领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时，京城百姓欢呼雀跃，争吃其皮肉。可惜的是由于明朝迅速灭亡，没有能够为他昭雪平反。300年后，历史又将袁崇焕定论为抗清英雄。往上追索到宋朝的抗金英雄岳飞，被杀时杭州城百姓举城欢庆，若干年后平反时，又举城欢庆。这是麻木不仁，还是被愚弄了！

时代对无畏于上九天下五洋的艰辛创业者，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法制环境？

创业者成功时，普遍遭受社会的仇视，当他们“栽倒”，跌入万丈深渊时，等待他们的几乎是一切权利的剥夺。不能乘坐飞机、高铁，失信“老赖”成为他们的标识。似乎我们的文化中，只有成功这个词。创业失败了，不仅他们这一代人面临走进监狱，还“株连子孙”，就业政治审查难以通过。他们所幸回到了社会，要么寸步难行；要么被剥夺了生活的权利。那些曾在体制内下海的创业者，由于2014年以前社保制度实行“双轨”制，养老由国家统包，对这个时期的养老保险，按照视同缴费确认，由于有犯罪记录被取消。视同工龄的丧失，造成有的创业者出监狱后丧失了生活来源。更为可悲的是，他们这种非人的生活，整个社会却失语了，没有人，更没有社会呼吁，正视他们为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作出的努力，给予他们应有的人文关怀。

在高速飞驰的返程中，我的思绪始终难以释怀，历史总是重复着昨天发生的事件。袁崇焕被凌迟、岳飞被杀又昭雪，民众前后都欢庆，难道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难道社会给予创业失败者的就是没有未来，没有生活希望的继续惩罚？

创业尚且如此艰难，那打份工总可以吧。

2020年，我承办了昆明市西山区最大的恶势力案件。在100多名被告中，部分女被告在涉案的华铃汽车销售公司打工。这些人从2018年初被整体抓捕关押，到2020年一审后陆续释放了少数人，最终在终审判决下达时，几乎无一人赦免。几年过去了，法庭审理时的情景我始终记忆犹新。几乎全部女孩都哭诉，公司因车贷扣押客户车辆，索要违约金等发生的纠纷，每次警察上门处理，都以属于民事纠纷，不属刑事，或者治安案件而不处理。大家根本就没有公司业务涉嫌犯罪的概念。可有的女孩子大学毕业才工作一两个月，工资还没有领到，怎么就变成“恶势力”成员了。2021年底，案件几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最终在4年后，女孩子们还是，受到了关多久判刑多久的刑事处罚。

最近，我又承办了一件江苏省的案件，女孩子赵某，出生在中越边境原国家级贫困县少数民族村，靠助学金从中学到大学毕业，是村上唯一考取一本的少数民族大学生。2023年荣获云南省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荣誉称号。在就业艰难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份兼职越南语翻译工作。不曾想，工作没满3个月，这家公司因为假借发邀请函，安排越南人到中国工厂学习，获得中国商务签证，实为在中国工作，主要管理人被以涉嫌组织偷越国（边）境罪抓捕。让女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什么也不懂，刚刚踏入社会，却因打份工也锒铛入狱，前程尽毁。

这种刑法实践中动辄刑事拘留，倒逼审判，人已经关押了，那就关多久判多久的现象何日是尽头。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她们的行为果真构成犯罪吗？如果构成，是否需要启动“宽严相济”的刑法司法政策救济？给予机会不留下案底。

（五）

在一切“为大局服务”的司法政策面前，个人利益又算得了什么！一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短短的三四年间，居然颁布、修改，前后调整了三次。 

为什么我们社会，一批又一批中小企业的创业者倒下了，而且是惨烈的，几乎一无所有的倒下了？没有倒下的，不是在监狱里，就是正在去往监狱的路上？是缺乏救济？还是缺乏制度保护？是社会正处在巨变时期，各种社会问题频出，还是我们对社会治理存在问题？

鼓励民营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大胆试、大胆闯”，涌于争当改革开放先行者的政策，总是在经济形式不好时，一次又一次出台。如此种种博弈之后的“秋后算账”，始终周而复始，在整治社会过程中，大有“冻死苍蝇未足奇”，但又是否存在良莠不分，将存在一定错误的创业者也“虏杀掉”。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创业成功后很多人“跑路”移民海外的原因。

在这些与现实纠缠的思绪中，我想起了不久前，处理的一件管辖异议案件。由于原被告双方在承揽合同中约定解决争议的条款为，“交由劳动局仲裁委仲裁”。一审不问青红皂白，以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应由仲裁管辖为由，驳回原告起诉。上诉到二审却被告知，应撤诉后重新通过特别程序审查仲裁条款效力，否则，驳回上诉。民诉法特别程序的6种受案范围，并不包括仲裁条款效力审查。明明很清楚劳动局设立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能管辖经济案件，案涉仲裁条款完全应当通过一二审程序审查确认无效，却遭遇驳回起诉，造成原告已经保全的财产被转移。这种执法中的教条主义，机械方法还不是极个别少数。

在这种充满问题，危机四伏的创业环境中，又有多少大学毕业生愿意踏入这条充满荆棘，又处处是陷阱的创业之路。难怪我们的创业队伍总是良莠不齐，一定程度不良占据着多数，所以需要不断“扫黑除恶”。为什么本可以运用法的精神矫正的社会行为，一定要开展专项斗争？

针对已经堆积的问题，依靠什么开展整治？新颁布的刑事司法解释，“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这种后颁布的新法，追索过去行为为犯罪，就犹如在创业者头上悬了一把利剑，随时都可能掉下来。这样的规定，不是阻碍了创业积极性的问题，而是将社会择业引向“歧途”。这，也许能够诠释就业者争相进公务员，国企队伍的根源。

列车缓缓驶入昆明站之际，我突然想起前些日子，重读《弟子规》，其中“居有常，业无变”的教导。一个人，只有经历了跌宕坎坷的人生，又回归社会，也许才懂得这个社会选择的深远意义。                               

（2023.12.3于墨尔本）

作者简介：

1989年考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证》，36年间，曾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8年；后调入国家开办的律师事务所从事执业律师工作，办理了一批全国影响重大的案件，多次到北京最高法院出庭，多名委托人被无罪释放，或改判不执行死刑。是律师界知名律师。其间，曾长期担任地方民主党派负责人，政治协商会议（类似议会）委员、常委。撰写的稿件被《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采用。